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会共治迸发新的治理模式

第一篇：以社会共治迸发新的治理模式

以社会共治迸发新的治理模式

——纪念枫桥经验55周年

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就从未离开人们的视线。而如今的中国社会，正大跨步走在发展和改革的加速道上，于是我们思索：是否可以摸索出更与时俱进的方式解决当下的群众问题。

在诸暨市江藻镇上，有一个“詹大姐帮忙团”，专门为群众解决问题。而詹萍就是其中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位做了27年计生工作的省优秀共产党员，这是一位天天走进家家户户嘘寒问暖的驻村干部。她熟悉村民们，村民们也熟悉她。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第一反应就是“找詹萍”；镇村干部也喜欢找她，村里的人际圈和民情没有詹萍不了解的。毫无疑问，这正是能够解决群众问题的好榜样、好示范。于是江藻镇政府将一些退休干部和志愿者加入进来，同时特地为詹萍腾出一间房作为“詹大姐帮忙团”调解室。让“詹大姐帮忙团”发挥更好的作用。

鲁迅先生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需要有一批为民请命的“英雄”。以詹萍事迹向外延伸，我们可以想到，以枫桥经验的传统做法为契机，打造社会治理的新模式去解决困难点。这不仅仅包含政府引导的主推力，更应该从社会各个方面寻求治理的力量。以传统 “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枫桥经验进行传承，助推全社会共治解决现金更复杂、更多变、更多态的矛盾形式。

形成互联网+时代的群策群力。以市场为主要力量，打造新型网络化解决问题新方案。互联网经济时代，每个个体都是发声器，每个个人都是自媒体。因此表达意见更加多元化，表达渠道更加多样化，表达方式更加多维化。解决矛盾从互联网提出问题一端向解决问题另一端直接传输，实现解决矛盾的“群众少跑腿、零跑腿”。通过市场制作APP、网络客户端等方式让群众通过多对一上报问题，集中收集，集中处理。同时客户端应予以设计专业评论区、评分区等，以群众建议、专人反馈等多方面解决方法完善矛盾刚好解决方式。

多跑腿、多聆听的共同参与。互联网是冰冷的硬件载体，而能感动和被感动的说到底还是人。只有既重视硬件建设又重视软件建设，既跟上与时俱进步伐又保持传统优良，才能解决矛盾根本所在。因地制宜地效仿一些像詹萍大姐这样的村民中的领军人物，多一些重视小纠纷小矛盾的人才不会酿成大问题。选出一些代表乡镇进行试点，通过民意选出一些志愿者们，定期更换流动，让村民共治来解决矛盾，共同镇乡建设增添一抹亮色。

政府引导建设的平安中国示范区。无论是启动互联网的新型模式，还是选取适合社会志愿者的亲情加盟，终究是少不了需要促成、引导、管理的政府一方。新的社会矛盾不断涌现、社会冲突日益增加，难免出现“跟不上”、“不会做”的情况，关键就在于正视现实，把问题一个个捋清楚，寻找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然后放到城市综合治理的大盘子里来统筹考量。不要想着一招鲜吃遍天，该借助社会力量时也不要大包大揽，可以寻求社会共治让管理跟得上新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没有意识到的风险是最大的风险”。因此时时需要在网络中进行监管，在社会力量中进行监督。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建立基本公共法律服务提供机制，完备的法律服务体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市的必备要素。同时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在人民调解中更加注重服务群众，而且需要更加注重依法调解。

我们纪念枫桥经验55周年，更多地不是为了回忆昨天，而是为了面向明天。小小的枫桥镇因为枫桥经验而成名，枫桥经验的出现解决基层群众最迫切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呼唤新的治理模式，打造新一级经验产生。正如当下中国的供给侧改革，通过供给新的方法来满足百姓的最新需求。我们希望并且也已经看到了曙光：基层治理方式正发生着深刻变化，城乡差别正越来越小……见证着一个大国深化改革增进人民获得感的决心与信心！

2017年8月5日

第二篇：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教育治理：以共治求善治

教育治理是指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利益群体和公民个体，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管理教育公共事务的过程。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即“共治”。共治是路径，善治是目标。善治的要素包括治理的有效性、回应性、稳定性，以及参与、公正、廉洁、透明、问责等。而善治本身也不是目的，善治最后的目标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教育之善治的最后目标是办成“好教育”，好教育或者“善教”意味着教育领域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共治并不必然带来善治，但没有共治必然没有善治，共治所具有的内在优势有助于达成善治。

在我国，治理和教育治理已经具有一定的政策基础、实践基础、研究基础，推进教育治理与过去教育改革思路一脉相承，与简政放权、教育行政职能转变、建设现代学校制度等是一致的，是对一直在进行的教育管理改革的深化。本文将对教育治理的特征、背景、价值目标、体系建构等予以探讨。

一、教育治理的特征与背景

相对于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教育行政管理，教育治理有其显著优势——能更好地应对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教育管理变革提出的挑战。

（一）教育治理的优越性

教育治理的突出特征是多主体参与的合作管理、共同管理、共同治理。参与管理的主体已经不只是政府部门，而是包括各种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私人部门、公民个人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不是作为单一主体的政府的统治和管理，而是多元主体参与的民主化管理。

治理与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不同，二者虽非截然对立，但至少有如下显著区别。一是主体不同。政府管理的主体只是政府，而治理的主体还包括社会组织乃至个人。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不再只是治理的主体，而且也是被治理的对象；社会不再只是被治理的对象，也是治理的主体。二是权源不同。政府的管理权来自权力机关的授权，尽管权力机关授权从根本上说是人民授权，但人民授权毕竟是间接的。而治理权当中的相当一部分由人民直接行使，这便是所谓的自治、共治。三是运作不同。单一主体的政府管理的运作模式是单向的、强制的、刚性的，因而管理行为的合法性常受质疑，其有效性常难保证。治理的运作模式是复合的、合作的、包容的，治理行为的合理性受到更多重视，其有效性大大增加。

教育治理是对传统教育管理方式的超越，是教育管理民主化的集中体现，是教育管理的现代形态。因此，教育治理与教育管理并不是对立关系，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高级形态。不能用“教育治理”的概念否定和取代“教育管理”的概念。

教育治理的优越性在于多元主体的民主参与。在教育治理的框架下，各种不同的教育利益诉求能得到充分表达，教育决策、教育政策与教育立法得到充分讨论与论证，并从政治生态上消除了人治显性或者隐性存在的可能性。因此，教育治理具有显著的民主化、法治化、理性化（科学化）特征，是教育管理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在教育治理体系中，国家机关、社会、公民不是对立对抗关系，而是致力于共赢善治的联动合作关系。

教育治理所具有的优越性，是教育治理兴起的逻辑前提。而社会发展、教育发展的新变化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则是教育治理兴起的现实基础。

（二）教育治理的国际背景

自世界银行1989 年在讨论非洲发展问题时首次提出“治理危机” 以来，“治理”这个概念在国际学术界很快就流行开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治理的著述大量涌现，治理理论成为当代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中的显学。

治理的兴起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西方福利国家出现政府管理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民族国家内部，政府被视为“超级保姆”，职能扩张、机构臃肿、服务低劣、效率低下，财政危机遍布各国，社会分裂和文化分裂同时出现。在这样的背景下，治理作为一种既重视发挥政府的功能，又重视社会组织群体势力相互合作、共同管理的方式和理念登上了历史舞台。二是与市场和调节机制发生危机有关。市场机制在发展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的同时，也会产生分配不公、外部化、失业、市场垄断等失灵现象。因此，社会急需新的调节机制。这个新的调节机制就是治理机制。“单纯的市场手段和单纯的积极干预都不能实现对社会资源配置的高效率，治理就被认为是对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重要机制。”社会组织的迅速发展也为多元治理的全面运作提供了动力基础和体制化支援。

单一依靠政府或者市场都不能带来善治。治理的兴起是为了缓和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与相对集中的公共权力之间的矛盾，治理试图重新配置公共权力，通过向社会组织、私营部门等开放权力的方式提高国家管理的弹性与韧性。治理理论的魅力不仅在于其将民主、参与、协商、分权、责任、人权、平等、合作等诸多美好的价值融入其中，而且在实践过程中展现出其相对于垂直统治的巨大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国家管理的成本与风险。因此，治理理论和实践不仅被西方发达国家所推崇，且被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国际组织系统总结并向发展中国家推广。

教育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必然会受到国家治理变革浪潮的影响。但教育治理的兴起，并非只是跟在一般治理变革之后亦步亦趋的结果。教育治理有其自身特性与相对独立性。从国际上看，教育中的政府单一管理与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亦即教育管理中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是促使教育治理勃兴的现实原因。

我国的教育管理和教育治理，也受到国际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影响。在我国，倡导教育治理，主要基于我国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对于教育管理的挑战。

（三）教育治理的国内背景

西方发达社会的治理和教育治理，是建立在尽管政府发育（现代科层制）和市场发育（市场经济）都比较成熟但却“双重失灵”的基础上的。中国的治理土壤显然不同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现代科层制和市场经济都不成熟，因此，我国教育治理的制度基础、目标设定、路径选择等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异。因此，在扩大微观教育领域基层参与式民主的同时，还要致力于建设现代科层制政府、完善教育行政机构与职能，以及更好地规范市场并促进市场健康发育。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我国教育的促进人的发展及促进社会发展的能力亟待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教育管理中也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政府在教育管理中越位、缺位和错位严重，学校办学活力不足，利益相关者参与管理不够等。我国已有的教育管理体制机制不足以解决现存的教育问题，教育管理改革势在必行，政府教育行政职能亟待转变。

现存问题迫使我们对传统的政府理论进行反思，并对政府角色重新定位。应该认识到，政府并不是唯一的权力中心，政府不是全能者，不应该垄断对教育的管理权，应与社会、学校合理分权，只保留对教育事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重要事项的决策权和控制权，把原先由它独立承担的一些责任转移给社会和学校，变强势政府对学校的单边管理为政府、社区（家长）共同参与的多边管理和共同治理。因此，教育治理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突破口，以构建政府、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为核心内容，旨在形成政府宏观管理、学校自主办学、社会广泛参与的格局，更好地调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激发每个学校的活力，发挥全社会的作用。

二、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能够为多元主体之共治提供方向和指针，化解在改革过程中一些主体所感到的迷茫、混乱和失落，使多元主体从中获得方向感、认同感和归宿感。概言之，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是办成“好教育”，使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亦即，使内在于又超越于多元主体利益之上的学生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以及社会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能得到最大化的实现。本质上是要求捍卫教育的公共性与公益性，解决教育中的公共利益被蚕食和侵蚀这一现实问题。例如，“应试教育”损害学生身心健康，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严重损害公共利益，需要大力治理。

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在于形成“高效、公平、自由、有序的新教育格局”，其中，“高效”包括高效能和高效率。教育治理的价值目标包括：教育效能、教育自由、教育公平、教育效率、教育秩序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好教育”的具体表征，是保证教育领域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教育治理能力大小、教育善治与否的最终标准。

（一）教育治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提高教育效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效能是指教育目的的达成度，达成度越高教育效能越高。教育效能高低取决于教育对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贡献。现代教育要为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教育通过促进学生个人的发展，如就业能力、民主素养的提高等，促进社会的发展。教育效能的实质是教育质量问题。教育治理以教育效能和教育公平为根本价值目标，旨在解决突出问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促进教育的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

只有优质公平的教育，才能体现学生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需求和长远需求，才能保障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分数挂帅的“应试教育”，导致学生片面发展，顶多只是代表着学生和家长的眼前利益；城乡间、区域间、学校间差距甚大的非公平教育，只是让部分人享受良好教育，显然没有代表全体人民的普遍利益。

教育治理的意义在于，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使治理主体提高认知能力，明确教育质量目标，达成共识。特别是，要使学生和家长认识到：只有素质教育才能提高家庭的预期教育收益，才符合自身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从而动员、协同多种因素，提高教育质量。同时，教育治理通过建构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利益表达平台和决策参与渠道，使各主体特别是弱势群体能充分表达其利益诉求，遏制因公共权力的异化与弱化、权力与资本的结盟对弱势群体受教育权益的侵害，使均等教育公共服务的提供成为可能，促进教育公平。

教育治理能有效增强对于教育质量和公平问题的回应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完善质量保障和公平保障机制，建立问责制，不断提升教育质量与公平的水平。

