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伪满初期东北关税政策变迁述略
伪满初期东北关税政策变迁述略
摘要：东北海关和关税在全国海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紧急接收和整理伪满洲国关税，设立税收机构、修改税收制度、调整税率等等，通过海关机构和关税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
关键词：伪满洲国；海关；关税；殖民性
中图分类号：B9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427-02
关税，是指进出口商品在经过一国关境时，由政府设置的海关向进出口国所征收的税收，属于国税范畴。海关是一个国家的门户，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海关大权一直操控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手中，上海总税务司所辖各关的关税，直接用于偿还外债。日本占领东北后，开始对东北海关进行强制接收，排除上海总税务司在各关口的势力，而后利用海关对东北进行经济侵略。一、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海关和关税概况
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地区的国税与地方税划分并不明确，事变发生之后，局势动荡，税收机构涣散，税务人员四处逃散，各地征税机构和税收事务所处于停滞状态，税捐局被袭击税款被抢的事件屡有发生，产盐地的盐税收缴也几乎停滞，食盐不能顺利供应。关东军进入东北后，立即着手调查财政及税务情况，向各税收部门派日系人员接管。1932年9月伪满公布《国地税划分纲要》，规定满洲国成立前中央及省政府所收税为国税，包括田赋、营业税、生产税、牙当税、矿税、渔税、盐税、统税、煤税、烟酒牌照税、经纪税、市场税、契税、印花税、牲畜税，及其各项的附加税；车捐、船捐、庙捐、妓捐、戏捐作为地方税，由市县征收。此时的关税并未明确被规定为国税中的一种，原因是当时日伪虽然已经将东北海关接收完毕，但尚未完成对其具体机构的整理和调整，直至1933年，伪满洲国的税务行政才基本就绪。在此后伪满洲国存在的14年间，国税和地方税多次调整，税目不断变化，税额不断增加，关税始终是其中居于首位的一项。
东北海关和关税在全国关税收入中占重要地位，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共有大连、安东、营口、滨江、奉天、延吉、瑷珲7个关和大东沟、满洲里、绥芬河、三姓、拉哈苏苏、旅顺6个分关，据当时的报纸记载，民国“收入方面，以关税、盐税及统税三项为大宗”，关税收入（单位：百万元）“民国十七年（1928年）一三三，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四四，民国十九年（1930年）二五一，民国二十年（1931年）三七二”。①1927年―1931年东北海关收入及占全国关税比例如下：
1927年―1931年东北海关收入及占全国关税比例②
（单位：海关两）
年 度 全国关税收入 东北海关收入 百分比
1927年 65，986，352 12，911，357 19.567%
1928年 79，366，598 14，259，882 17.967%
1929年 149，652，828 22，223，249 14.850%
1930年 177，513，168 24，345，126 13.375%
1931年 242，723，759 25，803，199 10.631%
从1927年至1931年，东北海关收入占全国海关年收入平均为15.346%，地位如此重要，所以日本占领东北后首先着手接收海关。当时除大连外，每个海关都设有两套机构：隶属于南京政府财政部的海关监督署和隶属于上海英国总税务司的税务局。前者没有实权，业务全部掌握在税务司手中。
二、伪满洲国对关税稽征机构和政策的调整
1932年2月17日，伪满洲国政府成立东北政务管理委员会，通知东北各海关“各关既属满洲国所有，自应归东北政务委员会管辖之”③，随即下令各关自3月26日起所有税收均解往东三处官银号，不得上交上海总税务司，同时向各关派日籍人员进行监督。大连的关税收入约占东三省关税收入的一半，是日本最渴望得到的，也是最难接收的。1907年日俄战争结束后，俄国将旅大租借地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根据中日《公办大连海关试办章程》，日本有责任保全在关东租借地内的大连海关。因此对于大连海关的接收不能向对其他各关一样采取强制办法。日本当局暗中鼓动大连海关日籍税务司福本顺三郎拒绝将税款上交上海总税务司，福本因此被免职，日本政府立即以更换大连关税务司未遵照《会办大连海关试办章程》为由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6月26日，大连海关日籍职员按日本计划一同宣布断绝与中国海关的关系。6月27日，伪财政部总长任命福本顺三郎为伪财政部关税征收处的负责人，并在大连满铁码头办事处楼上设满洲国财政部关税征收处，原大连海关处于瘫痪状态。这样，日本顺利接收了大连关并逃避了责任。
到1932年6月30日，东北境内全部海关接收完毕（大黑河海关于1933年接收），10月27日起，所有海关改为税关，并对原有机构进行调整，至1945年日本投降，东北共有9个本关，21个分关，7个办事处，54个分卡，42个保税区域关系事务所和派出所，54个监视所。1934年12月，在大阪设办事处关税部，解答满洲贸易人员有关税率、税法、手续上的疑问。1938年9月，新《税关法》实行，并对原有关税制度做了大量修改，大致如下：
①制定吨位法，规定吨税为：超过150吨的船舶轮船每吨1角，帆船每吨5分；150吨以下的船舶轮船每吨5角，帆船2角。
②废除原黄金单位和海关两单位的税关货币制度，统一改成国币以元为单位，换算率为1金单位=1.95元国币，1海关两=1.56元国币。
③废除转口税、免除重征证书制度（伪满洲国成立前经哈尔滨进入中国的外国货物必须配有完税证明书及免除重征证书，在哈尔滨税关免收货物进口税），撤销松花江、黑龙江捐、辽河修河捐；
④修改税率。从1932年起伪满洲国对关税税率进行了多次调整，特别是对化学制品、钢铁钢材的进口税率随着中日战争形势的变化多次减税或免税，1937年12月正式公布关税税率表。④
⑤订立满鲜间进出口税率协定，即在朝鲜的清津、雄基、上三峰和中国的图们、满浦镇和辑安、训戎和珲春分别设中朝官员，共同办理税关事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保障军需物资的运输，又创设了满鲜直达保税运送制度⑤和陆地转运物资特殊通关政策⑥。
三、伪满洲国关税管理的殖民性质
伪满政权建立的同时成立了伪财政部（1943年改为经济部），熙洽为伪财政部总长，根据1932年3月公布的《国务院官制》，财政部负责税务、专卖、货币、金融、统制及国有财产等事项，其中税务由财政部中的税务司掌管，负责“国税赋课征收、税务行政、关税赋课征收、关税行政”⑦。3月17日，伪满中央财政厅被取消，重设总务、民政、实业、教育、警务五厅，国务院总务厅主计处掌管理财政预算、结算、年度收支计划审定等，成为事实上的财政管理机关。
伪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政权，财政部门人员3/5以上为日本官员，税收机构中掌握实权的也是日籍人员，税收收入也多为日本军需服务。早在对东北海关接收的过程中，日本就向各地派日籍顾问进行强制接收，以摒除上海总税务司的势力。例如，1932年6月26日，日本顾问领导一队伪警强制从英国人薄德荣手里接收了滨江海关；27日，日本顾问率武装警察强行接收了牛庄海关，该关的原日籍雇员集体辞职，转雇于伪满海关；29日，日本顾问宫本及日军情报官井上少佐以武力胁迫的方式接管了延吉海关；30日，安东关25名日本人向中国海关辞职，该关原税务局铎博赉被迫向日本顾问交出了安东关档案。在对大连海关的接收中，为了推卸对租借地海关和税款的保全责任，该关原税务司日本人福本更是同62名日籍雇员同时向上海总税务局辞职，而后福本被伪满洲国财政总长任命为伪满洲国财政部关税征收处负责人，原辞职的日籍人员也再次转雇于伪满洲国。可见，早在对海关的接收过程中，日本就已经有意向其中渗透和安排了相当数量的日系势力，其力量足以保证在对海关接收完毕后操控伪满洲国海关的全部大权。此外，在伪满洲国的税收机构中日籍职员和中国籍职员的工资并不平等。中国籍普通职员的工资普遍为30―70元，科长、股长40―100元，局长150―300元，日籍职员以“出国津贴”的名义领取双倍工资，普通职员的工资甚至为中国职员的几倍，其他待遇更是比中国职员高很多。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关税始终是伪满洲国税收的主要来源，二战后期各战场进入全面反攻时期，运输通道很多被切断，日本同英美等国贸易骤然减少，特别是1941年月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同英、美、荷等国的贸易完全断绝，以关税为大宗的赋税收入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伪满洲国才断然以增加国税的办法维持收入。
