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第一篇：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若干问题的探析

来源：中国法院网

近几年来，医疗纠纷案件逐渐增多，医患矛盾纠纷日益尖锐。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已成为目前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自2002年9月1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至今，牡丹江市爱民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共97件，占收案数的10%，其中2003年3件，2004年7件，2005年11件，2006年29件，2007年12件，2008年22件，2009年13件，其中判决37件、调解46件、撤诉14件。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医疗机构的改革，患者法律意识的增强，医疗纠纷逐渐增多，医患关系日益紧张，然而，由于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相对滞后和不统一，导致司法实践中观念认识上的差异和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各地法院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实务中遇到许多难题，医疗纠纷案件成为法院审理的难点。现结合爱民区人民法院的审判实践，主要从存在问题及相应立法对策进行以下分析：

一、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理中遇到的问题及原因

1、如何平衡患方与医方的利益

在一段时期，法院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往往认为患方是弱势群体，医方在赔偿能力方面占强势，能赔得起，为了体现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过多的考虑到患方的利益，很难将医方的利益摆在一定的位置。审判实践中，如果患方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就会上访缠诉，无理取闹，制约了法院依法判案。为了服判息访，达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统一，倾向保护患方的利益，加重医方的赔偿责任，这样对医学发展不利，导致医生不敢看病、医院不愿治疗的现象。

2、法律适用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2003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第一条作出明确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至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这里最难理解的就是什么是医疗行为以外的原因?对这一概念存在模糊认识。在适用“二元论”时也存在冲突，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情况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什么情况适用《民法通则》。审判实践中，经医学会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患方申请对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进行司法鉴定，如果司法鉴定有因果关系，医方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导致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赔偿数额少，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案件赔偿数额高的怪现象，所以，医方希望通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认定属于医疗事故。

3、在对病历检材质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困扰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焦点问题集中体现在医疗纠纷的鉴定上。鉴定是关系到医患双方切身利益的重大事件，对案件的审理及当事人的胜败起着关键的作用。在鉴定前，对送检的材料进行开庭质证，这是必经的程序。对于双方均没有异议的检材，法院可在质证后送交医学会进行鉴定。但在审判实践中，一般情况对送检的检材特别是病历的争议较多，医方认为病历没有问题，而患方对病历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提出了异议，在法院对病历没有作出认证意见前，医学会对法院的委托鉴定将不予受理。由于病历专业性强，法官很难对病历的实质要件进行审查。

在审判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经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属于医疗事故后，患方又提出病历存在问题，经查病历确有添加和涂改，这类问题怎么解决?患者在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出来后是否反悔，医学会根据添加涂改的病历作出的鉴定结论是否能改?导致审判程序步履维艰。

4、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的问题

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中，对属于医疗事故的，没有对后续治疗、护理依赖等项作出明确认定，导致法院对原告诉请无法做出裁判。对医疗机构确实存在过错，需要通过司法鉴定确定是否有因果关系的，司法鉴定机构只作因果关系的鉴定，不给作过错程度，导致法院无法认定责任比例。一般情况下，有因果关系就要承担全责。把责任认定及划分的矛盾推向法院。

5、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赔偿标准的问题

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或《民法通则》处理案件时，赔偿的标准存在较大的差异，计算的标准、计算的项目均不同，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没有死亡赔偿金、营养费、后续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导致造成患方伤残比死亡的赔偿数额高，显失公平。该问题的处理即涉及到一般法与特别法、又涉及到上为法与下位法的关系，实践中带来的法律适用困惑比较大。

6、怎么解决医疗鉴定机构的问题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需要通过医学会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来确定，从而确定医疗机构是否应该承担赔偿责任。然而众所周知，医疗事故鉴定是由医学会组织专家进行的“秘密”鉴定，鉴定结论也没有负责人签字，这种鉴定对患者的不公正是不言而喻，有目共睹的。由于医学会组织鉴定所抽取的专家均是从各个医院抽取，均与各家医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现在的医疗鉴定机构存在着医医相护、相互包容的现象。

二、解决以上问题的对策

1、统一认识，平衡患方与医方的利益

由于医疗行为具有未知性、特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现阶段我们应该统一认识，充分考虑到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水平的地区差异性，为了不制约医疗水平的科学发展，客观公正的保护医患双方的权益，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应达到患方和医方的利益均衡，有了这样的认识，才能处理好医患纠纷案件。