（二）教育治理的重点目标与现实切入点：促进教育自由，增强教育活力

现代教育应该是自由的教育。教育自由是指教育主体在教育活动中所享有的自由权利。教育自由主要包括：学生受教育的选择自由权、学习自由权、表达自由权，教师的教学自由、学术自由权，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必要的裁量自由权等。没有这些教育自由，教育中的各主体就很难发挥积极性、自主性、创造性，教育就没有生机与活力，教育质量与公平的目标就难以实现。教育治理应该积极维护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本身体现了教育管理的民主性，体现出“管理的自由”，一些主体尤其是弱势主体可以在多元治理体系中自由表达其利益诉求并行使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进而有助于制约行政权力的越位和错位，有助于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学生、教师和学校的法定权利与自由。治理中一些主体所享有的参与权利，可以用来有效保护自身的实体性教育权利与教育自由，可以用来遏制行政权力的滥用。简言之，治理中的权利可以保护其他权利并制约行政权力，“教育治理中的自由”可以带来更多的“教育自由”。

教育治理的目的不是束缚人、压制人，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体现自由、扩大自由、发展自由、保护自由。

（三）教育治理的底线目标：提高教育效率，形成教育新秩序

教育效率是指教育资源投入与教育产出的关系。教育资源总是稀缺和短缺的，资源的合理利用有赖于有效的管理，提高教育效率是教育管理或者教育治理的重要追求。

教育秩序是一定的教育行为方式的固定形式，是对教育行为的偶然性、任意性、情绪化的超越和否定。教育秩序包括：教育教学秩序、教育从业者工作秩序、教育管理秩序等。没有这些秩序，教育工作无从开展。教育治理的初级价值或者说基础性目标就是定分止争，规范教育行为，为教育带来秩序。

教育效能（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公平、自由这几个价值目标，具有明确伦理导向，本身就具有正面价值，值得期许和追求。相对而言，教育效率和教育秩序两个目标是价值中立性的。教育效率和秩序，有正向的也有负向的。例如，某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考试技能方面能做到多快好省、很有效率，而一些学校在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方面卓有成效；某些学校内部管理中的专制高压带来了死气沉沉的“秩序”，而另一些学校的民主参与带来了充满活力的秩序。教育治理所追求的无疑是正向的教育效率和秩序，而教育治理本身所具有的民主化、科学化特征，使得这种正向追求更易于实现。但教育治理本身由于多元主体的参与，容易导致“管理”本身的低效和无序。在教育治理体系建构的初级阶段尤其如此。相对于已有教育管理体制而言，会有一定的甚至较多的效率与秩序损耗。在本质上，这个问题涉及民主与效率和秩序的关系。在传统意义上，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需要更多的沟通、协商，决策过程更为漫长；从管理本身看，是缺乏管理效率的，远不如个人决断来得快。但民主是一种理性化、制度化的纠错机制，它有助于达成共识、形成科学决策，从而有利于决策的执行，并最终带来教育的“长期效率”，即反映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需求，反映公平诉求的效率，即与教育效能、教育公平相一致的教育效率。

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秩序，不是高压形成的，或者不求进取的“消极教育秩序”，而是自由公平、充满活力、促进发展的“积极教育秩序”。不能因为追求秩序而牺牲学生的发展和学校的自主，牺牲教育的公平和质量。当前，需要特别关注和处理好“秩序与发展”的关系。与传统的管理和统治相比，治理的目标将不再仅以防范和消弭矛盾、维护秩序为首要任务，而是要致力于实现“秩序”与“发展”主题的对接。［8］

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

教育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教育治理能力的提升，善治的达成，这些均有赖于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推进教育治理，关键是完善教育治理体系。［9］

教育治理体系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教育治理主体是谁，教育治理主体之间是什么关系。关系是指教育治理主体间的、在治理中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力责任关系。教育治理体系建构，既包括治理主体的结构变化，也包括主体间关系的制度安排。结构体系与规则体系共同构成了治理体系，结构驱动与规则驱动是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两条线路。

教育治理是共治主体依据规则开展的教育管理活动，涉及管理的多主体、多层级、多因素、多环节。多主体包括政府、学校、社会组织以及教师、学生、家长等公民个体；多层级包括中央政府、多级地方政府、学校、班级等多个管理层次；多因素包括教育规划、课程管理、教学管理、经费管理、人员管理、质量保障、督导评价等多项管理内容；多环节包括计划、决策、执行、控制等多个管理流程。可见，教育治理体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管理体系，既涉及纵向与横向，也涉及宏观与微观。但其核心是哪些主体能参与治理，以及参与治理的多个主体在哪个管理层级上、在哪些管理内容上、在哪些管理环节上具有决策权。

建构教育治理体系的关键是参与权、决策权的结构性调整。除政府外，有更多的主体参与治理，这些主体在更多的管理事务上有更高程度的决策权。这意味着政府必须向其他主体分权。在教育治理体系的建构中，必需的分权与必要的集权并不冲突，分权与集权是同步互补的双重变奏，都有助于善治。

当前，我国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参与不够，学校办学自主权不够，政府宏观管理能力不足，学校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既需要政府分权，也需要集权；既需要学校自治，也需要学校内部的分权共治。

（一）教育治理中的政府分权

分权包括政府内部分权和政府向外部分权。前者主要指高层级政府向低层级政府的分权，特别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后者主要指政府向学校、社会和市场的分权。我国教育治理变革中的分权，主要指后者。

共治必然导致分权，原来政府作为单一管理主体所拥有的教育管理权力，要分解和转移给参与共同治理的多元主体。这种分权主要包括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向社会组织“转移”权力、向市场“转移”权力。这三者意味着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

1.政府向学校“下放”权力

学校成为自主办学的权力主体。给学校自主权，实质上，是要求进行校本管理，是“以基层为本的管理”这一大趋势的反映。以基层为本的管理，本质上，要求把决策权下放给基层，这样做的理由在于基层更了解实际情况，能更有效率地迅速做出反应。给学校自主权，就是让学校摆脱对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社会监督”的机制，凸显学校的主体性，增进学校办学的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教育需求，促进学生的发展。［10］

2.政府向各类社会组织“转移”权力

由于政府失灵的存在，社会组织作为一种中间调节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很好地弥补政府的不足，充当宏观国家和微观社会之间的一个中观协调角色，在利益表达、利益分配、社会纠偏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教育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完善教育中介组织的准入、资助、监管和行业自律制度。积极发挥行业协会、专业学会、基金会等各类社会组织在教育公共治理中的作用。”

3.政府向市场“转移”权力

市场机制有时能够发挥政府不能发挥的作用。例如教育券、择校等市场机制，在一些地区对于提高教育效率就具有明显效果，因为这些机制促进了学校之间的竞争，而竞争带来了办学质量的提升。另外，在土建、仪器设备购买、图书采购中，实行严格的监理制度、招投标制度，也是对市场机制的引入，成效显著。［11］

（二）教育治理体系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与教育治理中的政府集权

共同治理是否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削弱、衰退甚至退出呢？回答是否定的。

在多方共同治理的体制中，政府依然发挥主导作用，政府充当的是“元治理”的角色。在社会管理网络中，政府被视为“同辈中的长者”，它虽不具有最高绝对权威，却承担着确定教育发展方向、目标、标准的重任，为多方主体参与管理提供共同的行动目标和行为准则。［12］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长期计划体制导致的学校自主管理、自主发展能力较弱，由于市场、公民社会和中介组织发育相对不成熟，就更加需要发挥政府在多方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以有效解决多元主体的利益分歧和目标分化，以及治理活动的碎片化和不可持续等问题。“在所有权力主体中，任何其他权力主体均不足以与政府相提并论。政府对人类实现善治仍然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善政是通向善治的关键，欲达到善治，首先必须实现善政。”［13］

就像善治的前提是完善治理体系一样，教育善政的前提是完善教育行政体系，即优化配置教育行政权力。配置包括纵向配置和横向配置两种形式。纵向配置是指各层级的教育行政机关权力的划分，即权力的垂直性分割；横向配置是指与教育行政机关同一层级的行政机关，以及教育行政机关内部的各类机构的权力划分，即权力的水平性分割。

优化配置不只是分权，也包括集权。集权同分权一样，是完善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其重要性甚至优先于分权。［14］集权是提升治理能力、达于善治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尤其如此。在中国语境下，教育治理不仅有充分释放社会活力、限制政府不当干预的意义，还有如何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宏观调控的问题。当前，我国教育宏观调控体系仍未定型，调控实践面临诸多矛盾，需要政府适度集权以克服教育改革分散化、碎片化的问题。在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之时，只要分权不要集权，只要分化不要整合，无疑是一剂“毒药”。

集权是指某些教育行政权力的集中和强化。集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种。在纵向集权方面，主要是加大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统筹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力度。当前，中央政府要站在国家发展、国际竞争的战略高度，前瞻性地统一领导和管理国家教育事业，制定发展规划、方针政策和基本标准，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和区域布局。省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区域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统筹：统筹管理义务教育，促进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学校合理分布，促进省域内职业教育协调发展和资源共享，合理设置和调整高等学校及学科、专业布局；并积极统筹推进教育综合改革，促进教育区域协作，提高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在横向集权方面，需要合理划分同一行政层级中教育行政部门与人事行政部门、党务组织部门、财政部门间的权责，加大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统筹教育发展的权限，使事权、财权、人事权相对集中于教育行政机关，尤其是加大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即国家教育部对于同一行政层级的相关部委的统筹能力。

经过上述分权和集权改革之后，政府宏观层面的教育治理体系将趋于完善。

（三）学校自治与学校内部分权共治

同相对宏观的政府教育治理一样，相对微观的学校内部治理也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其实质是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其要点有二：一是强调自治，二是强调共治。

学校自治是指，构建新型政校关系，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政府简政放权，改变直接管理学校的单一方式，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切实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使学校真正成为独立办学主体，能够自主管理、自主办学。学校自治、学校办学自主权源自政府向学校的分权，但就教育善治而言，政府分权到学校层面还不够，某些学校可能会截留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新增权力，学校管理甚至会更加专断。因此，在学校内部需要“二次分权”，把政府下放给学校的权力进一步下放给教师、学生、家长等主体，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实行分权共治。

学校分权共治是指多元主体对于学校内部事务的共同治理和民主管理。学校内部管理机构、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组织、专家学者都可以成为学校治理的主体。学校的分权共治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完善集体决策制度

健全校内集体决策规则，完善决策程序，推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避免个人专断。凡是有关学校发展方向、基本建设、重大教育教学改革和师生切身利益的事项，要充分听取利益相关者和专业机构的意见，要进行可行性评估，要进行集体决策。

2.健全师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健全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和参与学校管理的作用。扩大教职工对学校领导和管理部门的评议权、考核权。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要积极拓展学生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渠道，改革完善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落实学生的民主选举权、自主决策权；制定学生管理或者涉及学生利益的管理规定，要充分征求学生意见。积极探索师生代表参与学校决策机构的机制。

3.建立健全家长参与学校治理的制度

完善中小学家长委员会制度，通过班级和学校两级家长委员会，使家长参与学校管理、监督学校管理，促进家校合作。家长委员会成员由家长民主选举产生。学校实施采购校服、订购教辅材料、组织活动、代收费用等直接涉及学生个体利益的活动，一般应由学校或者教师提出建议和选择方案，并做出相应说明，提交家长委员会做出决定。

教育治理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同治理，民主化是其精髓。在教育治理中，民主既是目标，也是手段。我们坚信民主的力量，民主会带来好治理（善治），会带来好教育。

第三篇：“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十九大回声|专家谈】“共建共治共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点赞十九大”系列评论（10）法制网特约评论员 周望

为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新特点和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相较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增加了“共治”提法，丰富了社会治理的内涵。报告还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法治社会基本建成”，“现代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社会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明确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美好前景。可以看出，十九大报告中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相关论述，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纲领，指明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方向、任务和实现路径。完善社会治理机制体制

完善的社会治理体制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是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发展要求的社会治理体制，契合不同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本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必然要求坚持党的领导，要善于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政府在我国社会治理中具有显著优势，比如组织动员优势、资源配置优势、协调执行优势等。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离不开政府的作用。2016年3月23日，中办、国办印发的《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明确“各地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第一责任人”；此后，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社会治理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及时研究解决重大问题。

