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福建省服务贸易发展的总结报告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在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的正确领导下,福建人民勇立时代潮头,引领风气之先,八闽大地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如今的海峡西岸经济区,以磅礴的气势,壮丽的风姿,成为全国经济发展较快、经济要素较为活跃,人民生活较为富裕的地区,而服务业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最重要标志之一,其发展、壮大、繁荣的光辉历程也正是福建省六十年风雨同舟、大胆改革、快步发展的最好见证。
一、发展历程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发展服务业是优化国民经济结构的客观要求,也是降低能耗、增加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建国以来的六十年,福建服务业发展大体经历了以下两个发展时期。
(一)服务业缓慢发展时期(1949-1978年)
改革开放前,福建服务业增长相对缓慢,比重偏低。195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仅有1.21亿元,经过29年的发展,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也仅达到11.30亿元,年均增长8.6%,尤其在“三五”时期和“四五”时期,年均增长仅为2.8%和1.2%。从产业结构看,1950-197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结构由74.0∶13.3∶12.7变为36.0∶42.5∶21.5。29年间,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
福建服务业发展缓慢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经济理论偏差。曾经把服务部门看成不创造社会财富的非生产部门,把其比重增大看作帝国主义腐朽性和寄生性的突出表现。没有正确认识服务业比重的增大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是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导致在实践中对“非生产部门”的歧视,使第三产业资源投入受阻、发展被遏制。二是发展战略偏差。在工农业已有较大发展的时候,没有及时把服务业的发展列入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四个现代化”只把工农业现代化列入议事日程,忽略了服务业现代化。三是政策失误。长期实行服务低价制,损害了服务业的利益;曾经把不少服务活动当作资本主义因素来批,挫伤了服务业发展的积极性。
(二)服务业迅速发展时期(1979-2008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采取有力措施,多次制定并出台发展服务业方案和政策,提出转变“重生产”、“轻服务”的观念,福建服务业由弱变强、由小变大、迅速发展。服务业增加值由1979年的11.77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4249.59亿元,年均增长13.5%。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逐年加大,效果明显。1979-2008年,三次产业增加值的结构由37.8∶42.3∶19.9变为10.7∶50.0∶39.3。改革开放30年,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提高了19.4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服务业的发展分三个阶段。
1.恢复性高速增长阶段(1979-1990年)。这一阶段,服务业增长速度高,比重提高快,但结构改善不大。第三产业增长主要靠传统服务业的带动。1979-1990年,福建服务业年均增速为14.7%,远远超过GDP年均11.5%的增速,服务业占GDP比重从19.9%迅速上升到38.4%。从经济增长贡献率来看,该阶段大多数年份第一产业贡献率在20%以上,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40%左右。
2.相对平稳发展阶段(1991-1999年)。随着福建工业化进程加快,服务业进入相对平稳的发展阶段。该阶段服务业年均增速14.0%,低于GDP年均增速1.5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比重在37%左右徘徊,曾一度回落到34.1%。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在10%-20%之间,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40%,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累计贡献40%以下。
3.结构改善阶段(2000年至今)。这一阶段,服务业增长速度放慢,比重基本稳定,结构明显改善,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发展势头好。2000以来,福建实施海西建设战略,加快发展工业和服务业,GDP增速屡创新高,2007年达到了15.2%,是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8年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GDP增速仍达13.0%。这一阶段,服务业发展基本上保持着与GDP同步,年均增速达到11.5%,仅比GDP增速略低0.2个百分点。服务业占GDP比重稳定在38.3%-40.0%之间。
二、发展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和社会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为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基础。特别是“八五”、“九五”、“十五”期间,伴随着人们重积累轻消费、重生产轻流通、重产品轻服务传统观念的转变,全省服务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7年,国务院又作出《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全省各级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全省服务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结构不断优化、新兴产业较快发展、从业人员稳步增长、投资不断升温等显着特点,服务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一)服务业总量稳步增加,速度迅速提高
1950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只有1.21亿元,1978年服务业增加值不足15亿元,“十五”期间,全省服务业开始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增加值由2001年的1618.24亿元快速增加到2005年的2527.47亿元,年均增长10.3%;进入“十一五”时期,全省服务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8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完成4249.59亿元,2006-2008年,年均增长14.0%,占GDP的比重39.3%。
(二)服务业结构不断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
从三次产业结构来看,1950年全省三次产业构成是“一二三”模式,属于典型的农业经济模式,农牧业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1988年全省产业结构出现较大转折,全省三次产业结构成为“二三一”模式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和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政府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相继出台了各项重大战略决策,二、三产业比重进一步上升,农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
