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铃木科技商务有限公司诉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5篇

第一篇：3.2 铃木科技商务有限公司诉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铃木科技商务有限公司诉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提交日期: 2010-12-23 16:14:1

5中华人民共和国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苏商外终字第0060号

上诉人铃木科技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铃木公司）因与被上诉人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星公司）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镇商外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0年7月21日立案受理，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8月10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铃木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吕玉崧、毛奕，被上诉人华星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庄鹏、胡奥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铃木公司一审诉称：我方与华星公司分别于2007年3月2日、3月9日签订了两份货物订购单。根据订单约定，我方于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交付了货物，但华星公司却未按约履行付款义务，至今仍欠我方货款计日元4142590元（折合人民币308664.38元），经交涉未果，特向法院提请诉讼，请求判令：

1、华星公司给付我方货款日元4142590元（折合人民币308664.38元，以2010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日元汇率即100日元＝7.4510元人民币计算）及利息29225.87元人民币（利息自2007年4月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

2、诉讼费用由华星公司承担。

华星公司一审辩称：我公司受上海铃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铃茂公司）的委托，代理进口涉案货物，订单形式上是由我公司与铃木公司签订，实际购买方是上海铃茂公司。在订立购货合同时，铃木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宇野大作先生向我公司出具连带保证书，明确告知上海铃茂公司是铃木公司的合作伙伴及委托我公司代理进口业务的委托方，铃木公司承诺承担与上海铃茂公司交易货款回收等连带保证责任。我公司作为上海铃茂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在订立购货合同时已经向铃木公司披露了委托人上海铃茂公司，不应承担涉案合同的付款责任，铃木公司应向合同的相对方上海铃茂公司主张给付货款权利。

本案一审争议焦点为：华星公司是否负有向铃木公司付款的义务。

一审法院查明：

铃木公司是一家日本公司，主要从事电子、化工等产品的生产。为了开拓中国市场，经上海市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批准，2001年7月20日铃木公司在上海设立了上海代表处，期限三年，2004年5月24日申请延期三年，业务范围：从事公司电子、化工等产品进出口的业务联系。2001年6月25日该公司任命宇野大作先生为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代表公司全权负责处理上海代表处的一切事务，2007年3月16日该公司解除了宇野大作先生的职务。2003年，铃木公司为在中国大陆从事贸易，找到具有外贸代理权的华星公司，通过对其考察，由其作为中间商从事铃木公司的进出口业务。在商谈业务时，华星公司要求铃木公司出具书面保证函，2003年4月1日，宇野大作先生以公司的名义向华星公司出具连带保证书，内容为：“本公司委托贵公司进行贸易进出口代理业务，如果中国的进口代理委托方是本公

司的合作伙伴上海铃茂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将承担货款回收等连带保证责任。因此而发生一切经济问题本公司将不对贵公司追究任何责任。”

2006年3月2日、3月9日，华星公司（甲方）与上海铃茂公司（乙方）签订两份进口代理协议，上海铃茂公司委托华星公司从铃木公司进口电解电容化学制品分别为3002千克、1500千克，货物价值分别为2042590日元、2100000日元，并约定：受乙方委托，甲方和外方铃木公司签订的合同条款得到乙方的认可，对货物的质量问题，甲方不负责任，乙方应保证所委托进口货物的真实性；货物到港后，甲方负责通关、商检、畅通码头、出库等工作，及时将货物交付乙方，关税、增值税及报关运输费用在报关前乙方汇入甲方帐户；乙方付给甲方的代理费用为合同总金额的4.0%。甲方收到乙方的货款后向外方付汇。

2007年3月2日、3月9日，华星公司与铃木公司分别签订两份购货合同，华星公司向铃木公司购买电解电容化学制品共两笔，分别为3002千克，货值2042590日元及1500千克，货值2100000日元。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分别从日本横滨港装船，交货地点为中国上海。货物到达目的地后，铃木公司分别于2007年3月16日、3月23日向华星公司开具了发票并约定提单日后14天内以现金电汇付款。由于华星公司未付款，2009年7月23日，铃木公司委托上海开泽律师事务所向华星公司发律师函进行催款。因华星公司拒付货款，铃木公司诉至法院。

