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　论新时代如何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5篇材料）

第一篇：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　论新时代如何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政府管理”走向“政府治理”，是现代大多数国家政府改革的趋势，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治理体系的有效治理能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重要指示，明确要深入行政体制改革，务必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提升政府执行力与公信力，进而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科学管理水平。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并在大会上提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是来自政府职能部门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表明，必须深化增强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以此推进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辉煌成绩。本文就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与必要性展开探讨，希望为政府提升治理效能和改革发展提供实践路径。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中央集权式的治理结构，在之后的发展中“集权”下分，从而逐渐激发了政府各阶层的积极性。当下，我国经济社会迅速发展，处于转型的重要时期，应当加强我国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进而增强政府治理能力，以此解决转型期各阶段出现的社会问题与利益冲突。从“政府管理”到“政府治理”的这一重要转变，是我党在新时代作出的明智选择，一方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我国当前国情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此举确定了我党未来的治国方略。

一、政府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概述

（一）政府管理与政府治理的内涵

从传统“管理”到现如今“治理”的转型，从字面上看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实际却是一个质的飞跃，它体现了治国理政总模式是包含了权力配置和行为方式的一种重要的转变。可以从主体差异、结构差异、协同度不同、权威性质的不同四个方面，区分其内涵的差异。从主体来看，“管理”的主体是单纯唯一的，一般为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相比较，“治理”的主体就丰富多元，包括政府、社会组织与市场组织等；从结构上，“管理”是政府基于科层制体系而形成的垂直型结构，而“治理”则是多元主体基于合作与分工而形成的网络型结构；在协同度方面，“管理”更多的是政府单部门的封闭式行政，“治理”更多的是政府多部门的协同式行政；从权威性质上，“管理”强调人治，而“治理”强调法治。

（二）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

在我国，“治理能力现代化”一词是在论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时提出来的，关于“政府治理现代化”一词没有统一的范式，主要指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治理强调公正公开、民主参与、法治责任、多元协作等理念。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是指政府在治国理政中需要引领每个行业领域的治理工作，促使它们之间形成携手进步的互动合作关系，实现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建领域治理的现代化建设。

（三）政府治理体系与政府治理能力的关系

可以从两个方面概括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之间的关系：一是

没有政府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不会有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有科学规范的政府治理体系，才能成就高水平的政府治理能力；二是在实际工作中，需要不断提高政府治理能力，才能使政府治理体系的功能发挥至最佳，从而在实践中完善政府治理体系的构造。因此，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完善的过程中，每个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阶段性目标。

二、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性 （一）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

政府在国家治理体系中都起着不可忽视的绝对领导作用，尤其是上传下达党的重要思想和具体实施国家政策时，一线政府都是直接接触广大群众，也是最先了解到政策实施过程中社会和市场的真实反馈和诉求。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会直接影响到当地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核心，对于社会转型时期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政府应当及时回应并作出处理。政府治理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政治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推者和治理者，政府背负着巨大压力与责任。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有效的政府必然是职责有限的政府，必须适应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政府治理能力是我国治理能力和质量体系现代化的核心内容，它不仅对加速建设服务型和法治型社会起着关键作用，而且对强化行政管理及社会治理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革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是完善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前提之下，将市场、政府、社会各归其位，形成互相支撑又相互管控的合作体系，使其无论在任何一种治理模式中，都能处理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解决社会矛盾。最大限度地促使政府职能转变，为开拓创新公共服务管理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国计民生的需要

从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来看，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是国计民生的需要：以微观层面来看，政府有着政策执行者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服务者的双重身份，也肩负着重要的社会使命，其治理能力的强弱将直接影响民众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的体验；从宏观层面上看，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对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安定都有着重要影响。

三、持续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途径

法治社会需要有民主作为依托，缺乏民主或者没有法治的民主是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的，容易发生集权、专制的现象，严重的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走向混乱无序的深渊。坚持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建设，将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政府科学管理水平。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需要政府职能部门放低身段，以尊重平等的姿态服务，促成社会各界之间的合作，政府与社会、公民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民主与法治是推进社会文明和谐发展的奠基石，也是实现社会治理发展的保护伞，一旦出现民主缺乏，社会就会出现走向专制与集权的混乱现象。因此，必须遵循民主原则、法治原则，才能使政府治理高效，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

（一）全面深化改革中推进行政体制机制改革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素是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开展：一是以政府职能转变作为突破口，从政府机构的工作流程、职能配备、执行决策权以及互相协调又彼此制约的行政运行机制着手优化完善，以确保权责的统一性，必须严格管理绩效和落实相关责任。二是为使各项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呈现稳定与成熟，应当构建科学规范、系统完备且能有效实施的制度体系，从而保障政府治理体系能顺畅有序地运行。三是基层政府应该在工作中树立依法行政和权责一致的观念，积极倡导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优良风气，在治理中体现法治精神。时刻铭记所掌握的权力是来自于人民的信任与托付，在工作中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不可中饱私囊、为己所用，杜绝出现各种越权和特权的行为，坚决拥护我党的光辉形象，打造和谐有序的社会治理环境，积极倡导依法行政的价值取向，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二）强化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和法治程序，提升科学化管理水平

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是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推行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和法治化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重要体现，是国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社会和谐和人民幸福

安康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要始终把政府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作为衡量和评价政府依法行政和行政执法能力的重点，提升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水平。如果没有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和法治化，就无法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三）积极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政府现代化治理

近十年来，我国许多地方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探索方面，已经蕴含了引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理念。现代治理理论表明，政府为达到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目标，需要增强多个主体间的无障碍沟通，清晰分布各自应当承担的任务职责，进而有效促进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地发展。多种治理主体的参与，改变了过去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单向性，而且有效控制了行政权力因膨胀造成的社会风险。首先，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能激发全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水平。其次，多元合作模式有别于一元治理模式，是一种比较科学的治理模式，特别是当下社会各行各业利益的诉求呈现复杂和分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紧密，这对今后实现社会协同治理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充分发挥政府工作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政府工作人员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特殊时期，群众利益诉求多样化，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社会管理日趋复杂，因此，对政府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一是全面加

强党建理论的学习，提升解决社会矛盾和处理问题的理论水平和能力。二是不断进取，从各方面提高工作能力和个人素养。三是更加具备服务人民、掌握政策、落实政策、开拓创新的工作素养，在工作实践中不断优化自身的综合能力。四是强化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担当的精神、过硬的专业能力以及善于发现问题处理问题的素养。为监督促进政府工作人员的工作成效，可以优化绩效考核，并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监管责任制。政府职能部门承担着治理社会的重要职责，政府工作人员个人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政府治理的成效，必须做到既不越权，也不当“甩手掌柜”。

1.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政府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服务意识要以人为本，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要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上，围绕着激发和调动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开拓性地展开工作。由此可见，民生问题不仅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且影响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为牢固树立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应该做到“两个必须”：第一，必须强化现代治理理念，认识到稳定和谐的治理局面必须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第二，必须明确公权力是来自民众、服务于民众的重要思想，抛弃陈旧观念，以维持个人权力为主的政绩观念，应当切实把思想意识统一起来，服务百姓，服务社会。

2.完善干部任用考核机制。适应新时代新任务新要求，领导干部需要提升各方面的工作能力，因此必须在原有基础上优化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议从干部任用及考核两个方面进行。在干部任用考核体系

中，需要特别重视法治政绩的考核，对那些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类难题的干部，尤其是坚持将法治思维和方式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的干部，要给予肯定和优先提拔。要在各级干部中明确，只有善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才能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将领导干部考核评价作为衡量领导干部依法履职尽责的重要标准。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教育引导广大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满怀激情地投入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

3.强化权力监督问责机制。我国目前对权力制约和问责体制在逐步完善和加强，对各阶级领导干部提出了加强法治思维能力的要求，着重强调让人民监督权力，强化法治手段。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把对权力的科学配置与对干部的有效监督结合起来，把事前、事中、事后监督结合起来，把党内监督与党外监督结合起来，不断拓宽监督渠道，改进工作方法，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推动权力运行的制度化、规范化和公开透明，给各级领导干部行使权力戴上了“紧箍咒”。