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影响也发生了变化。福建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由改革开放前(1952-1977年)的23.6%提高到改革开放后的(1978-2008年)的40.1%,30年间共提高了16.5个百分点。2008年,福建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6.1%,比1977年提高了12.5个百分点;相应地,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度则由(1952-1977年)32.6%下降到(1978-2007年)10.7%,30年下降了21.9个百分点,2008年福建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7%;第二产业对GDP增长一直保持着较高的贡献,由改革开放前(1952-1977年)的43.8%提高到(1978-2008年)49.2%,2008年福建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0.2%。第一产业对GDP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减弱,长期以来福建主要依靠第二产业为主带动经济增长的局面正在逐步改变,形成了以第二产业和服务业共同带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年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如1993年和1994年,福建GDP增速达到改革开放以来最高点,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29.4%和22.4%。2007年福建GDP增速再次达到1995年以来的历史高位,服务业对经济的贡献率也仅为35.8%;在经济相对低迷年份,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高,如1990年和2001年,福建GDP增速分别仅为7.5%和8.7%,但服务业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6.3%和42.4%。这说明服务业增长的稳定性好于第一、二产业,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方面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1997年,福建人均GDP达1059美元,突破了1000美元大关。2008年达到4337美元,突破4000美元大关,实现1000-4000美元阶段性跨跃,仅用了11年时间,福建人均GDP实现了翻两番。根据产业结构变化规律,当产业结构处于中级阶段时,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当产业结构进入高级阶段时,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于第一、第二产业。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第一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回落,服务业贡献率稳定上升,特别是2000年后上升速度加快,但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落后于第二产业。从福建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看,第一产业比重迅速下降,服务业比重显著上升,表明福建经济产业结构仍处于中级阶段,正逐渐向高级阶段过渡。
(三)服务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
解放初,福建从业人口结构主要以农牧业从业人口为主,1952年服务业从业人员仅有60.71万人,占全部从业人员的12.8%。2008年,全省服务业从业人数为692.24万人,占全省从业人员数的比重为33.3%,结构渐趋科学合理。
改革开放30年,福建从业人员共增加了1155.37万人,其中服务业就吸纳了新增劳动力的50.8%,服务业对就业增长的贡献度占到三次产业的一半。服务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11.4%大幅提高到2008年的33.3%,提高了21.9个百分点,而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75.1%下降到2008年的31.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重由1978年的13.4%上升到2008年的35.6%,服务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
服务业平均工资水平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2008年全省城镇单位平均工资水平25702元,其中一产、二产、三产的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6768元、21662元、33218元。在国民经济19大行业中,服务业14个行业就有10个超过平均水平,其中金融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职工年平均工资分别达到65119元、48671元,成为全省年平均工资超4万的两大行业。
随着服务业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效益也在不断提高,服务业提供的税收越来越成为全省税收增长的源泉。2008年福建服务业完成各项税收收入667.21亿元,占到全省各项税收收入的48.4%。在地区生产总值构成中,服务业生产税净额近达600亿元,是1978年0.86亿元的695倍,年均增长24.4%;而同期第一产业生产税净额年均增长6.1%,第二产业生产税净额年均增长18.8%。2008年全省服务业完成的生产税净额中,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占43.8%;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占18.3%;金融保险业占11.7%;社会服务业占13.9%,房地产业占12.3%。
(四)服务业内部结构优化,新兴服务业迅速发展
60年来,福建服务业内部结构调整初见成效。尤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着提高,居民的消费结构以及消费观念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持续增长,但比重有所下降。金融保险、房地产、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兴服务业行业快速崛起,比重有所上升。
解放初,全省服务业体系相对单一,表现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行业开放程度低;金融、保险、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新型行业长期处于管制经营、限制经营状态之中。“九五”、“十五”以来,这种状况开始改变,特别是进入“十一五”,全省第三产业体系初步完善。在传统行业持续增长的同时,金融保险、房地产、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与现代发展相适应的新兴行业快速崛起。多元化的金融服务体系初步形成,金融机构存款余额11643.69万亿元,贷款规模9430.03万亿元,金融业增加值占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1%;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营业收入近百亿元,实现增加值超过40亿元;房地产业迅速成长壮大,近30年增加值年均增长15.7%,新兴行业已经撑起了服务业发展的脊梁。
(五)服务业投资不断升温,吸引外资力度继续加大