注释：
①《民国政府财政问题》，《盛京时报》，1932年3月7日，第4版。
②资料来源：郑会欣：《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第49-61页。
③王云五主编、陈觉著：《万有文库第一集―千种日本侵略东北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246页。
④刊载于《盛京时报》：1937年12月22日―1938年1月 日的《满洲国关税法别表――输出入税率表》。
⑤1943年10月1日起伪满洲国和朝鲜按照共同制定的直达保税运送目录，对直达列车输入伪满及朝鲜国内税关的目录上的物品实行保税。
⑥1943年起，由大陆运往日本、朝鲜的海盐、大豆、杂粮、生铁等物资免去在税关进行检查，仅以文件进行通关。
⑦《满洲国法令辑览》，《盛京时报》，1932年3月13日，第5版。
作者简介：邱丹丹，吉林建筑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史、东亚思想史。本文为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项目论文，项目编号为吉教科文合字[2013]第195号。
第二篇：美国海关关税政策
美国海关关税政策
责任编辑：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文章来源：北京中立诚会计师事务所点击数：更新时间：2005/4/20 20:45:00
关税税则:
协调制.自1980年7月1日起,按成交价征税.自1990年以来,美国开 始使用《协调制度》或HS制度下的关税税则,从而代替了原来的《美 国税则》.协调制税则是国际通用的关税税则,它改善了进口统计的分 类,也可满足海关的使用要求.《协调制度》税则美国文本共将商品分 为22类、97章.海关估价方法
美国海关征收进口货物关税的主要依据之一是该批进口货物的海关价 值.海关评估进口货物价值的法律依据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修正)第 402节有关估价的条款,这些条款曾在1979年贸易协议法中得到修正.在大多数情况下,海关评税的价值基础是货物的交易价值;如果交易价 值不能确定,则可根据特定的二级基础对进口货物进行评税.这些二级 价值基础依次为相同货物、相似货物的交易价值、推论价值和推算价值.口货物的交易价值指的是该批货物被出售以输往美国时实际支 付或准备支付的价格,其中应包括买者承担的包装费、买者支付的所 有佣金、特许费和卖者因进口货物后来又再卖、转让或利用而应支付 的费用;如果交易价值不能确定,海关可根据以前进口过的相同货物的 交易价值进行评估;如果没有可比的相同货物交易价值,则可根据相似 货物的交易价值进行评估;如果相同或相似货物交易价值都不能确定, 则可根据推论价值计算.推论价值指的是进口货物在美国再卖时的价 格,其中应减去佣金或利润和管理费用、运输和保险费、海关关税和 联邦纳税、深加工后的增值.海关对进口货物估价的最后一个基础是 推算价值,即生产该批进口货物过程中原料、制造处理、利润和管理 费用、包装等费用的总和.如果进口商请求优先以推算价值评估进口 货物的价值,海关可以颠倒推论价值和推算价值的先后次序.如果进口商品依照税则从表价税率全部地或部分地应征关税,由必须应用有关的税率来确定该项商品的应税价值.海关确定应税价值的过 程被称为“海关估价”.海洋运费、海上保险费和其它出口后各项费用,是不包括在应税 价值之内的.换言之,应税价值通常是决定于外国出口港口的离岸价格.根据修改的第402款的估价,1979年贸易协定法修改的第402款建 立了5项估价标准或方法法,与一个包罗一切的条款一起使用,后者只 有在其它标准下不能完全适用时才能使用.第一条标准即进口商品的 成交价格是主要的标准.其它各条标准都是可选择的,按照顺序依次 优先适用.这就是说,如果主要标准不能用时,适用时特定的商品的第 一个选择就成为估价该商品的唯一方法.修改的第402条款新规定新 估价标准或方法的次序如下:进口商品的成交价格;同商品的成交价 格;相似商品的成交价格;倒扣价格;计算价格.海关征税制度
1.预付税款的缴纳
进口商应交纳的海关税费,包括边境税和特别税费,如反倾销税、反贴补税,或标志税.根据经1978年的海关手续改革和简化法案修改的美国法典中第19 卷第1505(a),应允进口商在进口申报时或条例规定的晚些的某一时间,但不得晚于提交所需进口申报单证后的30天期交纳进口商品预估应纳的税款.海关条例规定,如果有关单证已提交,则要求进口商在提交即时放行进口申报单证时,即在货物申报进口后10 日内,交纳预估税款.如果货物是进入保税仓库的,则在其从保税仓库提出供消费时交纳预估税款。
2.结税制度
结税是指对某一批进口货物应付或应退税款的最后计算或 确定.通过进口的清算而体现的海关对政府或进口商作出的决定 是最终的,结论性的.美国海关退税制度
美国海关退税制度概述
所谓退税,是指按照美国法典第19卷第1313条A项规定对在美国 使用负税进口产品制造或生产一种产品并再出口者退回原交纳 的有关税款.制成品必须在有关负税进口产品进口之日起5年内.出口退税额相当于出口产品中外国已负税料件税款的99%.适用 退税的有普通关税、倾销税、反补贴税和标志税(刷唛费).退税 同样适用于国内税法对进口规定的税种,以及某些种类的石油及 其制品进口许可证费等.美国海关关税优惠制度
美国海关关税优惠制度概述
美国海关关税优惠制度主要分成两种基本类型.第一种类型主要 是涉及美国产品出口后经过有效的加工复运进口的产品,如国外 修理或改制货物的复进口关税优惠,国外组装美国零部件复进口 的关税优惠等.第二种类型是反映美国贸易政策,如国际贸易协 定等,比如普惠制对加拿大汽车零件的关税优惠等.海关行政处罚及行政复议规定
一、美国海关行政处罚规定
美国海关法定权力概述 美 国海关法赋予美国海关和法院广泛的权力.它包括:
①强行复制进口商的帐册权.如果不能按照海关要求提供有关 帐册,有关当事人会失去进口特权和司法蔑视援引权,同样要受 到处罚.②强行命令有关当事人出庭和提供证词.③对同进口有关的人、运输工具、航空器、车辆和商品进行扣留和搜查.④在特定条件下,对美国海关水域,某些海关水域毗邻域海关 有权登船检查.⑤依照搜查证有权对监管物和其它设施进行搜查并没收违反法 律的进口商品.⑥有权对违反海关法而应受到处罚的财产予以没收.⑦可依照原先的诉状或宣布没收财产诉讼程序的有关财产予以没收归为国有,如果商品价值为1万美 元或不足1万美元金额的,或者其确定后属于违禁范围的,可按照 简化诉讼程序予以没收充公.美国联邦法典第十九卷对海关关员进行有关查验、查问和搜查 的程序作了具体的规定.适用于商品和运输工具扣留和扣留商品的处理(包括对没收财产 的处理和没收程序)在美国联邦法典第十九卷有规定.关于被管 制的财物、麻醉品和大麻的特别规定也十分明确.二、美国司法审议制度 美国司法审制度概述 1980年海关法院在有关进口商品引起的同事诉讼方面提供了一 套广泛的司法审议制度.其主要特点是1980年11月1日生效的美 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建立代替了美国海关法院.新法院把过去海关 法院与联邦地区分管的进口事务民事管辖权合二为一.地区法院 行使的法律与平衡法中所有权力都转交了国际贸易法院.该法院 有9名法官,最多5人来自同一政党.当国际贸易法院于1980年11 月1日成立时,被取代的海关法院的法官就成了新法院的法官.国 际贸易法院象海关法院是一样具有全国范围的管辖权,并将在合适的不同进口港进行审理和听证活动。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家乡变迁
家乡的变化
山东省菏泽市
我的家乡在单县，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党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家乡，唤醒了家乡的人民。从此，我的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那里，有我的亲人，有我的乡亲，有我的启蒙老师，有我儿时的所 有记忆，还有我那可爱的家乡。然而，记忆深处的家乡却不是现在这样的，这是 社会发展的标志。这种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变化，更多的变化是人内心 深处以及整个地区习俗的变化。众所周知，20 世纪，农村是改革开放最落后的地方，因此许多传统的习俗 保持的也很完好。然而，随着时间的继续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农村的许多习俗也 在慢慢的淡化、消逝。我的家乡也没有逃过这个有着巨大利益的灾难（我个人的 看法）。在我小学的时候（20 世纪末、21 世纪初），我唯一去过的地方就是阜阳市，而且是很少去，因此对家乡的一切都无比熟悉。所谓的乡间小路，应该不是江南 的石子路而是我们那里的羊肠小道。我上学的道路都是泥巴路，下雨天，总会有 人摔倒在泥浆里，我也是其中之一（为此我妈妈每到雨季都为我的换洗衣服发愁，囧）。对于那些道路，我如今很是怀念，但是我却再也找不到它们了。现在的社 会发展了，所以那里的道路也就给换了。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要想富，先修路”。