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优秀员工5篇

第一篇：中国式优秀员工

《中国式优秀员工》心得体会

每位员工都渴望成为一名优秀的员工，渴望得到别人的支持和赞赏，《中国式优秀员工》为我们每一人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常言道，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才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俗的成绩。

只有用心去做好每一件事，我们工作和生活才会很愉快，而工作愉快了，就会更有工作动力，从而进入良性循环。

做事要主动，就要永远不满足于现状，只有不满足，才能产生拼搏的激情。每个老板都希望自己的员工做事主动积极，不满足现状，没有哪个老板会喜欢一个言听计从的木偶。

工作就是责任。每个人的工作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无论干什么工作，都应该做到最好。其中最重要的是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即使是辛苦枯燥的工作，也能从中感受到价值。当你对自己的工作和单位负责的时候，你就会认真对待工作，努力做到最好。当你完成使命的同时，就会发现成功之芽正在萌发。一个优秀的员工，总是主动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或自动承担责任。大多数情况下，即使没有被正式告知要对某事负责，也会努力做好。事情可以做好，也可以做坏；可以高高兴兴骄傲地做，也可以愁眉苦脸和厌恶地作。但如何去做，完全在于自己，这是一个选择问题。

如果一个人轻视自己的工作，而且做得很粗陋，那么他决不会做好，也无法发挥自己的特长。一个人如果不尊重自己的工作，不把自己的工作看成创造事业的要素，而视为衣食住行的供给者，认为工作是生活的代价，是不可避免的劳碌，这是非常低级的观念。常常抱怨工作的人，就算终其一生也难以取得成功。

优秀的员工都是具有积极思想的人。这样的员工在任何地方都能获得成功。而消极被动对待工作的人，是在工作中寻找借口的人，是不会受领导赏识的。自身的工作态度和举动，也会影响到大家对你的看法和印象，如果你经常以积极谦虚的态度请教他人，人家必然乐于倾囊相助。

做为一名优秀的员工，凡事必须要用心对待，切实做到用心做事。任何时候，只有用心，才能见微知著。不论做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之分，天分有高低之分，悟性有好坏之分，但它决定不了一个人的命运。最重要的是勤能补拙，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反之，再好的资质，不去磨炼也难成大器，即是小有成就也不会长久。

因此，优秀员工一定要热爱工作，追求卓越，以积极的心态对待工作，对待学习，对待生活。

市场科：朱玉俊

第二篇：中国式优秀员工

《中国式优秀员工》读后感

西郭庄小学

贾海玲

我有一个梦想。

梦见我有朝一日，不，就是现在，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我终于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一切，拥有整个世界。

然而，事实却总是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员工，总是员工，老板梦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日渐遥远。于是我开始随波逐流、漫不经心，曾经的梦想几近放弃。

但就在这时，学校组织学习了《中国式优秀员工》一书，我发现这本书向我们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秘密：成功的秘密、心想事成的秘密。

这秘密却并不深奥，言简意赅、清楚明了，其意义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只是，未必每个人都能做到：

提升自我品格是成功开始

如今社会已习惯于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传奇：聪明绝顶的头脑，灵光一闪的创意，如期而至的财富，都会使我们把目光集中在光环之下，而忽视了水滴石穿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可能。

《中国式优秀员工》以无数精彩案例告诉我们，员工要想获得财富和成功，必须踏踏实实从基层做起。先做优秀员工，后做优秀老总；先做薪酬不高的工作，然后才能身价百万。任何成功，都不可能一蹴而蹴，只有做好自己当前的本职工作并精益求精，才能在群体中脱颖而出。

我常抱怨岗位如同教育神经末稍，根本不必要求太高。却没有认识到，即使是再普通的工作，只要有所建树，照样能升职加薪一路顺

风。毕竟，万丈高楼平地起，任何成功，都如“滚雪球”般从小到大。

但同时，精益求精又并非独自在电脑前日以继夜。我常抱怨如老黄牛般苦干，却遇到苛刻的上司、刻薄的同事，却很少审视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学习能力”、“定位人生”、“人际交往”、“知人知心”、“团队合作”、“灵活变通”、“有效解决”等优秀员工必备的能力，引领我重新审视自己；而 “使命感”、“合理化建议”、“吃苦耐劳”、“独挡一面”、“勤于思考”、“做事到位”“公司利益第一”、“业绩说话”等“老板心目中的优秀员工”又使我体会到智慧的重要性。

原来，职场中最重要的，不是环境，也不是机遇，而是我对自己品格和思想力度的训练和提升，只有全方位提高完善自己的能力，才能从平凡走向优秀，原来，真正的好员工，不是被环境打倒，在失败中怨天尤人的“怀才不遇”者，而是能够洞察环境的本质，相时而动，实现与上司双赢的智者！

或者，这些优秀品质我现在并非一一具备，但人最容易改变的是自己，提升自我素质，实际就是走向成功的开始。

加强心灵转变是成功基石

《中国式从优秀员工》是本有着长远眼光的著作。作者没有停留在为读者提供简单的办事技巧层面，而是从人性特点出发，倡导“由内而外”的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职业态度。文字举重若轻却又直击要害，时时给我以酣畅淋漓的快感。