（五）加强培育和科学管理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是为实现特定目标而建立的共同活动的群体，与政府组织、经济组织并列。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和社会组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组织可以说是国家治理有效方法中的重要主体，也是重要推动力量。在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社会治理格局的重任中，不能小觑社会组织所发挥出的能效，这不仅为社会组织的发展规划带来了

新契机，同时也对我国所有的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近年来，随着社会组织的活动专业化越来越强，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对社会组织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建立专业人才职称序列对稳定专业人才、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促进专业人才队伍结构不断完善具有重要作用。针对上述问题，政府应该加快社会组织人才队伍建设：一是对优秀的社会组织实施更多的大力扶持举措。这是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方法，既能实现社会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能使我国社会治理取得更大成就。二是我国社会组织种类繁多，功能千差万别，应当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一批能满足老百姓日常生活需求，高质量、信誉佳，开展服务细致入微的社会组织。三是规范社会组织的管理，必须进一步完善扶持社会组织的政策体系，社会组织开展服务性项目应遵循自愿、公平、公开的原则，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从工作开始前的准备阶段就必须一丝不苟按照工作规范一步一个脚印来落实完成，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自律、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四是进一步加强工作指导。通过开展高质量的专业人才培训的方式帮助社会组织提高服务能力，扩大组织人才队伍，进而促进社会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其在加强服务能力上下功夫，通过对市场需求的清晰认识来主动参与社会发展。为促进社会组织规范运行，提升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能力，推动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还必须切实加强专项检查和社会监督。

（六）运用大数据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可以有效利用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作为新兴技术，不但可以整合碎片化的政务数据，还可以克服条块分割、信息壁垒等问题，要实现政府内部的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提升，离不开政务智能化系统建设。在大数据赋能的作用下，各级政府统筹协同、各司其职，可以有效集成各类信息资源、快速形成优质信息聚合，从而实现治理职能的配置优化、工作流程的科学可行、操作步骤的简化合理、运行质量的全面提升。良好的数据分析不但可以透过表象揭示大数据信息背后错综复杂的关系本质，更重要的是能够揭示更多的隐藏价值，使舆情预测更加准确，使政府决策更加科学合理。要推动政府决策由过去的经验型、估计型向数据分析型转变，最终实现政府决策机制再造，并借助大数据打造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智慧政府，提高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此，政府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对舆情信息进行全面搜集与分析，找到民众关注焦点，判定舆情变动级别，预测公众态度走向，挖掘大数据背后的舆情趋势，最终为政府决策提供技术服务。

四、结语

推进政府治理体系与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构建一个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的国家的需要。必须深入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党的方针、路线、政策，把握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着力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必须放权于社会、让权于市场，实现政府转型的任务，适应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必须注重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使其在互动、多元的治理模式中能够发挥更大作用。总之，要加强政府创新管理，加速职能转变，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下坚实的根基。

第二篇：从“运动型”治理到“可持续型”治理

从“运动型”治理到“可持续型”治理

——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逻辑与路径

作者:王洛忠 刘金发 2012-7-3 来源:《未来与发展》2007年第 5 期

【摘要】“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在于对中国传统治理模式的依赖、对自上而下行政运行体制的遵循以及将短期政绩作为政府治理目标的错位, 最终表现出治理效果不明显、公共权力异化、政府公信力下降等弊端。“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治理模式, 遵循既定的制度、规则和程序, 涵盖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参与治理和长效治理等理念。实现“运动型”治理向“可持续型”治理转变, 确保公共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改进, 是转型期中国公共治理模式嬗变的路径与方向。

【关键词】运动型治理;可持续型治理;路径转换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全面转型,各种利益矛盾和社会冲突不断涌现并积聚。传统的“运动型”治理已经无法对复杂多变、日益专业化的公共事务作出快速反应和有效处置, 在理论上逐渐出现了“公共治理范式危机”,在实践中亦无法形成一套公共治理的长效机制。“可持续型”治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治理模式, 在理论上将实现公共治理理念与范式的转换, 在实践中将增强政府对公共事务的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能力, 并在此基础上真正推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嬗变与创新。

一、“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与主要弊端

(一)“运动型”治理是政府公共事务治理的传统模式

从名称上来看,“运动型”治理称谓繁多。从经济建设领域到刑事(行政)执法领域, 再到社会治理领域, 各种口号式、运动式的“突击检查”、“行业整顿”、“集中整治”、“统一行动”、“严打”等“专项治理”行动层出不穷。

从过程上来看,“运动型”治理的大体程序如下[1]: 首先, 有重大社会问题发生, 引起有关部门和领导的高度重视;然后, 上级领导作出重要指示,下级主管部门召开紧急会议, 出台“从重、从严、从快”处理特定事件的专门文件, 部署专项整治行动;进而, 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联合在一起, 在全行业、全系统、全地区范围内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动员, 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行政检查和行政处罚行动, 雷厉风行地对不法行为进行集中清剿;同时, 为了确保治理的成效, 上级领导以督导、检查或验收者的身份对下级主管部门的治理成果进行验收;最后, 开会总结表彰, 撰写成果报告, 向全社会公布“专项治理”的一系列数字, 宣布整治取得丰硕成果。

从本质上来看, 尽管“运动型”治理可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 但它是一种“无规则可循或有规则不循的非常态化管理,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同政府的行为随意, 政府的一些官员办事因人而异有一定的相关性”[2]。当这种针对特定事件, 集中大量人力、财力、物力, 在特定时间、空间进行飓风式大检查、大整顿的治理方式较为普遍时, 我们不得不承认“运动型”治理俨然已成为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常见模式。(二)“运动型”治理的逻辑根源

1.从传统的社会治理路径来看,遗传下来的体制框架使中国公共治理产生了严重的“路径依赖”。建国以后,中国公共治理的制度供给严重匮乏,国家不得不采取高度控制的集权模式, 政府治理手段和治理行为带有相当的随意性。“运动型”治理在响亮口号的鼓舞与广泛社会动员力量的支持下, 以极大的力度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进行控制和打压, 以取得暂时的管理成效。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法制建设得以加强, 公共治理的制度供给不足态势极大改观。但是,“运动型”治理的思维逻辑仍然根深蒂固,政府的治理行为并没有随法制建设的改善而完全走向规范化, 对具体的社会问题仍然倾向于采取“运动型”治理模式。中国的公共治理陷入了“突击解决-迅速见效-问题反弹-再突击解决-再反弹”的恶性循环之中。

2.从现行的体制逻辑来看,“运动型”治理是积极落实上级领导指示与命令的应然表现。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 公共治理模式实际上是沿着人治向政策之治、再向法治转变的路径不断演化。尽管中国正努力构建一个法治社会, 但是公共治理模式没有完全实现从政策之治向法治的转换, 在实践过程中仍带有强烈的人治色彩。“运动型”治理的动力机制来自上级领导对某一社会问题的高度重视。如果说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是因为 治理机制缺乏以及规章制度不健全导致公共治理失范的话, 那么在转型期, 虽然治理机制不断优化,规章制度不断完善, 但是执行权威不能够坚持规范, 造成治理的混乱和失效。公共治理无法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所带来的各种冲突予以有效地回应, 只能在“无所作为”和“运动式”整治两极之间徘徊, 期望的社会和谐也只是治理过程中短暂的一瞬, 难以持续。3.从政府行为的动机选择来看,“运动型”治理意味着政府将短期的“政绩”目标作为其行为的出发点。众所周知, 公共治理机制不能建立在过于功利性的基础之上, 必须超越公共部门自身的私利。一旦制度建立在功利性的基础之上, 那么随着官员个人利益的凸显与变化, 公共治理机制必然是多变的、脆弱的, 并且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在“运动型”治理过程中,部分政府官员往往倾向于强加某种秩序, 发布种种指令;力求树立在传媒中的形象, 搞象征性的政治, 大张旗鼓地宣传其治理“政绩”, 把政府工作中更为实际的要素放到一边[3]。以功利性为出发点的公共治理运作模式必将陷入“合法性危机”, 更无法达到公众期望的善治状态。(三)“运动型”治理的主要弊端