2、正确理解“二元论”，以诊疗行为区分法律适用

在处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法律依据有四个：一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二是《民法通则》，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四是《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在《最高院民一庭负责人答记者问》这部分有一种观点，“只要是医疗行为，无论患方以什么案由起诉，医方都可以用医疗事故鉴定来抗辩”。我院按最高院的精神，只要是医疗行为，医方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我们都做医疗事故鉴定，对患方的后续治疗、护理费，也按事故等级和过错程度的比例来分担，没有给予全额保护。

在审判实践中，对“二元论”的认识应是并不冲突，起到了相互补充的作用，关键在于区分什么情形下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什么情形适用《民法通则》。

《侵权责任法》第54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有过错的，由医疗机构承担赔偿责任”，据此得出医疗机构因诊疗行为造成的损害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因诊疗行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损害适用《民法通则》。什么是诊疗活动?包括诊断、治疗、护理等环节，对此《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八十八条规定，诊疗活动是指通过各种检查，使用药物、器械及手术等方法，对疾病作出判断和消除疾病，缓解病情、减轻痛苦、改善功能、延长生命、帮助患者恢复健康的活动。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在医疗机构作出的99%的行为都属于诊疗行为，除以下四种情形外：

(1)医疗设备有瑕疵;

(2)医务人员非法行医;

(3)医务人员的故意行为;

(4)其他行为，如抱错婴儿。

对诊疗活动引起的纠纷，应当适用一般过错责任，只在特殊情况下如医务人员有严重违规治疗行为或者隐匿、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资料，才发生举证责任倒置。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除了需要满足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有过错的条件外，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的过错还要与患者的损害具有因果关系，医疗机构才承担赔偿责任。

医患发生纠纷后，经医学会鉴定属于医疗事故的，因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没有完全涵盖患方的诉请，法院为了审判的需要，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解决用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护理依赖、是否需要继续治疗等问题;如经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患方申请对医院的医疗行为是否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患者的损害后果是否有因果关系做司法鉴定，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1条的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医疗行为是否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定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医疗过失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说明如不属于医疗事故，医疗行为就没有过错，医疗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不存在因果关系，对患方的申请将不予准许。

我院在审判实践中，对“二元论”中不属于医疗事故是否继续认定构成人身损害的法律关系采取了否定的态度。我们认为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向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法律关系的转化，《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专业的角度对过错 以及过错责任进行了规定，而《侵权责任法》是从一般过错的角度对诊方课以责任，同一行为，规定了双层的过错责任，从权利义务关系对等的角度来说，这明显对于诊方在法律适用上就处于不利的地位。也就是说除了极少数的过错推定责任之外，只要经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就排除了诊方过错责任的存在，无过错也就排除了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关系的适用。因此，在《侵权责任法》的司法解释明确“二元论”是否适用之前，法院应当以医疗事故作为医方负侵权责任的法律要件。如果不能达成这方面认识的统一，在审判实践中，不构成医疗事故却构成人身伤残的混乱局面还将持续，大大降低了司法的公信力。

3、法官对病历等送检材料只作形式上的认定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30条的规定：“专家鉴定组应当认真审查双方当事人提交的材料，听取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及答辩并进行核实”，故法院对病历的认证意见主要是对病历进行客观形式的认定，其实质要件应由鉴定专家审查。同时我们建议，医学会结合患者的诊疗过程、病体的实际情况，对病历中实质性的添加、修改作出认定，并以此作为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一个参考依据。

关于对病历真实性的认定，建议先由法官组织质证，对有添加、涂改病历，医方不认可的作笔迹鉴定;对医方认可的，建议由医学会通过鉴定认定该涂改对是否对诊疗行为的客观事实造成影响，同时一并作出是否属于事故的鉴定。

4、以“诊疗行为”为条件，依法释明申请做司法鉴定与医疗事故鉴定

法院根据案情对当事人进行依法释明，以“诊疗行为”为前提和条件，如是因诊疗行为引起的医患纠纷，患方想做因果关系司法鉴定，法院也不应准许，患方不要求做医疗事故鉴定，法院应向医疗机构释明，让医院申请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如是因诊疗行为以外的原因造成的，可向当事人释明申请做司法鉴定，确定过错和因果关系的问题。

对不能提供病历的医方推定医疗事故，能做医疗事故的按鉴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不赔偿，确有损害发生的，又不属于医疗事故的，最难把握和认定，通过司法鉴定确认因果关系。损害明显的，可以直接判决。建议最高院及早出现相关的司法解释。

