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者》读后感[五篇]

第一篇：《死者》读后感

不亡的真相

—《死者》读后感

清晰记得第一次读《死者》。乔伊斯之大名鼎鼎，部分是因为其作品晦涩难懂，甚至有人称《尤利西斯》为天书。世上好书无数，何必专攻偏难？所以我从未对乔伊斯产生过什么兴趣。后来机缘凑巧买了一套上下两册的《外国中篇小说百年精华》——其中就收录了《死者》——才有幸偶遇乔伊斯。无奈初遇却不相识，读完一头雾水，根本不明白小说要说什么。唯一的感受是，总算领教了乔伊斯有多难懂。

于是，放下很多年。但，虽然不懂，《死者》神奇的收尾还是在我的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不时，会隐约想起，尝试着琢磨，好似品味记忆中遥远的一抹余香。从未料到，《死者》是一颗种子。从未料到，种子会发芽、开花和结果。而我，在许久以后，几乎把这颗种子彻底遗忘了。

年复一年，不久前的元旦夜难得回家一趟，却是忙忙碌碌的一个又一个新年饭局。在喜气洋洋的热闹过后，走在深夜清冷的归途，忽觉一阵迷茫。躺在床上，想着饭局上的种种。从饭菜的口味，到一张张笑脸，到一户户人家，到一个个人物，到每一个个体所代表的生活，到不同的生活背后所支撑的世界„„是否此刻，他们也像我一样，思绪飘到远方，进入内心的最深处。他们内心的最深处藏着什么珍宝呢？那些他们平时都不会去看一眼，甚至都不会想起的，最隐秘的宝贝。

书架一本本书也是一个个迥然不同的世界。他们的作者更是如此。世界，无限时间轴和无限地理轴的无数重叠，加上同一个坐标经过无数主体的不同眼光映射出迥异的景象。历史与当下，现实与虚幻，物质与精神，个体与大众„„人通过自己有限的学识将它们分割成不同的领域，用不同的词语予以冠名。但事实上，边界如此模糊，甚至重叠，难以分辨。好似一面面双棱镜，各自独立却又融为一体，相互照应，令人眩晕。而最妙的是，大自然以其神力，通过晶石一般有力的规律——真理，主宰着这一切的一切，并且驾轻就熟。

仿佛一瞬间，连自己都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世界错综复杂的形象顿时展现在我的心中。看不清，更说不清道不明。而这副既混沌又清晰的景象存在我心，时常令我深思良久，深陷其中。

而在我看来，乔伊斯的小说《死者》，就是要揭开这纷繁复杂的世界的一角，展现其真相。

昨晚，先看了改编电影《死者》，深感共鸣，于是赶紧翻开原作，再次读来，感慨万分。普遍给乔伊斯作品的定性是意识流，简言之就是想到哪写到哪。但我却不是这么理解《死者》的，我认为这是一段现实生活的忠实写照——因为现实生活，就是这样的。

姑且将小说分成两个部分，前半部分是宴会，后半部分是宴会后。作者写宴会时，是写群像。而宴会后，则着重写了一对夫妻。但这对夫妻只是芸芸众生的代表，是他们还是别人其实无关紧要。因此可以说小说没有主人公，就像生活没有主角一样（又或人人都是主角）。与其说加布里埃尔是主人公，不如说他是贯穿小说的一个线索人物。

宴会上，对话可以隐约反映出当时这群人所处的社会背景。他们谈到政治、宗教、艺术、文化、种族歧视、观念传承等等，每一个话题都有一个广阔深远的领域作为支撑，但谈来都是浅尝辄止，因为这只是一场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重点在于大家今天晚上在这里一起吃得开心、玩得开心。即使某些话语不禁流露出一些人的真情实感，但仅仅通过只言片语无法传递，大家点点头也就一笑而过了。这就是社交，占据人类大部分时间的生活就是如此。然而，宴会后，或者说就在宴会上，人的内心深处埋藏的思想和情感时刻存在，不容忽略。即使我们可以为了礼节而克制一时，到了夜深人静，它们就如同野兽一般冲撞出来，甚

至令人感到恐惧。而这种思想和情感是极其私人化的东西，它被单独埋葬起来，轻易不会显露，而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才是真正的自我。人会感到孤独，恰恰是因为这一部分自我几乎不可能得到来自另一个人的完全的呼应。这在小说的结尾处显露无遗。夫妻俩人内心的错位导致强烈的陌生感。加布里埃尔不禁感叹人世无常和个体能力之弱小。

“这么说，在她一生中曾有过那段恋爱史。一个人曾经为她而死去。此刻想起他，她的丈夫，在她一生中扮演了一个多么可怜的角色，他几乎不太觉得痛苦了。她安睡着。他在一旁观望，仿佛他和她从没象夫妻那样一块生活过。”

“可怜的朱莉娅姨妈！她自己不久后也要变成跟帕特里克?莫坎的幽灵和他的马在一道的幽灵了。”

“他意识到，但却不能理解他们变幻无常、时隐时现的存在。他自己本身正在消逝到一个灰色的无法捉摸的世界里去：这牢固的世界，这些死者一度在这儿养育、生活过的世界，正在溶解和化为乌有。”

“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

乔伊斯将人在公共场合和独处时的状态做了极其鲜明的对比。而其中的张力并不仅仅在于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的转变，而是每一个人，每一句话，每一个词，每一种思想，每一丝细致入微的情感纠缠在一起。一篇短短的小说中，将整个世界的无限广度和无穷深度展现在我们眼前，最后通过某一个个体，透露出深厚的无力感，令我深深叹息。

