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全文)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
新华社北京10月22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发表了《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2013年10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四、文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
五、社会变迁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结束语
前 言
西藏，位于青藏高原南半部，地处中国的西南边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区。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20世纪50年代之前，西藏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之下，神权至上，官家、贵族、寺院三位一体，牢牢控制着西藏的资源和财富，人民灾难深重，毫无自由可言。那时的西藏社会如同欧洲中世纪一样黑暗、落后。西藏步入现代文明始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历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西藏走上了与全国一道快速发展的轨道。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今天的西藏与20世纪50年代以前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西藏人民获得了自由、平等和尊严，充分享受着现代文明成果，正为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而团结奋斗。
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是中国全面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藏的发展与进步，是人类社会追求正义与幸福的进取精神和创造能力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
一、西藏发展进步是历史的必然
当代西藏的发展进步，内生于自身特殊的社会历史逻辑，植根于中国国家的发展进步迈向，并与世界现代文明发展相适应。1959年之前，西藏的社会形态是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西藏的发展进步正是在封建农奴制的废墟上发端的。
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
对1959年之前的西藏社会状况，人们曾有过许多描述，这里仅做部分节选，从中可略窥旧西藏黑暗、落后之一斑。
原英国《每日邮报》驻印度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在1905年出版的《拉萨真面目》中写道：
旧西藏“具有中世纪的性质”，“实行的是封建制度”。“喇嘛是太上皇，农奴是他们的奴隶”。“人民还停留在中世纪的年代，不仅仅是他们的政体、宗教方面，在他们的严厉惩罚、巫术、灵童转世以及要经受烈火与沸油的折磨方面是如此，而且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所有方面也都不例外”。“藏人如牛似马地劳累，而赢来的却是为数甚微的生活必需品”。拉萨“这座城市脏得无法形容，没有下水道，路面也没有铺砌石块。没有一栋房子看上去清洁干净或经常有人打扫。下雨之后，街道就成了一洼洼的死水塘，猪狗则跑到这些地方来寻找废物渣滓”。
英国藏学家查尔斯·贝尔在20世纪40年代撰写的《十三世**喇嘛传》中写道： “西藏的刑法是严厉的。除了罚款和监禁外，鞭笞也是常事。在审判过程中，受到鞭打的不仅是被判有罪的人，而且还有被告甚至见证人。对严重违法者，既使用颈枷也使用手铐。颈枷是戴在脖子上的一块沉重的方木块。对杀人犯和惯偷惯盗，则使用铁质脚镣。对很严重的罪或屡次犯罪，诸如谋杀、暴力抢劫、惯偷或严重的伪造罪等，则要剁手(齐手腕)，割鼻，甚至挖眼睛。而挖眼睛又多半用于某些政治上的滔天大罪。往昔那些犯有谋杀罪的人被装进皮口袋，缝起来，给扔进河里”。
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1987年出版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中写道：
“过去统治西藏的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封建的神权政治。„„封建庄园主则垄断了处理所有地方事务的权力”。“绝大多数西藏人都是农奴”。“农奴被‘拴在’他们主人的手中。„„他们毫无权利，即使要走进寺院，要结婚，也要征得主人的同意。如果分属于不同领主的两个农奴结了婚，所生男孩要归父亲的领主；如果是女孩，要归母亲的领主。要想离开庄园，哪怕是一小会儿，也要得到领主许可才行。如果想出门远行，朝拜寺庙或想做一点小买卖，都需要得到领主的同意”。“在西藏历史上，变换阶级成分的可能性很小。对大多数农奴来说，他们不得不接受出生时的农奴地位”。“没有证据证明西藏是一个乌托邦理想的世外桃源”。
曾在1949年之前担任过当时中国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官员的沈宗濂和柳陞祺在1953年出版的《西藏与西藏人》中写道：
“操纵拉萨政权的人物只来自不足一百家贵族中的上层和同等规模的僧侣集团。在他们看来，广大西藏人民不过是‘砍柴挑水的苦力’。这些特权人物生活在一种封闭状态，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忽视西藏社会蕴藏着的巨大力量，仍流连在一个僧侣、封建的独裁统治的残阳夕照之下，他们恰恰是因为西藏百姓的无知和对政治的冷漠才得以存在的。但历史必将加速前进，这个特权阶级必然在快速变革的世界中土崩瓦解”。
几百年来，由于保守落后的农奴制，加之封闭的地理环境，西藏社会发展处于凝滞状态。至20世纪中叶，在人类向现代文明大步前进之际，西藏依然远远隔绝于世界潮流之外。
西藏发展进步的历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国家的发展进步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空间。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从此迈上与全国人民同发展共进步的历史轨道。1959年是西藏历史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年，西藏地方反动上层发动的旨在维护封建农奴制的武装叛乱失败，中央政府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西藏各族人民发起民主改革运动，一举推翻延续几百年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开启了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具进步意义的社会变革。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解放，在西藏历史上首次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基本人权，为日后的发展进步奠定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基础。
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在西藏最终确立，西藏社会制度实现了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向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跨越。伴随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和民主政治观念的传播，西藏百万农奴和旧时封建贵族等都成为享有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行使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自主管理本民族本地区事务的政治权利，极大调动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1978年以后，西藏和全国一道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局面。中央政府提出加快西藏发展、在中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走进前列的目标，并根据西藏实际，制定了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特殊优惠政策，大力支援西藏建设，有力推进了西藏的发展进步。
进入21世纪，西藏的发展进步驶入历史快车道。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西藏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即到2015年，保持经济跨越式发展势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各民族团结和谐，社会持续稳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扎实；到2020年，农牧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基本公共服务能力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全面改善，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自我发展能力明显增强，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西藏迎来更美好的发展前景。
西藏发展进步是人类正义的胜利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由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由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由专制到民主，由迷信到科学，由封闭到开放，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发展规律。西藏60多年的发展正是遵循了这个规律和总趋势。目前，尽管西藏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全国其他省区市还有一定差距，但已经拉近了距离，大体上实现了同步发展。从人类大历史的角度观察，西藏在短短几十年时间里由封建农奴制社会一跃跨入现代文明社会，创造了一个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典范。
——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发展进步的必然结果。西藏的命运始终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近代以后，中国社会面临整体性的现代化转型，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样遵循中国社会变革的大逻辑。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即提出把旧西藏“改造为人民民主的西藏”的重大命题。60多年来，西藏发生的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正是在全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等建立和发展的大背景下实现的。
——西藏的发展进步符合西藏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西藏的发展进步是西藏人民的事业。60多年来，西藏的发展进步始终以人民根本利益为依归，表现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与个人的发展完善的内在统一，通过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不断创造更加丰富的社会财富，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西藏的发展进步实质是人的发展和人民主体性的实现，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一次伟大实践。西藏的发展表现为人民不断获得自由和解放的过程，表现为从以神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是人民摆脱宗教神权奴役、追求做人尊严和价值的胜利。西藏人民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最大受益者。
二、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
发展经济是确保西藏各族人民的基本权利，特别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重要途径。西藏现代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为各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经济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和平解放后，中央政府把帮助西藏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放在首位，制定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推动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目前，西藏已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历史飞跃，并持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发展势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由1951年的1.29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701亿元，年均增长8.5％，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29万元。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9年实现两位数以上增长，年均增速12.7％。
人民生活不断改善，生活质量不断提高。2012年，全区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719元，连续10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028元。2006年以来实施的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惠及广大农牧民。截至2012年底，全区累计建成40.83万户安居房，占农牧民总户数的88.7％。2013年底前，所有农牧民将住进安全适用的房屋。2012年，西藏农牧民人均居住面积为28.77平方米，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为36.14平方米。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等农村综合配套设施建设逐步完善，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90％、99.7％、94.2％。累计解决193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15万户农牧民用上了清洁的沼气能源，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到95％以上。
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话、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2012年，西藏城镇每百户居民中拥有汽车、摩托车分别为27辆和16辆，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分别为86台、129台、63台、88台。在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中，拉萨市连续5年被评为中国幸福指数最高的城市。
坚持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旧西藏只有农牧业和手工业，且处于十分落后的自然经济状态。经过西藏各族人民的不懈努力，已经建立起具有西藏特点的现代经济体系。西藏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重视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严格限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发展，把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统一起来，切实保护西藏各族人民的长远利益。
农牧业是西藏的传统产业，也是基础产业。多年来，西藏农牧区实行休养生息政策，通过下放生产经营自主权、免征农业税、增加投入、增加科技含量以及加快推进综合生产能力等措施，使农牧业实现了全面持续发展。近年来，粮食总产量保持在90万吨以上。积极打造高原特色农产品基地，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80.38亿元，年均增长4.7%。旧西藏没有现代工业。通过60多年的发展，西藏的现代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如今，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0.014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105.91亿元。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第三产业发展迅速。2012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058.4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19.4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126.5亿元。2012年三次产业结构为11.5∶34.6∶53.9。
现代化和城镇化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旧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现在以公路、航空、铁路、管道运输建设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逐步完善。2012年，西藏次高级以上路面里程达到8896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52万公里，基本实现县县通公路、乡乡通公路，其中62个县通油路。2006年，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拉萨至日喀则铁路预计2014年建成通车。2011年，西藏第一条高速公路拉萨至贡嘎机场专用公路建成通车。截至2012年底，西藏已建成通航机场5个，9家航空公司在藏运营，开通国内航线34条，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西藏电力发展迅速，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成。2012年，西藏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123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100％。拉萨市城市供暖试点工程开通运行，2012年底实现40％的供暖目标。旧西藏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的落后状态已彻底改变。目前，已经建成遍布全区的光缆、卫星和长途电话网，全区县以上基本实现3G通信技术全覆盖，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2012年，电话用户数达到276万户，普及率为91部／百人；互联网用户数达到147万户，普及率为33.3％。
城镇化使西藏各族人民更多分享现代文明发展带来的成果。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少量人口居住点，城镇只有拉萨、昌都、日喀则等少数地方，拉萨城区不足3平方公里。近年来，西藏坚持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加快构建以拉萨市为中心，以地区所在地为支点，以县城、边境城镇、特色文化旅游城镇为网络的城镇体系，提高产业和人口集聚能力。2012年，西藏设有两个市和140个建制镇，城镇化率达22.75％。对外开放加快了西藏的发展
改革开放30多年来，西藏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推动全区商业、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加快发展，不仅增强了与内地的交流，同时也加强了与世界的联系和合作。1993年，西藏与全国一道开始建立“框架一致、体制衔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物资、粮食、日用消费品等领域价格流通改革并全面进入市场。目前，西藏已经深深融入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商品源源不断地进入西藏，丰富着城乡市场和百姓生活。西藏的名、优、特产品及民族手工业产品，大量进入全国市场。
西藏与世界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2012年，全区进出口总额为34.24亿美元，是1953年0.04亿美元的850多倍，年均增长12.1％。截至2012年底，西藏实际利用外资4.7亿美元。西藏立足区位优势，加强与印度、尼泊尔等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实施面向南亚的陆路贸易大通道建设，建设吉隆、樟木、亚东、普兰和日屋口岸，大力发展边境贸易。
三、政治进步与人民当家作主
经过民主改革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彻底摆脱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各族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西藏的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有序政治参与渠道不断扩大。
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在中国，人民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从此在西藏正式确立。在西藏，自治区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自治区重大事项由区人民代表大会决定。自治区行政机关负责执行区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条例、决议、决定。通过各级人大代表，西藏各族人民行使管理国家事务和地区事务的权利。在今天的西藏，凡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分性别、职业、家庭出身、民族、宗教信仰、受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藏各族人民直接选举县(区)、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些代表又选举出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和出席全国人大会议的代表。西藏的门巴、珞巴等人口较少民族在全国人大及西藏各级人大中均有自己的代表。在自治区、地(市)、县(区)、乡(镇)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不断提高。在2012年四级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率达94％以上。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人大代表始终在全区各级人大代表中占有绝对多数。2012年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244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代表31901名，占93％以上，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回族、壮族等均有自己的代表。目前，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12名为藏族公民，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自治区十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4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5名，常委会主任、副主任14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8名。妇女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妇女代表占代表总数的25.4％，各级政府公务员中妇女占34.49％。
建立了政治协商制度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中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959年12月2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西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宣告政协西藏委员会成立。从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西藏确立，为西藏各阶层、各界人士都能在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意见和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通过人民政协就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广泛协商，广集民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西藏自治区政协广泛吸收西藏各界、各族人士参加，注重和体现委员人选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各级政协委员广泛团结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士，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深入调查研究、建言献策，是推进西藏建设的重要力量，为促进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目前，西藏共有全国政协委员29名，其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26名。2008年至2012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共收到提案1507件，并已全部办复。
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也是中国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西藏各族人民除了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普遍性的政治权利，还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特殊性的政治权利。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西藏自治区享有广泛的自治权利，包括立法权、对国家有关法律的变通执行权、使用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人事管理权、财政管理权和自主发展文化教育权等。