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并不是说党委政府大包大揽，这与社会治理的实质是背道而驰的。社会治理意味着在发挥党委、政府作用的同时，也要发挥社会和公众的作用，形成公共权力和社会力量的协同治理。随着社会的进步、技术的变革和权利意识的增长，社会组织（包括企业组织）和公众在公共事务和社会治理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组织和公众既是社会治理的成果享有者，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如何发挥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作用，从传统的“强政府、弱社会”走向“强政府、强社会”，是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关键之所在，潜力之所在，也是难题之所在。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是社会治理最可靠的长效机制。发挥法治的保障作用，一要完善社会治理领域立法；二要依法治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防止因不依法办事、侵犯群众合法权益而引发社会矛盾；三要健全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四要培育法治生活方式，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和自觉行动。

提高社会治理“四化”水平

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和发展趋势。

“四化”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过程。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社会治理”理念以后，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2017年“两会”期间，习近平同志在上海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2016年10月，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新工作会议召开之际，习近平同志作出重要指示，提出“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2017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表彰大会提出“推进社会治理系统化、科学化、智能化、法治化”。十九大报告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概括为“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四个方面，要求“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需要指出，这一表述并不是对精细化、系统化、科学化等其他内涵的否定或排除。

社会治理社会化意味着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共同参与，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优势互补和良性互动。当今社会，已经不可能仅仅依靠单一力量就能治理好。而这正是社会治理价值之所在，因为社会治理的实质就是多元社会主体的共建共治，进而达致政府与社会的最佳状态、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是善治。社会治理法治化意味着把社会治理各项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社会治理难题。这既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为在新时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社会治理智能化意味着科技与社会治理的深度融合，善于运用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破解社会治理难题，提高社会治理的预见性、精准性、高效性。社会治理专业化意味着尊重社会运行规律和治理规律，善于运用专业的队伍、专业的方法、专业的精神提升社会治理效能。这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社会矛盾和问题趋向复杂化的必然要求。注重社会治理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具有时代特征的社会治理体系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体系不断完善，一系列基础性制度先后建立。但是，制度建设仍然任重道远。根据十九大的部署，要特别注重以下治理机制和治理体系建设：其一，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机制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如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健全利益表达、利益协调、利益保护机制，完善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其二，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弘扬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思想，完善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的发生，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其三，加快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打击和惩治黄赌毒黑拐骗等违法犯罪活动，保护人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其四，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其五，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其六，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村稳则天下安”，要立足“三农”基本国情，发挥乡（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农村和谐稳定，夯实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基础。综上，我国的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共建共治共享的现代化。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和社会治理体系，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作者系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立法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

第四篇：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1

一、扎实抓好党建的基础工作

通过学习教育，使党员素质能够明显提高，干部作风进一步转变，使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

（一）加强党员干部队伍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三会一课”制度。完善组织生活，保证在职党员100%参加组织生活，离退休党员每半年参加一次。

（二）抓好专题学习教育。在全局党员干部中组织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专题学习教育活动。围绕“严明政治纪律、严守政治规矩”的主题，通过开展集中教育活动，引导全局党员干部掌握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的基本内涵和基本要求，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按照上级统一部署，扎实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三）新形势下的机关党建研究工作，紧密结合热点、难点和县委中心任务，结合单位实际，开展多种形式的调研活动，不断推进机关党建科学化水平。每个党支部要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活动，每年保质保量完成一篇调研文章。

二、切实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不断创新方法，通过培训、座谈、组织参观等多形式、多渠道抓好党员学习、教育、锻炼，努力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一）进一步抓组织健全。加强“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党组织建设。在加强党员干部学习的同时，全面打造服务型党组织。进一步规范组织管理和党务工作程序，提高党务工作者做好党务工作的能力。

（二）进一步抓党员发展。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切入点，规范发展党员各项制度，严格按组织程序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做到有计划、有步骤。20xx年继续抓好入党积极分子选拔培育，计划培养1名入党积极分子，并对入党积极分子实行动态管理，同时按期做好1名预备党员的转正工作，努力把先进分子吸引到党组织周围，坚持做到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杜绝计划外发展和突击发展，把好质量关，确保党员质量和水平。

（三）进一步落实党建制度。严格按照基层组织建设要求，认真落实“三会一课”制度、“主题党日”制度、党员教育培训制度、组织生活会制度、发展党员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党务公开制度等“七项制度”，使党组织的生活正常化、规范化、制度化。

（四）抓好党员民主评议工作。党员民主评议是对党员思想和素质的一次考验，也是评价一名党员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评议活动，明确自身优缺点，对照自己，制定整改措施，为党务工作又好又快发展打下基础。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党员干部的自律意识

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把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作为重要内容，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和党风党纪教育。认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宣传月活动。推进谈心提醒关爱教育活动。组织全局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论述摘编》等章程、条例、论述，对党员干部经常性教育，做到懂法纪、明规矩，知敬畏、存戒惧。进一步优化党风。大力开展机关作风整顿，深入查找机关干部作风上存在的各种“慢性病”，开展整治行动，努力根治机关作风顽疾。整治机关文风、会风，厉行节约，严禁铺张浪费现象发生。

四、深入开展党组织党建服务活动

（一）深化“城乡互联、结对共建”活动，加强对联系点、生态指导员和农村工作指导员联系村的指导帮扶，帮助解决1个以上重难点问题。

（二）规范岗位服务。深化党员示范岗、巾帼建功岗、青年文明号创建活动，引导机关事业单位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组织窗口服务行业深化以亮权力清单、亮审批程序、亮办事规范、亮干部身份、亮监督电话、亮群众评价为主要内容的“六亮”活动，方便基层群众办事。

（三）拓展志愿服务。组织机关事业单位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开展以认岗位、认亲人、认难题，深化“笑脸”行动、义务洁城、文明劝导、帮难济困等志愿服务。

（四）扎实开展平安龙游创建活动。深入开展平安龙游创建活动，完善部门安全工作督查制度，按级分部门逐项落实安全稳定工作措施，每季或遇重大节日组织人员对安全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定期开展治安秩序专项整治，创造和谐安全稳定的环境。对存在隐患和问题要督促整改，推进安全主体责任落实到位。把信访维稳等摆在重要位置，积极推进行政调解、普法工作。

（五）重视县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提议案办理。充分发挥规划系统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民主党派人士对城市建设管理工作的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作用，努力为民主党派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积极营造有利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充分行使职权的氛围。认真做好各类提案的征集、回复和办理工作。

五、加强群团组织和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推进机关文化建设

（一）紧紧围绕局中心工作，开展群团组织活动。建立健全工会组织，充分发挥工会会员应有的作用。团委要组织局系统青年读书会，促进他们尽早成材。妇联组织要大力开展和谐家庭建设活动，在保护妇女权利等方面做好工作。加强对离退休职工的关爱。加强对两新企业党建的指导。

（二）不断丰富机关文化建设活动内容和形式，努力做到活动开展普及化、精品化、示范化。带头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各支部要开展丰富多彩、灵活多样的活动，开展好爱国主义主题教育，形成爱岗敬业、积极向上、奋发有为的整体氛围。使机关干部队伍朝气蓬勃，追求进步的意识不断增强。组织开展机关党员干部拔河、登山、跳绳和接力赛等活动，提高机关党员干部的团队精神和凝聚力。

（三）进一步推进机关党风廉政建设。严格落实机关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进一步规范机关党组织实施党内监督的内容、程序和方法。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开展清正教育、警示教育。深入开展廉政教育，把廉政教育纳入机关党员干部培训计划，对入党积极分子、新任党支部书记和新党员继续开展党风廉政教育课程，组织党员干部开展旁听法院开庭、参观廉政教育基地等形式的廉政教育活动，引导机关党员学廉文、看廉闻，使廉政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2

近年来，乌鲁木齐市深化市域社会治理，打造平台贯通、数据融通、服务畅通的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为建设平安稳定、人民幸福的智慧城市提供有力支撑。

社会治理信息资源联网共享不足一直是制约城市智能化发展的瓶颈。针对这一问题，乌鲁木齐市集中资源建设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平台，改造提升“数据共享、统一监管、智能搜索、联动指挥、监测预警、分析研判、行政问效”七位一体的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和“一网统管”“一网通办”的城市运行管理中心，接入交通运输、寄递物流、电商平台等第三方社会数据，建成法人、电子证照、社会信用等五大基础库以及平安、交通、旅游、健康等主题库，实现数据治理效益最大化，有效破除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

乌鲁木齐县水西沟镇平西梁村以智治支撑为试点，依托村综治中心，整合现有的信息化工作资源，按照“综治中心+网格化+信息化”的工作思路，以综治中心为核心，打造综合性智慧“数字乡村”指挥平台，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格局，以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全面提升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质效。

9月16日，乌鲁木齐县委政法委综治中心主任周凯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推进乡村信息化建设，构建起便捷的群众利益诉求和信息反馈渠道，有利于实现不同治理主体的协同联动，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效率。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街道办事处大巴扎社区深入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该社区管辖的新疆国际大巴扎属于综合性人员密集场所，集文化、观光、商贸、娱乐、餐饮于一体，是新疆旅游产品的汇集地和展示中心。

大巴扎社区以大数据、物联网、虚拟实景等智能化、科技化手段为支撑，构建大巴扎智能社区，整合社区综合治理平台、智慧网格、智慧综治APP等智能化应用服务平台，通过一部手机和一个APP，实现网格发现、社区接报、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闭环管理。

“作为重点消防场所，我们在大巴扎景区内配置了微型消防车，在大型商超和沿街店铺安装了消防物联网设备。发生警情时，设备会自动报警。”9月24日，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大巴扎街道办事处大巴扎社区党总支书记白昀剑对记者说。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政务服务管理局深化“放管服”改革，用智治提升办事效率。

该局推动具有行政审批职能的单位100%进驻政务大厅，实现审批服务事项“一站式”办理。目前，该区27个部门、564项政务服务事项进驻大厅，其中97。9%的事项实现“最多跑一次”，50。4%审批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该局在大厅内设置“跨省通办”和“一件事”综合窗口，着力解决群众办事“多头跑”“往返跑”难题，大力推行网上办、掌上办、咨询办、邮寄办等不接触办理模式，及时发布窗口业务网上办理流程、办事指南，引导群众网上办理，大力推行商事注册登记“零见面”审批，涉企登记事项“一窗受理、一网通办、一次办结”，实现由“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服务群众效率和水平显著提升。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南湖南路街道办事处旭东社区立足辖区老年人多、服务需求多的实际，积极搭建智慧平台，为辖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医疗、护理服务。旭东社区联合电信公司在电视界面首页加入社区订餐、社区资讯、便民服务、教育服务四个板块，将小区周边超市、菜店、理发店等97家店铺资源置入其中，老年人只需在家操纵遥控器即可获得上门服务，形成15分钟居家养老生活服务圈。

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是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内在要求，近年来，乌鲁木齐市依托智能化平台优化政务服务，建成了市区两级政务服务中心，实现网上服务集中提供、政务信息集中公开、数据资源集中共享，行政审批全流程基本实现“一网式”办理，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用智治增强群众获得感。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3

按照建筑工地及道路扬尘集中整治要求，进一步加强建筑工地管理，落实扬尘治理措施，实现“天更蓝”的目标，我委对中小企业创业园建筑、拆迁等建设工地的扬尘进行了集中整治。活动开展以来，我委会同环保局、住建局对负责的26个工业企业进行了拉网式排查，将其中5个涉及拆迁、在建、扩建、改造项目纳入检查治理范围。

一、主要措施

1、健全组织领导，责任分工到人。我委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明确整治目标和整治范围，采取分组包干、责任到人，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定期通报整改进度，为扬尘控制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的组织保障。

2、营造宣传氛围，提升整治成效。工作人员每到一个工地，均就扬尘治理工作的重要性进行宣传讲解，同时利用制作宣传展板、悬挂横幅、标语等形式进行宣传，促使项目负责人、建设单位、监理方和施工人员自觉遵照整治要求标准化操作，从源头上减少污染，变整治为预防，变被动为主动，为扬尘整治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了打下了良好基础。

3、细化整治标准，强化监督检查。根据扬尘整治行动实施方案要求和调查摸底情况，研究细化整治标准。建筑工地做到工地管理规范化，修筑实体围墙，硬化施工通道，绿化施工场地，设置使用冲洗降尘设施，规范堆放建筑材料，及时清理建筑垃圾，密闭盛放生活垃圾，湿化绿化临时土堆，配备清扫保洁队伍等。建设工地严格实行洒水降尘，合理安排混合料施工时序，及时铺筑、压实、覆盖，设置冲洗台确保净车离场等。

二、工作成效

在相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与配合下建设工地现场扬尘污染防治有了明显的提高。对整改不到位的建筑工地下达了停工整改通知书并全力督促整改，目前各建筑工地整改取得了明显效果。与施工单位等对接，不等不靠，积极协调，督促各责任单位及时清运建筑垃圾、覆盖裸土，确保扬尘治理无死角。

