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5篇）

第一篇：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是怎样确立的（1）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进入了中央决策层，但仍然要遭遇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政党在选择自己的核心领导时所必须的各种考验。

遵义会议出现的变局，主要不是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层在整体上对政治路线或思想路线的认识，有多大改变和提升，而是基于大家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以来没有章法的溃退强烈不满，并形成了“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这个共识。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甚至在发言中说出“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这样的重话。于是，改变领导决策层迫在眉睫。毛泽东此前在创建红军和开辟中央苏区过程中积累了很高威望，虽然屡受排挤和打击，不能参与决策，但毕竟还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是名义上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在出席遵义会议的人员中，他和张闻天（洛甫）、王稼祥的主张也最鲜明，一批红军将领也支持他。在危急关头，大家觉得还是让毛泽东出来参与指挥更好些。

后来，人们一般都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这主要是指毛泽东在中央决策层起的实际作用而言。从名义上讲，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并不是遵义会议后立刻就明确起来的。遵义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常委有五人：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博古、陈云，会议明确“以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党内最高的军事指挥者是周恩来，政治上则明确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这个安排大体有这样一些考虑。第一，在非常时期，保持领导层的稳定很重要，只能做小幅度的调整，用原来的中央常委继续负责，大家容易接受。在此前的常委中，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确实唱了主角，周恩来也是此前的常委，并且还是此前的决策核心“三人团”的成员。一个掌党，一个掌军，比较合适。第二，张闻天是从莫斯科回来的，以前和王明、博古属于同一“阵营”，共产国际和王明那里也容易通过，如果用此前“左”倾教条主义者主要打击的对立面（毛泽东）来代替博古，变化太大，阻力也大，还涉及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的看法，而这是当时很难去讨论的问题。第三，在长征途中，谁在党内负总责，并不是特别重要，关键是谁能够领导红军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在战争中让党和红军转危为安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所以，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张闻天（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

却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虽然参与军事指挥，但大家对他的地位和权威的认识并非那么明确和固定。有四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遵义会议上，政治局委员何凯丰对毛泽东说：别人都说你打仗行，我说你不行，你只不过是按《孙子兵法》打仗。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指挥的第一场战斗在土城失利，博古也曾嘲讽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也不成”。第二个例子是1935年3月10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都主张去进攻一个叫打鼓新场的地方，唯有毛泽东不同意，他甚至提出，如果你们坚决要去打，就辞去前敌司令部政委职务。大家说，你要辞就辞，结果就真的举手通过了他的辞职。第三个例子是在四渡赤水过程中，林彪不满意毛泽东总是让部队走“弓背”路的指挥方式，径直向中央发电报要求换彭德怀来直接指挥。第四个例子是中央红军到陕北以后，毛泽东提出过黄河东征的战略计划，决策层便争论得很厉害，多数人不赞成，原因是走了一年多，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安身之所又要走，大家都怕脱离根据地。但毛泽东还是坚持东征。东征战绩不错，后头形势发生变化，又回到了西边。从这四个例子看，在非常时期，在重大考验关头，领导层内部出现不同意见，甚至出现个别人先于多数人作出正确判断的情况，实属不可避免，但从中也看出，那时候毛泽东的权威地位还没有 1

真正树立起来，还需要一个通过实践来检验进而逐步认同和选择的过程。所以，邓小平晚年谈到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时，用语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到了延安，也没有平静下来。1937年底，王明从莫斯科回来，便很闹了一阵子。他一回来，便提议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作了专题报告，声称是传达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还咄咄逼人地指责中共中央此前制定的抗战路线，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泽东1943年11月13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这个情况时说：“1937年12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王明一回国就“进攻”中央路线，底气依然来自在抗战问题上觉得自己代表了共产国际的意见，而且他的身份就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共领导人得此职务者，只有王明。十二月会议事实上对王明的特殊地位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认可。惟其如此，除了党在抗日战争中的基本路线这个根本原则，毛泽东在有些问题上是让了步的（“别的问题我都承认”）。惟其如此，当时中央领导层普遍觉得王明的主张不可忽视、不好反对，多持赞成态度。周恩来在1943年的中央会议上，就谈过自己在王明回国后的一段时间，“对王明的机会主义和投降主义有容忍和退让的地方。”张闻天1943年12月写的《反省笔记》中也说到，自己对王明回国后宣传的那一套，一度有所“迷惑”，不够“清醒”。毛泽东在十二月会议上虽然做了辩白，最终还是采取了忍让态度，服从了多数人意见，所以他说自己“是孤立的”。随后，王明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大有与在延安的中央分庭抗礼之势，甚至提出把中央全会拿到武汉去开。李维汉曾回忆说，“有一次我去看望毛泽东，他说：'我的命令不出这个窑洞。'”1996年笔者在杭州采访江华时，江华也有过同样的回忆。

在不断的摩擦中，直到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王稼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共产国际的意见，说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这才明确了毛泽东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但职务并未明确。当时，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但毛泽东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没有同意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全会以后，张闻天主动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1939年初，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从自己住的蓝家坪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的地方开，虽然仍主持政治局会议，但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由毛泽东做出决断。1939年夏季后，张闻天开始提出把自己名义上的总负责“完全解放”，实际上他也主要去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了。到1940年5月，张闻天索性把住处和自己负责的中央秘书处这个机构，也搬到了毛泽东住的杨家岭，事实上把党内总负责的工作全部交给了毛泽东。后来毛泽东赞叹说，“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是“开明君主”。