西藏自治区自1965年成立以来，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290多部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对多项全国性法律制定了适合西藏特点的实施办法。例如，西藏自治区分别于1981年和2004年制定变通条例，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的男女法定婚龄分别降低两岁，并规定对执行变通条例之前已经形成的一妻多夫和一夫多妻婚姻关系，凡不主动提出解除婚姻关系者，准予维持。再如，在执行全国性法定假日的基础上，西藏自治区还将“藏历新年”、“雪顿节”等西藏传统节日列入自治区的节假日。在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53％，其中县乡两级领导班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73.03％。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由藏族公民担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贯彻实施，使西藏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权利得到可靠的保障。
扩大了城乡基层民主
在中国，基层民主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有效形式，是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探索，西藏逐步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农牧区基层民主制度。在西藏，村民自治制度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相结合，推动了基层民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保障了基层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调动了基层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1959年7月5日，山南地区克松村的443位农民成立了西藏第一个农民协会，标志着西藏基层民主建设的开端。1993年，颁布《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办法》，全区村委会选举步入规范化轨道。目前，西藏95％以上的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并不断健全以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为主要内容的民主监督制度。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实现全覆盖，全区90％以上的村设立公开栏，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在西藏第七届村(居)委会换届中，有168.68万人进行选民登记，直接参加选举的选民有149.52万人，参选民众踊跃投票，参选率达到88.7％，共选出村(居)委会成员26335人。城市基层民主政治不断完善。西藏192个城市社区全部建立了社区居民代表大会、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社区居民自治有充分的组织保证。新型民族关系得到确立和巩固
西藏自治区以藏族为主体，有藏族、汉族、回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以及夏尔巴人、僜人等40多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西藏各民族共同开发了西藏高原，共同缔造了西藏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并实施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和平解放60多年来，国家的民族政策在西藏全面贯彻落实，既消除了导致民族不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因素，也消除了西藏地方的阶级差别和人身依附关系，各民族间建立起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西藏与全国、藏族与其他民族以及西藏自治区内部的自主性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各民族之间相互往来、相互包容、相互融合成为民族关系的主流。在各民族公民到西藏经商、务工、交流、朝佛、旅游的同时，大量藏族公民从西藏以及四川、云南、甘肃、青海四省的藏族聚居区涌入内地大城市经商、务工、求学、谋职、交流、旅游。根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2011年开展的内地藏族流动人口课题研究，目前在北京、上海、成都、广州、西宁、兰州、昆明等中国大城市，都有为数不等的藏族人口流动或者定居生活。其中，成都市区有户籍藏族人口3万多人，无户籍常住性藏族流动人口在15万至20万之间，在成都市多个县市区已经形成了数个藏族聚居区。西藏自治区政府大力推进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每年9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月活动，每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积极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
四、文化保护和宗教信仰自由
西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魅力吸引着世人。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倾力保护和弘扬西藏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使西藏文化得到了保护与发展。
保护和发展藏语言文字
藏语文学习使用受到法律保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均明确规定，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西藏自治区先后颁布实施《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试行)的实施细则》和《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规定》，将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言文字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西藏教育系统推行以藏语文授课为主的双语教学体系。目前，所有农牧区和部分城镇小学实行藏汉语文同步教学，主要课程用藏语授课。中学阶段也同时用藏语文和汉语授课，并在内地西藏班中学开设藏语文课。截至2012年底，西藏实施双语教学的小学在校学生282914人，占小学在校生总数的96.88％；中学在校学生177981人，占中学在校生总数的90.63％。现有双语教师23085人，各级各类学校有藏语专任教师3700人。
藏语文在政治生活中得到广泛应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法规，西藏各级人民政府及所属部门发布的正式文件和公告都使用藏、汉两种文字。在司法诉讼程序中，对藏族诉讼参与人都使用藏语文审理案件，法律文书也使用藏文。目前，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办公厅翻译室，各地(市)编译局和所有县翻译室都实现了办公自动化。全区每年的翻译总量达6000多万字。各单位的公章、证件、表格、信封、信笺、稿纸、标识以及机关、厂矿、学校、车站、机场、商店、宾馆、餐馆、剧场、旅游景点、体育场馆、图书馆等的标牌和街道、交通路标等，均使用藏、汉两种文字。
藏语文类精神文化产品更加丰富。西藏共有14种藏文杂志、10种藏文报纸。西藏人民广播电台开办有42个藏语(包括康巴语)节目、栏目，藏语新闻综合频率每天播音达21小时，康巴语广播频率每天播音18小时，西藏电视台藏语卫视24小时播出节目。2012年，西藏自治区出版藏文书籍780种，印数达431万册。
藏语文使用迈入信息化。藏文字符计算机编码已通过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国内自主开发的藏文编辑系统、激光照排系统、电子出版系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等藏语文平台，浏览阅读、收听、收看国内外新闻和各类资讯，成为众多藏语文用户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国家在保护和发展藏语言文字的同时，也在包括民族地区在内的全国各地公民中推广汉语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公民有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以“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文化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应当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中国，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以保护和发展本民族语言文字为借口，抵触或反对推广、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保护和弘扬优秀文化遗产
文物古迹得到有效保护。西藏自治区先后颁布《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物保护的布告》、《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法规和规定，文物保护工作日益法制化、规范化。目前，西藏有各类文物点4277处(其中国家级55处、自治区级210处)，馆藏文物232万件(套)。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拉萨、日喀则、江孜被列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西藏博物馆被列为国家一级博物馆。2000年以来，中央先后投入资金20.4亿元，实施了一系列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其中，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三大重点文物保护维修工程投资3.8亿余元。
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保护、传承和发展。西藏自治区及各地市成立了民族文化遗产抢救、整理和研究机构，对民间文化艺术遗产进行全面普查。先后编辑出版了《中国戏曲志·西藏卷》、《中华民族民间舞蹈集成·西藏卷》、《中华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西藏卷》等十大文艺集成志书，收集整理民族音乐、歌曲、曲艺一万余首，文字资料3000多万字。目前，西藏有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近800个，传统戏剧演出机构80多个，传承人1177名。其中，藏戏和《格萨尔》史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藏族唐卡、藏族造纸技艺等75个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68名传承人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323个项目和227名传承人入选自治区级名录，158部珍贵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文化部和西藏自治区先后命名了5个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19个自治区级民间艺术之乡、2个特色艺术之乡。
大力发展藏医药事业
西藏自治区把藏医药事业发展作为医疗卫生工作的战略重点，制定出台了《关于加强藏医药工作的决定》、《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扶持和促进藏医药事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使藏医药学得到保护和发展。西藏各级藏医医疗机构注重发挥特色优势，开展了藏医药特色专科、专药等方面的研究和实践。大力开展藏医药典籍、文献挖掘整理工作，编辑出版了《四部医典大详解》等宝贵文献。目前，西藏有藏医医疗机构19所，在50多所县医院设有藏医科，藏医服务网络基本覆盖全区。藏药生产由手工作坊向现代工业化生产迈进，藏药加工实现标准化、规范化、规模化。目前，西藏注册的20家藏药生产企业全部通过了GMP(优良制作标准)认证，能够生产360多个藏药品种，一些藏药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和部分国家，藏药产值达数亿元。现代藏医学已经走向全国和世界，服务越来越多的人。
尊重和保护民族风俗习惯
国家尊重和保障西藏各族人民按照自己的传统风俗习惯生活和进行社会活动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他们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正常的宗教信奉、祭祀活动以及参加重大的宗教和民间节日活动的自由。西藏各族人民在保持本民族的服饰、饮食、住房的传统方式和风格的同时，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方面也吸收了不少新的现代文化习俗。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艺术节、山南雅砻艺术节、林芝大峡谷文化旅游节、昌都康巴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阿里象雄文化艺术节等节庆得到恢复和创新，成为地域性民族文化品牌。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十一国庆节等全国乃至世界性的新兴节庆集会越来越受欢迎，形成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精神的新风俗、新习惯。在物质生活日益改善的条件下，每个节日都是群众精神上的一次盛宴，增加了越来越多的休闲娱乐内容。与亲朋好友一起过林卡是西藏百姓的休闲首选，表演歌舞的朗玛厅、遍布大街小巷的甜茶馆等是业余娱乐的主要场所。
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
近年来，西藏自治区不断加大投入，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建设县乡村图书馆及文化馆站(室)，开展有线电视数字化，推广数字图书馆，建设公共电子阅览室，以及实施农家书屋、寺庙书屋、“春雨工程”全国文化志愿者边疆行等文化惠民工程，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到2012年底，已建群众艺术馆8座、图书馆77座、博物馆2座、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73个、乡镇综合文化站239个、村文化室500余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自治区中心1座、县级分中心73座、乡镇基层点103个、村级服务点3000多个，初步形成了从自治区到地(市)、县、乡、村的文化设施网络格局。2012年，自治区完成5.05万户农牧民的广播电视“户户通”建设任务，全区85％以上的农牧户实现“户户通”。拉萨市区131个单位(小区)完成有线数字电视整体转换，建成5个地市核心分平台。全面实现农牧区电影放映数字化，在农牧区放映公益电影13万余场。2012年，全年译制电视节目突破1万小时、电影75部。全区已建立农家书屋5451个、寺庙书屋1700多个，实现所有行政村有农家书屋、所有藏传佛教寺庙有寺庙书屋。全区有10个专业文艺团体，20多个县级民间艺术团，160余支业余文艺演出队和民间藏戏团队，有各门类文化艺术工作者4000余人，以藏族为主的文化艺术队伍不断发展壮大。专业艺术团体不断加大艺术创作力度，推出京剧与藏戏《文成公主》，大型歌舞《多彩哈达》、《天上西藏》、《西藏春天》，话剧《解放，解放》、《扎西岗》，电影《唐卡》等等。西藏对外文化交流日趋频繁。60年来，先后派出团(组)360多个，近4000人(次)，访问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110多个城市进行了文化交流演出，接待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专家学者赴藏演出、讲学和举办展览。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中国宪法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西藏是一个藏传佛教、苯教、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等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在藏传佛教内部还存在不同教派。经过民主改革，西藏废除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去除被封建农奴制度玷污了的东西，恢复宗教的本来面目，实现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不同宗教、不同教派间的宗教宽容。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充分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各种宗教、各个教派都平等地得到尊重和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和宗教信仰依法受到保护。目前，西藏有各类宗教活动场所1787座，住寺僧尼4.6万余人，**358名。藏传佛教是西藏大多数群众信奉的宗教。寺庙学经、辩经、晋升学位、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正常进行，每逢重大宗教节日都循例举行各种活动。**转世作为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得到国家的尊重，目前已有40多位新转世**按历史定制和宗教仪轨得到认定。
今天的西藏，旅游者不难发现悬挂的经幡、刻有佛教经文的玛尼堆以及从事宗教活动的信教群众。信教群众家中普遍设有经堂或佛龛，转经、朝佛、请寺庙僧尼做法事等宗教活动正常进行。西藏自治区及其7个地市均设有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办有佛学院、印经院和藏文会刊《西藏佛教》。寺院的壁画、雕刻、塑像、唐卡、经卷、法器、佛龛等宗教文化载体，得到保护和修缮。大量宗教文献典籍得到抢救、整理、出版。各寺庙的传统印经院得到继承和发展，现有木如寺印经院、布达拉宫印经院等大型传统印经院近60家，年印经卷6.3万种，民间经书销售摊点20家。在宗教管理上，国家坚持政教分离的方针，依法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宗教不得干预国家行政、司法和教育，任何个人或组织不得利用宗教从事违法活动。
五、社会变迁与各项事业的发展
西藏的发展是全面的发展。伴随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西藏社会也相应发生由传统向现代的整体性变迁，人民的受教育权利、就业权利、健康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得到进一步保障，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科学教育事业迅猛发展
在旧西藏，除藏医、天文历算外，现代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处于空白。目前，西藏拥有国有独立科研机构33所，民营科研机构10所，自治区、地(市)、县(市、区)三级农牧业科研和技术推广机构184个，国家级和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重点实验室29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27家，自治区级科技型中小企业46家，国家级创新型企业和企业技术中心5家。目前，西藏有专业技术人员56264人，其中，少数民族43552人，占总数的77.41％；高级专业技术人员2870人(包括1名中国工程院院士、244名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6名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3名国家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中级专业技术人员13869人，初级专业技术人员36216人。他们在农牧业生产、工业生产、藏药产业、新能源、旅游业、文化创意、民族手工业等领域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12年，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对农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2％，科学技术普及率达到85％。
在旧西藏，接受教育的绝大多数是贵族子弟，占总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现在，西藏已建立起一个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从1985年开始，实施对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的农牧民子女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先后12次提高补助标准，惠及51.04万人。2007年，在全国率先实现9年免费义务教育，2012年又在全国率先实现15年免费教育(学前教育3年、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截至2012年底，全区有小学在校生292016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9.4％；初级中学在校生130266人，初中入学率达到98.6％；普通高级中学在校生47825人，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18291人，高中阶段入学率达70.2％；在校本专科生33452人、研究生1079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7.4％。全国20个省、直辖市的26所学校开办内地西藏初、高中班(校)，有60所重点高中招收户籍为西藏的学生，48所国家级示范中等职业技术学校、170所高等学校招收西藏班学生，累计招收初中生42040人，高中(中专)生47492人，高校本专科生16100人。目前，内地西藏班(校)在校生总数42460人。扫盲人口覆盖率达到100％，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0.8％，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8.1年。
公民的劳动和工作权利得到保障
民主改革以来，西藏各行各业不断兴起，就业领域不断扩大，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也不断提高。政府部门通过加强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打造劳务品牌、提高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优化进城务工环境等方式，大力促进农牧民就近就地就业。通过开发公益性岗位，开展“送政策、送岗位、送技能、送服务”等就业援助方式，妥善解决“零就业”家庭、残疾人等各类就业困难群体的就业。近年来，公益性岗位共安置各类就业困难人员19867人，动态消除了零就业家庭。积极为城乡劳动者和用人单位搭建双向交流选择平台。2012年，农牧区劳动力转移就业突破45万人。2012年，14153名高校毕业生实现了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8.36％。通过设立最低工资标准、加大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制度推行力度、推进劳动监察和调解仲裁、完善劳资纠纷案件预防和处置机制，多举措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2012年，西藏城镇新增就业2.5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2.6%以内，社会就业较为充分。
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在旧西藏，仅拉萨、日喀则有规模很小的少数官办藏医机构、私人诊所和民间藏医。目前，已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全区城乡的藏医、西医、中医相结合的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实现了“一村一卫生室”的目标。2012年，西藏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6660个，床位8352张；卫生人员21558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达9336人。医疗机构诊疗和住院人次分别达到1012万人次和14.55万人次。以免费医疗为基础的农牧区医疗制度覆盖全区农牧民。农牧民免费医疗经费补助标准，从1993年的年人均5.5元提高到2012年的年人均300元。西藏自治区政府安排专项资金2300万元，建立了农牧民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在全国率先实现城乡居民免费健康体检，经费补助标准逐步提高，目前为年人均300元。2012年，对1032名先心病儿童实行免费救治。目前，西藏建立起了81个预防控制机构，在全区实施免疫规划，不断完善疫情报告和监测体系，基本遏制住了鼠疫、结核病、麻风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病，麻疹、白喉、百日咳、破伤风、脊髓灰质炎等传染病发病率大幅度下降。碘盐覆盖率达96.59％，基本消除了碘缺乏病。2012年，西藏实施1000个行政村农牧民体育健身工程。加强城市综合体育健身功能区、城镇综合性健身体育场馆建设，确保农牧区有健身场地和器材。推进科学健身工程，加强基层体育组织、社区体育俱乐部、全民健身站点等服务网络建设，增强百姓的健康水平，提高生活品质。西藏一直实行宽松的生育政策，对占总人口80％以上的农牧民不限制生育数量。政府倡导晚婚晚育、优生优育、科学文明的婚姻生活。
在旧西藏，由于经济落后、新生儿成活率低、医疗条件差、僧尼人口比重大等因素，人口增长长期处在停滞状态。和平解放以来，西藏人口由1951年的114.09万人增长到2010年的300.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万人，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4万多人，占总人口的1.3％；汉族人口24.5万人，占总人口的8％。2012年，西藏人口达到308万人。西藏人均寿命从1951年的35.5岁提高到现在的68.17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均大幅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幅提升。
社会保障体系日益完善
近年来，西藏的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困有所助成为现实。到2012年底，以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和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为核心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在西藏全面建立，全区各项社会保险参保总人数达到239.7万人次。2012年，兑现各项社会保险23.8亿元。西藏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覆盖对象不断增加，低保补助标准不断提高。2012年，西藏城镇居民有48047人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居民有32.9万人享受政府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400元、每人每年1600元。五保（保吃、保穿、保医、保住、保葬）供养标准大幅提高，2013年达到每人2600元。城乡医疗救助累计救助困难群众近12万人（次），城乡医疗救助资金累计落实20575万元。城乡困难群众临时生活救助共救助6925户（次），支出临时救助资金776.2万元。资助特困学生6432人，发放资助金1676.9万元。截至2012年8月，累积向全区城乡394636名低保、五保、优抚对象发放价格临时补贴，共支出12606.9万元。关心关爱广大僧尼，将寺庙在编僧尼全部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全覆盖。僧尼年满60周岁的按月领取养老金，标准为每月120元，尼姑年满60周岁、僧人年满65周岁的终身享受基本医疗保险。
