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敬业精神与穆斯林民族的兴衰(马明良)
论敬业精神与穆斯林民族的兴衰
马明良
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敬业精神的有与无、强与弱,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民族成败兴衰之关键。穆斯林民族也不例外。
一、敬业与敬主相矛盾吗?
怎样才算敬畏真主呢?不少穆斯林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认主拜主,力行“五功”,勤做副功;淡泊名利;非礼勿视,非礼勿行,非礼勿言,非礼勿取„„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标准的敬畏真主的人。
其实,这些话只说对了一半。伊斯兰所要求的敬畏真主,其内涵要丰富得多。诚然,作为一个诚信真主的人,应该赞颂真主,履行包括“五功”在内的各项宗教功课,还要多做副功;严于律己,宽待他人。然而,真主创造人的目的,不仅仅是要人在口头上赞颂他,形体上崇拜他(真主无求于人),而且还要求人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为真主建设好这个世界,管理好这个世界,使之不断走向繁荣昌盛、文明发达,使各族百姓安居乐业,享受文明成果。为此目的,人除了履行宗教功课,克服私欲,净化心灵,提升境界以外,还必须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完成“代治者”的使命,把自己所做的每一项工作与这个崇高的目标联系起来,赋予其意义和价值。换句话说,无论自己做什么工作,无论是务农、做工、经商、从教、搞科研,哪怕是做微不足道的服务工作,只要举意端正,动机善良,利己利人,达人达己,那么,就是在做神圣的“尔买里”(善功),就是在从事一项崇高的事业,而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谋生的职业。既然是一项崇高的事业,就必须有敬业精神,因为这个事业不是单纯的养家糊口手段,而是在履行真主所赋予的使命;对真主所赋予的使命,我们不能马马虎虎,敷衍了事;只能认真对待,一丝不苟,正如我们履行“五功”等宗教功课一样。这就是敬业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敬业就是敬主。《古兰经》要求我们扎实工作,力求更好,指出:“你说:‘你们工作吧!真主及其使者和信士们都要看见你们的工作;你们将被送到全知幽明者那里去,而他要将你们的工作告诉你们’”(9:105)。中世纪著名伊斯兰教义学家安萨里在其名著《圣学复苏》中充分肯定了圣门弟子的敬业、创业精神,他说道:“先知的一些弟子们不是经商于海陆,便是劳作于枣树园里,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当向他们学习,而不应仿效那些背离穆圣道路,整天坐在清真寺里,两眼盯着他人的手,期待施舍的人。其实那些努力生产,自力更生的人,才会得到主的宽恕和奖励。”这就是说,有敬业精神并踏踏实实干事的人,会得到真主的眷顾和奖赏。因此,要想取悦于主,就必须既要加强功修,履行天道义务,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对社会有所贡献,以完成人道义务。具体来说,对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事业要全心投入;对认定的目标,要有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对业务要刻苦钻研,做到训练有素,驾轻就熟。还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积累新经验,使业务精益求精,事业蒸蒸日上,贡献越来越大,只有这样,才不虚此生,作为万物之灵长,当之无愧。
二、为什么穆斯林落后而非穆斯林先进?
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穆斯林对敬畏真主的狭隘理解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后果之一是,有些地方的穆斯林在经济上贫穷,文化上落后,精神上萎缩,不是吗?当中华大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各族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有些地区甚至率先实现现代化的时候,我们的有些穆斯林同胞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有的甚至拖儿带女,沿街乞讨;当兄弟民族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培养高层次人才,硕士、博士成倍增长的时候,我们穆斯林聚居的有些地区,连九年义务教育都还没有完全普及,不少学龄儿童不是晒太阳,就是在餐馆端盘子,老文盲还没有扫完,新文盲又不断产生。经济上的贫穷和文化上的落后互为因果,使穆斯林陷入了贫穷——落后,落后——贫穷的恶性循环。最后,不少穆斯林在世人眼里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同情和照顾的对象。贫穷与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把敬业与敬主对立起来和敬业精神的缺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相比之下,国内外的其他一些民族,由于有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敬业精神,由于有长远眼光,从而显得生机勃勃,很有自信。国内,就拿朝鲜族来说,朝鲜族全国现有人口1920597人,主要聚居区为东北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该州有6所全日制高等院校,5所业余高校,数十所中等专业学校,1000多所中小学。截止2000年,已完全扫盲,高中教育已经普及。该州每1万人中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1倍,每10万人中,朝鲜族大学生拥有数量为1422人,而全国为500人。教育提高了人的素质,高素质的人群带来了民族的繁荣。现在,谁还敢小看朝鲜族?
国外,就以犹太人为例吧!犹太人对穆斯林而言并不陌生,穆斯林与他们打交道,由来已久。尤其50多年的阿以冲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不禁有问:为什么小小的犹太国以色列能屡战屡胜,而人口和面积数十倍于以色列的阿拉伯国家却屡战屡败?原因很简单,除了美国的支持等一些国际因素外,犹太人有自己的战略目标和锲而不舍的奋斗精神,即敬业精神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犹太人把民族的强盛当作一个神圣的目标和生死攸关的问题,为此,他们想方设法,不惜一切代价去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战略措施是重视教育、重视人才、重视科技。早在建国之前,犹太复国主义者就把教育当作复兴犹太国的手段之一,学校成了最早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来的犹太人组织。从世界各地迁到巴勒斯坦的早期移民在生活条件极为恶劣的情况下,仍然勒紧腰带大办教育,到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前,犹太儿童的入学率己高达85%建国后,以色列上下对教育给予了更大的重视。以色列在财政收入并不十分宽裕的情况下,其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一直高于8%超过了美国等发达国家,1995年则达到9.5%1948年-1949年,全国仅有1640名大学生,而1984年-1985年,大学生人数达10万(全国总人口现为500多万),每千名劳动力中有77名大学生(美国为111名,日本为42名,英国为30名,法国为50名)。1992年,每353人中就有一名博士,这一比例高于许多发达国家。就连学前教育也得到高度重视,1986年,以色列3岁儿童中接受学前教育的达970/教育出人才,出成果。在以色列,每万名劳动者中约有13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国和日本分别为5人和6人。以色列每千人发表的科学论文数量为109篇,远远高于美、日、德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一。发达的科技事业和教育事业为建立现代化农业、工业和国防事业奠定了基础。加上犹太人所特有的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促使其不断研制出高科技武器,尤其将航天技术、自动化控制、电子通讯等方面的先进技术运用于军火工业中,使其某些武器的性能超过了美国的同类武器,从而取得了与阿拉伯国家较量中武器装备上的绝对优势。这就是以色列屡战屡胜,有恃无恐的秘密。
三、穆斯林有过辉煌的时代吗?