这种表达方式在本书后半部分体现得尤其明显。“心中有成长的

目标”、“总是乐于承担更多的责任”“带着激情去工作”“常把微笑挂在脸上”“处处为公司着想”从人性和思想的角度去探询我们的工作态度，呼唤心灵深处的转变，从而独树一职，保证了该书的深刻性和创新性。要知道：人的思维方式和概念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感知世界、指导着我们处理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我们必须对目标有着发自内心深处的理解，才能产生真正的转变。

第三篇：中国式优秀员工教育读本读后心得

《中国式优秀员工教育读本》读后心得

《中国式优秀员工教育读本》是员工从平凡走向优秀、卓越的最佳读物，它为正陷入泥潭中的职场人士指明了方向。只要你能够对照书中的指导，弥补自己的不足，就一定能成为中国式的最优秀的员工！在当前社会，如何成为一名中国式的优秀员工已经成为众多员工的心声。

书中有很多正面和反面的例子，总是给以我们深刻的教训与警醒。例如林军，原本是知名企业的佼佼者，就因为自己一时被贪欲所控制，自己的大好前程就被毁掉了。我们在替林军惋惜的同时，也应该从中吸取教训。作为一名企业的员工，不仅要勤勤恳恳的工作，更重要的是要有一颗道德心，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让自己在贪婪面前跌跤。对于金钱和权力，很多人都无法抗拒，于是贪婪欲望开始泛滥。然而古人告诉我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只是一味的用权力谋私利、用职权祸害一方，必然会导致悲惨的结局。

常言道：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只有热爱自己的工作，积极主动地学习，才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俗的成绩来。

著名哲学大师艾弥尔说：工作使人生有味！如何才能真正体味到工作的乐趣？那就是让你的价值充分发挥出来，做一个对企业有用的员工。

通过学习《中国式优秀员工教育读本》，我懂得了当我们决定做一个有用的人才的时候，那就是我们成功最大的秘诀。我要做企业最

有价值的员工，热爱我的工作，当别人不愿意做，不肯做懒得做的时候，我要把普通的一件事做得最好。也许我们被分配到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岗位，那么，就从这里出发，好好的沉淀自己，从工作中汲取到有价值的营养，厚积薄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到达终点。

艾莫老师讲：为人处事要给别人留后路，但做事业的时候，绝不能给自己留后路。当你决一死战的时候，你才能珍惜，当你珍惜的时候才能敬业，当你敬业的时候，你才能塑造你的价值。

在人力资源管理界，特别流行一个说法，即：“骑马，牵牛，赶猪，打狗”理论。人品很好，能力又很强的是千里马，我们要骑着他；人品很好但能力普通的，是老黄牛，我们要牵着他；人品、能力皆普通的，就是“猪”，我们要赶走他；人品很差，能力很强的，那是“狗”，我们要打击他。在职场上打拼的我们，一样胸怀大志，一样想成为一匹被人赏识、驰骋沙场的千里马。那么，从现在开始，把自己的姿态放下，把身架放低，让自己沉淀下来，抱着学习的态度去适应环境，接受挑战。

一位热爱工作、积极主动、具有进取心的员工，无论在何种场合，都不会被埋没，他们就像藏在布袋中的锥子，终有脱颖而出的机会。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做优秀员工，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愉悦，如果每位员工都有当优秀员工的志向的话，对我们的单位有益，对我们自身素质的提高，更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正如《把信送给加西亚》所言：年轻人所需要的不只是学习书本

知识，也不只是聆听他人的种种指导，而是更需要一种敬业精神，对上级的托嘱立即采取行动，全心全意去完成任务。

以上就是我的心得体会，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会做的更好。无论评上与否，再次感谢这次让我敞开心扉的机会。望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第四篇：中国式“守财”

“看到金子，占有金子。”

19世纪30年代，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巴尔扎克在其名着《欧也妮 葛朗台》中这样描写他的主人公。这也成为当年的人们关于“守财奴”最基本的印象。

时光穿越近两个世纪，打开国门、接轨国际的中国人纷纷涌向北上广深等大都市，追寻着梦想。但让他们疑惑的是，收入在增加、财富在增长，手里的钱包却不得不攥得更紧。

“没有什么比看好自己的钱袋子，更能带来安全感的了。”一位新生代农民工说。在工资涨幅跑不过CPI的今天，选择做一个“守财奴”，或许是老百姓最现实、最朴素、最本能、最理性的选择。

“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一直在不懈努力中，但是老百姓却依然紧捂钱包。

今天的中国人，难道都是“守财奴”？都乐意做“守财奴”？是什么粉碎了他们花钱的欲望？

什么时候，中国人才可以无所顾忌地花明天的钱，圆今天的梦？

中国式“守财”

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本刊记者 邓凌原 熊帅

掐指一算，李眉已经有5个年头没有回老家过年了。5年，连她自己都吓了一跳。

所谓老家，不是她的出生地山东，而是丈夫的家乡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村庄。

“不是不想回去，实在是回去一趟开销太大。来回车票、各处送礼、请客、压岁钱，加上给父母的钱，一个月的工资就没有了。孩子还小，南方没有暖气，万一冻病了，又是一笔开销。”