“运动型”治理依赖政府强制性的公共权力, 通过特殊手段取得阶段性成果、获得令人拍手称快的“治理政绩”, 满足了政府治理公共事务的一时需要。但是, 由于这种“运动型”治理缺乏稳定的制度基础, 不存在有效的治理结构, 由此凸显出诸 多弊端: 1“.运动型”治理不仅行政成本高, 而且大多治标不治本, 治理效果差。在“运动型”治理框架内, 政府往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事先缺乏全面、科学的研究与规划, 盲目调动人力、物力、财力, 必然造成行政资源的极大浪费, 行政成本高昂[4]。政府对某一特定问题的过度关注往往以牺牲日常事务的管理为代价, 暴露了职能部门日常管理工作的“不作为”, 使得特定公共问题久拖不决, 特定问题看似解决, 但只是一时之效。周期性、阶段性的“运动型”治理强化了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突击检查”与“灵活应对”策略框架下的博弈行为, 对违法者的威慑效用递减, 降低了公共治理的整体效益。“淮河治污”就是“运动型”治理失效的典型。运动式治理中的高效运转、协手联动, 由于并没有形成日常的制度规范, 在运动过后就变成了推三阻四, 低效低能, 结果 10 年治淮, 成效不彰[5]。

2“.运动型”治理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作风, 强化权力寻租行为。“运动型”治理动辄把问题“上升到政治高度”, 由此助长了公共治理的随意性、形式化和政治化, 使得治理手段缺乏必要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法律沦为公共治理的工具, 而不是约束政府行为的规范。治理的随意性意味着公共权力缺乏法律的规制与社会的监督, 关于利益再分配的治理政策频繁变化,为权力寻租提供了适宜的温床。公共权力不但没有实现为公民提供公共服务的目的, 反而让部分公共治理主体将其部门化、个人化。一个 显著的例子就是对“网吧”的“运动型”治理,其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寻租空间。部分执法部门疏于执法、怠于履行职责,对问题避重就轻, 甚至为违规经营者架起“保护伞”。一旦发生重特大事故便进行“地毯式”检查, 不论合法还是非法经营, 一律“全行业停业整顿”。而整治运动的期限一过, 非法经营仍旧相当普遍。

3“.运动型”治理容易违背法治原则, 危害个人权利。“运动型”治理的临时性、运动性、反复性特点与法治的稳定性、规范性、确定性要求背道而驰。“运动型”治理是一种事前疏于管理、事后矫枉过正的治理方式[6], 它用临时政策、口头指示代替长久生效的法律原则和制度规范, 使得法律制度变成了可松、可紧、可宽、可严、可硬、可软的橡皮泥。

在政府管理实践中,“运动型”治理不但难以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 而且时常法外行事, 侵犯公民个人合法权利。这方面最为明显的例子莫过于“严打”。在政策运行过程中, 有些部门对“严打”政策目标定位模糊,将其作为纯粹的政治性任务来抓, 使法律变得过于随意, 更有甚者竟突破法定刑限度, 不仅对严打范围内的犯罪分子施以重刑, 而且就连一般刑事犯罪在严打期间也常常从重处罚, 实行“水涨船高”;把衡量严打成效的标准界定为“抓得多, 判得重”[7]。案件审理重效率轻程序, 办案质量下降, 公正性不足, 个人的正当权利难以得到有效保障。4“.运动型”治理将对自发秩序与一般规则产生严重破坏。哈耶克认为,社会秩序分为“自生自发的秩序”和“人造的秩序”。导向自生自发秩序的协调与和谐, 必定涉及到一般性规则的问题, 如果要达到社会的自我协调,那么社会秩序的参与者就必须共用某些规则并严格遵循这些行为规则。相反,“人造的秩序”则是一种命令与服从的等级关系, 在这种关系中, 命令详尽地规定了每个成员的具体活动[8]。“运动型”治理试图通过行政权力构建某种强制性秩序, 但却破坏了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市场秩序。强制性秩序无法成为约束个人行为的规范, 反而为违法者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平时的违法行为不会受到惩罚,“运动型”治理期间只要采取游击策略, 便可逃避惩罚, 由此导致社会秩序极度扭曲;强制性秩序也无法成为政府官员恪尽职守的规范, 反而为部分官员逃避公共责任提供了借口:平时可以怠于履责, 关键时刻只要来个“集中打击”、“轰轰烈烈的大会战”就可以制造出“规模效应”、“眼球效应”, 取得不俗的“政绩”, 由此导致政治秩序严重失范;强制性秩序更无法成为市场规范运行的制度性基础,对市场秩序的极左或极右整治显示出这样一种奇怪现象: 问题发生之前, 是“政府最小化”状态, 政府对市场上发生的破坏游戏规则行为听之任之, 无所作为;问题发生之后, 是“政府最大化”状态, 政府几乎耗费所有的资源去应对某一问题, 整个市场规则为此停摆, 政府与市场为此都付出了太多的代价[9]。5“.运动型”治理将会削弱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其强烈的公共责任意识, 而这种公共责任又带有明显的时间维度, 即构建公共事务治理的“全天候”长效机制, 从而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一旦政府以“运动型”治理作为其实现公共责任的逻辑出发点, 单纯依靠行政强制力对公共事务采取应急之策, 那么就不能不让普通公民生疑: 既然一抓就灵, 为何平时不抓?倘若对违法现象“露头就打”, 何以会“养鼠成患”? 这种疑问容易使公民怀疑政府是否有纯洁的行为动机与足够的治理能力, 久而久之, 它给人们带来的不是对法律的信任, 而是蔑视;不是对权力的警惕, 而是崇拜;不是对政府的爱戴, 而是恐惧[10], 最终将破坏公众对政府治理的信任和支持,破坏公共管理者的社会动员能力。

二、“可持续型”治理的具体内涵与根本特征

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选择,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 实现“运动型治理”向“常规式治理”、“制度化治理”、“一般性治理”、“常态管理”、“日常管理”、“长效管理”、“精确管理”、“正规化管理”、“规律性治理”的转变, 等等。这些理念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但是概括程度不够, 有的只是换个说法而已, 并没有为政府治理实践变革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视角, 反而给人一种内涵模糊的印象。

“可持续型”治理作为政府治理思维和行动的替代路径, 是我们重新思考有效的政府治理新模式的催化剂;它是遵循一 系列制度、规则和程序的结果, 是对政府治理时间维度的深刻诠释, 是一种“前瞻式”的治理态度、治理思维和治理路径;在概念上涵盖了制度治理、依法治理、参与治理和长效治理等理念;它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未来视角, 激励公共管理者实现从内在管理理念到外在管理行为的全方位变革。

“可持续型”治理与“运动型”治理的根本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公共治理的逻辑基础不同

“运动型”治理以政策、口号作为政府治理行动形式合法性的基础, 而政策、口号带有强烈的意志性, 只具有短期的适用性, 甚至不同时期会出现反复和自相矛盾。因此, 政府不能仅仅依靠政策和口号进行公共治理,而是要制定并遵循具有确定性、普遍性与权威性的制度、规则, 并以这些制度、规则作为公共治理的基础。“可持续型”治理就是以制度、规则作为政府治理行动实质合法性的基础, 政府治理机制的运行遵循法律制度、社会制度、伦理制度和市场制度的规范。更重要地, 以制度、规则为基础的“可持续型”治理可以防止政府管理行为的随意和混乱, 确保“政府所采取的每一特定强制行动的正当性, 必须源出于一般性规则”[11], 最终实现政策治理向制度治理的路径转换。(二)公共治理的逻辑依据不同