六、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多年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坚持科学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把环境保护与生态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大力提倡生态文明，建设美丽西藏。目前，西藏是世界上环境质量最好的地区之一，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原生状态。
西藏高原的环境与生态受自然气候变化影响
科学研究表明，过去100年，全球气候进入变暖期。由于西藏高原的特殊海拔高度，其所经历的气候变暖过程比周围地区更为强烈。1961年至2007年，西藏高原的平均增温幅度每10年超过了0.3℃，是全球平均增温幅度的2倍。随着气候变暖，冰川呈现加速退缩趋势，过去30年来整个青藏高原冰川面积年均减少约131平方公里；高原多年冻土呈现区域性退化，表现为季节冻结深度减小，融化深度增大。
在气候变暖影响下，西藏高原生态系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西藏高原植被的返青期提前、枯黄期推迟，生长季平均延长约10天。植被盖度呈总体微弱上升态势，净初级生产力增加了约11％。由于净初级生产力的显著增加，高寒生态系统碳汇呈增加态势。1980年至2002年，西藏高寒生态系统形成平均每年2300万吨的净碳汇，约占中国陆地植被碳汇增加量的13％，其中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形成平均每年1760万吨的碳汇，西藏高原植被生态系统已成为中国重要碳汇地区之一。目前，西藏植被总体变好，但存在区域差异。在降水减少的南部地区生态系统退化，在降水增加的北部地区生态系统改善。随着国家大型生态工程及其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人类活动强烈影响区的生态退化得到了有效遏制，高原生态安全屏障功能也得到了进一步增强。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立法和规划
多年来，在国家的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框架内，西藏始终处于重要位置。国务院在1998年和2000年制定的《全国生态环境建设规划》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中，将青藏高原冻融区作为全国八大生态建设区之一，进行专门规划，提出明确的建设任务和建设原则。2010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25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有2个位于西藏，分别为“藏东南高原边缘森林生态功能区”和“藏西北羌塘高原荒漠生态功能区”，面积分别为97750平方公里和494381平方公里，总面积接近西藏的二分之一。2009年，国务院通过《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争取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生态安全保障作用得到充分发挥。西藏自治区编制实施了《生态环境建设规划》、《水土保持规划》、《农牧区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一江四河”流域污染防治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规划，对西藏的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进行全面规划和部署。同时，还开展了生态环境现状调查、生态功能区划、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生态补偿研究、自然保护区基础调查、生态环境十年变化（2000－2010年）遥感调查与评估等生态环境保护基础性工作，为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
西藏的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事业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发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西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自治区人民政府及政府有关部门颁布实施了《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细则》、《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以及《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实施〈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的意见》等一系列关于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
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明显
生物多样性与重要生态区得到有效保护。西藏共建立各类自然保护区47个，其中，国家级9个、自治区级14个、地县级24个。保护区面积达到41.37万平方公里，占全区国土面积的33.9％，居全国之首。西藏12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39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在已建的自然保护区中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比如，国际动物研究界认为早已灭绝的西藏马鹿，20世纪90年代被重新发现，种群还在不断扩大。藏羚羊种群数逐年增加，目前已达15万只左右。黑颈鹤数量为7000只左右。西藏建立了22个生态功能保护区(国家级1个)、8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国家湿地公园、4个地质公园(国家级2个)、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为《走进西藏：生物多样性与保护事业》一书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评价西藏的环境保护事业：“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可以将40％的面积划出用于自然保护?要扭转一个濒危物种不断减少的数量又谈何容易?然而勤劳的西藏人做到了。”
林业和草原生态建设成效显著。严格控制森林的采伐规模。江达、贡觉、芒康3县实施总面积达3.1万平方公里的天然林保护工程，全面停止了天然林商品性采伐。实施全区重点区域生态公益林建设工程，建立了曲水、扎囊、日喀则、狮泉河等治沙试验示范区。在风沙危害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上游及雅鲁藏布江流域的28个县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全区已完成造林面积8.37万公顷，封山育林面积33.87万公顷，退耕还林以每年1.92万公顷的速度递增。西藏森林覆盖率已上升到目前的11.91％。合理利用和保护草原，确保草原生态良性发展。对天然草地开展围栏和水利建设，实施草场承包经营责任制。按照以草定畜的原则，划定轮牧期和禁牧区，建设人工草地，改良退化草地，实施退牧还草工程。截至2012年底，西藏有天然草地面积8511万公顷，其中，可利用天然草地面积6910万公顷。开展公益林补偿和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
水土保持与地质灾害防治不断加强。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建设。近年来，先后实施聂拉木县樟木镇滑坡治理、琼结县县城滑坡泥石流治理、林芝地区八一电厂二级电站后山滑坡泥石流灾害治理、拉萨市流沙河泥石流治理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农村环境保护和生态创建工作进展顺利。从2010年开始在全区7地(市)、74县(市、区)的4761个行政村开展人居环境建设和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截至2012年底，已经安排2500个村实施了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和环境综合整治试点项目。通过推广利用清洁能源，减少了天然植被的樵采，有效保护了农牧区的生态环境。实施了沼气、太阳能及小型风力发电等农村能源建设项目。完成21万户沼气池建设，推广太阳灶39.5万台，推广太阳能户用系统1万余套，太阳能集中供暖面积达到1万平方米。风光互补发电总装机容量达到220千瓦。
城镇饮用水安全保障工作扎实推进。完成了全区城镇饮用水水源地环境现状调查，建立饮用水水源地基础信息档案，设立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实施水源地环境保护工程。全面开展生态西藏创建。西藏自治区政府提出了构建西藏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生态西藏、美丽西藏的目标。拉萨市开展了国家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创建工作，林芝地区开展了生态林芝建设，山南、那曲地区分别提出了建设“生态美好模范区”和“生态草原地区”的构想。拉萨、那曲、林芝、山南等四个地(市)先后在97个乡镇和221个行政村开展了自治区级生态乡镇和生态村创建工作。截至2012年底，已命名22个自治区级生态村。
西藏是当今世界最为清洁的区域之一
当前，西藏高原是除南极和北极之外，地球上最洁净的环境本底区，大气环境干净透明，各类污染物质的含量与北极地区相当，污染物种类较少，浓度较低。西藏大气重金属元素含量接近于全球大气元素浓度的背景值，拉萨大气重金属含量也远低于人口聚集区和工业化地区。西藏非城市地区大气中PM2.5的年平均质量浓度为10微克／立方米，拉萨市大气中PM2.5的年平均质量浓度为14.58微克／立方米，远小于中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中35微克／立方米的规定，较人类活动密集区低十几倍。西藏全区主要江河湖泊水质状况保持良好，达到了我国规定的水体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其重金属含量处于世界河流－湖泊生态系统的背景水平，没有受到人类活动的污染。西藏土壤中重金属含量继承了其成土母质的特点，1979年到2009年的30年间土壤重金属含量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结束语
在过去的60多年时间里，西藏走完了人类社会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才能走完的历程，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壮丽的篇章。今天的西藏，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人民生活幸福安康，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的新西藏正呈现在世人面前。回顾西藏走过的不平凡历程，留下了许多宝贵而深刻的启示。
——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选择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60多年来，正是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怀抱里，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西藏各族人民才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西藏才实现了由贫穷落后到富裕文明的转变。实践证明，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才能真正实现和保障西藏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未来的岁月里，西藏的发展进步依然离不开这条道路。
——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全国人民的帮助。中国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华民族互帮互助的优良传统，为西藏的发展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中央政府历来高度重视西藏的发展，十分关心西藏各族人民的福祉，举全国之力支援西藏，以优惠的政策和强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推动西藏的发展进步。1952年至2012年，中央财政对西藏安排各项补助达4543.4亿元，占西藏地方财政成立以来累计支出的96％。2011年至2015年，中央政府围绕改善民生、基础设施、特色产业、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共规划建设226个重大项目，5年计划完成投资1931亿元，其中中央政府投资占71.5％。2010年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中央政府按照省市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一核定了17个援藏省市的援助资金量，并建立了稳定增长机制。
——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西藏的发展进步，追根究底源自人民的创造。在西藏历史发展的各阶段，各族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主人翁精神，破旧立新，改天换地，创造一个又一个新鲜事物，推动历史不断向前。
——西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对外开放合作。封闭曾经是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延续数百年的重要条件，也是西藏发展进步需要破除的障碍。60多年来，西藏向全国和世界敞开胸襟，加强与国内其他地区和世界各国的交流交往交融，吸收来自外部的先进文明成果，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西藏的发展进步有目共睹，任何不持偏见立场的人都为之惊叹不已，任何真正关心西藏的人都为之欢欣鼓舞。但是，也有少数人不仅对西藏的发展进步视而不见，反而大肆攻击，否定西藏的发展道路和西藏各族人民为之奋斗的现代化事业。
长期流亡海外的十四世**集团，一直从事分裂祖国和破坏西藏发展稳定的活动。在1959年武装叛乱失败后，又对中国边境地区进行多年武装袭扰。这些年，又鼓吹“大藏区”、“高度自治”，这些主张完全违背中国国情，违反中国宪法和法律，实际上是想推翻西藏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动摇给西藏带来发展进步的制度基础。在国际上，还有一些人，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自私自利的扭曲心态，刻意歪曲西藏的昨天和今天。他们凭空杜撰了一个“香格里拉”神话，希望西藏永远处于原始落后状态。西藏60多年发展进步的事实证明，西藏人民与世界人民一样，有权享受现代文明发展成果，有权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当前，西藏各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西藏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第二篇：西藏发展进步的伟大里程碑
西藏发展进步的伟大里程碑-百万农奴解放日体会
５０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平息了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的武装叛乱，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百万农奴和奴隶翻身得解放，西藏人民由此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西藏社会由此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
开放。民主改革是改变西藏人民命运的伟大抉择，是新旧西藏历史的分水岭，是世界废奴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权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民主改革是西藏历史上最为广泛、最为深刻、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
１９５９年以前的旧西藏，实行的是延续了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度。毛主席曾说过一段很精辟的话：“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一制度的典型特征，一是社会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占西藏人口５％的“三大领主”，即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占有西藏全部土地、草场和绝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９５％的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二是实行政教合一。寺庙占有西藏土地的３６．８％，宗教上层既是最大的农奴主集团，又是主要的政治统治者，同时还在文化和信仰领域对人民进行严密的控制。三是具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旧西藏地方法典把人分为三等九级，农奴主可以把农奴租让、抵押、出卖给其他领主，寺庙里同样等级森严，贫苦、低级的僧人只能做寺庙的奴役，没有人身自由，也没有任何权利学习文化和宗教经典。
我是从旧西藏过来的人，我个人和家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我出生在藏北一个贫苦牧民的家庭，冰天雪地里到处流浪要饭；给部落头人、牧主、**当佣人，吃不饱、穿不暖，过着饥寒交迫、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被人称为“波哲热地”（男鬼热地）。民主改革前，我受尽欺凌和苦难，现在我的身上还留有块块伤疤。我有一个弟弟就饿死在母亲的怀里。那时，我和许许多多受压迫的农奴和奴隶，都盼望着黑暗、落后的社会制度得到彻底的变革。
１９５１年中央人民政府与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改革旧西藏的社会制度，是《十七条协议》明确规定的方针，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与西藏上层协商、和平改革的政策。中央对旧西藏上层反复做宣传解释工作，耐心等待，做到了仁至义尽。尽管如此，１９５９年３月，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唆使下，西藏封建农奴主上层反动势力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全面武装叛乱。他们的目的，就是阻挠改革，分裂祖国，以实现封建农奴制度“永远不改”。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制定了边平叛边改革的方针，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要西藏的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通过民主改革，在西藏建立了各级人民政权，广大农奴和奴隶在政治上翻身得解放，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在经济上彻底废除了封建农奴制的生产关系，广大农奴和奴隶有了自己的土地、牲畜和生产资料，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在思想上摆脱了封建农奴制腐朽思想的枷锁，实行了政教分离，宗教信仰自由真正得以实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西藏走上了发展进步的崭新道路，西藏各族人民人生命运发生根本转变，这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１９５９年，我的家乡一边平叛、一边民主改革。当时，为了培养藏族干部，解放军和工作组动员藏族青年到内地学习，我就下决心报了名。这样，我很幸运地成了我家乡到内地学习的第一批学员，到了北京中央政法干校。在北京四年学习中，我懂得了一个道理，过去我们穷人受苦受难，不是命不好，而是受三大领主的压迫、剥削，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权。在北京学习期间，各族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接见了全体学员，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民主改革，是我和同我一样过去被剥削被压迫的农奴、奴隶改变命运的转折点。
民主改革５０年来西藏的发展进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践的缩影
西藏这５０年的发展成就可以概括为：政治全面建设，经济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文化全面繁荣，人民生活全面改善。我体会，西藏的社会制度和各族人民的命运之所以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根本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是西藏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我１９７５年到自治区工作，一直到２００３年到全国人大工作，在自治区党委领导岗位上工作了整整２８年。我深深感受到，在西藏发展稳定的每个关键时期，中央都及时召开会议，研究西藏工作，解决重大问题。特别是１９８９年１０月，面对１９８７至１９８９年拉萨连续出现骚乱事件的复杂局面，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来源
：好范文 http://www.xiexiebang.com/）究、形成了关于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初步形成了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治藏方略，实现了西藏工作从乱到治的历史性转折。此后，中央于１９９４年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做出了中央各部门和有关省区市对口援藏的重大决策。２００１年，中央又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促进西藏经济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西藏社会局势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加大了对口援藏的力度。这两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被西藏的同志亲切称为两个“里程碑”。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西藏工作，２００５年出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西藏发展稳定工作的意见》，把我们党对新时期西藏工作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提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把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作为西藏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护西藏的“碧水蓝天”，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实现西藏的跨越式发展，这在我们党西藏工作历史上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第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无私支援是西藏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和平解放后，为支援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许多内地干部到西藏工作。这其中有和平解放时期进藏的老十八军和其他部队的同志，有各省市自治区进藏的地方干部，有专业技术人员、工人和青年学生等。他们在特殊的自然环境中，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形势，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的老西藏精神，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西藏各族人民的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
“对口援藏”是中央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承担对口援藏任务的各中央国家机关、省区市和国有大型企业积极响应中央号召，服从、服务于大局，不讲价钱、不提条件、不打折扣，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全力支援西藏。现在西藏７个地市和７４个县区，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就连海拔近５０００米、条件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那曲地区双湖特别行政区，也由过去的几间土坯房、几顶帐篷，发展成高原新兴城镇，成为藏北无人区的一颗明珠。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和祖国大家庭的温暖，在青藏铁路这条“天路”上，得到了集中体现。我记得，那是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下午，江泽民同志参加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西南组讨论，他点名要我发言。我说：“中央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可是现在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项目已经辐射到十多个省市自治区，但都辐射不到西藏。所以我们请求中央尽快修建进藏铁路，请求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５０、６０年代起，毛主席、邓小平同志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就一直非常关心这条铁路的建设。现在看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有望将它付诸实施了！”江泽民同志笑着说：“热地同志的政治思想工作都做到我头上了！”仅隔一个月，２０００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江泽民同志在铁道部的专题报告上作出了长达三页纸的重要批示，指出：修建青藏铁路十分必要，我们应该下决心尽快开工修建，这是我们进入新世纪应该作出的一个大决策。２００１年６月青藏铁路正式开工建设，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全线建成通车，西藏各族人民半个多世纪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胡锦涛总书记亲自到格尔木出席青藏铁路通车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青藏铁路建成通车，对于青藏两省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改善各族群众生活，对于增进民族团结和巩固祖国边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伟大壮举，也是世界铁路建设史上的一大奇迹。