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李眉成了“恐归族”。在农村出身的婆婆眼中，她或许有点冷血，甚至有些不孝，但她宁可被误解，也要拼命捂住自己的“钱袋子”。

“我老公经常笑我是‘守财奴’，难道我真成‘守财奴’了吗？”李眉笑了笑，“生活在这座城市里，我是真的不敢花钱。”

不敢花钱的不只是李眉。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一直居世界前列。上世纪90年代初，居民储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5%以上；到2005年，中国储蓄率更是高达5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3年社会蓝皮书《201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2012年的调查中，仅有6.9%的城市家庭打算在未来一年增加家庭消费，60.5%的家庭表示2013年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这一比例较2011年同期调查的数据（52.4%）有进一步提升。

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的今天，为什么普通百姓越来越不敢花钱，人人甘当起“守财奴”呢？

一个家庭的流水账

电视剧《蜗居》中的郭海萍曾算过一笔账：“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度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电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这样的数字也时常蹦出李眉的脑海。作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在读博士，虽然学的是文科，但她对数字非常敏感。这一优点遗传自母亲。

自从2006年在北京海淀区清河附近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李眉便将孀居的母亲接来同住，帮忙打点家务。母亲有两个账本，一本放在写字台抽屉里，一本记在心上。

谈起30多年前的消费情况，李眉母亲搬出了心中的账本：“那时候物价便宜啊，肉才一块多一斤，米才两毛多一斤，我和他爸爸每个月工资加起来100多块钱，光一家四口吃饭就花掉了一大半。”剩下的工资，除去人情往来、两个孩子的零花以及孝敬父母的钱，就所剩无几了。

“那会儿存不住钱，大家都穷，有点余钱早被亲戚朋友借走了，哪里还用去银行？”

李母告诉《民生周刊》记者，她记忆中过得最丰盛的春节是在1987年。当时夫妻二人的工资已经涨到了200多元，那次过年不仅购买了酒、肉、鱼、面等各种必备食品，一家四口还做了新衣裳，给两个女儿买了鞭炮、发了红包。一个月的工资花得干干净净。

“一直到1988年，吃饭、穿衣、孩子的学费基本占了每月开销的绝大部分。”1988年，李眉的父母从单位不到30平米的筒子楼里搬了出来，在小县城的郊区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一座两层小洋楼。

“买地皮和办手续花了6000多元，各种建筑材料以及工人的工钱，大概用了一万多元吧。那时候存款不多，大部分钱是找亲戚朋友借的，房子也没怎么装修，还债还了两年，哪像现在啊，一辈子就供个房子。”

老太太一边叹息，一边翻开了抽屉里的账本。这个账本始于2002年，即李眉上大学的第三年。当时李眉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已有5000多元。在2002年4月3日的开支明细中这样写道：“给两个女儿汇款800元，花生油62元，缴纳电话费42.7元，买菜53.9元，水果10.6元，共计969.2元。”

老人说，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间，每年过年的花费几乎涨了10倍，但工资的涨幅却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就像龟兔赛跑，工资哪有房价跑得快啊。”

“对于我们那一代，吃饱、穿暖就是最大的开销，可是现在不行了，供房、供车、培养孩子、老人看病„„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手头没有点存款，连病都生不起。”老人翻着这十年的账本，感慨良多。

“花钱有理，省钱无罪”

2006年，李眉结婚一年后决定在北京买房。得知这一消息，李眉的母亲拿出老伴生前几乎所有的积蓄，给女儿付了首付。

尽管从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却并不后悔，她甚至有些庆幸幸亏买得早，2008年奥运会后，北京房价就开始飞涨。“清河的房价现在已涨至2万多元每平米，我们买的时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吓人。”

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眉不愿回老家过年了。“婆婆打电话来总是哭穷。一次说要翻修老家的猪圈，需要两万元，老公背着我偷偷寄了3万块钱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尽管事后李眉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但她依然觉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么？银行卡里没有余钱，我就觉得没有安全感。”

2009年儿子出生后，李眉辞职当起了全职妈妈，并于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释说，“学历史工作不好找，读完三年博士，也许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这一举动虽然获得了丈夫的认可，却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满。

面对并不明朗的就业前景，李眉没有想太多，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钱袋子”捂得更紧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此精打细算是不是太过俗气。但在她看来，“花钱有理，省钱无罪”，生活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是一场电影《泰囧》，看过、笑过也就散了。

小说《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临死前不肯点两茎灯草的故事人人皆知。这个不惜采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的“守财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旧参不透什么是生命中必须的，什么是附加的。李眉觉得自己也有点自虐，“结婚后我没有做过一次头发，没去过一次美容院，你信么？”

“每月4000多元的房贷，20年还清，我女婿一个月工资12000元，房贷占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钱还要吃饭、穿衣、养孩子，可不敢乱花。”母亲算得十分清楚，对于博士期间每月只有1100元生活补助的李眉来说，经济上的压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亲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养老似乎不成问题，但她的公公婆婆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如今正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的年纪。“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动的消费