死者——不亡，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过去的就不要时常追溯了让迈克尔•福里的眼神就让它静静的待在那段时光中吧！美好、伤心、留念都独自一个人细细品尝，不也是一种幸福吗？不用对那些不懂的人分享，糟蹋了别人的视听也侮辱了自己当初的伤心伤肺欢天喜地！不用随便去自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地方是留给某些人的，就像我们在他们心中也有我们的位置一样！不用可以的以某种形式来巩固友谊，真正的感情不需要这些，重要的是相互搀扶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一起分享快乐增强心灵的交流不流于形式！

第二篇：死者读后感

死者——不亡

《死者》全文三万字左右，但看起来还是相当困难的，前后相继出现22个男性和18个女性。他们的名字千奇百怪全是音译过来的，而且在不同的地方提到的也不一样，有时写姓有时写名。好几次都没有看下去，最后昨天晚上坚持了一下，找张纸写下各人的名字才勉强读完，感触颇为深刻。

前几次都只看到三分之一左右，题目是死者，看到三分之一处不知所云。文章讲的是一个加布里埃尔和妻子格雷塔参加他们姑妈一年一度的家庭舞会，莫名其妙，实在不知这些与死者何干！至此出现的人名也足以让我崩溃理不清头绪！昨天一口气读完后不禁深吸一口冷气，我仿佛看到迈克尔•富里那双深邃的眼神在玻璃窗外看着我。不敢想象他是何等绝望，何等伤心！现在仔细想来似乎整篇小说都与死者有关，都是死者!“朱莉娅，尽管已经两鬓斑白，仍然是“亚当与夏娃”唱诗班的第一女高音，凯特，因为身体太弱，不能多跑动，就在后屋那架老式方型大钢琴上给启蒙学生教音乐课。”她们都已年老，以至于结尾处加布里埃尔想象着他为姑妈戴孝的样子！仆人莉莉被男人夺去了她身上所有的一切，身心大变形同槁木，格雷塔更是一个活死人，一个有两个孩子的人不能从昔日恋人的感伤中走出来，一曲《奥塔里姆的姑娘》便让她魂飞魄散！弗雷迪·马林斯是一个酒鬼整天一副没睡醒的样子，还有那些躺在棺材里的修士„„

全文还有一个线索，加布里埃尔和三个女人的交谈。和莉莉的交谈提到她辍学了，充满了怜惜，给了她一枚硬币；和莫莉·艾弗丝的谈话倍受打击，一直被批评；最后到旅馆后欲火中烧，格雷塔亲吻了他一下，他问格雷塔在想什么的时候小说才娓娓道来格雷塔心中的“死者”迈克尔·富里。迈克尔是死了，在他17岁的时候，就为了在窗外看一眼格雷塔病中淋雨而死！但是死者确没有被忘记，这些年，睡在加布里埃尔身边的格雷塔却一直想着迈克尔！。“他看见自己是一个滑稽人物，一个给姨妈们跑个腿儿，赚上一两个便士的小孩子，一个神经质的、好心没好报的感伤派，在一群俗人面前大言不惭地讲演，把自己乡巴佬的情欲当作美好的理想，他看见自己是他刚才在镜子里瞟到一眼的那个可怜又可鄙的愚蠢的家伙。”加布里埃尔彻底的自卑了，他不能容忍他的女人睡在他的身边却想着别人，不能容忍被自己的老婆拿去和另一个人比较！

“它纷纷飘落，厚厚积压在歪歪斜斜的十字架上和墓石上，落在一扇扇小墓门的尖顶上，落在荒芜的荆棘丛中。他的灵魂缓缓地昏睡了，当他听着雪花微微地穿过宇宙在飘落，微微地，如同他们最终的结局那样，飘落到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整夜的雪为这场舞会笼罩了浓浓的伤感，尽管舞会充满大家的祥和、友情，却无法掩饰年老者的苍凉，莫坎家小姐去世以后舞会无以为继的事实，大家的各种表现也只是谦让于长辈，缺乏真情真个舞会犹如一个死者是整个社会背景的一种映射！

给我的启示：死者——不亡！生者中总有人对其恋恋不忘——这也就是死者一生现存的精神意义了。而这种感情却是孤单的不可分享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依赖！即使再亲的人（哪怕是丈夫）也无法体会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要学会保留一个人享有的精神空间，不要喜形于色伤人伤己！小说中一年一度的舞会我认为也缺乏存在的必要，来的人都心不在焉各有打算，在促进友谊方面价值不大！友谊不该用一种定期聚会的方式巩固而应该是心灵的交流现实中的相互帮助交流！下那么大雪的夜晚举行舞会实在无益，况且大家都是貌合神离！“现在的男人都只会说废话，把你身上能骗走的东西全骗走。”莉莉的话提醒我们男生要注重承诺，言出必行！而女生要谨慎小心不要太在意男人的诺言，某些明知道不可能实现的话随便听听就好不要当真！

死者——不亡，逝者如斯，不舍昼夜。过去的就不要时常追溯了让迈克尔·福里的眼神就让它静静的待在那段时光中吧！美好、伤心、留念都独自一个人细细品尝，不也是一种幸福吗？不用对那些不懂的人分享，糟蹋了别人的视听也侮辱了自己当初的伤心伤肺欢天喜地！不用随便去自卑，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地方是留给某些人的，就像我们在他们心中也有我们的位置一样！不用可以的以某种形式来巩固友谊，真正的感情不需要这些，重要的是相互搀扶走过那些艰难的日子，一起分享快乐增强心灵的交流不流于形式！