如此说来,非穆斯林向来先进而穆斯林向来就落后吗?不是的。穆斯林也有过辉煌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是敬业精神铸就的。
公元8世纪-13世纪(大约是我国的唐宋时期),西亚、北非的阿拔斯王朝时期(公元750-1258年),穆斯林继承先辈开创的基业,怀着对真主的敬畏和热爱,认真学习《古兰经》和“圣训”,并领会其精神动力,努力求知,钻研科技,献身学术,将异域文明的优秀成果(如希腊、罗马文明、波斯、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统统吸收过来,加以改造,与伊斯兰文明融汇贯通,推陈出新,取得累累硕果,出现了哲学、史学、医学、数学、化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的繁荣,推动了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进步,使穆斯林享受了辉煌与荣耀。
只可惜,近代以来,穆斯林世界没能保持住昔日的辉煌与荣耀,原因之一是统治者昏庸腐败,老百姓悲观厌世,社会氛围由积极进取变为消极保守。无可奈何的穆斯林大众在某些缺乏远见卓识的学者的误导下,将敬主与敬业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造成敬主者不能敬业,敬业者不能敬主,久而久之,将无知视为虔诚,将贫穷当作美德,自甘平庸,自甘落后。最后,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面前,惊慌失措,不是东施效颦,食洋不化,丧失自我;就是拒绝文明,故步自封,食古不化。
中国穆斯林的先民也曾做出过骄人的历史贡献,而这些贡献是与其敬业精神分不开的。没有敬业精神,穆斯林先辈们能够漂洋过海,闯过无数的暗礁、险滩和惊涛骇浪,从遥远的红海之滨和波斯湾岸边来到中国的广州、泉州、扬州等地传播文明吗?没有敬业精神,他们能够万里迢迢,穿过茫茫沙漠,越过千山万水,从中亚、西亚来到长安、洛阳、开封等通都大邑,开展经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吗?没有敬业精神,中国元代政治家塞典赤能在云南“立州县、设馆驿、兴水利、教播种”,把一个错综复杂的云南治理得井然有序吗?没有敬业精神,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能“七下西洋”,宣扬国威,传播文明吗?没有敬业精神,元代建筑大师亦黑迭尔丁能设计出气势磅礴,卓尔不群的元大都(今北京城的基础)吗?没有敬业精神,中国明清时期的王岱舆、刘智、马注、马复初等著名伊斯兰学者,能够钻研四教(伊儒释道),沟通东西,写出那么多高水平的传世之作,为在中华大地上宏扬敬主爱人的伊斯兰精神做出巨大贡献吗?没有敬业精神,王静斋、马坚等现代伊斯兰学者,能够殚精竭虑,呕心沥血,把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古兰经》翻译成汉文,从而为汉语世界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了解伊斯兰的真谛而建立不朽功勋吗?没有敬业精神和爱国情怀,面对凶恶的日寇,我国穆斯林健儿能够跃马中原,驰骋沙场,奋勇杀敌.让日寇闻风丧胆吗?一句话,敬业精神铸就了我们的历史。敬业,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状态,是一种境界。敬业精神,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失去了敬业精神,便失去了希望;失去了希望,便失去了一切。
四、当今穆斯林能再创辉煌吗?
鉴古是为了知今,温古是为了知新。今天,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给我国穆斯林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客观上,有宽松的政策环境和有利的社会环境;主观上,穆斯林应该把丢弃已久的敬业精神重新拣起来,并结合时代特点,赋予新的内容,使之成为穆斯林经济上腾飞,文化上跃进的不竭动力,在走向文明昌盛的大道上阔步前进,敬主加敬业,出世加入世,天道加人道,真正实现“两世吉庆”的人生境界!
具体说来,要继承先辈敢于争先,敢闯敢为的开拓精神,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进取,开发西部,建设国家,造福人群,造福社会。为此,要发扬伊斯兰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重视教育,培育人才,发展科技,提升文化,推动经济。要培养数百万、上千万有文化懂技术的合格劳动者,其中包括现代农民、现代工人和现代第三产业从业人员;要造就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教育工作者;要培养一批具有渊博学识、卓越才能和创新精神的科学工作者。一句话,要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和创造性的劳动,建功立业,再造辉煌,不但要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跻身于先进民族之林,而且还要为本地区乃至全国的繁荣昌盛,做出无愧与时代的贡献!
★敬主是我们的信念,★敬业是我们的理念。★我们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但我们不“反刍”过去的辉煌; ★我们要再立新功,再造辉煌!