三、下一步打算

1、加大联合执法力度。建立联合督查机制，积极对接相关部门，加强部门配合联动，齐抓共管，共同加强多部门管辖地区的文明施工管理。

2、加强精细化管理。严格按照整治要求，进一步细化整治标准，坚持巡查，重点加强复查，立足抓早、抓小、抓苗头，把扬尘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3、加强长效化管理。工地扬尘整治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巩固好前期整治成果的基础上，创新工作措施，完善长效管理，努力实现工地扬尘防治工作规范化、常态化。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4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建工作是税务部门实现经济管理职能，完成为国聚财使命的组织保障。新时代下，如何推进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融合发展是我们都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

一、加强税务部门党建工作的重要意义

（一）加强党建工作是促进税收事业发展的形势需求。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战略部署，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我们今后的税务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导，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税务部门党建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这必将带来我国经济社会新的大的发展。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努力做好各项税收工作，充分发挥税务部门职能作用，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和改善民生、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二）加强党建工作是带好队收好税的现实需求。

“为国聚财为民收税”，新合并成立的税务部门肩负的任务既繁重又艰巨，要完成神圣而光荣的任务，必须要依靠基层税务部门党组织率领广大地税干部辛勤努力去完成。要实现既带好队伍，又完成任务的目标，就必须加强党的建设，这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根本保证。通过基层党组织抓好干部的教育和管理，努力把税务干部培养成政治素质好，业务技能强，思想作风过硬，能征善管的队伍。实践证明，哪个地方党组织战斗力强，哪个地方干部建设就好，工作任务就能圆满完成，否则，就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做好税收工作也是一句空话。

（三）加强党建工作是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基本需求。

党员是党的基本组织细胞和党的活动主体，党的所有工作都要依靠党员去完成，党的建设的各方面要求都要通过党员的模范作用去落实。没有党员的先进性作为前提和保障，党的先进性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木之本。加强党建工作，是坚定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发展党内民主，严明政治纪律的有力措施，着重对党员进行科学理论武装、宗旨观念教育、党纪教育，牢记“两个务必”，做廉洁从税的教育阵地，加强党员管理，提高党员素质，使广大党员自觉履行党员责任和义务，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二、当前基层税务部门党建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

党建工作与税收业务工作结合不紧密，部分人认为税收是“硬头货”、党建工作是“橡皮筋”，注重业务工作多，思考党建工作少。加之总是把税收收入工作及税收业务工作开展得好坏，作为评价一个单位工作成绩的依据，对党建工作往往只是应付考核与检查时做虚功。由于长时间的重“硬”轻“软”以及对业务的刚性需求，导致部分税务部门干部职工潜意识中认为业务工作才是最主要的、本职的，才是影响和决定其前程的，不自觉地就产生了重业务、轻党建的思想。

（二）是党建工作内容不丰富。

基层党内组织生活缺少创新意识和手段，存在流于形式的倾向，习惯于以文件转达文件，以会议转达会议，或发几本书、组织念几篇文章，缺乏有效的载体和抓手，缺少足够的动力和活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不够；部分党组织对党员的思想教育缺乏针对性，教育内容枯燥，方式方法单一，缺乏生机和活力；党建工作的载体创新不够，基层党建工作无特色。

（三）是党务队伍结构不合理。

在目前的党建工作中，部分党务工作者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思想上不愿从事党务工作，缺乏责任心和荣誉感，不能静下心来搞党建工作研究，导致党建工作方式方法陈旧，党建工作开展缓慢，成效不大。队伍结构不合理，缺少梯次，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不高，缺少新鲜的血液，对开展党建工作缺乏经验和相关的理论知识储备，思想意识更不上新形势的变化，在面对党建工作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足够知识储备和活跃的思维能力去进行分析、解决、总结。即使想做些成绩出来，却心有余而力不足。

三、加强税务部门党建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是落实责任，健全制度，提升党建工作的发展力。

要牢固树立“抓好党建就是最大的政绩”的理念，要守好党建“主阵地”，种好党建“责任田”。压力要层层级级传递，责任要层层级级落实，通过自上而下建立党建工作目标责任制，让每一个责任人职责清晰、任务明确，真正使党建责任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覆盖，不留死角。要认真落实“三会一课”等制度，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制度执行，强化对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把制度执行到人、到事，使制度持久发挥效力。要把党建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统筹安排，做到党务工作和税收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督查、同考核。

（二）是强基固本，夯实基础，提升基层堡垒的战斗力。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党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要把基层党建作为重中之重，眼睛往下看，身子往下沉，力道往下使。要围绕基层组织“六有”目标，着重加强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通过开展星级标准化党支部建设、优化组织设置、健全工作制度等措施，着力解决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以向基层派驻的纪检监察员为核心、基层分局为单位，充分发挥基层党建的神经末梢作用，实现基层党组织的精细化、扁平化、弹性化。加强对基层党组织人员力量的配备，在换届工作中，注意向基层党组织注入新鲜血液，以“师徒结对”形式组织年轻干部开展多岗位交流培训，安排年轻党员担任见习支部书记，做基层支部书记的助手，提升能力素养，加快成长成才，进一步激发干部队伍的向心力、战斗力。

（三）是搭建载体，加强培训，提升党建工作的凝聚力。

没有载体，党建工作就缺乏活力。在学习活动上，既要继承和发扬“三会一课”、“党日统一活动”、专题教育等一系列好的传统和经验，又要通过一些寓教于乐的活动，如：党的知识竞赛、理论研讨、征文、演讲活动以及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观看电视视频等丰富多彩活动提升党建活力。同时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加强党务工作者的培训，培训人员不仅仅是党务人员，也有非党务优秀人员。此外，把党员干部的身心健康放在心上，通过为干部职工送生日蛋糕、定期组织体检、开展心理健康辅导等实实在在的举措让干部职工感受到组织的温暖，不断增强党建工作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四）是知行合一，践实笃行，提升党建工作的服务力。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党建工作不是夸夸其谈，我们要把党建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之中，使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相结合，创新服务方式，积极落实税收优惠政策，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更好促进各项任务的完成。要整合机关部门资源，发挥集群共享效应，以“大走访”活动为契机，开展“精准排摸、精准入户、精准服务、精准回访”的“四精准”帮扶。积极开展文明传播、交通管理、法制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形象，着力提升党建工作的服务力。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5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村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廉政建设，进一步的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全面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工作任务，特制定20xxXX村党建工作计划。

一、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和组织建设

1、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建设。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三严三实”为标尺、“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挂帮”为契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密切党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营造良好学习氛围和工作环境，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努力提高党员干部的政治素质。

2、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健全党员管理制度，党员活动和党员考评制度，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和党员干部的带头作用，把党支部建设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实际工作中，凡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党员干部自己要率先垂范，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

3、以建立“三严三实”为标尺、“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挂帮”长效机制为契机，发挥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树立党员干部队伍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开展以党员承诺制，无职党员设岗定责的主题党建活动，严格要求，促使每个党员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真正起到先锋模范作用。抓好党建示范点，组织做好现场会的召开。

4、健全完善党建目标机制，强化责任目标，组织好经常性的考核评比，做好 “五好”基层党组织创建工作、党员致富带头人、优秀党务工作者和优秀党员的评选活动，不断激发基层干部抓好党建工作的信心，充分体现基层党建工作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加强思想教育，扎实开展工作

1、严格学习纪律，为确保机党员政治素质的提高，始终坚持“三会一课”的学习，做到有学习资料、宣传专栏、学习笔记等。

2、做好新党员的发展工作和党费收缴工作，积极发展农村年轻党员。

3、继续开展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活动，引导群众走科技致富的路子。

三、加强党的建设，规范党员干部行为

1、健全明确的责任管理机制，党建工作要层层责任到人，要坚持从严治党，党支部书记要亲自抓，负总责。

2、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搞好民主监督工作。不断强化人民参与管理的民主意识，公众监督意识和主人翁的责任感。注意工作方法，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3、定期召开民主生活会。党内重大问题，经过集体讨论，充分发挥民主，正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生活会坚持每季度一次。

4、要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从严治党，搞好党员干部要带头廉洁自律，要严格执行中纪委关于廉洁从政的规定以及党员干部廉洁自律十不准的规定，要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使党组织真正成为坚强的堡垒，群众中的旗帜。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6

根据会议安排，现将我镇基层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千方百计破解乡村建设人才匮乏的问题。一是优化治理队伍。建立“党支部+党小组”“常职干部+常青树”“顶岗锻炼+回引储备”干部培养计划，现村（社区）“两委”班子队伍40岁以下占62%，大专及以上学历占72%。储备干部15人。二是深挖本土力量。建立村内领取工资待遇人群台账，如村两委班子成员、交通劝导员、计生专干、扶贫就业专员等17类，建立村内先进威望人员台账，如在本村长期居住党员、村内思想先进人士、村内威望高人士，建立村内可动员支持村内发展的人员台账，如热心参与村建设、积极支持村级工作的人员。因事设岗、因人设职，鼓励其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三是借势外力资源。凝聚从村内走出去的优秀人才（乡贤）力量。率先在吉星、五一村组建村级乡贤理事会，通过“联谊忆乡愁、座谈谋发展、建设家乡我参与”活动，积极引导一批成功人士参与村内小景、绿化美化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凝聚在本村发展的企业致富带头人力量。团结在本村内创办企业的致富带头人，建立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使其参与其中，为基层治理出谋献策、出资出力。

（二）多措并举破解基层治理无从下手的问题。一是健全组织体系。区委动员大会后，我镇党委在传达学习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及时召开金河镇基层治理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对全镇基层治理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成立镇基层治理委员会及委员会办公室。研究制定《金河镇基层治理委员会工作规则》《金河镇20xx年基层治理重点工作“十项行动”计划》。构建“镇基层治理办+治理工作组+村（社区）党组织+村（居）民小组+网格员+党员+群众”多方协同的基层治理联动机制，治理工作组和村（社区）每月向基层治理办报告一次推进情况，全面系统掌握工作进度。二是量化任务清单。制定了《金河镇20xx年基层治理重点任务清单》，从治理体系优化行动、治理队伍培育行动、治理服务提升行动等10个方面39个小项细化了工作任务，明确了责任分工。三是创新示范带动。实施乡贤助力行动。以乡贤理事会为平台，积极引导一批成功人士参与村内小景、绿化美化等公益性事业建设。实施垃圾分类“桶长制”。用党建“红色”力量助力垃圾“绿色”发展，在全镇范围内探索推行垃圾分类“桶长制”工作，以点带面，首先在铜河村试点推行，现已在全镇各村全面推广。

（三）变中求新践行乡村改革服务于民的宗旨。一是深化干部管理。每周常态开展“比、晒、评”活动，坚持召开镇干部和支部书记月工作调度会，建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常青树日常管理考核》，定期对重点工作落实和干部作风进行督查。实施村组干部“常青树”行动，推行“师带徒”工作法，充分发挥“退职”干部优势和余热。二是创新便民服务。实施“集中办公”。（即全体镇村干部每周二到村集中办公，村干部每月逢“4、14、24”三个赶场日到镇集中办公），提供“一站式”服务，切实转变工作作风，破题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开展“便民代办”。各村充分利用周二集中办公收集代办事项，能立即办结的立即办，不能立即办的安排专人集中代办，有效缩短群众办事周期，也让群众少跑路。推行“上门办理”。针对交通、行动不便等困难群众，镇、村干部主动上门服务，能现场办理现场办结、不能现场办理的主动代办，切实解决了这部分群众的困难。截至目前，金河镇已通过“集中办公”、“便民代办”、“上门办理”等形式为群众办理事项百余件，初步实现了让干部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三是坚持融入群众。坚持每月8日在各村民小组流动召开“村民说事”暨“阳光问廉”坝坝会，目前全镇共计召开坝坝会43场，参与群众3300余人，收集到脱贫攻坚、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理、环境保护等问题121个，58个问题得以解决，63个问题正在解决，有效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

二、存在问题

前期，基层治理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乡村规划思路不清、方法不多。二是基层治理没有经费支持。三是治理队伍自身能力不足，需要开拓眼界，提高治理能力。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是坚持党建引领抓推进。坚持以“工匠精神”抓党建，用“绣花功夫”抓“党建+”，按照“强支部、管党员、带群众”思路，有序推进党建促脱贫攻坚、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党建+基层治理等中心工作。二是坚持对标对表抓推进。以基层治理“十项行动”39小项任务为基础，创新“异地搬迁”自治战、乡贤助力基层治理为亮点，对标对表，明确分工，细化责任。三是坚持示范带动抓推进。重点打造吉星村党建+基层治理文化长廊，以农耕文化元素为主基调，打造宜居乡村建设示范点。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7