第三篇：死者名誉权保护问题

自1987年天津已故艺人荷花女的母亲起诉连载小说《荷花女》的作者及刊登 小说的报纸损害其女儿的名誉权以後，十多年来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不绝如缕。各地各级人民法院已审理的著名案件的起诉人有：武术家海灯和尚的养子范应 莲、「红色牧师」董健吾的子女、科学家李四光的女儿、音乐家王洛宾的儿子、旧上海闻人虞洽卿的儿子、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外孙、蒋纬国过去的恋人施利聆的 儿子等。法院受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其主要依据是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於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高法解答》）第5条的规定：「死者名誉受 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 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本文将分析这一规定的法律地位，指出这一规定与我国民法与宪法的矛盾冲 突之处。上引《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法律依据何在？已见诸文字的 解释有三种，兹分别评述如下：

一 死者有没有名誉权？

第一种解释是，死者有名誉权。这种意见始见於最高人民法院1989年对天津 已故艺人荷花女名誉案的批覆：「荷花女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其母有 权向法院起诉」。其後，最高法院於1990年对海灯名誉案的批覆中重申这一意 见：「海灯死亡後，其名誉权应依法保护，作为养子，范应莲有权向法院起 诉」。

这里所说的「依法」中的「法」意指1987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通则》第101条：「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 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和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

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

但是，名誉权是一种民事权利，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者本人。别人（如亲属、律师或其他人）可以在本人的授权下代办有关诉讼事务，但任何人都 不能未经授权而以被侵权人的名义提起诉讼。在有关死者名誉权的诉讼中，权利 的主体已死，逝者已也，他或她既不可能诉讼，也不可能授权。最高法院把提起 诉讼的权利交给死者亲属，就形成学者魏永征所说的「（原告）所主张的并不是 自己的权利」的状况，违反了上述「民事案件的原告必须是被侵权人本人」的原则。

其实，公民一旦死亡，他的权利义务也就随之消失。这一点在《民法通则》 第9条中规定得很清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 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第9条对公民（自然人）的定义适用於《民 法通则》中所规定的所有权利义务，当然也适用於第101条和120条所保护的名誉 权。换言之，《民法通则》并未保护已故公民的名誉权。最高法院两个批覆中关於死者有名誉权的意见於法无据。

从常理、逻辑上讲，把权利、义务的终点定在死亡之时是很有道理的。人死 了就不可能再履行纳税、服兵役的义务或其他任何义务了。同样，人死了也不可 能再享受选举、婚姻、劳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权利了。把名誉权单列出来允许死 者保留，似乎名誉权是一种与别的权利义务都不同的「权後之权」，於常理、逻 辑上都说不通。

1993年《高法解答》第5条中不再谈保护「死者的名誉权」，而代之以「死 者的名誉」。按照魏永征的说法，删掉这「权」字，是因为最高法院已意识到主 张死者有名誉权於理於法不合。

二 生者有没有名誉继承权？

既然死者不能把名誉权带走，那就留给其亲属，让亲属像继承房屋、存款 一样地继承过去。这样就形成第二种解释，即公民有「名誉继承权」。虽说没有 人正式、公开提出这种主张，但因为这从表面上看是一种自然的推论，有的学者（如魏永征）为说明、解释的方便而把这种观点列出来讨论。

正如魏永征所指出的，从法律上说，亲属只能从死者那儿继承有形的财产如 房屋、存款，而不能继承无形的义务如纳税的义务、服兵役的义务，也不能继承 无形的权利如选举的权利、婚姻的权利、劳动的权利或姓名权等等。这一点从 《民法通则》第76条和第149条以及其他法律的有关条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符合常理和逻辑的。要是权利和义务可以像财产一样的 继承，那岂不是说儿子可以使用已故的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属的名字，可以以 他们的名义签订合同，以他们的名义投票选举，结婚离婚？或者说，女儿必须代 替已故的父亲服完未服完的刑期，父亲必须代替已故的儿子服兵役，等等。从现 代人的眼光来看，那岂不是乱了套吗？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世袭继承某些权利、权力与义务曾经被看作是理所当 然的。许多民族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都或多或少有过这样的制度。

中国古代史上的匈奴部落的单于死後，儿子不但能继承父亲的称号、权力，而且也继承父亲的婚姻权。西汉王昭君出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死後，他的儿子不但继承了单于的称号与权力，同时也继承了父亲与王昭君的婚姻关系。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历史上的奴隶制度就是臭名昭著的世袭继承义务的制度。在汉族历史上，由於世袭制度的广泛应用，名誉与名誉权常常不仅是属於个人，而且更属於家族，尤其是皇族、王族与望族。对已死的皇帝不敬就像对活著的皇帝不敬一样可以引来大祸。印度历史上的种姓制度可以说是名誉权世袭继承制度发展到了极端的例子。

现代各主要国家大都已取消了权利与义务的继承制度。按照现代法理，权利与义务「是不可能转让、抛弃和继承的」，它们与生俱来，每人一份，活著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它们送人，死的时候你既不能把它们带走，也不能把它们留给後代。因此，从常理与逻辑上说，名誉权与其他所有的权力与义务一样，也是不可

继承的。

三 生者有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

既然死者没有名誉权，亲属又不能继承死者的名誉权，那麽，《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死者的亲属可以为死者的名誉而诉讼「侵权」，这究竟是甚麽权呢？我们未能查到最高法院解答这个问题的书面文件。不过法律学者魏永征提供了下列解释：「我国司法解释关於死者近亲属有权对死者名誉损害起诉的规定，实质