第二篇:论团队协作精神与爱岗敬业精神
谈团队协作精神与爱岗敬业精神
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一只蚂蚁来搬米,搬来搬去搬不起,两只蚂蚁来搬米,身体晃来又晃去,三只蚂蚁来搬米,轻轻抬着进洞里。”上面这两种说法有截然不同的结果。“三个和尚”是一个团体,可是他们没水喝是因为互相推诿、不讲协作;“三只蚂蚁来搬米”之所以能“轻轻抬着进洞里”,正是团结协作的结果。有首歌唱得好“团结就是力量”,而且团队合作的力量是无穷尽的,一旦被开发这个团队将创造出不可思议的奇迹。当今社会,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各种知识、技术不断推陈出新,竞争日趋紧张激烈,社会需求越来越多样 化,使人们在工作学习中所面临的情况和环境极其复杂。在很多情况下,在工作中,单靠个人能力已很难完全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并采取切实高效的行动。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组成团体,并要求组织成员之间进一步相互依赖、相互关联、共同合作,建立合作团队来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并进行必要的行动协调,开发团队的应变能力和持 续的创新能力,依靠团队合作的力量创造奇迹。团队不仅强调个人的工作成果,更强 调团队的整体业绩。团队所依赖的不仅是集体讨论和决策以及信息共享和标准强化,它强调通过成员的共同贡献,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集体成果,这个集体成果超过 成员个人业绩的总和,即团队大于各部分之和。团队的核心是共同奉献。这种共同奉献需要一个成员能够为之信服的目标。只有切实可行而又具有挑战意义的目标,才能激发团队的工作动力和奉献精神,为工作注入无穷无尽的能量。所以团队合作是一种为达到既定目标所显现出来的自愿合作和协同努力的精神。它可以调动团队成员的所有资源和才智,并且会自动地驱除所有不和谐和不公正现象,同时会给予那些诚心、大公无私的奉献者适当的回报。如果团队合作是出于自觉自愿时,它必将会产生一股强大而且持久的力量。
“ 同舟共济扬帆起,乘风破浪万里航”在供应链行业中,团队合作精神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要主动加强与别人的合作。业务、风控、审批等等,很多时候,合作的成员不是我们能选择得了的,所以,很可能出现组内成员各方面能力参差不齐的情况,如果作为一个管理者,此时就需要想尽办法提高团队的核心凝聚力,能够把大多数人员各方面的特性凝聚起来,同时我们也要多学习,提高自身的修养与素质,多和有经验的同事取经,多沟通,多配合。如果我们在开始时没有以身作则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就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后果甚至会产生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陷入被动局面。所以,要加强与他人的合作,还要有着对于自身团队的荣誉感,使命感。我们必须信任团队的所有成员,彼此之间要开诚布公,互相交心,做到心心相印,毫无保留;要与团队的每一个成员紧密合作,直到整个团体都能紧密合作为止;分析每一个成员完成工作的动机,研究他们的迫切需要,针对他们的动机和需要,集思广议。
面对急剧变化的供应链行业形势,新一代供应链工作者获得了较以往更大的选择空间。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人们的择业观念、就业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的人下海经商,有的人另谋高就,但更多的金融、物流、担保界工作者依然踏入供应链行业,精诚合作,集思广益、取长补短,降低资金风险率,兢兢业业的坚守在岗位上用辛勤劳动为供应链事业建设增砖添瓦。在日常平凡琐碎的工作中,争创一流的工作效率是我们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生命中极
大的热忱去实现所热爱的事业是我对自己庄重的承诺,在新的环境中尽快去适应环境,去改造自我,是我对自己人生目标的执著追求。我们要明白干一行就要爱一行,爱一行就要专一行,争创一流的工作效率,提升业绩。提升服务层次,学习经验人士的经验技术,丰富服务内涵。服务是永恒的主题。要提升服务层次,要丰富服务内涵。对客户我们必须用“心”服务,做到诚心、热心、细心、耐心。要大力提倡“温馨服务”,建立体系制度,熟悉掌握客户信息,把顾客看作是自已的亲戚朋友,看作是自已的家人,把自已的工作变成传递温馨的窗口,树立支行的良好形象。这就要求我必须要从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乐于奉献做起。我们的事业是神圣的,我们的前程是锦绣的,我们的明天是辉煌的,我们有核心团队 领导高瞻远瞩、任重道远、运筹帷幄的大气豪情,有前景目标明晰、组织结构完善的管理体系框架,有广大新老客户的合作关系,有勤劳朴实、乐于奉献的战斗团队,看今朝,基础工程硕果累累,各项产品及服务项目服务于企业客户,创业者致富奔小康,优良客户信任我们,社会各届支持我们,我们有理由坚信亿达供应链产业山重水复疑无路的被动局面一定会尽快改观,黎明曙光柳暗花明又一村辉煌一定指日可待。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亿达供应链事业这艘航母风正帆悬,行船万里。昨天是一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一张期票,而今天则是唯一拥有的现金,我应当聪明的把握,滚烫的宣言高高升做猎猎风帆,搏击风浪的自信飞扬在宏阔的蓝天下,我是一个年轻的水兵,我要远航,拒绝靠岸。我将用智慧点缀山河,用汗水浇灌良田,用微笑挑战明天,用一颗炽热的心去换取江山多娇,蓝天一片,用我们共同的心血,造就亿达供应链事业锦绣辉煌的明天。
宋超
2012-5-3夜
第三篇:论民族风俗习惯与政府行政执法
摘要: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有助于实现行政执法目标,但也有些民族风俗习惯对行政执法有造成难度的一面.在行政执法中如何正确对待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关系到民族团结和民族地区 社会 和谐,同时也关系国家 法律 的统一实施。所以民族地区行政执法更需注意掌握一些原则与 方法。关键词:少数民族 风俗习惯 行政执法民族风俗习惯,指的是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居住、饮食、衣着、婚姻、丧葬、节日、庆典、礼仪等物质文化社会上的共同喜好、习尚和禁忌。风俗习惯是各民族在长期 历史 发展 中逐渐形成并随着生活条件的变化不断变化。行政执法是政府行政管理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行政主体为维护 经济 与社会生活秩序,实现行政目标,按法定权限和程序实施法律、法规等法律规范的具体行政行为。在民族地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实现国家的行政管理目标具有什么 影响,政府在民族地区制定行政执法的有关文件,以及实施行政执法具体行政行为时应注意那些原则与方法,笔者谈一下自己浅见;