按照会议安排，我就抓基层党建工作情况述职如下，请予评议。

一、主要工作情况

（一）抓责任落实。我坚持把基层党建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在全县形成了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党建工作格局。坚持常委会议听取、研究和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研究党建工作制度，今年以来先后召开8次常委会和专题办公会研究部署党建工作。健全完善县乡党建工作目标管理机制，把基层党建工作纳入目标综合考核体系，与全县23个党（工）委签订了目标责任书，传导压力、跟踪督办，有力推动党建工作责任制落实。建立县级党员领导抓点示范29个，实行88个机关党组织结对帮带农村基层党组织，下派90个基层党建常务书记，集中约谈了15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抓基层党建工作机制不断完善。抓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头学习教育，带头听取意见，带头查摆问题，带头建章立制，带头整改落实，废改立制度规定28项，列出整改任务21项，完成整改16项。

（二）抓后进整改。一是带头调研促整改。采取不打招呼、不搞陪同的方式，带着倾向性问题，随机选择路线，带头深入乡镇、村（社区）、企业、地震灾区等67个基层党组织开展随机调研，强化督促整改、问责问效，督促整治基层组织纪律松弛、环境脏乱差、服务群众不优等突出问题8个。比如，今年1月我在随机调研中，发现墨翰乡干溪、荆坪、响水村委会存在无人值班、卫生脏乱差、群众观念淡薄等突出问题，及时召开县委常委会对全县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并把3个村存在的突出问题作为反面典型在全县进行通报，对乡镇党委书记停职检查，并责令限期整改。二是专项检查抓整顿。坚持把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作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任务抓落实，年初及时组织4个调研组到基层开展专题调研，详细摸清底数，逐个制定措施，督促整改，全年共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22个。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组织对15乡镇、142个村（社区）、34个县直单位近年来执行强农惠农政策资金情况进行专项检查，清理无人领取的“一折通”和养老金存折114本，清退公职人员家属违规吃低保6户。

（三）抓示范引领。紧扣“8433”目标，在巩固和拓展66个“金江党建长廊”创建成果的基础上，狠抓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创建，年初及时召开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会，亲自安排部署，带头抓点示范，建立县级党员领导干部抓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26个，创建机关党建示范点17个，以点带面，全面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着力优化基层服务平台建设，建立县、乡、村、组便民服务站点200余个，大力推行一站式、代办式、流动式服务，着力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深入推进在职党员到社区报到服务群众工作，3718名党员到社区服务群众达2.2万人次。建立完善干部结对联系服务群众机制，深入开展“大调研、大走访、大帮扶”、移民“大回访”活动，实现了党员干部结对联系电站移民、特困群众全覆盖。我带头直接联系5个村民小组地震灾后恢复重建、2个村庄环境卫生整治、3户电站移民、6户贫困群众，2645名干部结对包保11179户电站移民，2756名干部结对包保5512户贫特困群众。特别是“4.05”、“8.03”、“8.17”地震发生后，紧急动员120多个基层党组织1700余名党员投入抗震救灾，在地震灾区创建“红旗社区”8个，1977名党员干部认真落实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九包九到位”责任，结对包保联系8个受灾乡镇67个村（社区）1218个村民小组和3056户受灾群众，充分发挥了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目前，“4.05”地震灾后民房恢复重建有701户已搬入新居。

（四）抓教育管理。一是坚持学习教育为先。采取“抽”干部到信访部门顶岗，“派”干部到村工作，“选”村干部到机关跟班学习，“挑”干部到非公企业挂职，“送”干部到县外学习等方式，全方位、立体式、多样化地培育基层党员干部。连续四年与浙江大学合作培训科级干部8期440人，其中今年2期110人；去年以来与成都市委党校合作培训干部3期165人，今年与昭通学院合作培训干部2期110人（其中村（社区）干部培训1期55人），县委党校专题培训党员干部11期1500人次，下派机关党员干部到基层挂职锻炼90人，挑选村（社区）干部到机关跟班学习20人，实现农村党员干部培训全覆盖。二是坚持管理监督并举。加强新农村指导员、大学生村官、挂职干部、常务书记、村（社区）干部等“五支队伍”的管理，细化落实管理制度，加强在岗履职情况的督查通报，确保队伍作用得到发挥。严格执行村（社区）干部值班制度、记实制度、交接班制度、请销假制度和绩效考核制度，有针对性地开展警示教育、廉政谈话提醒等活动，着力打造一支遵纪守法、素质过硬、群众满意的村（社区）干部队伍。全面强化村（居）务监督委员会职责，充分发挥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作用，紧盯村组干部在落实惠农政策、重大项目建设、为民办事等重点环节的履职尽责情况，加大跟踪督促力度，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流动党员管理取得新突破，建立在昆流动党员党支部3个。认真落实“四议两公开”、“三会一课”、民主评议党员等各项规章制度，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全县771个党（总）支部15007名党员参加了民主评议，其中民主测评为优秀的党员有9231人（占总数的61.5%），一般的党员有4690人（占总数的31.3%），“差”的党员有1086人（占总数的7.2%），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67名，查处基层违纪违法干部39人，督查通报基层党组织9个，启动问责基层干部26人。

（五）抓投入保障。坚持“打紧使用、满足必需”的原则，有效保障基层党建工作经费，今年县财政投入党建工作的各项经费达4500余万元，确保了基层组织各项工作顺利开展。一是强化村组工作经费保障。投入850万余元解决村组工作经费，行政村工作经费提高到3万元（社区6万元、移民村5万元），村（社区）工青妇组织工作经费每年1000元、村（居）民小组工作经费每年1000元；投入农村党员、基层干部教育培训经费80余万元，全员培训农村基层党员、干部一次以上。二是提高村组干部待遇。除省市安排外，县财政投入在职村（社区）干部岗位补贴 1868.4万元，村级正职岗位补贴提高到1400元/月（“一肩挑”为1460元/月）、村级副职提高到1320元/月，社区正职提高到1980元/月（“一肩挑”为2040元/月）、副职提高到1800元/月，落实村（居）务监督委员会主任岗位补贴550元/月、委员100元/月；配套和发放村（社区）干部基本养老保险金235.6万元，发放离任村（社区）干部定期生活补助152.85万元。三是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实行“1名县级联系领导+1个县直帮扶部门+1名指导员+1支工作队伍+1套发展方案+1个试点村（社区）”的帮带模式，加大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的扶持力度，县财政每年安排100万元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并探索实践“合作股份”运作模式，扶持村级集体增加经济收入。发放“红色信贷”10户50万元，着力打造生态农家乐、特优种养殖业、党员服务业三张“红色名片”，扶持70名党员群众创业就业。四是狠抓基层阵地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合理规划、节约成本、务实管用”的原则，按照“统一规划设计、统一建设标准、统一监督验收”的总体要求，实行县级领导干部挂钩联系、县直部门挂钩帮建机制，采取“县财政投入为主、乡镇自筹为辅、挂点领导协调一点、挂钩部门解决一点、企业支持一点”等多条腿走路办法，多渠道筹集资金，着力打造集为民服务站、警务室、值班室、党员活动室、会议室于一体的基层组织活动场所，配齐配全服务设施，充分发挥活动场所服务、议事、文娱、学习等功能作用，不断夯实基层基础。

在前三年累计投入资金4285万元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92个的基础上，今年又投入资金900余万元，新建村级组织活动场所16个（全县村级组织活动场所建设任务完成93%）。五是加大内外宣传力度。投入资金65万元，在沿江沿线制作安装大型党建宣传牌22块。整合资源，充实精干力量办好《永善党建》和永善党建网宣传平台，注重党建典型特色的塑造和推介，在党员群众中营造良好舆论氛围，凝聚了全县上下抓党建促发展的“正能量”，今年被中央12371手机报采用稿件7条，被《中国组织人事报》采用2 条，形成了良好的对外宣传氛围。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责任落实有差距。对落实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认识还不完全到位，一定程度存在“重经济、轻党建”和单纯依靠组织部门抓党建的思想，有时满足于前三年都取得全市考核一等奖的成绩，加之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移民搬迁安置、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上，抓党建工作有松劲情绪，没有真正做到一鼓作气、一抓到底、常抓不懈。从大面看，各级党组织负责人在落实党建工作责任上存在不平衡，少数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抓党建工作责任不到位，抓示范投入的精力多，抓大面投入的精力少，尤其是一些村和社区抓党建工作的思路不清、办法不多，缺乏载体，存在网底不牢的情况。比如，我县自然村和村民小组基本上没有党员活动场所，村级集体经济基本为“空壳村”、薄弱村，对存在的这些薄弱环节，也没有花功夫研究办法措施解决，责任担当还有缺失。

（二）指导督促有差距。自己牵头研究部署大面党建工作的多，深入实际推动落实的少，对少数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个别基层干部违纪违法、农村党员结构不合理等突出问题调查研究不深，思路办法不多，工作成效不明显。比如，我县尚有30个后进基层党组织，对这些后进基层党组织，有针对性地研究办法措施做得不够，深入实地指导督促不够。特别是对乡村两级如何抓好新形势下的农村党建工作缺乏系统的研究，组织一线调研指导少、督促落实少，导致一些地方党建工作常规老套，缺乏创新创造，一些基层党建工作制度挂在墙上的多，落实在行动上的少，对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也没有及时加以总结推广。比如，这些年我们面临繁重的移民搬迁安置任务，特别是今年我们连续三次遭遇地震灾害，但在如何更好地发挥基层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上还缺乏一些创举，抓党建促发展、保民生、保稳定上还存在差距。

（三）抓党员教育管理有差距。特别是村级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常态化机制不完善，教育培训方式和内容单一。对个别基层干部“走读”、在职不在岗等问题缺乏常态化监管，干部违纪违法的情况还偶有发生，比如，今年组织查处的墨翰乡、交运局、农业局等单位主要领导干部贪污案件，以及码口镇利其村副支书违规举办丧事的行为，负面影响不小，教训十分深刻。对常务书记、新农村建设指导员、大学生村官等几支队伍的监督管理还不够，对流动党员管理措施落实还不到位，一些长期外出的党员还处于管理真空。比如，我县1389名流动党员中，尚有极少数党员至今没有联络方式，对比较分散和一些长期外出务工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多年的流动党员也没有深入研究有效的管理办法。虽然这些工作有分管领导和部门在抓在管，但更多的还是自己重视不够、调研不深，工作不具体、跟踪不到位的问题。

（四）抓基层组织作用发挥有差距。对基层组织活动阵地存在重建轻管的情况，环境脏乱差现象没有得到有效整治，个别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乱堆放杂物，没有真正发挥功效。对基层党组织的管理还缺乏刚性约束，对基层干部作风查纠力度还不大，发挥基层组织引领作用和提升公信力方面还缺少激励机制，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还不够。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自己精力投入不足、用心不够，缺乏“钉钉子”精神，在调动班子成员齐抓共管上做得不好。

三、下步工作思路和主要措施

在下步工作中，我将牢固树立“围绕中心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的思想不动摇，严格按照从严治党的要求，认真履行党建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进一步明晰思路、找准载体，突出重点、狠抓落实，不断提升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

（一）层层压实党建工作责任。全面落实关于从严治党的“八点要求”，进一步增强主业意识和责任意识，完善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制定基层党组织书记抓党建工作考核办法，认真落实党建工作书记抓、抓书记和“月抽查、季检查、年总评”监督考核机制，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体系，加大督查考核结果运用权重，促进各级党组织书记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今年12月底前，全面完成乡镇党委书记抓党建工作述职评议，明年全面推行机关、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党建工作述职评议制度，层层传导、压实工作责任，并形成常态。

