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版本学—考试总结

第一篇：古籍版本学—考试总结

古籍版本学

第一章 绪论

1、版：《说文·片部》：“版，片也。牍，书版也。” 《论衡·知量篇》：“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 《说文解字注》：“版，片也。舊作判也。淺人所改。今正。凡施於宫室器用者皆曰版。今字作板。”

2、本：《文选·魏都赋》注引《风俗通》：“按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叶德辉《书林清话》：“《说文解字》云：木下为本。而今人称书之下边曰书根，乃知本者，因根而计数之词。”

3、版本：“版本”一辞，始见于《宋史》卷四百三十一《邢昺传》：“[真宗]景德二年（1005），（略）是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注疏《論語》《孝經》《爾雅》同书同卷《崔颐正传》：“咸平初，又有学究刘可名言诸经版本多舛误，真宗命择官详正。因访达经义者，（李）至方参知政事，以颐正对。”北宋即有版本之称。

南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有精于雠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冯道始奏请官镂六经版印行。国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后《汉书》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

“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于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版本初不是正，不无诈误。世既一以版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所谓版本，实为写本与刻本的合称。第一节 版本与版本学

1、版的含义：古代用以书写的木片，通称为版或板。

汉王充《论衡》卷十二《量知》云：“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刀加刮削，乃成奏牍。”许慎《说文解字》卷七上也说：“牍，书版也。”因为供书写用的木片呈方形，所以又称方。《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仪礼·聘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郑玄注云：“名，书文也，今谓之字。策，简也；方，板也。”

2、本的含义：本的原义为树根，许慎《说文解字》第六上云：“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引申其义，则据以校书的书的原本也可称本。《北齐书》卷四十五《樊逊传》中记载：“（天保）七年（556年），诏令校定群书，„„逊乃议曰：‘按汉中垒校尉刘向诏校书，每一书竟，表上，辄云臣向书、长水校尉臣参书、太史公、太常博士书，中外书合若干本以相比较，然后杀青。’”这里的“合若干本”的“本”，就是用来校书的原本。《隋书·经籍志》总序亦云：“隋开皇三年（583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匹，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显然，这里的“本”也指据以校写的原本。方、板作为书写工具，有时也连用。

贾公彦疏《仪礼注疏》卷二十四释郑注云：“云方板者，以其百名以下，书之于方，若今之祝板。不假连编之策，一板书尽，故言：‘方，板也’。”唐代，还用方板记事，如李贺《感讽五首》之一云：“越妇未织作，吴蚕始蠕蠕。县官骑马来，狞色虯紫须。怀中一方板，板上数行书。”同简比起来，方板容纳的字数要多一些。《春秋序》云： “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孔颖达《春秋左传注疏》卷一疏曰：“简之所容，一行字耳。牍乃方版，版广于简，可以并容数行。凡为书字，有多有少。一行可尽者，书之于简；数行乃尽者，书之于方；方所不容者，乃书于策。”

雕板印书之法通行以后，版和板的含义逐渐演变为经雕刻后、供印书用的版片。唐冯宿《禁版印时宪书奏》：“准敕：禁断印历日版。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每岁司天台未奏下新历，其印历已满天下，有乖敬授之道。”

宋代以后，雕版印刷事业日益兴盛，版或板作为供印书用的版片用的含义更加明显。宋王应麟《玉海》卷五十二云：“自太祖平定四方，天下之书悉归藏室。太宗、真宗访求遗逸，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之以官。又经书未有板者，悉令刊刻，由是大备，起秘阁贮之禁中。”

因为板雕好后，在印刷时需要上墨，所以又称墨板。宋朱翌《猗[yī]觉寮杂记》卷六云：“雕印文字，唐以前无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后唐方镂九经，悉收人间所有经史，以镂板为正。”宋《国史艺文志》中也有记载：“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术数、字学小书。” 本即是书，所以书本二字往往连用。随着印刷术的发达，本与书本的含义逐渐同于版本。清代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中云：“雕板谓之板，藏本谓之本。藏本者，官私所藏，未雕之善本也。自雕板盛行，于是板本二字合为一名。”

作为版本学的专有名词，则版本是指同一部书在编辑、传抄、刻版、排版、装订乃至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形态的本子。王欣夫：“所谓版本，并不限于雕版印刷的书籍，而实际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抄本、稿本在内。”（《古文献学要略》第三章《版本》第一节《版本的起源和发展》）

什么叫版本学？这个概念随时代发展，略有变化。叶德辉《书林清话》卷一《板本之名称》中言：“私家之藏，自宋尤袤遂初堂，明毛晋汲古阁，及康、雍、乾、嘉以来各藏书家，龂龂于宋元旧钞，是为板本之学。”

1962年，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发表在《图书馆》此年的第一期上，对版本的定义，又有补充：讲究宋元旧刻，固然是“板本之学”的一项内容。但是在雕板以前的简策，缣素，一写再写，不也是就是不同的版本吗？现代铅印和影印的出版物，一版再版，不也又是不同版本吗？依我看来，版本的含义实为一种书的各种不同的本子，古今中外的图书，普遍存在的现象，并不仅仅限于宋、元古籍。在九世纪以前，经过不断的传写，在印刷术发明以后，经过不断的刻印，因而产生了各种不同本子。有了许多不同本子，就出现了文字、印刷、装帧等等各方面的许多多差异。研究这些差异，并从错综复杂的现象中找出规律，这就形成了“版本之学”。

他还指出：“版本学的内容实在是相当丰富的，如关于图书版本的发生和发展，各个本子的异同优劣，制版和印刷的技术，版本的鉴别，装订的演变，以及研究版本学的历史等等，应该可以成为一门专门的科学。”

1998年，程千帆、徐有富《校雠广义》第一章《版本学名称与功用》中，对此评曰：“顾廷龙对版本学的认识已比叶德辉全面的多，而在传播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推而广之，则以录间带、录像带形式所构成的音像型书籍，也未尝不可以包括在版本学范围之内。”现在网络发达，书籍还有网络版、电子版，这些也似乎可以也包括在版本学研究的范围之内。但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是以古籍版本为主，其主要内容是探讨古籍的版本源流，研究古籍版本的异同优劣，鉴定古籍版本的真伪等问题。

第二节 版本学的功用

1、读书应该选择善本。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中有云：“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为什么呢，他自己回答：“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

读书应当选择版本的理由是：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因各种原因产生了一些不同的版本，而这些版本之间、从文字到编次又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往往可以决定读者从书中、所获得的知识是否正确。清顾广圻《思适斋文集》卷十二《石研斋书目序》谈到过这个问题：“盖由宋以降，板刻众矣。同是一书，用较异本，无弗囗若径庭者。每见藏书家目录、经某书、史某书云云，而某书之为何本,漫然不可别识。然则某书果为何书与否，且或有所未确，又乌从论其精粗美恶耶？

余嘉锡在《目录学发微·目录书之体制四·板本序跋》对版本的差异及其原因分析得更加透徹：“盖书籍由竹木而帛，而纸；由简篇而卷，而册，而手抄，而刻版，而活字，其过不知其若干岁，缮校不知其几何人。有出于通儒者，有出于俗工者。于是有断烂而部不完，有删削而篇不完，有节抄而文不完，有脱误而字不同，有增补而书不同，有校勘而本不同。”正是因为一本书的不同版本往往有很大的差别，所以读书不能不注意版本，否则会出一些问题，闹出一些笑话。《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中曾举一例：“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鸱，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捐惠蹲鸱。’举朝惊骇。久后寻迹，方知如此。”

2、那什么是善本呢？从读者治学的角度讲，同符或接近原稿的书就是善本。

张之洞《輶轩语》卷二《语学》篇云：“善本之义有三：一是足本，无缺卷，未删削。二是精本，精校，精注。三是旧本，旧刻，旧抄。”

首先要是足本，因为不完整就不能反映原作的全貌，当然也就谈不上与原稿相同或接近了。商务印书馆出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所以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就在于编者做了许多艰苦细致辞的工作，使它们都成为尽可能完整的本子。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一文中指出：“近人张元济辑印《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尽力搜求旧本以校正今本，有很多新的发现。例如《四部丛刊》续编中《愧郯录》各本都缺十页，后得祁氏澹生堂钞本半部，其中就有些十页，得以弥补向来的缺憾。”

其次是精本。精校的目的是使书接近原貌，精注的目的是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书的内容。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云：“《元和姓纂》绝无善本，顷在莆田，以数本参校，仅得七八。后又得蜀本校之，互有得失，然粗完整矣。”一般来说，凡经名家精校过的书皆可视为善本。名家的精注本往往博征繁引、精校细核，对我们阅读和理解原书极有帮助。唐颜师古注《汉书》，有《叙例》一篇，今录二例以为说明。

第三是旧本，旧本在时间上距离原书较近，因此在一般情况下会更接近原貌些。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二，卢文弨《书吴葵里所藏宋本〈白虎通〉后》曰：“书所以贵旧本者，非谓其概无一讹也。近世本有经校雠者，颇贤于旧本，然专辄妄改者，亦复不少。即如《九经》小字本，吾见南宋本已不如北宋本；明之锡山秦氏本，又不如南宋本；今之翻秦本，更不及焉。以斯知旧本之为可贵也。”

应该注意的是，从书的文物价值和收藏价值看，古本就是善本。但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古本就未必都是善本。清郭麐[lín]《灵芬馆诗话》卷八云：“书贵善本，可以是正谬误，然亦有古未必是，而今未必非者。《文选》谢灵运《游赤石》诗‘终然谢先伐’，用直木先伐之义，宋本作‘天伐’为无解矣。曹子建《箜篌引》：‘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邱。’‘生存’、‘零落’偶字也，宋本作‘生在’，疑误。”

这些例子说明，读书应该择善而从，但也不要一味迷信古本。

3、校书应备众本。广搜异本，进行比较，择善而从，是校书所应当首先采用的基本方法。

孙德谦《刘向校雠学纂微·备众本》中说：“校书之事，必备有众本乃可以抉择去取。近世如阮文达之校《十三经》，有所谓单经本、经注本、单疏本；谢墉之校孙卿子，有所谓影钞大字宋本、元刻纂图互注本、明虞氏、王氏合校刻本、明鍾人傑本是也。如举一二，此外无不皆然。”又说：“欲校一书，须备众本，有断然者。盖不备众本，书之或有缺佚，或有谬误，其义皆不可通，此读者之大憾也，故既得一别本矣，足与此本对校，又当兼备众本，如是异同得失始能辨别而有所折衷。”汪辟疆先生在《水经注与水经注疏》也认为：“顾校理之业，必广徵众本，参证互勘，乃可籍手。”

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一《校雠条理》第七中指出，备众本以供校雠始于刘向：“校书宜广储副本。刘向校雠中祕，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雠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

由此可见，广聚众本，是校书质量的可靠保证。

4、购藏书籍应鉴异本。藏书一般要从购书开始，而购书就必须有版本知识。要能精于鉴别。

实践证明，没有版本知识的人，往往会将珍本当作废纸；而经验丰富的人，却有时会从废纸堆中发现珍本。藏书当然也离不开版本学知识。顾廷龙《版本学与图书馆》中曾指出：“保管工作者，必须熟悉版本，根据不同版本的情况、来掌握不同的保管方法，如稀见本、加工本（批校、题跋）、伪装本、特装本等等，应该和一般的版本书有区别的。”

5、学术研究也应注意版本。从事学术研究，理所应当然的应当辨别版本，引用文献，如各本有异同，也应载明所据版本。

综上所述，读书、校书、藏书、科学研究都必须注意版本；换句话说，研究版本学将有助于我们读书、校书、藏书和科学研究工作。第二章 雕印本的品类

现存古籍绝大部分是雕印本，而雕印本又国雕印的时代、地域、刻书单位，以及版本形式、刻印情况、流通情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价值。将雕印本的品类加以区分和研究，对于我们鉴定和使用各种版本是十分重要的。

（1）按时代区分：唐本；五代本；宋本；辽金元本；明本；清本。（2）按地域区分：浙本；蜀本；建本；平水本。（3）按刻书单位区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4）按形式区分：巾箱本（袖珍本）；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写刻本；朱印本·蓝印本；朱墨本·套印本；插图本；两节版·三节版。（5）按刻印情况区分：祖本（原刻本）；修补本·递修本（三朝本）·邋遢本（大花脸本）；翻刻本（重刻本）·影刻本（覆刻本）；百衲本（配本）；丛书本；初印本·后印本；节本。

（6）按流通情况区分：通行本；旧刻本；残本·焦尾本；校本·批本·过录本；善本、珍本、孤本。第一节 按时代区分

1、唐本：

雕版印刷术发明于何时，学术界尚无一致看法。玄奘法师于贞观三年（629年）西游印度，十九年（645年）归国，宁德元年圆寂。所以这应是七世纪中叶的事。虽然《云仙散录》已被公认为是一部伪书，这条材料不尽可靠，但唐代佛教徒为了传教，常把像刻在纸上施于四方却是事实，敦煌遗书中就有不少印有佛像的卷子，这也可说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

九世纪，雕版印刷术已经流行。清人赵翼《陔（gai）余丛考》卷三十三《刻书书册》首先注意到这条材料，指出：“‘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歟？”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也认为：“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书，自非雕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亦已有刊版矣。”这样理解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雕印的书，内容相当丰富并且呈现出民间实用的特色。

从现有材料看，印刷术至迟出现于唐代。唐雕印本有日历，佛经、字书、小学、诗集、以及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道家著述等。刻书地点可考者有四川、江苏、浙江、洛阳、敦煌等处。

2、五代本：

五代雕印图书较唐代有了很大发展，比较突出的是国子监雕印的九经。《九经》是指《易经》、《诗经》、《书经》、《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仪礼》、《周礼》、《礼记》。其中有四部是在后汉时才开始雕印的。《五代会要》载：宋王溥：“乾祐元年（948年）闰五月，国子监奏：‘见在雕印板九经内，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本。今欲集学官校勘四经文字镂板。’从之。”下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年）六月，九经才全部印完，一共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此外，后周国子监还雕印了一部《经典释文》，亦见《会要》同卷。由于这些书籍是由国子监主持刊刻的，书版也藏在国子监，所以称为五代监本，其九经称为监本九经。五代监本曾经宋人收藏并加珍视。后唐明宗十分重视经书的雕印工作，使五代国子监雕印经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五代监本的质量是相当高的。将校勘者，书写人的姓名附于书后，也体现了当时国子监刻书的负责态度。这是官刻。五代时期还开了封建士大夫私家刻书的风气。

国内现存五代雕印本当推杭州雷峰塔所出《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唐五代刻本》中作如此介绍：1924年8月27日，杭州雷峰塔忽然倒塌，发现经卷，乃吴越国钱俶刻的《陀罗尼经》，时在宋太祖开宝八年，论时代，已入宋朝，而其时钱氏犹未纳土，视五代刊物亦可。经卷长七尺六寸，高二寸五分，卷端题曰：“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捨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经文共二百七十一行，每行十字，皮纸印，墨色淡而无香气。因经卷塞在砖空内，年久受潮，不免霉烂，首尾完具中无破空的少极。浙馆所藏一卷，首尾皆有缺佚；惟浙江博物馆藏的一卷，首有供养佛图及钱俶题字。在此之前，1917年，吴兴天宁寺经幢被毁，幢中也发现同样经卷，其题记云：“天下都元师吴越国王钱弘印《宝箧印经》八万四千部在宝塔供养，显德三年（956年）丙辰岁记。”（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引）但是这次发现的经卷下落不明。

综上所述，五代虽然只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而且政权频繁更迭，但是在中国雕版史上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首先，国子监雕印儒家经书是五代刊本的主流；其次家刻本蓬勃兴起在五代本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再次，公私雕印佛经都相当普遍。

3、宋本：

宋是我国雕版印刷事业的昌隆时代。宋代刻书事业空前繁荣是与宋代统治阶级大力提倡，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刻书能力提高等原因密切相关。为了巩固政权，太祖、太宗采取了中央集权的方法，州县长官由文士担任，而大批官员则由科举产生。和唐代科举名额限定不同，宋代科举向文人广泛开放，只要文章合格，不分门第、乡里，都可录取。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录官，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造成了宋人喜欢读书、藏书、刻书的社会风气。仁宗时又开始在各州县设立学校，逐步进展为公立学校和私设学院都可以讲学。讲学之风大盛，也刺激了儒书的出版工作。

提倡佛道，也是宋代统治者巩固政权的措施之一。宋太祖统一后，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以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同时也为麻痹人民的思想。同样，朝廷也重视道教。仁宗曾命徐铉校正道书，真宗复命王钦若主持续编道藏，搜编道书四千三百多卷。全国各地还大修道观，道教得以广泛流行。这就是宋代大量雕印佛道经书的社会背景。宋代编了《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神医普救》、《册府元龟》、《彤管懿范》等大型类书和总集。在客观上推动了宋代刻书事业的发展。总之，公元960年宋朝建立后，政治日益安定，经济日益发达，为刻书印书事为之兴旺，提供了条件，而四川、浙江在五代已经逐步形成了两个刻书中心，也为宋代出版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宋代刻书大抵分公私两大系统，即官方刻书和私家刻书，即官刻本和私刻本。宋代官府刻书十分注意为政治服务，就其出版图书的内容言，明显偏重经史。

这时国子监不仅是宋朝的最高学府，而且还是国家的主要出版机构，其雕印的重点则为经史群书。到真宗时，经传正义皆具，而到北宋末年，正史也全部由国子监镂版颁行了。宋代雕印佛经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公私所刊佛藏共有六部，凡三万五千一百八十一卷，于乃义《古籍善本书佛、道教藏经的版本源流及鉴别知识》（《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3期）作过介绍，现节录如次：

（1）开宝藏：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太祖赵匡胤派高品、张从信等人主持，在益州监雕大藏经，至太

平兴国八年（983年）大部刻成。此种佛藏，係根据唐代智昇和尚的《开元释教录》编排，大部分在益州刊刻，刻成移到汴京。据记录，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经版十三万多片。此书框高22.5厘米，每版二二行，每半叶五行，行十四字或十六、十七字。硬黄纸、卷轴装，用《千字文》编号。就现存残卷看，版心刻经名、张次及编的字号，卷尾有“大宋开宝某年某岁奉敕雕造”及刻工姓名，也有印刷的经过及年月。此书现仅有零残本，北京图书馆藏开宝藏《阿惟越致遮经》上卷，国内和日本也还存其它零卷。此本字体仿欧书，整齐有稜角，但仍具疏落之致。（2）崇宁万寿大藏：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年），福州城外白马山的东禅寺冲真、普明、咸晖等和尚发起刻印佛藏，至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毕成，但在南宋绍兴、乾道以及元至治、泰定年，还多次修补。据记录，全藏六千四百三十四卷，开始用梵夹装，计五百九十五函，《千字文》编号，始“天”字，终“虢”（guo）字。

此书框高23.8厘米，每半页六行，第行十七字。其所以称之为“崇宁万寿大藏”，是根据主持人普明有题记说：“福州等觉禅院住持普明收经版头钱，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雕造大藏经，印版计五百余函，时崇宁元年日谨题。”（案：“崇宁”是宋徽宗赵佶第二次改元的年号，“等觉禅院”即东禅寺。）此本现有零册存北京、南京、上海等图书馆，字体仿柳公权书，易于鉴别。

（3）毗庐大藏：此藏也是福州版。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开雕，至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告成。主持人为本明、宗鉴、行宗、了一和尚及蔡俊臣、冯檝（ji）、陈询、陈靖、刘渐等人。

此本框高24.3厘米，每半页六行，行十七字，六千一百一十七卷，也是梵夹本，五百六十七函。有刻工姓名。现存的一卷，尾有一段记录：“福州开元禅寺主持传法赐紫慧通大师了

一、谨募众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僚资崇禄住圆成雕造毗庐大藏经版一副，时绍兴戊(wu)辰闰八月囗日谨题。”（案：《毗庐大藏》即以此得名。）现北京图书馆和日本存有少数零本，字体仿欧阳询书，为宋刻的标准体。（4）思溪圆觉藏：宋绍兴二年（1132年）湖州归安县松亭乡思溪王永从、阖家捨资开雕此藏，劝缘住持圆觉禅院，怀琛及净梵和尚协助，因此得名《思溪圆觉藏》。此藏的刻印反映南宋初年浙江省已流行刻书事业。全本一千四百二十一部，五千四百八十卷，梵夹本装为五百五十函，《千字文》编号，始“天”终“合”。

此本框高24.2厘米，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卷尾刻有王永从的题识，也是为“祝廷今上皇帝”的，并刻有“雕经作头李孜、李敏、印经作头金绍，掌经沙门觉清，幹雕经沙门法祖，对经沙门仲谦、行坚、静仁、道能、修敏、都对证宗鉴。”等等列举了编辑（掌经）、校对（对经）和刻工领班（作头）等姓名。字体仍效欧书，但已兼虞世南的笔法。北京图书馆有《大智度论》，是清末杨守敬自日本取回的。

（5）思溪资福藏：此藏也是浙江刻本，记录为“安吉州思溪法宝资福禅院开雕”。自淳熙二年（1175年）始工，何时竣工不详。此书与思溪圆觉藏同在一个地区雕刻，湖州在宋宝庆元年（1225年），改名安吉州，可能此书刊刻于此时或其后。

清末杨守敬从日本购得此本四千多卷，现藏北京图书馆，惜均无年月地址姓名可考。此本板框及行数，均与《思溪圆觉藏》相同，也是框高24.2厘米，每半叶六行，行十七字，所编《千字文》字号亦全同，但延长到“勗”（xu）字，数量计五千七百四十卷，梵夹本五百九十九函。

（6）蹟（迹）砂藏：此藏係宋代平江府蹟砂延圣院在乾道年间（1165——1173年）创始，绍定四年（1231年）才开设了经坊，一名大藏经局，开雕全藏。主持人为法忠和尚，直至元至治二年（1322年）才完成，共历时九十多年，计一千五百三十二部，六千三百六十二卷，梵夹装，五百九十一函。《千字文》编号，始“天”终“烦”。