一、民族风俗习惯有助于行政目标的实现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许多方面有利于实现行政执法目的,这些方面主要包括:
(一)部分禁忌。禁忌是禁戒普通人接触的事、物或人,以及对此所具有的观念。保护野生动物不被非法猎杀是林业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内容,而少数民族饮食禁忌有利于有效保护野生动物,实现这一行政目标。很多少数民族不食野生动物和病死、打死的牲畜和动物的血,例如塔吉克族人不食狼、熊、狐、兔等野味。维吾尔族等民族禁止吃凶猛禽兽的肉;禁止吃一切动物的血。独龙族禁止滥杀滥捕野生动物。彝族、纳西族等民族对于白头翁、水鸟、松鼠、犀鸟、八哥、米雀、虎豹、野猫、猴子、獐子、岩羊、绿斑鸠、秧鸡等的图腾和禁忌等等。少数民族的饮食禁忌在客观上减少了非法捕杀本地区野生动物的行为。再如少数民族的植物禁忌也非常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彝族神林的崇拜,使民族地区的生态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布朗族、哈尼族、傣族等民族都认为生长在村落附近的高大挺拔、枝繁叶茂的大树常年保佑着本氏族成员平安顺利。因此,禁止砍伐“神树”,在“神林”中放牧、追捕动物等。禁砍村边树木是壮族信仰禁忌,所以,壮族村寨前后面都是森林密布,古木参天。植物禁忌有利于“森林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执行,生态环境的保护改善了民族地区人民的生存状况。社会行为禁忌又有助于社会治安的执法目的实现。例如回族等许多民族禁止放高利贷,赌博、酗酒、说谎等。少数民族社会行为禁忌制约了人的行为,使人们在进行日常生产、生活活动的过程中意识到“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对维护社会秩序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部分宗教教规。在我国少数民族中有许多群众信仰宗教,维吾尔、回、哈萨克等十个民族约有1800万人信仰伊斯兰教。有的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宗教影响,有些民族的风俗习惯直接来自于宗教教规。如伊斯兰教的一些教规,已潜入信教民族的风俗习惯之中,取经名、行割礼、死后安葬、结婚庆贺及节日礼拜等都是全民族性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宗教教规有积极一面,有些教规对构建社会和谐是有益的。例如宗教通过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劝世人积极向善,使人们不至于 因自己的困境而攻击社会和危害社会的稳定。佛教的因果报应论、基督教的原罪论以及伊斯兰教的世界末日论都劝告人们要忍耐、顺从、不做恶事。宗教教规对人们的守法与维护家庭稳定也有积极的作用,如基督教的摩西十诫;佛教的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等“五 戒”。伊斯兰教的主要经典《古兰经》也指出:“你们劝善戒恶”、“你们当争先为善”。“信道的人们呀!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① 伊斯兰教非常重视家庭伦理道德,反对偷情乱淫,破坏别人的婚姻。伊斯兰教还禁止偷盗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行为:“偷盗的男女,你们当割去他们俩的手,以报他们俩的罪行,以示真主的惩戒”(《古兰经》5:38)。面临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教规在一些宗教意识较强的少数民族群众中,无疑对色情、侵犯财产违法方面具有一定的警戒和约束作用。
(三)家庭习俗。在我国少数民族中,对长者尊敬,对幼小扶持帮助,对朋友忠诚,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否则就要受到舆论的谴责。例如壮族等少数民族都有用餐时须等最年长的老人入席后才能开饭;长辈未动的菜,晚辈不得先吃;给长辈和客人端茶、盛饭,必须双手捧给等家庭习俗。锡伯族和其他许多民族一样,是一个非常注重礼节的民族,对客人热情好客,对老人和长辈格外尊重。出言不逊、不尊重老人等行为,都要受到锡伯族人民的谴责。少数民族的家庭习俗能较好的防止虐待和遗弃家庭成员,对落实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贯彻婚姻法,对家庭和睦具有积极作用。
二、民族风俗习惯对行政执法造成难度的一面
(一)一些落后婚姻习俗。部分少数民族的婚姻习俗具有消极一面,表现在:一是早婚。在一些居住偏远的少数民族中,其婚姻习俗的早婚现象仍然存在。二是不结婚登记。有些少数民族青年不领取结婚证,只举行风俗仪式或请阿訇念了经就在一起共同生活,违反了我国婚姻登记管理制度。三是干涉婚姻自由。有些少数民族在缔婚过程中,舅权的作用相当突出,一些地方舅舅的意见甚至起决定作用。一些少数民族有姑表亲的习俗,姑家的女儿必须嫁给舅家的儿子,舅家有优先娶外甥女的权利。还有的少数民族仍有抢婚习俗,通过抢婚结合夫妻。有些少数民族有不许和外族通婚的习俗。以上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对婚姻登记和保护婚姻自由的行政执法显然会造成一定难度。
(二)某些行为禁忌。少数民族有些行为禁忌对维护市场秩序造成某些困难,有的民族具有凝視禁忌,在自由市场对商品看了好久而不买,就可能导致矛盾纠纷。有的民族有鼻嗅禁忌,不能拿起少数民族出售的食品用鼻嗅,否则将产生激烈矛盾。出售商品时,有些少数民族具有商品价格谈好了就必须买下的习惯。有的民族忌讳当面数主人家的牲畜,不能跨过拴牲畜的绳子,也不能骑马进入羊群。旅游 者不能到天葬场观看天葬;有些少数民族依照教规有借钱不能收取利息的行为禁忌等等。在社会生活与市场交易中,一些行为禁忌所引发的矛盾、纠纷,给行政机关的行政执法带来很大难度。
(三)部分民族习尚。少数民族中的习尚有很多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应看到有些具有消极一面。如频繁地送“彩礼”、“丧礼”、“割礼”,对原本经济困难的一些家庭、个人等于雪中加霜。个别家长让子女上经文班入教念经,不去上学,影响了我国 教育 法等法律的贯彻。有些民族的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仍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不利于男女平等的贯彻等等。
第四篇:马哲论文《论自由与法律》
论自由与法律
“自由”一词是在哲学中经常被提及的问题。那么什么是自由?它与法律的关系如何?法律是限制了人们的自由还是赋予了人们更多的自由?