道路好了，人们就更方便出外赚钱，外面的世界和文化也就更容易对我们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经济被带动起来以后，接着就是我们的习俗和观念了。这也许是 它们所措手不及的，在这种没有任何攻击的情况下，人们慢慢的就改变了一些习俗，这是潜移默化，这是自然而然，总之，它是那么顺其自然、理所当然的发生 了，发生的无声无息却翻天覆地。这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春节的拦门棍。除夕之夜，我们家都会在大门口横放一根大木棍，然后在过完初一后再拿走。小的时候，我就很纳闷，为什么要在门口横放一个很长的大木棍呢？爸爸给我的 答案是“这可不是一般的棍，这是拦门棍，专门拦截那些妖魔鬼怪进屋的。”我 很严肃的听着，然后郑重的点头，“原来如此啊。”据说，那是关于年兽的问题，拦门棍就是拦截年兽的，后来慢慢的发展成拦截各类妖魔鬼怪。从此，我都对那 个棍很尊敬，从门口过时都会跳过去。这个习俗一直持续着，而且那时候我和妈 妈去左邻右舍拜年时，发现他们也和我们家一样，不过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对我 们来说，不放才怪呢？可是，世事难料，随着社会的开放和发展，我发现那种习俗很少有人家放了，仅仅有些年龄大的老年人还守着那些观念，一直坚持着。我 家也一直是个很传统的家庭，每年都坚持，可是今年却没有。后来我提醒爸爸，爸爸说他忘了，后又说没关系的。是啊，忘了，忘了是因为没放在心上，而没关 系则是因为大家都没放。观念在改变，行为也随着变了。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春节中许多细小的环节又有谁清楚的记得呢？再比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前 的春节，大家都是挨家挨户的串门子拜年、叙叙家常，而如今呢？如今的道路顺 畅了，大家在一起的交流反而少了，男人们在一起打麻将，妇女们就在一起打扑 克牌，孩子们则在家里看电视。虽说是农村不比城市可以去逛街，但是却和城市 的人们一样缺乏相互的交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变，至少不再是曾经的淳朴、憨厚。我并不能用一句“变化”把所有的事情都描述出来，有许多变化根本就不是 我们看得见的，更不是我们能用语言形容的。春节习俗的变化也映射出现实社会 的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正在发生着。对于这些变化，我不赞同，但是却能理解也 能接受。因为这些变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的必然性。我国是一个 拥有庞大人口的发展中国家，人多就意味着口多，那么多张口等着吃东西，中国 怎么能不发展呢？更何况世界上其他的国家都在发展，我们中国不可能再重蹈覆 辙清末年代的事情了。在这双重作用下，这些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相反，这些 变化对于我们的国家也是件好事，至少人们的日子都基本上达到小康水平了，同 时这些变化与中国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因此，从国家利益上看，它 百利而有一害。唯一的一害就是地方文化在流失，中国传统民族文化的流逝。对 于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弘扬，更应该加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保护了，那我们的那些民间传统习俗难道不应该保护弘扬吗？有些可能是迷信的，但是有 些却是一个地方的象征，更是那个地方人们的引以为豪的过去和憧憬美好未来的 希望。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乡，都应该清楚并然爱自己的家乡，以及为自 己家乡的某些习俗而引以为豪。但是许多习俗在流逝，也许一些年过后，我们的 后代都想象不出曾经的那些习俗是如何做的，最多只是在书本上看看。就像，我 国的许多灭绝动物一样，当它存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对它加以保护，而当他们 灭绝了，我们才意识到它们珍贵，还对一些剩的很少的动物尊为稀有动物。稀有 动物本来并不稀有，只是我们把它们变成了稀有动物而已，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 非稀有动植物变成稀有动植物。这些只是希望国家能对地方的文化传统习俗加以 重视及保护。另外，春节的习俗变化只是一种文化的改变，虽然严峻但并不可怕；可怕的 却是人们之间心里的变化，但是这却是阻止不了的。我对此有很深的感受，而且 我很不希望这种变化的发生，但是我却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国家对此也做不 了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这是一种趋势，是一种向城市市民发展的趋势，势不可 挡。归结来谈，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所以我不能否认这些变化为人们生活带 来的巨大利益，但是我也不得不意识到它对当地文化和人们心灵的侵蚀。存在即 是合理的，也许它们的变化存在的是合理的，我并不能加以什么样的评判。而我，只是希望我们大家能意识到并妥善对待这些变化，让它们尽量的完善，让我们自 己也尽可能少的被其侵蚀。凡事不要等我们失去时才知道后悔，毕竟失去的东西 很难再回来。
首先说路，以前是泥泞小路，一踩裤子上喷的尽是泥。现在，是用水泥铺成的柏油马路，现在的柏油马路可以六辆大卡车并排行驶。关于人民路还有一条政策：7：00—晚19：00不允许卡车在人民路上行驶，以免路面受损。我们坐在车上十分舒服，车子再也不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了。
再说说这里的河—百二河。以前这里很不卫生，人们把垃圾倒在百二河附近，使百二河发出一阵阵嗅味，让人难以忍受，有些身体不好的，从这路过，病情更加严重了。现在就不同了，到处都是环保标语，还有许多清洁工在扫地，水不但没有嗅味了，而且人们还在百二河附近种上了许多垂柳，像一位春天的使者，热情地伸出修长的手臂，焕发出勃勃生机；它的枝条细长下垂，直觉泻而下，像少女柔软的披发，又像一条绿色的瀑布，优美而不失气势。从这儿路过的人再也不用捂着鼻子了，夏天，人们还可以在垂柳下面乘凉，真是天更蓝了水更清了。
以前家乡是一个全市不到30万人的山区小镇，现在是一座城区就有50万人的中型城市，菏泽市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人民生活进一步迈向小康。南水北调工程建设，为推进水资源开发、库区建设、环境保护、结构调整、移民建镇，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的家乡居然变成了一个小城市。繁荣而昌盛，美丽而可爱。从前低矮、破旧的老屋早已被新颖别致的高楼大厦取代了。当年泥泞的古道已不见踪影了。宽阔的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在平整、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车辆穿梭来往、川流息。道路两旁绿树成荫，人来人往。以前的瓦房现在变成了豪华的住宅，放眼望去，看到的是一栋栋一排排拔地而起的崭新的高楼大厦。儿童乐园充满着欢乐声，彩灯喷泉装点得像仙境一样。只要你任意走进一个家庭，家用电器一应俱全，如电视机、电冰箱、空调、电话等也得到了普及，不少人家还有手机、私家轿车呢，许多家庭还购置了电脑，用以浏览、查询资料和从事文化娱乐活动，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无穷的乐趣。商场、农贸市场的商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真是一年一个新面貌，一年一个新气象啊！
第四篇：以新中国侨务政策变迁
以新中国侨务政策变迁
见证改革开放
高泽涛
华侨华人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进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侨务事业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同沉浮、共起落。1978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代，以此为新的历史起点，神州大地上进行了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侨务工作作为党和国家的一条重要战线，始终与时代发展的脉搏同频共振，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改革开放30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理论不断深化和发展的30年，是侨务工作大有作为的30年。以党的侨务政策变迁见证改革开放三十年历史的辉煌，这是本文试图做的努力。