案：平江府即今苏州，此时刻印事业不断发展，蹟砂藏虽然经历的年代甚长，但全属民间募刻。字体、初效柳书，入元后，又兼有赵子昂秀丽的笔意。西安开元、卧龙两寺收藏此部藏经约十分之八（今归陕西省图书馆）。抗日战争前，曾据以影印，改为线装。云南省图书馆收藏原刻本、曾借以补印两百多册，成为全部。日本《昭和法宝总目录》曾收录《蹟砂藏目录》，核对缺元以后所刻部分，全目当以影印本为准。

宋代官府还刻了不少医书，如《新编金匮要略方论》三卷，《伤寒论》十卷。据王国维所引当时公文，知宋代政府对这项工作的重视。其文云：“勅中书省勘会：下项医书册数重大，纸墨价高，民间难以买置，八月一日奉圣旨令国子监别作小字雕印。内有浙路小字本者，令所属官司校对，别无差错，即摹印雕板，并候了日广行印造，只收官纸工墨本价，许民间请买，仍送诸路出买。”

宋代私人刻书事业也很发达。从内容上看，官刻本侧重正经正史，而私刻本虽遍及四部，但明显的却偏重于子、集，正好弥补了官刻本的不足。可见宋代刻书事兴的隆盛，是官私共同努力的结果。第二节 按地域分

1、浙本：

浙江地区的刻本称为浙本。浙江自然环境优越，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宋以来一直是我国刻书中心之一。

早在唐代中叶，浙江就已经刊印了元稹和白居易的诗集在市肆上卖。五代时，吴越王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其中有一部雕造了四万八千卷，置于砖塔内，永充供养。这在客观上就造就了一批良工巧匠，提高了浙江地区的雕版印刷水平，为宋代浙江地区刻书事业的发展创造条件。南宋定都临安，浙本也随之进入了黄金时代。除国子监外，德寿殿修内廊司局、太医局、浙西转运司和临安府也都刻书。京城内私人设立的书铺林立，知名者有十六家之多。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陈起及其子续芸所开设的临安府棚北大街睦亲坊陈宅书籍铺。

南宋浙本中的家刻，在数量上不如官刻、坊刻多，但是质量一般都相当的高。如杭州廖莹中家塾世綵堂所刻的《昌黎先生集》和《河东先生集》刻印精妙，堪称宋浙本及家刻本的代表。

浙本除了杭州本外，还有越州本、婺州本、明州本、衢州本、严州本等。越州本又有绍兴府本和浙东转运司本之分。绍兴府刻有《论衡》、《越绝书》、《嘉泰会稽志》等。浙东转运司刻有《五经正义》、《事类赋》、《兰亭考》等。

婺州书坊颇众，有婺州市门巷唐宅，婺州义乌青口吴宅桂堂，义乌县酥溪蒋宅崇智斋，婺州东阳胡仓王宅桂堂，东阳崇川余四十三郎宅。婺州经书与监本、建本、蜀本齐名。

浙江各州州学也刻了不少书，如婺州州学刻有苏洵《嘉祐集》，严州州学刻有《唐柳先生集》，台州州学刻有《天台前集》，温州州学刻有《大唐六典》等。

原先设在杭州的南宋国子监，在元代改为西湖书院。立了一块《西湖书院重整书目记》的碑刻，所列经史子集书版一百二十一种，有拓本流传，吴昌绶曾刻《松邻丛书》。西湖书院本中绝大多数是南宋国子监遗留下来的，而且又有刻书基础，萃集了许多良工，因此宋、辽、金三史和其他要籍，皆奉旨发西湖书院印行，刻工甚精。

浙江各路、府、州、县等设立的儒学也刻了不少书。如大德十年（1306）绍兴路儒学刻《越绝书》十五卷、《吴越春秋》十卷、徐天祜《吴越春秋音注》十卷；至大四年（1311）嘉兴路儒学刻《陆宣公集》十二卷，至治二年（1322），又刻《王秋涧先生全集》一百卷。至元三年（1337）婺州路儒学刻金履祥《论孟集注考证》十卷。元代浙江的家刻、坊刻不如书院、儒学刻本之盛。

明代浙江仍是刻书中心地区之一，其官刻本以布政使司所刊为最多，据万历《松江府志》所载，有《浙江通志》等二十七种。他如浙江运司、浙江提学司等，均有刻版。私家刻书在万历间特盛，如余姚闻人诠、嘉禾项笃寿万卷堂、嘉禾项德棻宛委堂等都闻名当世。明中叶以后，湖州刻书，可谓是后起之秀。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今杭本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

吴兴：为浙江省湖州市的古称，三国吴甘露二年（266），吴主孙皓取“吴国兴盛”之意改乌程为吴兴，并设吴兴郡，辖地相当于现在的湖州市全境，钱塘（今杭州）、阳羡（今宜兴）。隋代因地濒太湖而更名湖州，吴兴为下辖县。现湖州设有吴兴区，为市政府驻地。“三吴”之一，以人文物产名闻江南。

湖州刻书以闵、凌两家为代表，世称闵本和凌刻本。两家喜用彩色套印，墨色印正文，彩色印评语圈点，所印书籍自经史子集、戏曲小说等一百三十余种。有些书还有插图，如凌氏套印宋王十朋《会稽三赋》、明高明《琵琶记》等，附有插图，多是延名家绘刻，笔划工致，神态秀逸。

清代浙江官、私刻书都十分发达。官刻本成就最突出的是浙江书局本。浙江书局是浙江省布政使杨昌濬、按察使王凯泰于同治三年（1864）设立的，首刻《钦定七经》及《御纂通鉴辑览》等书。宣统元年（1909），巡抚增韫设立浙江图书馆，附官书局，又更名官书印售所。当时在书局任职的谭献、黄以周、张大昌、张颜、王治寿等都是一时人选。他们选用的底本都经过研究，校勘也很精当。为使贫寒学子容易购求，在刻版时缩小了版式，增多行字，以尽量减低成本。字体也相当秀丽。

清代浙江的私家刻书盛于前明，这与当时浙江人才之盛及考据、辑佚、校勘之学的兴起密切相关。有些著名文人往往自刻所作诗文，或由亲友学生出资刊行。有的人则依据宋元善本影摹上版，或者重行校订付印。

浙东学派：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兼史学的经史学派，因这些代表人物均系浙江东部故名。

从大致上看，浙东学派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北宋时期。这是浙东学术的草昧时期。主要代表有北宋仁宗庆历之际的“明州杨杜五子”（杨适、杜醇、王致、王说、楼郁）和神宗元丰年间的“永嘉九先生”（周行己、许景衡、沈躬行、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蒋元中）。前者把“宋初三先生”（胡瑗、孙明复、石介），特别是胡瑗的思想传入浙东；后者则主要把“洛学”，特别是程颐的思想引入浙江。但他们的学术思想还没有形成体系，对于浙东学派来说，只能说是处于孕育之中。

第二阶段是南宋时期。这时形成了浙东诸学派。公元1127年，宋室南迁，浙江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成了全国学术思想最发达的地区，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众多流派。主要有：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还有以“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为代表的四明学派，这一派以传陆九渊心学为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是明代。这个时期主要是以阳明心学的兴起为主要内容。其集心学之大成，创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使以心学为主要内容的浙东学术发展到了成熟时期。

阳明之后浙东在历史上较有影响的还有“浙中王门”和蕺山学派。“浙中王门”指的是王阳明在浙江境内弟子中的学者，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王畿、钱德洪、黄绾、张元忭等人。蕺山学派以刘宗周为代表，他既是王学的继承者，又是王学的修正者。

第四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这个时期是浙东学术的全盛时期，主要代表有一代大儒黄宗羲、明史专家万斯同、文献学大师全祖望、史论大家章学诚、史学纂修专家邵晋涵。如黄宗羲一人著述就颇丰，主要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等上百种，内容广泛，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字学、天文、地理、历法、数学、文学及艺术等众多领域。私家刻书中，也陆续出版了许多质量较高的丛书，如杭州卢文绍的《抱经堂丛书》；吴兴陆心源的《十万卷楼丛书》、《湖州丛书》等，编刊丛书是清代家刻本的一大特色，浙江在这一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

在浙刻本中，官刻实为主流，家刻、坊刻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官刻的影响，都注重校勘，质量较好。就形式而言，宋浙本多用欧阳询体，绝大多数是白口，单鱼尾，鱼尾在书口上方，鱼尾之上的象鼻内多记本页字数，鱼尾之下常刻书名卷次，多用简称。书口下端每有刻工名，或姓或名或姓姓名全称。版框多左右双边。书品宽大，多有麻纸、皮纸。宋浙本避讳较严。

元浙本形式上的特点，略同宋浙本，惟字体受赵孟頫影响较大，也出现了一些细黑口书。

明、清两代浙本形式大体仍宋元之旧，有的则因出版事业日益发达，版刻流派互相影响，特色不象以前显著。

2、蜀本: 安史之乱及黄巢起义，使得唐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两次移向成都，加上四川盛产麻纸，都为刻书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早在公元九世纪，四川成都就刻印了历书、字书及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之类的书。五代时，孟蜀建都成都，宰相毋昭裔先刻石经，不久又令门人写定《九经》，镂版行世，以后还刻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从而使蜀本在刻书的范围和规模上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为宋蜀本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蜀石经的刊刻，起自后蜀广政十四年，故又称“广政石经”，历时八年而成。其起因缘自毋昭裔，据《毋昭裔传》记载：“毋昭裔，性好藏书，酷嗜古文，精经术，尝按雍都旧本九经命张德钊等书之，刻石于成都学宫。”

不过蜀石经当时只收入了十种经书《诗》《书》“三礼”《易》《左传》《论语》《孝经》《尔雅》，皆用楷书写成。《公羊传》《谷梁传》是宋代田元均所刻。后宣和中，席开献又刻《孟子》，至此，十三经始全。安放在后蜀的太学——宋代的府学内，专设石经堂以存之。

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派高品、张从信等人在成都监雕大藏经，至太平兴国八年（987）大部刻成。全藏有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经版共十万多片。这项工程的完成，充分说明了当时四川技术力量和经济基础的雄厚。此后，四川又承担了像《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这样卷帙浩大的大型类书的刻印任务。

南宋初年，四川又出现了一位致力于收书刻书的人，对蜀刻本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此人就是绍兴十一年（1141）至十四年（1144）任四川转运使的井宪孟。著名的眉山七史，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刻印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五《宋书一百卷》记其事：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缪亡缺，始命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不足凭以是正，请诏天下藏书之家悉上异本，久之始集。治平中，巩校定《南齐》、《梁》、《陈》三书上之，刘恕等上《后汉书》、王安国上《周书》，政和中始举毕，颁之学官，民间传者尚少。未几，遭靖康丙午（1126）之乱，中原沦陷，此书几亡。绍兴十四年（1144），井宪孟为四川漕，始檄诸州学官求当日所颁本。时四川五十余州皆不被兵，书颇有存者，然往往亡缺不全，收合补缀，独少《后汉书》十许卷，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在井宪孟的倡导下，眉山地区还出版了《周礼》、《春秋》、《礼记》、《孟子》、《史记》、《三国志》等，都是以监本为底本刊行的。蜀刻的中心由成都移向眉山大约就在这个时期。

四川也有书坊，而且大多集中在眉山。如刻《新编近时十便良方》的万卷堂，刻《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的书隐斋。现存蜀小字本唐人别集数量较多，从采用的小字本的形式与有“新刊”的标题看，这些唐人别集可能是坊刻本，如十一行本的《李太白全集》、《王摩诘文集》，十二行本的《新刊权载之文集》、《新刊元微之文集》等。

十三世纪中叶，元兵南下，首先攻占四川。四川经济文化遭到浩劫，书版大都毁于战火，再加上明清以来东南沿海日趋发达，蜀地较偏，所以元后蜀本声名不显。蜀本现在传世较少，多为经史类书、唐人诗文集。其形式上特点比较显著。就版式而言，一般为白口，单鱼尾，左右双栏，无书耳。版心下端一般都有刻工姓名。刻工中且多一族同姓之人，如单氏、任氏、文氏等。

蜀本字体多似颜体，字划肥劲朴厚，正文、小注字体统一。就大字而言，字大如钱，版式疏朗，读来赏心悦目。一般采用麻纸，纸张洁白。校勘精审，翻刻监本也一丝不苟，故一向为人们所推重。但是刻书序跋及坊刻本的牌记都很少见，因此不易判定刻书年月及刻书人姓名。

3、建本：

早在宋代，福建特别是建宁府建安、建阳两县就已经成为当时的刻书中心。

叶德辉也曾指出：“闽中造纸印书，宋时极盛，岳珂《九经三传沿革例》即有建本之名。”建安、建阳两县书坊主人有名姓可考者，张秀民在《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作了统计有三十三家。”并云“以上三十三家书坊各刻了不少书，经、史、子、集、日用、迷信都有。他们编刊的考试用书，更是‘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其中蔡梦弼、黄善夫各刊《史记》，蔡琪、刘之问、刘元起雕《汉书》，刘仲立梓前、后《汉书》，以及魏仲产本《唐书》、魏仲举本《昌黎集注》等在学术上较有价值。”这些书坊中，以余氏最为有名。

建阳、建安成为南宋刻书中心是由于地处闽北山区，受战祸影响较小，且盛产竹木，书版与造纸原料都非常充足。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论刻书云：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易成故也。此外，两地水陆交通十分方便，除为省内货物集散地外，还可直达苏、杭、江西，这就为刊本速售创造了条件。元建本和宋建本相比，在数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刻一般的经史子集外，还有一些通俗读物，最有名的是一套建安虞氏刊刻的讲史话本。

现存《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代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闰话前汉书续集》、《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五种。所谓全相，就是每页都有插图。此外，建阳书坊还刻了一些元散曲选本，现存《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其中《阳春白雪》还有初编、续编两种刻本，可见颇受时人欢迎。

明建本是沿着宋元遗风发展下来的，不少书坊经营刻书事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从现有传本情况来看，明建本远远超过宋元，明建本同样也受到官府的重视，朱彝尊《经籍考》卷293载，嘉靖五年（1526）朝廷派专使建阳监督坊本刻书工作。

坊刻是建本的主流，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建刻坊本都有鲜明特色。

就内容而言，书坊为了适应历代官府的需要，也刻了不少经书、史书，特别是明代万历以前，所刻经史尤多。但是建阳所刻经书大部分都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正如宋岳珂《愧郯录》卷九中说：“场屋编类之书，建阳书肆日辑月刊，时异而岁不同，四方传习。”此外，建阳书肆还刻了大量民间实用的和通俗文艺作品，许多小说都是书坊主人自编或请人编的。

就形式而言，建本也勇于创新。从版式看，宋浙本和蜀本多白口，左右双栏，建本则多黑口，早期为细黑口，后来转为黑口，四周双栏，这种刻风开了元代雕版之先河。有一些宋建本还在栏外左上角刻上书耳，书耳内刻篇名或小题，颇便读者查找。建本书喜用具有广告性质的题识与牌记，而不喜欢用长篇序跋，这或许与书坊主人文化水平高者不多有关。为了谋利，建本千方百计的降低成本，浙本与蜀本一般都书品宽大，版式疏朗，而建本字刻较密，纸多用竹纸，质地较薄，颜色发暗。校勘不精，也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吸引读者，宋、元、明建本都爱用插图。至于字体，代有不同，宋建本多似柳体，起落顿笔，结构方正，字画严谨不苟。了为减少篇幅，增加版面容量，建本还采用一种特有的笔划很细的瘦长字体。

关于建本，还有一点应当说明的就是建阳麻沙镇所刻书，由于粗制滥造，当时及后世的声名都不好。麻沙本几乎了劣本的代称。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八云：“麻沙本之差舛，误后学多矣。”

4、平水本:平水即今山西临汾，因处平水之阳，故又称平阳，金、元两朝都曾在此设立出版书籍管理机构。

平水历来为晋南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又未受战争破坏，北京图书馆《中国版刻图录·序》云：“北宋亡后，平阳代替了汴京成了黄河以北地区的出版中心。”又云“其地盛产纸张，质地坚韧，私人开设的书坊很多。”

金代平水本的内容，这在《中国版刻图录·序》中也有说明：“当时民间盛行诸宫调说唱，平水书肆适应大众需要也刻版流通。„„《刘知远诸宫调》就是平水坊本。„„这些民间文艺创作的及时传播，对后代说唱文学和戏剧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平水书肆又曾刻印民间招贴画„„甘肃张掖塔内发现的平阳徐氏刻印的关羽像，和平阳姬氏刻印的王昭君等四美人像，书画生动美丽，是两幅巨的富有艺术价值的版画杰作。”

元代仍以平阳为刻书中心，人们将至元八年（1291）使用大元国号之前的元初刻本称为蒙古本。蒙古本份量最重的要算太宗九年（1237）开雕，乃马真后三年（1244）完成的道藏七千八百余帙，因为该藏为宋德方刻于平阳玄都观，故又称宋德方藏或玄都宝藏。由于释、道二教斗争激烈，元世祖信佛排道，于至元十八年（1281）下令销毁道藏经版，这部玄都宝藏也就付之一炬。现仅存《云笈七签》、《太清风露经》二种，藏于北京图书馆。玄都宝藏虽然被烧了，便是这次巨大的出版工程，却将平水刻工雕版技术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稍后，平水书肆晦明轩主人张存惠刻印的《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增节标目音注精义资治通鉴》等书，纸墨刻工比过去平水本更为精美。此外，蒙古刻本还有《尚书注疏》，清瞿镛称此书“蝇头小楷，雕镂极工，虽南宋精椠不能及也。”又《史记集解附索隐》一百三十一卷，系平阳道参幕段子成中统二年（1261）刊，也为蒙古本。

明、清平水刻本的成就为其他地区所掩，不如金、元时代那么知名，但是也持续不断的刻了不少书，如平阳吕氏冰玉堂成化年间刻《管窥外编》一卷；平阳陈宣弘治年间刻《二程全书》六十五卷等等。清代临汾坊刻还刻了不少四书五经及启蒙读物，但其刻书的质量较差。

平水刻本以私人刻书为主，多医书、类书、诗文集、在内容上显示出民间注重实用的特色。在形式上，金、元平水本皆为白口，但版式不尽统一，金本的鱼尾或单或双，边栏或左右双边或四周双边，各书每半页行数，每行字数多少不同，因此横看过去，字是不整齐的。书名、卷次、页次的位置同宋本。元本多为鱼尾，四周双边，其余大致同金本。金本缺少序跋和牌记，元本则多有之。有此牌记，就为版本的鉴定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平水本多用桑皮纸，纸墨莹洁，字体瘦劲挺拔，一般来说不避讳。由于近古文化事业日益发达，刻书事业也由几个中心而逐渐向全国各地拓展，地区特色及影响也有所淡化，所以以此最有代表性的地区为例，来展示从地域这一角度区分版本的情况。此外，中国古代文化对邻国也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朝鲜、日本、越南在古代都刻印过汉文古籍，这些书我国收藏单位往往著录时，往往分别称为高丽本、日本本、越南本，其中越南本较少见。第三节 按刻书单位区分

按刻书单位分，雕印本大体上可区别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三种。它们又往往因具体主持的官府、私家书坊各异而又有不同名称，今择要讲述如下：

1、官刻本： ①甲、监本：

各朝国子监所刻印的书，称为监本。五代国子监即已刊刻图书，惜五代监本、北宋监本、金监本，今皆不传。南宋屡经战乱，国家艰难，故世传南宋监本也非国子监自刻。钱基博《版本通义·历史第二》云：宋监刻之仅有存者：国立北京图书馆藏有监本《春秋谷梁注疏》残册；南京国学图书馆藏有监本《纂图重言重意礼记》残册，有监本《纂图春秋经传集解》三十卷（有钞配），有监本《附音春秋公羊注疏》二十八卷（有元、明修补页），有监本《附音春秋谷梁传注疏》二十卷（有元、明修补页）。这些书即使全为南宋监本，也是数量极少，所剩无几。元代中央机关掌管刻书的有兴文署和艺文监。国子监刻书不多，《书林清话》卷四《元监署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仅提到元祐三年（1088）刻小字本《伤寒论》十卷。但元国子监通过中书省让各路儒学代刻了不少书。到了明代，南、北两京皆刻经史，因此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②乙、经廠本：明内府刻书由司礼监负责，司礼监下设经廠库，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云：“凡司礼 监经廠库内所藏祖宗累朝传遗秘书典籍皆提督总其事，而掌司监工分其细也。”“掌司四员或六员，在经廠居住，只管一应经书印板及印成书籍，并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故司礼监经廠刻的书被称为经廠本。经廠本多刻制书、五经、四书、《性理大全》以及宫女、太监们的读本，一般认为经廠本出于宦官之手，校勘不精，但它在形式上却十分美观。版式宽阔、行格疏朗，大黑口、双鱼尾、大黑双边。正文小注，断句加圈。赵体字，字大如钱。纸洁白、墨色如漆。多大本，包背装。太平老人《袖中锦》云：监书、内酒、端砚、浙漆、吴纸皆为天下第一。此监书乃指司礼监经廠本，而非国子监本。③丙、藩府本：明代藩府刻书情况

钱基博《版本通义·历史第二》云：藩府刻本，亦称名贵，而吉府其一。其它见著录者，曰蜀府、代府、崇府、肃府、唐府、晋府、益府、秦府、伊府、鲁府、赵府、楚府、宁藩、周藩、沈藩、德藩、潞藩。吉府刻多诸子，晋府刻多总集，益府刻多茶书。

叶德辉《书林清话》著录藩府本也颇多，可参看。他还指出：“诸藩时有佳刻，以其时被赐之书，多有宋元善本可以翻刻，藩邸王孙又颇好学故也。”藩王财力雄厚，又有硕儒协助校勘，又不必像其他官刻本那样专刻制书和经史，所以藩刻本在内容上有其特色，在形式上又相当精美，历来为藏书家所珍视。