另查明，铃木公司向华星公司主张付款所依据的日元兑付人民币的汇率，以2010年1月6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100日元＝7.4510元人民币计算，迟延利息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买卖合同法律关系发生在中国法人与日本法人之间，属于涉外合同关系，因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对发生纠纷后适用准据法未作约定，庭审中经法庭释明，双方当事人均选择中国实体法作为审理本案准据法，应予准许。

华星公司不是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其不负有向铃木公司的付款义务。理由如下：

1、宇野大作先生是铃木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首席代表，在其被铃木公司免职前有权代表公司处理在上海及华东地区的贸易事项，虽然铃木公司对其出具连带保证书未作书面授权，但自铃木公司进入中国市场过程中，宇野大作先生均以铃木公司代理人的身份与华星公司从事业务商谈，其代表公司出具连带保证书作出的承诺，华星公司出于善意有理由相信宇野大作先生能够代表铃木公司。因此，宇野大作先生的证言及其出具的连带保证书具有真实性，其在任职期间代表铃木公司出具的连带保证书具有法律效力。

2、从宇野大作先生代表公司出具的连带保证书及其证言看，在订立涉案合同时，铃木公司明知上海铃茂公司是其合作伙伴，华星公司只是上海铃茂公司的进口代理商。另涉案合同之前的交易，上海铃茂公司与铃木公司的交易也是通过华星公司作为代理商的方式进行交易的，货款亦是由上海铃茂公司按代理协议的约定汇入华星公司，然后由华星公司向铃木公司付汇的。因此，涉案合同应直接约束上海铃茂公司与铃木公司，铃木公司无权基于买卖合同向华星公司主张付款义务。

3、从华星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签订的代理协议看，华星公司只收取合同总金额的4%作为代理费，并约定华星公司收到上海铃茂公司的货款后向铃木公司付款，现没有证据证明上海铃茂公司已经向华星公司支付了涉案货款，且铃木公司在连带保证书中明确写明了如果中国的进口代理委托方是其合作伙伴上海铃茂公司，其将承担货款回收等连带保证责任。因此，铃木公司无权要求华星公司承担付款义务。

综上，涉案合同是依法订立的生效合同，虽然在形式上是由铃木公司与华星公司签订，但铃木公司在订立合同时知道华星公司只是上海铃茂公司的进口代理商。在没有其它证据证明涉案合同只约束铃木公司和华星公司前，涉案合同直接约束上海铃茂公司与铃木公司，铃木公司应直接向上海铃茂公司主张货款。因此，铃木公司提出要求华星公司给付涉案合同货款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一百四十五

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四百零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一审法院判决：驳回铃木科技商务有限公司对镇江华星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68元，由铃木公司负担。铃木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1、一审判决对关键证据认定存在重大瑕疵。我公司对证人宇野大作证言的真实性不予认可，其证言无其他任何直接证据佐证。一审判决对该证据认定错误，导致对宇野大作以公司名义向华星公司出具保证书的认定错误。我公司从未授权他人出具过保证书，也自始至终不知道连带保证书的存在。保证书出具的地点没有证据证明。宇野大作虽然名义上系我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但其仅负责处理我公司上海代表处的相关事务，不等同或可以就此推断宇野大作有权代表我公司处理相关经营事务，或是代表我公司签署任何法律文件。一审判决推定华星公司出于善意相信宇野大作有权代表我公司的结论缺乏必要证据。此外，一审判决依据未经证实的证言及双方之前曾发生过的交易行为，即推定出我公司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华星公司系上海铃茂公司代理人的结论，缺乏直接的证据证明，且忽视了作为市场经营主体，选择交易对象具有不确定、灵活等当然特性的事实。

2、一审判决对订单及代理协议的顺序认定存在问题，应是订单在前，协议在后。

3、一审中，华星公司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保证书，而是当庭提交，一审对此证据进行认定属于程序违法。综上，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我公司一审诉讼请求；