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央依然没有对中央领导层进行正式调整。原因恐怕有两个，一是不调整也不影响毛泽东实际主持中央工作，二是毛泽东或许觉得条件仍然没有完全成熟。

所谓没有完全成熟，就是说，当时中央领导层在对待“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这个问题上，认识上还不一致，特别是王明，还继续坚持他的主张。具体情况是，王明1940年不经中央同意，将他1931年出版的“左”倾教条主义纲领性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这说明他仍然坚持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那套“左”的东西。与此同时，关于中共中央抗战以来的政策路线，虽然毛泽东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论新阶段》的报告已经充分阐述，但王明并没有心服。他在会后写的一首

2诗中说：“相持阶段只空吟，对日屈从是实情；抗战心消反统战，诬加马列教条名。”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后，王明又写一首《新民主主义论--评毛泽东这篇论文的根本错误》的诗，说：“新民主主义，理论自托陈；资革成功后，资行社不行。”“列义被修正，前途迷雾存。”1940年10月，王明在一首题为《亲法西斯的汉奸路线》的诗中，称毛泽东主张的统一战线是“愿作汉奸缘底事，策同托派胡乱来”，并在诗下加注说：毛泽东搞的是“在中国实行联日联汪反蒋的统一战线”。1941年9月底10月初，王明还当面同毛泽东争论，提出中央的抗战路线和处理国共关系的原则，都是错误的。毛泽东1943年11月谈到这场争论时说：“前年九月会议，提到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王明坚决不承认路线错误。我说，不说路线错误也可以，但有四个原则错误，即

（一）速胜论，（二）运动战，（三）对国民党只要团结不要斗争，（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但王明仍不承认，不久来了反攻，说他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央路线是错误的。”

除了王明的因素，毛泽东还觉得整个中央领导层结构存在着问题，由此认为进行调整的时机没有成熟。还是在1943年11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说道：“遵义会议前被诬为机会主义者的，今天已变为主要领导者。但这个码头仍是四中全会、五中全会选出的中央。这是一个矛盾，已经忍耐了多少年，从前年九月会议到现在又忍耐了两年，我还要求同志们再忍耐一下，不忙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指出的“忍耐了多少年”的“矛盾”，是指目前在中央起决策作用的“主要领导者”是过去“左”倾教条主义所排挤的人（当然包括毛泽东自己），但中央领导层的整体班子（“码头”），却是“左”倾教条主义统治中央时形成的，由此还有不甚协调的地方。为此，必须在领导层当中彻底弄清是非，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从1941年9月起，开始在高级干部中进行整风学习活动，这个活动随后在全党普遍展开。

经历逆境的毛泽东深知，要使党成熟，必须要靠思想理论建设。一到陕北，他就发愤地读书学习和写作，先是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类总结土地革命经验教训的著作，然后又在哲学方面发表《矛盾论》和《实践论》，军事战略上写出《论持久战》，最重要的是《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中国革命的性质、目的、方法、对象以及我们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等等，在文化上还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些著述，渐渐把中国革命的基本模样说得清晰起来。与此相应，通过整风学习运动，逐步弄清了土地革命时期以来的路线是非，毛泽东的权威地位也就逐步明确并在全党形成共识。

毛泽东在理论上的成熟和建树，对中央领导层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党内领导层对毛泽东的认识。1941年10月8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发言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王明回国后自以为政治上高明，对中央不尊重，犯了许多错误。我素来对王明是尊重的，但对他武汉时期的许多做法不同意。”这年10月22日，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讲：“遵义会议前后，我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会前不知道毛主席和博古他们的分歧是原则问题，对毛主席也只是觉得他经验多。遵义会议后，开始知道毛主席是懂军事的。红军南渡乌江后，方才佩服毛主席的军事天才。到莫斯科及回国后直至十二月会议，在独立自主问题上、徐州会战问题上，对毛主席有了更多的了解，认识到他是中国革命的旗帜。”1942年6月30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纪念“七一”干部大会上讲，毛泽东是“精通马列主义和中国实际情况为每一个党员所拥护的党的领袖”。这年7月，张闻天在陕北、晋西北从事农村调查期间，也对身边的同志说道：“中国革命21年来最大收获和最大成果，就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了久经考验的、英明正确的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

比毛泽东那一代资格更老的革命家吴玉章，在其回忆录里的分析大概是最精辟也最到位的了。他说：“《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在这之前，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并不十分巩固”，“教条主义者们认为，毛泽东马列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应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十多年曲折的历史，终于锻炼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与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1943年，终于水到渠成，在组织程序上巩固和确认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标志是这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说：“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

毛泽东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这两个“主席”职务的确定，标志着从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也在组织上、体制上最终巩固和完成。

也是在1943年，发生了几件重要的事情，进一步巩固和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核心领导地位。

第一件事，是共产国际解散。1943年5月20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22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翻译师哲把这封电报送给毛泽东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通俗地说，头上没有了“太上皇”，无疑更有利于中共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来处理中国革命问题，也有利于中央领导层更权威地发挥对全党的凝聚作用。