一、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侨务政策由扶持陷入停滞
从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29年，以“文革”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党的侨务政策经历了由扶持到陷入停滞。
（一）侨务立法工作起步。一是1949年9月政协会通过的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央人民政府应尽力保护国外华侨的正当权益”；二是1955年与印尼政府签订了不承认华侨拥有双重国籍的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印尼共和国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之后相继与其他国家签署了关于解决海外华侨华人“双重国籍”问题的双边条约，标志着中国政府走上了与国际社会消除国籍冲突的立法主旨相一致的道路。
（二）明确提出侨务工作方针。1957年中侨委确定了“一视同仁、适当照顾”的侨务工作八字方针，把侨务工作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引导归侨、侨眷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制定了一系列利用华侨资源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政策，鼓励归侨侨眷和国外亲友保持联系，鼓励华侨回国投资兴办实业，扩大和加强华侨爱国统一战线。1950年，国家制定了侨汇政策若干基本原则，广东、福建等侨乡相应制定了侨汇管理办法。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大陆共争取侨汇10亿美元①，这些外汇对于建国初期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1955年8月颁布了《华侨投资开发荒山荒地办法》、1957年8月国务院颁布了《华侨投资于国营华侨投资公司优待办法》，办法颁布后，除福建、广东此前建立的华侨投资公司外，广西、云南、山东、辽宁、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分别成立华侨投资公司，投资总额达2亿多元人民币②。此外，在华侨回国定居及给予妥善安置、土改和侨房、出入境和管理等方面都制定了大量的侨务行政法规、法令。
（三）设置侨务机构。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设立由秘书长领导下的华侨事务组，作为研讨和审议华侨问题并进行日常工作的机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带有立法性质的第一个侨务工作机构；同年10月，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下设“华侨事务委员会”作为政府侨务工作部门，何香凝为主任委员，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后改为在国务院下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华侨事务委员会”，简称“中侨委”。中侨委以“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和利益”、“管理华侨事务”为基本职责，协助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制定了一系列侨务工作的方针、政策，并做了大量的为侨服务工作。“文革”开始后，中侨委遭受冲击，于1969年被撤销，标志侨务工作进入“文革”黑暗十年。
总之，“文革”前17年的侨务工作及扶持政策是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向前发展的，然而对如何利用华侨资源优势，采取什么方式来吸引华侨投资，在认识和实践上还有很大缺陷。华侨投资只限定在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上，投资者对企业没有任何发言权，逐渐使投资人失去了追求利润的积极性和内在动因，多数华侨对“回国投资犹豫观望”最终导致了华侨投资日渐稀少。
从1966年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12年间，随着“左”倾错误不断发展，执行的“侨务政策”出现了严重的错误，侨务工作走了弯路，侨务领域成为“文革”“重灾区”。1969年，成立近20年的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负责执行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华侨事务委员会”被撤销，大陆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正常联系被阻断，大批侨务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代理人”，侨务工作陷入全面停滞和瘫痪。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侨务政策从拨乱反正到促进繁荣发展
1978年以来的三十年，党中央、国务院始终从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重视侨务工作，将发挥几千万海外侨胞、留学生和归侨侨眷的作用作为我国大发展的独特机遇。根据归侨侨眷、海外华侨华人群体呈现出的新变化、新特点，党和政府不断调整侨务工作的整体性思路，以与时俱进的战略思维制定新的侨务政策，使侨务工作迅速打开新局面，并呈现蓬勃生机。
（一）侨务理论不断发展，侨务政策思维不断创新
这主要体现在从邓小平提出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论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邓小平“机遇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宝贵资源论”，再到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三个大有作为”论。
改革开放初期，从必须打开封闭多年的国门、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新思想出发，邓小平同志敏锐指出：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为更好地发挥侨的优势，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深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中国与世界各国不同，有着自己独特的机遇。比如，我们有几千万爱国同胞在海外，他们对祖国作出了很多贡献。”邓小平同志把发挥华侨、华人的作用，作为我们国家一个独特机遇，并且把它同我国大发展的机遇紧密联系起来，成为这一时期党对侨务工作的战略地位和理论实践的纲领性总结。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关心、重视侨务工作。江泽民同志明确指出：“几千万华侨华人，拥有雄厚的资金，大批高科技人才，遍布世界的商业网络，他们是我们对外开放、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和科技交流中最积极、最热情的一部分”。“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广大华侨华人，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人才资源宝库。”这些论断，以世界的眼光，准确把握时代特征，把利用华侨华人智力和人才资源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起来，把侨务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阶段，胡锦涛同志把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力量作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一项重要任务。他深刻指出：“在凝聚侨心、发挥侨力，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作贡献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反对和遏制‘台独’分裂势力，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在开展民间外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扩大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方面，侨务工作大有作为。”今年3月7日，胡锦涛同志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参加全国政协会议中国致公党和侨联界联组会议，认真听取建议，并做了重要指示。