上是把死者名誉视为死者近亲属的一种合法利益加以保护的。同时在程序上也解决了像施利聆案那样死者继承人所主张的并不是自己的权利的困难。」

这就形成了第三种解释：公民有「已故亲属名誉权」。请注意这一权利同「已故亲属的名誉权」之间的区别。前者的权利主体是活著的人，是说公民有权拥有名誉好的已故亲属。後者的权利主体是死去的人，是说死去的人有权拥有好的名誉。

「已故亲属名誉权」的具体内涵是甚麽？为甚麽要保护它呢？魏永征解释说： 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死者名誉实际上是指死者生前 的名誉，亦即对死者生前行为表现的社会评价。如果死者名誉可以被任意诋毁而 不受到任何制裁，这不仅对死者是不公正不合理的，而且也不利於宏扬社会正 气、维护安定团结。死者名誉遭到不法损害，受到不利影响的首先是他的近亲 属，他们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 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这意思就是说，既然死人不能有权利，活人又不能继承那权利，那就把它说成是 活人本来就有的权利。但是，「已故亲属名誉权」这一概念的提出却引出了法律 依据和立法程序、立法职权的问题。

《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只保护公民的名誉权，没有保护公民的「已故亲属名誉权」或这一类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1条和第120条不是《高法解答》第5条的依据。不仅如此，整个《民法通则》各个条目中，没有一条保护「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高法解答》第5条在整个《民法通

则》中都找不到依据。

这并不奇怪。因为《民法通则》在界定公民权利与义务时采用目前法制较健全的各国通用的划线方法。一是以「生、死」划线，如上文已经解释的，人在出生以前或死亡以後在法律上不算公民。二是以「人、我」划线，义务仅限於公民本人的行为，权利也仅限於公民本人的际遇，两者都与亲属或其他任何死人或活人无关。

譬如，公民有「纳税义务」。不履行这一义务的就可能被判罚，严重的甚至可能被判刑。但是公民没有「亲属纳税义务」或「已故亲属纳税义务」。如果你的外祖父曾偷税漏税，不管他是否还活著，都不能罚你的款、判你的刑。

再譬如，公民有「婚姻权」。你的配偶要与你离婚，必须得到你的同意或法庭的判决，而法庭在判决之前必须依法听取你所提供的事实，考虑你的愿望与主张。但是公民没有「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母决定离婚，你不能根据「父母婚姻权」要求法庭阻止他们离婚或要求赔偿。公民更没有「已故亲属婚姻权」。如果你的父亲不幸逝世，你不能根据「已故父亲婚姻权」阻止你的母亲与另一人的自由结合。

上文提到的「死者的名誉权」的概念（第一种解释）打破了「生、死」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已经意识到了，所以代之以「已故亲属名誉权」的概念（第三种解释），却不料又打破了「人、我」这条线。对此最高法院似乎还没有意识到。

这就是说，「已故亲属名誉权」是一个由最高法院或学者提出来的民事权利新品种。《高法解答》第5条规定保护这一崭新的权利，已超出了《民法通则》的范围，超出了解释法律的范畴，是在立法了。

根据《宪法》第58条，法律的制订权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宪法》第123条和127条，法院与最高法院是审判机关而不是立法机关。也就是说，最高法院不应该在《高法解答》或任何其他法院文件中立法，否则就违宪了。

如果最高法院、学者或其他任何人认为「已故亲属名誉权」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所规定的有关程序提议全国人大修改或补充《民法通则》甚至《宪法》。由於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所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的成文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的概念，当然也就谈不上保护这一权利了。

虽说「我国司法界和学术界普遍认为死者名誉应予保护」，但立法并不只是司法界与学术界的事情。有关名誉权的立法也直接影响到新闻界、文学艺术界、教育界、政界、以及我国社会的所有其他各个阶层。这也是《宪法》规定立法权属於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全国人大，而不属於未经选举产生的司法界或学术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普遍认为」不是一个在法律上可以遵循的严格程序。如果仅仅根据某些人认定的「普遍认为」就在法定的程序之外随便立法，就违反了「司法不能违法」的基本原则，从一点上侵蚀了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当、完整与权威。

总而言之，关於保护死者名誉的三种法律解释都解释不通，在新的解释被提出来之前，应当认为《高法解答》第5条在民法中於法无据，且违反了《宪法》第58条、123条和127条的精神。因此，法院接受和审理有关死者名誉的诉讼是错误的。

四 保护死者名誉於法无据

以上的分析说明，我国《宪法》与《民法通则》以「不作为」的形式未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本节将说明，我国宪法还以「有作为」的形式主动地禁止对死者名誉提供保护。这就是《宪法》第35条。《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这种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换句话说，《宪法》第35条

是不是保证了中国公民说任何话、出版任何东西而不受法律惩罚的广泛权利呢？不是。当一个公民的权益与另一公民的权益相互冲突时，至少两者之一要受到限制，或者两者都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这是常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一种自由或权利是绝对的。立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这些冲突之处，尽可能合理地分派无可避免的限制，并在整体上将这些限制降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在我国《宪法》中，以上道理更是在第51条中做了明文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那麽，怎样的「自由」和「权利」才可以被认为是「合法」的，可以被用来限制公民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自由呢？