（二）深入推进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一是加强基层基础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领域基层组织建设制度，继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建立常态化整顿机制，严格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制度，不断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严把党员队伍入口、疏通出口，稳妥有序处置不合格党员，推动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二是抓好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按照“一年布局突破、两年全面铺开、三年全部建成”的要求，抓好第一期建设任务，确保在20xx年10月建成2个县级站点（县委组织部运维管理工作站、县政务服务中心窗口服务站）；2个乡（镇）为民服务中心（溪洛渡镇、细沙乡）；21个村（社区）为民服务站。同时，做好第二期建设任务的前期准备工作，确保20xx年12月前建成13个乡（镇）为民服务中心、121个村（社区）为民服务站，形成便捷高效、务实为民的'综合服务平台。三是健全民主管理机制。认真组织落实“四议两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严格规范和约束基层干部行为。认真落实村务监督委员会职责，进一步规范监督内容、权限和程序，保证村级各项事务公开公平公正。继续推进在职党员进社区报到、“移民先锋工程”、争当“主心骨”和创建“红旗社区”等活动。采取“随机调研、督查通报、组织约谈”等方式，加强对村级组织活动场所管理使用的监督检查，督促其发挥功能作用。四是着力创建基层党建示范。按照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创建要求，扎实抓好“金江党建长廊”示范点的升级打造。进一步健全完善领导挂钩指导、部门结对帮建、城乡互动共建、区域合作联建的党建工作机制，紧扣地震灾后恢复重建、电站移民后续发展、贫困地区扶贫开发等工作重点，进一步找准结合、创新载体，继续实行县级党员领导干部抓点示范，20xx年创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示范点20个。五是大力推进“红色信贷”和“合作股份”工作。积极做好今年10户“红色信贷”发展项目的跟踪督促指导，扩大20xx年“红色信贷”规模，认真实施好“合作股份”工作，加大专项扶持力度，大力扶持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逐步解决基层党组织无钱办事的问题，切实提升基层党组织综合服务能力。

（三）着力加强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长效机制，继续加大县校合作、党校培训、跟班学习等培训干部力度， 20xx年对机关党员干部、村（社区）干部轮训一遍，不断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综合素质。健全完善选拔培养、教育培训、监督管理、激励保障机制，狠抓村（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特别是抓好村（社区）党组织书记队伍建设；着力加强常务书记、大学生村官、新农村指导员等干部队伍建设与管理，继续下派党员干部到乡镇和涉及移民、恢复重建、扶贫攻坚等工作的重点村（社区）挂职锻炼，不断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力量。继续巩固和拓展教育实践活动成果，一手抓“四风”整治，认真解决信访突出问题，一手抓经常性教育，重点强化农村基层干部教育监管，促进干部作风持续好转。

（四）全力保障基层基础投入。进一步健全完善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多渠道、多方面整合资源投入，有效保障基层阵地建设、党员教育培训、综合服务平台建设、村干部报酬待遇和基本养老保险等党建工作经费。20xx年全面完成剩余10个村级组织活动场所新建任务，启动10个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设试点，并抓好管理使用，确保村级党组织活动场所真正成为党员活动、村民议事、便民服务、文化娱乐的中心。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8

近年来，衡阳市雁峰区坚持智治支撑，着力打造城乡治理标准化示范区，做好“智治+创建”的文章，实现了从经验治理向数据治理、从被动响应型治理向主动预见性治理的华丽蝶变。

“智慧政务”跑出加速度

10分钟办好老年证，1.5个工作日办好工程规划许可证，25天完成项目签约、拿到开工许可证……通过创新服务，力推“互联网+政务服务”一体化，雁峰区实现了“数据多‘跑腿’，群众少跑路”。

创新“扫码办理”，把身份证、营业执照、房屋持有证明等纸质材料“扫”成二维码“装进”办事人手机，申报材料平均减少50%以上；“一码出示”“一码交付”实现业务场景全覆盖，去年办理3257件“码上办”业务；

创新“移动审批”，升级审批平台，实行受审分离，后台审批人员可用手机随时审批。去年该区通过手机端审批事项3000件次，审批效率提高60%以上；

创新“智能秒批”，利用人工智能技术自动化识别、比对分析办件材料，直接调取各职能部门共享数据库信息验证后出办理结果，快速完成审批，目前“智能秒批”可支持老年证、社保认证等6个事项，已办理业务余次，办结时限减少80%以上；

……

以改革思维撬动政府效能革命，护航高质量发展，20xx年雁峰区GDP增长8.9%，新增市场主体3730家，改革成效在全省排名前列。

“智慧网格”撬动“大治理”

去年12月，天马小苑老旧小区正在改造护坡。深夜，居民“青松”在群里“吐槽”用于护坡基础的石头质量差。次日清晨，项目负责人就会同居民志愿质量监督员和施工方代表现场勘察。当天上午8点多，质量监督员就在群里回复：已与施工方沟通，停工1天换青石。

“一平台”统管千家事，“一张网”发现万般情。近年来，雁峰区加速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进程，不仅在区级层面建设大整合、高共享、深应用统一的市域社会治理信息化平台，实时采集各类信息完善“数据库”，还不断完善综治中心建设，整合党建、资源、政务、城管、应急五张“网”。

目前，区、镇街、村（社区）三级综治信息平台全部建成，全区成立266个网格，配备三级综治中心工作人员274名，“智慧网格”实现“五网合一”。同时，用数字手段把“微信群建在网格上”，全区266个网格现已建立369个网格微信群，覆盖居民47880人。

战“疫”期间，雁峰区各社区的网格“微信群”每天调动指挥着数千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值班守卡，不少社区的“云广播”天天分早中晚时段宣传抗疫知识……智慧手段在战“疫”中发挥了大作用。

“雪亮工程”照亮平安路

在雁峰区，流传着派出所快速破获系列入室盗窃店铺案40余起的故事：一天，环城南路派出所接到刘某报警，称店铺门锁被撬，一台手机和380余元现金被盗。民警现场调阅监控视频，借助天网系统和“雪亮工程”研判犯罪嫌疑人逃跑路线，仅10小时就在一网吧中抓获犯罪嫌疑人。据其交代，他在衡阳市多地入室盗窃店铺40多家，涉案价值达十余万元。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作为庞大的系统工程，“雪亮工程”扮演着政府大数据的收集者、传递者、分析者、使用者和共享者，为解决雁峰区城市治理难点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雪亮工程”建设，并与公安天网视频以及全区各类政务、民生等公众诉求渠道进行深度整合，统筹区域社会治理问题的受理、研判、处理、督办和反馈。

如今，全域覆盖、全时可用、全网共享、全程可控的“智慧天网”，为雁峰百姓安居乐业编织出了一张严密的“防护网”。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9

随着达日县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各种新旧矛盾相互交织，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凸显，基层社会治理短板弱项较多。为切实提高牧区社会治理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实现对片区内全覆盖、全方位、全过程动态管理和服务，达日县提档升级“牧长制”，呈现出党建引领、牧民为主、数据支撑的自治集群效应，为全县和谐发展、牧民安居乐业提供了有力保障。

以党建为引领，构建牧长制治理体系。

划分片区，科学合理划分484个牧业片区，将村、社区、寺院、学校等全部纳入片区。较之前增加了227个，管理更加精细。健全队伍，实行党员领导干部带头进片区，将乡镇政法委员、村“两委”班子成员、离退休党员、人民调解员、寺院指导员、草原管护员等全部纳入牧长队伍，领导干部、优秀党员担任片区组长，推动党员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指导帮带、组织协调、示范引领。截止目前，共有牧长1310个，较之前牧长增加609人，党员占总人数的41%。完善机制，深入推行“县—乡—村—社—片区”五级牧长管理机制，制定“牧长十大员”职责和“牧长十三条”纪律，实行“一年一聘”制，严格落实片区牧长招聘考核程序和片区牧长准入退出机制，对片区内事项定人、定岗、定责，规范事件采集办理流程。

以统筹治理要素为抓手，构建三级综治中心互联体系。配强设施。

县乡村三级共44个综治中心已挂牌，工作人员由各级牧长兼任，牧长制领导小组办公室发挥牵头抓总协调作用，推动综治中心规范化运行。统筹要素，将乡村级综治中心与基层党员活动室、派出所、基层司法所有机融合，发挥基层党政的主体作用，实现对基层社会治理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统一指挥调度，抓实综治中心职能建设，赋予党组织“总开关”作用。建设大数据平台。结合综治“9+X”模式，以搭建大数据平台为出发点，以建立数字化社会服务管理体系为落脚点，打造了集应急指挥中心、综合治理中心、牧区社会治理大数据管理中心为一体的达日县综治中心，形成综治中心最强“大脑”。

以科技应用为支撑，延伸牧长治理服务触角。

坚持把加强智治支撑作为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手段，不断加快构建“党建＋牧长制＋信息化＋N”的牧区社会治理新模式，努力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信息采集智能化。牧长利用电子民情采集仪、手机APP等方式采集多方面信息，适时录制矛盾纠纷调解、谈心谈话、应急处置、帮扶管控等方面影视资料，通过县乡村综治中心平台，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为各类风险隐患预测预警和分析研判提供“原始标本”。人员管控自动化。通过大数据管理中心实时监测重点场所、重点人员动态，对发现的可疑动向第一时间自动向牧长发送指令，方便牧长及时进行教育引导跟踪，确保重点人员牢牢掌握在牧长视野中。应急处置一键式。结合应急指挥平台发挥预警、分析、指挥、调度作用，牧长第一时间发现并赶赴现场，一键上报事态、协助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近年来，在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模范带头下，组建了一批为地方治安防控、矛盾化解、宣传教育、便民服务、慈善救助等做出积极贡献的人民队伍，大大降低了基层治理成本。两年来，基层牧长采集录入上报各类数据300余万条，解决了牧区长期以来家底不清的问题。“随手调”各类矛盾纠纷1000余件，调处历史遗留、跨区域、疑难复杂重大矛盾纠纷42件，调解成功率100%，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这两年的努力，党组织的凝聚力越来越强了，为基层服务越来越周到了，群众的心气儿越来越顺畅了，牧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了。虽然牧长制提档升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思想认识还需再提高。二是牧长职责培训还需再加强。三是乡、村级综治中心等阵地建设还需强化。四是数据应用方面还需再提升。

经过这几年的探索，我们深刻感到，基层党组织是社会治理的核心，只有覆盖到底，才能确保基层政权坚强有力；群众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只有发挥群众作用，才能切实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精细化水平；服务是最好的治理，只有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才能夯实牧区社会治理基础；智治是实现资源共享的有效途径，只有加强科技的运用水平，才能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10

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全覆盖，不断完善伊金霍洛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智治”水平，推进现代科技与市域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伊金霍洛旗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引进诉讼服务远程柜台，坚持把数字化和信息化建设作为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的重要支撑和助力，全面提升市域社会治理“智治”质量。

近日，中心正式启用诉讼服务远程柜台，该机器操作简便、功能丰富，当事人只需要刷身份证验证，即可通过一键呼叫，与客服端工作人员进行高清视频沟通，在线办理申请矛盾纠纷调解、案件文书领取、法律法规查询、诉讼风险评估、案件案例询查等相关诉讼咨询服务。当事人可在客服人员的指导下，通过扫描相关纸质材料，由远程柜台自动抓取识别，该功能免去了当事人不熟悉流程、不懂信息化的烦恼，只通过视频通话就能完成诉讼服务申请事项，享受便捷高效的司法服务。

下一步，中心将进一步丰富为民办实事举措，加大“线上”诉讼服务力度，着力构建集高效多元、便民利民、智慧精准、交融共享于一体的现代化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提高智慧司法服务效率，满足当事人对司法工作的新期待、新要求，切实把为群众办实事落到实处，不断探索打造具有伊金霍洛特色、时代特征的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实体化社会治理体系。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11

一、背景与起因

江都十二年磨一剑，连续三届获评“全国平安建设先进县（市、区）”，20xx年9月19日成功捧回全国综治工作最高奖——“长安杯”。如何在高起点上再次起航、再创辉煌，江都区委、区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战略部署，围绕打造社会治理“江都样本”的总目标，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以科技支撑为着力点，系统构建“1 N”网格化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全力实施大数据汇集、智能化运行、惠民生发展“三步战略”，探索出一条具有江都特点、区域特色的社会治理新路径，全力推动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走在前列。

二、做法与经过

1、建优社会治理“一系统”。系统建设是实现智治的决定性因素。坚持顶层设计，结合区域实际，高标准规划、高起点建设，强化数据整合、功能拓展，以科技支撑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一是在系统设计上“攀高枝”。突出高位谋划，放眼全国寻求与顶尖龙头企业合作，选定世界500强企业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五研究院开展共建，充分利用该院院士专家学者多的人才优势、丰富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优势、航天系统领先完善的天地空一体化优势、大型复杂工程组织管理的方法论优势以及多学科融合、信息安全等优势，搭建了1个信息聚合共享服务（CIG）和N个重点领域的“1 N”网格化社会治理应用平台，夯实了江都智慧治理的基础。

