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第一篇：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论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

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我以为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道德建设有双重影响。其积极的影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仅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打下了深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增强了人们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意识和开拓意识，对转变人们的观念、提高全民族的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有利地推动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其消极影响是：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经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或把市场经济原则扩大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会导致道德领域评价标准的迷失，表现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伦理观的盛行，以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无疑增大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难度。

对上述一些道德失范现象的存在，有些人将其归咎于市场经济本身，认为这是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然代价。但多数认为，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与道德并不冲突。主要表现在：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普遍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身就是道德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

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是以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最终达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联系在一起，决定了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必然是在坚持等价交换。尊重物质利益原则的同时，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统一起来，社会主义道德性质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与社会进步要求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统一，从而真正实现社会的经济发展和道德进步、经济尺度和道德尺度的真正统一。

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之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与此同时，人们选择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此，在人们选择市场经济的目的中，就已经包含了道德上的根本要求。市场经济不是目的，而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有效手段。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的日益复杂性、广泛性和频繁性越来越显示出道德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因而规范经济行为不仅成为法律频频涉及的热点，也成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需要道德的支撑，道德规范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

第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的框架要有最高的理想；规范上要有层次性；实践上要有可操作性。

江泽民同志一再强调：“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中应该始终坚持的政治方向和指导思想。

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为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做到“三个结合：第一，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结合，既要在全社会认真宣传和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崇高道德，要求一切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身体力行。同时，又要区分道德的层次性，要有最低要求。道德规范体系包含着由低到高的若干阶梯。我们既不能只强调最高层次，也不能只强调最低层次，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了，这种思想是不符合道德实然与道德应然的关系的。第二，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与道德评价标准的结合。我们在评价一种道德现象的善恶时，不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要看它所产生的道德影响，必须在道德评价中坚持历史合理性与道德合理性的统一。第三，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优良传统与积极吸收外来优秀道德文化成果相结合。总的原则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为我所用”。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的发展。

第二篇：论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论经济价值与道德价值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摘要】 经济伦理学关注的是宏观层面上对市场经济过程及其相关机构的基本论证，它探讨是理应普遍适用的游戏规则。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并不是认定市场经济天然就具备道德的良心只要搞市场经济，道德便自然而然的到来，一切不道德的问题会自动得到解决；而只是强调，市场经济并非是不要道德的经济，市场经济并非可以不挥手段、见利忘义，而是要见利思义、见得思义，强调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关键字】市场经济道德建设经济伦理学

经济伦理学是从伦理方面对经济制度、经济组织和经济关系的一种系统研究。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而言，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的，更是伦理的：它是以人为本的经济，是公平的经济。我国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则适应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

从我国当代经济伦理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经济伦理学之所以在我国蓬勃兴起，既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道德缺损现象的一种反弹，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对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是建立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经济和道德从表面上看是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但实际上，经济和道德始终是互为依存的。道德从本质上说是经济的产物，而经济也并非是没有价值目标的自然现象，任何经济发展的目标中，都或明或暗地内涵着相应的道德发展目标。市场经济“应当”是道德经济，这里的“应当”不是指天生的“当然”，甚至不

是指目前的“实然”，而是指后天的“应然”，指需要争取的目标。在复杂商品经济条件下，也就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对经济秩序的调节作用则日益撩开隐性的面纱，从后台走向前台，从隐性走向显性。亚当•斯密之所以既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又成为伟大的伦理学家，既写出了《国民财富论》，又写出了《道德情操论》，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深刻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和道德紧密相连的关系的本质。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既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也是一个伦理学的命题，他其实是在力图将人们的经济行为和道德行为统一起来，克服经济和道德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看不见的手”是指市场对经营者的引导作用，即经营者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所引导去开展经营活动，从而生产出适合人们需要的商品；在伦理学的意义上，“看不见的手”是指个人利益对人们的行为的引导作用，即人们的行为也不是出于本意，而是被“个人利益”这只无形的手所引导去行动，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促成了社会的福利。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价值目标是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目标的实现要体现在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之所以能够对市场经济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基本的利益前提，是社会成员有根本一致的共同利益，能够在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指导下，协调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使由这些关系派生出来的其他利益关系，能够做到统筹兼顾、相得益彰。作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的社会主义道德的思想和理论，不赞成任何先验的人性论，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认为一切人性都是后天现实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人既不是天生就是利己的，也不是天生就是利他的，人利己的道德行为和利他的道德行为一样，都是后天社会关系、包括后天的道德关系的反映。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拥有的利益基础，使得人们可以通过充分发挥道德的特殊调节作用，来辅佐经济的健康发展，这种辅佐作用既不是替代或排斥法律的辅佐作用，也不是法律的作用所能包办的。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二者的作用缺一不可，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以健康、有序的发展的重要条件。主动地、有目的的发挥道德和法律的共同作用，特别是注意发挥道德的作用，这正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的优势之一。这也是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的最深刻的内涵。