④丁、书帕本：明代授官上任，或奉差出使回京，例刻一书，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称这种书为书帕本。

地方官吏刻书作为礼品是明代的社会风气.明陆深《金台纪闻》云 :勝国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廪餼(xi)，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

洪武初，悉收上国学，今南监《十七史》诸书，地理岁月，勘校后并存可识。今学既无田，不复刻书，而有司间或刻之，然只供馈赆之用，其不工反出坊本下，工者不数见也。明隆万间，承嘉靖古学盛兴之后，皆喜刻书，然大率皆为好名起见，刻而不校，又或妄加删削，都无古意。馈遗当道，附之一帕，有一书一帕之称，此类书世谓书帕本。

⑤戊、内府本、殿本：明、清两朝宫廷内部刻印的书通称内府本。明代内府本刻自司礼监所属经廠，故称经廠本。清代内府所刻钦定各书称内府本，其中包括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所刻的钦定书。康熙十二年，命廷臣补刻了明经廠本《文献通考》的漫漶残版，在武英殿设修书处，由翰林院词臣总领其事。从此清内府本就改称武英殿本。

⑥己、局本：清末各地官书局刻本称为局本。

况周颐《蕙风簃二笔》卷一云：“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曾文正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治城山„„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此后，各地的官书局继之而起。

官书局所刻多为传统的经史子集，新的东西不多，各局刻书的水平也不一，影响大的书一般注意选择底本，精心校勘。由于局本出现的比较晚，注意降低成本，校勘又比较精审，因此受到了读者的欢迎，流传的也比较广泛。

⑦庚、书院本：书院初为官设教育机构。书院刻书发端于宋。

元代书院刻书掀起高潮，上有所论。明代书院没有学田，失去财源，因此也就不大刻书了。书院刻书一般有通儒校订，再加上书院刻书目的不在赚钱，所以校勘工作相当认真。书院本历来受到重视。在官刻本中，根据刻书单位的不同，还有各色各样的名称。如宋有崇文院本、秘书监本、德寿殿本、左廊司局本、茶盐司本、安抚使本、庾司本、漕司本、转运司本、仓台本等等。

总之，官刻书一般都由明确的政治目的，刻了大量正经正史、制书和御纂钦定书。因为财力雄厚，官刻本多半雕印精审，形式美观。但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比较保守，缺乏创新精神。其中明经廠本和书帕本因校勘不精，为当时及后世所诟病。

1、家刻本：

家刻本与坊刻本都是私人刻印的书，它们之间有时很难区别。

大体上说，家刻本多由学者或藏书家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流传善本、保存自己或亲友的著作，而不是专门为了赢利。刻印的书一般都质量很高。坊刻本则由书坊主人主持其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赢利，因此刻印的书，质量高低差别很大。家刻本往往刻于家塾，宋代突出的要算廖氏世綵堂。廖莹中，号藥州，是权相贾似道的门客。他替贾鉴定图书，自己也喜欢刻书。宋周密《癸辛杂识》后集《贾廖刊书》中说廖氏所刻“《九经》本最佳，凡以数十种比较，百余人校正而后成。以抚州萆草纸、油烟墨印造，其装池至以泥金为籤。然或者惜其删落诸经注为可惜耳，反不若韩、柳文为精妙。” 现存《昌黎先生集》、《河东先生集》刻印尤为精工，堪称宋刻本的代表作。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陆子遹(yu)于嘉定十三年（1220）刻其父陆游《渭南文集》五十卷，游字缺末笔以避家讳，刊印皆精。

关于元代家刻本，需要注意的是带有“相台岳氏刻梓荆谿家塾”牌记的经注。现存《周易》、《周礼》、《春秋经传集解》、《论语》、《孟子》、《孝经》六种，过去认为是岳飞之孙岳珂在南宋时刻印的，经今人张政烺研究，实係在今江苏宜兴落户的岳飞的后裔据廖莹中刻本覆刻的，传世的《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也是岳氏后裔覆刻廖本时，根据廖氏旧有的凡例增修而成，和岳珂无关。《中国版刻图录》肯定了这一观点。

《春秋经传集解》等岳氏荆溪家塾本，当为元家刻本的代表作。此外，丁思敬于大德八年（1304）在江西南丰州刻的《元丰类稿》五十卷，版式宽大，字划精整，结构严谨，也为元刻本的上品。明代家刻本的杰作，举不胜举，可参见《书林清话》卷五《明人刻书之精品》及《明人私刻坊刻书》，前面也有介绍。

这里再强调几点：

第一是明代家刻本的精品大都出于嘉靖年间，是与当时伴随着文学上的复古运动而掀起的覆刻宋本之风密切相关。

其二是明代私家已经形成了像顾氏（顾起纶）奇字斋、毛氏汲古阁这样具有相当规模的出版机构了。毛晋刻板十万余片犹不满足，这也是汲古阁本书籍遍传天下的缘故之一。

其三是明万历、天启间，吴兴闵、凌两家为套印本做出了贡献。其共同特点是用彩色套印，纸白、行疏、无界。闵刻本多经、史、子、集；凌刻本多戏曲小说。这都证明了明家刻本的价值。*清代家刻本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继承明代家刻本的风气，也刻了不少覆宋本，如清初秦镤摹宋刊巾箱本《九经》，以及稍晚一些的张士俊摹宋刻《泽存堂五种》，都是极负盛誉的。

第二是清家刻本比较注重出版自己的著作和前人未经刊印的著作，而且都精写细刻，其中多为学术专著、诗文集、笔记、小说、戏曲等，在刻书内容方面显示了新的特色。宋元家刻本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与官刻本相一致，但不如官刻之盛，把它视为附庸于官刻是恰当的。明清家刻本特别重视诗文集的雕印，在校勘的精工方面与官刻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无论内容还是形式，明清家刻本都呈现出生气与活力。在官刻本之外，渐自立门户，蔚为大国。

2、坊刻本： 坊刻本指书商为赢利而刻印的书。

各朝代、各地区凡刻书出售的，不论其字号是书坊、书棚、书堂、书林、书肆，还是冒充书院、家塾，或采用其它雅致的名称，其所刻书，统称为坊刻本。

今人萧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一文，论述其情况甚详。余氏刻本中比重最大的主要是三类书： 一是科举应试之书，即四书五经、小学、史评、总集等。在刻印这些书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如添制插图、增印汇刻各种注本等。如仅《四书》就有集注、大全、精义、会解、讲义、说苑、图解、名意句训、名物考等多种名目。

第二是民间与日常生活中有关的实用书籍。余氏在宋、元、明三代都刻了不少医书、类书。这些书为广大中下层民众所重视和欢迎，尤其是广收博采、包罗万象的类书，更是日甚一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其中有社会交际的参考用书，如《博闻胜览考实全书》、《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有启蒙普及读物，如《故事启牍》、《小学日记故事》。这类书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到过重要的普及文化的作用。对现在研究当时的社会生活史，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三是通俗文学之书。此类书未见余氏所刊宋、元本。明代余氏刻印通俗小说的有余彰德的萃庆堂，余成章、余象斗的三台馆和双峰堂，余郁生的永庆堂。其中尤以余象斗最为著名，不仅刊行的数量大，品种多，而且本人还写了不秒神魔公案小说。后世的《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等演义小说也是在余氏三台馆所刊行的《北宋志传通俗演义》、《大宋中兴英烈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为了吸引读者，扩大销路，书坊刻本在图书形式上也时有创新，形式了一些特点：

第一是使用黑口与书耳。最早使用黑口和书耳的是南宋建阳书坊。余仁仲万卷堂所刻的几部经书均为左右双边，细黑口，栏外刊小题。余志安勤有堂刊本发展为粗黑口，有些栏外有耳，题记篇目。有了黑口就有了中线，便于折叠、装订，有了书耳便于翻检书中内容，既提高了效率，又方便了读者。

第二是喜刻汇本，即把各家不同注释汇编在一起，刻成一部书，有利于读者对各家注释进行比较，对不平不高的初学者尤为方便。唐五代之前的经史典籍，其正文与注、疏是分开的，印本书出现之初亦是如此。从南宋开始出现了多种合本，即把经、注、疏、音义、释文等刻在一起，有的还加了句读（圈点）。“重言”就是把同一书中重复出现的词，注明曾在哪一篇中出现过；“重意”就是把语句不同而意思相同的语句也注明出处。这种做法增加了上下文联系，便于读者查考，也便于举子应试。

第三是多刊插图本。插图是帮助理解记忆正文内容，增加图书通俗性、趣味性的有效方式。

余式勤有堂刊印的《古列女传》的插图十分精美，历来受到重视。随着雕版手工业的发展，到了明朝万历、崇祯年间，插图本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质量而言，都达到了极盛时期，尤其是通俗小说和杂书，几乎无书不附插图。这些插图格调新颖，形式多样，有每回卷首插一页版画的如萃庆堂《大备对宗》、三台馆的《三台便览通书正宗》；有同一书页，上半栏是图像，下半栏为书文。

第四是普遍附刻刊记。早期刊记反映了刻书者对本书负责，作了一些搜辑和校勘工作，当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争取商业信誉，竞售产品。到了后来，纯商业性的宣传广告特点愈发明显。

明代余氏刻本中，此类广告不胜枚举，虽多为自诩之词，但从另一方面，也不难看出这些书坊当时的发达和竞争的程度。书坊主人抓住读者心理，不断改进图书内容，从形式上也不断变换花样，千方百计的招揽生意，畅销产品。

以上这些特点说明坊刻本在形式上较官刻、私刻更具有创新精神。从主观上来分析，书坊主人这样做，是为增强竞争能力，谋取更多的利润。但从客观上分析，坊刻所受的思想束缚较少，接近下层，了解并注重民间需要，敢于标新立异，也是重要原因。这些都促进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传播。然而书坊刻书总的目的是为了营利，因此不可避免的会产生一些局限性，余氏自不能例外，第一是刻本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书籍内容庸俗，价值低下，如所刻类书、小说中往往有一些宣扬因果报应、鬼神迷信和情色内容的篇章。第三是文字校勘水平较低，错误较多。如余象斗三台馆刻的《南北两宋志传》卷首序中竟把熊大木的“木”字刻成“本”字。第四是喜欢弄虚作假。如余彰德萃庆堂刊刻的《艺林聚锦故事白眉》目录中卷九地理部，有都邑、市肆、乡村、关隘等目，而书中却找不到市肆一类的内容，都邑、乡村内容也不完整。

建阳余氏刻本内容和形式的特点与缺点，与其它坊刻本大体上是一致的，举一可以反三。第四节 按刻印情况区分

1、祖本(原刻本)：

2、修补本·遞修本（三朝本）·邋遢本（大花脸本）：

3、翻刻本（重刻本）·影刻本（覆刻本）：

以原刻本为底本，如式刻版再印，称翻刻本或重刻本。翻刻本采用影摹写样上版的方法，刻印得同原刻本一模一样称影刻本或覆刻本。照宋版影刻的，称影宋刻本或覆宋本；照元版影刻的，称影元刻本或覆元本。翻刻之风从宋代就开始形成了。而一些书商为了赢利则反对翻刻。书多一次翻刻，必然多一次出现讹误的机会，所以藏书家重视原刻本，面对一些质量低劣的翻刻本，特别是明代翻刻本则认为价值不大。

但总的来说，翻刻本还是功大于过。首先，许多古籍只有凭借翻刻本才得以流传。有不少书在宋元时虽曾付雕，惟以年代久远，原版已毁，那么现存较早的重刻本，其意义也就不在原刊本之下了。因为清代校勘之学大兴，凡依古本重刊的书，其精审程度往往不在原刊本之下，因此值得我们重视。特别受到重视的是明清家影刻本，它们不在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保存了宋元本的面貌。

4、百衲本（配本）：

用不同的版本凑成的一部书或一套丛书，称为百衲本或配本。

章钰为此跋写的案语，细述了百衲本名称的来历： 钰案：《铁围山丛谈》：“唐李汧（qian）公号善琴，乃自取灵材为之，曰百衲琴。”王隐《晋书》：“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结为衣，号曰百衲衣。”此百衲二字之最初见者。又蔡君谟书《书锦堂记》，每字一纸，择其不失法度者连成碑形，当时谓百衲本。见董逌（you,阴）《广川画跋》。

人们之所以重视百衲本，是因为在原本不全的情况下，毕竟汇集了一些旧刻善本，既使其书完整无缺，也因补配了善本而错误较少，质量较高。从事古籍整理，当然要力求足本，但是在足本难求的情况下，努力将残本配齐也是有功于祖国的文化事业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底本即有十多种是配本。就以《魏书》而论，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史部纪传类言 ：“明南监所藏唐以前诸史版，《魏书》最为邧（yuan,阳）敝。万历间冯梦祯欲求一善本，已不可得。今涵芬楼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于是书用涵芬楼、北京图书馆、双鉴楼及嘉业堂四家藏本配成。”

其中的双鉴楼本也是配本。王重民指出该书“自卷三至十九，凡十七卷，九册为钞配，然钞配本上钤季氏印，则犹为明末清初所写，亦三百年前物也。”藏书家为配齐一书往往要花费很多精力，郑振铎在其藏书题跋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如郑氏所藏百衲本《南北宫词记》跋云：这部百衲本似的《南北宫词记》乃终于成为一部完整无缺的本子了。像这样完整的《南北宫词纪》，恐怕是很少见的，可能是人间无上的本子了。

5、丛书本：

凡丛书中的刻本称丛书本，凡丛书以外的刻本可称单刻本。

同单刻本一样，丛书本的质量也是参参不齐的。由著名的版本学家、校勘学家主持刻印的丛书，其质量还是可以信赖的。我们将丛书本同单刻本相比较，发现句删字易的现象更为普遍。便是丛书本的优越性也是十分明显的。首先是有的丛书辑印的较早，某些著作赖之以传。其次有些书并无单刻本，只有在丛书中才能找到。

6、初印本·后印本：

木版雕成后，最初刷印的书称初印本。其特点是版面整洁，字迹清朗。

及至印刷既久，字迹漫漶，常有修补痕迹，且墨色亦较初印本淡，这种印本便被秒为后印本。

7、节本：

对原书进行删节以后的本子称节本。

叶德辉对节本的流变论之甚详：古书无刻本，故一切出于手钞，或节其要以便流观。如《隋志》所载梁庾仲容《字钞》，其书虽佚不传，而唐魏征《群书治要》、马总《意林》，固其流派也。节本也自有它的作用和价值，但从版本的角度看，就比足本差远了，所以也有书贾以节本冒充全本的。第五节 按形式区分

1、巾箱本（袖珍本）：

书型小，便于携带的书称巾箱本或袖珍本。巾箱本在汉魏时代就以手钞本的形式出现了。因为巾箱本这种形式便于科举考试时挟带作弊，所以宋以后一直很盛行。这种挟带之风一直延续到清末，因而巾箱本也仍然流行不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雕印经史所剩，高宗弘历下令遗异，命仿古人巾箱本之意刻武英殿袖珍本，即后来所称《古香斋十种》。《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乐善堂全集》、清高宗弘历撰，清乾隆元年（1736）内府刻本。

2、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

一些宋元版书，按每半页行格的多少及每行字的多少与大小分为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

关于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的区：顾廷龙《唐宋蜀刻本简述》中说：所见蜀本有八行、九行、十行、十一行、十二行、十三行、十四行诸种行格。其中尤以八行、九行的大字本最为著名，且最易辨认。而一般的十一行、十二行本、自不能与八、九行的大字本相经，可以称为中字本，十三、十四行的则应以小字本名之。所以世称蜀本“栏豁字大”，特指大字本而已，不能统而言之。

大字本、中字本、小字本也是相对而言，一般来说，纸幅宽大，版式疏朗，每半页八、九以内，每行至多不超过十七、八字，称大字本。而普遍中字本，每半页十一、二行，行二十字左右。如元刻《周易传义》，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双行，每行二十五字。小字本每半页在十三行以上，每行字在二十三、四字以上，显得行紧字密，因此被称为小字本。如宋刻《东坡应诏集》，半页十四行，行二十五字。

大字本的优点是适宜老人阅读，所谓“字大宜老”；小字本是指受珍视的宋元刻本而言。明清刻本则一般没有大、中、小字本的称谓。

3、写刻本：

由作者或书法家手写上版刻印而成的书称为写刻本。

写刻本一般书写精美，刊刻细致，讹误极少，因此既有学术价值，又有历史文物价值和艺术欣赏价值，一向为人所珍视。大量写刻本的雕印本是由能书工匠写样上版的，宋元写工多模仿欧、柳、颜体及赵字，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4、朱印本·蓝印本：

用红色刷印的书称朱印本，用蓝色刷印的书称蓝印本。

初印即指红印本，或墨色中尚带红色，成深紫褐色，且字划鼓厉，无缺笔断线，从美术上言，确有古色古香之致。但印刷愈多，字渐漶漫、年久板裂，文亦残缺，故后印者，常有字迹模糊不清之病。有的书倒是习用朱色或蓝色印刷，例如印谱、符录等书，普通的全用朱色印刷，明末不少志书喜用蓝色印刷。

大体上说来，朱印本、蓝印本主要是用作初印样本，便于校对。因为是初印本，一般都很清晰，所以藏书家也乐于收藏。

5、朱墨本·套印本：

用不同颜色，分几次印刷的书称为套印本，其中用朱墨两色的套印本的书称为朱墨本。木刻套印本，渊源于多色写本。我国古代一直把经书当作教科书，经的正文并不多，但各种各样的解释性著作却很多，人们为了把经文同注释区别开来，往往用墨笔写经文，以朱笔写传注。

特别是明代盛行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有的书经过许多人之手，他们往往用不同颜色的笔留下自己的批语，将这种批本付刊时，通行的墨印本就无法清晰的表现出来，因而先是有人想到用不同的符号来代替不同的颜色，但仍然很不醒目，所以就想到在一张纸上印出不同颜色，从而出现了套印本。从现存实物来讲，元代就出现了朱墨本，至元六年庚辰（1340）中兴路资福寺刻无闻和尚注解《金刚经》卷首灵芝图及经注就出现了朱墨两种颜色。这是现在所知最早的木刻套印本。到明代朱墨、套印本继续发展，明胡应麟《经籍会通》云：“凡印有朱者，有墨色，有靛（dian）者；有双印者，有单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这里的“双印者”，“双印与朱必贵重用之”，指得就是套印本。万历末年，吴兴闵氏、凌氏为朱墨本、套印本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朱墨本、套印本没有实质差别，用朱墨二色套印称朱墨本，其余则称三色套印本、四色套印本、五色套印本、六色套印本等。

四色套印，则有万历辛巳（1581），凌濛初刻《世说新语》八卷，其间用蓝笔者刘辰翁，用朱笔者五世贞，用黄笔者刘应登也。五色套印，明人无之。道光甲午，涿州卢坤刻《杜工部集》二十五卷，其间用紫笔者明王世贞，用蓝笔者明王慎中，用朱笔者王士祯，用绿笔者邵长蘅，用黄笔者宋犖（luo）也，是并墨印而六色矣。”“至清代，在殿版书中，亦有用套印的书，如两色印的《词谱》、《曲谱》；三色套印的《唐宋文醇》；四色套印的《唐宋诗醇》；五色套印的《古文渊鉴》等。”

套印本的版式特点是周围有版框、中间无行线，以便在行间套印评点批注。套印本代表版刻印刷艺术的高度发展，又起着一书而备众本的作用，因此颇受珍视。

6、插图本： 凡有插图的雕印本书籍称插图本。

有关应用科学、考古学之类的书，如《证类本草》、《宣和博古图》、《三礼图》等也附有精致的木刻插图。元代的版画更为发展，如小说和其他通俗读物，几乎都附有木刻图。此外医书、佛经等书有插图的也不少。这风气一直传到明代.明代刻板的大量佛经，以及小说戏曲，很多带有插图，尤其是十六、七世纪以来，木刻画更为盛行，当时南京著名的书肆如世德堂、富春堂、继志斋等所出版的大量戏曲小说，都因附版画插图，著名于世。当时徽州木刻家们的创作，尤其独具风格，如徽州刻工黄鏻刻的《程氏墨苑》，细致精美，是当时卓越的作品。

中国雕版插图本之所盛行，与写本书即有插图的传统有关。再则现存中国最早刊本多为佛经，而这些佛经又多有插图，说明佛教徒是很会利用图画来进行宗教宣传的，这对插图本的盛行也有一定的影响。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书坊了了招徕读者刻了大量插图本书。凡书名中有绣像、出像、绘像、全像、出相、画图、画意、附图等词者，皆为插图本。插图的方式有两种，一是冠于卷首，二是插于叶中。

7、两节版·三节版：

凡版面分为上下两部分的刻本称两节版，凡版面分为上、中、下三部分的刻本称三节版。书坊为了吸引读者，节省篇幅，往往将版面分刻成两栏，上栏是图，下栏为文。采用这种形式的多半为小说、戏剧等民间通俗读物，以及《孝经》、《千字文》、《列女传》等儿童和妇女读本。也有上下栏都是文字的，如明王世懋《仕学悬镜》，下栏是刻书的正文，上栏是与此有关的故事。

分三栏的例子如明建阳余氏双峰堂刻的《全像水浒志传评林》，下栏为小说本文，中栏为插图，上栏为评语。

第六节 按流通情况区分

1、通行本：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云：“其坊刻之书，不可专题一家者，则注曰通行本。”

通行本有两个含义：一是普遍，坊间流行甚多，随时可以得到；二是普通，雕刻平常，不值得特别珍藏。不过这是前人的看法，而现在古籍日少，许多图书馆即是清刊本也很爱惜了。

2、旧刻本：

刻印得比较早的书，可笼统地称为旧刻本。这里旧刻本的概念，是针对晚近刊本而言的。

有不少人即把旧刻本当作善本。如张之洞所称善本，即包含旧刻本在内。从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都特别重视旧刻本，一般来说是因为它们刻印时间比较早，较多的保留了书的原貌。