改革开放前,福建投资重点是加强生产性建设,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福建城镇以上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比例仍保持着10.7:49.6:39.7。1980年后,全省在进行生产建设的同时,安排大量资金用于服务业项目建设,服务业向开放式外向型转变。自1989年起,福建服务业投资比重开始超过第二产业。2008年,福建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148.59亿元,第一、二、三产业的投资比例调整为1.9:38.4:59.7,服务业投资所占比重均超过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之和。其中,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完成投资亿708.74元,占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22.5%;房地产投资1304.64亿元,占41.4%。
改革开放后,随着招商引资规模的日益扩大,福建更加注重引资的质量和效益,不断调整外资投向,使其符合福建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尤其是加入WTO后,福建服务业对外开放步伐大大加快,对外开放程度明显提高。2008年服务业利用外资项目397个,占外资项目总数的36.1%;实际利用外资亿20.50美元(历史可比口径),占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20.4%。
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提高,吸引外资力度的加大,既成为扩大需求、带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又为福建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六)民营经济是服务业的主体,领先于服务业的发展
福建民营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势头。随着近年来福建发展民营经济的政策环境不断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不断提高,贡献逐渐显现。在企业的经营环境上,国家逐步放开了经营的领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加宽松的环境,民营经济蓬勃发展,规模不断扩大。2008年服务业民营经济实现增加值2183.44亿元,占全部服务业增加值的51.4%,比1997年提高14.2个百分点。在批零贸易业、餐饮业,公路水路运输业等行业,民营经济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在公共服务领域如公共交通、卫生、教育及公共服务等,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正在不断扩大。
三、发展启示
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全省服务业取得长足发展,期间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
(一)立足实际、合理规划,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战略重点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对海西的战略定位:一是两岸人民交流合作先行先试区域。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海峡西岸经济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二是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新的对外开放综合通道。从服务、引导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出发,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构建以铁路、高速公路、海空港为主骨架主枢纽的海峡西岸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使之成为服务周边地区发展、拓展两岸交流合作的综合通道。三是东部沿海地区先进制造业的重要基地。立足现有制造业基础,加强两岸产业合作,积极对接台湾制造业,大力发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产业,加快形成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和两岸产业合作基地。四是我国重要的自然和文化旅游中心。充分发挥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自然和文化资源优势,增强武夷山、闽西南土楼、鼓浪屿等景区对两岸游客的吸引力,拓展闽南文化、客家文化、妈祖文化等两岸共同文化内涵,突出“海峡旅游”主题,使之成为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和富有特色的自然文化旅游中心。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在安排资金、立项、贷款等方面,把服务业摆在更加重要、更加合理的位置,形成全社会重视支持发展服务业的良好氛围,坚持在做好资源开发利用工作的同时,转变观念,科学认识资源优势,在打好资源牌的同时,把打造“大旅游、大文化、大运输作为发展服务业的突破口”。在做强传统服务业的同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在当前须借助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和技术,对福建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就应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利用“五缘”优势,积极引进海峡东岸—台湾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并有的放矢承接其现代服务业转移。台湾服务业成熟度较高,占GDP的比重达到70%以上。随着台湾制造业生产基地向祖国大陆转移,台湾岛内金融、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向祖国大陆市场延伸的迫切性也越来越强,从而推动全省服务业整体向前推进。
(二)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本质要求
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服务业比重和水平。一、二、三产业之间,是一个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的整体,绝不能割裂开来。多年来我们紧紧围绕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总体战略部署,完善体制、机制,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培育特色优势,壮大产业总量,优化产业结构,在发展二产的同时加大发展服务业的力度,以“壮规模,扩总量,提质量”为目标,加快推进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形成二、三产业比翼齐飞的协调发展格局。
(三)集中发展、改善环境,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条件
经过多年的发展实践,全省要充分利用各种有利因素,如充分利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的新机制和网络时代的新特点,推动各类服务工具创新;依靠福建毗邻港澳台的地缘优势,吸收更多港澳台资金、技术和管理,推进福建传统服务业改造,促进服务业薄弱环节、关键领域和新兴行业的加快发展;清理现行服务业中过时的有关法规和政策,消除服务业发展中的准入门槛障碍、歧视性政策限制、不合理行政性垄断规定,放宽和规范市场准入条件等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环境。有效促进服务业的快速发展。
六十年来,全省服务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国民经济发展和日益提高的人民生活水平相比,与其它发达省份相比,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在未来的发展征程中,我们将以国家支持海西建设为契机,以大力发展服务业为突破口,以“又好又快发展”为目标,以“更具实力、充满活力、富有魅力、文明和谐”的崭新面貌,全面开创服务业发展的新局面。
第二篇:服务贸易发展影响
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和影响
演讲稿