第二件事，是中央其他领导人提出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提出“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把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说成是新军阀，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国民党方面还乘共产国际解散之机，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同时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这时候，中共必须强化内部的团结和统一，确立并高扬自己的思想旗帜。于是，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中国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文中还称毛泽东是“我党英明领袖”。第二天，刘少奇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这样，毛泽东不仅成为政治领袖，也是全党名副其实的思想领袖了。第三件事，是1943年9月到1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多次会议，总结历史经验，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在思想认识上达成空前共识。在这一过程中，中央领导层纷纷表态，对毛泽东的历史贡献和领袖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认可。

9月，博古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武汉时期（1938年）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

10月6日，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

11月1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做了二十年以上的工作，就根本没有这样反省过。经过这几年的实践，对毛泽东的领导确实心悦诚服地信服。”事实上，周恩来在8月2日从重庆回到延安，就发表了一个演说，其中讲：“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和指示，这三年来许多紧急时机、许多重要关键上，保证了我们党丝毫没有迷失了方向，没有走错了道路。”“没有比这三年来事变的发展再明白的了。过去一切反对过、怀疑过毛泽东同志领导或其意见的人，现在彻头彻尾地证明其为错误了。”“我们党二十二年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贯串着整个党的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条马列主义中国化，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的路线。”这段话收入了《周恩来选集》。

11月下旬，在中央苏区时期曾经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的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去中央苏区前，对毛泽东已有右倾的印象。到中央苏区后，正遇反“围剿”，认为毛有独特见解，有才干，故后来推毛为中央局代书记。但同时认为毛讲反对本本主义，讲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轻视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又看到毛泽东在处理国共关系、领导整风运动以及对各种政策之掌握，对毛泽东则完全“爱戴佩服”，而且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12月，张闻天在其《反省笔记》中写道，从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来，“给我思想上的转变帮助最大”，“我从党史上发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中国党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而我从莫斯科带来及四中全会后中央当权时所发挥的一套是完全错误的”，“毛泽东同志，不但是我党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是理论家的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个时候建立的，我对毛泽东同志心悦诚服的感觉，也是从此时发展起来的”。

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自然也影响到王明。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期间的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多次去看望他，并派人向他传达政治局会议精神，听取他的意见。12月1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不管是诚心之举还是应付之辞，他在信中终究表示：“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

历史的选择，由此尘埃落定。

如果还要说几句，上述过程，确是给后人留下一些启示。一个领导团队同它的核心人物是共生同构的。领导团队什么时候形成，它的核心人物就什么时候产生；领导团队成熟到什么程度，其核心人物就成熟到什么程度；团体内部的思想认同和感情联系达到什么程度，核心人物和领导团队的关系就紧密到什么程度。结果是：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团队，就有什么样性质和水平的核心人物；有什么样的核心人物，就干出什么样的事业。

第二篇：毛泽东是怎样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

毛泽东是怎样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有一个过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29年6月写的一封信中分析红四军党内存在着种种错误思想的原因时第一次使用了“思想路线”这一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本本主义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从而初步界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为了揭露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1937年,毛泽东在《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深刻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对党的思想路线作了系统的哲学论证.1938年,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借用我国古代成语“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并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

第三篇：谈怎样确立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

谈怎样确立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第411号令）的规定，事业单位应当具备法人条件，并且在进行法人登记，领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后才能开展活动。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工作虽然在全国推开已经有近10年时间了，但目前各地仍然存在着大量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已登记的事业单位普遍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对财政和主管部门的依赖性较强，不能完全按法人模式运行等等。就如何解决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的问题，进一步规范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工作，笔者谈几点粗浅看法：

一、要对事业单位职能进行准确定位

现有事业单位主要组建于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当时政府职责范围缺乏明确的界限，使事业单位承担了市场经济条件下本应由多种组织形式承担的社会事业职责，其服务既有公益性，又有私益性，这种职能上的多元化是事业单位许多弊端的深层次根源，使事业单位陷入体制性障碍的重重包围之中，左冲右突，还是在沉郁低唱“敢问路在何方？”。这种职能定位的模糊也直接导致了事业单位很难从行政机关真正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法人地位，同时也导致了事业单位改革始终停留在微观领域的浅层次施行业务性改革，较之行政体制改革、企业改革慢了一拍、乃至二拍。近些年来，围绕究竟该如何定位事业单位职能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由于职能定位的混沌，中央机构编制部门对事业单位的定义也一改再改，最新、最权威的定义是，中央编办在今年4月15日出台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的表述。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广播电视、社会福利、救助减灾、公用设施管理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不管对事业单位如何定义，但有一点还是形成了基本共识，那就是事业单位是公益性的社会服务组织。要建立健全现代事业法人制度，真正确立事业单位的法人主体地位，首要的就是要对照公益性社会服务组织这一事业单位基本的职能定位，对事业单位进行全面清理，合理划分和界定行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的职责。对完全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该认定为行政机构的要认定为行政机构；对完全履行竞争性经营开发职能的事业单位，该转为企业的要转为企业。对一时难以划分的行政职责，可以作为过渡，按审批权限经机构编制部门批准或经机构编制部门审核后报党委或政府批准，通过授权的方式交由事业单位承担。经批准设立的履行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也应办理法人登记，并依法以《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作为其具备执法主体资格的依据，其执法范围应当以证书记载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为准。