如是未经后世重刻的旧刻本，那就更宝贵了。另外，图书馆著录图书的时候，凡未鉴定出其所属时代的刻本也统称旧刻本。

3、残本·焦尾本：

凡不完整的书称为残本。残本的价值当然不如足本，便是在足本难求的情况下，残本也非常的可贵。

书在流通过程中情况复杂，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部分在甲图书馆，而另一部分在乙图书馆。分散多年以后，有的书还会珠联璧合，因此只要是好书，不论它是否残本，都应注意收藏。残本的价值不如足本，所以书贾常用挖改目录，移缀卷次的方法以残本冒充全本。

4、校本·批本·过录本：

凡经读者校勘过的书称校本。加批是我国文学批评的一种方式，甚至批评一词也由此而来。许多批本、评本的学术价值都是相当高的，如脂砚斋评本《石头记》、文龙批本《金瓶梅》等。而有的批本集中起来加以整理就是很有价值的著作。

凡既经校勘，又加批语的书称批校本。凡既经圈点又加批语的书称批点本。圈点的方式可以用笔圈，也可以用细管钤印。凡照样移录名家批校文字或兼及其所施句读圈子点的书称过录本。

5、善本·珍本·孤本：

从读书治学的角度看，善本就是接近原稿的书。张之洞《輶轩语·语学篇》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缺卷，未删削）；

二、精本（精校、精注）；

三、旧本（旧刻、旧抄）。”

我们认为凡具有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而又流传甚少的书可视为珍本。

今录《中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范围》以资参考：

1、元及元以前刻印、钞写的图书（包括残本与零页）。

2、明代刻印、钞写的图书（包括具有特殊价值的残本与零页）。但印版模糊，流传尚多者不收。

3、清代乾隆以前流传较少的刻本、钞本。

4、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钞本。

5、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钞本。

6、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钞本。

7、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插图的刻本。

8、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刊行的图书。

9、印谱明代的可全收，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係足本，或有亲笔题跋的收，一般的不收。世间仅存的书称孤本，国内仅存的书称海内孤本。孤本，人人皆知珍重。判断一部书是否是孤本，最方便的方法是查联合目录，例如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就会知到南京大学图书馆藏的清顺治《攸县志》、康熙《攸县志》皆为孤本。如果没有联合目录，那就要多查各家藏书目录。周叔弢原藏明正德六年（1511）徐兴刻本《毅斋诗集别录》一卷、《家传》一卷，其题识云：“此书传世甚稀，诸家书目皆未著录，阮文达曾录以进呈。今藏故宫之宛委别藏，比阮氏所著录者缺十三种，《家传》即其一也，则此书或为人间孤本矣。”《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出版，为我们判定孤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三章 明本与清本

1、明本：

明代官私刻书的数量和品种都远超过宋、元。究其原因，首先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巩固政权，一方面大兴文字狱，一方面又在中央和地方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既重视办学，也就必然重视书籍的出版和流通。其次，明初实行简约的商税，扶持工商的政策，也促进了出版事业的发展。明代官私两方都形成了一些组织严秘、分工细致的出版机构。再次，宋元以来，通俗文艺日趋发达，明初统治者和宫廷宦官不少人文化水面不高，喜欢这类作品，这也导致了明代刻书数量的明显增长。（1）官刻：

汉经廠刻印一些经、史、子、集；番经廠刻佛经；道经廠刻道藏，因此后人又将明内府刻本称为经廠本。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十七著录《经廠书目》一卷，其提要云：明内府所刊书目也。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有此书，亦作一卷。经廠即内繙经廠，明世以宦官主之。书籍刊版，皆贮于此。所列书一百十四部，凡册数页数，纸墨多寡，一一详载。盖即当时通行则例，好事者录而传之。然大抵皆习见之书，甚至《神童诗》、《百家姓》亦厕其中，殊为猥杂。今印行之本，尚有流传，往往舛错、疑误后生。盖天禄石渠之任，而以寺人领之，此与唐鱼朝恩判国子监何异？明政不纲，此亦一端。

这种经敞本，因为校勘不精，后人不甚重视。明永乐十九年（1421）迁都北京后，又建立了北京国子监。《古今书刻》著录了北监刻书四十一种，成化《国子监通志》卷九载北监书版四十七种，可见北监书版比南监少的多。其中最重要的要算翻刻南监校刊的《十三经注疏》和《二十一史》。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六《明北监二十一史》云：“北监《二十一史》奉勅重修者，祭酒吴士元、司业黄锦也，自万历二十四年（1596）开雕，阅十有一载，至三十四年（1606）竣事，皆从南监本缮写刊刻，虽行款较为整齐，究不如南监之近名，且多讹字。”

张秀民《明代北京的刻书》：“北监本板式凌杂，字体时方时圆，校对鲁莽，讹舛较多。辽、金诸史缺文动至数叶，《仪礼》脱误尤多。”看来北监本在数量和质量上皆不如南监本。

另外明代都察院也刻了不少书，《古今书刻》著录了三十三种，有《算法大全》、《千金宝要》、《史记》、《文选》、《杜诗集注》、《千家诗注苏诗》、《盛世新声》、《太平乐府》、《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从内容上看，所刻同民间坊本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

从《古今书刻》中，还可以看出明代地方官府刻书之风非常盛行。清袁栋《书隐业谈》云：“官书之风，至明极盛。内而南北两京，外而道学两署，无不盛行雕造。官司至任，数卷新书与土仪并充馈品。”清王士祯《居易录》卷七亦云：“明时翰林官初上，或奉使回，例以书籍送署中书库，后无复此制矣。又如御史、巡盐茶、学政、部郎、推关等差，率出俸钱刊书，今亦罕见。”由此可见，明代地方官曾掀起过一个刻书高潮。

但由于把书籍当礼品，便不免草率从事，敷衍塞责。明本中最有特色的是藩刻本。明代实行分封皇子到外地为藩王的制度。为了防止藩王簒夺政权，建文帝、明成祖都对他们采取了严历的抑制政策。明成祖即位后，藩王逐渐丧失了地方军政大权。于是有的以声色犬马自误，有的则把闲散精力用在校刻书籍方面。由于藩王具有雄厚的财力，既有善本可供翻雕，又有硕儒帮助校勘，所以藩刻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昌彼得《明藩刻书考》一文中，曾介绍过明藩刻书的概况：明藩刻书，今可知者，无慮卅（30）家。明初则有周、蜀、庆、宁、楚诸府。在诸多藩王中，宁藩朱权和晋藩朱鍾鋃较为突出。总之，明藩都各随所好的刻了一些有特色的书，而又校勘精当，刻工细致，所以为后世藏书家所珍视。（2）家刻：

明代家刻本也非常盛行。（3）私刻：

明代中叶，前后七子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复古运动，反映在刻书事业上便是私家大量覆刻宋本与仿宋刻本。世人推重嘉靖本，即由于此。

明朝中叶的诗文流派。前七子指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而以李、何为首，活跃于弘治、正德间。后七子指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而以李、王为首，活跃于嘉靖、隆庆间。他们对于诗文的见解大体一致，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万历之后，雕版事业呈现出更加繁荣的景象。这一时期的著名刻书家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毛晋等相继出现。特别是毛晋的汲古阁在中国刻书史上占有突出地位。毛晋初名凤苞，晚更名晋蝶居虞山东湖，平生专意校书刻书。

毛晋刻书不少，但质量却不是甚高，曾受到孙从添、黄丕烈、陈鳣（zhan）、顾广圻、段玉裁的批评。用时当留心注意这一点。毛氏所刻各书，版心下镌“汲古阁”或“绿君亭”。清庞鸿文等撰《毛凤苞传》中称其“所用纸岁从江西特造之，厚者曰毛边，薄者曰毛太，至今犹沿其名不绝。”

（4）坊刻：

明代私家刻书在彩色套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套版印刷虽然在十四世纪已经出现，但到十七世纪才得广泛应用。这和吴兴凌氏、闵氏的努力分不开的。凌蒙初著作极为宏富，但他最主要的成就还在小说和戏剧创作方面。小说方面的贡献是编写了拟话本小说集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 二刻拍案惊奇 》），这是他当时影响最大的拟话本集。（冯梦龙，三言两拍）

套印本的蓬勃发展，也与明代盛行评点式的文学批评方式有关。此外，“饾（dou）版”与“拱花”两种方法在此时期也得了成功的运用。明代坊刻本，出版单位多，分布的地域广，呈现出一派异常繁荣的景象。家刻本，坊刻本都是私刻本，需要出售，本无本质差别。明人喜欢为自己出版机构取美名，有称书院的，如紫阳书院、九峰书院；有称精舍的，如建溪精舍、詹氏进德精舍；

①福建坊刻：从《古今书刻》统计表中可以看出福建书坊刻了三百六十六种，在地方刻书中可谓首屈一指。其中四书类十三种、五经类五十八种、制书类十三种，理学类十三种、史学类三十四种、杂书类六十二种、刑书类九种、兵戎类八种，诗文类六十种、医卜星相堪舆玄修等类九十五种。可知福建坊刻侧重于科举考试、文史与民间实用之类的书。福建坊刻主要集中在建宁一处，约有六十余家。通称建本。后第二章再讲。

②南京坊刻：明代南京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是也是刻书中心。张秀民考证明代南京书坊有五十七家，其中唐姓十二家，周姓七家。万历间唐氏各家除刻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琴谱外，又刻了很多戏曲。尤以唐对溪富春堂为最多，现存《管鲍分金记》、《三顾草庐记》、《吕蒙正破窑记》等约三十种。

其刻书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 “花栏”，改变了宋元以来单调的单边、双边。南京书坊除大量出版戏曲外，也多刻小说，其最著名的有金陵万卷书楼刻李卓吾订正《三国志传》、金陵荣寿堂刻《西游记》、唐氏世德堂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又刻《唐书志传通俗演义》、金陵兼善堂则刻了《警世通言》。为了迎合读者的爱好，一般戏曲小说都有插图。过去建阳坊本多为上图下文，图画扁短横幅，南京本改为整版半幅，或前后页合并成一大幅，图像放大，线条粗放，颇饶古趣。

南京书坊也刻了不少医书，如嘉靖间雷鸣刊《济生产宝方》等书，大致金陵坊刻医书、杂书、小说、不及建阳书坊之多，而戏曲则超过建刻。两处刻书均以万历时为最盛。嘉靖以后，安徽歙县的刻书工艺急速发展，作品精美，万历崇祯间歙县刻工多移居南京、苏州一带，这说明除南京外，明中期以后苏州地区刻书之盛。但是人们更重视苏州地区的家刻本。

③北京坊刻：明代北京书坊可考者有七、八家，如有北京永顺堂、金台鲁氏、国子监前赵铺、刑部街街住陈氏、北京宣武门里铁匠胡同叶铺、隆福寺。北京书坊刻书虽无建阳、南京之盛，但在刻民间实用书籍与通俗文艺作品方面，各地书坊都是一致的。④杭州坊刻：明代杭州刻书之盛不及宋、元，故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今杭本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ji）劂(jue)之精者，不下宋版。”但由于杭州刻书有悠久的历史和雄厚的基础，坊间还是刻了不少书的，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些小说和戏剧。

这时坊刻已经重视版权，如杭州李氏静常斋刻有《月露音》四卷，其蓝印封面题“静雅斋藏板，不许翻刻。”封面右下角钤一朱文长方印，文曰：“杭州丰东桥三官巷口李衙刊发，每部纹银八钱，如有翻刻，千里追治。” 明代书坊在普及和提高插图本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市民阶层的需要，大量的小说、戏剧及其它通俗读物都附有插图，明万历以来插图本空前繁荣。

在谈到明代插图本时，我们应当特别重视徽州刻工的杰出贡献，其中尤以黄、汪两姓独步一时。他们的代表作有黄鏻、黄应泰刻的《程氏墨苑》；黄应瑞刻的《女范编》、《大雅堂杂剧》；黄应光刻的《琵琶记》、《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六卷附图一卷，《元曲选》。黄一楷刻的《北西厢》、黄一彬刻的《青楼韵语》、《西厢五剧》、黄应组刻的《坐隐图》等，都已达到了木刻画的高峰。汪忠信刻《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作风也和诸黄相近。此外《水浒传》、《金梅瓶》的插图也出自歙县刻工之手。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宛》等书，覃精聚神，穷极要妙，以天巧人工为传奇耳目之玩。”

汪忠信刻《海内奇观》、汪文宦刻《仙佛奇踪》、汪士珩刻《唐诗画谱》作风也和诸黄相近。此外《水浒传》、《金梅瓶》的插图也出自歙县刻工之手。明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云：“《水浒》、《西厢》、《琵琶》及《墨谱》、《墨宛》等书，覃精聚神，穷极要妙，以天巧人工为传奇耳目之玩。”

安徽歙县刻工们镌刻的插图，一般来说，无不精雅绝伦。它们的特点是流丽工致，柔润有泽，刚劲处寓以婉约，典雅中显出朴实，毫无板滞现象和刻划痕迹。其运用刀法，能掌握刚柔轻重、疾迟转换的技巧，使之具有节奏感的转折顿挫。传统绘画中向背起伏的布局以及皴（cun）擦拂披等笔法，表现无遗，从而使画面的远近离合，千态百容生动逼真地呈现出来。

明刻本也曾遭到学者们的严厉的批评，其意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校勘不精，一是逞臆妄改。臆改的原因有的是出于无知，有的则由于坊贾射利。*对明刻本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①从时间上看，明刻本各个时期的风格是不同的。从洪武到弘治，刻本基本上沿袭元代的风气，刊刻的精美程度也可比元刊。明中叶的覆刻宋本，则可媲美宋本。嘉靖以后，特别是万历以后，私意删改书籍的现象比较严重，遭到的非议因此就多了。

②从刻书地区来看，各地的水平也不平衡。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集《经籍会通》卷四云：“凡刻之地有三：吴也，越也，闽也。蜀本，宋最称善，近世甚稀。燕、粤、秦、楚，今皆有刻，类自可观，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吴为最；其多，闽为最；越皆次之。其直重，吴为最；其直轻，闽为最；越皆次之。”

③从刻书单位讲，藩刻本、家刻本一般比较精，特别是一些翻宋刻本几乎达到乱真的程度。明代刻本中，经廠本、书帕本、坊刻本名声不佳。但是对这些书也不能一概而论。如坊刻本，“金陵富春堂刻的戏曲，都是很好的。”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采用了不少明刻本作为底本。叶德辉起草的《印行四部丛刊缘起及例言》中就肯定了明刻精本的价值：宋元旧刻，尽善尽美，但阅世既久，非印本模糊，即短卷缺叶，在收藏家固不以为疵（ci）颣(lei)，而以之影印，则于读者殊不相宜。明嘉、隆以前，去宋、元未远，所刻古书，尽多善本。其顾亭林已甚重之，况今更阅三四百年，宜求书者珍如拱璧矣。

*明刻本在形式上的特点也随时代的不同而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①就版式而言，叶德辉《书林馀话》卷下云：明初承元之旧，故成弘间刻书尚黑口。嘉靖间多从宋本翻雕，故尚白口，今日嘉靖本珍贵不亚宋、元，盖以此也。抵此类版心，书名只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叶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然。

魏儒对明刻本的版式也作了类似的描述：洪武至弘治年间，一般多是四周双边，粗黑口，少数细黑口。经廠本、藩刻本，行宽字大，开本也大。从正德起，风气逐渐改变，以宋本为模范，黑口变为白口，版心刻字数，下刻刊工姓名，有的也将写工姓名刻上，卷末书尾或序目后边多刻有牌记。万历以后，白口为多，黑口较少，单边双边兼而有之。（《古籍版本鉴定丛谈》第七章《雕印本的鉴定》第八节《版刻时代特点》）②就字体而言，弘治以前刻本，多用赵孟頫体。至明初，吴中四杰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尚沿其家法。即刊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明初经廠本基本上用赵体字。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当时风气最重诗文，而南宋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唐人诗集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欧阳询体，翻刻本也采用欧体。刻工为便于施刀，又将这种字体演变为横平竖直，撇捺直挺，整齐方正的匠体字，也即今人所谓宋体字。万历以后，流行两种字体，一是楷体，字形变长，笔画横细竖粗，缺少生气，也即今人所谓长宋体。二是行书体，字拟董其昌手笔，圆润流畅，婉转秀丽，金陵、建阳坊刻民间通俗读物多用这种字体。

③明刻本的用纸，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卷四论之甚详，今略举如下：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贵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䵩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余筐箧所收，十九此物，即稍有力者弗屑也。余他省各有产纸，余弗能备知。大率闽、越、燕、吴所用刷书，不出此数者。燕中自有一种，理精庞质臃肿而最弱，久则鱼烂，尤在顺昌下，惟燕中刷书则用之。惟滇中纸最坚，家君宦滇，得张愈光、杨用修等集。其坚乃与绢素敌，而色理疏慢苍杂，远不如越中。此就产地而言。

如就原料而言，则苦竹斋主《书林谈屑》四《谈纸》中有云：明刻用纸，亦分黄白两种。白纸复分白棉与白皮。白棉纸色纯白，质坚而厚，表面不如开花之光滑；白皮纸白中微带灰黄，颇似米色，不如白棉之细密，亮处照之，常见较粗之纤维盘结于簾纹间。黄纸复分黄棉与竹纸。黄棉与白棉同，而色带灰黄，竹纸则类多脆薄易碎，故藏家购求明版，必以白纸为贵。又有所谓黑棉纸者，余所见明冯天驭所刻《文献通考》及嘉靖刻薛应旂《四书人物考》两书用之，其色灰白，似经薰染。盖明人喜翻刻宋元旧椠，书法版式，一仍其旧。黠贾即将纸色薰染，冒充旧刻出售，非精于鉴别者，不易辨识也。

④同宋元本相比，明刻本用墨较差，毛春翔《古籍版本常谈·明刻本》中说：明人印书，用墨佳者罕见。万历以后，多用煤和以面粉，以代墨汁，取其价廉，成本轻。这种代用墨水，烟煤易于脱落，书叶成为大花脸。明季刊本，往往见之，丑恶异常，令人一见生厌。惟万历年徽板书，黑色有极精者，如所见《淮南鸿烈解》、程幼博《墨苑》、方于鲁《墨谱》之类，真所谓墨色青纯，可爱之至。这是明刻本的大略情况。

2、清本：（1）官刻本: 清朝统治者重视利用汉族文化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视元有过之而无不及。嘉庆朝礼亲王昭琏说：崇德四年（1639），文庙（清太宗）患国人不识汉字，命巴克什达文成公海翻译国语《四书》及《三国志》各一部，颁赐耆旧，以为临政规范。定鼎后，设翻刻房于太和门西廊下，拣旗员中谙习清文者充之，无定员。凡《资治通鉴》、《性理精义》、《古文渊鉴》诸书，皆翻译清文以行。

康熙、乾隆等皇帝还以钦定、御纂的名义编撰了一批书籍供士子学习，以加强思想统治。对此，礼亲王也指出：“列圣万机之睱，乙览经史，爰命儒臣，选择简编，亲为裁定，颁行儒宫，以为士子仿模规范，实为万世之世观也。”《四库全书》与《啸亭杂录续录》著录的钦定书约一百五十种，这些书的刊刻造成了中央官刻本的盛况。陶湘《清代殿版书始末记》一文对此述之甚详：清代殿版书，实权舆于明代经廠本。惟明以司礼监专司，清则选词臣从事耳。顺治一朝，纂刻书籍，均经廠原有工匠承办，故其格式，与经廠本小异而大同。

康熙一朝，刻书极工，自十二年（1673）敕廷臣补刊经廠本《文献通考》脱简，冠以御序。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虽杂出众手，必斠(jiao)若划一。于武英殿设修书处，校对官员，写刻工匠，咸集于兹。又敕刻铜字，活板摆印，其书均称内府本。两淮盐监曹寅以盐羡刻《全唐诗》，软体精美，世称扬州诗局刻本，以奉敕亦称内府本。

雍正一朝，精刻内典，别规格式，字体力求方整，刀法力求匀净。乾隆一朝，四年（1739）诏刻《十三经》、《二十一史》于武英殿设刻书处，特简王、大臣总裁其事，殿板之名遂大著（凡前称内府本，后亦统称殿本）。十二年（1747）刻明史、《大清一统志》，次刻三通，再次刻《旧唐书》。凡在十二年前刊印者，其写刻之工致，纸张之遴选，印刷之色泽、装订之大雅，莫不尽善尽美，斯为极盛时代。

道光、咸丰两朝，天下多故，稽古右文，万机无睱。同治一朝，大乱甫定，天子冲龄，此事遂废。八年（1869）夏，武英殿灾，凡康熙二百年来之藏书储板，一炬荡然。幸大内宫廷殿阁，奉天陪都、热河行宫陈设书籍，尚有存者。武英殿灾，纂修协修之官犹在，写刻印装之工匠未撤，而刊书之事，终同治一朝，阒寂无闻，此为极衰时代矣。（载《武进陶氏书目丛刊》）（2）.地方官刻本：

清代初年，地方官刻本远不如宫廷刻本之多。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曾颁发武英殿聚珍版书于东南各省，并准许雕刊通行，于是江宁、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省均翻刻了若干种。此后最有名的是嘉庆二十年（1815）阮元在南昌府学所刻的《十三经注疏》。

清代地方官刻本最有特色的，是清代后期各少蓬勃兴起的官书局刻本。钱基博《版本通义·历史第二》论其缘起云：同治二年（1863），曾国藩刻《船山遗书》；三年，置局于南京铁作坊；四年，《船山遗书》竣工。李鸿章与独山莫友芝子偲、南汇张文虎啸山等议刻经史诸书，于是因其人其地而为金陵书局。七年，移局冶城山之飞霞阁。局制，官督而绅佐；一时学者云集。而刊本之最著者，《四书》、《十一经》、《史记》、《汉书》、《三国志》、《文选》、渔洋山人《古诗选》、王氏《读书杂志》诸书，皆文虎所手校；而《毛诗》、《春秋谷梁传》、《后汉书》，则出德清戴望子高之手；而《史记集解索隐正义》一书，文虎用力尤勤。当时京朝大官索局刻书者纷起；盖以其校刊之精，突过殿本也。至光绪初，乃改名江南官书局。自江南官书局之偿，踵之起者，杭州、苏州、武昌三官书局。江南先刊《四史》，武昌踵刻史书，因有分任《二十四史》之议。江南书局任十五史、直至《隋书》而止。淮南官书局与江南官书局相辅翼，分其《隋书》，江都薛寿砎伯所校，极为精核。