30年来，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在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高瞻远瞩，精辟深刻，为制定正确的侨务政策指明了思维导向，为侨务工作的拨乱反正、与时俱进和科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侨务政策变迁和工作发展的几个阶段 1、1978－1984年：以拨乱反正为主线
这段时期是侨务政策和侨务工作的调整时期，也是初步奠定新时期侨务工作基本方针、政策和工作重点的时期。以邓小平1977年提出的“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论断为引领，开始了对侨务战线的拨乱反正：
一是“建庙”“请菩萨”，恢复侨务工作机构，召开第一次全国侨务工作会议。1978年国务院侨务办公室成立，恢复了在文革中被撤销的侨务工作机构，1983年，全国人大成立专门的华侨委员会。在1979年初召开了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全国侨务会议和归国华侨代表大会，会议作出了“要从九个方面落实涉侨历史遗留问题”的指示。会议以后，侨务领域全方位地展开了拨乱反正工作，并明确制定了国内侨务政策原则，提出了以落实党的侨务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侨务工作任务，从指导思想上努力清除对海外关系“左”的影响。侨务工作重点主要是落实侨务政策、纠正“文革”期间的冤假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原则、法规予颁布，涉及华侨住房、复查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以及侨汇侨企方面。由于工作难度大，其主要目标直到80年代末才基本完成。同时着手恢复和发展同海外华侨、华人及其社团的联系，恢复和加强对外宣传和华文教育工作。这些措施对于调动广大归侨侨眷的积极性，发扬海外侨胞爱国爱乡的热情，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是对外开放政策首先立足于对侨开放。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以非凡的勇气和战略眼光，根据当代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变化发展，把对外开放的重点首先放在对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的开放上，注重发挥他们的带头作用和桥梁作用，以带动和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者。1979年1月，邓小平在邀请胡子昂、荣毅仁等工商界知名人士座谈时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③”之后，为了更好地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人才，邓小平提出了以办特区为窗口，逐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和思路，建立经济特区成了吸引侨资政策和实践的滥觞。正是因为对外开放首先立足于对侨开放，所以华侨华人及港澳资本率先进入大陆沿海地区，推动了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中国经济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海外华侨华人起了桥梁作用。
三是重视侨务立法工作。1980年颁布了第一部国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明确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这个重要的涉侨国籍立法从法律上解决了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解决了华侨的政治认同问题，以此为法律依据，海外华侨大多选择了居住国国籍，海外华侨社会逐渐转为华人社会，这为海外华侨华人尽快融入居住国社会扫清了障碍，促进了中国与华侨侨居国建立和睦相处的国际双边关系。同时，1983年全国人大成立华侨委员会，职能是专门研究、审议和拟定有关侨务的议案、并实施对各项侨务法规、行政机构的监督。立法机构成立专门侨委会应该是新中国侨务立法工作的大事，不仅体现了党和政府对侨务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侨务工作法制化的重要里程碑。2、1984－1988年：侨务工作承上启下、继往开来
首先，召开了工作重心转移的标志性会议。1984年召开的全国省、自治区、直辖市侨办主任会议是侨务工作重心转移的重要标志。如果说1984年以前的侨务工作以落实侨务政策为主，主要是对历史的纠偏的话，那么，1984年以后，侨务工作的重心已转移到以配合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局，推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经济、科技合作上来。在此次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会上指出，“三千万华侨华人是了不起的力量，搞得好，可以变成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和争取国际友人的重要力量，侨务工作是长期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在会上讲话时指出：“现在居住在世界各地的3000多万华侨和外籍华人是一支重要力量，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对我国加快四化建设、完成组国统一大业、扩大海外影响和争取国际友人，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作用④”。中央领导人讲话对侨务工作的意义在于：中央政府已将侨务工作与促进四化建设、实现祖国统一、扩大海外影响的目标联系起来，这也成为1984年以后党和政府对侨务工作的基本态度。
二是实现了侨务工作的重心转移。这期间的侨务工作，基本完成了落实各项侨务政策的任务，一是开始探索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人才的方法和途径，争取打开华侨华人来华投资的新局面。二是充分发挥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的作用，积极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小额资金，使侨乡更加繁荣，归侨侨眷尽快富裕起来。三是加快国营华侨农场的经济体制改革，走我国农村改革的道路，彻底改革现行的农场经济体制，逐步调整产业结构，切实扩大生产经营者的自主权，以促进生产发展，逐步调整产业结构。经过努力，侨务工作在这期间实现了两个重要转变，即：由主要做归侨侨眷工作，向全面开展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工作转变；由主要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落实政策工作，向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三大任务服务的工作转变。3、1989年以后，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至上世纪末：侨务工作进入全面发展