“运动型”治理囿于传统的行政观念, 强调行政权力的工具价值和目的理性;强调行政体系的纵向管理职能, 强调行政 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管理和服从关系;强调行政行为的“权力”要素, 强调行政行为的单向性、强制性[12], 强调公共治理的“权力行政”价值, 最终导致“权力”迅速膨胀,“法律”日益萎缩。法律的严肃性、强制性和威慑性降低, 其代价则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扭曲、依法行政和以法治国的弱化。“可持续型”治理则将法治作为行政权力运行的前提、作为政府治理实践的原则, 强调行政权力的价值理性;强调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服务和需求关系;强调法律不但规范公民的行为, 更制约政府的行为;强调公共治理的“权利行政”价值, 从而纠正了“运动型”治理对行政权力的错误理解, 最终实现权力治理向依法治理的路径转换。(三)公共治理的逻辑方式不同

“运动型”治理是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治理模式, 往往从政府管理者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 表现出“由内而外”的特点, 缺乏对公民需求的有效回应。而现代治理理论则认为, 公共治理并不是政府的专利, 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不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权威和制裁, 公共秩序的建立是相互影响的行为者积极互动的结果。“可持续型”治理秉持这一理念, 强调公共治理中公共和私人机构的共同参与, 强调多元治理主体在公共管理过程中的参与、互动与合作, 强调各行为主体在变化不定的环境中对公民需求作出有效反应的行为能力, 表现出“由外而内”的特点, 最终将实现单一中心治理向多元参与治理的路径转换。(四)公共治理的逻辑着眼点不同

“运动型”治理着重公共治理的产出数量, 在产出既定的情况下, 治理必须投入大、费时短、见效快, 从而迅速打造“政绩工程”。“可持续型”治理在重视公共治理产出数量的同时, 更重视产出的质量, 认为公共治理是一个集中解决现实问题并满足社会需要的持续互动过程,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活动, 更不是一种机械的运动。在这一过程中, 治理是前瞻性的思考、战略性的规划、持久性的行动、系统性的改进, 最终实现低效治理向长效治理的路径转换。

三、实现“可持续型”治理的路径转换与机制创新

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 政府要想对全天候发生着的、日益专业复杂的公共事务作出积极回应与有效治理, 就必须重新思考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 政府要想以有效的机制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真正满足社会公众的多元需求, 就必须转换治理模式, 提高治理能力, 保证公共治理的可持续性。

(一)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可持续型”治理是中国公共治理的优化选择

有效的公共治理模式能够保证公共秩序和集体行动的规范。“运动型” 治理过分强调政策、权力在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试图通过政府单中心治理构建行政强制性秩序, 尽管能够获得短期的、甚至是“巨大”的收益, 但这种收益往往具有不可持续 性, 长期来看必将造成集体行动的失范和社会心理的异化。“可持续型”治理则拒绝眼前利益和机会主义, 通过完善治理机制和制度规则, 构建公共治理行为自我约束、自我规范的基础。一个拥有适宜的制度和政策的政府, 能够以相对低廉的成本维持充分的法律和秩序, 以促进经济发展[13], 走出公共治理低效率和高成本的困境, 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期待, 创造持续繁荣的未来。

(二)从价值取向与行为导向的角度看,“可持续型”治理模式强调公共服务的优化与公共责任的承担

“运动型”治理描绘了部分公共管理者服务自我、为(替)民做主的权力本位型公共治理的景象。然而,“在民主政治环境下, 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 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14]。政府合法性的来源是其高度的公共责任意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积极有效的社会回应。公共治理模式要“激励人们去做那些有长久效益的事情, 而不是仅仅做那些立竿见影的事情”[15]。与“运动型”治理相反,“可持续型”治理坚持这样的价值取向与行为导向:公共管理者不是统治、控制、管理社会的主体, 而是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主体;公共管理者的服务意识与责任行为是公共治理过程中的必需品;必须实现以人为本的权利本位型公共治理。

(三)从实践操作的角度看,“可持续型”治理需要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予以保障 1.公共治理要摆脱对传统路径的依赖, 就必须构建科学有效的治理机制。首先, 明确政府在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行政体制改革, 实现政府治理行为的法治化、规范化。关键在于建立具体而有效的法律、制度保障机制, 使政府治理遵循各类法律、制度、规则的约束, 让政府的职能、政府的权力、政府的规模、政府的行为等都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有效遏止有法不依、侵害公民权利等政府失范行为。其次, 对公共事务的处理必须有详细的计划、规划、方案, 公共政策的变化始终要围绕“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杜绝“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现象。再次, 政府行为过程必须公开和透明, 接受公众的质询、监督和评价, 既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府管理和决策的参与、监督意识,又强化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责任意识。

2.建立并完善政府治理绩效的科学评价机制, 强化公共部门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目的的长效治理行为, 弱化以追求政绩为目的的短期投机行为。现有的政绩评价机制重视对显性政绩和数据报表等方面的考核, 缺乏对政绩成本的定量评价;重视上对下的绩效评估以及官方自我评估, 缺乏下对上的绩效评估以及民间第三方评估。政绩评价机制的缺陷使得公共部门往往追求效率等短期政绩目标, 忽略了对合理运用公共权力以实现其他有价值的公共目标的追求。由此可见, 要保证“可持续型”治理机制的有效运行, 就必须建立并完善政府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实 现定性考核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经济性指标与社会性指标相结合、官方评价与民间评价相结合, 从而对公共部门的治理绩效作出客观、全面的评价。

目前, 中国公共治理模式正按照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目标进行根本性的变革, 在治理的逻辑思维上更富有前瞻性, 在治理实践中更为科学理性。在一个全球化和不确定因素均日益增加的时代里,“运动型”治理不但成本高昂, 而且效益低下;它寻求对社会的有效控制却失去了和谐;它寻求强制性的社会秩序却陷入了混乱;它显示了行政权力的强大却降低了治理过程中的创造性与多方参与;它在被动应对公共事务的同时, 削弱了公共组织的适应能力。而“可持续型”治理则主动回应了上述问题, 实现了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优化, 必将推动公共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与公共治理绩效的可持续改进。参考文献(References)[1] 童大焕“.运动执法”何时了[EB/OL].Http:// [2]张华青.社会公共管理必须从运动化范式走向常态化范式[J].探索与争鸣,2003(11):26 [3]俞可平.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46 [4]朱晓燕,王怀章.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J].青海社会科学,2005(1):137 [5]刘效仁.淮河治污:运动式治理的败笔[J].生态经 济,2004(8):25 [6]朱晓燕,王怀章.对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反思——从劣质奶粉事件说起[J].青海社会科学,2005(1):136 [7]游伟,谢锡美“.严打”政策的回顾与科学定位[J].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4(1):50～51 [8][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17～18 [9]毕舸,翟明光.劣质米粉抖出救火式执法弊端[N].华西都市报,2004-11-16(A02)[10]姜峰.从“运动”走向“规则”——对“平安”话语的思考[J].青年思想家,2004(5):62 [11][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M].邓正来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272 [12]陈保中.权力边界、政府信用与行政法治——以对“网吧”的治理为例[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2(6):62 [13][美]曼瑟·奥尔森.权力与繁荣[M].苏长和,嵇飞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3 [14][美]乔治·弗雷德里克森.公共行政的精神[M].张成福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203 [15][加]加里斯·摩根.驾驭变革的浪潮: 开发动荡时代的管理潜能[M].孙晓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08

第三篇：从乡镇治理看政府改革

从乡镇治理看政府改革

赵树凯

2005年，中国农业税全面取消，基层政府的活动内容和日常行为发生重要变化。但是，基层政府的制度环境没有改变，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也没有改变，政府运行机制的根本变革仍未触及。透过乡镇治理的艰涩局势，人们似乎痛苦而无奈地发现，政府改革进入了一种“锁定”状态。政府运转的固定方式和机制，在不断地重复再生、勉强维持，导致功能障碍，难以出现真正的政治发展。

一、背景与问题

乡镇政府作为政权体系的重要一环，不仅是中国政府体系和政治体制的延伸和缩影，也是中国农村变迁、国家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内在要素。可以说，无论是对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考察探索，还是对于中国政府与政治的分析判断，乃至对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审视解读，都绕不开乡镇。