此外，又有道州何绍基子贞校《毛诗注疏》，亦为淮南局刻之佳者。杭州局刻《二十二子》，多出名家藏校本，亦为精善。而苏州局翻宋本《资资治通鉴目录》，武昌局重刻明震泽王氏本《史记》，古刻精审，其来皆有自云。

此外长沙、济南、成都、太原、福州、广州等地的官书局也刻了不少古籍。官书局刻书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因此刻的这些书也多是一些符合正统观念的典籍。在这些局刻本中，有不少选择了较好的底本，经过专家们认真校勘，所以在客观上也起了一定的保存和流传古书的作用。

（3）家刻本：

清初的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他们一方面利用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来笼络和限制知识分子，另一方面又制造文字狱来迫害具有民族意识的人。许多有气节的知识分子不愿被笼络，又怕遭迫害，所以便埋头从事整理和出版的工作，这使得清代家刻本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很突出。乾嘉以来，清代私家刻书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大量刻印丛书，一是请名家写样上版。①刻印丛书：刻丛书特别注意校勘的代表人物是鲍廷博与卢文弨。清代私家所刻丛书，大都出自名家之手，数量多、质量高、范围广。

②名家写印刻板：清代家刻本还有一个特点是喜欢请名家写样刻版。

武英殿和曹寅主持的扬州诗局喜用软体字手写上版，在其影响下，私家刻书也兴起了请名家写刻的风气。清代有许多以善于写版著称的专家，如林佶、黄仪、余集、许翰屏等。这些人多数是清贵的官吏，知名的学者。如康熙进士、曾官内阁中书，著有《朴学斋集》的林佶，曾手写汪琬《尧峰文钞》、陈廷敬《午亭文编》、王士祯《古夫于亭稿》和《渔洋山人精华录》付刻，被书林和藏书家称为“林佶四写”，极负盛名。

在清代写刻本中，还有一部分是手写个人撰述或所辑作品的。乾隆时著名的画家、诗人金农曾自书其《冬心先生集》，汪士慎曾自书其《巢林集》，郑燮曾自书其《板桥全集》，皆为艺林所重。稍后，许梿也以善于写版著称，为李文仲《字鉴》、吴玉搢《金石存》以自编的《六朝文絜（xie）》，和自辑的《古均阁宝剑录》，都写过版。其书钩摹工细，纸润墨香，一向被认为是当时吴中版刻的杰作。另外如江声以篆体自书所撰的《尚书集注音疏》和《释名疏证》，张敦仁以草体自收工所撰《通鉴刊本识误》，则在版刻中别树一帜。这类自己书刻的古籍，既有文物价值，又有艺术价值。（3）坊刻本：

清代坊刻本的成就为官刻本、家刻本所掩，其实它不仅数量多，而且在内容上也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① 苏州坊刻：

其最著名是苏州的扫叶山房。

扫叶山房刻书最有名的有《十七史》、《四朝别史》、《百家唐诗》、《元诗选》癸集等。到同治、光绪年间，扫叶山房刻书行销大江南北，常见的有《毛声山评点绣像金批第一才子书三国演义》、《绣像评点封神榜全传》、《千家诗》、《龙文鞭影》初、二集附《童蒙四字经》。清末民初，扫叶山房出版各书，多用新法石印，逐步代替了刻版印刷。除扫叶山房外，在许多苏州书坊中，较有特色的是书业堂，刻书专以小说为重点，如乾隆四十四年（1779）刻《说呼全传》十二卷，四十回；乾隆四十六年（1781）刻艾衲居士编《豆棚闲话》十二卷；乾隆五十八年（1793）刻《新刻批评绣像后西游记》四十回；嘉庆十年（1805）刻《英云梦传》八卷。② 南京坊刻：

南京是清代坊刻中心地区之一，从清初到清末一直很兴盛，最有名的是李光明庄。

据所刻《书经》附载的刻书目录，知其刻印了一百六十七种，计经部四十一种，史部六种，子部三种，集部五十二种，启蒙类二十四种，闺范类四种，医算杂学类二十四种，善书类十三种。其中尤以四书五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史鉴节要》等私塾课本的影响为大。③ 北京坊刻: 北京是清代首都，是政治文化中心，书坊林立，其中著名的有乾隆时陶氏五柳居、嘉庆时谢氏文萃堂、道光以后的老二酉堂、聚珍堂、善成堂等。北京书坊所刻大部分书为村塾课本与启蒙读物以及医、卜、星相、佛经、善书、类书、小说等。

清代后期的坊刻本遍及全国，总之，许多人民大众的读物，儿童、妇女的读物，以及小说、戏剧、唱本、日用杂字都是由这些书坊出版的。许多反映人民日常生活、风俗习惯的资料，也只有在书坊的出版物中才可以找到。因此，清代书坊刻本对于繁荣文化教育事业是有着不可否认的功绩的。但是坊刻本，由于力求降低成本，所以纸墨用料不如官刻、家刻之精。*清刻本在形式上也有其特点：

①就版式而言，清代比较尊重古刻本，影宋刻本的见气颇盛，所以在形式上受宋本影响比较明显，一般左右双栏，也有四周双栏或单栏的；大部分是白口，也有少数黑口。值得注意的是字行横竖都排列的比较整齐，书前不少刻封面。封面一般为三行，中间一行为书名，字略大；右行是编著者，左行是刻版者或藏版者。封面多用薄薄的黄色、绿色、粉红色纸印。

②清代刻书，由于文字狱的残酷，特别是庄廷鑨《明书》案发，刻工也被处死，所以刻工多不敢在书上留名，但嘉道以后，禁纲稍疏，刻工在所刻书上留名者渐多。如乾隆至道光年间，金陵刘氏著名刻工刘文奎、刘文楷、刘文模、刘觐宸、刘仲高等等，就在他们所刻书的卷尾留下了名字。③就字体而言，清代内府刻书有一定的格式，方体的称宋字，楷体的称软字，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等，则用宋字，疏行大字，最宜老眼；御纂《七经》、《全唐诗》、《全金诗》等，则用软字，密行端楷，酷肖宋镌。影响所及，清刻本主要就采用这两种字体。宋字，也叫仿宋体或硬体字，这种字体在清刻本中最为普遍。道光前刻的横细竖粗，撇长而尖，捺拙而肥，还比较美观；道光以后，字体显的呆板，世称匠体。软体字也即手写体。清代手写上版的名家前已经介绍。

④就用纸而言，苦竹斋主《书林谈屑》中云：“清代印书，上焉者用开花纸，色白而坚韧细密，表面光滑，清康熙版《御制诗文集》及《性理精义》等书，即其一例。武进陶兰泉氏在世时，藏书甚富，陶氏最醉心于清初精刻初印之开花纸书，故世人尝以“陶开花”呼之。嘉道间殿版书，多用白榜，较之开花，质松而稍厚，嘉庆《御制全史诗》及道光《钦定新疆识略》等书均用之。宣纸多用于印谱、画谱，普通书用之者极鲜，惟雍正十三年所刻《陕西通志》一百卷，其最初印本全用宣纸。同光以后，宣纸印书，乃渐盛行。又有所谓太史连与粉连、绵连等名目，色白质松，类似宣纸。

竹纸色黄，上焉者坚韧光滑，如康熙殿版《渊鉴类函》及《佩文韵府》，其初印本用纸，与今日江西所出之玉版，官堆无异；下焉者质松脆薄，直与毛边等耳。”普通印本则竹纸较多。

⑤由于清代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清刻本避讳很严，除避庙讳御名外，往往还从种族岐见出发，刻书避胡、虏、夷、狄等字。其方法每作空白，或改易形声，如以夷为彝，以虏为卤之类。这也是我们研究清刻本时就注意的。第四章 纸书的装式

人们对于文献载体期其轻便，终于发明了纸书，而纸书也先后有卷轴装、旋风装、梵夹装、经摺装、包背装、线装等多种不同的装帧形式，使得它越来越便于阅读。第一节 卷轴装： 初期纸书在形式上模仿帛书，把钞成了书纸粘成长卷，用木或竹作轴，粘于最后一副纸上，捲成一帙。这种书籍装帧形式称为卷轴装。如《隋书·经籍志》序云：“炀帝即位，秘阁之书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瑠璃轴，中品绀瑠璃轴，下品漆轴。”唐代宫庭藏书又进了一步，能注意到用不同颜色和质地的轴、褾、带、签来区分不同类别的书。《唐六典》注云：唐玄宗时集贤院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钿青牙轴，缥带，绿牙签；子库书雕紫檀轴，紫带，碧牙签；集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签，以为分别。”

采用卷轴装的手写纸书，一般称为卷子。我们现在见到卷子，其形制大体如：轴是一根棍子，两端可涂漆，考究的则镶嵌珊瑚、玳瑁、象牙、金等。轴的作用是用来把卷子捲起，如同现在经过装裱的字画下端或终端的轴一样。卷就是用来抄了书的纸或帛，它是卷轴装书籍的主体。

一般的书多用单层纸卷捲成卷轴，贵重的则要装背。

关于褾和带，马衡先生《中国书籍制度变迁之研究》指出：“缣帛或纸之一端既卷入轴内，而他端则以其材料黏连之，裹于卷外，以为防护，今俗称包首，古谓之褾。褾字之本义为领袖之缘饰，此装于卷端，故亦谓之褾。褾首系丝织品以缚之，其名为带。”

另外，刘国钧《写本书的极盛时期》“卷子在书架上排架时，总是以轴头向外，这样就便于抽出和插入，所以称为‘插架’。轴头上往往系上一根签子，在上面写简单的书名和卷数，以便于寻找。”这，古人称之籤。贵重者多以象牙制成，故称为牙籤，如明彭大翼《山堂肆考》角集第二十八卷云：“唐李鄴侯泌起书楼，积书三万余卷。经用红牙籤、史用绿牙籤、子用青牙籤、集用白牙籤。韩退之诗云：‘鄴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皆牙籤，新若手未触。’”一部书往往有许多卷，为了免于将某部书和别的书混在一起，同时也为了防止卷轴弄脏受损，卷轴装的书常以帙包裹。《说文》云：“帙，书衣也。„„袠（zhi），帙或从衣。”显然，简册就已经用帙来包裹了。

帙的原料用布或丝织品。以十卷为帙也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当一部书不足十卷时，为了避免同其他书相杂，也自成一帙。第二节 旋风装：

卷轴装是写本书的主要装帧形式，但它也有明显缺点，即不便寻检。

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云：“自汉至唐，犹用卷轴。卷必重装，一纸表裏，常兼数番。且每读一卷，或每检一事，细阅卷舒，甚为繁数，收集整比，弥费辛勤。”为了克服这个缺点，在线装书出现之前，人们进行了不断的探索，较早出现的一种形式是旋风装，亦称龙鳞装。

旋风装有两个特点：

①纸的正反两面皆书写，可以节省纸张、缩小卷轴的体积，也就是扩大了书的容量。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八载有明项元汴旧藏的彩鸾楷书《四声韵帖》（即孙偭《唐韵》），注云：“徽宗御书籤题《韵帖》，共六十叶，每叶面背俱书，帖内小字自注。”

②逐叶错开一定距离、粘在卷底上。元王恽《玉堂嘉话》卷二载：“吴彩鸾龙鳞楷韵后，柳诚悬题云：‘吴彩鸾，世传谪仙也。一夕书《广韵》一部，即鬻于市，人不测其意。稔闻此说，罕见其书，数载勤求，方获斯本。观其神圣气古，笔力遒劲，出于自然，非古今学人可及也。时太和九年九月十五日题。’其册五十四页，鳞次相积，皆留纸缝。天宝八年制。”

旋风装的书叶两面书写，鳞次相错地粘在卷底上，这样既扩大了卷子的容量，又缩短了卷子的长度，翻阅起来也比较方便，因经为需要经常查检的韵书所采用。但是它没有改变卷轴制度，因而就不会徹底改变舒雅之难，所以这种形式后来并没有被普遍采用。第三节 经摺装与梵夹装：

旋风装（龙鳞装）仍然保留了卷轴的形式，因此不可能真正的克服卷轴装书籍卷舒困难的缺点。为了克服这一明显的缺点，人们终于创造了新的形式。

北宋初年孙光宪《北梦琐言》云：卢光啟策名后，锡历台省，受知于租庸张濬。清河出征并汾，卢每致书疏，凡一事别为一幅，朝士至今效之，盖八行重叠别纸，自公始也。卢光啟，《新唐书》有传，系唐末人，他创造听“重叠别纸”的奏摺形式、一直为后世普遍采用。

既然写信可以将纸折叠起来，书籍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宋罗璧《罗氏遗书》卷一云：“唐末年犹未有摹印，多是传写，故古人书不多而精审。作册亦不解线缝，只叠纸成卷，后以幅纸概粘之（原注：犹今佛老书），其后稍作册子。”

所谓册子即由纸幅摺叠而成，因为这种装帧形式便于诵读，为佛、道二教经典普遍采用，所以通称经摺装。有的经摺装书后来可能经过改装，昌彼得《唐代图书形制的演变》中说：“国产中央图书馆收藏有敦煌所出的玄奘法师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卷一卷，每行十七字。此残卷现在虽作卷子式，但其中每隔六行，有一显然的摺痕，因之推测它原来必定是作摺叠式的。此经就字体观之，约写于唐中叶以后。”

在我国书籍制度由卷轴装向线装转变过程中，印度贝叶经的输入，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用贝多叶书写的佛经也传入了我国。李致忠《英伦阅书记》（《文献》1987年4期）中言：“梵夹装，本指古印度用梵文将经文书写在贝多树叶上的装帧（zhen），而后依次将贝叶经顺好，每叶穿一圆孔，用两块长条形竹板或木板上下相夹，然后用绳穿过板上圆孔，再逐叶穿过每叶圆孔，最后穿过另一板圆孔。绳头打起比圆孔大的疙瘩，以防脱出。阅读时从首逐叶翻了一番阅，穿绳总要擦磨叶孔，故叶孔常有磨痕。收藏时，勒紧一头，再绕过上下两板捆紧。这种装帧由于是两板相夹，又是梵文书写，故中国人把它称为梵叶装。”

梵夹装在唐五代时期颇流行。梵夹装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板夹之，一是所夹为散叶。《资治通鉴》卷二十五唐懿宗咸通三年说唐懿宗“奉佛太过，怠于政事。尝于咸泰殿筑壇，为内寺尼受戒，两街僧尼皆入项；又于禁中设讲席，自唱经，手录梵夹。”胡三省注云：“梵夹者，贝叶经也。以板夹之，谓之梵夹。”正因为如此，所以计算采用这种装式的佛经，其量词为夹。

由于采用梵夹装的书，所夹是散叶，如未经绳穿，便常会出现丢失书叶的现象。梁释慧皎等撰《高僧传》卷五《玄逸传》载：“玄逸喟然叹曰：‘若犍度失其夹叶，犹《礼记》脱落先后。’”唐释道宣《高僧传》卷三十七《法聪传》云：“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海盐县鄱阳府君神因常祭降祝曰：为请聪法师讲《涅槃经》，道俗奉迎，旛（fan）花相接，遂往就讲，余数纸在。”法聪讲完《涅槃经》后，还遗落数纸，可见这数纸即持讲的《涅槃经》。由于梵夹装经书不便寻检和保存，所以这种装帧形式也未被广泛采用。为了克服梵夹装的缺点，人们很自然地会想到将书的散叶、用糊粘或用线缝成一册。故梵夹装这种外来形式的输入，对于下面要谈到的胡蝶装和线装是起了某种促进作用的。

综上所述，经摺装与梵夹装是有区别的：

经摺装由卷轴装发展而来，它是由纸摺叠而成的；梵夹装则是由印度传入的，书本身原来就是一些散叶。然而不少谈版本的著作都把经摺装与梵叶装等同起来。如新版《辞海》就说：“经摺装，也称‘梵夹装’。”这或许因为采用梵夹装的书现存较少，而经摺装、梵夹装都为佛教经书所采用、因而产生误会。

第四节 胡蝶装与包背装：

经摺装同卷轴装比起来有了很大改进，但是它也有缺点，就是摺缝容易裂开。裂开之后，书便成了散叶，也会和梵夹装一样造成散乱现象。

为了克服这种缺点，人们便创造了一种新的册叶制度。元吾丘衍《闲居录》云：“古书皆卷轴，以卷舒之难，因而为摺；久而摺断，复为部帙。”当然普遍采用印刷术也为新的册叶制度的产生奠定了物质基础，明胡应麟《经籍会通》卷四云：“至唐末宋初，钞录一变而为印摹，卷帙一变而为书册。”

叶德辉给胡蝶装下了一个定义：“蝴蝶装者，不用线订，但以糊粘书背，夹以坚硬护面。以板心向内，单口向外，揭之若蝴蝶翼然。”其装帧形式如：其装帧过程是将印好的书叶，按版心的中缝正面对正面的摺起来，以硬纸（有的还用帛）作裹背纸，并将书叶背面的摺缝处粘在裹背纸上即成。

胡蝶装早在唐末五代时就已经出现了，流行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但是它也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翻阅起来不方便，因为第一叶的后半叶的背面和第二叶前半叶的背面没有字，又不相粘连，读下去必须连翻两页，因此就有人将印好的书叶按版心的中缝、背面对背面地摺起来，然后再裹以护叶，这样就产生了包背装。

包背装有两种装订方法：

①将背面对摺的书叶粘连在裹背纸上，这种方法除背面对摺外，同胡蝶装没有多大差别。

②考虑到书叶粘连费事，且易脱落，糊多生霉生虫，由于需粘连的这一边尚有余纸，于是有人便在边栏外的余纸上、打两个或三个孔，用纸捻成线穿成来，再粘上裹背纸。明代的包背装大部分采用第二种方法。

陈国庆《古籍版本浅说》第四章《书籍装订的演进》四《纸书的装订》专门介绍现存采用包背装的书：现今存世的这种装订的书，以元明版本为最多。如北京图书馆所藏元刊本《汉书》、《文献通考》等书，都是元刊元装，其包背虽有破损，尚可看出当初装订的痕迹。其属于明本的，如《明太祖御制诗集》、《辽金元三史》、《永乐大典》等书，全是朱丝栏写本，黄绫包背装。清代的包背装，则以《四库全书》为最著。现今尚存四部，各三万六千余册，一色包背形式。

到了清代，包背装的技术，可以说已达到顶点。在其所谓内府写本之中，除《四库全书》外，还有一种所谓《玉牒》——皇家的家谱。每册长约九十公分以上，宽约五十公分以上，其最厚的可在五十公分以上。一律用宣纸画朱丝栏，端楷写成。其最重的，一册约可百五六十市斤。每当庋藏上架，须要二人力举，方能移动。装订方法，就是采用包背形式。结束极为坚固，二百年来，虽屡经迁动，至今毫无绽裂痕迹，这在装订史上，可以算是一个奇观。

胡蝶装、包背装比其以前的书籍形式进步，但是它们也存在着一些缺点。叶德辉指出：“蝴蝶装者如褾帖，糊多生霉而引虫伤。包背则如蓝皮书，纸岂能如皮之坚韧？若仿为之，既费匠工，又不如线装之经久。”正由于此，所以它们最终又被线装所代替。第五节 线装：

线装的方法，基本上同包背装一样，但不用整纸裏背，而是前后各加一张护纸，用线连同正文订在一起。

蒋元卿《中国书籍装订术的发展》一文，详细介绍了线装的各道工序，现钞录如下：

1、摺页： 书叶印成之后，首先摺页。“摺书页须看版心正中，勿隨手乱摺，恐致歪斜。遇破碎及首尾不全者，即斩补完全，薄浆细粘，勿垒前后叶。将油板细麻用力夹紧，置洁处。”摺书叶的方法有二：一曰复摺，即每叶对齐版口之线而复摺之，故所摺不无摺差，此于次等书多用之。总之，“摺书叶，要摺得直，压得久，捉得齐，乃为高手。”

2、分书：“摺页之后，再依次排之，是曰分书，亦曰排书。但书数少者，类多先分后摺。”因为我国书籍，大部分为卷数，印刷和摺叶时，难免有此先彼后的。纸张柔薄，不便检取，恐夹双张，所以须将卷数、叶码，分别理清，从末帖排起。如先排一百本的，就摊成一百椿，然后依次堆叠之。

3、齐线：分好的书叶，天头地脚不一定整齐，必须逐叶对准中线，使其整齐，所以又曰“齐欄”。“约十余日，取书齐线，齐毕，照前法夹放净处一二日。”齐线法有二：就是挨齐与撒齐。“挨齐者，叶与叶挨线而齐也，此汇摺成之书叶，以左手倾书叶之角，以右手移书叶，挨线而齐之，大都由上叶而齐至下叶。撒齐者，将摺成书叶汇之，撒开如扇，用指挑书叶而齐，大都由下叶而齐至上叶。但齐线恒以下脚为标准，盖木版书籍，版心类多不一，而书之下脚又较天头为小，若尽齐其上，则版心大之书叶，其下脚之短显而易见，既不美观，又难装订，故不如齐下而使其上虽有参差，在天头空位长处尚不觉也。书有无边欄者，则依书口之字齐之。”

4、添副页：所谓“副页”就是每册书衣内的空白叶，“每本前后添副叶二三张。”“副页用太史连，前后一样两张。”也可以用“单宣或汀贡（汀州所造竹料厚者），或洁净官堆。”按副页的功用有二：第一可以保护书叶不受损伤，所以又名“护叶”。其次可避免潮湿，我国南方装订的书，有用万年红纸的，红白相间，鲜艳异常。