目前西藏政通人和，百业俱兴，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局势稳定，社会进步，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和睦和谐的新气象。半个世纪以来，正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金光大道，西藏实现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各族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美好生活。
第三，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西藏各族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保障。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民族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体现了民族因素和区域因素的统一、历史因素与现实因素的统一、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统一、制度因素与法律因素的统一。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实现了各民族空前的大团结，我国是世界上成功解决民族问题的典范。
１９６５年西藏自治区成立，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从此享有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政府主席都由藏族公民担任，在自治区、地（市）、县三级国家机关组成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占７７．９７％，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２０名代表，按人口比例计算在全国是最高的。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了２５０余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政权建设、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藏语言文字、司法、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等许多方面，有效地维护了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特殊权益，促进了西藏各项事业的发展。
巩固和发展民主改革成果，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分裂，“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最大心愿
**集团叛逃国外后，在西方反华势力支持下，成立了非法的所谓“流亡政府”，长期从事图谋西藏独立的分裂破坏活动。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９年，他们在拉萨连续制造骚乱、闹事，２００８年，他们又制造了拉萨“３·１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暴力干扰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与此同时，**集团极力美化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下的旧西藏，把残酷、黑暗、野蛮、落后、专制的旧西藏描绘成“世外桃源”、“香格里拉”，攻击西藏的民主改革和民族区域自治“使藏人陷入了人间地狱般的苦难”，从而把自己打扮成所谓“西藏人民的代言人”，煞有介事地向中央提出所谓“大藏区”、“高度自治”等变相独立的要求，企图在“自治”的幌子下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的专制统治。
历史雄辩地证明，十四世**及其政治集团是旧西藏政教合一封建农奴制度的总代表，他们与占西藏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根本利益冲突，与西藏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潮流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与**集团之间分歧和斗争的实质，根本不是自治与不自治的问题，不是宗教问题、民族问题，而始终是进步与倒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集团分裂祖国、复辟旧制度的图谋，西藏各族人民看得非常清楚，也是绝不会答应的。他们的目的，过去没有实现，现在没有实现，将来永远也不会实现。
我坚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继续弘扬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坚定不移地维护祖国统一，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万众一心，锐意进取，保稳定、促发展、奔小康，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建设团结、民主、富裕、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伟大事业必将取得新的更大胜利。
第三篇：《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白皮书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１日发表《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白皮书。全文如下：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
（２０１１年７月１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二、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发展历程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结束语
前言
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以下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实现和平解放。
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统一和主权伟大斗争中的一件大事，是西藏社会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转折点，是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起点。
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经历了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的命运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这是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实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
今年是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周年。回顾总结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全面展示新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进一步推动西藏实现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用事实揭穿**集团散布的种种谎言，有助于国际社会正确了解西藏和平解放６０年的历史真相，让世人真实感受和认识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一、西藏和平解放的实现
（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西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中国的疆域和历史是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作为中国境内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为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缔造与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大量考古、学术研究表明，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自古就有血缘、语言和文化等方面的密切联系，西藏地方与中国内地的经济、政治、文化往来始终没有中断过。１３世纪，元朝中央政府设立释教总制院和宣政院，直接管理西藏地区军政事务，正式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央行政管辖之下。此后，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管辖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其中包括直接掌握西藏地方行政机构及任命西藏地方官吏的权力，驻军戍边，并多次在西藏清查人口户籍等。明袭元制，实施多封众建，贡市羁縻。清朝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清朝皇帝于１６５３年、１７１３年分别册封五世**喇嘛、五世**喇嘛，自此正式确定**喇嘛、**额尔德尼的封号，以及他们在西藏的政治和宗教地位。１７２７年，清廷设驻藏大臣，代表中央监督西藏地方行政。１７５１年，清王朝正式任命七世**喇嘛掌管西藏地方政府，废除郡王掌政制度，设立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地方政府。１７９３年，清廷在驱除廓尔喀入侵势力之后，颁布了著名的《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完善了中央政府治理西藏地方的多项制度，明确规定**喇嘛等大**转世须经金瓶掣签认定，并报请中央批准。清朝此后的五位**喇嘛有三位经由“金瓶掣签”认定，有两位由清朝皇帝批准免于金瓶掣签。清朝皇帝还曾于１７０６年革除六世**仓央嘉措的名号，并于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１０年先后两次革除十三世**土登嘉措的名号。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中华民国。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１日，中华民国第一部宪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规定中央对西藏的主权，宣布“西藏是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实行五族共和”。７月１７日，民国政府设蒙藏事务局，隶属国务院，管理蒙藏事务。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蒙藏委员会，行使对西藏的行政管辖。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在拉萨设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常设机构。历史事实表明，虽然民国期间军阀混战，内乱频仍，但中央政府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维护了国家在西藏的主权。十四世**喇嘛丹增嘉措就是经当时国民政府批准免于金瓶掣签继位的。国际上没有一个国家和政府承认过西藏独立。
（二）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是近代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瓜分中国图谋的一部分
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１９世纪末，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英国侵略势力趁机染指西藏。英军先后于１８８８年、１９０３年两次武装入侵西藏，因遭到西藏军民的抵抗而失败。在靠武装侵略没能达到将西藏变为殖民地的目的后，帝国主义开始在西藏培植亲帝分裂势力，策划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活动，煽动“西藏独立”。１９０７年８月３１日，英俄帝国签订《西藏协定》，第一次在国际文件中把中国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１９１３年，英帝国策划召开西姆拉会议，唆使西藏代表首次提出“西藏独立”的口号，当即遭到中国政府代表的拒绝。英国代表于是提出所谓“折衷”方案，企图将中国在西藏地方的主权篡改为“宗主权”，使西藏在“自治”的名义下脱离中国政府的管辖，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反对。１９１４年７月，中国政府代表奉命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并发表声明概不承认任何此类条约或文件，同时将立场照会英国政府，西姆拉会议遂以破产而告终。１９４２年，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国代表的支持下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公开进行“西藏独立”活动，因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改变原议。
１９４７年，英帝国主义幕后策划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泛亚洲会议”，在会场上悬挂的亚洲地图和万国旗中把西藏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来对待，经中国代表团严正交涉，会议组织者不得不改正。１９４９年７月８日，西藏地方政府以“防止共产党混迹西藏”为借口，下令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及相关人员驱赶出西藏，制造了“驱汉事件”。１９４９年１１月，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派所谓的“亲善使团”赴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等国，寻求对“西藏独立”的政治支持和军事援助，加紧分裂国家的活动。１９４９年底，美国人劳尔·汤姆斯以“无线评论员”名义在西藏探索“华盛顿给西藏以可能的援助”，并在美国报刊上宣称“美国已准备承认西藏为独立自由”的国家。１９５０年上半年，一批美国枪支弹药经由加尔各答进入西藏，用以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
历史事实清楚地证明，所谓“西藏独立”完全是新老帝国主义侵略者炮制出来的，是西方侵略势力瓜分中国领土阴谋的一部分。
（三）解放西藏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包括藏族在内的中国各族人民为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惜流血牺牲，进行了长达１００多年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才取得了完全胜利。１９４９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
针对帝国主义分子和西藏地方上层反动势力紧锣密鼓策划“西藏独立”的活动，１９４９年９月２日，中国共产党授权新华社发表题为《决不容许外国侵略者吞并中国的领土——西藏》的社论，在概述列强百年来侵略西藏的过程后指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容许任何外国侵略；西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个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分割。这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坚定不移的方针”。社论发表后，西藏各界纷纷响应和拥护，盼望解放军早日进藏。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十世**致电中央政府“速发义师，解放西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１１月２３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十世**说：“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１２月２日，原西藏摄政五世热振**的近侍热振·益西楚臣到青海西宁，向人民解放军控诉帝国主义者破坏西藏内部团结的罪行，要求迅速解放西藏。１９５０年初，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康北玉隆地区头人夏格刀登和康南巨商邦达多吉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向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致敬，倾诉藏族同胞迫切要求解放的热望。
为了应对国际形势的复杂变化和西藏地方的严峻局势，满足西藏人民要求早日解放的愿望，１９４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主席在前往苏联访问、途经满洲里时，写信给中共中央，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决策。
在酝酿和探索解放西藏的过程中，考虑到西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地区，为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顺利进军，有利于维护西藏人民的利益，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中国共产党确立了和平解放的方式。１９４９年３月，毛泽东主席根据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全面胜利的形势指出，待解放的地方按照“北平方式”和平解放的可能性在增加。之后，湖南、宁夏以及与西藏相邻的新疆、云南、西康等省相继以和平方式解放，为和平解放西藏提供了借鉴。１９５０年１月２０日，针对西藏地方政府派出所谓“亲善使团”一事，毛泽东主席授权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指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
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中央人民政府组织开展了大量的政治争取工作。１９５０年间，西南局和西北局先后四次派出代表或代表团赴西藏进行劝和，以争取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２月１日，西北局派出藏族干部张竞成携带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十四世**喇嘛和摄政达扎·阿旺松饶的书信等赴藏联络。３月底，在中共中央批准和西南局组织下，与西藏政教界有着良好关系的汉族高僧志清法师由成都启程赴藏。７月间，以塔尔寺当才**为团长的青海寺院赴藏劝和团从西宁出发。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向**喇嘛和藏族同胞发表广播讲话，呼吁西藏地方政府“迅速派遣全权代表赴京进行和平协商”。７月１０日，西康省甘孜白利寺五世格达**一行十人从白利寺出发，踏上赴藏劝和征程。然而，这一系列劝和促谈活动，却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西藏亲帝分裂分子的重重阻挠，劝和人员被驱赶或软禁，有的代表团被分解，格达**在昌都被投毒致死。
与此同时，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怂恿和西藏上层亲帝分裂势力的把持下，极力扩充藏军，并以其主力７个代本（相当于团）沿金沙江西岸陈兵于以昌都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军解放西藏。昌都为从西南入藏的必经之地。１９５０年８月２３日，毛泽东指出占领昌都“对于争取西藏政治变化及明年进军拉萨，是有利的”，“有可能促使西藏代表团来京谈判，求得和平解决”。１０月６日起，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从南北两线分别渡过金沙江执行解放昌都的作战任务。１０月１９日，昌都解放。在此基础上，昌都地区第一次人民代表会议召开，选举产生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成立了昌都地区僧俗人民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工作委员会。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谈判的大门，为促进西藏和平解放创造了必要条件。
（四）签订《十七条协议》，实现西藏和平解放
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始终没有放弃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在昌都战役进行中，仍催促西藏“代表团应速来京”。昌都战役促使西藏地方政府内部发生分化，爱国进步力量占据上风，主张亲帝分裂的摄政达扎·阿旺松饶被迫下台，十四世**喇嘛于１１月１７日提前亲政，西藏地方政局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趋势发展。
１９５１年１月２日，十四世**喇嘛移居西藏亚东，一面对我进行观望，一面向英、美、印、尼等国求援，伺机逃往国外，但是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公开支持“西藏独立”。西藏地方政府也相应地分为留守的“拉萨噶厦”和临时性的“亚东噶厦”两部分。随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会议”决定正式派出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和谈。**喇嘛在致中央人民政府表示愿意和平谈判的信中说：“过去，在我年幼未掌权期间，藏汉之间关系屡遭破坏，近日已通知阿沛及随员从速启程去北京。为争取时间，我们将再给阿沛两位助手，经印度前往北京。”在中央人民政府民族平等政策和和平解放西藏方针的感召下，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了与中央人民政府和谈的全权代表团，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代表。代表团分作两路启程，于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７日齐聚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欢迎。随即，中央人民政府组成谈判代表团，李维汉为首席全权代表，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为全权代表。经过友好协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在北京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关于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并签订《十七条协议》，需要强调以下几点基本历史事实：
第一，和平谈判是在西藏地方政府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前提下进行的。十四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派出谈判代表团时，给每位代表颁发了一份盖有印章的全权证书，证书外面注明了西藏全权代表五人的姓名和身份，里面写有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等内容。谈判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增强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统一问题。正如阿沛回忆指出的，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代表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
第二，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十大政策”是谈判的基础。“十大政策”主要内容是：驱逐英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西藏，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发展西藏经济和文化教育，西藏各项改革事宜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采取协商方式解决，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等。在谈判之初，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强调不能接受“十大政策”中的“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并没有勉强西藏地方政府代表，而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他们参观，同时耐心劝说，提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就没有理由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同时，充分考虑到西藏代表提出的西藏经济落后、资源贫瘠，供给人民解放军有很大困难的问题，中央政府作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切开支由中央负责”的保证。双方最终协商确定西藏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
第三，**喇嘛和**额尔德尼之间的团结问题，是谈判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挑唆，九世**喇嘛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与十三世**喇嘛发生不和，被迫从西藏出走内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返回西藏途中圆寂于青海玉树。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０日，经国民政府批准，十世**在青海塔尔寺坐床继位。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在谈判之初，并不承认十世**的合法地位。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团向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展示了原国民党政府批准认定十世**为九世**转世灵童的全部公文，以及由**喇嘛方面代表参加的十世**在塔尔寺坐床继位时的照片。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最终承认了十世**的合法地位。谈判期间正值“五一”劳动节，中央人民政府邀请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和十世**在天安门城楼上共同观礼，阿沛·阿旺晋美与十世**进行了友好会面，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第四，协议在相互尊重和友好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大部分条款是关于西藏内部关系和内部事宜的处理。在这些问题上，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依据中央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和西藏地区的实际情况，主动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也提出了若干建议。中央人民政府对正确的部分加以采纳和研究综合，并对不合理的部分进行了耐心的解释。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土丹旦达根据切身经历谈道：“我作为译仓派出的僧官，在谈判过程中对宗教信仰、寺庙收入等提的建议较多，中央大都采纳了。”谈判一开始就搞了汉、藏两种协议文本，每一次修改两种文本都同步进行，并得到了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同意。谈判结束后，汉、藏两个文本同时产生，并在签订后予以一并公布。