一是召开了两个重要的标志性会议。一是1989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国务院侨务工作会议”，会议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完善了新时期侨务工作的基本任务和基本方针，明确了侨务部门的主要工作。到1990年代已基本确立了侨务工作为经济建设中心任务服务的指导思想，并从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宣传以及联谊等各个方面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实在的工作，尤其是在积极引进华侨华人资金、技术和人才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为国家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贡献。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为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加深对侨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国务院于1993年2月又召开了侨务工作会议。会议紧紧围绕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一中心，分析了面临的形势，明确了指导思想，确定了工作部署，为侨务工作的全面发展鼓了劲，统一了思想。
二是侨务法制化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1990年9月7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5次会议上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标志着党和政府对归侨侨眷权益的重视和保护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2000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上对“侨法”又进行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立法通过的“侨法”，它标志着我们的侨务工作由“政策推动型”向“法律推动型”的根本性转变，是党和政府“依法治国、依法护侨”战略的具体体现，标志着我国侨务工作从依靠政策、行政法规进行工作向立法性侨务工作过渡，使国内侨务工作逐步走上法律化轨道。为了贯彻落实“侨法”，国务院在1993年制定、2004年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实施办法》，各省、市、自治区也都以地方人代会立法的形式出台了“实施办法”。之后，各省的侨务机构与有关部门相互配合，加大“侨法”的宣传力度，这在重点侨乡尤其作为普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在侨房、华侨农场、企业权益、华侨子女升学就业等方面制定实施细节原则。其次是认真抓好检查监督工作，对涉侨权益热点进行专题调研，追踪执法结果，以此调动归侨侨眷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性，并直接影响海外华侨华人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和向心力，使他们更愿意为祖国和家乡建设贡献力量。之后，又相继出台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等等涉侨法律法规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保护海外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合法权益的立法和法律体系。同时，为吸引华人和留学生高级人才投资中国和参加建设，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如《关于鼓励海外人员以多种形式为祖国服务的若干意见》、《关于为外籍高层人才和投资者提供入境及居留便利的规定》等等，使侨务法制化工作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三是建立健全了各级侨务工作机构。在这段时期，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一级至县一级的侨务办公室相继成立。之后，各部门的侨务工作机构又重新恢复并得到了极大发展，目前，中央、省一级的侨务工作机构有五个：在人大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在政府机构中设有专门的侨务办事机构——侨务办公室、在政协机构中涉有港澳台侨外事委员会，作为一级群团组织的侨联、中国致公党（即统称的“五侨”）。各级“五侨”工作机构之间还建立了定期不定期的联席会议制度，协商解决在侨务工作中遇到的具有普遍性的新情况和问题。目前，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侨务机构已是洋洋大观。侨联组织自1978年恢复活动的30年来蓬勃发展，已成为党委直接领导的七大一级人民团体之一。侨联基层组织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00余个发展到今天的15000余个，形成了自上而下、覆盖全国，具有开放性、协作性、充满活力的组织网络。四是华侨投资政策的完善成为侨务政策的最亮点。1985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投资优惠的暂行规定》，是改革开放时期最早的鼓励华侨投资规定，其最大的突破就是允许并鼓励完全私有性质的海外华商资本在大陆独立存在和发展，允许独资、合资、合作等投资形式的多样性存在；1986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鼓励外商投资；1990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投资的规定》，鼓励华侨和香港澳门同胞在境内投资，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同时1985年《暂行规定》废止；之后，1990年至1992年相继颁布了一些实施细则。随着中国华侨投资政策发展成熟，2002年国侨办制定了《涉侨经济案件协调处理工作暂行办法》，对涉侨经济案件的组织机构和职能，受理、处理、结案等均作了详细规定，充分说明对侨资的管理已日趋规范化。这些政策措施充分说明新时期中国政府对华侨投资政策的重视并做了大量立法工作。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纷纷制定了吸引侨资的条例、法规或采取了相应措施，这些构成了中国新时期完整的华侨投资政策。新时期华侨投资政策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是通过新时期海外华商大规模来华投资并发挥作用体现出来的。据学者统计，从1978年以来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吸收外资约6224亿美元，其中华商或华商主导的投资约4170亿美元，约占投资总额的67％。此间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万余家，其中华商（包括港澳台商）企业约占70％⑤。这充分说明，海外华侨华人资本不仅是其所在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而且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建设力量。
五是搭建侨胞参与国家民主政治建设的平台。1991年，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会决定，将“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作为全国政协的组成单位，各省、自治区侨联也正式成为政协的一个界别，广大侨胞通过侨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建言献策、参政议政，广泛地参与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中来，侨联组织从此也以更加积极的、崭新的姿态活跃在国家政治舞台。据2008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县以上各级人大归侨代表有近两千名，各级政协侨联界委员7600多名。他们代表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利益，积极反映侨界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参与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从2001年起，全国政协连续8年邀请了数十个国家的179位海外侨胞列席政协会议，让身居海外的侨胞亲身感受祖（籍）国建设发展的成就，充分反映海外侨胞的心声。这些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广大侨界群众和侨界人民团体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视，为侨界参政议政提供了广阔平台。