二、要规范事业单位的管理

现在行政机关仍然习惯把事业单位当作自身的附属物，事无巨细，都由自已说了算。对事业单位的管理一直套用行政机关的管理方式和方法，从而使事业单位中官本位、铁饭碗、大锅饭等“机关病”日益凸现出来。日趋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使得事业单位的服务职能弱化，束缚了事业单位中人的进步，阻碍了事业单位的发展。要确立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事业单位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首先，要转变对事业单位的管理方式。主管部门（举办单位）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要由微观具体事务管理转向宏观综合管理上来，从过去以行政命令、指令性计划为主的直接管理转到运用法律、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管理上来。主管部门对事业单位的管理职责主要是政策引导，管好领导班子（或只管法定代表人），监管国有资产，并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事业单位的独立运作权，使其能够自主决定本单位的发展规划，独立开展活动，并承担民事权利义务。其次，要赋予事业单位法人相应的人事管理权。要使事业单位法人享有充分的用人自主权，在按规定的程序审批后，可自主选人用人；要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建立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逐步形成人员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的用人机制；要扩大事业单位内部的工资分配自主权，逐步建立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制度，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第三，要规范事业单位机构编制管理。对职能单

一、规模过小、服务对象单一的事业单位进行撤并，使合并后的事业单位具备法人条件。要精简乡镇站所，将设置过多、过散的站所，尤其是不具备法人条件的站所归并成综合性的“农业服务中心”、“文化服务中心”等，使其具备法人条件。各级机构编制部门在审批成立新的事业单位时，应当把该单位能否具备法人条件作为审批的重要依据，不得再批准成立不具备法人条件的事业单位。

三、要建立独立法人财产制度

现在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一大弊端是，事业单位名义上有财产，但实际上由主管部门控制，导致事业单位财产所有权主体虚置，最终谁也不能对资产的保值增值负责。建立健全现代事业法人制度，解决事业单位法人主体地位不明确的问题，最基本的是建立独立事业法人财产制度。首先，要明确事业单位的产权。要对事业单位的资产进行认真清理，明确产权关系，落实与其宗旨和业务范围相适应并可独立支配的法人财产。对没有与其开展业务活动相适应的资产的事业单位，财政或主管部门要划拨或授予相适应的资产，作为法人的开办资金。事业单位开办资金数额须经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其次，赋予事业单位独立核算权。要切实落实事业单位的财务自主权。事业单位一般应配会计、出纳，独立建帐。如因单位规模小不能配备专门财务人员的，可以实行财务代理制，由主管部门或委托中介机构代理帐目，但财产、经费的使用权在事业单位，且帐目要单立。有条件的地方和部门可以试行事业单位会计委派制。第三，加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事业单位登记管理部门要主动与其业务主管机关和财政部门密切配合，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凡涉及到国有资产产权转移的，必须办理有关产权转移手续。要逐步建立事业单位法定代表人离任审查制度，把审查结论作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重要依据。

四、要完善事业法人治理结构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制度，确立事业单位法人地位，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建立起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运行机制。即有人对事业单位资产的保值增值真正负责，具有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具有自我约束、规范经营的内在要求。这几个方面都取决于事业单位有没有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完善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事业单位法人运行机制，更谈不上独立法人地位。首先，要明确政府和事业单位主管部门作为出资人的权利和责任，落实事业单位法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权利和责任，调动事业单位的积极性，推动事业单位发展。其次，要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利益与单位利益统一起来，让各方都能从事业单位的发展中直接获得与其贡献相称的利益。要让所有事业单位的职工都能通过适当的形式，参与事业单位管理，根据自己对事业单位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依法享有各自的权益，这就使事业单位不仅具有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条件，而且具有了自主经营、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第三，理顺事业单位内部各组织的关系，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并建立相应的制度予以保障。当前事业单位法人可以通过建立组织章程，明确单位的名称、住所、经济性质、宗旨和业务范围、组织机构和职权，明确法人单位、法定代表人和职工的权利义务，明确单位的领导体制、财务、资产、人事管理准则、社会服务行为准则等。有条件的事业单位法人可以探索建立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以产权关系为基础，代理关系为纽带，各负其责，相互制约，大家共同对事业单位的利益和发展负责，从而确保事业单位规范有序发展。

第四篇：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

遵义会议后中共最高领导人不是毛泽东

文｜何方

2011年01月12日08:48 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1年第1期

封面故事：不该被历史埋没的张闻天

201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建党90周年纪念。随着史料的不断发掘及对个人崇拜的打破，中共党史上存在的一些历史疑点，迷雾渐散，真相日益明晰。长期以来，张闻天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曾被忽视。中共党史普遍认为：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近来史学界研究成果却表明：1935年遵义会议上，当选党中央总书记的是张闻天，他与王稼祥等人力荐毛泽东指挥军队。此后几年，张闻天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从遵义会议开始，无论瓦窑堡会议、西安事变、释放刘志丹还是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张闻天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各种原因，掌权后的毛泽东对张闻天日渐疏远。从庐山会议到“文革”期间，张闻天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1976年7月1日，张闻天病逝于江苏无锡。正视历史，还原真相，超越政治成败的评价体系，客观看待历史中的人与事，只会有助于来者更好地把握未来，这也是实现社会公正和民主风气的应有之义。

何方：

陕西临潼人，1922年生；我国著名外交、党史与国际问题学者；1938年赴延安抗大学习，后随张闻天转入外交战线，历任驻苏联大使馆研究室主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等；1980年筹办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并出任所长八年；后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七年；离休后研究重点转入中共党史，代表作品有《何方谈史忆人》等。