一、二审诉讼费用由华星公司承担。

华星公司答辩称：宇野大作是铃木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其有权作出连带保证书。铃木公司明知我公司是上海铃茂公司的进口代理方，不是涉案合同的相对方，其无权向我公司索要货款。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二审争议焦点是：华星公司是否应支付铃木公司主张的货款及相应利息。

铃木公司二审未提供新的证据。

华星公司二审提供以下证据：

1、2004年至2007年1月华星公司与铃木公司的部分交易记录，包括订单、发票、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通知、中国银行的汇出汇款证实书、2006年的两份进口代理协议，用以证明华星公司与铃木公司在涉案交易之前存在长期的交易关系，且均是通过华星公司作为上海铃茂公司代理商的方式进行交易。

1、《2007年镇江交易付款情况》一份，说明上海铃茂公司与华星公司针对2007年交易付款的相关对帐情况；

2、海关进口关税专用缴款书、增值税专用缴款书各两份，说明涉案两笔交易缴纳的相关海关税费；

3、2007年10月31日中国银行入帐通知书一份，说明上海铃茂公司经与华星公司对帐后，将结欠华星公司的款项已汇付华星公司；

4、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审批单及银行出具的付款人回单复印件，说明涉案两笔交易项下货物应缴纳的相关海关税费是上海铃茂公司通过物流公司缴纳的。

以上证据用以证明涉案两笔交易项下的货物已交付上海铃茂公司。

本院于2010年10月12日至上海铃茂公司对华星公司提供的部分证据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并对该公司员工王春燕进行调查，形成调查笔录一份。经核对，证据2-4与原件无异，王春燕确认上述证据1中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通知系该公司出具，证据2-1系原件，并认为《2007年镇江交易付款情况》中涉及的SM07-04、SM07-05两笔交易涉及的税款与付款审批单中的税款一致，就是涉案LM0704FZJ和LM0705FZJ两笔进口代理协议项下的货物，而涉案两笔进口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应是2007年3月2日和3月9日。王春燕陈述上述证据2-2海关缴款书中涉及的税费是上海铃茂公司委托上海鼎福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福物流公司）缴纳的，该公司缴纳税费后将海关缴款书交给上海铃茂公司，王春燕出示了缴款书的原件。

铃木公司对证据1中的订单、发票、汇出汇款证实书，以及证据2-3的真实性及双方以往的交易无异议，对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通知认为系传真件，不认可真实性且认为与本案无关，对2006年的两份进口代理协议认为不是原件，无法确认真实性且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1的真实性不认可，且认为无法达到证明目的，对证据2-

2、2-4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认为与本案无关。对王春燕的调查笔录，认为只能说明上海铃茂公司与华星公司之间的关系，与铃木公司无关，上海铃茂公司已收到相关货物，说明铃木公司履行了交货义务。

华星公司对调查笔录没有异议，认为可以证明上海铃茂公司收到涉案两笔合同项下的货物，相关的海关税费是由上海铃茂公司缴纳的。

本院认证意见：对铃木公司无异议证据的真实性，本院予以确认。证据1中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通知经王春燕核实，系上海铃茂公司出具，故本院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1中2006年的两份进口代理协议系传真件，铃木公司虽对其真实性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反证据予以推翻，且该两份进口代理协议中涉及的外合同号、金额、数量等信息与华星公司提供的2006年其与铃木公司订单所对应的信息相一致，故本院对该两份进口代理协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证据2-1系原件，且经上海铃茂公司员工王春燕核实，故本院对该份证据予以确认。

除铃木公司对一审法院查明的铃木公司出具保证函及进口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这两节事实有异议外，双方当事人对一审法院查明的其他事实均无异议，本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

1、华星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签订两份进口代理协议上记载的签订时间为2006年3月2日和2006年3月9日。铃木公司认为代理协议中对应有涉案订单的编号，但在2006年签订的代理协议中不应出现2007年签订的订单编号，所以代理协议应当在订单之后签订。华星公司认为两份进口代理协议与涉案两份订单是对应的，因华星公司与铃木公司之间存在长期合作关系，代理协议是格式的，涉案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应是2007年3月2日和2007年3月9日。经上海铃茂公司王春燕核实，上述两份进口代理协议的签订时间应为2007年3月2日和3月9日。