李眉的母亲当了一辈子中学教师，虽已退休，却是耳聪目明，对时事十分关心。“刺激消费，拉动内需”这些新闻联播里经常出现的语句对她来说并不陌生，“说了有十来年了吧，现在还一直在强调。”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家政策开始有意识地拉动内需，将家电产业培育为第一个消费热点。当时，电视机销售进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带动家电消费市场的主力。

然而，专家渐渐发现，家电并没有使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继续膨胀下去，国民储蓄的热情反而愈加强烈。

与储蓄率上升相对的，是最终消费率的连年下降。经济学家郑新立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十二五”时期，居民消费率即使再提高10个百分点，仍低于30年前国内的消费水平。

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真的成了“守财奴”么？究竟是“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还是迫于“柴米油盐酱醋茶”外加“房子车子孩子”的现实压力呢？

云南籍北漂女孩杨畅怡说，“哪天一旦失业，如果没有存款，我在北京连一个月都坚持不住。”

身为国内某知名搜索网站的一名网页设计师，杨畅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万元之间。在她看来，这个收入只够维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还远到不了肆意消费的程度。

“尤其是买房之后，家里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杨畅怡坦言，“远在乡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结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给孩子提供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养一个孩子到他大学毕业，至少需要花费50—130万元。如果还要海外留学，没有200万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杨畅怡感慨。

李眉也认为，借助文化传统之类的说辞，只能为中国人的“不敢花钱”做出牵强的解释。居高不下的物价、房价绑架了当代人的消费力，那种“一掷千金”的潇洒与快意，只存在于“富二代”的生活里，或只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剧里聊以自慰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陈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口结构决定我国正进入一个储蓄的高峰阶段。为了应付未来可能发生的高额医疗、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数老百姓都在进行一种预期性的储蓄，这与人们的不安全感有直接关系。

“你别无选择”

作为国内专门研究投资和消费的经济学者，早在十多年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杨思群就发现了中国储蓄高增长的反常现象。

据他的调研结果显示，中国过去几年的实际利率（剔除通货膨胀率后，储户或投资者得到利息回报的真实利率）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2000年之后，很多时候都是负数的。这说明受通货膨胀影响，国民的购买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储蓄的投资收益并不理想。

“然而，许多经济数据显示，居民的储蓄却在不断增加。”杨思群解释，按照经济学的普遍规律，当利息率较低时，居民储蓄率应该呈下降趋势，因为相比储蓄，人们更愿意去消费、去投资，来获取其它的利润收益。

对于这一现象，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国经济增长靠什么》一书中分析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家庭已经达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国内又缺乏其它合适的投资项目。所以当储蓄实际回报下降时，居民只有从现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钱用于储蓄。

陈道富也认为，从居民的消费动机来看，老百姓对投资渠道的认识相对狭窄，现金储蓄、投资房产是处理余钱仅有的几种方式，这些因素都制约着居民消费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数用于购买基金外，绝大多数存入了银行。”学计算机专业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万元左右。在他看来，如要在收益与稳定之间做出选择，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为收益就意味着风险，投资随时都会失败，最后血本无归。”

对于这一点，李眉的母亲感触更深。李眉的父亲在世时，夫妻二人工资存款共结余20多万元，“基本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攒下来的。”将这笔钱存在银行里，李眉母亲觉得很不划算，“物价一天天高涨，钱越来越贬值，又没有别的投资渠道，所以我总是催着她们姐妹俩早点买房。”

一次，通过一个要好朋友介绍，李眉的父亲以民间借贷的方式将10万元存款借给了山东本地一个食品加工行业的老板，借期为1年。虽然每月可以按时拿到600元高额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过得极其忐忑，“生怕这10万块钱打了水漂，这可是我们给孩子存的买房钱啊。”到期后，尽管对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并将利息开得更高，李眉的父母还是委婉地拒绝了。

也有亲戚朋友鼓动李眉的母亲炒股，或是购买基金，但身边时常涌现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经历，让她不寒而栗。“还是把钱存在银行里踏实，此外别无选择。”

直到2006年，李眉将母亲的存款取了出来，用两代人共同的积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时也承担起为母亲养老的重担。

对于这一点，李眉不是很担心，毕竟母亲每个月都有退休金。她担心的是儿子未来的成长支出，那是压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让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敢松懈，“有一天会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李眉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眉、杨畅怡、薛同沁为化名）

“酷抠族”的低调生活

所谓“酷抠”，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

本刊记者 邓凌原

Cool carl，酷抠族，是悄然崛起于当今“族”语境下的一群时尚达人。人如其名，他们身上既有“酷”（cool）的超逸，也有“凡人”（carl）的简约。

较高的学历、体面的工作、不菲的收入、优雅的生活、时尚地节俭、理性地消费、精神高于物质„„这些打在“酷抠族”身上的烙印充分说明，在高房价、高物价时代，他们追求的是一种个性、新潮、自由的生活方式。

从“抠抠族”到“酷抠族”

“抠族”的诞生，几乎与房地产的升温、物价的上涨处于同时。2007年，从事出版工作的网友ligi，在豆瓣网上创立了第一个“抠抠族小组”，小组成员大多是和她志同道合、提倡节俭有道的同事和朋友。他们以“抠出美丽、抠出品位、抠出幸福”为目标，倡导一种健康、节约、低碳的生活理念。