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末)
二战以后,日本于1951年开始恢复对外直接投资。
日本金融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1953年年2月, 日本生命保险、第一生命保险和明治生命保险分别出资2.2%、2.4%和6.2% , 参加了东京银行在美国金融业的直接投资。
但到60年代末, 由于金融保险公司的资金力量非常有限, 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发展缓慢。
二、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
七十年代初, 尽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较快的增长。在保险业上,主要保险公司中除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协荣生命保险和明治生命保险外, 其它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仍没有明显增长。这种情况在七十年代后期也没有多大改变。
到1979年末, 日本十大保险公司在国外直接投资的当地法人企业只有39家, 而且, 主要是由东京海上火灾保险、安田火灾海上保险和协荣生命保险建立的。其中, 东京海上火灾保险的子公司虽多达19家, 接近总数的一半, 但不论是独资经营, 还是合资经营, 投资的规模都很小。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
然而, 进入八十年代后, 特别是1984年后, 日本金融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出现了异常的发展。例如,十大保险公司同时开始或加强了对外直接投资, 在短短几年内就建立起了53家当地法人企业, 超过了以往的总和。
这一时期, 日本金融保险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件数增多, 投资规模也普遍增大,也在国外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直接投资, 并独资经营了资本金超过3000万美元的较大企业。由于保险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件数不断增加, 规模也不断增大, 其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地位也迅速上升。
金融保险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结果, 不仅使其成为日本金融、保险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主要部门, 而且, 使日本对国外金融、保险业的投资也迅速增加。
1984, 日本对国外金融、保险业的投资额由1983的11.67亿美元猛增到20.85亿美元, 占当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20.5%, 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业者。1985年和1986, 又连续猛增加82.7% , 分别高达38.1和了72.25亿美元, 占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例也分别高达31.2%和32.4%。到1987年3月末, 日本对国外金融、保险业的直接投资余额达180.8亿美元, 一举超过了商业部门的145.3亿美元, 矿业的124.3亿美元, 在对外直接投资行业中跃居第一位。
在四大非制造业投资中,商业投资是日本最先开始的对外直接投资,而金融保险业投资是在80年代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尤其是80年代后期,金融保险业投资不仅是最主要的非制造业投资,而且还牵引了整个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达到顶点的1989,金融保险业投资为20424亿日元,占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30.2%,同,金融保险业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为22.6%。
四、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
进入19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与社会领域发生了自二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经
济泡沫带给日本国内持续的经济紧缩和衰退,促使日本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大量产业包括金融保险业移向海外。90年代以来,金融保险业投资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在1998恢复到20964亿日元,稍稍超过1989的水平。
金融保险业出于信息收集的目的较强,1994年达到对外直接投资25.7%的比重。值得指出的是,日本金融保险业在经历1980年代后半期的经济泡沫后,暴露出诸多管理、信用和风险问题,使得1990年代以来日本金融保险业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发生了较大变化,除了收集信息的目的增强外,强化地域系统统筹管理的功能叶明显加强,由1994年的1.5%增至2002年的3.5%,而处于资金调剂及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有所减弱,由1994年的28.4%降至2002年得21.1%。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给日本保险市场带来巨大变化,特别是金融危机后,市场主体按照市场化原则兼并重组成为方向,其中既有财产保险公司内部的重组、寿险公司内部的重组,也有寿险公司与财产险公司之间的重组,整合过程持续了5-6年时间。
五、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相比之下,2003年后金融保险业投资却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方面,2001~2004年,商业投资为721亿日元,金融保险业投资为535亿日元,分别占对华投资的39.1%和29.0%。2005年,金融保险业投资为597亿日元,商业投资为534亿日元,分别占对华非制造业投资总额的36.6%和32.8%。2004年,保险市场并购重组基本完成,市场结构趋于稳定。在监管机构为市场主体创造较为健全的制度环境下,允许其按市场化原则竞争、重组,有利于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实现保险消费者利益最大化。
日本对海外服务贸易业,特别是对金融及保险业的投资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日本又以欧洲为重点投资地区。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对欧洲“按行业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2001-2004年间,日本对欧洲的贸易和金融及保险业的年投资比重均超过当年对欧洲投资总量的50%,分别达到50.21%,57.37%,54.08%和53.14%。其中,金融及保险业的比重分别达到41.77%,43.94%,34.10%和48.30%。因此,长期以来日本对欧洲投资的重点放在非制造业的贸易,金融和保险业及服务业,这使该地区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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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末)
日本金融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50年代初期开始的。
60年代末,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发展缓慢。
二、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
七十年代初, 尽管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金融机构和证券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是直接投资的规模都相对较小。