从哲学上看,自由有一个核心的要素,那就是主体意志的放任,(我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想”做什么都可以)用比较正规的词来讲就是“思想的绝对自由”。除了这个核心的要素外,还有一个实质要素,那就是人能够根据自己的意志去进行实践,这种实践所受的限制越小,他的自由度越高。这些限制有可能是自然力量,人的无知,他人的束缚,道德的束缚,宗教的束缚,法律的束缚等等。那么绝对的自由是否真的存在?我认为不可能,人不可能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他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举个极端的例子,我很想活到一千岁,但是我的的身体构造限制了我的这种想法。
法律究竟是为了限制人的自由而创立还是赋予人的自由而创立的?显然人们创立法律的目的不可能是来限制自己的,所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终极意义上讲,法律是为了赋予和保护人们的自由而创立的。至于它赋予人们自由的途径,则应包括:确认人们最基本的权利(通常在宪法中),限制人们的自由或赋予义务,确定自由的界限。
洛克曾指出:“自由固然要受法律的约束,但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他说:“法律按其真正的含义而言,与其说是限制还不如说是指导一个自由而有智慧的人来追求他的正当利益,它并不在受这种法律约束的人们的一般福利范围之外作出规定。”洛克指出法律以自由为目的旨在保护和扩大自由,这一论述揭示了自由对法律的意义。马克思进一步深化了对法律与自由关系的认识,他认为,“法律是自由的实在,在法律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肯定的、合符人的本性要求的性质,哪里的法律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哪里的法律就成为真正的法律。因此,法律不是与自由相悖的东西,更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律是人民自由的圣经。”
下面我从电影《肖申克的救赎》来谈谈自由与法律吧。这部电影讲的,绝不仅仅是司法体制的不健全或者监狱制度的罪恶,而是影射着整个现代社会对人类自由的束缚。
影片一唱三叹地以老布的悲惨人生和阿瑞的不同结局, 彰显着“例行公事”的生活终将“例行化”因而僵化整个人生。老布在监狱里生活了50年。当他被批准假释的时候,他却想要通过重新犯罪而留在监狱之中。阿瑞一语道破: “监狱是个怪地方,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一个例行化的人,就像老布,已经像他动脉硬化的血管一样僵硬了,不再能够适应新的生活。因此新的生活并不是新生。最终,老布自缢身亡时留下的“老布来此一游”的遗言, 是对狱墙外的这个陌生世界的告别,也是对自己习以为常的狱墙内的“家”的怀念。但这不是因为老布懦弱无能。因为甚至像阿瑞这样在监狱中都可以如鱼得水的人,一样难以适应一个新世界的生活。阿瑞如果不是安迪的救赎,他的“瑞德也来过”将会是另一个结局。要知道,老布和瑞德不是完全进入一个新世界,而是回到一个离开已久的地方,已然不再可能。他们已经太过依附于某一种生活方式。影片通过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例行生活的无形囚禁:甚至监狱都可以因为长期生活而让人无法离开,更何况社会的其他地方。能够让人情愿留在监狱、渴望重回监狱的那种日复一日的例行生活,才是最牢固的监狱。许多人从这段影片中得出的教训是程序的不健全,但影片提出的问题恰恰在于,是不是我们的程序足够正义了,制度足够健全了,永远不会出现冤假错案,只要“事实真相”是你和安迪一样无辜,那么法律一定可以发现这一真相,一定可以让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也许安迪已经找到了答案。他最终一定明白了,正如上帝只帮助自助的人,法律只能成为自由的人实现自由的工具。法律不能救赎海利和诺顿,而安迪已经不再需要法律的救赎。他以自己的逃离暗示着,没有人可以无需任何努力而静静等待完美正义的法治乌托邦的降临,而且真正的自由绝不是依靠法律才能获得的。
如果我们能够学会从《肖申克的救赎》的视角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那么自己身处其中的现代社会也不过是另外一个大监狱而已。至少在“自由”问题上,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和肖申克监狱中的囚徒一样,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的那段名言:生而自由,但无处不在枷锁之中。《肖申克的救赎》从多个侧面揭示了这一自由的枷锁。如狱长诺顿和狱警海利所象征的“僭主暴政”,但其中最为深刻之处是揭示了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温和专制”,揭示了每一个孤零零的现代人在社会里慢慢被体制化的无可挣脱的命运。这才是卢梭意义上的真正的“社会枷锁”,才是现实社会中与肖申克监狱最为相近的地方:“所有生活都是例行公事, 而且一天比一天例行公事。”
而这种例行化的生活就是韦伯为我们描述的现代生活,如今,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已经离不开这个例行化的世界,只喝自来水甚至含各种添加剂的水,一旦停电就会全城瘫痪,工作和生活依赖于手机、电脑、网络,看似精致的现代生活让我们与电影里吸了鸦片的少爷是否也有某种相似之处呢?我们经历着和老布一样的例行化的僵化生活。这当然并不比监狱中更悲惨。但除此以外,我们还能凭什么聊以自慰?如此下去,我们是不是也注定要在几十年后就被这个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所淘汰,不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我不知道影片里“例行化”这个用词是不是在回应韦伯的悲凉。但这毫无疑问是我们该认真对待的事情。例行化的生活既是自我规训,也是彼此囚禁。这是韦伯说的铁笼和福柯说的圆形监狱的深刻意涵。这些隐喻都意味着现代社会中法律和自由之间极大的张力。
人们信奉的理想,是因为法律可以给人们自由。然而“当理想照进现实”,要知道究竟是法律在“救赎”不自由的人,还是自由的人在”救赎”法律?毕竟,自由不是理由而是问题。自由不是用来为我们任性放肆进行的辩解,而是要我们力为笃行做出的回答。真正的自由并不是口号、激情和写在纸上的法律权利,不是自由主义鼓吹的可以带来福利的自由,而必须植根于公民的心中,植根于古老的传统中,植根于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工作和生活中。自由是一种生活方式,要不失去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就必须天天过这样的生活,而不是天天想像这样的生活。自由,只能是每个人自己在每日每时的日常生活中给出的人生答案,而这答案却又那么飘渺虚无。