1．乡镇政府与“三农”问题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些年里，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连年徘徊，生活艰难；农村社会发展可以说全面滞后，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农民对于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明显下降，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空前紧张，冲突事件逐渐增多。这期间，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在政府的“认识”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实际工作来说，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政府不仅在整治农民负担过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农民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严重歧视农村，对农民流动就业横加打压，更使农民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这些现

象也引发了海内外观察家对于中国“治理危机”问题的关注和研究（Minxin Pei，2002；Susan Shirk，2006）。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切实重视解决农村问题，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为政策取向。一方面，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如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粮食生产等，也包括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增加政府投入。这些措施不仅显著地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高度重视保护和张扬农民的权利，包括断然废除主要针对进城农民的“收容遣送条例”，取消限制农民流动就业的若干歧视性政府规定，也包括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征地过程中对农民利益的侵害等。因此，随后几年，农村经济迅速复苏，农村中的若干冲突和危机因素获得化解或者有效抑制。

但是，政策导向转变，支农惠农措施增加，并不表示“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已经近在眼前。从“三农”问题产生的角度看，除了政策性因素外，过去若干年农村出现的严重问题，基层政府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三农”问题的尖锐性主要是通过基层政府和农民的冲突展现出来的。分析问题时，把乡镇政府作为一个重要角度显然非常必要。从解决“三农”问题的角度看，政策导向虽然源于中央，但是，政策推进必须依托基层政府，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环节。从功能上看，构成中国基层政府的是县（市）和乡（镇）两级政府，这两级政府的运行密切结合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乡镇是县市政府的执行机构。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节能否当此重任，不论在农民那里还是在社会上，都还有疑虑重重。基层政府运行仍存在根本性机制问题。

可以说，在中国改革的道路上和图景中，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清晰答案，这就是政府问题。政府问题的深刻性、严峻性集中地通过乡镇政府的运行表现出来。乡镇政府出现的问题，并不局限于乡镇政府本身，恰恰相反，乡镇政府问题如同冰山之角。不论是寻找“三农”问题的根源，还是探索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都必须深入研究乡镇政府。

2．乡镇政府与政府体系

显然，把“三农”问题全部归咎于基层政府是不公允的，因为问题的深处是政府体制甚或政治体制。在此，有必要廓清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一是，乡镇政府不能被完全看做是中央政府的直接代理，因为中央政府或者说“国家”很难直接控制乡镇政府。乡镇政府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不仅可以“选择性”地执行政策，通过一系列应对办法来规避上级考核和管理，而且，还能够根据自身利益不断卷入社会的利益博弈中，甚至直接与民争利，具有明显的“自利性”。所以说，中央政府政策导向的变化，并不必然导致基层政府运行的根本改变，也并不必然带来“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近年来政策改善与基层治理困局之间的巨大反差，也为此提供了新的论据。二是，尽管直接对基层治理问题负责的，应该是乡镇政府；但是，乡镇政府之所以出现问题，其根源还在于政府体制。乡镇政府在国家权力结构和基层社会网络中的定位，其组织架构、管理制度、职能配置以及运作机制，都离不开政府体制的约束。因此，探索基层政府问题，离不开对政府体制的检讨和反思。

翻检正式的制度和法律，基层政府体系无论是在权力的配置上，还是在功能的设置上，都显得平衡而完备。但是，实际运作并非如此。一方面，基层政府的诸多行为，特别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行为，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制度规范。基层政府 “无法无天”，大量的矛盾冲突也由此滋生；另一方面，已有的诸多制

度规范被搁置，并没有得到贯彻和执行。基层政府实际的运作规则，需要从实践和动态的过程中加以把握和理解。从表面上看，政府各项冠冕堂皇的制度得到了落实，运转也很顺畅，能顺利地通过“考核”与“检查”。但实际上，制度所涉及的其他主体和对象（如社会公众、社会组织等），对于制度的运转却很少卷入。以基层政府的“政务公开”为例，中央政府推广这一制度的初衷，在于保障基层社会和公众的知情权，让基层政府接受公众监督。公众是监督的主体，而基层政府是公众监督的对象。但实际上，政府虽然也会公开部分政务，但哪些部分公开、哪些部分不公开，往往取决于政府意愿而非公众需求。最后往往是大张旗鼓地公开，但与公众的监督无关，只与基层政府应付上级的各种检查和汇报有关。这样的制度运转对于下级政府应对各种上级检查是必要的，但对于社会而言却形同虚设。

在政府体系中，“下级”与“上级”仍然是两个相对的概念。考察发现，在现实生活中，上、下级政府往往通过开展“合谋”来应对更上一级政府的检查监督，乃至建立“攻守同盟”和利益共同体以应对来自外部的压力。由此可见，乡镇政府运作机制，折射出政府体系的特点与缺陷；而探讨乡镇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角色和功能，也不能离开对政府体系的分析。

3．乡镇政府与“国家-社会关系”

“三农”问题，包含农业、农民和农村三个向度，涉及农村经济、农村社会和农村政治三个层面问题。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这并非问题的全部。生产发展了，收入增加了，农村社会并非必然稳定，农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也并非必然上升。总体上看，农村面临的根本的问题在于如何构建稳定的基层生活共同体。对于乡镇政府来说，不仅需要维护基层社会的公共秩序、组织提供基层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也需要设置渠道以便社

会公众表达利益诉求、通过制度来整合和吸纳基层社会的政治参与，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

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乡镇是农村的行政区域，中国农村分隔在超过三万个乡镇之中，每一个乡镇都变成了一个具有政府机构的社会共同体（community）。理论上说，乡镇政府作为国家在乡镇的代理机构，应该执行国家所制定的各项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从而使得国家权力通过乡镇政府得以渗透到基层社会。但是，对于国家权力有没有顺利有效地渗透并控制社会，仍然存在争议。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之前国家权力渗透并控制着社会，而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放权让利则导致地方主义的兴起（Andrew Walder，1986）；还有学者则认为，是上下分隔的、基层蜂窝状（honey comb-structure）的政体结构导致中央权威难以渗透和支配地方，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权力才借助市场的力量扩展到了地方（Vivienne Shue，1988）。

那么，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变成了中央国家的代理、代表中央国家来控制地方和社会，还是变成基层社会的代理、庇护着基层社会免于中央国家的强制？似乎有些吊诡的是，乡镇政府没有成为中央国家的绝对代理，而是具有自主性；但这种自主的利益诉求又与基层社会的公共利益和诉求并不一致，并没有成为基层社会的利益代表。有研究者甚至进一步认为，乡镇基层政权不仅没有实现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帮助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反而离间了国家和社会，成为一个具有很强自主空间的利益共同体。基层政权借用国家的名义侵蚀地方公共利益，造成政权在基层与地方社会分离，从而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失序（张静，2000）。

从乡镇政府来看，政府权力所受社会制约较少。事实上，在乡镇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上，无论是基层政府从农村社会汲取资源和获得支持的能力，还是基

层政府渗透基层社会、有效贯彻其政策的能力，都显得相当有限。此外，在基层社会对乡镇政府的影响上，一方面，基层政府缺乏嵌入性或融入性

（embeddedness），并没有通过参与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获得社会成员的信任和认同；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各群体对于基层政府又产生了不均衡的影响，这种影响受制于非制度化因素，具有不确定性，使得基层政府为特定利益所左右，缺乏必要的超越性。有学者在解释中国经济发展时指出，地方政府和企业相互嵌入，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Jeanc Oi，1995）。地方上的基层政府为特定的利益张目，形成了它在基层社会的利益冲突格局中“与民争利”的局面，成为诱发基层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大量上升的征地冲突中，往往能找到基层政府在其中的重要角色。

由此，就产生了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为什么乡镇政府与法定的制度规范之间出现了如此大的偏离？

第四篇：校车治理与政府责任

论校车治理与政府责任

摘要：从校车的定义入手，阐述校车的作用，陈述我国近年来发生的校车事故，分析校车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阐述政府责任在校车事故中重要影响。按照政府责任性质的不同，将政府责任分为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将我国国内校车的不同状况进行对比，说明校车安全是可以实现的，将我国的校车与国外校车相对比，指出我国在校车治理方面的不足之处，说明政府在公共事务处理中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责任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地位急需实现。