三、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
进入八十年代后, 特别是1984年后, 日本金融保险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却出现了异常的发展。
这一时期, 日本金融保险不仅对外直接投资的件数增多, 投资规模也普遍增大,也在国外进行了相当数量的直接投资
金融保险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加的结果, 不仅使其成为日本金融、保险业对外直接 投资的主要部门, 而且, 使日本对国外金融、保险业的投资也迅速增加。
四、第四阶段(20世纪90年代)
进入1990年代以来,日本加快对外投资步伐,大量产业包括金融保险业移向海外。由于泡沫经济的影响,金融保险业投资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在整顿中逐渐恢复,在1998恢复到20964亿日元。
五、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相比之下,2003年后金融保险业投资却又有了一定的发展。保险市场并购重组基本完成,市场结构趋于稳定。在监管机构为市场主体创造较为健全的制度环境下,允许其按市场化原则竞争、重组,有利于保险市场健康发展,实现保险消费者利益最大化。
日本对海外服务贸易业,特别是对金融及保险业的投资始终占有很大的比重。长期以来日本对欧洲投资的重点放在非制造业的贸易,金融和保险业及服务业,这使被日本金融保险直接投资地区非制造业的投资比重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
第三篇: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三、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对策
1、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服务贸易总体水平落后,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其中,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中国第三产业规模和比重较小,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部门、种类和设施尚不健全。为此,必须大力发展服务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稳步推进消费需求结构升级,提高服务消费比重。培育生产者服务 市场,大力发展服务外包。加强产业链的连锁作用,加大相关产业的协调与支持力度,完善 交通、文教、能源等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推动技术和服务创新,创造新的竞争优势,努力提升中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2、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按照积极推进新兴服务贸易出口与扩大传统劳动密集型服务贸易出口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扩大工程承包、设计咨询、技术转让、金融 保险、国际运输、教育 培训、信息技术、民族 文化 等服务贸易出口;充分利用外资,利用外资企业在新型服务贸易部门的示范、人员培训和产业前后向关联等途径实现的技术外溢效应,提高我国服务企业的技术水平和 管理 手段,优化服务贸易结构。
3、积极培育国内服务外包市场
一是要积极稳妥地开放服务市场,放宽对服务贸易领域市场准入的限制,为跨国企业来我国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创造条件。二是制定鼓励承接服务外包的专门政策措施,进行外包企业认定,仿照给予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政策,为外包企业提供低息信贷,减免企业开展离岸外包的所得税和营业税,对用于提供外包所需的进口设备可以免征关税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三是积极推进服务外包商务 环境 建设。
1、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重点发展:(1)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如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金融业、保险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3)发展农村第三产业,主要是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以及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4)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行业,主要是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
2、分层次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正像原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龙永 图所表示的,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步伐加快的今天,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与 APEDC其他一些成员经济体相比,在国民待遇、市场准入、透明度以及统计数据和信息收集方面尚有较大差距。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仍有不少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故而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国家应有目的地区分禁止开放、限制开放和鼓励开放三种类型,对不同地区区别对待。对沿海地区具备条件的优先发展,特别是知识密集型产业的银行、保险、咨询、邮电、通讯等。而中西部等地区则可待成熟了再推广。
3、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一步开放服务业的,也没有一个国是毫无保留地开放所有服务部门的。因此,面对国际高水平服务业的冲击,中国必须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凡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
全和国家机密的极少数部门或项目,应采取明令禁止的政策,不开放,不允许外资进入;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部门或项目,允许开放,允许外资进入,但不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要规定其股份的最高界限;除以上两者外的绝大多数一般部门或项目,要安全开放,实行自由化的政策,但应在坚持国民待遇的原则下,采用严格规范的国内政策以限制和推迟外资进入。另外,《服务贸易总协定》给予发展中国家若干特殊的优惠待遇、宽限期以及保护措施,中国应充分加以利用。保护方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第一,有选择地、适度地开放国内服务市场。这样对未开放的国内服务市场客观上形成了保护。第二,在对外开放的服务市场领域,实行一定的进入限制,如对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资格限制等。第三,对外国服务提供者在国内服务市场的竞争行业进行管理,如价格管理、垄断竞争行业管理等。第四,对国内部分服务行业和领域制定产业倾斜政策,在税收、财政、信贷、人员培训及科技支持等方面提供优惠条件。
4、加快服务立法,建立系统的服务贸易法规体系。我国目前服务贸易的立法工作还很落后,服务业中许多部门都无专项法律法规。因此,为保证服务贸易健康发展,应加强对GATT、GATS、WTO等有关条款原则的研究,尽快建立健全既符合本国经济发展目标又不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法律、法规。对服务市场准入原则、服务贸易的税收、投资、优惠条件等要以法律形式规定下来,以增加我国服务贸易的透明度。同时,依据GATS进行保护性立法,最大限度地缓和与减少外来的强大冲击波。