二是在功能设置上“接地气”。突出“优政、兴业、惠民”目标导向，围绕打造社会治理“江都样本”需求，20xx年建设之初，突出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重点，健全完善城乡协同治理、产业经济服务、智慧民生服务、智能政府服务、生态环境服务等“1 N”平台功能设置。今年初，出台《关于开展“1 N”系统平台升级改造的方案》，推动系统平台2。0版升级改造，新增无形资产管理、企业价值评估、智慧交通、智慧校园、智慧运管、智慧工地等更多功能，进一步提升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

三是在数据整合上“破壁垒”。突出数据鲜活度是系统运行“生命”的理念，加快部门互通、条线贯通，多元化对接各部门业务系统的数据资源，加快感知数据、政务数据、社会数据等各类数据资源的整合、开发和利用，建立人口、法人、电子证照、空间地理等主题库，目前已汇聚全区55个部门811类60余万条数据，对接省市11个部门34类数据，形成了信息聚合共享服务平台、物联网统一接入平台和视频汇聚分析平台“三大平台”的数据共享应用，打通了部门之间、条线之间的数据壁垒，全面提升了大数据的服务和保障能力。

2、建实社会治理“一中心”。中心建设是实现智治的关键性所在。坚持改革引领，建强指挥体系，厘清工作职责，实现处置闭环，以高效运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一是功能定位“实战化”。按照区级实战、镇级主战、村级应战的建设要求，建立区镇村三级实体化指挥调度中心，实现三级中心建设全覆盖。区级层面，整合组建正科建制“区域社会治理中心”，与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和综治中心一体化运行，建成AIoC智慧城市运营中心，实现智慧指挥调度、预警研判等功能，充分发挥中枢指挥职能作用；镇级层面，推动综治中心与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实战化建设运行，实现“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充分发挥承上启下职能作用；村级层面，加快推进网格工作站规范化建设，构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高效实战的“一中心”指挥体系。

二是工作职责“清单式”。按照国家住建部普查标准，完成对中心城区48平方公里范围内22万余件部件普查和编码，实现指向唯一目标。围绕社会治安、公共安全、城市管理、环境保护、专项重点工作、城市部件等6大类987项社会治理事件，明确28个部门、11个专业公司、13个镇的事部件处置的主体责任，建立责任清单。围绕区委、区政府阶段性重点工作部署，将三大攻坚战、疫情防控等作为日常巡查内容、服务管理事项、工作重点环节，清单进一步明晰，责任进一步明确。

三是事件处置“全闭环”。按照“采集上报、核实立案、指挥派遣、处理反馈、核查结案、考核评价”“六步闭环”的处置流程，重点针对超期未办结案件较多的问题，结合“三级联动”开展督查督办推进工作。通过对巡查员开展业务培训，明确巡查重点，建立周点评机制，让巡查上报事件聚焦中心、注重质量；加强区中心与部门、专业公司的沟通衔接，协调部分有分歧事件，及时将事件推送给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实现精准、快速、及时处置，处置质效明显提升。去年4月1日正式运行以来，“1+N”网格化社会治理平台共派单47269件，办结45987件，办结率97。28%。

3、建牢社会治理“一张网”。网格管理是实现智治的基础性工作。坚持筑牢底板，用科技划“格”、科技建“网”、科技管“人”，以精细管理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一是网格划分“重科学”。围绕“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方便、资源配置有效、功能相对齐全”的要求，推进“1 N”平台与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接口的实时数据对接，依托专业GIS团队，通过数据建模等信息化手段，全面分析评估人、地、物、事、组织等要素规模，探索“网格警格”双网融合建设，科学智能划分城市网格、农村网格、专属网格，实现地理空间资源共享互通、网格划分准确规范。目前，全区村（社区）以下划分1091个综合网格和10个专属网格，精细勾勒出社会治理“一张网”底图。

二是人员配备“重专业”。围绕信息化、专业化队伍建设要求，严格制定网格员准入标准，选聘熟练操作智能设备、综合素质高、热爱社区工作、善做群众工作的人员作为网格员。其中，专职网格员采取从社区优秀工作者转隶一批、公开招聘一批、优秀网格员中选聘一批“三个一批”的方式，并参照事业单位人员管理标准进行择优选拔，逐步实现兼职网格员向专职网格员转变的发展目标，以不断适应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智能化、科技化的发展趋势。

三是考核考评“重精准”。围绕公正客观地评价网格员工作绩效，出台全区网格化服务管理考核等办法，针对网格员工作职能要求，打造网格员日常巡查、信息查询、工作辅助与绩效考核为一体的“移动办公桌”，通过轨迹核对、全流程评价、事件回访、满意度调查等功能进行系统评价评分，精准测算网格员绩效工资，减少人为因素对网格员考核结果的影响，奖勤罚懒、以考促效，推动网格员工作方式不断改进、服务流程不断优化、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三、成效与反响

1、百姓生活更“智惠”。通过“1 N”平台，整合便民服务事项，上线运行“智惠江都”APP，将生活缴费、信息查询、医疗健康、法律咨询、交通路况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功能应用融入其中，截止目前已发布25个便民服务事项，极大方便了群众工作生活。运行一年来，注册用户数高达30余万人，办理民生服务事项3126件。对于江都这座拥有106万人口的县级城市来说，几乎每个家庭都在使用这款APP。江都老百姓都说，我们已经离不开“智惠江都”客户端，更加享受这种便捷高效的“智惠”生活新方式。

2、营商环境更“智优”。依托信息化手段，打造“互联网政务服务”模式，将网上办证、涉企服务、法律援助、政策咨询等事项植入网格，做到“不见面”审批、“不见面”服务；同时，通过“1 N”平台对全区全部634家规上企业开展立体画像、运行分析、预警预测、安全监管，整体把控全区企业和经济运行状态，为精准服务、精准施策提供了强力支撑保障。江都企业家们纷纷表示，大数据既让我们的审批事项“加速度”，又为我们企业运行、转型升级提供了“新动能”，助推我们企业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3、社会环境更“智安”。创新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深入推进“感知江都”“天眼工程”“智安小区”建设，依托“1 N”平台大数据的分析汇总功能，实现重点人员全面排查管控、重点区域全面实时监控、危化企业全面智能监管，社会公共安全保障能力显著提升，社会治安环境持续平稳向好，人民群众安全感始终保持在全省前列，得到中央督导组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普遍感受到，生活在江都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别强。

4、突发处置更“智捷”。通过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落地融合，实现城市状态的实时监测、异常情况的智能预警、关键问题的智慧决策、重大事件的协同处置。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有效组织、高效指挥和辅助决策，依托“1 N”平台，及时开展疫情线索摸排、跟踪和智能分析研判，先后排查167。09万人次，列管4。79万人，派发办结疫情防控工单6151件，为疫情防控构筑起源头防线。相关做法在《新华日报》刊载，得到省委娄书记、省委政法委充分肯定，在全省产生较好影响。

四、探讨与评论

1、高点定位是智治的先手棋。江都“1 N”平台初获成功，最重要的是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放眼长远，选择顶尖龙头企业航天五院合作，利用成功经验与先进技术，助力项目落地落效。后期与阿里、腾讯、金山云等知名公司、科研机构密切合作搭建工业大数据等N个平台，与南京大学共同打造基于大数据的网格化服务职能转变——“江都标准”建设，力求建成即领先、运行即品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色的智治之路。

2、集成融合是智治的方法论。强化模式创新，注重系统思维，智治支撑下的社会治理“江都实践”已经形成了势与能。江都区已经启动“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三年行动计划”，在战略性、全局性的高度，将大数据建设与社会治理同步推进，共同融入产业、城市、政务、生活等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明确了路线图、任务书，全面提升区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和水平，将社会治理优势转变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

3、数据赋能是智治的硬支撑。加强部门配合、协作联动，打破各自为政的现状，突破数据传递的壁垒，由传统治理的盲目性、无序性向现代治理的精准性、靶向性转变，做到“事先预防”、“事前发现”的“快”与“准”。在“1 N”平台的功能拓展、优化升级中，注重把大数据的作用发挥摆在突出地位，让网格员与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实现有机衔接，推动数据更鲜活、管理更精细、治理更精准，实现数据治理效益最大化。

4、惠及民生是智治的落脚点。人民群众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强，尤其对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智治支撑的社会治理突出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效实现了资源下倾、权力下放、力量下沉，探索警网融合等发展模式，为广大居民提供公共服务代办、法律服务、安全隐患排查等多样化、便捷式服务，让群众生活更放心、更安心、更舒心。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12

近年来，鹤壁市山城区积极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着力构建“智治”为支撑的社会治理新体系，不断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提质增效，为平安山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推动平台建设，形成“1+N”综治体系应用。通过整合资源形成了以区综治中心为主体的“1+N”综治体系，实现综治信息互联互通、综治资源整合共享、综治工作协调联动的工作格局。“1”即区综治中心，设有社会治安综合管理信息平台、雪亮工程视频监控、综治视频互联网等系统和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网格化管理、心理咨询、联动指挥6个分中心，实现多元化解、指挥调度、预警研判等功能，充分发挥综治中心中枢统筹作用；“N”即整合信访、司法、人社等23个部门职能，设置信访接待、法律援助、劳动保障、12368接听等29个功能室和窗口，多方位接待和受理群众事项，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一体化”运作能力和水平。

推进体系建设，构造纵横贯通的治安防控格局。以全市创建社会治安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和全区老旧小区改造等为契机，采用“政府引导+民企共建”模式，持续健全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大力推进“天网工程”以及智慧安防小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区共建成各类监控探头860余路，安防小区176个，基本实现了对重点区域、重点场所全面实时监控。同时积极鼓励辖区镇（街道）、企事业单位参与公共区域以及背街小巷监控安装建设，全区治安防控水平得到进一步提升。

推动网格建设，实现信息化网格服务管理。围绕“人口规模适度、服务管理方便、功能相对齐全”的要求，结合全区实际共划分一级网格97个，二级网格243个，以综治中心信息系统平台为依托，实现对网格内居民人口信息、房屋信息、重点人员信息等综合信息实时采集更新，并做好矛盾纠纷上报录入、网格员签到签退等工作，不断推动网格化管理服务精细化、信息化。截至目前，全区网格员共完成工作日志录入15013条，各类矛盾纠纷录入704起，完成签到签退36299次，完成全区采集人口信息100347条。

下一步，山城区将以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为目标，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不断强化智治支撑、科技赋能，创新、丰富和拓展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容和方式，探索打造具有山城特色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不断推动平安山城向着更高水平迈进。

智治支撑社会治理工作总结13

一、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动力，以办好师生、家长满意的教育为宗旨，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实干，开拓进取。按照州教育工委党建工作总体部署，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结合我校党建工作实际，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教育教学管理工作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二、工作目标

1. 学校党总支通过组织学习十八大及十八届五中全会、区、州等文件精神，统一全校党员干部和广大师生的思想和认识。不断提高广大党员、教师的政治理论水平，增加教书育人、服务育人的责任感，增强党员先进性。

2. 师德师风建设实践工作中，号召全体党员、教师深入开展“教师示范岗”“党员示范岗”活动，改进工作作风，争做“四好”老师，做遵纪守法教书育人的模范。

3.加强廉政建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区州“十条规定”的要求。规范教师从教行为，净化育人环境。

4.加强民族团结。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好开展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不断提高全校师生民族团结意识。

5.做好法制教育工作。加强法制宣传，确保师生员工的安全教育率达100%。深入开展“抵御和防范宗教向校园渗透”教育活动，严格落实“两个不得”、“五个严禁”，维护校园稳定。

6. 扎实推进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继续深化以“为民、务实、清廉”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各项整改工作和落实情况，推进学校党建工作。

7.认真做好入党积极分子培养和党员发展工作，按照“坚持标准、改善结构、慎重发展”的方针，引导青年教师积极主动向党组织靠拢。

三、工作措施

通过学习教育，把全校党员和广大师生的思想和认识统一到教育教学和学校发展上来。

1.抓好全体党员学习教育。坚持党总支委员会成员每月召开扩大会议一次，共同研究总结党员管理，党建工作新思路和开展情况，认真执行党内“三会一课”制度，以增强党性观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为目标，结合学校实际，组织广大党员广泛开展以学习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为主题的教育活动，号召广大党员争做教书育人、弘扬师德、关爱学生的典范。

2.抓好全体教职工学习。教职工学习要与校本培训和终身学习相结合，以提高教职工队伍整体素质为目标。加强教师的理想信念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规范教师从教行为，严格要求教师认真履行职责，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服务育人。坚决治理教师队伍中有违师德的行为，杜绝有偿家教，净化教书育人环境。