2、铃木公司与华星公司2004年至2007年1月期间，存在多笔交易，对此铃木公司亦予以认可。对应相关订单，上海铃茂公司均向华星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发件人为王春燕，内容主要涉及上海铃茂公司已向华星公司汇款，要求华星公司在收到汇款后尽快向日本支付款项。付款通知书所涉交易金额与对应订单金额相符，亦与华星公司汇款后银行的汇出汇款证实书所涉金额一致。其中，对应2006年的两笔订单，华星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签订了两份进口代理协议，协议中涉及的外合同号、所涉交易的数量、金额等与对应的两笔订单记载的信息相一致。

3、宇野大作一审出庭作证的主要内容：铃木公司于1996年进入中国市场，主要向中国客户推销其产品。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由于铃木公司在中国不能直接从事人民币的贸易，该公司董事长铃木肇社长与我通过对具有外贸代理权的华星公司考察，由华星公司作为代理商进行进出口业务。之后，宇野大作先生代表铃木公司与华星公司商谈业务时，华星公司要求铃木公司提供书面担保，我便出具了连带保证书。当时铃木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之间的贸易，必须通过华星公司。

4、涉案两笔合同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显示的收货单位为上海铃茂公司。上海铃茂公司与华星公司2007年交易付款的对帐表《2007年镇江交易付款情况》中，最后两笔交易金额与涉案两笔合同所涉金额一致，所涉税款金额与相应的海关进口关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缴纳的金额相符。海关进口关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中记载的缴款单位是华星公司（上海铃茂

公司），显示的报关单编号与涉案两笔交易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的海关编号一致。上海铃茂公司的付款审批单记载的收款单位为鼎福物流公司，付款用途为关税和增值税，所涉金额与海关进口关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的金额一致。王春燕称上述海关关税和增值税系上海铃茂公司委托鼎福物流公司缴纳。

本院认为：

一、关于法律适用

本案涉及涉外合同关系，因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对发生纠纷后适用的准据法作出约定，一审中，双方均选择中国实体法作为审理本案的准据法，一审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确定我国法律为本案准据法，符合法律规定，应予确认。

二、关于华星公司是否应支付铃木公司主张的货款及相应利息

铃木公司对其与华星公司在涉案两笔合同之前存在长期交易并不否认，而根据宇野大作的证言和华星公司二审提供的有关交易习惯的证据，可以认定华星公司、铃木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在涉案合同之前的交易符合我国《合同法》第402条规定的间接代理关系，而涉案两笔合同亦是按照以往的交易习惯操作的，故华星公司并非涉案合同的实际相对方，不应受涉案合同的约束，其无需向铃木公司支付相应货款。主要理由是：

首先，从宇野大作的首席代表任命书可以看出，宇野大作有权代表铃木公司全权负责处理上海代表处的一切事务，而铃木公司上海代表处的业务范围即代铃木公司在中国开展与其公司产品进出口的业务联络工作，因此，宇野大作在其任职期间，对铃木公司在中国与华星公司从事的相关贸易活动应当十分了解，其证言可以采信。根据宇野大作的证言，铃木公司为了在中国从事进出口贸易，经过考察，确定华星公司作为代理商，铃木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之间的交易通过代理商华星公司完成。

其次，宇野大作作为铃木公司上海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其出具保证书的行为应视为职务行为，而铃木公司上海代表处作为铃木公司在中国从事相关进出口贸易的联络机构，其就铃木公司经营活动所做的意思表示，应视为铃木公司的意思表示。该保证书反映了铃木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及华星公司之间的贸易方式，即铃木公司委托华星公司进行贸易进出口代理业务，进口代理委托方是铃木公司的合作伙伴上海铃茂公司。该内容与证人宇野大作的证言亦能印证，证明铃木公司对其与华星公司的贸易中存在上海铃茂公司是明知的。铃木公司上诉认为华星公司没有在举证期限内提供保证书，故一审对此证据进行认定属于程序违法。对此，本院认为，由于保证书可能对本案事实产生重大影响，故一审判决对该证据进行认定并不属于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的情形，铃木公司对此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采纳。