关键词：校车事故，校车治理，政府责任

一． 校车事故与治理

1.校车的内涵及标准

校车是指运送学生的车辆，要求安全，上下车便捷。校车在发达国家比较多见，在我国还不是很常见。国家标准委员会日前发布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该标准旨在提高小学生上下学的安全性。

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小学生校车安全标准，通常由适用于成人的客车直接接送小学生或者简单改造后成为“校车”。

专用小学生校车是设计和制造上专门运送不少于10人的小学生校车，且应有统一标牌。为确保小学生的安全，专用校车标准要求每个小学生座位必须安装安全带，如果车上装有能开启每个座位安全带的集中控制装置，其操纵件应在驾驶员可操控范围内，并且该装置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影响每个安全带的正常操作功能。

标准还要求每辆校车上至少应安装一个照管人员座位，当座位数超过40个时，应至少安装两个照管人员座位。

专用小学生校车还必须安装汽车行驶记录仪，该装置俗称“汽车黑匣子”，可对车辆行驶速度、时间、里程以及有关车辆行驶的其他状态信息进行记录、存储，并可以通过接口实现数据输出。

此外，标准还对校车座椅、出口等给出具体要求，该标准2010年7月1日起施行。

2.我国校车事故的发生及其原因

(1).近期校车事故发生简单统计

2011年9月26日，山西省介休市灵石县冷泉村一辆接送学生的微型面包车与一辆大货车相撞。导致7名初中生死亡、2人重伤、3人轻伤。

2011年9月13日，荆州市两名年龄不到4岁的幼儿，被幼儿园校车接到幼儿园门口后，竟被司机和接车老师遗忘在校车上。当日，荆州市的气温高达31℃。在校车内闷了8个小时后，两名幼儿的遗体才被发现。

2011年8月29日,海南省三亚市一名3岁男童早上7时许乘接送车抵达幼儿园后,因睡着而未被司机、老师清点到,以致被遗忘在校车内9小时。直到下午4时30分左右被发现时,男童已经停止呼吸。

2011年7月20日7时10分，大连市开金州新区金石滩凉水湾路段，一辆载着17个孩子的轻型封闭货车与迎面而来的奔驰车相撞，车上的17个孩子均不同程度受伤。此车是幼儿园园长为了接送孩子而雇来的“黑校车”。

2011年4月14日19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化肥厂厂区外1公里处，1辆搭载着6名学生、1名教师、1名学龄前女童的微型面包车，在由南向北驶往312国道途中突然滑出公路，多次翻滚后造成驾驶员和车内的两人当场身亡，并有6人不同程度受伤。

2011年3月，在北京门头沟地区，一辆核定载客49人的客车，载着81名幼儿园师生，以98公里的时速撞上路边的施工围挡，造成一名男童死亡。此客车系某汽车租赁公司所有，而34岁的肇事司机竟有10年的吸毒史。

2010年12月27日，湖南衡南县松江镇东塘村一辆搭载20名小学生的三轮摩托车冲到桥下，造成14名学生死亡、6名学生重伤。

2010年7月，湖北潜江市老新镇一辆塞满23名小学生的面包车与一辆卡车迎面相撞，致10多名学生及司机受伤，其中3名学生伤势较重。该面包车核载7人，是一辆新车，司机周某没有办理校车的相关手续。

2010年6月24日，辽宁锦州市黑山县胡家镇东岔村，一辆由学生家长包租的校车被撞，造成司机和两名儿童死亡，另有七名儿童受伤。

2010年5月21日10时许，甘肃境内连霍高速公路柳忠段东岗收费站一公里处发生一起车辆连环相撞事故，其中一辆车为某小学校车。该事故导致包括5名学生及1名司机在内的8人不幸身亡，另有3名学生受伤。

2010年5月19日上午，广东省潮州市潮安县磷溪镇一名4岁小女孩被村内一家幼儿园的园长接到幼儿园后，被“遗忘”在车内6个小时，后经法医鉴定为窒息死亡。经查，这家幼儿园用的是私家车接送孩子，是一家无证幼儿园。

2010年4月6日，广东省汕头市某技工学校校车与一辆散装水泥罐车和一小轿车发生连环碰撞，造成10人死亡，28人受伤（其中14人重伤）的惨剧。

2010年2月26日下午,江苏省如皋市郭园镇发生一起惨剧，7座的校车内竟被塞进了26个孩子。上车10分钟后,4岁女孩吴忆罗因车厢内拥挤发生呼吸困难,最终不治身亡。

最近最大的一起校车事故莫过于2011年11月16日9时15分在庆阳市正宁县榆林子镇西街道班门口，发生的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向东行驶的陕D-72231大翻斗运煤货车，与一辆向西行驶的榆林子镇幼儿园核载9人，但实际载有64人的校车相撞。当场致5人死亡，其中校车司机1名，幼儿园学生4名。其余受伤人员在送往医院及抢救过程中，有15人因伤势过重死亡，其中老师1名，学生14名。目前，已造成21人死亡，44人受伤。这次特大交通事故给事故发生之后，单纯谴责校车司机是如何不尽责，车速过快且逆向行驶，理由貌似很充足，毕竟有很多超载的校车都没有发生事故。而且当全国各地接二连三地发生校车闷死学生的事件时，忽视校车司机的责任，大谈什么校车安全，更经不起推敲。但“偶然中有必然”，私改车辆充当校车，甚至三轮车、报废车也作校车用，再加上超载的常态，不出事也只能说是幸运。看到被大货车撞成废铁似的“面包”校车，再对比网络盛传的悍马也撼不动的美国校车，如此强烈的反差，已远远超过了GDP上的差距。

（2）.校车事故发生的共同原因

1）车况不合要求。尽管我国2010年颁布的《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明确了专用小学生校车技术要求。但从全国情况看，只有少量车辆符合该技术标准，属于“专用校车”。大部分车辆是普通的营运客车，其中少数为濒临淘汰的车辆，车况不好，安全标准不高。在偏远地区，不少三轮车、面包车、改装车等在无照运营。

2）校车运营模式待改进。目前来看，我国校车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学校自行购买;二是学校与运营公司合作;三是家长“拼车”解决。某媒体管理者吴先生告诉记者，他家孩子坐了9年校车，他也跟着担了9年的心。“校车不是学校的，而是学校联系的普通社会车辆，没有校车标识。作为家长，我们非常希望有专门的校车公司统一经营。”

3）超载严重。超载是校车事故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来自山东省教育部门的资料显示，这与车辆运营成本提高、政府补贴不到位、日常监管不及时、为盈利等诸多因素有关，埋下较大安全隐患。“校车安全的系统治理及其立法研究”课题组副组长、山东交通学院交通法研究中心刘鑫认为，国内大多数校车不是政府买单，由学校、家长自行解决，必然导致为了省钱或获取更多利润而置生命于不顾。

4）司机、随行老师安全意识不够。北京急救中心车管科李铁柱是有32年车龄的老师傅，他告诉记者，事发司机安全意识如此淡薄，真是对自己对他人生命的不负责任。如果老师、司机能多点责任心、爱心，此类悲剧也能避免。

5）多部门管理责任不清，协调不力。我国校车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各部门的责权尚未理清。校车是至少涉及教育、公安、交通三个系统的大问题，但目前，教育系统投入少，由于风险大、责任重等原因，很难真正将校车管起来，而交通、公安系统又属于监督、执法部门，很难真正解决。

3.政府在校车事故中的责任

（1）.是我国缺乏统一的校车管理制度。虽然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已于2010年7月1日出台了首部专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却遭遇了执行难。目前，我国仍未立法强制执行专用校车的使用标准，校车种类五花八门，有学校的，有教育部门的，有企业的，也有私人的。另外，无运营资质、车质差、从业司机素质参差不齐的现象也广泛存在。国内媒体曾多次介绍美国的校车管理制度，美国校车的法律制度基础、标准、资金来源、管理机构、校车的特权甚至连司机的招录等，都有严格的规定。在美国，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便是校车。加拿大、法国、德国等国家也都对校车的管理和使用有着严格的规定。我们要向先进的校车管理制度取经，制定严格的校车生产和管理标准，包括司机的配备也要制定严格的准入门槛。