一年后，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的26岁女硕士王跃（化名）申请加入“抠抠族小组”，开始在各大论坛频繁发帖，“晒”自己的省钱经历，从一名曾经的“月光族”一跃转变为时尚的“抠抠族”。

转变的原因是“毕业季的到来”。2008年，王跃在南京鼓楼区一家图书公司寻找到自己的第一份“工作”。3个月的实习期间，每月3000元的基本工资，让王跃瞬间感到入不敷出的窘迫，她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精打细算过日子”。

作为网络达人的她，很快从网页中搜罗到各种“省钱秘笈”。她曾经连续一个月在网络上“晒”出自己每天的消费明细，创下了2000元玩转云南一周的记录，引得无数网友赞叹、惊奇，被封为论坛里的“抠抠达人”。

“我们不是守财奴”，王跃在QQ对话框中飞快地打出以上几个字。如今，月入8000元的她已由“抠抠族”升级为“酷抠族”。

她告诉记者，所谓“酷抠”，从字面上理解似乎是“极端小气、极端吝啬”，但“相比‘抠抠族’，我们的省钱方式更加时尚，生活更为低调和超逸。也就是‘酷酷地抠’，把钱花到该花之处，花出质量和效益，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资源。这是一种成熟、理性的消费方式，是一种简单、真实、自由的生活方式，或许生活本该如此”。

“抠”出智慧

“能坐公交就不开车，能步行就不坐车；一张餐巾纸撕成两半用；剩菜一般不放在微波炉加热，而是放进电饭煲里，趁煮饭时‘蹭’点热；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而是让衣服自然晾干；多用飞信、电子邮件，少打手机„„”王跃告诉《民生周刊》记者，这是入门级“抠抠族”的必背口诀，而要成长为一个资深“酷抠族”，道路还很长。

2010年秋天，王跃在南京朝天宫书市认识了张路加（化名），一番交谈之后，王跃对这个穿着打扮“像极了富二代”的“酷抠男”充满了好感。

张路加学工科出身，从学校毕业后，一直奉行“低碳、环保、新节俭主义”。用王跃的话说，尽管月入过万，他依然坚持住集体宿舍；每年春节回家，他宁可与农民工兄弟挤在硬座车厢里，也舍不得买一张飞机票；他最大的兴趣是看书，但光顾的永远都是图书馆和常年打折的旧书市场„„

日常生活中，张路加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将消费支出的点点滴滴记录在手机的理财软件里，一个月统计一次。

“抠”来“抠”去，张路加的钱包鼓了起来。他没有在朋友的鼓动下买车买房，而是于2012年9月从原单位辞职，自己在鼓楼地区开了一家销售公司。

“开业之前我算了笔账，发现自己这笔钱根本不够。”一番踌躇之后，张路加发挥了他资深“酷抠族”的长处，从赶集网和58同城上淘来二手电脑和办公桌椅，自己埋头组装了几个下午，并叫来几个做设计的朋友帮忙布置了一番，一间简约而富有情趣的办公室就这样诞生了。

“那天忙完后，他没有叫我们去酒店大聚一场，而是自己下厨做了几个小菜犒劳我们，甚至连喝完啤酒的易拉罐都收集起来，说是要变废为宝，将节俭、低碳进行到底。”如今，已成为张路加妻子的王跃告诉记者，丈夫的公司春节后将正式营业，尽管资金的缺口依然很大，但对于这对资深的“酷抠族”夫妻来说，他们依然充满了信心。

“抠”出时尚

作为个性独立的80后，网友“衣袂飘飘”并不在乎别人对“酷抠族”称呼的误解。“守财奴又如何，严监生不也有善良的一面么？”她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活质量会不会因节俭而随之下降。

打开“衣袂飘飘”的微博，在标签信息一栏中，“读书、旅游、咖啡、戏剧、电影、淘宝、美食”等几个词汇立刻映入眼帘。成为“酷抠族”后，这些小资情调颇浓的兴趣爱好并没有被抛弃，反而成为她时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爱免费、爱积分、爱团购、网购、优惠券、秒杀„„这些传统“抠抠族”常用的省钱秘笈，对于 “衣袂飘飘”来说都是小儿科，她崇尚的是更为知性、前卫的省钱方式。

“衣袂飘飘”是个话剧迷，濮存昕、孟京辉、赖声川、田沁鑫„„一提起这些话剧界知名人士她就滔滔不绝。一路看涨的演出票将不少观众拒之于千里之外，但对于“酷抠族”来说并不是难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衣袂飘飘”认识了大麦戏剧的管理员“我本善良”，管理员告诉他，只要在微博上@大麦戏剧，并参与每期活动，就有机会获得免费赠送的话剧票，但观剧后必须在大麦戏剧官网上发表原创性的剧评。如果剧评写得出色，又可以获得另外的免费票。

写剧评对于文学硕士出身的“衣袂飘飘”当然不是问题，她兴致勃勃地参与了大麦戏剧的活动，并及时提交了自己精心写就的剧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成为“大麦戏剧”的长期观剧团成员之一。“几年下来，不仅省了大笔开销，我的文笔也得到了很大的锻炼，小资生活也没有改变。”