5、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对我国国际服务贸易实施有效的宏观管理,关键是要迅速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首先,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我国商务部作为服务业政策的归口管理部门,其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规划进出口发展战略,制定或参与制定贸易法律、法规,对外协调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关系,并落实“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其次,建立国际服务贸易管理的组织机构和协调机制。服务贸易涉及诸多部门,有必要成立全国性的服务贸易管理组织。建议中央、国务院建立中国国际服务贸易协调小组或委员会,负责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立法、对外谈判和政策协调等事宜。
6、加快服务贸易人才培养工作,培养熟悉国际服务贸易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强对现有人员的短期培训,让他们尽快了解和熟悉《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及中国服务业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以提高国际服务贸易的市场竞争力。
我国日益融入到全球一体化是对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严峻挑战ˇ也是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良好机遇。
第一ˇ加强政府作用ˇ打破壁垒ˇ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壁垒林立ˇ据关贸总协定统计ˇ全球服务贸易的壁垒有2000多种。《服务贸易总协定》中的贸易规则也承认了这一领域管理贸易的合法性ˇ规定彼此感兴趣的国家进行双边谈判ˇ讨论服务业市场开放问
题。因此ˇ我国作为《服务贸易总协定》的缔约国应该重视利用政府谈判ˇ打破壁垒ˇ发展服务贸易ˇ我国政府对本国的服务贸易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作为一国经济贸易发展中生产力要素的组织协调者ˇ政府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ˇ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竞争力。
第二ˇ大力发展国内服务业ˇ为服务贸易奠定坚实的基础。重点发展ˇˇ1ˇ投资少、收效快、效益好、就业容量大、与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关系密切的行业ˇ如商业、物资业、对外贸易业、金融业、保ˇ业、旅游业、房地产业、仓储业、居民服务业、饮食业和文化卫生事业等ˇˇ2ˇ发展农村第三产业ˇ主要是为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行业ˇ以及为提高农民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服务行业ˇˇ3ˇ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ˇ的基础行业ˇ主要是交通运输业、科学研究事业、教育事业和公用事业等。
第三ˇ分层次逐步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ˇ仍有不少制约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的因素ˇ故而决定了中国服务贸易市场的开放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此ˇ我们应结合国际服务贸易发展趋势ˇ根据我国服务业的具体情况ˇ稳妥、慎重、有重点、有步骤、分阶段地开放国内服务贸易市场。
第四ˇ制定适度的服务贸易保护政策。凡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和国家机密的极少数部门或ˇ目ˇ应采取明令禁止的政策ˇ不开放ˇ不允许外资进入ˇ凡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部门或ˇ目ˇ允许开放ˇ允许外资进入ˇ但不允许外商独资或控股ˇ要规定其股份的最高界ˇˇ除以上两者外的绝大多数一般部门或ˇ目ˇ要安全开放ˇ实行自由化的政策。
第五ˇ建立和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要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管理范畴ˇ我国商务部作为服务业政策的归口管理部门ˇ其宏观管理职能主要是规划进出口发展战略ˇ制定或参与制定贸易法律、法规ˇ对外协调与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关系ˇ并落实“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ˇ可见ˇ为出口而进口ˇ以引进促出口ˇ能够增加我国服务贸易出口部门ˇ拓展服务贸易发展空间ˇ改善出口结构。服务贸易是新世纪重要的贸易形式ˇ中国ˇ由一个贸易大国变为一个贸易强国发展服务贸易是中国的必然选择。ˇˇ
第四篇:京交会助推服务贸易发展
京交会助推服务贸易发展
初夏北京,生机盎然。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如期举行。世界宾朋相聚一堂,围绕服务领域开放发展、深化服务贸易合作、推动经济全球化建言献策。
5月28日,为期5天的“第五届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巡视展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蔡奇,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商务部部长钟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布小林,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市政协主席吉林参观京交会,与嘉宾合影,并出席随后举行的全球服务贸易峰会。
胡春华参观了服务贸易成果展、创新发展试点展,以及有关国家、国内省区市展区和专业展区,认真了解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成效、参展国家开展国际服务贸易的情况,详细询问企业对发展服务贸易的意见和建议,勉励企业练好内功,抢抓机遇,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优势。
胡春华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扩大服务业开放,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要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推动在管理体制、开放路径、发展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营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为服务贸易发展注入新动力。要大力发展新兴服务,不断提升中国服务质量和水平,增强中国服务出口竞争力,促进服务贸易健康发展。