再次，结合华星公司的陈述及二审提供的反映以往交易情况的上海铃茂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书、银行汇出汇款证实书、进口代理协议等证据，可以看出华星公司与铃木公司签订合同后，再与上海铃茂公司签订相应的进口代理协议，在进口铃木公司的货物交付上海铃茂公司之后，上海铃茂公司向华星公司发出付款通知书，华星公司在收到相关货款后，向铃木公司汇付。由此可知，铃木公司、华星公司、上海铃茂公司之间实际发生的交易方式，正如宇野大作的证言和保证书所反映的，即上海铃茂公司是铃木公司的合作伙伴，华星公司只是上海铃茂公司的进口代理商。

最后，华星公司二审提供的海关进口关税、增值税专用缴款书显示的报关单编号与涉案两笔交易的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的海关编号一致，应认定该海关关税和增值税系涉案两笔合同项下货物的海关税费。王春燕关于海关税费系上海铃茂公司委托鼎福物流公司缴纳的陈述，与上海铃茂公司付款审批单及汇给鼎福物流公司银行回单等证据相印证，证明涉案两笔合同项下的海关税费系上海铃茂公司缴纳。结合华星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签订的进口代理协议，以及上海铃茂公司与华星公司对2007年交易付款情况的对帐表中亦反映存在涉案两笔交易，可以推定上海铃茂公司收到本案合同项下的货物，铃木公司对此亦不否认。由于双方在涉案两笔合同之前发生过多笔交易，现有证据已能证明涉案合同项下的货物仍是交付给上海铃茂公司，且目前并无证据证明涉案两笔交易与以往的交易方式存在不同，应当认定涉案合同是按照以往的交易方式操作的。因此，铃木公司在与华星公司签订涉案合同时，不可能不知道华星公司与上海铃茂公司之间的代理关系。

综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四百零二条的规定，涉案合同直接约束上海铃茂公司与铃木公司，在没有证据证明上海铃茂公司已经向华星公司支付涉案货款的情况下，铃木公司应直接向上海铃茂公司主张相应货款。铃木公司要求华星公司支付货款的上诉主张不能成立，其上诉请求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6368.35元，由铃木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第二篇：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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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芦法民二初字第460号

民事裁定书

原告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市**区**大市场**栋**号。法定代表人李文军,总经理。

特别授权委托代理人曹宇文，男，1979年8月12日出生，汉族，湖南省株洲市人，系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经理，住湖南省**市**区**市场**栋**号，身份证号码：432**********。

被告湖南珠华机械有限公司,住所地湖南省**市**区**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黄靖,总经理。

本院在审理原告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湖南珠华机械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原告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以被告已自动全部履行为由，于2008年11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本院认为，原告的撤诉申请符合法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案件受理费875元，减半收取437.5元，由原告长沙和伟钢材贸易有限公司负担。

代理审判员张凌

二OO八年十一月七日

书记员郑蓉

第三篇：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诉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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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松民二（商）初字第1540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张某，经理。

委托代理人赵某、吴某，上海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

法定代表人蒋某，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徐某、孙某，上海市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诉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8月4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顾国华独任审判。被告于2009年8月27日提起反诉，要求原告退货60144元或扣除等价货款，嗣后，被告又于2009年10月13日自愿撤回了反诉，本院口头裁定予以准许。本院并于2009年10月13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的委托代理人赵某和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孙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诉称：原、被告间存有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供应涤纶缝纫线。2008年4月21日至12月16日期间，原告累计16次向被告供货价值363,862.50元。截至2008年6月30日被告已偿付货款252,110元，尚欠原告货款111,752.50元未能偿付。据此，原告请求判令：

1、被告偿付货款111,752.50元；

2、被告支付自2008年7月1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审理中，原告认为少计算被告已付款13,600元，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被告偿付货款98,152.50元，利息损失的起算期限自2008年12月17日起计算。