2013年，“衣袂飘飘”打算写一本关于“酷抠族”的小说。她说，在小说里，她要展现的不只是“酷抠族”的省钱理念，而是他们将节俭的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相结合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现代版“葛朗台”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

本刊记者 张子琦

葛朗台是法国作家巴尔扎特小说《人间喜剧》中的主人公。这位世界着名的“吝啬鬼先生”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半夜里把自己一人关在密室，“爱抚、欣赏他的金币，放进桶里，紧紧地箍好。”在送给为自己工作20年的仆人一块旧手表时，“好象做了一件要他的命、喝他的血、抽他的筋的决定。”

艺术源自生活，古往今来，在我们身边，都不乏带有“葛朗台”特质的人。

郭葛朗台

家住北京市房山区的郭振兴，被家人“亲切地”称呼了20多年“郭葛朗台”。

“叫就叫嘛，还是个洋名。”年轻时，对这个有些挖苦意味的外号，老郭没少和老婆生气斗嘴，但如今，这个外号让老郭十分自得，原因无他，“就是因为这么多年的节俭，我才给儿子在北京城里买上了房子。”

“别看我们夫妻俩一辈子只赚死工资，现在却在房山有3套房、2辆车。除此之外，还能给儿子在城里的房子付首付，靠的是什么？就是省！”

郭振兴是北京市农商行房山支行的一名普通员工，妻子老张在镇政府工作。虽然老郭总对儿子说，“比起还在农村种地的发小、邻居，咱家这日子过得就算可以了。”但他深知，如果走出房山这个圈儿，自己确实没有吹牛的资本。

老郭的儿子郭伟清楚记得，一次回家吃饭，老爸买菜去了一个钟头，外面还下起了毛毛细雨。正当家人为他担心的时候，老郭拎着一大袋子菜回来了。“足足5斤菜，才4块钱，又便宜又新鲜。我跟人老农砍了半天硬杀不下价来，幸亏后来下雨了，哈哈！”

老郭的单位每年都会发工作服，几年下来，夏装、秋装共攒了8套。郭伟的妻子发现，每次见到公公，他都是一水的白衬衫、西服裤子。见儿媳妇不解，老郭的爱人发话了：“别说我不给他买新衣服，你问问，他穿吗？连单位发的白衬衫他都舍不得穿新的，现在柜子里还有6套没拆封的呢。”

两张存折

“算是跟钱打了一辈子交道。”郭振兴坦言，每天面对银行里种类繁多的理财产品，自己却从没动过买基金、股票的心思。

2003年以前，郭振兴只有两张存折和一些国债券，“只有这些是最保险的。”之所以准备两张存折，是因为“一张活期，方便取用；一张死期，不到最关键的时候，坚决不能动”。而老郭大部分的工资都在这张死期存折里。

每个月看着这张死期存折的数字往上涨，似乎是老郭最满足的时候。他不抽烟、不打牌，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每天带着小狗“笨笨”出去溜一圈。

老郭的“关键时刻”在这日复一日的平静生活中来临了。2006年，妻子老张看中了房山区政府附近的一套楼房。“用存折换房子”，老郭心里不愿意。

“当时我单位差不多所有同事都在镇政府附近买了楼，唯独我们家还住在河北省边上。”老张这次没再听郭葛朗台的，她本能地意识到，如果再不出手，将来这房可能就买不起了。经过“激烈的家庭斗争”，老郭最终交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

看着自己辛苦攒下的钱只剩下小数点后两位，老郭的情绪低落了整整一年。一年后，房价开始飙升，老郭的心情也跟着“飙升了”。“那时我突然意识到，把钱放在银行吃利息，不如把钱变成房子来得‘利息’高。”

自此，老郭的人生有了新的“追求”：买房。老郭追求的方式很简单，把工资存进死期存折，攒到一定程度，就用来买房。

借钱买房

在奉行节俭的日子里，老郭逐渐成为同事和朋友羡慕的对象。如今，算上城里给儿子买的那套房，老郭已经是4套房子的主人了。看着原来大吃大喝活得甚是潇洒的同学如今为儿子结婚买房发愁，老郭就总要对儿子、儿媳讲讲自己的生存之道。

可即便如此，老郭也没敢奢求在北京城三环以内买房子，“不敢想，我再从牙缝里省钱，也不可能省出200万块钱来。”

在老郭那一代人眼里，借钱买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从村里和老爷子分家那一天起，我就没管人张口要过一分钱。我这代人都有这个思想，即便买房，也最好不拉饥荒，而且还要剩点钱，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即便在银行工作的他帮很多人办理过贷款业务，但“借钱”这两个字也从未出现在老郭的人生字典中。

2012年末，老郭的这一守财“规矩”再一次被打破。“儿子在四环边上看中了一套二手房，总价180万，这回我是真没钱了。本想着给儿子操办完婚事，我们老两口拿着50万存款游山玩水，可看着辛苦攒钱的儿子和飞涨的房价，我觉得不能再等了，贷款就贷款吧。”

于是，老郭再次清空了自己的死期存折，“50万，又变成了小数点的后两位。”在经历了最初的失落之后，拿到房屋钥匙的一刹那，老郭终于释然了，“和当年买第一套房子的感觉一样。”