5、从严把握赔偿标准

法院在适用《民法通则》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时，既要讲原则，又要有灵活性，应当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考虑，如果是患方今后生活必须依赖的费用，且医疗机构又能承受的情况下，在适用法律上要有突破。但是我们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从位阶上看低于民法通则的适用，但是条例是专门处理构成医疗事故的特别法，且最高院落实《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通知中，明确对其适用方式划定为“参照”使用，在审判实践中，我们理解的“参照”就是“依照”的意思。因此法院适用人身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赔偿范围并没有绝对的法律依据，对该点在实践中应当从严把握。

对此建议最高院出台指导性意见，规范基层法院的审判工作，改变目前探索和尝试阶段的不成熟做法。

6、怎么解决医疗鉴定机构的问题

为了客观公平的鉴定，缓解这一问题，可以进行跨区域鉴定，赋予当事人申请到域外鉴定的选择权，但事先明确到域外鉴定余外增加的费用自行负担。

市级医学会作出结论后，一方申请到省医学会再次鉴定，但在法院诉讼中，当事人申请撤回了起诉，我们就视为当事人放弃了再次鉴定的权利，市级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即是赔偿的依据。

当事人对省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不服的，要求到中华医学会三次鉴定的，在审判实践中没有具体标准，法院没法操作，对“确有必要的”无法把握，对这一特殊情况我们从严掌握，从2003年至今始终没有到中华医学会的案件。

7、《侵权责任法》的“两种例外”

一是《侵权责任法》第55条：“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应当向患者说明病情和医疗措施。需要实施手术、特殊检查、特殊治疗的，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患者说明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其书面同意;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并取得其书面同意。医务人员未尽到前款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里医疗机构承担什么责任?应当区分情形，告知义务是诊疗行为，手术是必要的，但医方没有告知，造成的损害分三种：一是精神上的损害、二是额外的医疗费用、三是人身损害。对造成额外医疗费和精神损害的不适用医疗事故鉴定，只要医务人员存在过错可直接判;对身体造成损害的，是与诊疗行为有关，应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实践中，许多医疗机构是以医师向患者谈话的方式进行口头告知，在对患者采取麻醉或手术时，以为病历记录或者麻醉同意书、手术同意书就可以证明自己已经行使了告知义务，但是这些形式均不能证明医务人员进行告知的具体内容，或者缺乏患者或者患者近亲属签字的书面同意，因此在发生纠纷时仍然难以作为证据证明医方已经正确而完整地履行了告知义务。因此为了避免发生医患纠纷，医务人员在进行告知时，最好将诊疗方案、可能采取的诊疗措施、存在的风险等重要信息采用书面的形式向患者进行说明，并得到患者的签字同意，此外对于患者的详细病情都在病历上作出记录，并及时向患者加以说明，这样就较好地履行了告知义务，并能够避免以后发生纠纷时的举证不能。

二是《侵权责任法》57条规定：“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未尽到与当时的医疗水平相应的诊疗义务，造成患者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条规定的诊疗义务可以理解为一般情况下医务人员可以尽到的，通过谨慎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避免患者受到损害的义务。这里医疗机构应承担什么责任?是诊疗行为造成的损害，就应当承担医疗事故赔偿责任。

第二篇：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问题研究(张 伟)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问题研究

作者： 张伟

发布时间： 2003-10-23 11:38:03------------------

内容提要：本文主要探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审判方面的四个问题：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包括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赔偿纠纷。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⒊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构成要件：⑪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⑫主观上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⑬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⑭客观造成患者人身损害。⑮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结果具有因果关系。⒋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归责原则：过错推定原则。

目前，法院所受理的医疗纠纷案件占民事案件的比例越来越高，医疗纠纷已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之一。这类纠纷大多数是患者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医疗行为不当，造成了自己身体上的伤害，要求赔偿因而与医疗机构发生的。本文拟就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中，所遇到的有关问题加以探讨，以期对该类案件审判工作有所作用。