（2）.政府对校车投入严重不足。目前，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学生数量的庞大，校车资源的不足，这就为不规范校车的产生提供了生存空间，大多校舍简陋，资金不足，配套设施滞后，更谈不上拥有安全规范的校车。因此，在强化包括校车管理在内的校园安全管理的同时，政府必须加大教育投入，承担起购置、运转和维修校车的责任。

（3）.政府监管的缺失。就在甘肃正宁事故发生一个月前，甘肃省还集中开展了校车安全隐患排查活动，对超员载运学生的情况进行整治。很显然，这项整治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近年来，校车种类杂、管理乱、惨剧多，这些现象的背后实则是政府监管的缺位。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交管部门都无法推脱监管不力之责。校车是一项公共服务，保证校车安全也是政府的职责所在，不能以校车问题“难管”为借口而行政不作为。

二． 当今国内外校车现状

1.美国校车撞扁悍马

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每天都有无数汽车奔驰在美国大街小巷。在这中间，有一种车的颜色全国统一且式样也大同小异，这就是校车。醒目的黄色、卡车头加巴士车身，看上去结实又 4 稳重。根据美国校车协会官网上的数据，全美有过半6至18岁的学生乘校车上下学。在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州都有专为校车制定的法律，据说多达500多项。这其中包括对校车坚固性和安全性的规定，包括校车翻滚时的保护、车身连接部分的强度等。一句话，校车必须有“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架”。2006年11月，在美国印第安纳首府，一辆素以彪悍著称的悍马撞上了停在路边的无人校车。结果，悍马半个车体粉碎，校车却安然无恙。自此，美国校车声名鹊起。除了“结实”外，美国校车还很有地位，整个交通要为校车让路。穿梭于城市间接送孩子的校车每到一个既定的上下车点，司机都会先亮起警示灯，然后将标有“STOP”字样的红色八边形指示牌往外一扳。此时，路上往来的其他车辆，犹如见到红灯，立即自觉靠边停车。等孩子们都上下车完毕，校车开走，这些车辆才能恢复通行，总统的座驾也不例外。

2．上海校车连续四年零事故

据了解，从2008年至今，上海中小学校车已连续4年做到了安全“零事故”。据调查，上海目前共有400余所中小学幼托园使用校车共2200多辆，其中800多辆属于学校自有车辆，这些车辆都统一为柠檬黄色的醒目颜色，学生人物造型的LOGO，车身上写有紫色的“校车SCHOOLBUS”字样。

上海对校车的硬件作出严格要求，和其他车辆相比，校车每年还要增加一次安全技术临时检验。校车上路，还要接受交警的随机检查。上海对校车软件管理也同样严格，规定任何学校和个人都不能将校车作为盈利手段。如有违反，经查实，相关司机和学校负责人均将受到经济和行政处分，直至停职。可见上海对中小学校车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实际上，早在2007年开始针对校车管理进行专项整治，学生校车管理也被列入2008年的市政府实事项目中。校车问题，关乎生命安全，需要我们共同重视。

3.中国校车实现真正的安全是可实现的

与美国的校车相比，中国校车的质量真的是令人汗颜，但是，无论如何，上海能够实现连续四年校车零事故，即证明了校车安全的可实行性。所以，政府必然能够在资金技术方面实现校车的安全。只是希望政府的行动效率不要再落后于惨剧的发生频率。

三． 政府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

1． 政府责任的内涵

“责任”一词有三重涵义:其一，使人担当起某种职务和职责；其二，份内应做之事；其三，5 做不好份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的过失。责任有两重含义:其一，责任意谓份内应做之事；其二，责任意谓未做好份内应做之事所应受的谴责和制裁。前者为后者的基础，我们可以称前者为第一性责任，后者为第二性责任。概而言之，“责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所负担的与自己的社会角色相适应的应为的行为和社会成员对自己的实际所为的行为承担一定后果的义务。” 责任包括公民责任和政府责任两大责任体系。作为自然人与法人，主要是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作为政府机关，主要是权力与责任的统一。政府责任是政府属性的本质。没有政府责任，行政权的运行就没有制约，公民权的行使就没有保障，违法行政就不可能受到追究，依法行政就只能是行政机关的一时激情而难以持久。

政府责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最广意义上来看，政府责任是指政府能够积极地对社会民众的需求做出回应，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实现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从狭义的角度来看，政府责任意味着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的义务，违法行使职权时，所承担的否定性的法律后果，即法律责任。

2.政府责任的内容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政府的权力由人民赋予，政府对人民负责。这一政体决定了作为国家权威表现形式的政府具有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政府责任。具体来说，政府的责任主要包括政治责任、行政责任、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四个方面。

（1）． 政治责任。概括地说，有两层涵义：一是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所作所为，必须合乎人民的利益、权利和福利，其决策，也就是其制定的政策与法规、规章、行政命令、决定或措施，也必须合乎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二是行政机关的领导要负责决策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虽然，行政领导并不一定直接去执行每一项决策内容，也不可能全部知晓其属下每个部门所有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但他有责任制定有效的措施，督促、推动其下属按既定的目标行事，以确保决策内容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如果行政领导对其所管辖部门用人不当、管理不力、工作失察，或在发现问题后又不采取有效地补救措施，从而造成重大经济或社会损失，那就是失职，就要承担相关政治责任。

（2）． 行政责任。指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具体行政管理活动和行政系统自组织或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以及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它包括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是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在具体的行政管理活动中所应履行的职责，主要体现为政府能否积极履行其在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中的行政职能；二是政府在行政系统的自组织和自身运作中所应履行的职责和政府工作人员对其本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政府公职人员对行政系统所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是学术界普遍认为探究政府行政责任的一个重点。从积极意义上来说，这种义务和 6 职责强调政府工作人员应克己奉公、尽职尽责，高效迅速地推动符合民意的政策措施的贯彻落实；从消极意义上来讲，这种义务强调政府官员因未履行自己的职责应当承担的否定性后果。

（3）． 法律责任。指政府官员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触犯法律所应当承担的责任。美国着名学者哈耶克曾经指出:“撇开所有技术细节不说，法治的意思是指政府在一切行政活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行使它的强制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物。”法治社会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与生活在法治社会中的普通公民一样，政府也只是法治社会中普通的一个法律主体。如果说政府和普通公民相比显得有所特殊的话，也只是因为政府垄断着公共权力的行使，掌握着比普通公民更多更广的公共资源，因此政府理应更加模范地遵守法治社会的各项法律规范，承担更多的法律义务，履行更重大的法律责任。

（4）． 道德责任。指政府及其公务员依法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时必须承担的思想道义上的责任，也就是指政府及其公务员虽然不违反宪法也不违反法律，但如果其行为明显的与社会公德、秩序、风俗相悖，就应承担道德责任。从道德责任承担主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行政道德责任的内容和其他道德责任一样，也是“他律与自律的统一”。他律，指行政道德主体之外的社会公共监督，也就是违反行政道德者要承受公众舆论的批评和谴责以及对其社会评价的降低。自律，指行政道德主体所坚持的一种信念、恪守的一种情操，这种信念与情操保证了行政道德主体具有高度的道德责任感。它使行政人员在充分履行责任的过程中，获得自我实现的美好感受；在没有较好地履行责任的时候，受到的道德与良知的谴责。他律和自律的统一，就能够使行政公务人员自省、自警，以恪守职业道德。

我们可以说，政府的总体责任与行政人员的个体责任是相当一致的，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法律制度所规定的责任是被动责任，而积极的责任则是道德责任。与其他责任形式不同的是，道德责任的特点是自觉性和主动性的统一，表现为行政主体对责任的自觉认识以及行为上自愿的选择。行政公务人员只有具备较强的行政道德责任意识，才能在法律对其岗位与责任出现空档的时候，更充分地履行其自身应尽的责任。