如今，再也没有后顾之忧的郭振兴开始了新一轮攒钱计划，“最终目标（给儿子买婚房）完成了，动力小了不少，但还是得攒点钱，万一生病怎么办，总不能给儿女增加负担。”

然而，深谋远虑的郭振兴还是“小小挥霍”了一笔，“我前天给老婆买了一件衣服。”正说着，一直在旁边忙东忙西的老张把话接了过来，“嗯，15块钱呢。”

“不在贵贱，质量好就行呗。”郭振兴赶紧反驳道。

第五篇：中国式管理

中国式管理

1980年代，西方工商业界的警报铃声远比现在要响得多。近几年人们从美国的安然事件、欧洲的帕玛拉特事件得出的警示是，公司治理及监管制度必须改革；而当时人们却一致同意，西方企业战后的美梦结束了，因为日本企业的成功似乎势不可挡。上个世纪70、80年代，西方兴起一轮研究日本式管理的浪潮，虽然后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颓势迅速降温，但许多日本式管理已成为管理常识，譬如说愿景（ｖｉｓｉｏｎ、改善（ｋａｉｚｅｎ）、精益制造（ｌｅａｎ等。

对管理来说，这一轮日本式管理浪潮最大的贡献却不仅仅是上述的几个理念或方法，而是人们意识到，“美国并非管理思想的惟一源泉（加里·哈梅尔）。”而对日本来说，自此之后，他们才能在西方管理之外，深刻讨论与研究自身实践的优缺点。日本管理的三个主要特点终身雇佣、年资序列以及长时间工作都被广泛讨论，不断演变，虽然未被其他文化的管理所采用，但它们依然扎根在日本企业之中。

20多年来，在华人工商业社会里研究与传播“中国式管理”的台湾交通大学教授曾仕强对本报记者说，这一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我们中国人近百年来对自己没有信心，以至于家里有很好的东西却不知道用，而一直在向外企求。”曾教授讲话朴实，似乎一直在讲大白话，但他点出的常常是人人皆知却又被忽略的道理，或者是广泛流传的误解。现年70岁的曾教授很“中国”、很闲适，不似很西化的学者那种令人有点紧张的“专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而是凡事皆见管理。他说，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最早懂得把“管理生活化”的，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他对中国式管理的研究缘起于39岁时的实务上的极大挫折，当时的他拥有美国的行政管理硕士学位，头脑中也大多是西方化的看法。他说：“那一年我的情绪非常坏，因为为中国人出去办事，被中国人气得快要死掉了。”但他很快顿悟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他因而开始寻找与总结中国人“自己的一套”，把它系统化。在55岁时，他又赴英国莱斯特大学，苦读5年后，在60岁高龄取得了管理哲学博士学位。实际上，49岁时他在台湾已经是正教授了，他总结的中国式管理也已广受赞誉。曾教授说，“（我）是因为要用才去读书，目的是从西方的现代化管理来引证中国式管理的存在。”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

中国人对自己的认识常常被西方的误解所误导。曾教授在著作中举例说，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几乎每件事情，都采取个案处理的方式，有不同的答案，令人难以预料。”许多人据此认为中国人没有原则，甚至说“没有原则就是最好的原则”，但中国人实际上有原则，但“重视因时、因人、因事而做出合理的调整，既不是一成不变地死守原则，也不是随意乱变没有原则。”

中国式管理的贡献，简单地说就是变动性，或者说弹性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这很适合中国人的特性，但它已经具有通用的价值，超越了文化与传统。这是由于

不确定性和内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完全没有弹性的科学管理或制度化管理不足以适应环境的快速变迁，西方也不断出现弹性较大的管理理论，如情境领导、权变理论等等，强调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不是固守单一的方式或预先确定的制度。某种意义上，变动性谈的是管理哲学。哲学这个词常常显得深奥，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说，就是人是怎么样想的。在管理科学的一侧，没有各国管理之分，各国应该应用相同的管理科学，譬如战略工具、生产管理、营销方法等等，但因文化的差异，管理哲学有很大的差别。曾教授说，“从管理科学看，没有中国式管理；从管理哲学来看，又有中国式管理。”因此，中国式管理的贡献主要在管理思想、管理观念。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中，第一个是“太极思想”。曾教授说，“太极是一种自然流行的状态。”大禹治水重在疏导，让水按照自然的规律流动。在他看来，太极思想的关键在于，认为“本来就这样”，以“怎么样都好”的心情，用头脑仔细想想，然后看情势办事，以自然的方式自得其乐地顺势行事。

曾教授在著作中这样分析中国人自然的做事方式，“中国人做事，看起来好像不十分认真，实际上是用心而不紧张。用心去做就好了，那么紧张兮兮地做什么？”这样的做事方式，看似悠闲，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未来的工作群体可能大部分都是靠头脑中的创意与创造力完成工作。譬如对在传媒、娱乐产业、咨询服务、甚至软件设计等等行业工作的人，有时过分紧张的“专业”（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并非好事。正如最近流行的一些畅销书如《鱼》所推销的，自然、放松和快乐可能是更有效的工作方式。但种种说法中，最好的却一定是“用心而不紧张”，快乐等说法描绘的不过是表象。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二个是“把二看成三”，以突破二分法的困惑。受西方的影响，现代人思维喜欢“二分法”，把事情分成两个部分，譬如把管理分为人治、法治，认为其中一个对，而另一个不对。但这是理想状态，没有哪个组织完全是人治，也没有哪个是完全的法治，纯黑和纯白之间总有着无数种灰。