【参考文献】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0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厉以宁 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

3．伦理学与经济学 阿马蒂亚〃森 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第三篇：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15

市场经济与道德的关系

摘要：市场经济和道德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和伦理学界的一个热门话 题，各种观点层出不穷，从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体制缺陷以及市场经济与道德的一致性出发，市场经济是道德经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二者相互作用，共同发展。

关键字：市场经济道德道德经济 一致 正文

前中国市场经济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市场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道德建设的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赋予了人们新的道德观，为道德建设提供了物质基础，并利于人与人之间结成平等友爱的关系。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现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起源于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快速过渡到市场经济，其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几种思潮。一是道德出现了严重“滑坡”，主要表现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二是道德的本质和主流正在“爬坡”之中，主要表现为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观念正在形成；三是抓道德建设会干扰市场经济发展，主要表现为把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对立起来。我以为这几种观点都是不够全面的。

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与道德关系问题自古有之，只是如今尤甚。“中

国先秦时期儒、墨两家的义利之争,西方古典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和康德关于德与福的关系探究,都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这一主题和观念。”然而,自市场经济诞生以来,关于市场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研究。总的来说,大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以道德沦丧和道德失范为代价的,这也就是所谓的道德“代价论”。在这种观点看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失范及道德滑坡是不可避免的现象,而这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道德之间存在着异质性而造成的。这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牺牲道德进步为代价。

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市场经济与道德是一致的,市场经济就是道德经济,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市场经济以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尺度和外在价值评价共同构成了其特有的道德维度，而这与西方市场经济理论的开门鼻祖——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是相一致的。“可以这样认为，西方早期市场经济的经济思想和道德思想，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命题中，既得到了充分体现，又得到了完全统一，斯密是它的经济思想和道德思想，在目标上，甚至在基本运行机制上，互相贯通，合而为一，他创造的是一元论，而不是二元论。经济理论和道德理论的高度一体化，这是斯密的理论能够获得成功并对西方社会发生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道德经济。这主要表现在:

1、市场经济本身具有道德的合理性。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济规律,因此,市场经济并非是资本主义

社会所特有的经济现象,而是纵跨了几种社会形态的经济现象。

2、市场经济的运作具有道德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市场经济是利益驱动型经济,是主体多元型经济,因而很难完全避免商业投机行为。但是,规范的市场经济同时也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和法制纪律型经济,是文化含量越来越高的经济形态。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模式,其运行秩序要求在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道德价值中实现,所以道德必须介入到市场经济的生成和运作过程,并在其中发挥充分的调控作用。

3、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必然会趋于完善,相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也会日益发展和完善。同时,实践证明,与经济发展相契合的伦理道德能产生经济效益,并对经济发展起积极促进作用。市场经济与道德建设相互促进、共同生长。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决定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观念的变化和发展。从人类道德发展的大趋势看，道德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趋于进步的。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断得到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必然日臻高尚。一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将日益成为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新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弘扬这种社会主义的价值精神又成为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

展的内在要求。

因此，我们不应该单方面注重经济建设或道德建设，他们应该统合于具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建设的大环境下，我们所要建立的道德体系，应当是适应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同时又引导和超越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要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相适应，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转和健康发展提供动力支持。而经济的建设也应该是在道德体系所容许的范围内有序有度的发展。

第四篇：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利弊和关系

論市場經濟和計划經濟的利弊和關係

当市场中下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及销售完全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机制所引导，而不是由国家所引导调控的经济体系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无法像计划经济一样有一个中央协调的体质来指引运作，而是透过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要长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来达到自我组织的目的。因此市场经济下是相对自由的市场并通过市场机制的调节来实现最优资源配置。市场经济主张人们所追求的私利是社会最好的利益，所以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性比较强，而良好激烈的竞争关系会更加促进经济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市场经济是内在完满，具备自我均衡机制的完善体系，市场机制在本质上是没有缺陷的，市场本身的均衡调整机制足以保证经济长期均衡运行，并可以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但是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市场完全自由的国家存在，政府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当这一利益有可能会遭到损害的时候，政府不可能仅限于干预保护财产权利及和平环境，而且市场经济还有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三大特性，因此说市场经济还是存在缺陷的。根据市场经济的天性是存在宏观失控的可能的，即有可能会发生生产力过剩，当投资过旺，生产力过剩时必然导致经济危机。而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周期性的世界经济危机很可能会产生破坏世界市场的力量，从而撕毁市场经济体制。