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辩称：

1、2008年5月7日缺货7,050元应在货款中扣除，2008年5月22日1,700元原告没有出具发票，若原告补足发票被告对此予以认可，2008年6月11日中原告缺货3包，应扣除1,297.5元，2008年4月25日的送货单中59,690元及2008年12月16日5,427.50元的两笔货款与原告无关，被告应与案外人上海某棉纺厂结算，即拖欠的货款98,152.50元中扣除59,690元、5,427.5元及1,297.5元，尚欠31,737.50元。

2、被告不同意支付原告利息损失，被告与原告没有订立书面付款协议，具体付款日期没有明确约定，故不应计算逾期利息。

3、原、被告之间形成供货关系是2007年12月6日，最后一笔是在2008年12月16日，账面数额为475,442.50元，其中没有扣除缺货的金额，实际金额为465,395元，尚欠原告货款31,737.50元。

原告为证明自己的主张，向本院提供了送货单17份，证明原告向被告送货，被告实际收到货物的事实。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对于2008年5月8日编号0006332的送货单补足2008年5月7日0006331送货单，被告予以认可，6月14日编号为0006342的送货单补足3包不予认可，送货单明确注明已作废，2008年9月4日送货单载明被告已付3600元，2008年4月25日的送货单及2008年12月16日的送货单中货款应与上海某棉纺厂结算，与原告无关。

被告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

证据

一、增值税发票2份（2008年4月25日发票，对应0006328送货单，2008年12月27日发票，对应0006344送货单）及上海某棉纺厂工商机读材料，证明被告与上海某棉纺厂发生买卖合同关系，但送货人是原告，工商材料证明上海某棉纺厂的主体资格；

证据

二、诉状1份，证明原告在第一次诉讼中对于上述两笔货款的来源是予以认可的，两笔货款应由上海某棉纺厂主张，与原告无关。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

对于证据一的真实性无异议，但应当以送货单位为准，上海某棉纺厂虽然也经过工商登记，但与原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

对于证据二的真实性无异议，诉状中陈述被告拖欠原告货款是真实的，原告认为应以供货单位为准，不应以出具发票的单位为准。

本院认证意见，对于2008年5月8日编号0006332的送货单补足2008年5月7日0006331送货单，被告予以了认可，本院亦予以认定；6月14日编号为0006342的送货单明确注明已作废，故对该送货单上的数量不予认定，原告据此认为补足6月11日送货单中缺少的3包货物的意见，本院不予采信；2008年4月25日的送货单及2008年12月

16日的送货单对应的2份增值税发票的销货单位为案外人上海某棉纺厂，而非原告，故对于上述2份送货单上的货物，本院不予认定。

经审理查明：原、被告间存有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原告向被告供应涤纶缝纫线。2008年4月21日至9月4日期间，原告累计向被告供货价值297,447.50元。被告已偿付货款265,710元，尚欠原告货款31,737.50元未能偿付。

本院认为：原、被告间的口头买卖合同关系合法有效，本院予以确认。被告收取原告所供货物后，应当偿付原告货款。被告已偿付的货款，应当予以扣除。对于2008年4月25日及2008年12月16日的送货单，对应的2份增值税发票载明的销货单位为案外人上海某棉纺厂，增值税发票作为双方业务结算及请求付款的凭证，具有证明购销双方主体的效力，该厂系独立法人，原告未取得上海某棉纺厂的授权，无权向被告主张，应当由该厂主张权利。口头买卖合同的货款，应当即时结清，原告请求被告支付自2008年12月17日起货款的利息损失，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零九条和第一百六十一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货款31,737.50元；

二、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上述货款自2008年12月17日起至判决生效日止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2,535元，减半收取1,267.50元，由原告上海某纺织品有限公司负担970.50元（已付），被告上海某服装辅料有限公司负担297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交付本院）。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当事人上诉的，应在递交上诉状次日起七日内按《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的规定向本院预交上诉受理费。逾期不交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审判员书记员顾国华张波

第四篇：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树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树生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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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株县法民二初字第210号民二庭