5、草订：书叶经过齐线、添副叶以后，就要草订，免使走动，“草订，每本用绵纸订三条，每条要挽一结，不用糊。”

6、加书面：书面位于副叶之外，所以也称“书衣”，现在称封面。“书面有用宋笺者，亦有用墨笺灑（sa）金书面者。明人收藏书籍，讲究装订者少，总用棉料古色纸书面，襯（衬）用川连者多。钱遵王述古堂装订书面，用自造五色笺纸，或用洋笺书面，虽装订华美，却未尽善。不若毛斧季汲古阁装订书面，用宋栈（zhan）藏经纸、宣德纸染雅色，自制古色纸更佳。至于松江黄绿笺书面，再加锦套，金笺贴签，最俗。” 按书面有布、纸两种，现在最通行的书面纸有二：“一栗色，用毛边纸刷以栗色裱成，普遍书籍多用之。二瓷青色，用太史连（又称杭连），施以瓷青色裱成者，佳本书籍多用之。”裱书面纸的方法：“书面纸以细文宣纸，染古铜色，内褾以云南皮纸。”也要“用泾县连，或上好太史连纸，染荔枝或荔枝壳色，再摺帖纸一层（须有根者佳），棉纸一层衬之。将花椒煎汤，下白囗、白矾末少许，调干面打成糊，候天气清朗，杉木板上裱之。如遇阴雨，发霉点，不可裱。裱后一二月方可装书，如早用，法纸性未定，后来必致短缩。”所以裱书面要“挺足候干，揭下压平，最好夏天做，秋天用。”

7、截书：书面加上，就进一步截书，“截书时，上下天地头及书脑毛边要放展，以阔且长为贵，用力一刀截下。”“截要刀快，然后方平而光。”按明人截书，往往一本为一本，所以一部书的各刀口不齐。

8、打磨：切好的书，难免或有刀纹，还要“砂纸磨光，勿要参差毛糙。”在打磨时，“用力须轻而匀；则书根光而平。否则不妥。”

9、包角：珍贵的书籍多有用绫绢包角的。取其坚固，并增美观。又有一种“镶包角”，就是包角是遗去上下副页数页，骤视之，好似镶的白边。大概“北方书喜包角，南方殊不相宜。包角不透风，则生虫，糊气三五年尚在，则引鼠。”

10、钉眼：磨光或包角之后，在靠近书背之处，随书本的阔狭，确定打眼的距离。“打眼时，须与草订之孔一线笔对，勿出于参差。”“订书眼要细，打得正而小。草订眼亦然。又须少，多则伤书脑，日后再订，即眼多易破，接脑烦难。”所以“通常四眼或六眼”，间有用八眼的。主要的是应视书本大小，书背宽狭而定。

11、穿线：穿线又叫订线，“用上好清水绢线左手捻成者。约每本书，线装七本书长，方可长条双扣。书本薄者，线经六本足矣。极厚者再加。”订的时候，“要订的牢，嵌得紧，方能不脱而紧。”

12、贴签：是书的衣饰，古人十分注意。“书签用宋笺藏经纸，古色为上。”用深古色裱成一层，但仍要视书衣的颜色而定。贴书签时，要款贴、整齐，不可长短、阔狭、上下、歪斜。

以上就是线装书籍的装订过程和方法（前五项也适用于包背装）。线装装书出现的也很早，李致忠在大英图书馆东方部所藏的敦煌遗书中，见到了不少的线装书。

线装书是现存古书的主要形式，现在大量的雕板印刷书籍多为线装。其单叶形式与包背装略同，整本则各异。今分述如次： 首先是一本书版面上的术语：

①版面：纸面上印版所占有的面积叫版面。②版框：版面的四周叫版框。

③边栏：版框的边线叫边栏，也叫栏线。上边的边栏叫上栏，下边的边栏叫下栏，左边的边栏叫左栏，右边的边栏叫右栏。上下左右为单线的叫四周单边，上下左右为双线的叫四周双边，上下为单线、左右为双线的叫左右双边。

④天头、地脚、边：上栏以外的空白余纸叫天头，下栏以外的空白余纸叫地脚。天头、地脚也合称天地头。左栏、右栏以外的空白余纸都叫边，供装订用。

⑤书耳：边栏的左上方，刻有长方形的边格、用来记书名或篇名的叫书耳。

⑥界行：划分版面的直线叫界，两条直线之间部分叫行。一叶书有几行，每行有几个字通常按半叶计算，称为半叶几行几字，有时将“半叶”二字省去。这几行几字又称行格。

⑦版心：版面中间不刻正文的那一行叫版心，也称版口或书口，版心中间不印黑线的叫白口，印有黑线的叫黑口。黑线细窄的叫小黑口，黑线长宽的叫大黑口或阔黑口。黑线刻在版心上方的叫上黑口；黑线刻在版心下方的称下黑口。版心上、下都刻黑线的叫上下黑口。白口中间印有书名的叫花口。⑧鱼尾：在版心刻有囗记号，按其形状叫鱼尾。鱼尾分叉处，正当版面中心，是摺叠书叶的标准点。版心中有一个囗记号的叫单鱼尾，版心上下各有一个囗记号的叫双鱼尾。版心中心刻有三个囗记号的叫三鱼尾，如明初刻本《春秋书法钩玄》即是，但不多见。

⑨象鼻：多数版心上下各有一道横线，版心中的上下横线至上下边栏、形成上下各一个空格叫象鼻。象鼻中往往刻有该叶的字数、刻工或书名。

⑩牌记：有的线装书往往在序目、卷末以及其他空白处刻上出版单位的标记、广告等，统称牌记。其次是一册线装书的术语：

①书脑：书叶左右边栏以外锥眼订线的地方叫书脑。

②四眼针装、六眼针装：一般在书脑上打四个孔的装式叫四眼针装。厚一点的书有时在上下角各多打一个孔，其装式叫六眼针装。

③书背：书叶装订缝合之处与书口相对的侧面，称为书背，也叫书脊。

④书根、书头：一册书的最下端称为书根。书根上每写明书名和册数以便检索。书的最上端叫书头。⑤书皮：书籍的最外层，起保护书的作用，或称书衣，也叫书面。

⑥书签：书皮上粘附的签附的签条，记有书名和卷数，或题名书款等，也叫作书皮题签。

⑦副叶：在书皮的里面，另衬两三张空白纸称为副叶，一般都是前

三、后二，或前后各二叶，它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书叶，使之不受损伤，因此也叫护叶；也可供写跋语题识。

⑧封面：古书的封面位于副叶的后面。封面上印有书名、撰书人姓名和刊版地点等。现在常称为书名叶，与封皮加以区别，又称内封面。这些术语都是辨别和记载版本时所须知道的。

线装是我国古书册叶制度发展的最高阶段，它主要是用来装刻印本及活字印本书的，但对钞本也同样适用。直到今天，线装书在出版物中还占有一定的数量，虽然它已逐步被平装、精装等现代形式所替代。

第五章 雕印本的鉴定

鉴定雕印本通常从书籍的形式入手，而书籍形式上的特点又是通过牌记、刻工、讳字、版式、纸墨、字体等个别事项表现出来的，因此需要对这些个别事项逐一加以研究。书籍内容也是鉴定古籍版本的重要途径。此外前人的研究成果，书籍的题记与藏印，及其在各情目录中著录情况，也同样为我们鉴定版本提供了可靠听依据。而由于作伪等因素增加了鉴定版本的复杂性，企图仅凭个别事项做出精确的鉴定，有时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进行异本比勘与综合考辨的工作。第一节 牌记

现代出版的书多有版本记录页，它对书籍版本情况作了详尽的介绍。1972年国务院出版所修订的《关于图书版本记录的规定》指出：图书版本记录包括以下项目：

1、书名；

2、著作者（或绘制者）、编辑者、翻译者的姓名（或笔名、单位名称）；

3、出版者、印刷者和发行者的名称；

4、出版年月、版次、印次、印数；

5、统一书号、定价。

版本记录页为我们识别版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可惜古书没有版本记录页，所以要鉴定书的版本，还需要运用许多其他的手段，识别书的牌记即是其一。

牌记俗称书牌子，也叫木记。牌记实质上是古书出版单位的标记，形状一般呈长方形，也有的上下墨栏呈弧形，又有作钟式、鼎式、琴式的。牌记在书中的位置无定。有在封面的、有在扉页的、有在序后、跋后、凡例后、校刊姓氏后、音图后、附录后的。有在卷端的、卷一末的、逐卷末的、书末的。特别注意的有两点：

（1）有的牌记在书中某卷之后；（2）书中好几个地方有不同的牌记。

有的牌记内容还可能前后矛盾。这些牌记对我们全面认识版本，了解版本的嬗变是极有价值的。牌记通常反映出书的出版单位、时间和地点。有的牌记为进一步研究版本提供了线索。此外，有的牌记反映了刻书的过程，有的碑记记载了所刻的字数，有的牌记反映了用纸情况，有的牌记印有刻书部数及售价，有的牌记强调了版权，有的牌记显示了版本的类型，有的牌记反映了版本的源流。

正是因为牌记是古书出版单位的标记，所以学者在鉴定版本时都十分重视对牌记的研究，但在利用牌记时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后人翻印本照刻原牌记。二是版片易主后，牌记经常被挖改。三是书贾作伪故意挖改牌记。

总之，牌记是古书出版单位的标记，它是鉴定版本的重要依据。由于书贾作伪等原因，还需注意对牌记加以甄别，方可据信。第二节 刻工

古代刻书工匠为了肯定自己的劳动成果，往往在所刻书版中附刻自己的姓名，或姓名中的一、两个字。

宋、元刊本除坊刻外，大部分有刻工姓名，而且多刻于书中下端，上端则刻每版的大小字数。明刻本有的有刻工名，有的没有。而且出现在版面的地方也不一致，有在书口的，也有在序跋后、目录后、凡例后、牌记中的。清代前期因惧怕文字狱，许多刻工不敢在书版上留名。事实上，只要犯触的书，在康熙、乾隆年间的一些刻本上，仍有刻工留下自己的名字。嘉庆、道光后，留名者就更多了。

刻工留名主要是便于考核劳动成果，计算工钱。为了审核劳动成果而留下的刻工的姓名，在客观上为后人鉴定版本提供了依据。这是因为如果一位刻工刻了两种以上的名，已知一种书刊刻的时间、地点，则其它书刊刻的时间、地点也可从而证知。

利用刻工鉴定版本也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有的刻工活动时间可能较长，如明代歙县的黄鋑(juan,阴)12岁就跟着他父亲黄士瑄参加《徽州府志》的雕刻工作了，而清代金陵刻工穆大展活到八十多岁，所以据刻工鉴定版本时不能将他们的工作时间估计的太短，或只据某一因素来鉴定版刻的年代。其次，某些刻工为了谋生经常到外地刻书，我们据刻工确定某书为某地区刻本时也应注取慎重态度。第三，明清覆刻宋元本，有并刻工也照样翻刻的，因此鉴定版本不能只凭借检验刻工一个方法。

魏隐儒、王金雨编著的《古籍版本鉴定丛谈》也附有《宋至清各代部分刻本所见刻工及写书人姓名简表》，收录了140种图书的刻工。这些对刻工表都对版本的确定提供了重要线索。第三节 讳字

在古代文献载体中，为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将文字用某些方法加以改变或回避，以表示尊敬，称为避讳。一般认为避讳之例始于周，行于秦汉，盛于隋唐，严于宋，直至民国改元，才废此旧习。

除君父外，也有避后妃讳的。如汉高祖吕后名雉，故《汉书·杜鄴传》改雉为野鸡；晋简文帝郑太妃名春，故凡春字地名，悉以阳字易之，如富春曰富阳，宜春曰宜阳。朝士族，极重家讳，唐人承之。如白居易祖父名鍠，与宏字同音，白居易不应宏辞科，改应书判拔萃科。李贺父名晋肅，不能应进士科，韩愈专门写了一篇《讳辩》为他辩护，也不能解决问题。唐代法律如《唐律·职制篇》对此还有明文规定，不得犯国讳，也不能犯家讳。两宋避讳尤严，亦著于功令，如《淳熙重修文书式》。宋洪迈《容斋三笔》卷十一《帝王讳名》中亦云：“本朝尚文之习大盛，故礼官讨论，每欲其多，庙讳遂有五十字者。举场试卷，小涉疑似，士人辄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辽、金、元起自朔漠，其始本无文字，无所谓避讳。后来受到汉族文化影响，虽有所避讳，但不是很严。

明初几代皇帝的名字，避讳的例子极少，万历稍严，顾炎武《日知录》云：“崇祯三年（1630），礼部奉旨颁行天下，避太祖、成祖庙讳，及孝、武、世、穆、神、光、熹七宗庙讳，正依唐人之式。惟今上御名亦须回避，盖唐宋皆如此。然止避下一字，而上一字天子与亲王所同则不讳。”清代避讳严，规定也极为繁琐苛刻。如康熙名玄烨，据张之洞《輶轩语·敬避字》可知，玄字要元字恭代，但元德、元黄等词皆不可用；弦、絃、炫、眩、衒、率等字中的玄字须敬缺末点，但慉、蓄、鄐(chu,去)、畜等字中的玄字不须敬缺末点。

避讳的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改字。陈垣《史讳举例》卷一《避讳所用之方法》云：“改字之例显于秦，《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三年，秦王复召王翦使将击荆。’《正义》曰：‘秦号楚为荆者，以庄襄王名子楚，讳之，故言荆也。’又秦楚之际月表端月注，索隐曰：‘秦讳正，谓之端。’琅邪台刻石曰：‘端平法度’，‘端直敦忠’，皆以端代正也。”

二曰缺笔。陈垣云：“乾封元年赠泰师孔宣公碑，两引‘生民以来’，俱作生人。‘愚智齐泯’，泯作汦。此为唐碑避讳缺笔始见，以后缺笔之字渐多。”例如《四部丛刊》景印涵芬楼藏北宋刊司马光《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宋帝避讳如殷、敬、镜、玄、弘、贞、徵、讓、顼、完等字皆缺笔。

三曰空字，或用代称词。陈垣云：“有因避讳，空其字而不书，或作空围，或曰‘某’，或径书‘讳’字，其例亦古。《书·金滕》曰：‘惟尔元孙某。’孔传：‘元孙，武王。某，名。臣讳君，故曰君。’《史记·孝文本纪》：‘子某最长，诸建以为太子’某谓景帝启也。《史记》、《汉书》于汉诸帝纪皆不书名。”

四曰删字。唐高祖李渊祖父名虎，唐初修《隋书》把韩擒虎改为韩擒，去虎字。此外，还要避嫌名，即避与避讳字读音相近或相近的字。《礼记·曲礼》云：“礼不讳嫌名。”郑玄注曰：“嫌名，谓音声相近，若禹与雨、丘与区也。”陈垣说：“嫌名之讳，起于汉以后。《三国·吴志》二：‘赤鸟五年，立子和为太子，改禾兴为嘉兴。’此讳嫌名之始也。”宋代有的嫌名多达五十四字。

避讳是为了加强封建统治者权威而形成的一种陋习。但是各朝代避讳宽严程度不同，讳字也不一样，正可利用这一点来鉴定版本。

利用避讳来鉴定版本，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书贾往往剔除某些字的末笔，使人觉得原是避讳缺笔。其其无缺笔者，则甚至另刻书页或伪刊年号以作伪。二是各个时代避讳的宽严程度和方式不尽相同，同是宋代，家刻本、坊刻本就没有官刻本那么严，有的字避，有的字不避。三是翻刻古书照样讳字，或者后朝人刊刻前朝人的著作，也故意避前朝之讳。第四节 版式

版式指书版的样式，可大分为边栏、行款、书口三部分。首先，不同时代雕刻的书，其版式有着不同的特点。其次，同一种书，各种版本的版式也有许多是各不相同的。因此鉴定版本也是鉴定版本的方法之一。

1、边栏：

就现存宋、元本书来看，宋本多左右双边，元本多四周双边。而从宋代开始，边栏的三种形式就都有了，所以不能以此作为鉴定版本的可靠依据。但有一点是可以作为可靠依据的，那就是版框的高度。翻刻本与原刻本行款往往玎同，但它们版框的长度一般都有差别，据此即可判断出它们是不同的版本。

首先记录书籍版框高度尺寸的是缪荃孙《学部图书馆善本书目》。此后，不少版本学家踵而效之。如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也以营造尺为度量单位，在每书的扉页后面特记原书的版框高广各若干寸若干分。营造心是清代工部营造所用的尺，合零点三二米，为当时的标准长度单位。

2、行款：

是指每页雕版书的版面有多少行，每行有多少字，通常以半叶计算。

从表面上看，各朝代刻书的行款是无规律可寻的，如屈万里、昌彼得《图书版本学略》卷三《鉴别篇》言：“官府及各家所刻书，其行款亦往往各有其定式。正是因为某时某地所刻书在行款上大体有规律可寻，而一书多刻，行款也常有差异，所以人们往往通过对行款的研究来鉴定版本。此外，宋刻每行字数往往多寡不一，是仿古卷子本体式。宋元刻本的字竖看整齐，横看常不整齐，而明清刻本因雕印水平的提高，其所刻字竖看、横看基本上都是整齐的。

正是因为研究行款对鉴定版本十分有用，清末江标因而创作了记录宋本和元本行格的专著《宋元本行格表》。也正是行款可为鉴定版本提供依据，所以藏书家著录宋元刻本必详记行款，已成定例。

3、书口：

书版中央不刻正文的部位称为版心或书口，因为宋元时代通行胡蝶装，此部位朝里，故名版心，宋元以后书籍改为包背装、线装，此部位朝外，故改称书口。

大抵此类版心，书名衹摘一字，下刻数目。其白口、小黑口空处，上记本页字数，下记匠人姓名，不全刻书名也。全刻书名在万历以后，至我国初犹然。鱼尾有双有单，双者上下同；单者上刻一鱼尾，下则祇刻一横线纹。亦有版心全係黑口者，则鱼尾以外，皆粗黑线

正是因为书口具有时代特征，翻刻本在书口上往往有变化，人们便可以利用书口来从事鉴定工作。如叶启勲《论上海涵芬楼影印四部丛刊》云：“《古文苑》，目载明成化刊本。此实嘉靖重刊白口本。余家藏成化壬寅张世用刊本为大黑口，字体黑栏极其古朴，首有张琳序。”

利用书口鉴定版本有两点应当注意：一是书口虽具有时代风格，便也有例外。如一般认为大黑口本为元本或明初所刊，其实南宋末年和明嘉靖以后也有黑口本。又如元刻黑口是最常见的形式，但元代也有白口本，如元刻《玉海》、元官刊大字本《大元一统志》，皆为白口本。所以要注意例外的现象。二是要谨防书贾作伪。第六章 纸墨

1、纸张：

印书所用之纸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所以对纸进行研究也是鉴定版本的手段之一。

唐代用来钞书的主要是四川麻纸。宋、元时代，四川仍用麻纸，北方则兼用桑皮纸，浙江地区的官刻多用皮纸或麻纸。明清时的造纸槽坊大多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等省。因为南方各省盛产竹材，所以所造多为竹纸，其中以江西、福建的毛边纸与连史纸最为普遍。

对纸可以采用化学方法或物理方法来鉴定。晋、唐古纸，纸面大多呈现因老化和多次装裱而引起的自然泛黄和发灰现象；宋纸间亦有之，但程度稍浅些；元、明、清纸则程度更浅。

将作伪的纸和有年代的纸在高倍放大镜下对照观察，是可以识别出来的。潘吉星《宋元时代的造纸技术》言：“据笔者作物理检验，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开宝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就是用高级的桑皮纸，双面加腊，染黄”。

有的再生纸也能鉴定出来，譬如潘吉星鉴定北京图书馆藏南宋嘉定年间江西刻本《春秋繁露》是楮皮纸，纸浆中含有故纸，显然是用废纸加工而成的。其次可以看纸的簾纹。簾纹分簾条纹和编织纹两种。簾条一般用细竹条，无竹条可用芨芨草或萱草茎代替，通常用生丝或马尾把簾编者按织在一起。研究簾纹应当从竹条纹的宽度，编织纹的间距入手。有的宋纸簾纹中的编织间距是相等的。约为1.8—2厘米。

宋代印书多用这两种纸。辽、金和元代初期印书，与宋代末年用纸大致相同。据传本所见，使用黄麻纸渐多。到元代后期，印本大多用黄麻纸。这时纸纹变窄，约一指左右。

此外，地域不同簾纸也不同，例如福建簾纸纹间距小于江西纸。中国纸与外国纸簾纹也可能不同，如宋和宋以后的高丽纸是从朝鲜进口的，这种纸多是粗条簾纹，编织纹间距比国产桑皮纸要大。再次是检查纸背。黄丕烈于《蘆川词》二卷题识云：宋本每叶纸背大半有字迹，盖宋时废纸多值钱也。此词用废纸刷印，审是册籍。偶阅之，知是宋时收糧案，故有更几石、需几石。粳、糯省文皆从便易。虽无关典实，聊记于此，以见宋刻宋印，古书源流多有如是者。纸角截残，印文模糊，不可辨识矣。古色古香，不徒在本书楮墨间也。有些纸背还钤有纸张生产单位与使用单位的印记，这也为鉴定提供了依据。

我们在利用纸张鉴定版本时，也要注意书贾作伪。

明高濂《尊生八牋·燕间清赏牋》云：近日作假宋板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摹宋板书，特钞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褙方簾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筒捲，用槌(chui,阳)细敲过，名之曰刮，以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板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三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用沙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或置蛀米櫃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鎚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纸装衫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蠱人，莫可窥测。可见，纸是书贾作伪的重点。

因此在鉴定版本时，古籍用纸是其方法之一。

宋本用墨质料精良。其特点是颜色黑，有香味，虽经水湿而无浸染之迹。明高濂《尊生八牋·燕间清赏牋》云：“藏书以宋刻为善，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