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以及产品消费各方面，都是由政府或财团事先进行计划的经济体制就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可确保所有资源都能持续运用，不会受到经济周期的波动所影响，经济稳定。计划经济下政府可以预先设计，可以避免一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政府还可以通过调控优先发展某一方面，使其在短期内飞速发展，这些在市场经济下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计划经济下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国家对企业实行统收统支，企业不承担经营盈亏的责任，企业职工的收入不能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且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单一化，使经济生活音调和呆板。因此，这种高度集中的僵化模式不利于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利于正确调节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各种利益矛盾，不利于各种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用，不利于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要，因而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反观市场经济，由于其强调个人利益，因此所有人都会为自身利益积极参与竞争。而且计划经济下的企业领导，与其说是企业家，倒不如说是政府官员，他们不需对市场负责，不需对盈亏负责，也不需对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负责，而只要对上级、对计划负责就行。因此企业就绝对不会获取大的利润，社会经济也不会有长足的发展且容易形成官僚主义作风。

计划经济的起源是与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开始。在计划经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对市场经济越来越严重的批判，逐渐抹去了原来两者中的某些共通点，走向了完全的对立面。计划经济在苏联实施时发展到顶峰，但随着发展，与市场经济完全对立的计划经济中的种种局限性就显现出来，苏联也最终走向了解体。由此证明完全的计划经济是不可行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有优点却也有致命的缺点，倘若两相结合，便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补助，并根据自身国家性质，找出最适合本国经济发展的结合方法，从而形成新的经济体制，使本国经济稳而快的发展。

第五篇：浅谈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浅谈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建设

目前,中国的道德状况引起人们极大的关注。社会“道德滑坡”现象分析成为人们的热点话题,而且参加讨论的人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大,涉及的领域也越来越广,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人们把种种不道德或归于市场经济,或归于社会环境,或归于法律法规不健全,或归于学校教育不得力,或归于个人自我修养差,等等,众说纷纭,观点不一。我个人认为导致中国当今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人们对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开放,没有做好 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繁荣”的局面,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接受,而不是主动“拿来”。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始终在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运动与建设相生,整顿与生产相伴。而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被解放了的人民更是带着极大的热情,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和对党的无限忠诚,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建设大潮之中。这一时期,人们的思想极其单纯,大家并不认为经济收入少、加班加点、商品供应匮乏不对,相反,在做好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做了大量的分外工作,可以说,为了工作人们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近乎疯狂。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有一道铜墙铁壁似的防线,以传统的和时代的道德观自觉地抵制着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在中国人面前展开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让中国人耳目一新。面对突然的变化、豁然的局面、繁杂的环境、飞速发展的经济和反差极大的生活,人们来不及思考,对某些社会现象没有时间去做本质上的分析,而是以自己工作、学习、感觉上的需求,简单而武断地否定过去的体制和传统的道德观,并迅速地从一种单纯的思想进入另一种单纯的思想,而且带着这样的思想又一次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之中。这一时期的思想领域,旧的东西被丢掉,而新的东西又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迷茫的状况,加之紧张的生活工作节奏,人们也就自然放松自我道德修养。可以说,这一次,中国人民打了一场思想上的无准备之仗,结果也付出惨重的道德代价。学校德育教育滞后是导致“道德滑坡”的重要原因

1978年高考制度的恢复,给教育界吹来一股浓浓的芳香,10年中人们对知识的极度渴望如火山岩浆迸发而出,校园沸腾了,又安静了。教师学生都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攻克高考这座堡垒。学校的中心工作也非常明确,就是教学,说