3.校车事故事件上政府应该怎么做

多起校车事故发生之后，让我们真切的看到了校车治理的紧迫性。在校车治理上，政府应该做到：

（1）.是加强政府监管。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保护他们的安全就是在保护国家的未来，政府部门要把孩子的安全当做头等大事来抓。在义务教育实现了全免费、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之后，人们对教育的需求自然从基本需要向着优质服务转变。校车理应纳入政府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范畴，从根本上扩大教育服务的外延，不应该实行市场化经营和管理。在校车的安全方 7 面，政府应当具有管理意识和责任意识，充当起主导角色，尽快从法律层面明确监管的法理性，确定政府各部门对校车安全的责任和义务。同时，主动出击，加大整治力度，从微观层面杜绝各种安全隐患的存在。

（2）.是加强人大立法。学前教育存在的问题，不仅有校车安全事故，还包括“入学难”、入学贵”、“入学差”以及“小饭桌”卫生等问题。要使学前教育有更好的发展，必须加强立法，加强制度保障。有关部门应启动关于学前教育事业发展问题的调研，并积极创造条件制定《学前教育法》，明确学前教育的责任、领导体制、管理体制、办园体制、办园条件、经费投入、教师责任与权利、待遇等重要法律关系问题，这样才能确保学前教育事业在法律的保障下健康发展。

（3）.是加强人大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有权利也有义务监督政府的工作。人大及其常委会要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加大对中小学幼儿教育、校车安全管理等方面的监督力度，定期开展专题调研，对政府工作中的不足，要积极提出合理化的建议意见，并且对委员审议意见积极跟踪问效。

四．结论

校车承载的是稚嫩的生命，是中国未来社会的希望，而政府作为一个国家的统治机构，是为维护和实现公共利益而存在的，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大监管力度，确保学生的安全，相关部门也要通力合作，共同探讨一种积极、健康的校车机制，同时政府也应优化教育资源的分配布局，让教育经费能够发挥出最大的效益，争取让校车问题不再是人们心中的“老大难”。让校车能够安全的行驶在道路上，也让祖国的花朵能够延续祖国的未来。

参考文献：

蔡放波.《论政府责任体系的构建》[J].中国行政管理，2004，（4）.吴传毅.《社会契约·法律契约 ·政府责任》[J].行政与法，2004，（11）.吕景城.《论政府责任及其实现控制机制》[J].东南学术，2005，（3）.田思源.《论政府责任法制化》[J].清华大学学报，2006，（2）.李铁明.《论强化政府责任》[J].求索，2004，（2）.姚尚建.《国内责任政府研究的历史与现状》[J].学术交流，2006，（4）.张成福.《责任政府论》[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2）.

第五篇：提升取信于民的政府治理能力

提升取信于民的政府治理能力

PX魔咒

从2007 年4 月到2014 年4 月，整整7 年过去了，PX 项目被拒绝驱赶的**在中国频频上演。自厦门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开始，大连、宁波、昆明、彭州、九江、茂名等城市的市民都先后用抗议的方式，试图将PX 项目“逐出家门”。从国民经济和产业经济安全高度来看，发展PX产业，是战略考虑。就像引进大飞机项目将带动一系列下游产业，标志着一个区域的制造业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一样，乙烯和PX 的产量也代表着一个地区石油化工行业的整体水平。但是无论怎样强调PX 项目对于地方经济和产业升级的拉动作用，似乎都不能阻挡公众说“不”。这又是为什么呢？

对此，本刊专访有关专家学者，他们的看法值得深思。

国外PX 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主要得益于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反观国内，环保基本靠一阵风，让人很难相信地方政府能有管好PX 项目的能力

“选择性相信”与地方政府治理能力

现在，人们对PX 越来越敏感，只要一提到这个词，很多人都会闻之色变，接着就是排斥和抵制，唯恐避之不及。PX 项目作为这些群体事件的导火索，地方政府眼中的“摇钱树”，成为民众眼里的“洪水猛兽”。

其实，PX 是英文para-xylene 的简称，中文名称对二甲苯，是现代化学工业的产物，属“低毒易燃”，与汽油、柴油同一级别。经过多年实验研究，国际上没有得出“PX 致癌”的结论，故将其归之于“3 类致癌物质”。这一类物质中包括了茶、咖啡因、糖精甚至人类日常生活中少不掉的食盐，而且论“毒性”，还“屈居”食盐之后。

PX 作为一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在经济、社会、军事等领域，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例如，它解决了自然纤维与粮食争地的问题，其下游产品――各种聚酯纤维替代棉花等原始纺织原料，创造千变万化且造型各异的服装品。中国作为传统的纺织服装生产和出口大国，已成为世界PX 最大的消费国。数据显示，目前我国PX 产能占全球20% 左右，消费量占全球30% 左右。截止目前，中国已投产的PX 项目总产能远远不能满足总量的需求，每年都需要从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大量进口。

茂名PX 项目由茂名市政府与茂名石化公司采取合资方式共同建设，总投资35 亿元人民币，本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好项目。为了给市民做好思想准备，茂名市官方今年3 月开始通过当地媒体密集报道PX 相关内容，还请来专家详细解读PX 项目。但高调宣传和专家释疑非但没有消除市民疑虑，反而引发了恐慌，最终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为什么在中国极具纷争的PX 项目在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却没有任何声音？动辄上街的中国台湾地区人民也不反对PX 项目？难道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人民不害怕“断子绝孙”的PX 吗？

国外PX 项目能与公众和谐共处，主要得益于成熟而严格的环境风险管控制度。反观国内，环保基本靠一阵风，已经很难让人相信地方政府能有管好PX 项目的能力。所以，与其说公众担忧PX 的危险性，不如说是对于政府环保治理能力和诚意的极度不信任。历次PX事件都已说明，单纯的信息透明并不足以保住PX 项目。在当今环保意识日渐浓厚的环境下，PX 绝不仅仅只是一个科学问题。地方政府只有努力提升治理能力才能重塑公信力，最终取信于民。

政府、企业、社会的和谐共赢之路

为何市民与PX 项目间仿佛有着永远难以填平的沟壑？PX 事件的频发，市民的不满甚至怒气，在本质上指向的是环境事件中公众权利长期以来被漠视、被遗忘。反证的其实是政府治理能力的停滞不前。

在“市民社会”逐渐成型且日渐勇于表达关于环境和公共健康诉求的政府治理新环境下，PX 等项目的建设过程中，最不可或缺的就是公众的参与。

从舆情应对措施来看，当地政府通过删帖强行封锁消息的做法显然是应对失据的，效果适得其反，不仅难息民愤，更会使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再度耗损。茂名事件中，民意的呼声是“茂名PX 项目危害当地居民健康，希望停止该工程”，而政府却以“目前芳烃项目仅是科普阶段，离启动为时尚早”做出回应，显然没有从根本上响应群众声音，缺乏诚意，致使民众情绪难以平复。作为地方政府，如何公开透明、程序合理合法地将每个涉及环保的重大项目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大家的意见和建议，建立一个官方和民间互信氛围，是非常关键的。

一个政府除却各种现代政治文明规则赋予的职责之外，还应当有较高的诚信力，这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公众对政府的期望。政府失信，不仅仅是失去政府的公信力，导致公众对但凡涉及政府的公共事件均保持疑虑与质疑的态度，还会使得民心涣散。这些年许多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一再滑坡，濒临“破产”边缘，与地方政府落后的治理理念、治理方式脱不了干系。因此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新找回社会认同，重塑地方政府的公信力。

在把控好PX 等重化工项目安全的同时，地方政府还要加强对社会公众的宣传引导工作，让民众不再恐惧PX，为经济社会发展和PX 项目建设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如由政府和企业共同组织专题活动，传播化学品知识，引导公众对化工产业的正确认识；增加项目建设的透明度，项目建设前需向社会公众公示，并阐明安全环保方面的潜在危害以及应对措施；推广以安全健康、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清洁生产为主旨的“责任关怀”；推动化工企业定期发布责任关怀报告，签署责任关怀承诺书，树立“安全与环保就是企业生命”的理念；在化工园区、化工企业以及城镇居民之间大力倡导“社区意识”，形成和谐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