人们在鉴赏宋本的时候，总是特别注意到它的古色古香的纸和墨。

元代用墨比宋略逊。故高濂《燕间清赏笺》云：“元刻仿宋，单边，字画不分粗细，较宋边条阔多一线。纸松刻硬，中无讳字，开卷了无臭味。”明代用墨较差，尤劣者多以煤和麦粉代墨汁印书，色浅，易浸染脱落，使版面模糊成为大花脸。清代制墨原料较精，因此书籍用墨也较明刻本为胜。

正是因为墨色有时代的差别，而且新印本的墨色也不同于古旧图书，所以版本学家往往也利用墨色来鉴定版本。

2、字体：

古代刻书的字体受到时代风气与传统习惯的影响，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所刻的书，其字体往往呈现不同的特色。北宋刻本现存不多，从《中国版刻图录》所著录的北宋刻遞修本《汉书注》及台湾中央图书馆所藏北宋刻本《后汉书》的书影来看，其字体方正，笔画匀称，多祖欧阳询体，可与欧书《九成宫体泉铭》等传世石刻对照。

①南杭州地区刻书可以说是清一色的欧体。这是因为北宋监本多送杭州雕版，北宋本多采用欧体对浙本自有影响，而欧体布局整齐，字划瘦劲，棱角分明，便于施刀，也受到了刻工们的欢迎。浙本早期所用欧体字稍肥，陈氏书棚本等中后期出版物笔划转瘦，字形略长，廖莹中刻韩、柳集清瘦而秀发。

②宋代闽本的字体也具有鲜明的特色。总的看来，它是在柳体的基础上改造而成。其大字吸收了柳体结构匀齐、用笔挺拔、笔锋鲜明的长处。但为了便于雕刻，其笔划又明显地改为横细竖粗。其小字所有笔划皆一样纤细，少有变化，虽不甚美观，却相当清晰。闽本字体仿柳公权，可对柳书《玄秘塔碑》

③蜀本的大字本与小字本的字体不同。《中国版刻图录》著录的蜀大字本《春秋经传集解》，间架开阔，点画偏肥，显得雄浑朴厚，是比较典型的颜体，而且其正文大字与注文小字字体完全一致，不像建本那样有明显的区别。而今传宋蜀广都费氏进修堂刊本《资治通鉴》，宋眉山程舍人宅刊本《东都事略》，其字体则在颜柳之间。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宋本字体并非酷肖一家，而是兼采诸家。钱基博《版本通义》云：傥有参以他种笔意者，则尤名贵。如王世贞跋元赵孟頫松雪斋班、范二《汉书》云：“有欧、柳笔法。”

就一般情况而言，元代及明初刻本字多采用赵孟頫体，但也有几点注意：一是元代初期，书法犹是宋金遗风，刻书字体近似，因此人们从字体鉴定版本时，常把元初刻本误作宋本著录。二是各地区刻本可能仍保留原有字体的风格，如元至正五年（1345）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书蔡氏传旁通》、元泰定元年（1324）麻沙吴氏友于堂刊本《新编事文类聚翰墨全书》即参有柳体特点。三是覆刻本自然保留原书字体，如相台岳氏本经注係覆刻廖莹中本，所以全作欧体。此外，元刻通俗文艺作品常有简体字。明刻本字体，大致可分为明初、明中叶、晚明三个阶段：

①明初是指正德以前的一段时期，在这一时期，字体仍宗赵孟頫。②明中叶是指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前期。关于这个时期明刻本字体，屈万里、昌彼得认为： 正德中叶以后，覆刻宋本之风渐盛。而尔时习尚，最重诗文。唐人诗集，宋时以临安陈氏书籍铺所刻最多，故正嘉间覆刻唐人诗集，率祖书棚本。书棚本字为率更体，翻刻时亦效其体，于是风气一变。正德十二年震泽王氏所刻《孙可之文集》，嘉靖间朱警所刻《唐百家诗》可证也。尔后梓人为便于施刀，渐变而成横轻竖重、板滞不灵之匠体字，即今人所谓宋体字者。始于隆、万之际，后乃通行。

③万历以后称晚明。明中叶所形成的宋体字，越变越呆板，但是由于它既呆板便于雕刻，又清晰便于阅读，所以在晚明得到了普遍采用。由中叶到晚明有部分家刻本和坊刻本以写体上版，笔意颇似董其昌，如赵均刻《玉台新咏》、金陵世德堂刻本《西游记》，继志斋刻《雷囗荐福碑》等，均显得流丽生动。

清刻本的字体沿晚明旧规多用宋体字。康熙、雍正以后，覆刻宋元本之风复盛，于是自刻诗文集喜精楷上板，这种与宋体字相对的字体在清初被称为软体字。

用字体来鉴定版本。如清钱谦益《跋坡书陶渊明集》云：“北宋刻《渊明集》十卷，文休承定为东坡书，虽未见题识，然书法雄秀，绝似司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无疑。镂版精好，精华苍老之气，凛然于行墨间，真稀世之宝也。”这是通过字体鉴定版本的例子。

版本学家常利用字体来鉴定版本，书贾也会利用字体来作伪。可见，字体虽然可能鉴定版本，但必须综合运用其它方法，如原书序跋、内容，及在版本目录中所著录的情况，或比勘别本，进行综合的考察，才能获得可靠的结论。

版本分类分组

1、宋浙本官刻

2、宋浙本坊刻本

3、宋浙本家刻本

4、宋建本

5、宋蜀刻大字本

6、宋蜀刻小字本

7、辽刻本

8、金平水本

9、蒙古本

10、元浙本西湖书院刻本

11、元浙本家刻本

12、元浙本其他书院刻本

13、元建本

14、元平水本

15、明内府刻本

16、明经厂本

17、明南监本

18、明北监本

19、明巾帕本

20、明藩府本

21、明前期建本

22、明南京坊刻本

23、明中期嘉靖本

24、明中期正德本

25、明中期隆庆本

26、明中期建本

27、明后期万历本

28、明后期天启本

29、明后期崇祯本30、明后期建本

31、明汲古阁本

32、清内府本

33、清前期武英殿本

34、清中期武英殿本

35、清中期仿宋本

36、清后期书局本

37、清后期覆宋本

38、清苏州坊刻本-扫叶山房刻本

第二篇：古籍修复浅谈

古籍修复浅谈

古籍修复是一门特殊的技艺，它不仅需要高超的技术，缜密的心思，更需要具有一定领悟和判断力。做为一名古籍修复工作者，应有医生一样的心态，破损的书籍就像病人一样。古籍字画流传至今，许多是破烂不堪，如病笃延医，医善，则随手而起，医不善，则随剂而毙。所以说，破损的古籍，如果遇不到好的技术工作者，宁可不修，也不能让人随便乱修，想做一名合格的古籍修复人员，你就得像医生一样，老老实实把病人医好，人家才会感激你，感恩你，永远不会忘记你。古籍字画遗流至今很不容易，多少代人的辛勤呵护，如果到了我们手上被毁了，所以说做古籍修复的人应持有你在做，天在看的概念。我们知道一件艺术珍品修复重裱，是要有技术熟练的人来操作才行。基本功不饶人，它也不会亏待人，这是自然法则，也就是古人说得天道。古籍修复应该是有继承，有发展。传统优势要坚持。我1977年跟随恩师毛俊义从事古籍修复工作，1979年参加文化部委托上海图书馆举办的古籍修复培训班，为期6个月。在期间，受到上海图书馆赵嘉福等老师的指导。1983年赴江西省图书馆跟张世达先生学习古籍修复6个月，多名老师的指导、教诲，使我在古籍修复的路上受益非浅。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四十余年，修复书画1万8千余册（件）。为了多修复书画，我放弃了每年的工休假，放弃午休，我深知只有多干才能多学，才有经验，才对得起培养你的老师和关心你的领导。工作中我一直告诫自己，修复千万不能出差错，一定要认真，作一名修复古籍人员，不能靠嘴，而是以修复的作品说服人。下面我就介绍一些古籍修复程序和工作经验，目的是抛砖引玉，共同探讨，为破损的珍贵书画通过修复再现其应有的价值，继续流芳百世。在修复前先把作品进行认真研究，包括书画的大致年代，材料的成分，破损的程度，前人修复用浆用料等，对修复的破损书画是洗，补，揭，托，脱酸还是用其它方法，总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配纸是修复书画的一个关键环节，几百年来造纸产地很多，造纸纺大小不一，各地造纸原材料多样。作为一个古籍修复人员，唯一的经验就是埋头大量修书，只有书籍拆开后，对着灯光、阳光照着看，反复用手摸，发现关键的地方，照下来，记录下来，类似纸张一对比，对今后配纸，纸张鉴定大有益处。平时收集有代表性的旧纸也很重要。染纸往往纸张的颜色是很难相匹的，这時就要对纸张进行染色，使之相配。染色所用材料常见有茶叶，墨，植物颜料等，做旧纸张染料我的观点是选用茶叶，加一丝墨染出的颜色十分自然。橡椀子（栗子壳）染出的效果也不错，而且还不用花钱，每年10月份后到处都有栗子壳，捡起晒干收起来，用時根据需求放到容器里煮，达到需要的色为止。做为一名修复人员，必须要有高超的染色技艺，既使有女娲补天的神功，也必须先炼取补天所用的五色彩石。染纸的方法有多种，浸染，刷染，拉染等，到底用哪个方法，无听谓，根据数量的需求而定。洗在冲洗前务必要判断书画的纸质成份，纸张的松与紧，手工纸还是机械纸，以及受损的程度，要逐一用心调理，采取多种保护措施，对于冲洗我个人认为破损书画不到万不得已不要用冲洗这到程序，虽说用沸水冲洗后作品是美观漂亮了，但是纸质更受到了大的损坏，我们知道许多珍贵的古籍，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在用纸方面无法选择，这些珍贵文物保存今天实属不易，如果一定要冲洗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修复前修复后揭一般指前人装裱过的书画，经过了若干年，作品受到了潮，霉变，虫蛀鼠咬保管不善等，这类作品必须要先揭去覆盖作品反面纸后才能修复，揭是一门细心活，书籍揭裱较容易，但字画的揭裱较为复杂，现在书画装裱常规是拓一层，覆两层。纸质也好判断，揭起来容易，先二后一就行了。但遇到古字画揭裱，就不可以一上手就揭，而是要认真研究后，备好若干套方案才可动手。首先我们对古纸研究是薄是厚，先从空白的边角下手，心中有底然后开始，手上揭、揉、搓、捻的技法运用有数，如遇到破碎酥脆的书画，就必须要在裱案上铺一层白皮纸或白绢，防止出现揭托后起不了身的危险。揭古画一定要细致耐心，因为前人用浆材料我们不清楚，经过几次修复装裱也不知道，这些只有在揭的过程中才明白，所以在揭前备好若干方案，加之你的娴熟技术就可以缓缓渐进，揭時遇到情况就可迎刃而解，作品揭裱成功后，实际上我们也从前代从事这行的前辈们身上学到了许多知识，总结一下，对今后工作十分有益。修复前修复后唐寅书画碎片修复前唐寅书画碎片修复后补修补古籍书画，首先要查看，分析原有作品的年代，材料质地等，然后选择与需修复相关的纸张材料，如纸张的厚薄，纸张纹帘的宽窄，纸张的颜色，使之相配，我七十年代跟师傅学习時，要求是很严的，不是特别腐朽纸张的书籍，补纸周边是不允许超出一根头发丝宽的，后来学修复古旧字画就更严了，修补后的地方达结之处是不照灯光，不可轻易看出。只有这样补上去的纸才能和原作合得天衣无缝，使人难以看出修复后的痕迹。这也是一个修复人员应有的基本功。修复前修复后修复前修复后拓古籍一般不主张拓，但遇到腐，脆化严重的等无法修补，不得不采用拓裱。在拓裱前一定要审视，遇到容易褪色或晕色的书籍，需要在浆糊里加些胶矾，或在容易脱色的地方在背面刷上淡淡的胶矾水，待干，然后再拓裱，这样就可以控制掉色。如遇到化学墨汁，朱砂等情况，可采用先把要拓的书籍用纸包好，然后再用塑料袋包一下，放在蒸锅里热蒸，根据情况一般水沸后约30分钟即可，蒸時人不可离开。拓裱方法有三种，直托、飞拓、复托。在这里强调一下拓裱碑帖，拓裱時要注意字迹的原有皱纹，要把每个字体刷凸突出来，以免字纹走样，切不可刷平，应是纸平而字凸出。黏结书籍的修复所谓黏结书籍，常指墓葬出土的纸质文物，因墓葬年代己久，倒塌陷落使肉体等杂物腐蚀到书籍上，书籍受到这些侵蚀天长日久黏糊一起。这类书籍现在公共图书馆己很难见到，公共图书馆保管条件好，加之几代人的修复，几乎己见不到特别严重的黏结书籍，现在要想修复这类书只有民间（因为盗墓者近年来开始关注纸质文物的价值）。举一案例：八十年代末期南京一烤鸭个体户买了银行发行的贴水债券五万元，收藏房屋的瓦下，当时住的是平房，瓦下都要铺油毛毡防漏水，多年后由于南京天气热油毡全烤化，柏油和债券黏糊在一起黑乎乎，那時五万人民币是大数额，这下把烤鸭户急得到处找人修，我馆领导知道后找到我，问能否接修。过了几天，卖烤鸭的老板带着部分债券来到南图，当年我的技术远不如现在，不敢保证质量，只能大家一起到银行和行长商量，修复后每张达到什么程度认可，银行行长说，每张债券正反达到三分之二以上就行，馆长看着我，我说前后几张没有十分把握，其它应该可以解决。（可这事到今天想起来还有点后怕，当年我才三十出头，愣头青。债券每张面值20元，共2500张，也敢接。）回来后压力大了，参阅的大量资料，揭前要做大量的试验，最后采用热蒸、水泡、冷冻、机油加热等多种方法，应该说当年使尽了所有方法，修到几天后，终于在实践中找到了很好的方法，最后2500张债券圆满修好，大家都很开心，领导把此事告诉原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江书记听了此事后，用毛笔写了“妙手回春”四个大字让领导转给我，一生中能遇到一个好领导，好伯乐不易，所以说对这样的好领导，我们一个修书匠一生的付出都难以回报。修复前修复后修复前修复前修复后脆化书的修复严重的脆化书即一碰就碎，对于这类书修补、只能先脱酸后修复，否则越修越破。其实关于书籍脱酸，对从事古籍修复的老同志来说已不是问题了，为何至今得不到推广，关键是脱出的污水一时无法解决，古籍线装书脱酸，量小污染少，而关键是大量的民国文献，机械纸浆含酸重，我曾做过试验，如同时脱几十册文献，先后估计需几吨水方可把酸脱尽，这些脱出的污水怎么处理是重要问题，我多年来咨询了很多科技公司，由于成本问题都无法推广。民国文献大量都存在酸化，确实急需脱酸处理，但民国文献的市场价值又不允许投入大量的资金去修复，简单的说，如一本民国文献200页左右，其脱酸成本超过人民币5元，市场都不接受，所以说目前珍贵的文献先处理，如想大量处理，也只能采用喷雾控制，维持现状，不再继续酸化，选用药剂，必须对人体无害，这是一个修复人员的必备品德。修复前修复中修复中修复后脱酸中脱酸后书砖、书饼的处理接到书后，不要硬揭，否则越揭越破，最后无法修复，首先慢慢地是从书背的中间先用针尖插进去，放入水中浸泡，因为书籍的中间一般纸质受侵较少，纸质较为牢固，水进去后进行热胀冷缩处理，很快书籍就可一分为二，一定要标注正、副页码，这样处理起来又快又简单，即使碰到再难黏结的书籍，也就是前后几页，稍为花点功夫修复即可。修复前修复后碎片书籍的修复当接到这类书籍时，首先准备大量纸盒，分类处理，修书的人都知道书籍的天头、地脚、中缝、后背等，按各自秩序分开装盒，如遇叠在一起的先不需分开，到时按顺序修再揭，这样不会乱，差错也克服了，如遇鼠尿等水渍差异等，也把它们归类，开始的第一页难拼，只要完成了一页，下面就简单了，拼接时，碎片一开始用稀浆粘住，浆一定一定要稀，为后面如果错了移动，揭了重新拼接，热水一浸就能移，如浆厚了揭不开，那就越修越坏了。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修复前修复中修复后以上展示的部分修复书籍，只是对关心帮助我的领导和同事们的感激，更是我从事古籍修复四十几年来对恩师的回报，作为一个手艺人、老前辈的传统，一支浆笔闯天下的精神一定要学，用修复的作品说服人，这才是一个合格的修书匠人。作者简介：杨来京，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副研究馆员

第三篇：古籍书目

【两汉魏晋南北朝小说目录】

《蜀王本纪》旧题汉

《杂事秘辛》汉·无名氏

《献帝春秋》东汉·阙名

《天禄阁外史》汉·黄宪

《汉末英雄记》魏·王粲

《博物志》西晋·张华

《九州春秋》西晋·司马彪

《汉晋春秋》东晋·习凿齿

《魏晋世语》晋·郭颁

《晋后略》西晋·荀绰

《十六国春秋别本》北魏·崔鸿

《古今注》晋·崔豹

《大业拾遗记》唐·颜师古

《列仙传》汉·刘向

《神仙传》晋·葛洪

《神异经》汉·东方朔

《笑林》三国魏·邯郸淳

《绿珠传》宋·乐史

《晋四王遗事》东晋·卢綝

《晋八王故事》东晋·卢綝

《晋阳秋》东晋·庾翼

《续晋阳秋》南朝宋·檀道鸾

《晋春秋》唐·杜延业

《晋中兴书》南朝宋·何法盛

《东宫旧事》晋·张敞

《三国典略》唐·丘悦

《晋五胡指掌》明·张大龄

《三十国春秋辑本》清·汤球

《凉州记》北凉·段龟龙

《沙州记》南朝宋·段国

《平陈记》佚名

《风土记》晋·周处

《浔阳记》东晋·张僧鉴

《三齐略记》晋·伏琛

《丹阳记》晋·山谦之

《交州记》晋·刘欣期

《永嘉郡记》南朝宋·郑辑之

《始兴记》南朝宋·王韶

《宜都记》晋·袁山松

《洛阳记》晋·陆机

《荆州记》晋·盛弘之

《南康记》晋·邓德明

《南雍州记》晋·王韶

《会稽记》晋·孔晔

《广州记》晋·顾微

《广志》晋·郭义恭

《邺中记》晋·陆翙

《关中记》晋·潘岳

《齐谐记》南朝宋·东阳无疑

《梁州记》南朝宋·刘澄之

《鄱阳记》南朝宋·刘澄之

《俗说》南朝梁·沈约

《冥通记》南朝梁·陶弘景

《高士传》晋·皇甫谧

《拾遗记》晋·王嘉

《佛国记》东晋·法显

《异苑》南朝宋·刘敬叔

《幽明录》南朝宋·刘义庆

《还冤记》北齐·颜之推

【隋唐笔记小说目录】

《梁四公记》唐·张说

《云仙杂记》唐·冯贽

《龙城录》唐·柳宗元

《启颜录》隋·侯白

《角力记》北宋·调露子

《谐谑录》唐·朱揆

《记事珠》唐·冯贽

《庐陵官下记》唐·段成式

《天坛王屋山圣迹记》唐·杜光庭

《独异志》唐·李亢

《冥报记》唐·唐临

《墉城集仙录》前蜀·杜光庭

《大业杂记》唐·杜宝

《隋遗录》唐·颜师古

《壶关录》唐·韩昱

《炀帝迷楼记》宋·佚名

《炀帝开河记》

《海山记》

《大唐创业起居注》唐·温大雅

《大唐传载》唐·佚名

《隋唐嘉话》唐·刘餗

《朝野佥载》唐·张鷟

《北里志》唐·孙棨

《次柳氏旧闻》唐·李德裕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

《高力士外传》唐·郭湜

《安禄山事迹》唐·姚汝能

《因话录》唐·赵璘

《唐国史补》唐·李肇

《广异记》唐·载孚

《帝范》唐·李世民

《臣轨》唐·武则天

《大唐新语》唐·刘肃

《五代新说》唐·徐炫

《宣室志》唐·张读

《封氏闻见记》唐·封演

《开天传信记》唐·郑棨

《桂苑丛谈》唐·冯翊子子休

《历代崇道记》唐·杜光庭

《独异志》唐·李亢

《玄怪录》唐·牛僧儒

《兼名苑》唐·僧远年

《魏郑公谏录》唐·王方庆

《耳目记》唐·张鷟

《中枢龟镜》唐·苏瑰

《定命论》唐·赵自勤

《卓异记》唐·陈翱

《尚书故实》唐·李绰

《河东记》唐·薛渔思

《会昌解颐录》唐·佚名

《刘宾客嘉话录》唐·韦绚

《唐语林》宋·王谠

《逸史》唐·卢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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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纂异记》