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张闻天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此后几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对党实现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但长期以来，他在这个时期的职务和所起的作用遭到埋没。

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延安整风时定下的基调，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此成为历史定论。一切正式党史著作和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都严格遵守了这一口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又加以强调和重申。长期以来，使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术界，就是在群众中也已成为一种常识。但是只要详加考察，就会看出原来这一论断并不确切，只是一种个人崇拜影响下并不合乎事实的说法。

遵义会议确立了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

根据现有材料，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遵义会议及其以后一个时期，毛泽东作为这一集体的一员起了重要作用，但并未成为核心。确立起毛泽东在中央和党内的领导地位，起码也是三四年以后的事，遵义会议连开始过渡都谈不上。会上，只是经张闻天和王稼祥提议，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了党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决定和常委分工都规定得很明确，就是“取消三人团（即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政治局常委兼中革军委书记周恩来以及苏联军事顾问李德——编者注），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毛泽东这时只能作为会议的一个参加者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他的意见也不见得大家都听。在讨论是否进攻打鼓新场的鸭溪会议上，竟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了毛泽东的意见并撤销了他的政委职务。毛泽东也只能连夜去找周恩来，建议晚点下命令。当时那种军事上的集体领导，现在看来好像有点矫枉过正，但在没有建立起军事领导权威的情况下还是需要的，否则毛泽东就很难发挥作用。所以半年后的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还提议要发挥常委会作用，每周至少开会一次。说明他并不嫌开会多。因为这时毛泽东的领导威信还不是后来人们所说的那么高。鸭溪会议上意见遭多数否决，以及会理会议前林彪写信、彭德怀发牢骚以及刘少奇与杨尚昆发电报等不信任毛泽东军事指挥的事件，都是证明。

遵义会议是在大家要求下，经政治局黎平会议决定，由总书记博古主持召开的。说遵义会议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举行的，只是延安整风后一些人使用的一种抽象说法。他既未召开和主持，也未作报告和结论。遵义会议后几年的中央会议，则都是由张闻天召开和主持的，前后多达137次。所以在纪念张闻天85周年诞辰前夕，王震还特意向邓力群提出建议，“请你、乔木、胡绳同志考虑，能在修改党史时，将张闻天任中央书记（特别是长征结束后）主持会议的史实载入史册”，说“许多同志似不知张闻天任中央书记多年这一历史事实。历史要真实”。

1938年以前，在张闻天担任总书记时期，只有他可以召开中央的会议，毛泽东则只能建议张闻天召开。在中央驻瓦窑堡期间，政治局和常委的多次会议，就是在毛泽东因去前方而缺席的情况下举行的。其中有些会还就重要的政治问题或组织问题作出了决定，有的事先征询过毛泽东的意见，有的只是事后通知他或者不通知。例如1936年3月晋西会议后，张闻天回到后方，毛泽东仍在前线，在这一个多月里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或常委扩大会就有七次，毛都缺席。在红军渡河回陕前，毛泽东要求开政治局会议，4月28日致电张闻天，内称：“提议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向及其他与其关联的问题。”可见，召开政治局会议是张闻天的职责，毛泽东只可提出建议而无权自行决定。

遵义会议后三四年，代表党中央同各方面联系和处理重大组织问题的，是总书记张闻天。张闻天接任总书记后，发布中央决定和指示，接受并处理各地发给中央的请示报告；派遣和任免重要干部，如长征路上派陈云、潘汉年去上海，到陕北后派刘少奇领导华北局和派冯雪峰到上海等；建立地方党委，其中成立陕甘宁省委，派李富春为书记，成立甘肃省工委，以刘晓为书记，改陕甘特委为陕甘省委，由朱理治任书记，派戴季英去陕南建立省委等，都是由张闻天主持会议通过，再电告在前方的毛泽东、周恩来的。而且连毛泽东本人的几次分工和任命，也是由张闻天建议并提交政治局或常委讨论决定的。如遵义会议后，“他决定由毛泽东同志负责军事工作”，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同意毛泽东成立三人军事小组的意见，长征途中沙窝政治局常委会上提议毛泽东分工主管军事，到达陕北后的下寺湾政治局会议上，建议成立新的中央军委，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等等。

西安事变：毛泽东要“除蒋”，张闻天主张和平解决

颇能说明问题的还有对1936年西安事变的处理。

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这次事变，是在中共中央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如何正确处理西安事变，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关键。事变第二天的12月13日，张闻天就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依惯例由分工管军事和统战的毛泽东作报告。毛泽东提出了两条互有关联的主张：一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二是“除蒋”、“审蒋”（两天后毛泽东领衔的红军将领通电中还公开提出“审蒋”）。张闻天在发言中表示了不同意见，主张“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后来的事变发展证明，中央执行的不是毛泽东的主张，而是张闻天提出的方针。1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西安事变的意见已趋于一致，通过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确定和阐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会上张闻天还批评了“审蒋”的意见，说“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一个多月后的1937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提到“审蒋”的口号不对。在紧急时刻，作为“第一把手”的张闻天又亲赴西安，指导谈判和研究对策。这也象征着党中央此时到了西安（这时西安及其附近集中着一大半政治局委员和四分之三的常委）。毫无疑问，毛泽东也是运筹帷幄（19日政治局会议举行的当天就起草和发出14份电报），在处理西安事变中起了重大作用。但提出方针和工作中抓总的却是张闻天。只是由于长期遭到埋没和抹杀，至今论及西安事变的书籍以及文艺作品仍然不承认他的领导作用，甚至忽视他的存在。