由於《宪法》是根本大法，对《宪法》规定的任何自由、权利（包括言论、出版自由）的合法限制不能源自任何下位法，而只能源自《宪法》本身，否则就是非法限制。例如，《宪法》第38条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与第120条关於公民的名誉权的规定则可被视为《宪法》第38条的具体化。关於（活著的公民的）名誉权的争论，实际上就是一些公民或媒体的受《宪法》保护的言论、出版的自由与另一些公民的同样受《宪法》保护的关於名誉的权利发生了冲突。《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规定在世公民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实际上也就是对言论、出版 自由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合法的，也就是合於《宪法》，因为《民法通则》第101与120条源自《宪法》第38条。但是，公民死亡就不再是公民，名誉权既不能在死後继续保留，又不能遗传 给子女，而所谓「已故亲属名誉权」又於法无据，也就是於《宪法》无据。这就 是说，《宪法》没有规定保护「死者名誉权」、「名誉继承权」、「已故亲属名誉权」或类似这样的权利。所以，「死者名誉」不属於《宪法》第51条所说的那种「合法权利」，不可以用它来限制任何受《宪法》保护的权利或自由，其中包括言论出版的自由。也就是说，在公民名誉的问题上，在《宪法》第51条所提供的框架下，《宪法》第38条构成对《宪法》第35条的合法限制；但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第38条不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而且，在死者名誉的问题上，《宪法》中也没有任何其他条款对第35条构成任何限制。既然《宪法》本身没有对《宪法》第35条进行任何限制，作为下位法的任何其他法律法规条例当然也不可能对《宪法》第35条构成任何合法限制。由此推 论，《宪法》第35条禁止对有关死者的言论、出版作任何司法限制。《高法解答》第5条保护死者名誉的规定违反了《宪法》第35条关於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五 结论

我国现行法律是不是保护死者名誉？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司法保护死者名誉违反了受宪法保护的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由於司法判案必须遵守现行法律，所以司法保护死者名誉是错误的。

但是，法律应该不应该保护死者名誉？死者名誉受损害，不是如魏永征所说「对死者」「不公平不合理」吗？已故亲属的名誉遭诋毁，在世者「会陷於不同程度的精神痛苦和感情创伤，还可能受到社会的非议、歧视和疏远，以至丧失某些本应得到的利益」，难道法律就不管了吗？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

它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牵涉到许多关於立法的原理和原则。它超出了本文的篇幅所能容纳的范围，只能留给以後的文章了。

赵心树 复旦大学学士、斯坦福大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副教授、研究中心副主任。

第四篇：论死者的名誉权及其保护（本站推荐）

内容 提要：对公民名誉权的保护应包括死者的名誉权，这有一定的 理论 依据和 法律 依据。对死者名誉权的司法救济程序只能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同时，准确地把握侵害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有一个严格的标准可循。

关键词：死者 名誉权近亲属

死者是否享有名誉权，理论界颇有争议，法律也未明确予以规定。这给司法实践带来了不少困惑。在天津市因《今晚报》刊载连载小说《荷花女》引起了关于死者名誉权保护的争论，进而波及全国法学界，随着该案的判决，以及类似案例的判决，加之最高法院几个权威性批复的公布，首次明确死者应享有名誉权。这是我国民事司法上一大突破，是法律进步一大表现。如何准确地理解保护死者名誉权，无论是在实务上还是在学理上，仍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一、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 社会 评价。人死后其肉体和精神归于消灭。但死者生前的行为和表现，并未因其死亡而消失。死者生前表现仍然可以作为人们的评价对象，因此死者的名誉应受法律保护。此依据在于名誉具有约束人们的行为作用，如果公民死后，名誉得不到保护，名誉作为一种社会评价，作为一道德标准，就会失去约束作用。同时依法保护死者的名誉也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死者的社会价值的肯定，往往是通过他人的社会评价所来实现的，这种评价如何与社会利益有着密切联系。

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关系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所确认所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 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四种说法。（注1）

1、名誉权说。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并应当受到法律保护。

2、准名誉权说。死者的名誉应受到保护，但死者不能像生者那样享有完整的名誉权，不能通过赋予死者名誉权的方式来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保护死者生前的利益，使生者的名誉不受损害，所以由法律明文规定，在名誉方面视同生者享有准名誉权。

3、死者近亲属名誉权说。死者因为与近亲属有直接的人身关系，所以他的名誉好坏，直接 影响 到其遗属的名誉，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和作用在于保护死者近亲属的利益，与其说死者的名誉受到民法的保护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受到法律保护。

4、死者名誉说。认为应该区别名誉与名誉权两个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组成部分只能由活着的人享有，但作为对人的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的名誉。

上述四种说法，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能准确地说明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笔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权的理论依据在于：

1、民法通则明确规定名誉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受到法律保护。名誉权的客体是名誉，正是由于名誉权是以名誉作为客体的，决定了名誉权的本质在于权利人有权要求他人对其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有权排除他人对其名誉享有的权利的侵害。法律保护是权利主体的名誉权而不是作为名誉权客体的名誉这种法律事实。如果说死者存在名誉的话，那么受法律保护的应是死者名誉权，而不该是死者的名誉。《民法通则》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应包括保护死者名誉权，这点已为我国司法实践所证实。

2、从权利的角度来看，权利是法律赋予民事主体一定的利益范围。包括请求权，作出肯定行为的权利，和要求主管机关保护之权，同时权利还具有可变性和延续性，其可变性表现在享有权利的主体和范围，取决于立法者根据统治阶级意志和社会生活需要，它随着主体的主客观条件和法律因素等情况变化而发生变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权利可以通过立法确立或剥夺。或者被法院宣告不存在”（注2）。权利的延续性表现在某些权利不会因权利人不存在而立即消失，却必需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有的具体权利处于不明确或不稳定状态，其必须在权利人死亡一段时间后，才能确定权利的归属及其范围。对有的权利，在客观上即使权利人已死亡但仍需继续保留一段较长时间，如作者的署名权即使作者死后也不允许任何人冒名顶替。因此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必须准确地理解权利的内涵。