蔡奇在峰会致辞中说,进入新时代,北京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正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固确立“四个中心”的城市战略定位,全力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我们将深入贯彻党中央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抓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搭建更多合作发展平台,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注入新的动力;我们将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培育金融、科技、信息、文化创意、商务服务等现代服务业,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北京服务”品牌;我们将大力加强营商环境建设,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狠抓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地,努力为企业营造审批最少、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好的营商环境,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期待大家集思广益、畅所欲言,为推动国际服务贸易合作发展建言献策,用好京交会这个平台,凝聚共识、挖掘商机,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钟山在峰会致辞中说,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为中国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服务领域国际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先后在上海等地设立1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北京市开展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在天津、上海、海南等15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有力地促进了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服务贸易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钟山说,当前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数字化步伐加快,服务业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服务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服务贸易投资合作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扩大服务领域国际合作。
钟山表示,商务部将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宣布的一系列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促进服务领域开放、创新、融合发展。加快推动服务业对外开放,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力办好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扩大服务进口。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在北京等17个地区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培育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推动更深层次的融合发展,推进制造业与服务业、服务行业之间融合发展,加快制造业服务化,发展高端生产性服务外包,培育综合服务提供商,更深更广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商务部将继续支持京交会提升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打造共享共赢、开放发展、创新融合的合作平台。
峰会由陈吉宁主持。巴西工业、外贸与服务部部长马尔科斯?利马,世界贸易组织副总干事易小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副秘书长玛丽?基维涅米,以及麦肯锡、阿里巴巴、小米科技等知名企业负责人在峰会上发表演讲。
会上,中国商务部与联合国贸发会议联合发布了《第五届京交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合作倡议》。联合国贸发会议副秘书长伊莎贝拉?杜兰特宣读了六条合作倡议内容,包括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人类繁荣的蓝图下研究解决方案;加快实施2015年联合国成员国通过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发挥服务贸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促进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支持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建立和培育多样化伙伴关系。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凝聚共识、同心协力,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好地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为进一步顺应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合作需求,积极推动全球服务贸易的交流与发展,国务院批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自2012年起落户北京。
本届京交会6月1日落幕,共举办136场论坛会议及洽谈交易活动,吸引了1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万人次专业客商参展参会,其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46个;组团办展办会的国家和地区60个,比上一届增加26个。
据组委会初步统计,本届京交会共达成签约项目311个,意向签约额达1025.6亿美元,创京交会历史新高。其中,国际签约项目110个,意向签约额172.5亿美元,占意向签约总额的16.8%。
本届京交会以“开放、创新、融合”为主题,共商推动服务贸易扩大开放、创新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举措,对于促进全球经济繁荣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京交会是共享共赢的合作平台,是开放发展的合作平台,也是创新融合的合作平台。
第五篇: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方案
发布时间:2016-02-25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是促进外贸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培育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对于推动出口、带动就业,实现外贸从“大进大出”向“优进优出”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和《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国发〔2015〕8号)有关要求,为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体系,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特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选择部分地区在服务贸易管理体制、促进机制、政策体系、监管模式等方面先行先试,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和自由化,着力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打造服务贸易制度创新高地。
二、试点地区及期限
试点地区为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等10个省市和哈尔滨新区、江北新区、两江新区、贵安新区、西咸新区等5个国家级新区。试点期为2年。
三、试点任务
(一)探索完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建立与国际服务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促进、服务和监管体系,探索适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开展服务贸易领域地方性法规立法探索,构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加强统筹协调,建立服务贸易跨部门协调机制,促进产业政策、贸易政策、投资政策的有效衔接、良性互动。健全政府、协会、企业协同配合的服务贸易促进和服务体系,建立服务贸易重点企业联系制度。