张闻天和毛泽东都遵守遵义会议的决议和维护会后形成的领导体制。张闻天是个一贯奉公守法和一切都要照章办事的人。他在坚持集体领导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方面特别认真，可以说在中共党史上开了一代风气。他又十分尊重毛泽东，注意征求和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以致王稼祥讥笑他是个“泥菩萨”，他则以“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相回敬。但在遵义会议后几年，特别是1937年12月会议改组书记处以前三年，他却并没有把毛泽东看成领导和上级，而是严格履行总书记的职责，主持日常工作，召开中央会议，出主意，用干部，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直到1938年，还为反映许多干部的意见写信规劝毛泽东不要和江青结婚而引起毛泽东的大怒。

张闻天写信反对毛泽东与江青结婚，惹得毛大怒，当场撕信

1938年秋，毛泽东要与江青结婚，延安议论纷纷，许多老同志都有意见。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比如，项英就曾电报中央极力反对。这些意见都集中到张闻天那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张反映，希望他出面做工作。

张闻天觉得为难：结婚是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毛泽东的个性又极强，认准了事很难回头。但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张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在上海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毛泽东读罢勃然大怒，当场把信撕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就在供销社摆酒席两桌，张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的是张闻天，不是毛泽东

被长期误传的关于释放刘志丹的问题，可能又是一些搞个人崇拜的人为了突出毛泽东而移花接木的例子。

长征到达陕北后，纠正陕北肃反错误、释放刘志丹等人，是张闻天直接领导和亲自处理的。但是长期以来，这种决策却被说成是毛泽东做的。各种史书和回忆录都说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就“当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还有更生动地描述为下令“刀下留人”），释放了刘志丹等，几乎从无人提到张闻天。

直到1985年，郭洪涛才在《张闻天初到陕北》一文中提出：“具体处理过去的冤案，释放刘志丹等同志，这些工作都是张闻天领导的。他派王首道同志办理这件事，还组成了一个五人小组，除王首道以外，有董老（负总责）、张云逸、罗迈和我参加。他亲自过问这个小组的工作，对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抓得很紧。”“一个处理肃反问题，一个改变对富农的策略，我当时深感张闻天开头这两炮放得挺好，对他十分敬佩。”应该说郭洪涛的说法比较可靠。因为他是当时陕北党的负责人，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个代表陕北党向中央常委作有关肃反情况的汇报，然后又参加五人小组。

事实上刘志丹等人也是被关押在后方的瓦窑堡的，常委在下寺湾听取汇报后即分成两路，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了前方，不可能直接处理此事。而是到后方的张闻天在查清后主持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并亲自主持了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大会，还代表中央讲了话，彻底解决了问题。毛泽东只是在1935年11月18日同周恩来、彭德怀一起从前方致电张闻天、博古，建议详细考察肃反中的问题，说“错捕有一批人，定系事实”。

张闻天不居功不争权，不独断专行，不摆领导架子。但他坚持独立思考，按原则办事，认为毛泽东错的东西也照样批评。除上述西安事变时在会上当面批评“审蒋”的口号不妥外，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召开军事会议时，他还在书面发言中批评毛泽东瓦窑堡会议上关于军事战略问题报告（也是决议）中的一个提法，说“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任务的第二项是不适当的”，把“打通苏联”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在他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否决毛泽东的意见也不止一次。从毛泽东方面来说，还是尊重张闻天的总书记地位，而且当时对张闻天的领导也是满意的，并一再向人谈及。如到陕北后毛常对人说，洛甫这个人讲民主，开会让人畅所欲言，作总结时能把我的意见总结进去，我送他一个雅号，叫做“开明君主”（有时也说成“有道明君”或“明君”）。因而刘英就被称为“娘娘”。他因管军事，又自封为“毛大帅”。于是“明君”、“娘娘”、“大帅”，就在少数领导同志和熟人的圈子里称呼了一阵。

根据上述几个方面看来，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是不符合历史事实和缺乏充分根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经过延安整风会形成这样一个众口一词的结论，至今仍不能越雷池一步？回答和解决这个问题，看来复杂，其实简单，就是看能不能摆脱多年来个人崇拜的束缚，真正实事求是地对待党史，做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第五篇：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遵义会议召开是毛泽东群众路线运用的光辉典范

[摘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关键词]遵义会议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我们党正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奋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并依次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辉煌胜利。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群众路线是我们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法宝，也是我们党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重要源泉。

80年前召开的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集中大家的智慧，最终战胜“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是分不开的。可以说，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一、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通过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1934年秋天到来的时候，由于“左”倾教条主义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更由于“左”倾军事路线领导者的瞎指挥，中央红军虽经顽强奋战，仍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最终被迫放弃经营多年的红色根据地，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从1934年10月17日开始，中央红军主力5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途。