西方学术界有一种说法，“二分法是必要的罪恶。”中国式管理却是“把二看成三”，规避这种必要的罪恶仍以人治、法治来说，中国人的组织大都是“很实际地寓人治于法治”，与西方的组织相比，人治的色彩还是要浓厚一些。二分法看起来简单明了，但实践中大家都知道，“真理往往不在二者之一”。“中国人擅长把二看成三，以‘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

中国式管理贡献的主要管理观念第三个是“中庸”，中庸就是合理。曾教授认为许多人把中庸之道理解错了，他说，“以前的解释是一条道走中间，不敢偏左也不敢偏右。„„中庸之道不是走中间路线，也不是不走极端。（实际上，）中庸是该极端就极端，不该走极端就不走极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曾教授引朱子的话说，“无一事不合理，才是中庸。”他认为中庸之道应正名为“合理主义”，这样它的真正用意才更清晰。

合理化贯穿于管理的发展历程，西方的管理发展如果以最简单的方式描述，就是合理化然后制度化。但在过分制度化甚至僵化之后，回归根本，重思合理不合理是可能的解决之道。而中国式管理的关键是，管理即合理。强调合理，就带来弹性。

管理是做人做事的道理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式管理的观念贡献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对我们的管理实践有什么样的影响，也就是说，是否有效？这样，曾教授比较中美日管理，考虑中国人的特性而总结出来的管理观念就凸显出价值。

美国式管理的哲学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是集体主义，而中国是交互主义ｍｕｔｕａｌｉｓｍ）。交互主义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一切看着办。”曾教授举例道，你对我有礼貌，我没有理由对你没礼貌。“拿‘不一定’的心情，来寻找此时此地‘一定’的答案，从不一定到一定，便是中国式管理的决策过程。”他还以另一种说法总结道，“美国式管理强调专业性，重视专业知识；日本式管理关注一致性，重视团体精神，而中国式管理注重变动性，一切看情况。”

“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曾教授说，他认为管理就是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做人要排在更重要的位置。美国式管理是“我要－我成”，订立目标，拿出成果；日本式管理则是“同生－共荣”，合力追求团体的荣誉，不计较个人的荣辱；而中国式管理却是“修己－安人”。安人先修己，曾教授甚至追溯到中国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来来强调修己，他说，“中国式管理很简单，就是你先把人做好，然后才能谈管理。”

“安”是中国式管理的最终目的，曾教授认为，“安的观念长久以来影响着中国人。„„含意甚深，必须用心体会才能够明白它的用意。”有的利润让我们安，有的利润让我们不安，不安的利润不能要，这种观点和西方管理现在特别强调公司道德有点不谋而合。在更宏观的层面，经济发展后，如果制度、社会、文化等其他方面不能跟上，容易发生不安，安需要均衡发展。对于人本身来说，安的时候，中国人积极奋发，对准目标全力以赴，高高兴兴接受结果评估，共享荣誉；而不安的时候，对目标阴奉阳违，视成果评估为官样文章„„

曾教授总结，中国式管理的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这三者的关键都是人，它们主张有人才有事，事在人为，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合理地解决问题，而不是凡事“依法办理”。

实际上，中国的管理从来都是更多地以人为中心的，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以事为中心。西方管理，首先把事情分门别类分析清楚，划分不同的部门职位，然后招聘合适的人员。中国的管理也在学习西方的这种方式，也显示出效果，但在最本质上，中国管理依然是“因人设事”。曾教授举例说，中国人开始做事常常采取大家一起来的方式，没有分工、没有职位，让大家在这种含混不清的情况下展示个人的特性与才能，再因人设事，建立初步的组织架构。经常的情况是，有两个人适合当主管时，先分成两个单位，等到有第三个人具有担任主管的能力时，再变成三个单位。

但是，没有人会承认他们所做的是“因人设事”，因为它违背了西方管理中的“正确的原则”。在我们的实践中，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譬如在绩效考评时往往表面上大家相互差不多，而在暗地里或奖励先进，或教导惩戒业绩不佳者。这至少和两个“正确”的管理原则相违背：公平和透明。但是，正如我们所知的，公平和透明可能有效，但我们不明说的方式也常常有效，甚至效果更好。摒弃成见，仔细研究，我们也会发现这些

做法很合理。

直到现在，遇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想的是，这种方式不符合“正确”的管理原则，必须尽快加以改变。曾教授在另一场景下提出的问题可能同样适合这个场景：“现在我们经济发展恢复自信心，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

曾教授说，西方管理学界被误解最深、最无奈的人是泰勒，他被尊称为科学管理之父，但他讲的实际上是管理哲学，泰勒曾写道，管理不是技术，管理不是工具，管理是哲学。他认为，现在我们学西方管理学不好，正是因为“我们把管理当工具、当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