(二)探索扩大服务业双向开放力度。结合本地区产业特色,稳步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等行业对外开放。支持本地区旅游、研发设计、会计咨询、资产评估、信用评级、法律服务、商贸物流等领域企业开展跨国经营,支持企业深度开拓国际市场。
(三)探索培育服务贸易市场主体。加强部门协作,整合公共资源,加大对服务出口重点领域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动扩大服务出口。依托服务贸易重点领域的大企业,探索建立一批项目对接平台、国际市场推广平台、共性技术支撑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为行业内中小企业提供公共服务,支持有特色、善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引导中小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
(四)探索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积极探索信息化背景下服务贸易发展新模式,依托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服务贸易模式创新,打造服务贸易新型网络平台。促进技术贸易、金融、中医药服务贸易领域加快发展。积极承接离岸服务外包,提升服务跨境交付能力。
(五)探索提升服务贸易便利化水平。创新通关监管机制和模式,为服务贸易企业进出口货物提供通关便利。探索便利跨境电子商务、供应链管理等新型服务模式发展的监管方式。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特色服务出口产业。推动境内外专业人才和专业服务便利流动,为外籍高端人才在华工作居留等提供便利。
(六)探索优化服务贸易支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加大对服务贸易发展的支持力度,优化资金安排结构,完善和创新支持方式,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入服务贸易,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加强创新能力建设。探索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拓宽融资渠道,扶持服务贸易企业发展壮大。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积极为“轻资产”服务贸易企业提供融资便利。
(七)探索健全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建立统计监测、运行和分析体系,拓展基础数据来源,整合各部门服务贸易统计信息,实现共用共享。创新统计方法,完善重点企业数据直报工作,创新数据采集方式,扩大统计覆盖面,实现应统尽统。探索建立对服务贸易四种模式(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移动)的全口径统计。
(八)探索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举措。进一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完善技术、文化等领域进出口监测,探索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举措,形成各部门信息共享、协同监管和社会公众参与监督的监管体系,确保政治经济文化安全。建立服务贸易市场主体信用记录,纳入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探索对严重失信主体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对诚实守信主体实施联合奖励。实施“互联网+监管”,探索运用大数据技术,依据信用记录和信用评价,对相关主体实行差别化分类监管。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情况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评价指标体系,完善考核机制。
试点地区要根据上述要求细化形成各自的试点方案,在全面推进落实八项试点任务的同时,立足产业发展特点和自身优势,突出重点、精准施策,确定一批重点发展的行业和领域,建设若干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形成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改革、开放、创新经验。
四、政策保障
(一)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中央财政支持建立服务贸易统计监测管理信息系统,创新事中事后监管举措,切实防止骗税和骗取补贴等行为。支持试点地区建设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公共服务平台。对试点地区进口国内急需的研发设计、节能环保和环境服务等给予贴息支持。
(二)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在试点地区扩大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范围,由服务外包扩大到其他高技术、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将服务外包领域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由服务外包示范城市推广到试点地区。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减按1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职工教育经费不超过工资薪金总额8%部分据实税前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结转扣除。
(三)落实创新金融服务举措。鼓励和支持在服务贸易及相关的投融资和跨境电子商务活动中使用人民币进行计价结算,规避企业汇率风险。鼓励金融机构积极创新适合服务贸易特点的金融服务,扩大出口信用保险保单融资,大力发展供应链融资、海外并购融资、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和融资租赁等业务。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在现有业务范围内加大对服务贸易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并购的支持力度。
(四)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中央财政支持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为试点地区有出口潜力、符合产业导向的中小服务企业提供融资支持服务。
(五)探索便利化举措。对试点地区经认定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全面实施服务外包保税监管模式。
五、组织实施
各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要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试点地区人民政府(管委会)作为试点工作的责任主体,负责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实施推动、综合协调及措施保障,每年向商务部报送试点成果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有关省、直辖市人民政府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指导和政策支持。商务部要充分发挥国务院服务贸易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作用,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宏观指导、督促推动、考核评估和政策协调,及时总结工作经验,组织复制推广,并将考核结果报国务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