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

对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医务界、司法界和民法理论界长期以来一直存有争议，并形成“事故论”和“过错论”两个不同的观点。事故论者强调患者必须先获得医疗事故鉴定，然后才能起诉医院请求赔偿，否则法院不应受理，把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启动司法赔偿程序的前置条件。过错论者认为，人身侵权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衡量标准是行为人主观是否有过错，而不是事故，即诉讼中如果医院不能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和过错举证证明，就应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①国务院2002年4月14日发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似乎采纳了“事故论”的观点，该《条例》第49条第二款规定“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因此，有些人，特别是医务界认为，只有构成医疗事故的，人民法院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人民法院当然就不能作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受理。这种理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都是错误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要正确理解《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二款关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对于鉴定机构认为不构成医疗事故，但经审理能够认定医疗机构确实存在民事过错、符合民事侵权构成要件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等法律关于过错责任的规定，确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以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②在这里，最高司法机关，充分支持了“过错论”的观点。因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不仅仅限于医疗事故损害，还应包括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依照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一）医疗事故

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过程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这一概念，同原《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1 法》）规定的“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

1、重新界定了医疗事故的主体。

《办法》规定的医疗事故主体为“医务人员”，《条例》规定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这一变化的意义在于，确认医疗事故责任的基本性质是替代责任，而不是一般侵权责任。凡是医务人员受聘于医疗机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过失造成医疗事故，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应当是其所在的医疗机构，而不是医务人员个人。构成医疗事故，患者直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而不是向医务人员请求。只有个体行医的医生造成医疗事故，才不是这种替代责任。

2、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

原《办法》中将医疗事故界定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范围之内。新的《条例》将“诊疗护理过程中”改为“医疗活动中”，不再限于诊疗护理过程中。同时，医疗事故不限于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而是扩大为给患者人身造成损害的所有情况。把原来的医疗差错纳入到了医疗事故的范围之内。就是说，凡是违法或者违章医疗行为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都属于医疗事故。

3、主张医疗行为的违法性，以违背法律、法规和规章、规范作为判断违法性的标准。

新《条例》在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中，用了很多文字来规定医疗事故中医疗行为的违法性，这就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这一点，原《办法》是没有规定的。医疗行为的违法性，是客观衡量医疗行为的标准。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就是有了构成医疗事故的可能性。这里规定的违法性，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法律；二是行政法规；三是部门规章和规范、常规。在这里应当强调的是，医疗行为违反了保护自然人合法权利的法律，是医疗行为违法性的主要之点。

（二）非事故性医疗损害

在医疗活动中对患者造成损害，但构不成医疗事故的，通常称之为非事故性医疗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这种非事故性医疗损害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1、医疗过程中的故意行为。

根据《 条例》规定，医疗事故只能是过失行为，故意行为造成的患者人身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对于医务人员故意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从医务人员的角度来说，显然是一种违法行为，医务人员应当对其行为负责，构成刑事上的伤害的，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同时也应看到，患者到医疗机构就医，是与医疗机构形成的一种医疗服务合同关系，医务人员的行为应当是一种职务行为，故医疗机构应对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务过程中给患者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也就是说，医务人员故意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医疗机构并不能免责。

2、医疗机构中非法行医行为。

根据《 条例》第６１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实践中，2 一些医疗机构为了经济利益，招收不具备执业医师资格的人从事执业医师工作，或者把一些科室承包给不具备执业资格的人经营，或者聘用一些不具备执业资格的所谓“名人”到医院坐诊，从而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的，医疗机构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３、对于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但不能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从而构不成医疗事故，但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属于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的情况，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

如在医疗过程中因医疗器械质量问题造成的人身损害、医疗机构与医疗器械生产厂家共同进行的手术过程中非因医务人员的原因给患者造成的损害等。在这种情况下，能否认定医疗机构存在过错，《条例》中并未明确，在实践中这种认定也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患者的身体确定受到损害，根据《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应对此向患者承担责任。医疗机构承担责任后，可以向有关责任人追偿。

４、其他医疗损害行为。

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是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也就是说，对没有违反上述法律、法规、规范、规章的不能认定为医疗事故。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虽没违反上述规定，但医务人员明显存在过错的，虽不构成医疗事故，但不等于医疗机构不承担责任。比如，医务人员已经认识到采取常规措施难以避免不良后果的出现，并且有能力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但医务人员未采取更进一步的措施，从而导致不良后果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认定为医疗事故，医疗机构亦应承担责任。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在上一个问题中，所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2003年3月26日召开的全国民事审判会议上强调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因医疗行为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案件时，要正确理解上位法与下位法之间的关系。”所指的就是如何解决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下面就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和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分别作以探讨：