中国十九世纪的历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但是也是必然的历史,一个国家固步自封必然会导致落后,也就自然而然会被先进的文化所侵略。而我们当今社会正是中华民族崛起的重要时期,保持一颗理性而且有责任的头脑是非常必要的。而对自由真正的理解和正确的认识,正是任何民族前进源源不断的动力,至于我们该怎么做也是我们应得的自由。
第五篇:论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发言稿
论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
华金余
中国现当代话剧与中国传统戏曲同属于戏剧的范畴,所以虽然话剧几乎完全是“舶来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受到外国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它与民族戏曲传统的关系已经有人进行了探讨,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延安时期的戏剧,包括话剧、戏曲、秧歌剧等戏剧形式与民族戏曲传统的关系也得到了较大的重视与研究。除戏剧之外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他各类文体当然也是跟源自西方的“五四”新传统有着更为根本的本质联系,然而它们既然属于中国文艺,必然与民族文化传统,其中自然包括民族戏曲传统也有着较大的关联。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而言却少的多。由于解放区的特殊环境,尤其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方针的指引与执行,延安文艺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定阶段,它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尤其是戏曲传统相比较于现代其他阶段的文艺来说存在着更加密切的联系,而这方面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样很少。本文尝试探讨延安文艺与中华民族戏曲传统之间的关系。
一、为什么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
延安文艺当然继承了开创于“五四”的现代文学传统,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范畴,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有论者指出,延安文艺在文艺形式上所追求的是“以新文艺为基础,以民间旧形式作为‘补充’的文艺形态,是一种比‘五四’新文艺‘更高更完全的民主主义内容、民族形式的新中国文艺之建立’”。
然而延安文艺确实融合了更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当然包括民族戏曲传统,表现出了与“五四”、三十年代左翼以及四十年代国统区和沦陷区大不一样的样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需要组织起一个坚实强大的后方,而这个后方主要是由文化层次很低的农民构成。毛泽东深知,以传统戏曲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层度底下的农民之间的血肉交融的联系。要组织由农民组成的后方,怎么可以不利用民族戏曲传统来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呢?事实上,戏曲的改造是延安文艺的“排头兵”,改造后的戏曲作品平剧《逼上梁山》,京剧《三打祝家庄》是延安文艺第一批较为标准的成果。曾经在五四新文化先驱心目中是真正的戏剧,准备用来取代传统戏曲的话剧也吸收民族戏曲传统,借鉴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取得了较大的艺术成果,新歌剧《白毛女》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它以民族戏曲与民歌曲调为素材,以民族语言为基础,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与反抗斗争,表现了人民对于旧社会的愤恨与对新社会的热爱。
为了启蒙的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先驱们采取的是绞杀传统戏曲的方式方法,然而由于没有提供能够取代像传统戏曲一样对民众具有影响力的文化艺术形式,采自西方的话剧其对普通民众的亲和力根本与传统戏曲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启蒙的成效相当有限,甚至可以说基本失败了。延安时期却采取了尊重民众的习惯,采取利用民族戏曲传统并对之进行适度改造的手段,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当然五四的启蒙与延安时期的启蒙之间还是存在着区别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戏曲还具有独特的“形式的意识形态”功能,它具有与民间祭祀和民间节日活动密切相关,具有民众群体集结、参与、狂欢的特点。因此,“一个建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共同的价值观念形态、共同的情绪、共同的焦虑与向往的时代,往往是戏剧繁荣的时代。每当意识形态感到群体本质认同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因而要重温或再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戏剧便具备了繁荣的客观条件。”而延安时期无疑正是意识形态感到群体本质认同具有紧迫性与必要性,极力需要再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人们就开始进行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讨论,然而解放区的文艺运动与三十年代以及大后方等时期与地域的文艺大众化、民族化运动存在着较大的区别。就解放区话剧而言,与大后方话剧继承旧戏地方戏注重两种戏剧形式的美学原则与美学特征的融合 1
不同,其更大程度上是注重旧戏、地方戏外在表现形式的利用。在经过“话剧民族化”的论争之后,大后方剧作家们从话剧民族化必须把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血液的观点出发,对于传统戏曲的外在表现形式并没有着重学习,而是继承传统戏曲的美学原则与艺术精神,深入到传统戏曲艺术的骨髓并使之与西方戏剧美学碰撞融合,从而致力于新的民族话剧的创造。而由于随着解放区对“演大戏”的批评,延安文艺界把民族形式与外在影响对立起来,同时也过低估计农民对话剧等现代文学体裁形式的观赏水平。解放区着重从外在形式上学习传统戏曲出发试图改造话剧。于是从解放区的话剧作品中看到的是:强调故事情节的构撰而忽视现实本质的深刻揭示,强调性格的类型化与脸谱化而忽视人物个性与心理的刻画,强调了语言的通俗易懂而忽视了语言内涵的动作性与丰富性,强调利用乃至直接套用传统戏曲的手法而忽视外来戏剧的影响。话剧如此,其他体裁的文艺作品也存在着相像的情况。可见以民族戏曲传统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延安文艺的关系不仅是有关而已,在很大程度上,民族戏曲传统成了延安文艺的部分本质性的成分。