传统的民法观点，否认死者享有名誉权就在于把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相等同。

事实上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把两者绝对的等同显然是不妥的。诚然，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有一定联系，但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公民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它只对生者而言。但不能由此推导，有民事权利的公民，必定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根据法律规定无民事权利能力的人，同样可享受某些民事权利，如对胎儿保留的继承份额，同时权利既可依附于权利能力，又可依附某种法律事实或法律事件产生（注3）。权利和权利能力都是由法律确定和设定的，生者因此有民事权利能力而享有民事权利的资格，诸如财产权、名誉权等。死者因存在名誉这一法律事实也可享有名誉权。笔者认为在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如果只从权利主体角度来考虑，认为死者不享有名誉权，或者从权利客体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法律是保护死者的名誉而不是名誉权，或者是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都将陷入理论上的死角。

二、保护死者名誉权的法律依据传统民法认为 自然 人的民事权利能力是其享有民事权利的前提，自然人死亡后权利能力丧失不再享有名誉权，但随着 时代 的 发展 和社会 经济 的需要，传统的民法理论已无法适应心理活动实践的发展。现代 的民法理论在处理民事权利能力与民事权利的关系已突破了传统的民法理论，即民事权利能力不是享有民事权利和取得民事权利的唯一前提，有关这点可以从《继承法》、《著作权法》相关规定中看出，胎儿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参与继承法律关系，这在世界各国民法和继承法中已成为惯例。早在罗马法中就有“胎儿其利益为问题时，视为已出生”的法律格言，又如作者死后的著作权问题上，世界大多数国家立法规定在作者死后几十年，我国规定50年仍依法享有著作权，可见以公民死亡为由来否定死者的名誉权在法律上依据是不足的。对属于人身权的名誉权不论是死者，还是活人，都可以通过法律认可和保护，对此，国外已有立法规定：如德国及一些国家民法明确规定，自然人死亡后其名誉权可由继承人维持十年（注4）。目前 在我国民事审判业务中已确立了死者的名誉权予以法律保护的观点，如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陈秀琴诉魏锡林、《今晚报》社侵害名誉权纠纷案，就是我国法院保护死者名誉权的首次案例，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保护死亡人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就是根据该案的情况而作出的。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1993年8月7日）进一步明确，死者名誉受到损害的，其近亲属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2001年3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又将以往仅就死者名誉权的延伸保护扩大到死者的其他人格要素，包括姓名、肖像、荣誉、隐私以及死者的遗体、遗骨等方面。由此可见，对死者的名誉权乃至姓名、肖像、荣誉、隐私等人格、身份权的保护，是有充分法律依据的。

三、死者近亲属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探讨死者既然存在名誉权，那么对死者的名誉权如何保护，怎样引起救济程序？根据现有法律精神死者的名誉权受到侵犯，由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那么由死者近亲属提起赔偿请求权的依据何在，这是争论的焦点，经学者概括有以下解释：

1、近亲属利益保护说。这种学说主张，人身权延伸保护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学者认为保护死者名誉的实质与作用，是保护死者的配偶、子女和父母的利益。在我国现阶段，根据公民通常的观念，死者名誉好坏，往往影响到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其近亲属也会因而产生荣誉或压抑等感受，与其说死者名誉权需要民法保护，不如说是对死者近亲属的利益和人身权的民法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对死者名誉的损坏实际上是侵害其遗属的名誉权。

2、家庭利益保护说。死者的名誉遭到侵害时，其遗属的名誉也往往会遭到侵害，这两者之间的连结点就是家庭名誉，家庭名誉是指对于一个家庭的信誉、声誉的社会评价，由于家庭名誉并不因为家庭个别成员的死亡而消灭，而个人名誉又是家庭名誉的组成部分，因而对死者的名誉加以侵害时，家庭名誉也就必然遭到侵害，这种观点也就是认为保护死者的名誉权是基于对死者家庭利益的保护。

3、加害人赔偿义务说。认为加害人的赔偿义务不因个人死亡而消灭，所以被害人所受的赔偿地位当然由其继承人继承。以上三种解释均不能圆满地提供答案，近亲属利益保护说忽视了法律保护死者的原始权利。家庭利益保护说，得出侵害死者名誉实际上是侵害家庭名誉的结论，不但在逻辑上繁琐，而且其大前提存在家庭名誉的命题本身与民事主体理论相违背。加害人赔偿义务说，有可取之处，但它未能回答为什么加害人的赔偿义务必须指向受害人的继承人而不是其近亲属，或者国家。笔者认为上述学说不能提供圆满答案关键在于考察视角的局限，在此，不妨综合上述学说的合理之处，我们有必要针对死者名誉的特殊性，从法律保护死者近亲属利益的必要性谈起，实际上在侵害死者名誉权的问题上存在着双重侵害，即既侵害死者的名誉权，也侵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由于死者与其近亲属存在直接间接的人身关系，因此，死者的名誊权与其近亲属的名誉权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死者名誉权造成的损害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其近亲属的名誉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的取得，如烈士军属其近亲属享有抚恤金的待遇，如果死者名誉权受损就可能影响死者近亲属合法利益的取得。因此，死者近亲属可以为保护死者名誉权和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行使请求权或提起诉讼。国外已有这方面的立法经验，如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15条规定：“公民死亡后，请求保护他的人身权利属于他的配偶和子女，没有配偶和子女的，属于父母。”又如匈牙利民法典第86条规定，当死者名誉利益受到侵犯时，可由死者遗属及其受益人提起诉讼，如果损害死者声誉的行为，同时也损害社会利益，那么检察长也有权提起诉讼。