（一）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条例》是专门就医疗事故的认定、处理、鉴定和赔偿制定的行政法规，当然适用于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但是，该条例仅是一部行政法规，仅是人民法院审理该类案件的一个依据，而不是唯一依据，而且其内容不得与有关的法律规定相抵触。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典型的侵权纠纷，这里所指的相关法律主要指的侵权行为法，包括《民法通则》等民事法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的司法解释。而这些侵权行为法是上位法，《条例》是下位法，前者的效力要高于后者的效力，两者发生冲突，当然要优先适用前者。在审判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问题上：

1、医疗事故由谁最终认定。

根据《条例》第20条规定，卫生行政部门接到医疗机构关于重大医疗过失行为的报告或者医疗事故争议当事人要求处理医疗事故争议的申请后，对需要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应当交由负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医学会组织鉴定。但是，如何界定鉴定书的性质？它是不是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院是否必须作为判决的最终依据，法院是否有权进行实质性的评判？它还是仅作为证据的一种，其认定，是否由法院来作决定？这些问题都是审判实践 3 中要解决的问题。

2002年4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为医疗纠纷的处理规定了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的推定原则，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医疗事故的诸多司法解释也并不因《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而失效。从法理上，最高人民法院对处理医疗纠纷的司法解释是关于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其效力显然要比行政法规高。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按其法律属性而言，是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对医疗部门在医疗行为中是否存在重大过失的一种结论，是医疗行政部门对医疗单位进行行政处罚的主要依据，但并不是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唯一依据。③法官有权对鉴定结论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可依据审判实践经验审查医疗事故鉴定人员、组织、程序及结论的合法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对不合法的鉴定结论不予采信。对确需进行重新鉴定的，法院可按《条例》，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组进行鉴定。同时，如果受害人证明了医疗行为违法和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如果医疗机构不举证否定因果关系和过错，法院经审理认为这一推定并不违背客观规律，即使没有鉴定法论也可直接认定侵权责任成立。

２、事故鉴定是否是诉讼的前置程序。

《条例》第61条规定：“非法行医，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不属于医疗事故，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刑事责任；有关赔偿，由受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不是包含有属于医疗事故范畴的，必须先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并进行事故鉴定而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呢？

医疗事故的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均是行政处理方式，而不具有司法性质，是由行政部门解决还是寻求司法救济，是当事人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当事人都有权不经行政处理而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如果以“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为由提起民事诉讼，无论当事人是否持有医疗事故鉴定，也无论当事人是否对医疗事故鉴定结论存有异议，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均可直接按民事案件受理。并且，人民法院也完全可以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出裁判，而没有必要以行政处理和事故鉴定结论作为前提。

3、不构成医疗事故医疗机构是否承担责任。

对于这一问题，在谈“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界定”时，已作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关键一点就是，《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第2款规定的“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医疗机构不承担赔偿责任。”不是医疗机构的免责条款，对于不属于医疗事故的，只要符合其他法律责任要件，医疗机构仍应承担责任。

4、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问题。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所规定的赔偿标准比其他人身损害标准低，与法院办理侵权案件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相差较多。如：《条例》第五十条就患者的误工费规定为：“患者有固定收入的，按照本人因误工减少的固定收入计算，而收入高于医疗事故发生地上职工年平均工资3倍以上的，按照3倍计算。”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四十三条则规定，误工赔偿费用的标准，可以按照受害人的工资标准或者实际收入的数额计算。而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还规定，赔偿因误工减少收入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职工年平均工 4 资的5倍。再比如：《条例》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按医疗事故发生地居民年平均生活费计算。造成患者死亡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6年；造成患者残废的，赔偿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第（八）项规定“死亡补偿费按照当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20年。对七十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少计一年，但补偿年限最低不少于十年。”国家赔偿法规定“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总额为上职工平均工资的20倍。残废赔偿金、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平均工资的10倍。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平均工资的20倍。”这样，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究竟是按《条例》的赔偿标准，还是执行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规定的民事赔偿标准。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杨立新教授认为：“2001年最高法院关于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十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对残废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有明确规定的，适用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据此，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标准应执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这样的原则不应仅适用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赔偿，而是应适用于医疗事故的全部赔偿。”④ 我同意这一观点，因为医疗行为有一定的特殊性，《条例》中对医疗机构民事责任的确定已经考虑到了这些特殊性。因而，在赔偿标准上作了一些限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应适用《条例》的较低赔偿标准，是可以理解的。