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35年10月至1939年底;第二个阶段为1940年1月至1942年4月;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5月之后。第一个阶段的延安文艺主要是坚持和发扬了苏区文艺的优良传统,密切联系群众和现实生活。第二个阶段是对于民族戏曲传统进行否定的时期,表现就是曾一度出现了“大戏”热。第三个阶段是毛泽东《讲话》发表之后,延安文艺界明确了延安文艺的发展方向,努力追求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认清了延安文艺的首要问题就是为广大文化层度极低的工农兵服务的问题,所以以民族戏曲传统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文艺形式得到了理性认识上的重视,从而使得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产生了水乳交融的联系。
二、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联系的体现
民族戏曲传统到底包含哪些内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而在我看来,中华民族戏曲传统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千百年来保持了与广大人民的精神联系;
二、具有丰富积极的内容;
三、拥有精湛的技术。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延安文艺继承了民族戏曲传统,也主要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首先,延安文艺无疑是与民族传统戏曲一样与广大人民拥有密切的精神联系。中国传统戏曲从远古时代的原始歌舞开始,经过汉代“百戏”,唐代“代面”、宋元“杂剧”、明清“传奇”以及清中后期兴起的“乱弹”等多种形态的嬗变,它结合宗教、民俗、日常人际交往活动的历史一直在绵延,它介入人们的各类活动,从而使自己也成为这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几乎可以说,传统戏曲渗入人民的各个阶层,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而传统戏曲与广大人民是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的。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戏曲具有着现实主义精神与浓郁的民间性。当然此处所说的传统戏曲的现实主义传统主要是指一种创作精神,一种面对现实、与现实息息相关的态度,而不是具体的严格遵照现实,“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式去描写生活”的创作方法。事实上,中国传统戏曲是在写意的美学思想指导下,通过程式化与虚拟化的艺术手段来表现生活的。所谓写意就是在不追求具体生活真实的情况下表现艺术的真实,于似与不似之间创造艺术形象。程式化的舞台动作与虚拟的表演方法是它的表现手段。这就决定了传统戏曲的创作方法倒是更加接近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
延安文艺无疑继承了传统戏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传统。如果按照通常的以《讲话》为界将延安文艺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那么延安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传统应该说基本上是一以贯之的,尽管发展到建国后渐渐偏离了这一传统。前期以萧军、舒群、丁玲、罗烽、艾青等人为代表的延安文艺家们都具有独立不倚的个性,使得他们对于现实能够做出独立的判断而不只是将政治观念进行图解。他们的创作资源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切身的感受。对现实主义的坚持使得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既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罪行与当时存在的严重的阶级压迫,同时也并不回避革命阵营内部的阴暗面。前期延安文艺的现实主
义精神和人民性是由具有独立意识的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本着自己对于现实的思考,与民众在思想上政治上保持一致后进行创作文艺作品而体现出来的。当然这些知识分子作家们不可能在情感方式上也与底层民众完全一致。这就类似于传统戏曲的元杂剧与明清传奇阶段,主要是当时的文人戏曲作家借助杂剧和传奇表达他们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内涵。后期的延安文艺更加讲求文艺的政治性,这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在陕北要领导广大人民争取反抗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权以及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这一重大的现实所决定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延安文艺整风也是为了知识分子作家们更加认清当时的现实,从而创作言论都能从延安的现实出发,更加具有一种切切实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得知识分子文艺家们从自我主体到笔下人物都彻底“质变”而工农兵化。后期延安文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就是通过赵树理这样的无论外在与内在都与底层民众几乎无异的思想意识出发进行的创作而体现出来的。这就有些类似于南宋时的戏文,清中后期的乱弹以及从戏曲开始产生以来一直以潜在的形态延续的民间戏形式,这些戏曲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人民性内涵是通过民众自己进行创作表现出来的,艺术水准也许比不上文人戏曲,但与广大人民拥有更密切的精神联系。
其次、延安文艺与传统戏曲一样包含了丰富积极,富有人情味、传扬民间伦理规范的内容,它们都具有高台教化的宣教功能。总结起来可以说它们具有以下模式:劝善惩恶的价值模式、大团圆的结局模式、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家庭是非,“小人物”的情节结构模式等。延安文艺由于其特定的时空形态与地域政治压倒性的影响,也具有浓郁的基于人情味与民间伦理规范基础之上的宣教功能,其绝大部分作品也符合传统戏曲的价值模式、结局模式与情节结构模式。小说《小二黑结婚》、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歌剧《白毛女》无疑是延安文艺的经典文本,它们虽然侧重点可能不太相同,但显然基本符合这些模式。