西藏地方政府全体谈判代表作为全权代表，在正式谈判前协商立下如下工作原则：“能做主的问题就立即定下来，不能解决的，向亚东报告”；来不及请示时，“作为全权代表可以先定下来，再向**喇嘛报告”。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向**喇嘛和噶厦的请示渠道始终通畅，就哪些问题请示由他们内部协商确定。谈判开始不久，关于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问题，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通过凯墨·索安旺堆和土丹旦达带来的密码机向在亚东的**喇嘛和噶厦发了电报，说明谈判中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就是如不承认人民解放军进藏守卫国家边疆，谈判恐怕谈不成。其间，他们还在与**的关系问题上，同“亚东噶厦”联系过两次。在２０多天的谈判中，虽然双方代表在一些问题上有争论和不同意见，但始终是在友好真诚、充分协商的气氛中进行的，最终就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所有问题达成协议。在协议签订仪式上，双方代表在协议文本上签名，并加盖了个人图章，以示郑重。
为了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在谈判中签订了两个协议附件。其一是《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若干事项的规定》。在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问题上，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谈判中提出了进藏部队的具体数量、驻军部署及供给等有关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具体问题。由于这些问题属于军事机密，因而不能写在需要公布的协议中，于是就有了签订这一附件的必要。其二是《关于西藏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声明》。对于协议，如果**喇嘛予以承认，并返回拉萨，则和平解放西藏顺理成章。如果**喇嘛因某种情况暂不返回拉萨，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提出，希望中央人民政府允许**喇嘛在执行协议的第一年内，因某种需要可以自行选择住地，在此期间内返职时，其地位与职权不予变更。对此，中央人民政府表示同意，但如果将这一内容写在协议里，则可能引起各种议论。双方就有可能发生的情况提前作出预防性规定，签订了该附件。这两个附件是属于协议实施细则和对协议未尽事宜的补充。
第五，协议得到**喇嘛和西藏僧俗人民的一致拥护。阿沛·阿旺晋美从北京回到拉萨后，西藏地方政府于９月２６至２９日召开了全体僧俗官员、三大寺堪布、藏军甲本以上军官等３００多人的“官员大会”，通过了向**喇嘛的呈文：“签订的《十七条协议》，对于**之宏业，西藏之佛法、政治、经济诸方面，大有裨益，无以伦比，理当遵照执行。”１０月２４日，**喇嘛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该电文全文为：“今年西藏地方政府特派全权代表噶伦阿沛等五人于１９５１年４月底抵达北京，与中央人民政府指定的全权代表进行和谈。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已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谨电奉闻。”１０月２６日，毛泽东主席复电**喇嘛，感谢他对实行和平解放西藏协议的努力。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发展从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和平解放使西藏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政治、经济羁绊，维护了中国的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为西藏与全国一起共同进步和发展创造了基本前提。
二、和平解放60年的发展历程
和平解放是西藏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后的60年里，西藏历经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各个历史阶段，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
(一)落实《十七条协议》，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开启西藏现代化发展的崭新征程
——进军西藏，巩固边防。按照《十七条协议》及附件一的规定，从1951年9月到1952年6月，以十八军为主的各路进藏部队先后到达拉萨，进驻(抵)太昭、江孜、日喀则、山南隆子宗、亚东、察隅、改则等国防重镇，完成了进军西藏的任务，结束了西藏4000多公里边境线上长期有边无防的历史。
——统一处理西藏一切涉外事务。1952年9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代表外事帮办办公室成立，在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的领导下，具体办理西藏地方的一切涉外事宜。1954年4月29日，中印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同时互换照会，取消印度继承的英国侵略西藏遗留下来的特权。1955年中国和尼泊尔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于1956年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保持友好关系以及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尼泊尔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取消了尼泊尔在西藏的特权，中尼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得到巩固和发展。至此，完全实现了由中央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
——实行生产自给，解决军需民用。中央政府作出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及“精打细算，生产自给”等指示，提出“保障军需，兼顾民用”，“统一采购，紧缩开支”等一系列财经政策。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后，首先从羊毛出口贸易着手，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中央政府拨款400亿元(旧币)，以高于出口印度市场的价格，收购西藏积压的羊毛，打击了上层反动集团囤积居奇，挑拨、破坏藏汉关系的图谋，上层人士为此获得丰厚的利润，也体会到中央政府是切实维护藏族人民利益的，在经济上逐渐减少了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依赖和联系，积极向中央政府靠拢。
——开展统战工作，促进民族团结和进步。在中央人民政府的推动下，1952年4月，十世**额尔德尼及**行辕人员自青海返回拉萨，实现了**与**的友好会晤。西藏工委不间断地进行工作，解决了**与**相互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1953年，十四世**和十世**被选为全国佛教协会名誉会长，功德林**被选为副会长。1956年9月，成立了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1954年9月，十四世**、十世**联袂赴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体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大事的权利。与此同时，组织参观团或观礼团到内地参观、访问，自1952年至1957年间组织了13批1000多人次到内地参观、访问，其成员不断扩大，包括从拉萨直至西藏各地区的上层僧俗官员、寺庙喇嘛、青年和妇女，增进了西藏与内地的联系和各民族的团结。
——积极开展现代化建设，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和进藏工作人员坚决执行《十七条协议》和中央的政策，修建康藏、青藏公路和当雄机场，兴修水利，建设现代工厂、银行、贸易公司、邮局、农场和学校等，采取多种措施帮助农牧民发展生产，开展社会救济，救灾活动，免费为群众防疫治病，推动了西藏经济、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展示了一种现代文明和进步的新气象，在西藏各阶层和广大群众中产生了深远影响，从而打破了西藏社会长期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启了走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为西藏社会进一步向前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西藏与全国共同前进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封建农奴制度，解放百万农奴和社会生产力，完成西藏历史上最深刻的社会变革
民主改革之前的旧西藏是一个比欧洲中世纪还要落后、黑暗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占人口5％的官家、贵族、寺庙上层僧侣三大领主及其代理人占有西藏的全部耕地、牧场、森林、山川、河流和大部分牲畜，而占人口95％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和人身自由。广大农奴和奴隶不仅遭受着沉重的赋税、乌拉差役和高利贷的剥削，而且遭受着世所罕见的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刑罚，挣扎在死亡线上。改革西藏社会制度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西藏人民的根本愿望。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十七条协议》规定：“对于西藏的现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变更”；“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和平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西藏社会制度改革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极为宽容的政策，耐心等待和劝说西藏地方上层统治集团主动进行改革，并给予充分的时间。但是，西藏反动上层为了维护农奴主阶级的既得利益和特权，根本反对改革，企图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为此，他们蓄意违反《十七条协议》，策划了一系列分裂祖国的活动，直至1959年发动全面武装叛乱。
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央人民政府采取果断措施，与西藏人民一道坚决平息了叛乱，解散了西藏地方政府，并在西藏进行了一场彻底摧毁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民主改革废除了“政教合一”制度，实现了政教分离；废除了生产资料的封建领主所有制，确立了农牧民个体所有制；废除了对“三大领主”的人身依附，使农奴和奴隶获得人身自由。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进步和人权发展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变革，使西藏百万农奴和奴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多方面实现了翻身解放，有效地促进了西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道路。据统计，在民主改革中，农奴和奴隶共分得土地280多万克(15克相当于1公顷)，到1960年西藏民主改革完成时，西藏的粮食生产量比1959年增长12.6％，比民主改革前的1958年增长17.7％，牲畜存栏头数1960年比1959年增长9.9％。
(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推动西藏走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西藏民主改革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建政的过程。1959年3月西藏发生叛乱后，国务院发布命令，解散西藏噶厦地方政府，决定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此后，相继撤销了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堪布会议厅委员会，结束了几种不同性质政权并存的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人民民主政权。1961年，西藏各地开始实行普选，昔日的农奴和奴隶第一次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选举产生了西藏各级权力机关和政权，一大批翻身农奴和奴隶担任了各级领导职务。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开幕，西藏自治区及其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此后，西藏通过对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行，从制度上保障了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共同繁荣政策在西藏的实现，保障了西藏各族人民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和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权利，为西藏在国家的特殊支持和资助下，根据本地区特点实现与全国共同发展进步提供了制度保证。
(四)实行改革开放，推动西藏经济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供给型经济走向经营型经济
20世纪80年代，西藏与全国一样掀起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热潮。1980年和1984年，中央先后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了西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式经济转变为开放式经济，从供给型经济转变为经营性经济的指导方针。中央政府制订了“土地归户使用，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牲畜私有私养，自主经营，长期不变”等一系列有利于西藏经济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推进了西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并从1984年起，由国家投资、全国九省(市)援建西藏43项工程等一批项目。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国家的支援，壮大和繁荣了西藏经济，提高了西藏产业的整体水平和经济活动的商品化水平，使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五)根据新的形势，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新时期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不断加快西藏发展，维护局势稳定
**集团叛逃国外后，始终没有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和分裂国家的活动，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印度宣布成立“西藏独立国”，在印度、尼泊尔建立了叛乱武装基地，长期对我边境实施武装袭扰。1964年，国务院第151次会议通过《关于撤销**职务的决定》，指出“**在1959年发动叛国的反革命武装叛乱，逃往国外以后，组织流亡伪政府，公布伪宪法，支持印度反动派对我国的侵略，并且积极组织和训练逃往国外的残余叛乱武装骚扰祖国边境。这一切证明他早已自绝于祖国和人民，是一个死心塌地为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作工具的叛国分子。”西藏实行改革开放后，**集团更是加紧进行渗透破坏，并于上世纪80年代末组织策划拉萨骚乱。中央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迅速平息了骚乱，并于1989年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十条意见，对统一思想、促进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时期西藏工作的转折点。1994年，中央政府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紧紧抓住发展经济和稳定局势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加快发展，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新时期西藏工作指导方针；作出了中央关心西藏、全国支援西藏的重大决策；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的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2001年，中央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决定采取更加有力措施，进一步加大对西藏的支持力度，全面推进西藏的发展，促进西藏的稳定。1994年以来，中央政府先后安排60个中央国家机关、全国18个省市和17户中央企业，从人力、财物、技术、管理等方面对口支援西藏，对口援藏范围覆盖到西藏所有地市和73个县(市、区)。特别是1994年确定的62项援藏工程和2001年确定的117项援藏工程的全面完成，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生产生活条件，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与此同时，排除**集团的干扰破坏，圆满完成十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批准认定坚赞诺布继任第十一世**额尔德尼，坚决开展对**分裂集团的斗争，维护了西藏的局势稳定。
(六)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推动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
中共十六大以后，中央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明确提出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把保障和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农牧民收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推动西藏经济社会更好更快更大发展，使各族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中央政府于2006年制定了加快西藏发展、维护西藏稳定的40条优惠政策，确定了西藏“十一五”建设项目180个(实际完成188个)，推动西藏发展稳定工作取得了新的显著成绩。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成效明显，青藏铁路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建成并发挥良好效益，社会事业全面进步，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西藏自我发展的能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依法平息拉萨“3·14”事件，坚决防范和打击**集团分裂西藏活动，深入开展寺庙爱国主义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反分裂斗争取得重大胜利，民族团结不断加强。2010年1月，中央召开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西藏工作指导思想，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民族团结为保障，以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紧紧抓住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保国家安全和西藏长治久安，确保各族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确保生态良好的指导思想，对西藏的发展稳定各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西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展现了蓬勃发展的崭新态势。
三、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和平解放60年来，在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经过西藏各族人民艰苦奋斗，西藏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由封闭贫穷落后到开放富裕文明的两大“历史性跨越”，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政治建设成就斐然，社会制度实现历史跨越
和平解放以来，西藏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昔日的农奴和奴隶从此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不仅享有了平等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而且享有了自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事务的政治权利。在2007年举行的西藏自治区、地(市)、县、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中，参选率达到96.4％。经过直接和间接选举产生的34000多名四级人大代表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94％以上。在全国人大代表中，西藏自治区有20名代表，其中藏族公民12名，门巴族、珞巴族公民各1名。西藏各阶层和各界人士还通过参与各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政议政，行使民主权利。现有多名西藏民族、宗教界人士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藏委员会于1959年成立以来，历届委员中的绝大多数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人士。
民族区域自治在法制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先后制定了279件地方性法规和具有法规性质的决议、决定，内容涉及民主政治、经济发展、文化教育、语言文字、人民司法、医疗卫生、文物保护、野生动植物和自然资源保护、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已建立起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为骨干的地方性自治法规体系，为维护西藏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权益，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保障。这些法制建设成果具有鲜明的西藏地方特点，其中包括《西藏自治区立法条例》、《西藏自治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实施细则》、《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决定》、《关于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反对分裂活动的决议》、《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西藏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等等。
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干部是西藏自治区干部的主体，是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的骨干力量。西藏自治区成立以来，历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和人民政府主席均是藏族公民。全区干部队伍中，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占70.3％，其中县乡两级主要领导中，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占81.6％。目前，西藏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达到5.4万人，少数民族技术人员占76.8％左右。
(二)经济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得到大幅改善
和平解放前，西藏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百业凋零，民不聊生。和平解放以来，西藏走上了跨越式发展的道路。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发展，中央政府根据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制定了许多特殊优惠政策，涉及金融、财税、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农牧业和农牧区、环保、教育、卫生、科技、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并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中央财政没有从西藏拿走一分钱，反而不断加大对西藏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1952－2010年中央对西藏的财力补助达3000亿元，年均增长22.4％。60年来，中央对西藏的直接投资超过1600多亿元，在不同时期相继安排了43项、62项、117项、188项等一大批关系西藏长远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工程项目，相继建成了公路、铁路、机场、通信、能源等一批重点基础设施，极大地改善了西藏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产生活条件。据统计，1994－2010年，对口援藏省市、中央国家机关及中央企业分6批共支援西藏经济社会建设项目4393个，总投资133亿元，共选派4742名优秀干部支援西藏。