（二）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对非事故性医疗侵权损害，在法律处理上是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只能根据相关侵权行为法律来处理。对于涉及医疗机构是否有过错、行为与结果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则要根据相关医疗法规规章的规定、医疗行为的特点等所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认定。

三、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按照中国民法学界的通常理论，一般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

1、损害事实的存在。

2、行为具有违法性。

3、因果关系。

4、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⑤医疗损害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其构成要件当然应符合以上四个要件。但是，由于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又不完全同于一般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具有其特殊性，有必要作以详细的探讨。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其中主要是因医疗事故所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并且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在该类案件中具有较大的代表性。因此，主要讨论一下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根据《条例》第2条规定，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根据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主体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

这是对医疗损害主体的特殊要求，即其行为人必须具有特殊身份，那就是必须是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医务人员。如果是非医疗机构或非医务人员致人损害，虽可能构成损害赔偿，但并非医疗损害赔偿。

将医疗机构作为医疗事故的主体体现了事故主体与责任主体一致的原则。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机构承担责任主要包括如下几种情况：⑪医疗机构所属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⑫到某医疗机构临时坐诊的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不得以医护人员不是本单位人员推脱责任；⑬ 5 医疗机构临时聘请的外单位专家或其他医护人员在医疗活动中给患者造成损害的，该医疗机构应当承担责任；⑭医疗机构因医疗设备故障等原因给患者造成损害的，医疗机构不能免责。

（二）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过失。

从民法理论上，过失包括疏忽和懈怠。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应当预见或者能够预见而没有预见，为疏忽；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虽然预见了却轻信可以避免，为懈怠。疏忽和懈怠，都是过失，就是行为人对应负的注意义务的违反。因此，民法上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对受害人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⑥在这里，过失，就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对患者应负注意义务的疏忽和懈怠。对于行为人应负的注意义务，在民法理论上确立了如下三个不同标准：⑪普通人的注意。⑫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⑬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这样，从程度上分为三个层次，以普通人的注意为最低，以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为中，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为最高，与此相适应，违反这三种注意业务，构成三种过失：⑪重大过失。违反普通人的注意义务，为重大过失。如果行为人仅用一般人的注意，即可预见之，而竟怠于注意不为相当准备，就存在重大过失。⑫具体轻过失。是指违反应与处理自己事务为同一注意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能证明自己在主观上已尽该种注意，即存在具体轻过失。⑬抽象轻过失。是指违反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这种过失是抽象的，不依行为人的主观意志为标准，而以客观上应不应当做到为标准。因而，这种注意的义务最高，其未尽注意义务的过失则为抽象过失。

对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所负的注意义务，显然应是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因为在医疗活动中他们是专家。因此，在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中，判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是否存在过失，应采用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标准，亦称专家过失标准。

从审判实践看，医疗活动中的过失主要表现如下：

1、医疗机构的过失表现。

一般认为，过失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表现，单位不具有人所具有的心理活动，因而难以认定主观过失。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医疗事故都是由于具体的医务人员的行为导致的，但也有例外情况。一般地说，医疗机构的过失有以下表现：

⑪医院管理混乱、规章制度不健全； ⑫医疗设备陈旧、缺乏维护； ⑬缺乏基本医疗护理条件；

⑭对疑难病症未认真组织会诊，草率结论等。

2、医务人员的过失表现。

⑪误诊。误诊可能因疏忽导致，也可因懈怠所致，某些情况下，医务人员技术水平不高，也是导致误诊的因素。但是，由于医务工作与患者生命健康密切相关，以医务人员技术水平来确定过失是不适当的，因而上述情况下的误诊均应认定为有过失。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医疗工作是一项极为复杂、技术性极强的工作，在诊疗护理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们也不能把所有误诊一律归为过失。如因特殊的个体差异、现有技术条件难以发现或缺乏检查治疗手段的新型病症等原因导致的误诊就不应认定为有过失。

⑫不负责任，违反规程；

⑬对病史采集、病员检查处理漫不经心，草率马虎； ⑭擅离职守，延误诊治或抢救；

⑮遇到不能胜任的技术操作，既无请示，也不请人帮助，一味蛮干； ⑯擅自做无指征有禁忌的手术和检查等。

（三）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必须有违规行为。

所谓违规行为是指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规范、常规的行为。在这里，法律泛指宪法、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的法律文件；诊疗规范、常规不仅包括法律法规以及规章中规定的规范，也包括医疗单位内部制定的具体操作规程。如果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没有违反法律、规章制度、操作规程、技术要求等，即使造成了事实上的损害结果，也不能按医疗事故处理。