透了,实际上就是应对高考,就是提高升学率。“升学率”“就业率”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对各级学校评估的标准,在这一标准的导向下,学校的教育目的就更明确。因此,多年来,学校教育过于注重教育的功利性,而忽略教育的育人功能,更多地在关注学校的升学率和学生就业率,教学成绩成了学校唯一的追求,甚至主宰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当然学校教育也在始终如一地不断地完善着理论、追求着实效,在对学生进行着道德教育,但这些尽乎理想的理论,似乎触及不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落差,有时也难以解答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同时面对如此纷繁的社会大环境和繁重的教学、课业负担的重压,真可谓杯水车薪,显得那样的苍白无力和无奈。其实,在应试教育之下大谈德育教育,也只是空谈,因为学校无暇也无力更多地顾及德育教育,德育起着点缀或应付检查的作用。家庭德育教育的单一对孩子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能够改变人的命运。中国人面对这一铁的事实,对教育投入更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孩子的教育成了每个家庭生活的中心内容和重点内容,成绩成了街头巷尾人们谈论的重点话题,而对孩子的品德培养却少之又少,家庭德育明显滞后。一方面,家长忽视对孩子的德育教育,更多地重视孩子的知识教育和智能开发,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不让孩子涉及与学习无关的事宜,诸如家务劳动、接人待物、参加各种活动等,而且众星捧月式的家庭成员结构和生活氛围,也没有给孩子提供参加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机会。繁重的学习负担和课外学习班充斥他们稚嫩的童年时代和快乐的少年时代,他们成了学习的工具。其结果是许多孩子高分低能,不能也不会处理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另一方面,家长自身的道德素养不高,没有意识到对孩子品德教育的重要性。有些家长对于孩子的不良表现,不懂得教育,更不懂如何教育,视给孩子提供所谓的良好学习环境和学习条件为己任。再者,许多家长意识到德育的重要,但教育方式不适,粗暴行事,只告诉孩子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却不与孩子沟通,其结果,或使孩子产生逆反心理,或使孩子没有主见,只知顺从。当家长发现孩子身上的问题并欲纠正时,其已形成的生活习惯、品行性格、思维习惯纠正起来谈何容易。这种家庭教育的滞后性,给孩子良好人格的形成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座谈时说,近年来相继发生 “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等事件,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

温总理以 “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来总结痛惜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恶性食品安全事件,无疑既一针见血,又振聋发聩。这种“道德严重滑坡”本身的具体方式和内容,如“掺毒”“造假”等,早已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不检点,更是严重冲决基本道德人伦底线的行为——不仅是严重的不德,更是严重的非法侵权犯罪。

不难发现,严重滑坡中“道德”,其实并不是一种孤立片面的一般道德,如商业商人道德,而是一个更广泛层面的系统道德。除了人品意义上的道德之外,它至少还应包括一个法治化的公共道德体系,如政府部门的监管道德、行政道德,以及支撑维系规范这些道德的公共管理制度本身内蕴的道德,比如,能够真正充分实现“奖善罚恶”功能的法律道德,能确保高效运转、无缝监管的行政制度道德。

就像大自然的生态系统一样,人类社会中道德系统其实也是环环相扣、相互依赖而存在的。无论个人道德还是团体道德,商业道德还是职业道德,都既不可能独自孤立地生长养成,也不可能孤立地滑坡沦陷。而在这其中,政府公共服务、行政监管道德,及其背后法治化的制度本身的道德,显然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道德力量——对于整个社会道德系统的维系、凝聚、繁茂,具有如土壤、阳光、雨露之于自然生态一样的基础性保障、栽培、引领作用。

遗憾的是,在现实中,目前我们的这种基础性道德还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相反倒是不乏一些悖反的情况。在几乎所有的食品安全事件中,我们都能看到事前失灵、近乎“形同虚设”的行政监管,以及事后相互推诿、缝隙丛生的监管运行体系。而在法律制度方面,虽然《食品安全法》等法律近年来也增加一些严厉性,但显然还远没有完全实现公众期待中的充分“奖善罚恶”的作用。比如,因为生产经营伪劣食品,而真正倾家荡产的商家还十分少见;因为监管不力涉嫌渎职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政府监管人员,同样少之又少。

显然,作为一种底线、最后防线意义上道德的法律制度,单靠温柔的“说服教育”是远远不足以彰显它的基础性力量,并维系社会道德系统的生态平衡的。唯有夯实基础道德的秩序底线根基,将其充分法治化、施行坚决彻底的“奖善罚恶”——充分提升为善的收益,加重作恶的成本,预防社会道德的大面积“滑坡”“坍塌”才是可能的。这正如温总理指出的,“完善法律法规,使有道德的企业和个人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尊重,使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者受到法律的制裁和社会的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