3.努力开展教育教学有效系列活动，围绕“构建高效课堂，提高教育质量” 的思路，引导广大教师进一步提升育人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质量意识，不断提高学校教学质量。

4.加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养成教育。组织开展好德育系列活动，突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创新德育的新思路、探索德育新方法、实施德育新举措、使德育工作和学生管理成为学校的亮点。开展好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积极开展“平安校园”“文明校园”等创建活动，加强文明礼仪、行为养成教育、感恩教育、诚信教育、法制教育、民族团结教育、禁毒教育、廉政教育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等各项工作。

5.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积极宣传工作成效。要切实重视学校宣传报道工作，加强宣传工作的组织和管理，把握正确舆论引导师生，弘扬爱校、爱家、爱国主义精神、形成凝心聚力、促进学校健康发展。

6.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区州“十项规定”的要求，坚决反对和抵制“四风”问题，着力形成反腐倡廉的强大合力，使党员、领导筑牢道德防线，增强纪律观念，规范行为，确保学校教育工作风正源清。

7.依法办学、依法施教，积极发挥法制教育作用，进一步增强全体党员和教师的法制意识，提高师生学法、用法、守法的意识和能力。

四、加强党总支对群团工作的领导

1.加强对工会工作的领导，重视和发挥教代会的职能作用。工会工作以师德建设、民主建设和政务公开为重点。支持工会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各项群众性文体活动，丰富教职工课余文体生活，真正发挥教代会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作用。

2.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围绕学校中心工作，立足团队特色，展示学生特长，开展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的各种教育活动。认真做好发展团员工作，充分发挥团队、学生会干部模范带头作用。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安全稳定工作，促进学校教育事业健康发展

1.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改变学风、教风、校风，不断提高全体师生的思想道德水平。

2.重视学校安全稳定工作，协力做好校园周边整治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学校平安稳定，长治久安。

第五篇：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现代社会治理的温州模式

不久前，笔者受邀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厅局级干部社会治理创新专题研讨班上分享了温州建立现代社会组织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经验及思考。笔者的分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第二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这两年做了些什么；第三部分，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为什么会脱颖而出。

第一部分：

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

让我们从央视对“毒明胶”、“毒水龙头”的新闻报道谈起。央视“3•15”晚会和《经济半小时》栏目，分别在3月15日和21日，曝光了温州“毒明胶”和“毒水龙头”。央视报道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但笔者的一位记者朋友了解到，央视报道是有瑕疵的：因为我国关于水嘴中铅析出要求的标准主要有1个国家标准和3个行业标准，关于水嘴重金属含量新标准今年9月才开始实施。

温州是国内水暖卫浴基地，面对温州水暖卫浴的“生死抉择”，政府及职能部门当然要有所行动。但这个时候，最应该站出来的是温州市五金卫浴行业协会。笔者之前参加过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会议，也听到水暖卫浴产品存在的问题，行业协会也多次呼吁，但问题未能解决。大家可能还抱有侥幸心理，或者还有抵触情绪：水暖卫浴质量和标准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央视为什么选择曝光温州？但我认为，这并没有冤枉温州，温州这座城市在质量问题方面的教训十分深刻，深知质量对于一个企业、产业、城市的意义。而在2013年底，陈金彪市长和温州市分别荣获中国质量30年十大人物和城市，温州更有责任在质量方面为全国做出表率。

历史上，温州企业因产品质量有过很多这样不同寻常的经历。但温州鞋革协会、温州服装协会、温州打火机协会、温州电器行业协会等，在温州产业的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及舞台。

温州打火机企业老板黄发静联合温州打火机协会会员企业到欧盟打官司，他本人获得2003年CCTV中国经济人物。温州打火机大佬周大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强调，温州行业协会文化其实就是温州企业家文化、温州人文化：抱团、争取、突破、义利并重。

温州民营企业奥康联合温州鞋革协会以及其他温州鞋企，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12年后，策划了火烧仿冒温州鞋的假冒鞋。效果颇为轰动，在中国或者温州质量史上，“杭州武林门两次烧鞋事件”绝对是标志性的事件。

相信温州五金卫浴行业协会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重振温州水暖卫浴产业中找回行业的话语权。“毒水龙头”事件后，温州政府及职能部门在产业引导扶持、监管打击等方面要做很多工作；企业是主体，要做有责任心、良心的企业；行业协会除了要做好行业自律、危机预警外，还要承接政府行业标准制定、执行、技术壁垒、产业人才培训等部分职能，统筹解决。这就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一部分。

其实，温州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正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两个重要主体。温州的现代社会治理是什么？就是政府、市场、社会三元社会治理路径的构建。在温州，政府的代表就是政府各职能部门，市场的代表主要是民营企业，社会的代表就是社会组织。以前，很多人对温州有过误读，认为温州政府是“无为政府”。其实不然，温州政府是最接近现代治理理念的地方政府，温州政府把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让渡给市场和社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社会组织。民营经济、社会组织是永不褪色的温州模式，是温州的金字招牌，更是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精髓。

清华大学王名教授评价说：“温州的社会组织与市场经济同步，其发展大体经历了市场自发、民间公益、社区协同、跨域共治四个阶段，逐步形成了领域广泛、门类齐全、大小各异、上下结合的社会组织发展体系，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彰显了改革创新、敢为人先的温州精神。温州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具有民主选举、良性生态、见贤思齐等温州特色，有腾出空间、提供支持、顶层设计、改革创新的制度优势。”浙江大学郁建兴教授为温州公益创投项目点评：“温州发展较为成熟的行业协会，与文体类、公益类、城乡基层类的社会组织构成了温州现代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在参与中成长，并推动温州市民社会进程。”

第二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做了些什么 在这里分享一下温州做得比较漂亮的几件事。

1.《关于加快推进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意见》等“1+7”文件的出台。最近几年温州出台大型政策都采取“1+N”模式，进行政策配套，统筹解决问题。当时，温州参考了国内广东、上海、北京以及浙江宁波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和社会组织改革的文件，吸收其精华。同时，也充分考虑了温州正在进行的民办教育改革、金融改革等热点，结合温州社会组织发展现状，形成了“1+7”文件。2012年11月1日，笔者等侯在市委、市政府印刷厂，把热乎乎的文件第一时间快递给民政部部长李立国。李立国说，温州“1+7”文件是“迄今为止，在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体制改革上、扶持社会组织发展上和促进社会组织发挥作用上，全国最先进、最完善、最有意义的一套文件”。

2.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党的十八大前夕，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到全国各地调研地方社会组织创新工作，调研组对温州社会组织创新实践工作予以高度认可。2012年11月20日，李立国部长赴温州考察。2013年1月16日，李立国部长和李强省长分别代表民政部和浙江省人民政府签署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合作协议。部省协议实施一年来，存在的问题是这一年没有借助协议，让民政部和浙江省政府为温州民政工作解决一些战略性或当下棘手的问题，或者至少吸引政府在财力、人力等资源方面的投入，为全国提供一个样本。

3.温州入围首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在温州调研时提出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当时，正值“1+7”文件出台前，在政策制定方面我们经常会遭遇法律方面的困境，创新精神和现行法律法规存在矛盾或冲突。当温州市民政局局长李爱燕把这一困境向部里反映时，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提出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的概念，既解决了温州当下问题，也可以推进地方社会创新和现代社会组织建设。2013年4月，民政部以文件形式确立开展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创建活动。今年2月，温州获评第一批全国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

温州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率先启动了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工作；减免开办资金，对“公益慈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和基层社区社会组织”四类实行“零资金门槛”；通过增加字号等形式突破“一业一会、一地一会”的限制，允许适度竞争，为社会组织发展进一步拓宽了空间。截至2013年底，温州市社会组织登记总数，跃居全省各地级市首位，达6731家，较2012年底增长了43.2%。经省民政厅授权，温州作为省内首个地级市开展了非公募基金会的登记管理工作。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向下级延伸是一个积极的政策导向，一方面可以为举办者提供方便，另一方面必将大力激活民间慈善力量。温州市之前近10年时间非公募基金会只成立了20余家，而试点之后的一年时间里，已有13家基金会在市本级登记成立，政策推进效果立竿见影。

——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成效明显。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组织是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主体。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热情，对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的民办学校、民办医疗机构、民办养老机构，明确出资财产属于出资人所有，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并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的合理回报。这一项改革使民间资金办学、办医、办养老的热情得到激发,社会参与教育、卫生、养老呈现快速扩张趋势。据统计，目前全市民办教育固定资产总投入近2700亿元，实行改革后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累计引进民资达145亿元。实践证明，民办非企业单位产权及回报制度改革是激发社会活力的有益探索，减轻了国家负担，弥补了政府公共服务的不足，从体制机制上改进了公共服务供给方式。

——深化平台建设，健全社会组织服务体系。1.搭建服务平台。按照“政府扶持、社会参与、专业运行、项目合作”的模式，搭建全市社会组织服务平台体系，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场地、项目和技术支持，加快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各级社会组织服务平台986家，其中市、县两级平台累计投入资金300余万元，场所面积近3200平方米，实现了市、县、镇、社区四级全覆盖，此外，针对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探索开展了分类培育孵化试点，打造共青团、老年等专业化社会组织孵化基地。2.开展公益创投，推动政府、企业及其他组织的公益服务资助和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生产实现有效对接。2013年，市民政局与新闻媒体合作开展了“寻找温州最美公益创投项目”活动；乐清、瑞安等地依托社会组织服务平台进行公益创投；苍南专门出台了公益创投的项目管理办法；瓯海区建立了公益项目库。2013年全市依托服务平台共征集公益项目150余个，获资助项目110余个，资助金额累计260余万元。3.建立发展基金。以公共财政为引导，以福彩公益金资助、社会捐赠等多渠道筹集的方式，组建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目前，全市累计到位原始资金3500万元，继乐清市成立全省首家县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后，各地也已陆续登记成立，实现市、县两级社会组织发展基金会全覆盖。同时，温州市瓯海区潘桥街道探索成立了全省首个镇（街）级的社会组织发展基金。

4.温州创新赢得政府和学术界关注。2013年以来，全国研究社会组织的知名学者来到温州，为温州传经送宝。据不完全统计，温州接待全国政协、国务院法制办、民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及民政系统等调研组20次，专家学者50多位。

第三部分：

现代社会治理，温州为什么脱颖而出

不得不承认，温州社会组织工作与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江苏省南京市，还有浙江省杭州市、宁波市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是整体性的，尤其是政府资源投入、人才瓶颈、职能部门思维方式等，不是一两年能赶得上的。其实，2012年之前的温州，引以为豪的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培育，也全面走入低谷，只有协会自己自强不息。但温州优势是由这个城市的民营经济基础决定的，决定了温州人的民间基因，这也是温州现代社会组织脱颖而出的根本性原因。

首先，民政部门自身转型升级需要社会治理创新。以温州的“1+7”文件为代表的地方和基层社会创新，正好和民政部的当家人思考相吻合。温州民办教育“1+9”文件（现在升级为“1+14”文件）启动早、力度大、创新多、系统性强，但效果不如社会组织“1+7”文件。

其次，温州民政为什么要革自己的命？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应该是民政部门比较好的业务，有点“权力”的业务。以前政府、公众对社会组织审批意见很大，但这与相关条例滞后有关。个别市民写信给市委书记或通过网络反映登记难问题，在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授意下，温州市民政局痛下决心，抓住社会治理创新的历史机遇，要革自己的命。

第三，我们只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在部省共建温州民政综合改革试验区的大背景下，温州创新实践出台政策文件就是技术层面的事情。我们得益于国内其他地方的创新经验。我们提出民办非企业单位取得合理回报，也是学习了温州民办教育取得合理回报的论述，我们再接再厉把合理回报拓展到民办医疗、养老领域。并且，温州人具有别的地方不可能有的敏感度和执行力，于是走在了改革创新的前列。

最后，和大家分享一下，笔者认为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存在误区。其实，我们一直强调基层创新。在法制社会，基层创新越来越没有空间，顶层设计却迟迟未到位，基于我国国情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性，顶层设计往往失去威严。以社团条例修订为例，已被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敲定了时间表。2014年已过去3个多月，社团条例仍未修订，比预期进度慢了很多。只有顶层设计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才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程。我们期待着，因为春天已经来了！

前不久，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在北大演讲说：公民声音获倾听会让国家更强大。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多多倾听来自民间和基层的声音，会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