在中央根据地时，虽然“左”倾路线领导者通过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撤销了毛泽东在苏区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但仍然嫌他碍手碍脚，企图调虎离山，将毛泽东送往苏联养病，以达到完全消除其在中央苏区影响的目的，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反对而作罢①。在长征前夕，博古（秦邦宪，临时中央负责人）和李德（德国人，原名奥托?布劳恩，共产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又曾考虑将毛泽东与瞿秋白、何叔衡一起留在根据地，使中央趁机甩掉这个“包袱”。据时任李德翻译的伍修权回忆说：“最初他们还打算连毛泽东同志也不带走，当时已将他排斥出中央领导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调查研究，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1]p1761934年10月18日晚，毛泽东在于都接到了随中央机关转移的通知。病中的毛泽东坐着担架离开了他亲手创立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长征开始后，红军在外线作战极为被动。1934年12月初，红军以饥饿疲惫之师，苦战五昼夜，终于突破国民党军队重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湘江防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是红军为此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2]p487

湘江惨败，促使指战员们开始思考问题的症结。对此，刘伯承回忆道：“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3]p4

看到红军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和广大指战员对“左”倾军事指挥者的不满情绪，毛泽东感觉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毛泽东认为，如果再让博古、李德继续指挥下去，那么红军将被搞个精光。如果自己再多沉默一天，就是对红军的不负责任。因此，毛泽东一改之前那种“清高、不合群”的姿态，决定找同志们好好地谈谈，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以纠正“左”倾错误领导。

毛泽东首先把目标瞄向王稼祥和张闻天。王稼祥，1931年春以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身份进入中央苏区，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洛甫，即张闻天，1933年1月进入中央根据地，遵义会议前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两人都在苏联留过学，与王明、博古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是同学，受“左”倾教条主义思想影响较深。作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成员，又是当时“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拥护者、执行者，眼看苏区丢了，红军处处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他们的心再也无法平静了，便开始真诚地进行反思。

据张闻天记述，长征开始以前，由于害怕毛泽东等人会串联起来反对他们，博古、李德等人曾打算把随军行动的政治局委员“一律分散到各军团去”。由于毛泽东的提议和坚持才未分散，王稼祥、张闻天也因此得以和毛泽东一道随中央纵队行动。这样他们接触的机会多了，也就极大地方便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无意之中给了毛泽东发动群众、启发群众觉悟的机会，于是毛泽东便不辞辛苦，边行军边做王稼祥、张闻天等同志的思想政治工作。

巧合的是，当时毛泽东因病从长征一开始就坐着担架行军，而王稼祥也因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腹部受伤未愈而坐担架。如此一来，他们同行同住，昼夜畅谈，思想认识上逐渐趋于一致。首先，毛泽东同他们谈得最多的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根本道理；其次，是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同他们的交流，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产生了只有推翻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才能挽救中国革命的念头。王稼祥首先提出占领遵义城之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把博古、李德“轰”下台的主张。毛泽东深表赞同，并要王稼祥先同张闻天通通气。王稼祥找了张闻天，张闻天也同意，并说：毛泽东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4]。

王稼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非常恳切地说：“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5]张闻天在回忆中说：“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两同志住在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对于我个人来说，遵义会议前后，我从毛泽东同志那里第一次领受了关于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的教育，这对于我有很大的益处。”[6]p69-70王稼祥、张闻天根据中国革命的实践和自己的亲身体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站到了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一边。对此，毛泽东念念不忘。1945年6月10日，毛泽东曾指出：“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7]p231周恩来也指出：“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8]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思想政治工作卓有成效。

为了促使更多的人觉悟起来，也为了团结更多的同志，以尽快纠正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除了王稼祥、张闻天外，毛泽东又找了红军总政委周恩来谈，找朱德、刘伯承、彭德怀和聂荣臻等中央政治局、军委以及军团的领导同志谈，谈的结果是大多数同志表示支持毛泽东。总之，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中央有关领导人和广大的指战员进行说服教育工作，“用事实启发同志们的觉悟，使大家分清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这一切都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9]p113。因此，毛泽东发动群众，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争取大多数领导人的支持，促成了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

二、毛泽东发动群众与“左”倾军事路线作坚决的斗争，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促使毛泽东等人开始考虑党的路线和党的领导问题。博古、李德等人面对湘江战役后的不利局面，感到责任重大，但又一筹莫展。正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感到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必须公开站出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以迅速解决“左”倾错误领导和红军下一步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为此，毛泽东与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力主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因为如果继续按原定计划行军，到湘鄂西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那无异于向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后果将不堪设想。而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早已报告过王明与共产国际，所以博古、李德肯定会坚持原计划不变。这样，在遵义会议之前，为了拨正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毛泽东联合王稼祥、张闻天等人，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与博古、李德展开了三个回合的博弈。

第一回合，毛泽东发动群众，在通道会议上拨正了红军前进的战略方向。中央红军主力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就已判明中央红军主力要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并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了三四道防线，以阻止红军主力从湘黔边境北上。但是，博古、李德仍然准备坚持原定计划，率领红军主力继续往蒋介石布置好的口袋里钻。

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向中央最高“三人团”提出：红军主力应该放弃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变战略方向，立即转向西进，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了临时紧急会议。会议由周恩来召集，主要是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上，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然坚持去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并且说，这是报共产国际批准的计划。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挺身而出，极力反驳李德的意见。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湘西，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毛泽东建议红军应出其不意地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有机会适当休息，以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与会人员的赞同和支持。会议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通过了红军西进贵州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毛泽东从此参加了军委的领导工作，这是中央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扭转危局的初步胜利。