4、党的十六大以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侨务工作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新阶段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运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为新时期的侨务工作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从2004年到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先后五次，在不同场合对侨务工作、侨联工作做出了重要指示。2005年，中央还专门发出了《关于加强当前新时期侨务工作的意见》的七号文件，为新阶段的侨务工作的全面、协调、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
一是2005年2月召开的全国侨务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侨务工作。此次会议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以国务院名义召开的第一次侨务工作会议。会议认真总结进入新世纪以来侨务工作的基本情况和经验，分析了侨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侨务工作的决策和部署，会议明确提出侨务工作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著名的侨务工作“三个大有作为”。这三个“大有作为”总揽全局，高屋建瓴，具有震撼力，从政治和战略的高度指明了侨务工作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中的独特作用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对做好新时期侨务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还明确了形势下侨务工作的指导思想，其中“坚持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坚持以国内侨务工作为基础、以国外侨务工作为主导，坚持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的概括，虽然在以前的有关文件中曾经有过类似的提法，但是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侨务工作的总体思路写入指导思想，还是第一次。“三坚持”的提出，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侨务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概括和总结，是对侨务工作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和把握，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2006年全国侨办主任会议上，国务委员唐家璇明确要求侨务部门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全局，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促进祖国统一、为国家总体外交服务。他对侨务工作的科学发展提出具体要求：充分发挥优势，以侨为本，做好为侨服务的各项工作；抓好华文教育，促进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加强联谊、促进合作，不断壮大爱国友好力量。
二是2007年党的十七大召开，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成为鲜明旗帜。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指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发展目标继续前进的问题。同时，科学发展观的论述，又探索和回答了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十七大报告对侨务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明确目标，侨务部门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宏伟目标，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结合现阶段的侨情，科学分析侨务工作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在工作中不断创新，着力开拓新的思路、提出新的方法，使侨务工作有新的面貌。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侨务工作成为新时期侨务工作前进的方向！
“国运昌，侨务兴。”改革开放三十年，不仅是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的三十年，而且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侨务事业取得辉煌成就及侨务思想得到发展、创新、完善的三十年。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证明，侨务事业不但重要，而且大有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在科学发展观和胡锦涛侨务思想的正确指导下，引领海内外侨胞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以及构建和谐世界成为时代赋予侨务工作的光荣使命！
（高泽涛：省侨联机关干部）资料索引：
①《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45页。
②林金枝主编《华侨华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79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④《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47页。
⑤沈丹阳：《华商企业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及发展趋势》，年第9期。
2006《中国外资》
第五篇：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主题：政策变迁和政策调整
结合下文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生育政策，回答文后问题。
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变迁
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政策始终是关系到国家富强、民族昌盛和人民幸福的基本国策。而如何结合国情制定适宜的生育政策，无疑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
1．新中国早期的生育政策
1949年末，全国(不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总人口为54167万人，出生率为1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总和生育率为6．14。1953年中国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至1953年6月30日24时，中国总人口为60193．8万余人。
1956年9月15—1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指出：“适当地提倡节制生育。”
1957年7月，马寅初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强调为了经济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
2．我国六十年代的生育政策
1960年4月10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纲要》第二十九条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就业的机会。”