第五篇：略论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略论死者名誉权的保护

一、名誉与名誉权概述

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民法通则及民通意见对名誉权的保护似乎采取了有限制的态度，即只明确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在名誉权的侵权行为构成上要求故意、损害事实、行为的违法性及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等四要件,保护的条件不可谓不苛刻。直到1993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才将名誉侵权扩张到了过失侵权的情形。

由于我国民法并未对名誉和名誉权予以定义，学说上对它们的性质、范围认识不尽一致。对名誉性质的不同认识,影响名誉权保护的范围，有必要在解释论上加以澄清。问题的焦点在于，[1]名誉是否具有主观性，所谓“内部的名誉”即“名誉感”是否受到保护。有人认为名誉作为人格的一项重要的内在要素，指个人对自我的尊严感。[2]有人折衷认为名誉是社会不特定的他人对名誉主体的品性、德行、才能、水平、信用等一般评价以及名誉主体对这种评价的能动反映。

[3]这些认识未能提供解释论上的依据，也难谓精到。如果名誉果真有主观的一面不就径直取消了死者名誉吗？这与死者名誉受到保护的事实相矛盾。死者名誉的保护奠基于客观名誉论上名誉是客观的，[4]是有关自然人道德品质和生活作风方面的社会评价。该认识也得到我国司法实践的支持。[5] 名誉权即由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所享有的获得和维持对其名誉进行客观公正评价的权利。其具有专属性、非财产性、可克减性等特征。

二、死者享有名誉权的理论依据

通常所说的死者名誉是指人们对死者生前的道德品质、生活作风、工作能力等方面的社会评价。名誉成为法律事实之后，便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法律后果通常由法律来调整。当名誉这种法律事实上升为法律规范保护的一种权利时，就是名誉权。关于死者名誉权的问题理论界说法不一，但基本上有五种说法：

第一，死者名誉权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享有受法律保护的名誉权，身体权等这种观点被我国一些法院所采纳，在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近亲属基于死者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受到法院的支持最高人民法院也曾在（1988）00 字号第 52 号复函中指出，死者享有名誉权应予以保护。有学者还认为民法规定的民事主体资格和民事权力能力始于出生终止于公民的死亡的规定范围狭窄，需要进一步的拓展，民事主体资格不应受此限制，法律还应当赋予尚未出生的胎儿或者是已经死亡的人以民事主体资格，享受民事权力能力。

第二，准名誉权说。此种观点认为死者不能像生者一样享有名誉权、身体权，因此不能基于名誉权受损提起诉讼，但死者的名誉需要法律保护这点无庸置疑。但是死者已经不再是民事主体，其民事权利能力已经丧失，所以不能通过赋予死者以和生者一样的名誉权方式赖保护死者的名誉，但是为了使其生前的名誉不受到非法损害，法律可以规定一种类似于名誉权的不完全的权利来保护死者的名誉。[6]该种思想受启发于法律对胎儿利益的特殊保护。

第三，死者遗族利益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第五条的规定，将对死者名誉的保护延伸到死者姓名、肖像、荣誉、隐私、遗体、遗骨。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对逝去亲人的怀念和哀思，是生者精神利益的重要内容，其中所体现出的人性的光辉，有助于社会的团结和睦，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故其名誉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遗族利益，其近亲属也会因死者名誉的受损而感到愤怒、痛苦抑或不安，因此与其说法律保护的是死者的名誉，不如说死者近亲属的名誉权或利益需要受到法律的保护。

第四，死者名誉说。此种观点区别了名誉和名誉权的概念，名誉权作为人身权的一部分随自然人的消亡而消亡，而名誉作为社会对某人的评价并不会因其死亡而立即灭失，还可能在社会成员中存在相当长的时间。所以名誉无论是死者还是生者都应是相同的，法律保护的应该是死者的名誉。

第五，公民的人身权的延伸保护说。该学说是目前学界影响较大的，持这种学说的主要有王利明教授和杨立新教授。该说认为：死者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生前享有权利的保护在其死亡后再延续一段时间，转由死亡公民的近亲属行使之。该学说不认为死者具有民事主体资格，法律对于其的保护是处于对其生前利益保护的延续。这个延伸由两个方向，一是向前溯及到民事主体诞生之前，认为即将出生的胎儿可以把它视为已出生，保护其相关的利益，例如再遗产分割时要保留胎儿的那一等份。二是像后延伸到民事主体的死亡，任何人不得对死者德人身即尸体或者其他利益进行损害，否则构成侵权，当然此时的权利主体或者诉讼主体已经移到死者的继承人或者其亲属身上，他们可以行使该权利以维护死者的利益。

三、我国对死者名誉权的保护现状

理论界主要有四种比较流行的学说,分别介绍如下：

（一）死者权利保护说

该说认为死者和生者一样仍然享有名誉权并应受到法律保护。有人认为自然人死亡后民事权利能力仍部分继续存在，有人认为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权利可以分离，即尽管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自然人仍然可以在死后享有某些民事权利

（二）近亲属权利保护说

自然人死亡后，其人格权利即告消灭，但是按照我国的社会风俗，死者的人格的好坏往往影响社会对其近亲属的评价，对死者名誉或者其他人格的损害都会伤害死者近亲属的名誉和感情利益。所以法律实际上保护的是生者的人格尊严和精神利益。