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扶持和全国各地支援下，西藏经济实现了历史性跨越。据统计，1959－2010年，西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751亿元，年均增幅达到15％以上，其中1994－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2643亿元，年均增幅达到20％以上。1951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仅有1.29亿元，2010年达到507.4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11.8倍，年均增长8.3％。其中，1994年以来，西藏地区生产总值连续18年达到两位数增长，年均增速达12％。“十一五”期间(2006年－2010年)，西藏地区生产总值先后跨上300亿元、400亿元、500亿元三大台阶。2010年，西藏自治区人均生产总值为17319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达到36.65亿元，连续8年保持20％以上的增长。
现代工业从无到有，现已建立起一个包括能源、轻工、纺织、机械、采矿、建材、化工、制药、食品加工、民族手工业、藏医药等20多个门类、富有西藏特色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总产值从1956年的0.014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75.61亿元，年均增长14.1％。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发展壮大，甲玛铜多金属矿正式投产并在香港成功上市，拉萨青稞啤酒、5100矿泉水、甘露藏药等一批特色产品打入国内外市场。旅游业持续快速增长，2010年接待游客685.1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71.4亿元，正向着重要的世界旅游目的地发展。
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蓬勃兴起。和平解放前，西藏仅有一座125千瓦、只供少数上层贵族享受的小电站，而今已形成以水电为主，地热、风能、太阳能等多能互补的新兴能源体系。2010年，西藏电力装机总容量达到97.4万千瓦，用电人口覆盖率达到82％以上。青藏直流联网工程开工建设，即将结束西藏电力孤网运行的历史。和平解放前西藏没有一条公路，现在已初步建立起以公路、铁路、航空、管道为主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西藏所有乡镇和80％以上的行政村通公路，通车里程达到5.82万公里。墨脱公路嘎隆拉隧道胜利贯通，即将结束全国唯一不通公路县的历史。青藏铁路建成通车，结束了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拉萨贡嘎机场助航灯光工程投入使用，林芝米林机场、阿里昆莎机场、日喀则和平机场建成通航，结束了西藏无夜航和支线航空单一的历史。目前，西藏已初步形成了以拉萨贡嘎机场为干线，以昌都邦达、林芝米林、阿里昆莎、日喀则和平机场为支线的机场布局，开通了22条国际国内航线。旧西藏通讯是人背畜驮、驿站式传递，今天，西藏已迈入信息化时代，建立起以光缆、卫星、网络为骨干的现代通讯网络体系，基本实现乡乡通宽带、村村通电话。
旧西藏农牧业基本靠天吃饭、靠天养畜，如今农牧业现代化程度大幅提高。西藏第一产业增加值由1959年的1.28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68.13亿元，年均增长4.8％。粮食产量由1959年的18.29万吨增加到2010年的92万吨；粮食平均亩产量由1959年的91公斤提高到2008年的357.4公斤；年末牲畜存栏数由1959年的956万头(只、匹)增加到2010年的2321万头(只、匹)。
和平解放前，西藏90％以上的人没有自己的住房，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60年来，西藏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1951年，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不到3平方米；2010年末，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4.72平方米。2006年开始，西藏实施以安居工程为突破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先后使27.48万户、140.21万农牧民住上了安全适用的新房，人均居住面积增加到24平方米，实现了让全区所有住房条件较差的农牧民住上安居新房的目标。同时，西藏整体推进农牧区水、电、路、讯、气、广播电视、邮政和优美环境综合建设，农牧区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目前，乡镇通邮率、乡镇通公路率和行政村通公路率分别达到85.7％、99.7％、81.2％，累计解决153.2万农牧民的安全饮水问题，农牧区碘盐覆盖率达91.2％。2010年，西藏农牧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38.7元，连续8年保持两位数增长，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到14980元。随着人民生活逐步富裕，消费结构开始多样化，冰箱、彩电、电脑、洗衣机、摩托车、手机等消费品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西藏每百户农村居民家庭拥有彩色电视机73.45台、移动电话52.64部、生活用汽车3.98辆，其中拉萨市每百户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电脑63台、移动电话182部、家用轿车32辆。广播、电视、通信、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手段，与全国乃至世界同步发展，已经进入到人民群
(三)社会建设全面进步，各项事业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
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寺院垄断着教育，仅有极少数僧官学校，绝大多数学生是贵族子弟，广大农奴和奴隶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适龄儿童入学率不到2％，青壮年文盲率高达95％，现代科技更是一片空白。1951年至2010年，国家累计投入西藏教育经费407.3亿元，有力地推动西藏教育事业发展。如今，西藏已经建立起一个涵盖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点的现代教育体系。2010年，西藏拥有普通高等教育院校6所，各级中学122所，小学872所，各类在校学生达50多万人。内地西藏班在校生总数2万余人；在内地12省市42所学校开办中职班。目前，西藏适龄儿童入学率、初中入学率、高中入学率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达到99.2％、98.2％、60.1％和23.4％，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2％，15周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3年。国家对农牧民子女和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涵盖学前、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目前，“三包”经费年补助标准达到2000元。科技事业从无到有，迅速发展。2010年，西藏共有各类独立科研院所34所、民营科研机构9所、农牧技术推广机构140个，各类专业技术人员52107人，完成国家及自治区重点科技项目3253项。经济发展中的科技含量明显提高，其中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3％，对农牧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
医疗卫生事业不断发展健全。和平解放前，西藏只有3所设备简陋、规模很小的官办藏医机构和少量私人诊所，从医人员不足百人。2010年末，西藏有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1352个，床位8838张，卫生技术人员9983人。以政府投入为主导，家庭账户、大病统筹和医疗救助相结合的农牧区医疗制度全面建立，以拉萨为中心、遍布城乡的医疗卫生网建立起来，实现了乡乡有卫生院、村村有卫生室。人民的健康水平显著提高。孕产妇死亡率由1959年的5000／10万人下降到174.78／10万人，婴幼儿死亡率由和平解放前的430‰下降到20.69‰，人均预期寿命从35.5岁提高到67岁。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西藏人口由和平解放前100万增加到现在的300.22万人，其中藏族人口271.64万人，占90.48％。
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五大保险为主体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建立。自2009年11月开展新农保工作以来，截至2010年底，73个县(市、区)全部纳入新农保试点范围，累计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农牧区居民发放基础养老金7631.55万元；企业退休人员人均养老保险待遇达到每月2439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居民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达到75.1％。2010年医疗费最高报销额度达到13万元，是西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980元的8.7倍。参加社会保险总人数达到166.23万人，兑现各项社会保险待遇17.32亿元。城镇就业总人数达到52.7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1％。
(四)文化建设空前繁荣发展，宗教信仰自由受到尊重和保护
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民族优秀文化的继承、保护和发展。藏语文的学习、使用和发展受到法律保障，藏文已成为国家第一个具有信息技术信息交换用文字编码国际标准的少数民族文字。国家累计投入14.5亿元对布达拉宫、罗布林卡、萨迦寺等文物古迹进行维修保护。西藏的传统手工技艺、民间美术、藏戏等76个文化项目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保护名录，53位传承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藏戏和“格萨尔”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独具特色的藏医藏药走向世界，藏学研究事业空前繁荣。
广播电视和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2010年，西藏已有广播电台4座、电视台5座，中波广播转播台27座，县级广播电视转播台68座，乡(镇)村级广播电视收转站9371座。西藏建成中国第一个少数民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中国西藏藏语广播影视节目译制中心。38万多户农牧民群众通过直播卫星可以收听收看到55套数字广播电视节目。广播、电视人口综合覆盖率分别达到90.28％和91.4％。目前，西藏公开发行的报刊种类已达58种，已累计出版各类藏汉文图书1.2万多种、2.5亿多册。
西藏现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10个，业余文艺演出队和藏戏表演队500多个，县级民间艺术团19个。拉萨雪顿节、日喀则珠峰文化艺术节、那曲恰青赛马节等一大批群众性文化传统节庆得到继承和创新。西藏大力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县乡村文化馆(站)等文化惠民工程，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和县级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实现全覆盖，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浓郁地方特色、鲜明时代特点、突出时代特征的文化精品，文艺作品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在西藏，各宗教、各教派一律平等。藏传佛教特有的**转世的传承方式得到充分尊重，寺庙学经、辩经、受戒、灌顶、修行等传统宗教活动和寺庙学经考核晋升学位活动正常进行。西藏各族人民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将西藏的布达拉宫、大昭寺、扎什伦布寺、哲蚌寺、色拉寺、萨迦寺等著名宗教活动场所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目前西藏共有1700多处宗教活动场所，僧尼约4.6万人，僧俗信教群众每年都组织和参加萨噶达瓦节等各种各样的宗教和传统活动，每年到拉萨朝佛敬香的信教群众达百万人次以上。
(五)生态建设取得长足发展，环境保护全面加强
西藏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安全屏障。和平解放前，西藏根本谈不上宏观生态建设和综合环境保护。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西藏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投入了大量资金和人力、物力，特别是2002年中央决定建设160个重点生态保护建设项目。“十五”期间，国家投入西藏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资金达32.43亿元，“十一五”期间达到101.62亿元，是“十五”期间的3倍多。西藏自治区人大和人民政府颁布实施的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类法规、规范性文件、部门规章30余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地方性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如《土地管理法》、《水法》、《草原法》等。同时，积极推进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工程，大力开展水土流失治理、防沙治沙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及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西藏在全国率先启动草原生态保护奖励机制试点工作，全面启动农村薪柴替代工程，15万户农牧民用上清洁的沼气能源。目前，西藏已建立21个生态功能保护区、7个国家森林公园、3个地质公园、1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以及47个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占西藏土地面积的34.5％，居全国之首。森林覆盖率由和平解放时的不足1％提升到11.91％，保护湿地600余万公顷。据最新环境公报显示，西藏的水环境、大气环境基本没有受到污染，西藏基本保持了较为自然的原生状态，是世界自然环境最好的地区之一。西藏已经初步走上了一条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齐头并进的可持续发展道路。2009年3月2日，中央政府批准《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规划(2008－2030年)》，计划投入资金155亿元，到2030年基本建成西藏生态安全屏障。
结束语
6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瞬间。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下，西藏各族人民创造了短短60年跨越上千年的人间奇迹。
和平解放60年的历史证明，西藏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历来与祖国同命运、共发展。西藏的发展进步与祖国息息相关，祖国的命运直接影响到西藏的前途。近代中国积贫积弱、政府腐败无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包括西藏在内的中国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和蹂躏，面临被瓜分肢解的厄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中央人民政府的强有力领导和特殊关怀下，西藏实现了和平解放，并通过民主改革、自治区成立、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由一个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跨入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一步步地向现代化迈进。可以说，西藏60年的发展进步是与祖国的统一、发展和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分不开的。没有祖国的独立、统一和富强，就没有西藏社会的新生和发展。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坚持走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西藏才有繁荣进步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
当前，中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央召开了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从国家发展和西藏的实际出发，确立了西藏从加快发展到跨越式发展、从基本稳定到长治久安的战略目标，作出了全面的部署。西藏的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呈现出喜人的局面。我们相信，有过去60年发展奠定的良好基础，有中央的关心、全国的支援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西藏必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第四篇：我与邮政同进步共发展
我与邮政同进步 共发展
各位领导，各位评委，各位同仁：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参加这次演讲比赛，我是来自宁化局的朱开浩，今天我演讲的题目是“我与邮政同进步，共发展”。
我是2010年 月进局参加工作的，在穿上工服的一刹那，我深感自豪的同时，也感到了“人民邮政为人民”责任的重大，我虽是一名普通的邮政职工，但我深知，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代表着我们邮政企业的形象。从走上岗位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邮政职工。每个人都揣着一个梦想，梦想是我们的希冀，它引领我们奋发进取，踏平坎坷，品味成功。我的梦想那就是与邮政公司一起飞翔。既然选择了远方，就该风雨兼程。在工作中，我毫无怨言，勇敢地经受着每一次工作中的困难和压力，用坚定的意志，执着地追求着梦想。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工作，一切会在意料之中。
最近读《我为公司，公司为我》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一个人只有自己所在的公司发展壮大了，他才有发挥自己才能的舞台，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每个人在工作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也会有种种的不如意，但我们坚信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成果，公司也会在员工的努力下日渐壮大。
作为员工首先就应该对工作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对于一名优秀 1的员工来说，工作意味着责任，忠诚负责地对待自己的工作，你从事这份工作就应该担负起这份责任。我为此有同感，如果自己的工作在下班之前没做完，自己就会晚一些下班，否则不做完，心里就不踏实。实际上，当你少一些抱怨、少一些牢骚，少一些理由，多一份认真，多一份责任，让责任感成为你工作和生活的一种态度的时候，机会就会光临你。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永远都需要最负责任的人。其次作为公司的员工，我们要热爱自己的工作，要忠诚于自己的公司，以平常的心态，干好身边的工作，为明天积累经验，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工作的乐趣不是与生俱来的，它需要工作者的自信，努力、谦虚、坚持……。再次，忠诚是把自己当作企业主人的一个必备条件。我认为忠诚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本性，更是一种能力。具有了这种能力，我们才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踏踏实实、兢兢业业的工作，我们才能获得同事的信任，获得领导的信任，最终获得成功。也只有这样，我们做事、做人才能有归宿感，才能无限制地挖掘自己的潜能，才能够使自己无愧于自己的道德准则。只有为公司着想，才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职业人。只有处处以公司利益为重，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事业，以百倍的勤奋和敬业与公司共同发展，才能得到公司的重用，并在事业上得到长足的发展。工作对每个员工来说，并不能只看做养家糊口的手段，更要看做个人在公司大平台里积累各种财富，从而实现事业和理想的保证。公司的发展离不开每个员工的付出和奉献，而每个员工的成长更离不开公司提供的平台和团队的引导。公司的兴衰与发展，决定着团队的命运和员工今后的出路。作为公司的员工，坚决维护公司的整体利益，爱岗敬业，牢固树立“我为公司，公司为我”的主人翁意识，立足本职，为公司和个人的发展竭尽所能。员工的今天少不了邮政企业提供的平台和领导团体的引导，邮政的明天更加离不开全体员工的付出和奉献。作为邮政的员工，就要如面向朝阳的向日葵一样，众多的葵花籽聚在一起，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一起携手而行，最后成为成熟的向日葵。饱满的向日葵籽成为了向日葵的骄傲，葵籽跑向全国，跑向全球，把他的葵籽市场撒向各地，邮政的员工也要向葵籽一样，遍布世界各地，让邮政也为他的员工骄傲一回。
这是我第一份工作，相信这也会是值得我为此奉献一生的工作。
谢谢大家！
第五篇：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
开篇语
中国警方捣毁河北省唐山市一个黑社会集团，令人震惊的是该集团与军警人员相互勾结，利用装甲车、军用吉普车等军用车辆及大批枪支弹药作武器，先后敲诈当地企业及个人钱财八亿多元，又霸占数座矿山，打伤多名警察。尽管中国黑社会与警察、官员勾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但像该集团明目张胆地与军队勾结被曝光的案例还是第一次，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政府打击黑社会的决心。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黑社会已经成型，并出现初期繁荣。这种繁荣的时代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开放和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此时，中国结束了普遍贫困的平均主义时代，一些人使用非法手段致富，城乡差距及行业差距日益扩大，人们心理上有了贫富悬殊的巨大落差。这样的时代背景，为处在底层的人们结成犯罪帮派，牟取非法利益提供了动因。
而比这种劣势犯罪更危险的倾向是，中国黑社会背后出现了更隐形更强大的支撑力：“官匪一家”、“官匪勾结”。黑社会组织的头目和核心成员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身上的“光环”越来越耀眼，成为没有执照的“政府”。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一直以来，在中国人和中国当局的认识，中国黑社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有分析称，中国的黑社会正不断进化，大体每十年就会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目前来看，经过长期的积累，中国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政商人脉保护伞也成为中国黑社会不同于其它国家黑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
黑社会十年一次升级
有研究黑社会问题多年的专家称，跨区域、跨省联合、向内地渗透，内部形成精英层是中国黑社会组织近年的变化，黑社会的新变化所带来的危害更大，打击更麻烦。
广东警官学院的周心捷表示：“现在中国各地都滋生了一定数量的黑社会，但中国到底有多少个黑社会组织，人数有多少，恐怕公安部也说不清楚。”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估计，目前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为一百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曲新九说：“理论上，中国不承认存在黑社会，而称为‘黑社会性质’，但实际上是存在的。”直到2000年12月4日，中国部署首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之后，最高法院规定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应具备四项特征，简单说就是：组织结构紧密，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国家工作人员提供非法保护，以暴力为后盾。
自政府消灭旧的帮会以后，深圳首次在1982年在正式政府文件中使用“黑社会”一词，时间过去二十多年，黑社会组织在不断“进化”。法律界一般认为，中国黑社会(性质)犯罪的发展，大体上每十年一个阶段，2000年以后的十年，是黑社会(性质)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主要特点是：黑社会组织数量由少而逐渐增多，组织化的程度和规模也逐步发展，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严重。
周心捷表示：“1990年代，黑社会性质的犯罪主要是砍手、砍脚这些直接的暴力犯罪。现在的黑帮正向公司化、企业化转变，黑社会就是一个非法产业，以暴力为投资并获取原始积累，然后向经济和政治领域渗透。”
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则如同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所说：“在具有一定经济实力后，黑社会组织往往不惜重金向政府机构渗透，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建立盘根错节的关系网，寻求非法保护。”广东的黑帮老大陈毅锋就是原广东省政协委员，还是全国十大扶贫状元，光捐赠的钱就多达七千万。
黑社会的另一个变化也引起更多担忧，那就是黑社会组织的跨区域﹑省联合，境外黑社会组织加紧向内地的渗透。曲新久说：“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联盟，但正在朝这方面发展。”沈阳黑社会成员刘涌曾因被通缉而逃到广州，得到了当地黑社会组织的庇护。周心捷分析：“实际上，这就像一个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就有向外扩张的内在冲动，而且黑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合对他们也是双赢的结果。”
同时，经过长期的积累，黑社会组织正在形成一个内部精英阶层，他们除了学历高低不同之外，智商高，能力强，反侦查意识强，这些特点都给打击黑社会带来一定的难度。
曲新久认为，中国的黑社会还处在初期阶段，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打击。从根本上来看，政府要更透明，司法要公正，民主要发展，社会要整合，才能消灭黑社会的生存土壤。
社会转型的必然：黑社会膨胀
中国公安部公开承认，部份地区存在警匪勾结的现像。中国黑社会势力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日益扩大的现像引起了中国问题专家的普遍关注。观察人士说，中国黑社会势力近年来恶性膨胀的直接原因是急剧的社会转型。
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