196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指出：在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提倡节制生育，适当控制人口自然增长率，使生育问题由毫无计划的状态逐渐走向有计划的状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既定的政策。
1968年，国务院成立计划生育领导小组。1973年12月11—27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北京召开全国计划生育工作汇报会，提出了“晚、稀、少”的计划生育政策。“晚”是指男25周岁以后、女23周岁以后结婚，女24周岁以后生育；“稀”是指生育问隔为三年以上；“少”是指一对夫妇生育不超过两个孩子。
3．我国八十年代以及后的生育政策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为了争取在20世纪末把全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中央号召所有党员、共青团员，特别是各级干部，用实际行动带头响应国务院关于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号召，并积极负责、耐心细致地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在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的同时，还适当强调晚婚晚育。
1982年2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指出计划生育工作要继续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具体要求是：国家干部、职工和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经过批准者外，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某些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群众，经过审批可以有计划地安排，但不论哪一种情况都不能生三胎。对于少数民族，也要提倡计划生育，但可适当放宽要求。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和有关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将实行计划生育列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1984年4月13日，中共中央批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指出，根据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为到20世纪末把中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要继续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时要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工作的具体政策，主要是：(1)对农村继续有控制地把口子开得稍大一些，按照规定的条件，经过批准可以生二胎；(2)坚决制止大口子，即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3)严禁徇私舞弊，对在生育问题上搞不正之风的干部要坚决予以处分；(4)对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问题要规定适当的政策。可以考虑，人口在1000万以下的少数民族，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胎，个别的可以生育三胎，不准生四胎。具体规定由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和政府，有关的省、自治区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或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1991年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争取今后十年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2．15‰以内，目标，完成这个控制人口增长的计划目标，对于保证中国现代化建设第二步、第三步战略目标得以实现具有重大的意义。为此，要切实加强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实行计划生育。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指出：继续稳定现行的生育政策，争取到2010年末，全国人口总数(不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亿以内，年均人口出生率不超过15‰；出生人口素质明显提高；出生婴儿性别比趋向正常；育龄群众享有基本的生殖保健服务，普遍开展避孕节育措施的“知情选择”；逐步建立调控有力、管理有效、政策法规完备的计划生育保障体系和工作机制。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自2002年9月1日起施行，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确立了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地位。该法规定了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应享有的八大权利：(1)依法生育的权利；(2)实行计划生育男女平等的权利；(3)获得计划生育、生殖健康信息和教育的权利；(4)获得避孕节育技术和生殖保健服务的权利；(5)避孕节育措施知情选择的权利；(6)获得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规定的奖励、优待、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权利和平等发展的权利；(7)公民实行计划生育，其人身权、财产权不受侵害的权利；(8)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
2004年，国家人口计生委与财政部联合制定《全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试点方案(试行)》。该制度是针对农村只有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的计划生育家庭，夫妇年满60周岁，由中央和地方财政安排专项资金，按每人每年不低于600元的标准进行直接奖励扶助的一项政策。其目的是通过国家政策性奖励扶助，帮助农村部分实行计划生育的老年夫妻缓解生活和养老方面所面临的实际困难。
2006年12月17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全面部署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主要任务：千方百计稳定低生育水平，大力提高出生人口素质，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问题，不断完善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体系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决定》同时还提出了要在2020年将中国人口总量(不含港、澳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控制在14．5亿左右的中期目标。目前，这一政策正在执行中。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网站有关内容编写。）
问题：
1.从政策调整的角度审视，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体现了哪些特点？ 2.我国生育政策变迁的科学性或合理性体现在哪些方面？
3．本案例中透漏出这样的信息：我国生育政策变迁至今，也产生了一些负面的社会效应，试结合这些负面社会效应，说明我国生育政策今后可能的调整方向并简要说明原因。
（可补充查阅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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