《集异记》唐·薛用弱

《集异记》唐·陆勋

《博异志》唐·郑还古

《松窗杂录》唐·李濬

《开元天宝遗事》五代·王仁裕

《东城老父传》唐·陈鸿祖

《云溪友议》唐·范摅

《玉泉子》唐·无名氏撰

《奉天录》唐·赵元一

《邺侯外传》唐·李繁

《常侍言旨》唐·柳珵

《新城录》唐·沈亚之

《牛羊日历》唐·刘轲

《李相国论事集》唐·李绛

《戎幕闲谈》唐·韦绚

《贾氏谈录》宋·张洎

《谭宾录》唐·唐胡璩

《来南录》唐·李翱

《柳氏叙训》唐·柳玭

《中朝故事》南唐·尉迟偓

《东观奏记》唐·裴庭裕

《金华子杂编》南唐·刘崇远

《金銮密记》唐·韩偓

《义山杂纂》唐·李商隐

《三水小牍》唐·皇甫枚

《树萱录》唐·佚名

《剧谈录》唐·康軿

《杜阳杂编》唐·苏鹗

《南楚新闻》唐·尉迟枢

《醉乡日月》唐·皇甫松

《前定录》唐·钟辂

《续前定录》唐·钟辂

《续玄怪录》唐·李复言

《幽闲鼓吹》唐·张固

《唐阙史》唐·高彦休

《广陵妖乱志》五代·郭廷诲

《神仙感遇传》前蜀·杜光庭

《酉阳杂俎》唐·段成式

《资暇集》唐·李济翁

《刊误》唐·李涪

《兼明书》唐·丘光庭

《苏氏演义》唐·苏鹗

《灌畦暇语》唐·佚名

《中华古今注》五代·马缟

《谗书》唐·罗隐

《戒子拾遗》唐·李恕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鉴诫录》后蜀·何光远

【宋元笔记小说目录】

《南北朝杂记》宋·刘敞

《三国杂事》宋·唐庚

《续世说》宋·孔平仲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

《洛阳缙绅旧闻记》宋·张齐贤

《五代史阙文》宋·王禹偁

《五代春秋》宋·尹洙

《五国故事》宋·佚名

《江南野史》宋·龙衮

《蜀梼杌》宋·张唐英

《燕翼诒谋录》宋·王栐

《湘山野录》宋·文莹

《续湘山野录》宋·文莹

《玉壶清话》宋·文莹

《闻见近录》宋·王巩

《括异志》宋·张师正

《渑水燕谈录》宋·王辟之

《靖康纪闻》宋·丁特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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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炎笔录》宋·赵鼎

《宋朝事实》宋·李攸

《宾退录》宋·赵与时

《独醒杂志》宋·曾敏行

《西夏事略》宋·王称

《读书附志》宋·赵希弁

《北狩见闻录》宋·曹勋

《武林旧事》宋·周密

《容斋随笔》宋·洪迈

《容斋续笔》宋·洪迈

《老学庵笔记》宋·陆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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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轩笔录》宋·魏泰

《温公日记》宋·司马光

《涑水记闻》宋·司马光

《默记》宋·王铚

《东斋记事》宋·范镇

《醴泉笔录》宋·江休复

《家世旧闻》宋·陆游

《铁围山丛谈》宋·蔡绦

《却扫编》宋·徐度

《清波杂志》宋·周煇

《东坡志林》宋·苏轼

《东京梦华录》宋·孟元老

《三国杂事》宋·唐庚

《南部新书》宋·钱易

《蒙鞑备录》宋·孟珙

《黑鞑事略》宋·彭大雅

徐霆注

《玉堂闲话》五代·王仁裕

《江淮异人录》宋·吴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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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备史》宋·钱俨

《江表志》宋·郑文宝

《江南馀载》南唐·佚名

《南唐近事》宋·郑文宝

《钓矶立谈》宋·史温

《稽神录》五代·徐铉

《于阗国行程记》五代·平居诲

《国老谈苑》宋·王君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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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光录》宋·龙明子

《北窗炙輠录》宋·施彦执编

《公是先生弟子记》宋·刘敞

《高斋漫录》宋·曾慥

《韩忠献公遗事》宋·强至

《游城南记》宋·张礼

《东斋记事》宋·范镇

《儒林公议》宋·田况

《醴泉笔录》宋·江休复

《吕氏杂记》宋·吕希哲

《万柳溪边旧话》宋·尤玘

《画墁录》宋·张舜民

《张太史明道杂志》宋·张耒

《晁氏客语》宋·晁说之

《谈薮》宋·庞元英

《碧云騢》宋·梅尧臣

《丽情集》宋·张君房

《赏心乐事》宋·张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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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杂记》宋·王巩

《随手杂录》宋·王巩

《闻见近录》宋·王巩

《王文正公笔录》宋·王曾

《宋景文公笔记》宋·宋祁

《丁晋公谈录》宋·丁谓

《春明退朝录》宋·宋敏求

《括异志》宋·张师正

《征南录》宋·滕元发

《温公琐语》宋·司马光

《孙公谈圃》宋·孙升

《珍席放谈》宋·高晦叟

《杨公笔录》宋·杨延龄

《春渚纪闻》宋·何薳

《道山清话》宋·无名氏

《孔氏杂说》宋·孔平仲

《谈苑》宋·孔平仲

《却扫编》宋·徐度

《清虚杂著补阙》宋·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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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岳名言》宋·米芾

《负暄野录》宋·陈槱

《张氏可书》宋·张知甫

《艮岳记》宋·张淏

《青溪寇轨》宋·方勺

《曲洧旧闻》宋·朱弁

《南窗纪谈》宋·无名氏

《邵氏闻见录》宋·邵伯温

《邵氏闻见后录》宋·邵博

《避戎嘉话》宋·石茂良

《避戎夜话》宋·石茂良

《朝野佥言》宋·佚名

《瓮中人语》宋·韦承

《开封府状》宋·佚名

《青宫译语》金·王成棣

《宋俘记》金·可恭

《昨梦录》宋·康与之

《建炎复辟记》宋·佚名

《建炎时政记》宋·李纲

《东巡记》宋·赵彦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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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诬笔录》宋·赵鼎

《亲征录》宋·周必大

《窃愤录》宋·辛弃疾

《窃愤续录》宋·辛弃疾

《南渡录》宋·辛弃疾

《采石瓜洲记》宋·蹇驹

《己酉避乱录》宋·胡舜申

《开禧德安守城录》宋·王致远

《襄阳守城录》宋·赵万年

《辛巳泣蕲录》宋·赵与｛容衣｝

《龙飞录》宋·周必大

《中兴战功录》宋·李璧

《翰苑遗事》宋·洪遵

《麟台故事》宋·程俱

《淳熙玉堂杂记》宋·周必大

《墨客挥犀》宋·彭乘

《续墨客挥犀》宋·彭乘

《鸡肋编》宋·庄绰

《钱氏私志》宋·钱世昭

《桂海虞衡志》宋·范成大

《中吴纪闻》宋·龚明之

《寓简》宋·沈作喆

《步里客谈》宋·陈长方

《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石林燕语》宋·叶梦得

《罗湖野录》宋·释晓莹

《耆旧续闻》宋·陈鹄

《西溪丛语》宋·姚宽

《老学庵续笔记》宋·陆游

《梁溪漫志》宋·费衮

《野客丛书》宋·王楙

《野老纪闻》宋·王大成

《诚斋挥麈录》宋·杨万里

《云麓漫钞》宋·赵彦卫

《二老堂杂志》宋·周必大

《挥麈前录》宋·王明清

《挥麈后录》宋·王明清

《挥麈三录》宋·王明清

《挥麈后录馀话》宋·王明清

《独醒杂志》宋·曾敏行

《鼠璞》宋·戴埴

《肯綮录》宋·赵叔问

《旧闻证误》宋·李心传

《桯史》宋·岳珂

《枫窗小牍》宋·百岁寓翁

《萤雪丛说》宋·俞成

《醉翁谈录》宋·金盈之

《对床夜语》宋·范晞文

《能改斋漫录》宋·吴曾

《深雪偶谈》宋·方岳

《藏一话腴》宋·陈郁

《鹤林玉露》宋·罗大经

《芦浦笔记》宋·刘昌诗

《西山政训》宋·真德秀

《鹤山笔录》宋·魏了翁

《密斋笔记》宋·谢采伯

《密斋续笔记》宋·谢采伯

《养疴漫笔》宋·赵溍

《朝野遗记》宋·佚名

《游宦纪闻》宋·张世南

《行营杂录》宋·赵葵

《四朝闻见录》宋·叶绍翁

《宜斋野乘》宋·吴枋

《闲窗括异志》宋·鲁应龙

《西畴老人常言》宋·何坦

《世范》宋·袁寀

《言行龟鉴》元·张光祖

《棠阴比事原编》宋·桂万荣

《棠阴比事续编》明·吴讷

《棠阴比事补编》明·吴讷

《钱塘先贤传赞》宋·袁韶

《山家清事》宋·林洪

《木笔杂抄》宋·佚名

《罗氏识遗》宋·罗璧

《昭忠录》宋·无名氏

《梦粱录》宋·吴自牧

《钱塘遗事》元·刘一清

《癸辛杂识》宋·周密

《东谷随笔》宋·李之彦

《齐东野语》宋·周密

《敬斋古今黈》元·李治

《大金吊伐录》金·佚名

《南征录汇》金·李天民

《南迁录》金·张师颜

《续夷坚志》金·元好问

《归潜志》金·刘祁

《辽志》南宋·叶隆礼

《唐才子传》元·辛文房

《南村辍耕录》元·陶宗仪

《汝南遗事》元·王鹗

《墨史》元·陆友

《辽小史》明·杨循吉

《燕北录》宋·王易

《乘轺录》宋·路振

《使辽语录》宋·陈襄

《燕魏杂记》宋·吕颐浩

《西夏纪》民国·戴锡章

《金志》元·宇文懋昭

《金小史》明·杨循吉

《虏庭事实》宋·文惟简

《北风扬沙录》元·陈准

《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宋·许亢宗

《北狩行录》宋·蔡鞗

《松漠纪闻》宋·洪皓

《揽辔录》宋·范成大

《蒙鞑备录》宋·孟珙

《黑鞑事略》宋·彭大雅

《元朝秘史》元·佚名

《圣武亲征录校注》清·王国维校注

《平宋录》元·刘敏中

《元朝征缅录》元·佚名

《拊掌录》元·元怀

《古杭杂记》元·李东有

《吴中旧事》元·陆友仁

《东南纪闻》元·佚名

《山房随笔》元·蒋正子

《山居新话》元·杨瑀

《岁华纪丽谱》元·费著

《困学斋杂录》元·鲜于枢

《湛渊静语》元·白珽

《北轩笔记》元·陈世隆

《佩韦斋辑闻》元·俞德邻

《砚北杂志》元·陆友仁

《勤有堂随录》元·陈栎

《招捕总录》元·佚名

《玉堂嘉话》元·王惲

《乐郊私语》元·姚桐寿

《至正直记》元·孔齐

《学古编》元·吾丘衍

《庶斋老学丛谈》元·盛如梓

《雪履斋笔记》元·郭翼

《学易居笔录》元·俞镇

《客杭日记》元·郭畀

《席上腐谈》元·俞琰

《日损斋笔记》元·黄溍

《遂昌杂录》元·郑元祐

《解酲语》元·李材

《青楼集》元·黄雪蓑

《春梦录》元·郑禧

《琅嬛记》元·伊世珍

《稗史集传》元·徐显

《日闻录》元·李翀

《草木子》明·叶子奇

《庚中外史》元·权衡

《庚申君遗事》清·万斯同辑

《隆平纪事》清·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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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初群雄事略》明·钱谦益

《河朔访古记》元·纳新

《长春真人西游记》元·李志常

《大理行记》元·郭松年

《安南志略》元·黎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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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故宫遗录》明·萧洵编

《凤凰台记事》明·马生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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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潢玉牒》明·无名氏

《贤识录》明·陆釴

《革除逸史》明·朱睦扌挈

《东朝纪》明·王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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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笥琐探摘抄》明·刘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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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漫抄》明·文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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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堂漫笔》明·陆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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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东园笔录三编》清·梁恭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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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工作30年总结和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工作30年总结和“十三五”展望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

（二○一七年七月）

云南是多民族多文化并生共存的省份，各族先民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历史文化，因此云南也成为了民族古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

转眼之间，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已走过30余年，在各级党委、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事业的高度重视下，云南的民族古籍工作已取得喜人成绩，主要成果如下：

一是征集、抢救、保护各民族古籍的工作持续进行，使得大批频临流失的文献古籍得以保存下来。自1999年以来，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征集了彝族、傣族、瑶族、纳西族、傈僳族、壮族文献古籍共3200余册卷，建成我国西南地区收藏各民族古籍种类最多、原件最多的民族古籍资料库，所收藏的南部方言彝文古籍堪称全球第一，收藏瑶族古籍居全国首位。至今，云南省共有61部少数民族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二是影印出版大量民族古籍珍本善本。云南少数民族古籍以种类多、历史久、载体多样而独具特色，但大多数古籍至今仍散藏于民间，损毁日益严重。为抢救保护这宗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并响应国家实施“中华古籍善本再造工程”的号召，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从2011年开始全面启动编纂出版《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100卷，至2016年底已出版彝族、傣族、傈僳族、纳西族、藏族等古籍珍本65卷。除此，云南各州、市、县也相继编纂出版古籍典藏影印版。其中文山州民宗局古籍办编纂出版了《云南文山壮族文献古籍典藏》10卷，临沧市耿马县民宗局编纂出版了《耿马傣族历史古籍典藏》。这些成果的出版为保存和再造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翻开了新的一页。

三是做好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的翻译出版工作。云南始终将翻译出版少数民族文献古籍作为工作重点，先后出版了《云南民族古籍丛书》80余部：《云南少数民族绘画典籍集成》（上、中、下）；“汉族题材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译注”系列丛书之《董永记》《唐王游地府》《白扇记》等3部；《哈尼族口传文化译注全集》30卷等。这批民族古籍的出版，为云南各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四是着力编目，推进《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编纂工作。《纳西族卷》作为全国首卷率先出版，之后又完成了《白族卷》《哈尼族卷》的编纂任务，并积极开展与兄弟省区的协作，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之《回族卷》（文书类）、《瑶族卷》《苗族卷》云南部分的统稿编审工作，为它们的顺利出版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初，省民族古籍办还召集相关负责人，签定了《傣族卷》《佤族卷》《独龙族卷》《阿昌族卷》《基诺族卷》《傈僳族卷》《布朗族卷》《傣族卷》《彝族卷》《景颇族卷》《怒族卷》《拉祜族卷》《德昂族卷》《普米族卷》等14个民族统稿编审合同，目前此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预计“十三五”期间可完稿上报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

虽然经过几代古籍人的默默奉献和努力，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综观古籍事业未来的发展，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少数民族古籍仍在不断流失，据统计，除已征集保管的之外，云南仍有7万余册卷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散存于民间，由于保管不善和无人传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古籍正不断流失。各民族口传古籍更是不容乐观，随着传承人的去世，口传古籍也随之消亡。二是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不断减少，传承水平在不断下降。如云南的普米族现保存有近千册普米族古籍，但却找不到能识读这些古籍的韩规，这些古籍正在成为无人能读的“天书”。三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日益被边缘化，少数民族古籍的文化空间也正在不断缩小……这些都给云南民族古籍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

今后的云南民族古籍工作亟待在工作机制、人才培养和传承保护等方面着力强化：

第一，完善工作机制，增加经费投入。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是一项利国利民、长期艰苦的工作，政府需要对此给予重视和支持，积极发挥主导作用，制定长期有效的工作机制及优惠政策，将古籍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并保证长期的经费支持。

第二，注重培养专业技术人才，推进古籍数字化管理和古籍修复工作。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广泛使用，古籍数字化管理，建立完备的数据库已成为现代化古籍保护的必经之路，它对及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古籍文化具有深远意义。云南作为少数民族文献古籍种类繁多、数量较大的省区，古籍修复任务相当艰巨。很多古籍因自然脆化、酸化、虫蛀而日愈损毁严重，但由于缺乏专业的古籍修复人才，只能坐视古籍的再次流失。因此，新时代古籍人才的培养不仅要立足于培养翻译、整理人才，还要结合时代与实际工作的需求，大力培养具备多学科多领域知识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第三，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传承基站，培养培训民族古籍传承人。在云南的少数民族中，仅10个民族有本民族文字文献古籍流传，其他民族虽无本民族文字文献，却有口传古籍和礼仪习俗流传。各民族历来都以重大传统礼仪习俗为载体，传承本民族文化，而这些传统礼仪习俗典籍的传承和使用者就是民族古籍传承人。从保持文化多样性和保护传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角度看，在各民族聚居地区建立少数民族古籍传承基站，培养培训一批古籍传承人，是一种促进各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有效方式。

第四，加强对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的保护和管理，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云南的少数民族古籍基本没有相对规范的传承机制，其传承“权利”主要由掌握民族古籍的民间艺人掌握使用，随意性较大，这对少数民族古籍的传承带来了极大的不利。因而，以立法的形式，建立传承人命名制度，将传承人按能力分为不同等级动态管理，必将有利于推动民族古籍的传承和传承人水平的提高。

“十三五”期间，云南主要要做好以下工作：

1、征集抢救云南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目前，我省少数民族古籍流失速度加快，除了因保存不当、无法释读等原因外，还由于地处边境，大量民族古籍向国外流失。因此，“十三五”期间，我省民族古籍征集抢救重点应该着重关注我省边境、跨境民族古籍的征集与抢救，比如：傣族、壮族、傈僳族、哈尼族、布依族等。

2、采录抢救云南少数民族口碑古籍。我省民族众多，其中还有一部分民族无本民族文字，特别是我省8个人口较少民族，在这些民族中流传着数量庞大的、主要依靠民间传承人口口相传的口碑古籍。但是由于人力、财力等各方面因素，这些流传于各民族中的优秀的口碑古籍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征集与抢救。“十三五”期间，要组织、协调相关部门与有关专家学者对我省少数民族口碑古籍进行语音收录。

3、民族古籍数字化处理。将云南省民族古籍办所藏古籍和散存于民间、无法征集的民族古籍采用翻拍方式进行数字化存档，用SOA架构设计，采用J2EE技术标准，B/S结构进行设计与开发。最终在每册古籍详细介绍的基础上，实现强大的检索功能，包括关键字检索、二次检索、高级多条件检索等多种功能，亦可通过网页幻灯片的形式实现对民族古籍原貌进行逐页浏览。使省古籍办成为拥有含古籍原件、数字化图片、影音收录等多种形式为一体的现代化资料、资源库，确保更多的正在流失的民族古籍能够得到最好的抢救保护。

4、民族古籍善本和珍本影印出版。由云南省民族古籍办组织编纂，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100卷）已列入云南世居少数民族文化精品工程项目，此套丛书目前已经完成75卷的组稿工作，“十三五”期间将完成该丛书100卷的出版工作。

5、民族古籍编目和翻译整理出版。积极完成《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云南各民族卷的编目工作。继续做好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出版工作，并加大云南人口较少民族古籍的翻译整理。

6、民族古籍传承人培训培养。与各地州县市区民族宗教局定期举办民族古籍传承人培训班，开展民族古籍传承人培训。

7、民族古籍修复。与相关机构合作进行古籍修复。同时，作为古籍专业部门，在“十三五”期间，培训、培养一批古籍修复专业人才。

人类的进步离不开对古老文明的传承，云南各少数民族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民族古籍文化遗产，不仅属于创造它的民族，不仅属于云南、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人类。抢救保护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化遗产，做好云南民族古籍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将殚精竭虑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护好民族瑰宝。

第五篇：古籍版本鉴定初探

中国藏书家张祖仁说古籍版本鉴定初探

张祖仁嗜好古籍版本线装书的收藏，已有二十年头了，购买大量的版本鉴定书籍，并参加了许多场的书籍拍卖会，我收藏了一千多册的线装书。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好的线装书我不惜重金买下，如我收藏的清同治年间汲古阁版本司马迁著《史记》，全套书残卷8册，以及清仿宋本《李太白全集》，全套书残卷4册，算是我花了400元捡漏之物。好的线装书经历史辗转相传，日积月累，保存至今已相当不容易，古籍从印刷装帧来认定，即有印本书、学本书、帛书等，所谓版本指书籍制作的各种特征的，如书写或印刷的形式、年代、版次、字体、行款、纸墨、装订、内容的增删修改以及一书在流传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录，如藏书、印证、题识、批数等，各种版本有重刻、翻刻、官刻、私刻、坊刻、初刻、石印、补板等，从现存的古籍书主要有写抄本、雕刻本和活字本，他对古籍版本的鉴定经验如下几点：

一、版本的类型：

根据时代的不同可分为：

1、唐秦子本。

2、宋本，字体多仿欧阳修、颜真卿体。

3、金元本，元体多仿赵孟书法。

4、明本，出现铜字体，全套印书籍开始出现，其中有三色、五色等。

5、清本，有内府本和殿本即武英殿本。

二、古籍版本的鉴定

1、唐、五代版本基本已不存在，能传下来的只是一些手写经卷，也早为国内外大图书馆收藏，民间很难碰见。

2、宋元版本，由于年代久远，现也十分难见，偶有出现往往是赝品，此明清冒充宋元。

3、明清版本，这是现今藏于民间的古籍版本的主体，尤以清本为多，由于总体数量并不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分书籍的价值将越来越高。

4、古籍版本流传下来的绝大部分是雕版印本、活字印本和写本、抄本都是微乎其微，偶有真品定要小心。

5、依据牌记、本记、条记鉴定版本，历代刻本，多在书前内封面刻印一页有关书名、著者、刊刻年月、雕版堂室等，说明版刻情况，称牌记。

6、依据原书序跋鉴定版本。

7、依据后人是跋识语，名家藏章来鉴定。如绘有“毛晋”“汲古主义”“开卷一乐”即为毛晋所收藏过。如嘉庆御鉴之宝，知清官传出，如铃有“益藩”“皇明守室”知为明代王府所藏。

8、依据书中讳字鉴定版本，避讳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习惯。如对皇帝的姓名避讳，以缺笔改字为手段。

9、依据书名冠词鉴定版本，如“国朝”、“皇朝”、“圣宋”、“皇元”、“大元”、“大明”、“大清”等。

10、依据书籍用纸鉴定版本，宋时期多用皮纸，其次麻纸，后期出现竹纸，元朝时期以竹纸为主，其次麻纸，后期多用麻纸，明代多用棉纸，其次竹纸，万历到清末则以竹纸为，棉纸较少，麻纸已见不到了。

11、依据书目著录鉴定版本。

12、古籍版本常见的作伪方法：（1）染纸作古，利用古纸作伪。（2）抽撤或挖改序跋、牌记、目录、卷次和部分内容等。（3）伪造藏书印鉴名家题跋。（4）伪造书名。

张祖仁说，收藏古籍要懂古籍历史文化知识，收藏者要有一定的眼力，眼力的提高需要认真学习和实践。

作者：福州收藏家福州二中张厦静

邮编：3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