民事裁定书

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住所地：株洲县渌口镇。

法定代表人田俊杰，公司经理。

被告李树生，男。

本院于2011年8月1日受理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诉被告李树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在诉讼过程中，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于2011年8月5日以被告李树生已经付清货款为由向本院提出申请撤诉。经审查，原告的申请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利益，其撤诉符合法律规定，应当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准予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50元，依法减半收取25元，由原告株洲县江南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承担。

审判员刘雅玲

二○一一年八月五日

书记员谭明明

第五篇：XXX诉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XXX诉X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

承办律师江苏道多律师事务所律师 谢保平

【成功案例入选理由】 律师义正言辞、牢牢的占据诉讼主导地位，全方位想当事人所想，最大限度的依法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基本案情】 甲和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签订了一份宾馆装修合同，装修项目总造价 270万元。合同约定甲将此装修工程全部发包给乙公司南京分公司。乙公司南京分公司在装修过程中，以预算时有漏项为由要求甲增加工程款，否则就停工。甲没有同意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的要求，乙公司南京分公司遂擅自停止了该装修工程的施工行为。为此。甲来我们这里咨询，要求依法维权。

【我们对本案的分析意见及工作方法】 我们认为，根据合同约定，乙公司南京分公司在装修过程中，以预算时有漏项为由要求甲增加工程款，这本身就是荒谬的。擅自停止该装修工程的施工行为更是对甲合法权益的漠视。甲如果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法律会支持甲的合法诉求的。但是，依法维权，在时间周期上，毕竟要受到诉讼程序的制约，这在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该装修工程的施工行为的情况下，时间周期对甲无疑是个压力。因此，我们在依法维护甲的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更需要首先处理好这个问题。处理好了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坚定甲的维权决心，对甲也是有实在意义的。同时，还能依法教育对方当事人，让其知道法治社会，漠视他人的合法权益，不守规则办事，其非法目的是根本达不到的。

根据以上分析意见，承办本案的谢保平律师是这样处理与本案有关的具体法律事务的：

1、用最快的速度，以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为被告，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判决解除甲与乙公司南京分公司签订的装修合同；要求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根据合同约定对甲承担违约责任；甲保留在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不能按照合同约定的情况下，延误交付该装修工程给甲造成损失的索赔权。

2、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要求法院裁定允许甲另行寻找工程队，及时恢复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的该装修工程的施工活动；

3、同时向法院提出，如果法院同意甲采取自救的方式另行寻找工程队，及时恢复乙公司南京分公司擅自停止的该装修工程的施工活动，以避免损失进一步扩大，甲也是能接受的。

因为本案涉及的装修项目价值较大，且由于甲装修的目的是开办宾馆，若不能如期开业，会产生较大数额的赔偿。法院受理本案以后，对本案非常重视。法院在向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送达诉状副本的同时，即提醒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要求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或恢复施工，以免损失进一步扩大，或配合甲采取自救行为。是非曲直等待法院判决。

由于法院的重视，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意识到擅自停止该装修工程的施工活动，不仅不能逼甲就范，反而会给自己招惹相当复杂的法律纠纷。于是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提出，现在已经完成的装修项目中，已经含有不在原来预算中的项目。针对这一问题，谢保平律师与甲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首先建议甲到现场核实一下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说的是不是事实。其次建议甲如果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说的是事实，甲可以认真评估一下对方所说的预算外装修，对甲自己是不是有用。第三建议甲，如果预算外装修，对甲自己确实有用，那么在甲也能合理承担有关费用的情况下，甲应该充分注意法院审判习惯，可以由甲先向法院表明自己愿意合理负担的态度，这样对争取主审法官的同情继而得到支持，是很有益的。甲采纳了谢保平律师的意见。

由于谢保平律师通过及时提起民事诉讼，及时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或甲方自救，又在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提出，现在已经完成的装修项目中，已经含有不在原来预算中的项目以后，及时与甲沟通，充分尊重了法院的审判习惯。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在整个诉讼过程中，一直处于绝对的被动地位。诉讼的主动权一直牢牢的掌握在谢保平律师和甲的手中。在法院和法律的要求下，实事求是的回到了法院主持的调解程序中。

【裁判结果】 经法院调解，甲与乙公司及其南京分公司达成调解协议，甲的合法权益总体得到了很好的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