再次、延安文艺也吸收了传统戏曲千百年来积淀而成的精湛的技术。中国传统戏曲不同于西方写实主义话剧,在千百年来的缓慢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精湛的技术。在演述故事、塑造人物之时,中国传统戏曲十分倚重歌舞手段,所谓“以歌舞演故事”,酣畅淋漓地表现人物的内心感情,同时可以带给观众强烈的视听感染,具有愉悦观众的重要作用。戏曲描拟生活对象时强调“写意”,追求神似而不注重形似。此外,戏曲的形式手段被组织为“程式”体系,以高度概括的表述方式凸现对象的主要精神特质。延安文艺包含很多种类的文艺形式,除了戏曲当然可以较为直接采用传统戏曲的精湛技术之外,其他文艺形式当然不可能直接全部地采用传统戏曲的技术,而是需要经过一定的整合才能化用。归结起来,延安文艺在技术手段上与民族戏曲传统有密切关联的表现在娱乐性与象征性。
传统戏曲的表演方式非常注重在传达剧情、塑造人物、与人教诲的同时追求娱乐性。此外,中国传统戏曲绝大部分是喜剧作品,真正意义上符合西方所谓的悲剧观念的作品真是凤毛麟角,这一点曾经在五四时期收到新文化先驱们的极力挞伐,这当然与中国民众乐天知命,视看戏为娱乐的观念有着重要的联系。
延安文艺却相当重视喜剧色彩、娱乐性能。1942年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延安文艺意识形态化得到了成功的确立,由于阶级论观念在其中的内在设定,对于共产党辖区内的人与事进行描绘的文艺作品而言只存在着歌颂与写光明的问题。暴露与写黑暗应该是针对共产党辖区之外的敌对势力而言的,即使对于辖区内人们身上存在的缺点,只能进行善意的批评。于是延安文艺观念在悲剧意识的消解中导致了喜剧意识的提升,延安文艺走进了颂歌与喜剧的时代。从此,在前期延安文艺中曾经出现过的忧郁调子一扫而光,一切人间不幸在作品中不见踪迹。“在戏剧等文学创作中,据说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是夸耀自己力量的喜剧”。当然延安文艺中的喜剧与五四时期的喜剧概念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还有着一个继承与转换的过程。鲁迅说,喜剧是“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可在延安文艺观念中,喜剧成了“喜庆”、“皆大欢喜”的别称,成了一种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乐观主义。延安文人当然意识到了五四批判传统戏曲喜剧式的大团圆主义的历史合理性,但对于延安文艺中的新的团圆
主义,给出了符合意识形态需要的说明。正是延安文艺的喜剧“喜庆”、“皆大欢喜”的内涵与传统戏曲喜剧的娱乐内涵产生了某种本质上的联系。正是由于喜剧成了后期延安文艺的重要部分,因而延安文艺作品中也存在着大量娱乐化的因子。“喜闻乐见”,这是毛泽东对于追求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崭新的作品形式的一个重要要求,换作赵树理的说法就是“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看到二诸葛有事没事都要算一卦,结果人家庄稼都长的挺好的了,自己却领着孩子补空;看到三仙姑四五十岁的人了,还要像年轻姑娘一样花哨地打扮,被称为“驴粪蛋上上了霜”;看到“小腿疼”、“常有理”等等绰号,传统戏曲中的丑角以及插科打诨的元素显然已经化用在作品中了,延安文艺作品的娱乐化性能显然不言而喻。
延安文艺在技术手段上与民族戏曲传统的第二点重要联系是象征性的运用。延安文艺吸取传统戏曲象征性的精神,结合文艺门类自身的特点创化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的运用与脸谱化的化用。
延安文艺作品中描写的事物都具有着象征性的意义,这些事物不是对于生活本身的表面现象的精确描写,所写的都是本质真实而不是个别真实。或者可以说,采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出来的延安文艺作品,是从一种先在的理想的浪漫的观念出发,选择或者虚拟一些人物和事件进行演绎而创作出来的。这跟戏曲采用虚拟化、程式化的方式,通过象征性的表演手段、艺术构思暗示某种存在或某种浪漫主义的理想,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延安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却是脸谱化的,绝大多数只能称之为扁形人物,他们主要是农民或者穿了军装的农民,不管扮演了多少角色,不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反面人物这四个“行当”、四种“脸谱”。其故事内容基本可以概括为以英雄人物为主的正面人物,在克服了中间人物的弱点,争取了中间人物的支持之后终于战胜了反面人物,最终取得了大团圆结局。英雄人物一定是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党员、团员。正面人物是斗争经验不足的党内人士,或者是还没有真确认识党却拥有拯救民众抱负的人士,或者是底层贫苦的群众。中间人物是群众中那些意志较为薄弱的、封建毒素比较浓厚的、对敌人认识还不够清晰的。反面人物是侵略者、反动派、流氓地痞等等。这跟戏曲生、旦、净、末、丑的行当分类以及通过脸谱就能暗示类型人物的性情特点几乎毫无二致。
三、正确认识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关系的意义
鲁迅在上世纪初曾经有过一段关于中国文艺现代化的经典论述:“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正确辨析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之间的关系也许对于我们认识当代民族文艺如何发展会有积极的意义。
创建现代民族文艺应该是当下中国文艺家们的重任,也是回应“当代文学是垃圾”言论所应该采取的积极举动。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的水乳交融的关系,或者说延安时期所体现出的对于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双向追求,也许提供了如何创建“现代民族文艺”的一种有价值的思路。我认为最为重要的启示是只有将现代性与民族性融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当下的中国性。而只有中国性的形成与得到重视才可能创建出现代民族文艺。或者说现代民族文艺的本质内涵就是中国性的完整与完美的体现。
具体说来,延安文艺与民族戏曲传统的紧密联系对于当下创建富有中国性的现代民族文艺的经验与教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创建现代“民族”文艺。其次、融合现代性与民族性:创建“现代”民族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