第二回合，毛泽东争取多数，在黎平会议上做出了“西进”的战略决定。按照毛泽东西进贵州的意见，中央红军连战连捷，于12月15日一举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两个团，占领了黎平。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博古又提出由黔东北上湘西，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李德因病未出席会议，但托人把他坚持同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意见带到会上。毛泽东则主张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王稼祥、张闻天坚决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0]p441-442聂荣臻后来指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1]p137

有关黎平会议《决定》的产生，周恩来在1943年政治局会议上曾这样讲过：“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度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12]p64

从以上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在中央不仅有了发言权，而且还参加了中央红军行动的战略决策。因此，黎平会议采纳毛泽东主张所做出的《决定》，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第一个决定而载入史册。这一胜利与毛泽东发动群众，争取多数人支持的斗争策略是分不开的。

黎平会议的《决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政治局以决定形式正式否定了中央红军与红

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决定。之后，中央红军挥戈西进，以不可阻挡之势，连战连捷，打败了王家烈、侯之担所部4个团，并连克镇远、黄平、瓮安等城，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振奋人心的胜利，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军委纵队政委陈云于1937年以廉臣笔名发表的《随军西行见闻录》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红军由湖南转入贵州，此时缴获不少。侯之担部至少一师被缴械，并速占黎平、黄平、镇远三镇，尤其镇远为通湘西之商业重镇，红军将各城市所存布匹购买一空。连战连捷，此时红军士气极旺，服装整洁。部队中多穿上了新军装。在湘南之疲劳状态，已一扫而空矣。”[13]p55-56

第三回合，政治局信赖和支持毛泽东，在猴场会议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1934年12月底，毛泽东随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猴场。军事顾问李德忽然又过问起军事来。原来他一直主张逃跑，此时却提出在渡乌江前消灭国民党追击的两三个师。实际上，此时尾追在红军后面的国民党薛岳部吴奇伟纵队4个师，周浑元纵队4个师正向新老黄平逼近。如果听信李德这个脱离战场实际的建议，中央主力红军就不可能渡过乌江，后果将不堪设想。

1935年1月1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在猴场举行的政治局会议，重申红军应在川黔边地区先以遵义地区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的主张。多数与会者赞同这个意见，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完全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再徐图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刻抢渡，攻占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指出：“主力红军渡过乌江后，主要的是和蒋介石主力部队作战，首先消灭他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最中心的任务。”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10]p445-446这实际上强调了政治局的集体领导，打破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一统天下[14]p35。这个规定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给取消了，开始恢复由中央政治局领导中革军委指挥红军的正常体制了。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可以说是遵义会议的准备会议”。通过这三次会议，毛泽东坚持走群众路线，逐步争取和团结了政治局的多数成员，为顺利举行遵义会议，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三、依靠政治局多数成员的拥护和支持，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打下了遵义城，并拥有了一段难得的休整机会。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原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议室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军事顾问李德及翻译伍修权。

会议由党中央总负责人博古主持，并由他代表党中央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正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失利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各种客观原因，来掩盖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接着由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代表军委作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在报告中，他实事求是地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者犯了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一定的领导责任，并全力举荐由毛泽东指挥红军今后的行动。周恩来的发言对与会人员的震动很大，对会议产生了巨大影响。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了“左”倾军事路线错误。

接着，毛泽东作了重点发言，对博古、李德的军事路线错误作了切中要害的分析批判。毛泽东明确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还以前几次反“围剿”的敌强我弱情况下红军和人民结合取得胜利的事实，批驳了博古、李德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在批判“左”倾军事路线错误之后，毛泽东还比较系统地阐明了适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军事上应采取的战略方针，使与会的大部分同志心悦诚服。

在毛泽东发言之后，王稼祥接着发言，旗帜鲜明地支持了毛泽东的意见，严厉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左”倾错误，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王稼祥发言之后，张闻天、朱德等相继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对“左”倾军事路线错误的批判，一致拥护由毛泽东来指挥今后红军的行动。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这次发言却声色俱厉地批判了博古、李德等人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谴责他们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弄得丢失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15]p113-114！朱德还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了！”正是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关键时刻坚持了原则，维护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才保证了遵义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成功[16]p65。

最后，经过3天的热烈讨论，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并做出如下决定：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12]p42。

会议最后形成并通过了由张闻天根据大家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意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深刻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军事路线上的大是大非问题，为确定红军下一步的战略方向，圆满结束遵义会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后，在由遵义出发到云南威信的行军中，常委进行了重新分工，决定以张闻天代替博古为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之后，当红军行军到贵州金沙县境内的苟坝村时，党中央又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同志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组成最高统帅部，负责指挥全军行动。全党信服毛泽东，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乎我军生死存亡的指挥大权托付给他，从而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权。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实际领导地位，使红军和党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机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胜利的新局面。遵义会议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而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召开，与毛泽东有效地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人的领导策略是分不开的。所以，遵义会议的成功召开本身就是毛泽东坚持和运用群众路线的光辉典范。○

注释：

①新近披露的史料和研究表明，共产国际并不像以往人们所认为的，一直在排斥毛泽东。事实上，除了反对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外，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和他创立的红色根据地还是非常欣赏和关注的。因此共产国际执委会复电临时中央说，现在苏区内正是反“围剿”的紧张时期，大家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他去苏联养病。结果使博古、李德的如意算盘落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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