长期观察中国问题的作家高新认为，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的现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他说，台湾在其转型过程中也曾经出现过警匪勾结、黑社会老大利用选举进入政府等种种官黑勾结的现像。高新说，中国正处在从一个完全不透明到半透明、从完全不讲法律到讲一点法律的阶段，当局现在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肆无忌惮地调动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来镇压抗议民众了。
高新说：“整个中国大陆司法界方面从无到有、从不健全到相对健全的过程决定了政府不可能象过去使用共产党传统的直接用专政力量来镇压老百姓的反抗。”
高新说，现在之所以屡屡出现当局被指控雇用黑社会成员镇压民众抗议正是他们为了避免在镇压过程中留下证据。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不论是法庭、律师、还是媒体都无计可施。
国家主导市场转型导致钱权勾结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系夏明教授目前研究的课题是中国官黑勾结，他正撰写《国家、市场与黑社会》一书。
夏明教授认为，中国的市场转型是以国家主导的模式推进的，中央控制很多资源，比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比如信贷、出口政策，往往权力插足的地方就可以给地方经济带来活力，这就成为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
同时，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做出很多退让，丧失很多功能。
他说：“中国国家在市场经济过程中、在战略转移和退让过程中、在社会和经济生活中不断放弃它的功能，使得国家出现很大的功能的丧失和能力的丧失，引发了国家结构的削弱。”
夏明解释说，在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形成了黑市场，从事毒品、卖淫、人口贩卖、武器走私等非法活动，而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的转化过程中没有起到该起的政府职能作用。比如，虽然中国的色情行业兴旺，但中国政府固守宣传，坚持其非法性，不肯象其它许多国家那样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加以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垄断其高额利润。
他表示，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面前部分功能的丧失还表现在没有能力管理调控市场，无力进行产权的保护、合同的执行、债务的追讨等。政府在经济层面的各种缺位都造成黑社会的卷入。
走投无路：弱势群体成黑帮中坚分子
中国社会发展不公平的副作用日渐涌现，有人发财，但也有许多下阶层民众生活困苦，最后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使黑帮不断壮大。中国官方媒体警告，中国已进入黑社会犯罪高发期。
《瞭望》周刊最近报道称，在黑恶势力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存在弱势社群由“弱”转“黑”的现象。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化与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化，带来城乡差别、失业、收入分配差距等问题，弱势社群愈来愈多，矛盾日渐激化，同时又缺乏社会援助及关注，为黑恶势力的发展提供空间。
报道说，黑社会问题专家、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估计，中国黑社会成员至少有一百万人。河北省先前拘捕林润良黑社会集团二十多名涉案疑犯中，近一半为无业人员，还有下岗工人、农民等，大多来自社会的低下层。数据显示，无业或劳教释放等人员是当前黑社会集团的中坚分子。
中国法学专家何秉松表示，社会最底层的共同特点是贫困、社会地位低、缺乏谋生技能。因此，他们一般悲观消沉、愤世嫉俗，对现实强烈不满。由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排斥，犯罪便成为他们对社会不公的病态矫正方式。
报道并表示，当前中国黑社会多活跃于市场、矿山等资源集中、管理不善的地方，官员违法乱发开采证，令矿井之间矛盾丛生，矿主只好找黑社会摆平矛盾。其次是歌舞厅、洗浴中心、按摩中心需要黑恶势力保护，让黑社会有了经济来源，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当局打击犯罪不力，亦是黑社会坐大的原因之一。
扫灭黑社会的鸵鸟式立法
电影《大腕》里，几个黑衣人凶神恶煞要砸葛优的场子，葛优一拍桌子大喝道：“别跟我装黑社会，中国压根儿就没有黑社会！”观众哄堂大笑。
黑社会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巨大毒瘤，却从没有中国人因为加入黑社会组织而获罪——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上，只能看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字眼。
中国法律一直对“黑社会组织”讳莫如深，而是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顾名思义，所谓“黑社会性质组织”意思就是不够格成为黑社会组织。既然如此，两者的性质无法相提并论，量刑自然也应该更轻。因此，很多黑社会组织变成了打家劫舍、制定帮规、非法结社、持枪作案的小混混，和流氓集团差不多。无论组织规模还是社会危害，似乎意大利黑手党离中国社会还十分遥远。但事实上，中国黑社会早已完成了“国产化”组装过程，并且在各地大规模流水线作业。
中国的黑社会组织据说形成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民国时代，由于蒋介石和青红帮的渊源，黑社会势力达到历史上的最高峰。中共1949年建政后，大举镇压黑社会，仅不到两年，黑社会便基本上一扫而空，绝迹三十年。消灭妓院和黑社会一直以来是中共引以为荣的功绩。
也因为如此，昔日的荣耀成为巨大的包袱。就像长期不愿意正视娼妓回潮一样，当今法律始终不愿正视黑社会的真实存在。理由很简单，如果把黑社会的定罪写入刑法，就等于承认中国存在黑社会，这将使当局甚为尴尬。因此，法律只能以“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取代“黑社会”，这样的文字游戏使得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
中国不愿提起黑社会，也因为法律界始终强调规模、控制手段、渗入各阶层能力等等，并始终参照西方的定义（比如黑手党），从而对于涉黑组织往往归于疑似或者类似的定义。但是在黑手党发展初期，它的社会危害远不及中国当今的黑社会，而经过数百年发展，当今黑手党在量和质上自然强于中国的这些小字辈。
在1997年修订刑法的时候，法学界依然普遍认为中国没有典型的黑社会组织形态。因此对于以暴力、威胁或其它不正常手段，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暴力犯罪，称霸一方，为非作恶，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活动，在294 条中定罪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组织成为“黑社会性质组织”，而不是“黑社会组织”。对于境外黑社会组织入境犯罪则称“黑社会组织”。立法者的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以深圳两宗大案的审判为例。深圳中级法院2000年9 月第一次以“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对邓群等八名香港公民判刑，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制史上的第一次。而2001年9 月17日，深圳首例“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审结，首犯李成录被判以“领导、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由此可见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并没有在字面上承认中国有黑社会，充其量仅承认存在黑社会的雏形或外围组织。
然而，2000年的张君犯罪集团以残暴和组织严密令中国社会大为吃惊，各地频繁发生的“黑社会性质”案也证明了中国的黑恶势力组织早已完全达到黑社会的标准。中国存在黑社会，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中国刑法不但没有对黑社会组织的准确定性，甚至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标准也有争议。最高法院2000年12月5日为刑法第294 条作司法解释，给出四条基本判断标准：组织能力、经济实力、国家工作人员参与、破坏公共秩序。
正是因为这个司法解释，在深圳李成录案庭审期间，控辩双方争论激烈。辩方认为，李成录案根本没有国家工作人员参与，不符合高院司法解释，所以李成录的非法组织“深圳市永兴摩托车出租公司”不能定义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最后，法庭不得不抛下这条基本判断标准，认为李成录等人已形成固定的犯罪集团，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相当的经济实力，并且对社会危害极大，才得以判决“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名成立。
此外，现行刑法对黑社会性质犯罪既没有规定财产刑，也没有规定对其它涉黑财产的处置办法，达不到釜底抽薪的惩治效果。
显而易见，我国在反黑立法上采取了鸵鸟政策，不能正视真实存在的黑社会，法律就达不到惩恶扬善的目的。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中）
中国黑社会的发展模式
河南商丘市“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公安局长写信，声称中国有三李，一是李登辉，二是李洪志，第三个就是李铁良。如果公安局敢在商丘打黑，李铁良就要在十天内取下公安局长的人头。
刘志高自号“狂龙”，是湖南邵阳“中国枭雄会”头目。枭雄会在邵阳市中心广场公开枪杀警察后，用毛笔写出一份布告贴到市区法制宣传栏里——中国枭雄会处决公安人员一名！特此布告。会长：狂龙。
在黑社会盛行的同时，中国社会也越来越流行一种炫耀人脉的时尚，从平民百姓到高级官员或企业老板，在谈及自己的社会关系时，往往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黑白两道都有人！”
中国公安部2006年2月公开对外承认黑社会已渗入政界。三个月后，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已不再说“渗入”，而是说“黑社会组织已经成功地控制了主要经济命脉，把一些新兴的行业，暴利垄断行业，黄、赌、毒等行业牢牢控制，一些基层政权已经伦为黑社会的打手，黑社会组织今天已经发展成为专业化、公司化，国际化。”
近代上海黑社会的破灭
事实上，不管是美国、日本、意大利还是香港都有黑社会组织。公认最早的黑社会是发端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黑手党。Mafiya意即黑手党，原意为“勇敢”、“出众”、“完美”。在19世纪中叶，Mafiya不同于土匪，其成员有自己的生活哲理和道德规范，其内心具有自豪感，他们藐视政府和法律，即使同党没有任何道理，但也要袒护同党而反对敌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黑手党开始进入贩毒、色情、赌博、走私等行当，成为黑社会组织。1960年代后黑手党经营大规模贩毒，带来滚滚财源，最终通过洗钱而将势力插进经济和政治领域。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普遍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烈都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其中上海黑社会更具典型性。
与意大利黑手党辛苦坐大后再将势力插进政治领域的发展模式不同，上海黑社会从上海开埠、租界诞生起酝酿，至1920年代成型，短短十年就达到顶峰。在政治风雨的漩涡里、华洋杂处的空隙间，上海黑社会成为亦官亦匪、亦隐秘亦公开的特殊社会阶层，并且从始至终与官府勾结。上自总统、总理，下至督军、省长、市长，无不以结识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三人为荣。不过，经过中共短短两年多的强力镇压，黑社会就已烟消云散。但改革以后黑社会何以卷土重来呢？
中国的“红顶子”黑帮
其实不光是黑社会，嫖娼、吸毒、赌博、走私等现象多是最近二十年卷土重来的。
中共建立政权初期，中央政府权力强大，事权高度统一，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除了庞大的政权组织外和党团组织外，还有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种社团组织、治保组织和群众组织密布社会。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实行了严密而强有力的控制，黑社会组织实在难以寻找到发展的任何空间。
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体系崩溃，政府权力因应新的经济和政治体制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的激烈转型中，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权力组织填补政府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遂使黑社会找到了崛起的空间。众所周知，黑社会就是没有“营业执照”的“政府”，在政府权力所不及之地，黑社会就会起而代理权力统治，建立一套秩序。
警匪勾结，官匪勾结，在中国社会基层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中国目前的黑社会，与外国和港台黑社会在发展模式上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其他黑社会是在发展壮大后开始寻求得到政界对其利益的庇护，例如推举议员、竞选行政官员、行贿官员等。而在中国，黑社会就是在政商人脉保护伞的庇护下才得以壮大的，官匪勾结，从一开始就是黑社会崛起的法宝。
虽然国内的色情行业兴旺，但政府固守宣传，坚持色情行业的非法性，不肯效法许多国家的先例甚至不愿台湾对色情行业合法化，从而取得有效管理，结果让色情行业落入黑社会手中，得以垄断高额利润。
同时，政府控制很多资源（例如土地、能源），掌握很多政策（例如信贷、出口政策），包括黑社会在内的各种利益团体就想方设法接近政府权力、渗透政府权力的动力，从而推动了钱权勾结、官黑勾结局面的产生。在金钱的驱动下，地方官员与黑社会迅速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结合体。
因此，黑社会势力渗透政治、经济生活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但是，如果官僚体系继续出现黑社会化的话，那么就会政令难行，出现“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这对政权的基础来说将是一个很大的毒瘤。
中港台黑社会的发展脉络
中国的黑社会自古有之，但直到二十世纪才开始真正大行其道。黑社会1930至1940年代在中国大陆形成了高峰期，但中共建政后受到了毁灭性打击，主要活动被迫转移到了港澳台以至海外，在大陆上至少绝迹三十年。不过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港澳台黑社会势力迅速回流，与大陆当地黑社会勾结，使得黑社会在两岸三地遍地开花，并且向海外延伸。
香港黑帮：胶片记忆辉煌
港澳台黑帮中，香港黑帮因为港产黑帮电影而声名远扬，最为人熟知。香港将黑帮社团统称为“三合会（英译Triad）”，据称是著名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洪门）的异变。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三合会，所以现在，尤其在香港，一般用来泛指华人黑社会组织。
现今香港约有五十七个三合会组织，大部分属于小型街头帮派。大型的三合会组织包括新义安、和胜和、14K等，人数达几千人，像美国、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都是久经世故的犯罪集团。有说法称香港现在正式的黑社会成员大约有二三十万，如果包括非正式成员则高达四五十万。
和胜和是香港现时最大的三合会组织，会众三万人。和胜和又名和字头，1930年成立于深水埗，早期根据地为九龙仔。十多年前已显衰退迹象，但看准了盗版光碟的庞大市场，几年内即起死回生，加上极力进攻中港软性毒品市场，摇身成为香港最具实力的社团。近年则以发展黄、毒事业开辟财源，并大肆“晒马（械斗）”增强势力。
新义安由向前在1919年创立，成员估计约有两万五千人。除香港外，新义安还活跃于英国、比利时、法国、荷兰以及广东省。新义安前身为1866年成立的“万安”黑社会组织，又称“台湾帮”，早年以潮州鹤佬人为主，又称“潮洲帮”。由于社团骨干为潮汕人士，龙头职位又属向氏世袭，加上是香港第一个将会员资料电脑化、社团企业化的帮会，故内部凝聚力一向较强。1990年代中，香港警方一度估计新义安已发展到八至十万会员，成为全港最大的黑帮组织。
14K成员介乎十二至二十万人，在1990年代一度是全球最大黑帮。它在1940年代国共内战后出现，原名为“洪发山忠义堂”，至香港发展后改称14K，名称源于在广州时的总部地址：西关宝华路14号。有称14 K组织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是蒋介石用以对抗中国大陆和扰乱其社会民生的工具。“14K”的“K”就是国民党（Kuomintang）的首字母。
台湾黑帮无处不在
国民党退守台湾时，也改变了台湾的黑社会生态，使之出现多元化发展。在今天台湾，黑社会势力无处不在。不论是黑道争斗、商场利益纠纷，甚至政治人物与黑道之间的冲突，常常需由隐身幕后的黑道老大来调解处理。竹联帮大哥詹龙栏与国民党关系良好，詹龙栏与李登辉、詹龙栏与连战都有合照作证。
台湾黑社会帮派虽多，但多是地方型小帮派。横跨全岛、甚至走向国际的仅竹联帮、四海帮与天道盟三大黑帮。其势力不仅遍布全岛主要县市，而且早已国际化，伸至美洲、欧洲、日本、东南亚、非洲及港澳与大陆地区。一个庞大的华人黑社会网络已形成，并与外国黑社会组织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竹联帮始于台湾，前身为“中和帮”。竹联帮从1960年代开始不断扩充，有“天下第一帮”之称。线报指出竹联帮在台湾成员近十万人，而在世界各地华人社会中发展的成员亦将近三万人，竹联帮势力之大，早已经深入台湾的党、政、军、经济等各界，与香港新义安、日本山口组齐名成为亚洲著名帮会。
天道盟是台湾三大黑社会组职中地缘关系最强的角头联盟。相较于竹联帮、四海帮、松联帮等成立于1950、1960年代的帮派，天道盟历史虽短，但势力相当可观，与前述帮派并列。就其成员出身来看，属于台湾挂帮派。除了台湾本土外，天道盟在海外均有活动，包括亚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等。
大陆黑社会出口转内销
在绝迹三十后，最近二十年中国黑社会走了一条“出口转内销”的路子，又重返大陆江湖，形成了大陆版的黑社会。
港澳黑社会组织对大陆的渗透始于1980年代初期。香港黑社会组织是最早潜入大陆的黑帮之一。早在1981年，深圳就发现有香港的14K、水房、和胜和、新义安和老东等组织的成员活动。在珠海，1982年在拱北口岸发现有澳门黑社会组织渗透活动，之后逐步扩大至香洲、湾仔、前山、南屏、唐家和斗门等地。
进入1990年代，港澳黑社会基本熟悉了大陆市场。不少黑社会组织都把内地视为“新大陆”，纷纷建立固定据点，许多大哥级人物也忙着考察大陆市场，而且被渗透区域也变得多元化。南北城市逐一渗透，海南的海口、三亚，浙江的宁波、温州，山东的青岛，辽宁的大连等沿海城市先后成为渗透重点。同时，长沙、南昌等大批内陆城市也成为其垂涎之地。
北京：黑社会聘请法律顾问
天子脚下，亦有黑帮？北京2006年7月开审的“二胡”集团案就是一例。这是建国以来北京首例开审的黑社会案，而未被审判的谁又知道有多少？
“二胡”集团老大是胡亚东、胡亚风兄弟。胡亚东生于1961年，身高一米八多，高高瘦瘦，与小一岁的胡亚风在北京市顺义区极尽威风，据称没有办不成的事。
初中文化的胡氏兄弟靠开设汽车修理厂和大面积非法挖砂起家，召集了大批北京及周边地区的失业者为其打工并充当打手。在经营汽车修理厂期间，胡亚东替别人将盗窃来的汽车倒卖到外地，前后销赃八十多辆，直到1999年10月东窗事发，被判入狱三年。待到2001年胡亚东出狱时，已俨然是黑帮大佬的气派，据称顺义区所有的地痞流氓倾巢而出，大摆接风宴席。有人当场送他一辆奔驰S600轿车，“二胡”黑帮自此真正进入“有所为”阶段。2006年7月检察部门指控的53起案件，几乎都发生在2001年后。
2006年7月的庭审中，检方对“二胡”的首宗指控，就是张国立事件。张国立是一家企业汽修班的班长，在1996年胡亚东还在开设汽车修理厂时是他的客户。因为张国立送来修理的车辆减少，因而开罪了胡亚东，被割去半个右耳。在胡亚东报复张国立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两名警察刘海英和郑葛以及律师张秋成，此三人均在“二胡”黑帮中起了重要作用，张秋成更被“二胡”聘为法律顾问。
经常以钱开道的胡亚东手眼通天，赢得了“讲义气”的江湖名声。张国立说：“胡亚东曾扬言，宁可把钱花到公检法的败类身上，也不赔偿给我。”“二胡”的资金来源，主要出自敲诈勒索和销赃，以及非法采矿。顺义区北小营镇附近地表下全是砂石，“二胡”自2004年4月起不顾政府禁令，大举开采，甚至打伤了前来制止的防暴警察。从此，即使有村官报警，也无人来管。村民说，只要挂着“古月”的牌子，车队就能畅通无阻。最壮观的时候，“二胡”的采砂车队上行下行，首尾相接九公里，其他车辆无法通行。
“二胡”势力如日中天，因此无人敢出头指证，许多被伤害的人都三缄其口。顺义北小营镇派出所周姓警察遭胡亚东殴打，在当地尽人皆知。胡亚东2003年11月25日因此还被判入狱十个月，于2004年5月24日刑满释放。后来周姓警察调离北小营派出所，到别处任职，有媒体记者找到他，但他却拒绝采访。另外一位被访者则心有余悸地说：“这一次，胡亚东也许出不来了，谁知道胡亚风会不会出来？”
“二胡”集团案已经于2006年7月开审，共有三十四人被控涉及五十三宗罪案，胡氏兄弟如果罪名成立，将为十三宗案件负责。
内蒙：警察黑帮横行十年
十几年来，苏和的名字，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简称“土左旗”）一带令人闻风色变。这个曾任土左旗公安局政委的人，操控着一个以警察为骨干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横行乡里。
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去年5月22日，公安部高层在一封举报苏和黑恶势力的民众来信上批示：“要督查此案”。同年5月29日，中国“打黑办”以第164号《民众举报线索督办通知》将内蒙古自治区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政委苏和等人涉嫌黑恶犯罪线索督办。自治区主要党政高官先后多次作批示。同年6月6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成立专案组，采取秘密调查、异地用警、异地审讯、异地羁押的方法，经过半年时间的调查取证，一个以苏和为首的横行乡里十余年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被一举摧毁。
今年4月26日，内蒙古自治区高级法院对“苏和涉黑组织”作出终审宣判，主犯苏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罚金两万元。其余九名涉案人员分别被判处五年至15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各种手段要挟当地官员
2001年，一位新任局长到土左旗公安局上任不久，就看到了奇特的一幕：一天半夜，时任旗公安局副局长的苏和给一位旗委副书记和一位副旗长打电话，让他们跑步到公安局长办公室。这两位官员果真跑步前来，进了办公室也不敢坐，站着被苏和辱骂了半个钟头不敢吭声。
新局长明白，苏和这出戏是演给他看的：“旗领导尚且如此，你敢不服？”这位新局长不甘示弱，反复抗争，最终败下阵来。2001年，局长责令经侦大队和巡警大队上缴罚没款物，苏和指使手下砸了他的办公室。局长无法正常工作，只好调离。
苏和恶名昭著，为何在十多年里，这样一个警霸非但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反而步步高升？关键的一条是他利用各种手段控制了当地一批官员。苏和最阴损的招数是对官员的子女下手，撺掇这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赌博或吸毒。办案人员说：“这些孩子大都阅历很浅，文化不高，欠下巨额赌债苏和给摆平，吸毒被抓苏和给放了。结果，不少旗领导欠下苏和的‘人情’。”一位姓丁的官员不买苏和的账，苏和就引诱其子吸毒，尔后又把孩子抓进戒毒所。
苏和善于“泼脏水”。想收拾谁，就将其邀请到酒店吃饭，找来一些“三陪女”侍酒，包间外面埋伏上警察打手。席间，苏和逼人大杯饮酒，对方不服就叫打手进来暴打，再安上调戏妇女的罪名把他拘留。
确有一些意志不坚定的官员在苏和手里落下了把柄。苏和给他们送钱，偷偷录音，再把录音放给对方听。土左旗公安局一位负责人说：“我刚调来的时候，有人提醒我不要用办公室电话，苏和能窃听，窃听设备比市公安局的还先进。”一位办案人员说：“那些被苏和降服了的官员，苏和就是当众扇他们嘴巴子，他们都不敢吱声。”
排斥异己
苏和不是一个有耐性的人，更多的时候，他对有不同意见的官员大打出手。1996年夏天的一个中午，苏和在土左旗察素齐镇天义城饭店喝酒，碰见土左旗人大代表、交通局副局长朱满收。他说朱满收“不给面子”，让手下上去就打。朱满收侥幸从后门逃掉了，但是几个月后的一天晚上，苏和带人闯入朱家，让手下把一支双筒猎枪架在朱满收的背后，一脚把朱踹得面向苏和跪下，苏和当着朱妻的面对朱破口大骂。
即使这样，苏和还是觉得朱满收没有彻底服气。第二年，他又找到一个机会，让手下先用凳子打朱满收，然后再用绳子把朱绑回巡警大队，戴上手铐继续打。最后借口朱参加赌博，作了笔录才将其放回。朱满收多处受伤，在家治疗一个多月。
1994年2月3日21时许，因不满旗委常委会的一项处理决定，苏和带领手下王生平、孔繁军，闯进土左旗旗委一位高官的住宅。苏和让两个人在院里放哨，自己走进屋子，打开一只装满猎枪子弹的箱子威胁领导。这位官员赶紧给苏和的大哥打电话，苏和见状退回院子，从孔繁军手里拿过一杆猎枪，冲这位官员瞄准。王生平怕闹出人命，抢上去挡住了枪口。这时苏和的大哥赶到，苏和才带人离开。
打骂同事，是苏和在公安局内排除异己的主要手段。为了让自己的亲信担任刑警大队长，他多次殴打原来的刑警大队长，辱骂教导员，克扣经费、直接插手刑事案件，干扰刑警队正常办案。金山开发区派出所所长张永强拒绝购买苏和搞来的走私车，苏和就派人去打他，打到尿血还不算，后又借故将其开除。
家庭庇护
苏和生于1965年，自幼就以打架出名。上世纪80年代，苏和还只是个凶狠的小混混。听说白天有人跟他妻子开玩笑，夜里就拎着菜刀把人家叫出来，照头便砍。听说二哥因旷工被农业银行处分，晚上就去农行找行长滋事，门卫只说了一句“现在已经下班了”，苏和就把匕首刺进了门卫屁股。
由于家庭势力庇护，苏和不仅没有为这些恣意行凶案件承担任何刑事、民事责任，反而于1982年被调入土左旗法院，披上了法警制服。1986年，他涉嫌轮奸妇女，奇怪的是非但未被深入追究，还被调进了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公安局的治安科，成了一名警察！
从此，苏和的羽翼逐渐丰满。1991年他纠集了一批人，以开公司作掩护，有组织地进行违法活动。他们到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进货，以货到付款为由，先把货物拉回来，然后就没了下文。对方来讨债，讨到的只有殴打、威胁和恐吓。这样，他们先后非法占有价值50余万元的货物。
1994年，苏和进入土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此后六年，他不断招兵买马，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渐具雏形。1999年，他当上土左旗公安局副局长，2002年又升任政委。他的党羽逐渐占据了局内重要位置：纪委书记、经侦大队长、巡警大队长、巡警大队教导员、毕克齐派出所所长、察素齐派出所所长都是他的黑帮成员。至此，苏和等人已经演变成为一个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成为名副其实的“警霸”。
这个黑帮的组织结构呈金字塔型，骨干成员分工明确。苏和为首，由于在家中排行第三，被黑帮成员尊称为“三哥”或“三掌柜”；何长伟利用土左旗公安局纪委书记的身份，经常替苏和发号施令；于新江、聂子龙打着执法的幌子违法办案、以罚代刑，为黑帮组织大肆敛财，是苏和的“左膀右臂”；孔繁军负责经营管理苏和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管家”；其他五人充当爪牙和打手。
巧取豪夺
经一审法院认定，苏和等人共涉案61起，非法敛财三百多万元，犯有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赌博、抢劫、滥用职权、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13项罪名。
披着“警察”的合法外衣，这伙人简直是一群肆无忌惮的强盗。苏和经常指使手下违法查办经济案件。2002年，对当地二十多家民营企业进行涉税大检查，没查出问题，就以限制人身自由为要挟，收取企业“保证金”28万元。他们从当地信用社违规贷款近千万元，用来放高利贷、倒卖汽车、开酒店，至今尚有贷款本金232万元、结欠利息114万元不能收回。他们多次购买二手车、走私车，然后高价卖给公安局及各队所，或是抵顶工程款、贷款，或是强迫他人购买废旧车，赚取巨额差价。