（三）死者法益保护说

这种观点认为就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而言，死者不能成为民事权利的主体，更不能享有权利。对于死者，法律保护的是法益，保护死者的法益，这不仅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

（三）人格利益继承说

该说认为人身权是专属权，不能继承。但是人身权和人身利益不可混为一谈，后者具有可继承性。就名誉而言继承人所取得的不是名誉权，而是名誉利益的所有权。死者的身体利益、人格利益和部分身份利益都可以继承。名誉利益也可以由法律主体以遗嘱方式遗赠给他人。

（四）与此类似,有学者主张名誉权包括名誉所有权，一种无形财产权。自然人死亡后名誉权消灭，但是名誉所有权成为遗产可以继承。

四、保护死者名誉权应注意一些问题

1、严格把握侵犯死者名誉权的构成要件

(1)存在侵权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

根据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7条规定以书面或口头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损害他人名誉，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因此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应当确定行为人是否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通常表现为积极的作为，消极的不作为,只有在法律赋予具有特定身份的人负有保护他人名誉权的积极作为义务时，如其未尽积极作为的义务才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如新闻单位发表稿件，因审查不周而对稿件没有核实，以致不实稿件侵害了他人的名誉权。侵害他人名誉权的行为多数表现为陈述有关他人名誉的事实。陈述的事实不实当然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陈述的事实属实是否构成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对此各国立法不一。我认为被告证明自己言词是真实的就可以免除侵害名誉权的责任。但陈述的真实事实客观上有损他人名誉，陈述的内容为法律所禁止，也可构成对他人名誉权的侵害，这种场合大多发生在名誉权与隐私权的竟合。

(2)死者确有名誉被损害的结果

行为人实施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通常使死者的名誉遭受损害，这种损害后果首先表现为直接的名誉毁损的不良结果。在某些情况下,死者的名誉受损具有一定的外在表现的形态，如死者受到世人指责、嘲笑、怨恨,亲朋好友对死者产生耻辱感等。在认定死者的名誉权是否被侵害时，既不能以死者近亲属的感觉为准，也不能以行为人的观念为依据，应以客观标准为准，即应根据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是否毁损对某人的社会评价。在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等行为以后如何确定公众对死者的社会评价已经降低的标准，则是认定侵害名誉权的关键问题。一般认为这一标准就是行为人侵害死者名誉权的行为为第三人所知悉。如果行为不被死者之外的人知悉就不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行为。如果行为人针对死者实施侮辱诽谤行为时虽有其他人在场，但他人不了解行为的内容也不构成名誉毁损。至于因侵害死者名誉权引起的间接损失不是构成侵害名誉权的决定因素。

(3)行为人的行为指向死者

无论是侮辱、诽谤还是其他行为，要构成对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具有名誉权的特定侵害对象，也就是说实施名誉权的侵害行为必须指向死者才能构成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这里的指向并不限于指名道姓的侮辱、诽谤死者。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的行为使社会一般人可认为指向死者，尽管行为人未指名道姓也可认定指向死者。如果行为人的言词是含糊的，应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指向特定人。我认为应根据主客观相结合的标准来判断行为人的言语是否指向特定人。如果行为人的行为客观上指向死者时因其主观上无过错，比如行为人与死者生前互不相识,无法意识到死者的存在，此时行为人的言语就不会有特定的指向。但是如果行为人知道死者的形象、语言、行为特征，且知道自己的行为有损死者的名誉而仍然实施侵害行为，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

(4)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过错

这里的过错包括故意和重大过失，一旦行为人实施了侮辱、诽谤行为不具有正当的抗辩事由，则应当认定其具有过错。在已构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时，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状态也是有意义的。在民事领域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对责任范围的确定有一定的影响，如行为人故意侵权则承担较重的民事责任，而在过失的情况下则适当减轻行为人的责任。

2、对死者生前身份不同,在保护其名誉权问题上应区别对待

许多国家对于名誉权的维护根据主体等身份不同从法律上给予区别对待，比如对公众人物、社会名流的保护就比普通公民有更多的限制。在我国宪法明文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权和监督权，国家机关的权力来自于民就得接受民众的监督。如果要求社会舆论时时处处客观公正，其结果往往使社会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舆论监督有侵害名誉之忧而不敢发表意见，这样只能弱化舆论监督机制，形成不了对社会公共权力的制约力量。因此，针对死者生前的职务行为进行评价同样是公民行使监督权的表现。对公务人员的名誉保护不同于普通公民,在范围上和程度上应作出必要的限制，那么对其死后名誉的保护同样也给予必要的限制。法律上允许他人和后人对死者生前功过进行评价,只要这种评价不是以侮辱、诽谤的方式损害死者的名誉，这种客观评价就不构成侵权。

注释：

[1 ] 福建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从民商案件个案审理周期与月结案率看基层法院的司法效率[J ].人民司法 ,2006 ,(6)，30

[2 ] 李浩：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A].民商法前沿论坛(第3辑)[C].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3 ] [美]杰克· H· 弗兰德泰尔，玛丽· 凯· 凯恩，阿瑟· R· 米勒：民事诉讼法[M].夏登峻，黄娟，唐前宏，王衡，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4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5 ]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6 ]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J].法律科学，孙加锋著，1991年3月.参考文献：

[1 ]杨立新：关于人身权的延伸法律保护[EB/OL].中国民商法律网—判解研究，2003-11-13

[2 ]关今华、庄仲希：精神损害赔偿原理与实务[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2

[3 ]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4 ]佟柔：中国民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0

[5 ]马荣：人格权与精神损害赔偿[M]，南京出版社，2001

[6 ]张新宝：名誉权的法律保护[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