“抓赌”“抓嫖”，更是这个黑帮的惯用伎俩，他们频繁开展这类“行动”，借机对无辜民众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乱收罚款，然后私自截留非法收入。
如果有人在1996年9月的一个午夜路过土左旗的哈素海牌楼，必定会看到一幕奇景。当时，苏和带领二十多人前去“抓卖淫小姐”，他命令所有饭店老板和服务人员约三四十人，全部集中到一片空地上下跪，谁不愿意跪或跪得慢一点，就遭到殴打。苏和等人则坐在饭店屋里，轮番把人传进来审问，对不从命的拳打脚踢。这样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2003年，苏和指使巡警队“抓赌”，在讨尔号庙营子村一次抓回五十人，谁家拿钱来才能赎人。还殴打这些人，逼他们招出还有哪些村民参与过“赌博”，根据这份“黑名单”，持续两个多月到村里抓人。当时正值农忙季节，很多村民怕被抓，有家不敢回，回家也只敢睡仓库，有的甚至睡在河槽里。
办案人员说：“有的村子为了逃避苏和的滥抓滥捕，专门在村头设了‘瞭望哨’，只要望远镜看到苏和一伙的车队过来，就上演全村集体大逃亡，如同应对鬼子进村。”
民众告倒黑帮老大
横行无忌的“老大”终究要付出代价。让其受到严惩的，正是那些他平时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百姓。2006年初，一封民众举报信寄到公安部，揭发了以苏和为首的警察黑帮的种种罪行。公安部领导指示：严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厅长赵黎平亲任专案组长，从全区抽调了五十名警察，在苏和盘踞十几年的土左旗展开调查。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组成的专案组，经过半年调查取证，苏和团伙终于被送上了法律的审判台。呼和浩特：涉黑案十人中有九名是警察
中国公安部督办的呼和浩特市“6·06”警方涉黑案件日前侦查终结，并移送至鄂尔多斯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在这个涉黑案件中，主要有以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公安分局原政委苏和为头目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十名，其中九人原为警察。
据新华网报道，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黑社会组织以苏和自己经营的“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为活动据点，以苏和分管的土默特左旗公安局一些部门为依托，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大肆聚敛钱财，非法控制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党委，干预旗委、政府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称霸一方。
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2005年6月6日成立专案组，查明这个黑社会组织共涉案67起，涉案金额808万余元，涉嫌16项罪名，分别是非法拘禁、受贿、强奸、寻衅滋事、非法狩猎、非法持有枪支弹药、诈骗、赌博、抢劫、滥用职权、强迫交易、贪污、挪用公款、非法持有毒品、销赃以及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专案组还依法收缴了四支猎枪和338发猎枪子弹。
除了苏和，其它九名主要犯罪嫌疑人为：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纪委书记何长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全胜路派出所原所长于新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经侦大队原大队长聂子龙、土默特左旗“金宇宙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孔繁军、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察素齐镇派出所原所长恒巴图、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所长张俊生、土默特左旗公安局毕克齐派出所原民警陈吉平、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原民警高永刚、土默特左旗公安局巡警大队原民警任红彪。
中国黑社会发展白皮书（调查报告，下）
山西：205名官员涉保护黑势力被捕
在山西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205名官员因涉嫌与黑恶势力勾结、充当黑势力的“幕后指挥者”和“保护伞”被批捕，其中官员和煤霸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
据山西省检察长座谈会上透露，在山西省“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今年上半年共批捕涉嫌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的公务人员205名，涉黑涉恶案件51件。
据介绍，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是此次山西“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重要内容，也是行动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严重侵蚀矿产、能源行业的煤霸非常猖狂，被列为山西“扫黑除恶”首要打击对象。
此外还有六类黑恶势力：扰乱建筑市场秩序，强行承包工程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运输秩序，强占客源、货源，垄断运输线路的黑恶势力组织；扰乱歌舞娱乐场所管理秩序，敲诈勒索，收取保护费的黑恶势力组织；横行乡里、寻衅滋事或把持基层政权、欺压群众、为所欲为的黑恶势力组织；外来人员中受雇于人充当打手，护场助威，组织械斗的黑恶势力组织；设赌抽头，牟取暴利的黑恶势力组织。
中央将今年定为“扫黑除恶”年，而“扫黑除恶”的重点是深挖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此前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政治和经济领域渗透，黑社会势力已渗入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同时，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江西：打黑打出白吃黑
被称为江西打黑第一案的熊新兴案2006年12月28日终审判决。此案中多名公安民警充当了犯罪分子的保护伞，其中包括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案件终审但丑闻未结，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审理该案的九江市中级法院在一审时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仅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中国青年报》报道，熊新兴2005年2月28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江西省公安厅刑事拘留。2006年7月17日，熊新兴案在九江市中级法院一审开庭。2006年9月26日，一审法院判处熊新兴死刑。公诉机关指控，熊新兴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贿为其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编织“保护伞”。
判决书称，熊新兴为了给其犯罪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寻求保护、逃避打击，利用金钱大肆拉拢、贿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编织“保护伞”。已查明充当“保护伞”的人员有，原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许晓刚、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原临川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大队长操宜荣、民警祝金发等多人。
据了解，2002年至2004年间，熊新兴多次被举报涉嫌开设赌场、故意伤害、组织黑社会等犯罪情况，许晓刚向熊新兴透露举报的内容，并多次去抚州与当地党、政、公安机关领导用餐时选择熊新兴的山庄或叫熊新兴陪同。2004年9月，许晓刚得知省公安厅要抓捕熊新兴，便通过章新明、李雅将此消息透露给熊新兴，熊新兴得知此消息后潜逃。
熊新兴为感谢原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尹光在公安机关查处其违法犯罪活动时给予的关照以及以后能继续得到他的关照，于2002年夏天在珠海海湾酒店送给尹光现金五万元；如2003年年初在自己家里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2003年夏天在广州市的中国城大酒店送给尹光观金两万元；2003年秋天在尹光家送给尹光现金十万元。
就在案件“真相大白”之际，2007年元旦刚过，又有举报称“江西涉黑第一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向被告人家属索取黑钱，仅第一被告人熊新兴的家属交的钱就超过六十万元。”
有律师称，法院在一审开庭之后，判决之前，让被告人家属选派代表进行“谈话”并要求交钱，说对量刑有意义，这种做法，在全国都罕见。还有的被告人家属被要求交“理财金”。被告人家属缴纳的钱大多是向亲戚、朋友借的，并不是被告人的赃款。更为重要的是，在法院庭审前被告人财产早已被查封和冻结。
据调查，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中院在一审判决前，向被告人熊新兴家属分三次收取六十万元现金，向被告人许辉家属收取五万元现金，向被告人熊建祥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新军家属收取三万元现金，向被告人张文锋家属收取两万元现金，向被告人李华家属收取一万元现金。
上述款项都是九江中院以“暂存”的名义收取的。目前能调查收集到的收据和银行单据显示：在熊新兴涉黑案中，九江市中级法院至少向六名被告人的家属收取了74万元“暂存”款。
李肖霖律师就熊新兴家属向法院交钱的证据分析说，收据是由九江市法院财务部门统一出具的，收据中的“刑一”，指的是九江市中级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这个标志显示的是这笔款项是在属于刑一庭审判的案件当中收取的，以便和其他法庭加以区别。
六名被告人家属和律师表示无法理解收据中的“暂存”是何含义，但九江中院却表示，案件审理过程中可以这么做。九江市中院院长陈坚表示，法院收这个钱一是判决生效后要没收被告人财产的，要予以没收，全部集中起来交给国库，案子在审理过程中，就可以这么做；一是有的案件附带有民事诉讼，比如杀人的，对他人财产有侵害的，如果对被害人有所补偿，求得被害人的谅解，这样的话在量刑上可以考虑。
而九江市审计局一名工作人员则透露，九江中院向几名被告人家属出具的收据实质上相当于“打白条”。这名工作人名还拿出一张“江西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样张，这张票据上有江西省财政厅票据监制专用章。这名工作人员称，这种收据才是江西省真正的行政事业性收据。
此外，对于九江市中级法院的这一做法，刑法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当地审计局的工作人员均表示，现行《刑法》中没有任何一条规定法院可以向被告人家属收取“暂存款”或“理财金”。假如法院以减轻判刑为由，向家属收这笔钱（“暂存”款），应该引起上级法院的高度重视。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阴建峰博士表示，如果是赃款，则是被告人的犯罪所得，家属的合法财产不能当作赃款追缴；如果是对被告人的罚金，那么应该在判决生效以后才能执行。
黑恶势力向中国经济领域渗透
据中国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透露，当前黑恶势力的违法犯罪活动已经开始向经济领域渗透。其突出表现是称霸一方，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外，他们充还当打手、杀手。有的专门看护地下赌场、色情娱乐场所，充当保镖；有的插手经济纠纷，使用暴力、胁迫等手段替人催款讨债；有的干扰司法公正，充当“地下法庭”，替人摆平事端。
前不久，河北省曲阳县警方打掉了一个以村支书李建设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这个团伙与多名当地干部沆瀣一气，网罗地痞恶棍称霸作恶，自1998年以来，以追债为名先后绑架人质八名，其中三名妇女惨遭强奸、轮奸，人们把这伙歹徒称作“绑架专业户”。涿州少女黄某被他们非法拘禁达六十多天，屡遭轮奸，并被这伙歹徒用大钢针沿指甲缝钉满十指，受尽折磨。
欺行霸市，是黑恶势力向经济领域渗透比较多见的类型。即称“行霸”，是目前最普遍的黑恶势力类型。其主要特点是垄断、独霸某一种或几种行业的经营权，并以收取“保护费”名义对其他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他们在某一地域或某一行业里，往往还有自己的势力范围。“村霸”、“市霸”、“街霸”、“厂霸”、“矿霸”、“棉霸”、“路霸”们称霸一方，鱼肉百姓，群众敢怒而不敢言。
河南汝州市以唐利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召集打手成立“讨账队”，专门为非法金融活动收贷，动辄打、砸、抢、砍、绑，闹得鸡犬不宁。在汝州，哪家酒店、哪家企业搞得好，哪里开有娱乐场所，他们就到哪里收取“保护费”，不交就踢场子、砸摊子。
浙江省是全国商品市场最发达的省份之一，该省路桥、义乌、温州等地综合市场的托运行业基本上被黑恶势力所垄断，其中最典型的是路桥的“二林集团”，以林才红、林才勇兄弟为首，骨干成员有23人，还培养了一批未满16周岁、刚出校门的学生作后备打手。该团伙自1995年以来采用威胁、恐吓、破坏其他客货运经营户的交通工具等手段，在国道沿线作案28起，造成22人受伤，他们的“天龙公司”垄断了台州往返杭州的业务，长达五年，聚敛了几千万不义之财。
在一些地方，如果没有黑恶势力的允许，建筑工地无法开工，娱乐场所无法开业，集贸市场无法经营。黑恶势力在进行行业垄断的同时，暴敛钱财就成为了另一个“孪生兄弟”。以郑卫国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在西安市长安县采取暴力恐吓等手段，垄断了长安县的土方工程，如有人敢于同其竞争，就会遭到残酷迫害。2000年5月，郑卫国一伙将竞争对手张某绑架，进行恐吓、殴打，并残忍地用开水将张某浇烫成重伤。走私贩毒是黑恶势力在经济领域的又一表现。黑恶势力一般来说是个综合性的犯罪组织，但也有一些比较“专业”的，专干某一种犯罪，或着重于某一种犯罪，走私贩毒型即如此。此类黑恶势力并不只指走私、贩毒，还包括制造假币、假货，组织、强迫妇女卖淫，拐卖人口，赌博等犯罪。这种类型的黑恶势力与一般走私贩毒人员的区别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以及以暴力作为犯罪的主要手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毒品泛滥，贩毒分子与大陆黑社会勾结，贩卖毒品。辽宁省原来毒品甚少，现在沈阳、鞍山、丹东、营口、阜新等城市已形成“地下毒品一条街”。
高利放债也是一些黑恶势力暴敛财物的手段之一。这类黑恶势力目前主要出现在江、浙、闽及两广等地。广西梧州的张树林自称“宋江”，开了一家“及时雨典当行”，其实就是地下钱庄，张树林兄弟以此为据点建立了一个庞大的黑帮组织，主要成员有29人，放债追债，高利盘剥。从这里借钱月息达10%，超期不还罚息50%，而且利加利、利滚利。雇用打手追讨、打杀，在梧州横行、作恶长达六年之久。有证据可查的就至少作案34起，砍伤16人，致残两人，重伤一人。直到1998年，张氏黑帮将一名没有袒护他们的袁姓法官的妻儿砍成重伤，惊动了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作出“严惩不贷”的批示后，公安机关将其“一网打尽”。在法院决定公开审理之前，才有八名受害人敢来报案，庭审期间有五人报案。庭审结束后几乎天天有人报案。在此之前，梧州百姓对张氏黑帮畏之如虎，一直不敢报案，甚至一些警察、检察官和法官受了张氏的欺压也不敢报案。
重庆警方此前打掉了伤害、敲诈勒索等作案70起，非法敛财6500多万元，涉案犯罪嫌疑人114名的封曼黑社会性质组织。
吉林警方查获了梅河口市号称“地下黑市长”田波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犯罪集团通过杀人、绑架、敲诈勒索、偷税漏税等作案手段，共掠夺财物价值2000万元。
有些黑恶势力通过非法手段积累了相当的财富，具备了一定的经济实力。2001年3月初，浙江省警方历时5年、转战21省市，最终破获了目前中国最大的一个涉嫌黑社会性质的张畏犯罪团伙。号称浙江温岭“首富”的张畏，一面以合法经营为掩护，一面网罗150多名社会渣滓，巧立名目非法集资，侵占挪用客户资金，共骗取近五亿元资金。调查结果显示，此案涉及党政机关干部42人，司法机关干部15人，金融机构干部十人，其中包括前温岭市公安局局长杨卫中和温岭市前市长周建国。他们对张畏的关怀“无微不至”。张畏在温岭的别墅围墙上甚至有一块写着“温岭市公安局重点保护单位”的牌子。
为了控制一方经济，向经济领域渗透。黑恶势力往往不择手段暴敛财物，疯狂攫取经济利益，以“黑”护商，以商养“黑”，严重扰乱了中国的经济秩序。爆炸、杀人、抢劫、敲诈勒索、强奸、绑架、恐怖手段等严重暴力犯罪，成为犯罪团伙非法聚敛巨额财富，支持其所属经营组织洗钱的惯用手段，这也是黑恶势力最基本的、最初始的特征。
黑势力左右地方政治：盘踞建筑等行业
虽然公安部门不愿意承认国内黑社会势力坐大，但是现在愈益恶化的治安已经不容回避。据中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协调小组办公室负责人透露，黑恶势力正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他们盘踞了建筑、能源等行业，而且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
盘踞建筑、能源行业
该负责人称，黑恶势力仍在不断滋生蔓延，并且日益向经济、政治领域渗透。目前，黑恶势力主要盘踞在建筑、运输、商品批发等各类市场，歌舞、洗浴等娱乐休闲场所和餐饮业，有的还渗透到有色金属、煤矿等能源领域。
同时，黑恶势力的犯罪手段更加隐蔽，一些“黑老大”不再直接实施暴力犯罪，有的临时雇佣社会闲散人员作案，还有所谓的“黑衣帮”、“光头帮”，专门受雇打架、撑场子、追款讨债，吃霸王饭、看霸王戏，横行街头，为害一方。
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此前，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也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黑社会公司化趋势
据介绍，中国黑恶势力正处于滋生、发展时期，而且黑恶势力形成快、发展快，某个行业、区域的黑恶势力被打掉后，很快就有新的不法分子企图取而代之，甚至又发展为新的黑恶势力。黑恶势力的组织形式也更加复杂和严密，“企业化”、“公司化”趋势显著，他们往往以公司、企业掩盖黑恶组织，用经营活动掩盖非法手段，用公司利润掩盖非法获利。境外黑社会组织也在向中国内渗透。
在近年2月22日中央政法委召开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电视电话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曾强调说，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是加强政权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需要。
地方政府“黑社会化”
5月23日有两条新闻，让人心里感到格外不安：一条是安徽南陵县公安局招录11名干警，但其中竟有8人是在局领导的安排下，通过突击编造假工作简历蒙混过关的，他们大部分是有关领导的亲朋好友（5月23日；另一条是陕西潼关县工商局多次对入境的货车强行拦截，任意罚款，河南司机张建勋在被逼交罚款2.7万元后服毒自尽。)
这两件事都预示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趋势，即我们一些地方的社会生活和部分政府机构，正在走向“西西里化”（即“黑社会化”，因被黑社会对政府与社会生活高度渗透的意大利西西里岛而得名）。“西西里化”通常包括两个并行不悖的趋势：“政府黑社会化”和“黑社会政府化”。
“政府黑社会化”的主要特征是权力范围的私产化和权力行使的无规则性。掌权者把自己的治理区域视为私产或封建领地，任意使用其权力，不受任何制度与规则的约束，权力者个人的意志就是法律。
这一特征在潼关县工商局那里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尽管司机张建勋的各种手续都十分齐全，并主动表示要出示商品合格证，但该局经检大队队长支忠民却说：“要是叫我看你们商品合格证书，我就罚你们5万元；如果我不看，就罚你们3万元”——这完全是黑社会老大的作派和口气，哪里还有一点点对法律的敬畏？在这个特定的时空和情境中，支忠民俨然成了法律本身。
而“黑社会政府化”的主要特征就是私人关系的网络统治，“家族”成员掌握着重要部门。表现为权力者任用官员并不是根据正常的制度程序规则或标准，而是任用私人朋党、亲族纽带、甚至是黑社会式的团伙。在权力者与其任用的官员之间就形成以私人效忠为基础的关系网统治。
在这一点上，南陵县公安局这次招录干警，可以说正是一个典型。我们不难设想，如果不是被举报并被招致媒体曝光，那么这8个冒牌货顺利地变身为“公安干警”之后，他们会把法律放在心上吗？他们会把社会公众的利益防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吗？一旦遇到问题，他们是服从法律还服从让他们穿上警服的“恩主”，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而如果警察不服从法律而只服从自己的“恩主”，那这样的公安局和黑社会又有什么区别呢？
行政执法部门的“西西里化”所造成的后果，只能是社会的冲突和断裂，而绝不可能是社会和谐。因为他们依靠赤裸裸的、冷酷无情的暴力来获取利益，只能在受害者（主要是无权、无势、无钱的底层民众）心中播下仇恨的种子，同时又因为他们穿着行政执法人员的制服，占据着合法的政府机构，这就使得受害者丧失了对国家公权力和法律的信心而陷于绝望。张建勋的自杀就是绝望的一种表现，但绝望的表现却并不仅仅是自杀，更大可能的却是以暴制暴，鱼死网破！
潼关县和南陵县，相距千里，却发生了性质同样严重的事件，让我们无法回避“西西里化”现象的普遍性。我们已经没有时间继续犹豫，到了破釜沉舟，痛下决心的时候了。
“红帽子”黑帮
中国的黑社会势力已渗入中共和政府部门，它们不仅仅控制贩毒﹑组织卖淫和勒索保护费，而且左右地方政治。甚至公安部部长助理朱恩涛此前会见记者时也坦然承认，“红帽子”黑帮为非作歹的现象确实存在。过去几个月，中国媒体多次报道地方官员与黑帮勾结，杀妻或清除政治及生意场上的竞争对手。
据德国之声引述中国国内媒体的报道说，“一些人买了官位，成了人大或其它机构的代表，这种情况不仅省市地方有，北京也有。有人甚至把自己的心腹送到警校学习。”
低工资﹑教育程度低下的官员﹑警察和政界人士往往都愿意为黑帮效劳。另一方面，官员们把黑帮团伙拉到自己一边，作为他们逼迫农民交税交粮的帮手。这些操纵犯罪的组织都有一些很形象的名称，如‘北霸天’﹑‘静国’或‘信美’等，他们的武器从腐败警察那里买来。与传统的犯罪集团相比，他们内部等级森严，大多听从一个称为‘大哥大’头领指挥，头领四周是一个由上层匪徒组成的顾问班子。想入伙的人必须先接受考验，团伙内部有严格的行为准则。作为考验，一些团伙甚至要求入伙者至少杀死一个人。”
分析说，八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巨大社会变迁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家庭纽带和村庄集体破裂，失业和失去生活根基的人数不断上升，这一切促成了黑社会死灰复燃。
目前中国黑社会会利用党政部门的官员充当保护伞，通常黑社会首脑在掌握黑道势力和经济实力后，再行贿党政要员，甚至得到显赫名誉。
福州黑帮头目陈凯，用数千万元行贿当地官员，包括六名厅级、十七名处级、十二名科级官员，使他们成自己的保护伞，并成功垄断福州的赌博业，又经营酒店、电动游戏机、夜总会、房地产等行业，涉及资金超过一亿六千万元。
称霸山西的“燕子帮”不但与当地政法官员勾结，编织关系网和保护伞，还用“无间道”的方式，将大批成员送入警校，有十五名卧底成功进入警队，并先后多次通风报信，协助其他成员逃脱。
被称为“中国涉黑第一案”的主角刘涌，背后更有极庞大的保护伞。有报道指，沈阳市检察院前检察长刘实是他的“干爹”，和平区劳动局前副局长高明贤是他的“干妈”，市中级法院前副院长、市政协前副主席焦玫瑰与他关系密切，更用十万美元的贿款令沈阳市长慕绥新为他提供强大的保护。
近年一些政府征地或拆迁事件中，发现有“不明分子”参与其中，使用类似黑社会的暴力威吓手段逼迁。抗议征地者被群殴，甚至被殴致死；抗议拆迁者被群殴或被暴力驱赶，类似事件已发生多起。去年6月11日，河北省定州市绳油村村民因征地问题与当局爆发流血冲突，导致六人死亡。
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11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会议发表工作报告，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各地法院去年严惩包括黑社会组织等严重危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犯罪，结案近二十四万宗，判处罪犯逾三十二万人，情况令人担忧。
不打击基层政权的官黑勾结将跟“执政为民”的口号背道而驰，而打击了官黑勾结镇压民众抗争，又担心会被视为是高层在鼓励维权运动。中央政府往往希望地方政府，不论使用什么样的手段，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而不要引爆成殃及中央的重大事件。温总理就曾警告地方当局在处理农村骚乱事件的问题上不要犯下历史性的错误。
地方黑恶势力侵入农村基层政权
中国一些乡镇领导容忍甚至纵使黑恶势力施行“合法的管治”，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在媒体的调查中发现，黑恶势力之所以能控制村级基层政权，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最基层的乡镇党政存在某些关联。有些是由于乡镇党政治理不当和打击不力，导致辖区内黑恶势力猖獗，而这些黑恶势力达到一定的规模时，就自然而然地将黑手伸向了村级政权组织，而乡镇党政则采取容忍的态度。有些则是乡镇党政领导有意识地扶持或纵使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他们不仅为黑恶势力控制村级政权提供各种的途径，有时甚至还亲自为这些黑恶势力张目，使其行为“合法”化。
报道说，农村基层政府“以黑治黑”或“以毒攻毒”，企图用黑恶势力来整治已经混乱的社会治安。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县市交界地，有些乡镇党政面对已经存在的黑恶势力，不是主动地依法进行整治，而企图采取扶持其中的一些黑恶势力来对付另一些黑恶势力。
比如，某镇属于县与县的结合部，历来比较乱，这个镇领导就启用了三个在当地有黑恶势力背景的人分别当任该地的三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或村主任。这些人掌握了村级政权后，更加有持无恐，购置枪支，组织当地的黑恶势力与外县的黑恶势力进行多次械斗。其中某村的村主任阳某在村委会之外还成立了以其为首的非法组织“村理事会”，直接组织社会黑恶势力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
某村村支书兼村主任的杨某更是当地黑社会的老大，在他控制下，利用村委会的名义，强迫村民出钱，非法购置枪支、制造了土炮等进攻性武器，将村政权组织变成了杨某及黑恶势力的根据地。
另外是“以黑治良”。有些乡镇党政在利益的驱动下，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就企图借助外力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某镇领导为了征收农民欠交的税费，就启用了当地“狠人”尹某做村支书，对村民动不动就是打骂，镇领导不仅不对他进行惩治，反而大力扶持利用他来对付村民。由于他能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农民交纳各种不合理的税费，就多次被镇里评为优秀党支部书记，而对村民的各种控诉不仅置之不理，还将这些告状村民视为刁民予以打击。
报道说，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民主选举”控制农村基层政权，是目前黑恶势力侵入农村政治领域的另一个特征。
在湘南某市集中整治的四十个黑恶势力控制的村中，有近二十名村主任因涉黑而被法查处。这些村主任都是在实行第四次村委会选举中，通过“民主选举”而窃取权力的。通过“民主”的方式来使社区内的“黑恶势力”合法化、政权化，是目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面临的问题。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