在这里还有一点必须注意，《条例》中规定违规行为必须是医疗活动中的违规行为，对是否限于职务行为没有提及。笔者认为，如果医务人员以个人名义、在医疗机构规定的职责范围以外从事医疗活动过程中因违规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不应认定为医疗事故。责任由该医务人员自己承担。

（四）必须有人身损害的后果发生。

这里所说的损害后果，是指因医方违反其注意义务的行为给患者造成人身损害后果。虽然医疗事故的后果往往不限于人身损害，如患者及其近亲属的财产权的损害；对病人及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对患者的名誉权、隐私权的损害等等，但这些都是在确定赔偿问题上才有意义，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则不产生影响。

《条例》同原《办法》相比，对损害结果不再要求须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办法》规定，构成医疗事故必须是“导致功能障碍”，《条例》规定医疗事故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也就是说，凡是违法、违章医疗行为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都属于医疗事故。这里人身损害应包括下述内容：

1、死亡。

2、健康损害。

健康损害应当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组成人的身体的躯干、肢、组织及器官受到损害使其正常功能不能得到发挥的。二是虽然表面上并未使患者的肢体、器官受到损坏，但却致其功能出现障碍。如大脑受药物刺激造成的精神障碍。

3、身体损害。

一些虽未影响到患者肢体、组织和器官的功能，但确对身体器官、组织有一定损害，给患者造成身体痛苦或精神痛苦的。如刀伤及其留下的疤痕，虽对患者健康没造成太多影响，但身体毕竟造成损伤，使其遭受身体痛苦，留下的疤痕有损形象。应注意的是，身体损害不仅包括组织、器官等，人体的毛发、指、趾甲等也是人体的组成部分。对于诸如因过失致头发脱落等损害的，也应认定为造成人身损害。

（五）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与人身损害后果必须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原本是一个哲学概念。引起某一现象的现象，称之为原因，而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称之为结果。客观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事物的因果关系。侵权法中的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作为原因，损害事实作为结果，在它们之间存在的前者引起后者，后者被前者所引起的客观联系。在这里所探讨的是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违规过失行为与患者人身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

由于因果关系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在理论上，如何确定因果关系，有多种学说。在我国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界，主要有如下两种：

一是，必然因果关系说。该学说认为，作为构成民事责任要件的因果关系，就是指违法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所存在的前因后果的联系。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观点，它是各种自然现象和各种社会现象相互之间所存在的内在的合乎规律的客观联系。在客观现象中，作为原因的现象只是那种对结果发生起着决定作用，并与结果之间有着内在必然的本质联系的现象。⑦这种学说，表面符合唯物辩证法，实际上是形而上学。依唯物辩证法，客观事实的必然联系，即客观规律，是可以认知的。但这种认识有待于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要求法官处理每一个具体案件，均能准确掌握其必然性因果关系，恰恰是违背唯物辩证法的。亦违背法律之本质。

二是，相当因果关系说（又称适当条件说）。该学说认为，某一事实仅于现实情形发生某种结果，尚不能就认为有因果关系，必须在一般情形，依社会的一般观察，亦认为能发生同一结果的时候，才能认为有因果关系。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因果关系，要依行为时的一般社会经验和知识水平作为判断标准，认为该行为有引起该损害结果的可能性，而在实际上该行为又确实引起了该损害结果，则该行为与该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⑧这一学说不要求法官对每一个案件均脱离一般人的智识水平，在追求所谓“客观的本质的必然联系”，只要求判明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之间在通常情形存在可能性。因此，梁慧星教授指出“毫无疑问，作为一种法律学说，相当因果关系说是科学的，而必然因果关系说是不科学的。”⑨

原《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疾、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事故。”特别强调“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中的“直接”二字。就是强调医护人员的医疗活动与导致患者功能障碍损害后果之间，必须具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在这里，显然是采纳了“必然因果关系说”的观点。在《条例》的医疗事故概念中，删除了“直接”的表述，实际上是否定“必然因果关系学说”而为适用相当因果关系创造了基础条件。因此，在审判实践中，应当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理论，判定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行为同患者所受到的人身损害是否具有因果关系。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可采用如下方法来认定因果关系：⑪根据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认定。作为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必然发生在结果出现之前，因此只有先于结果出现的现象才可能成为原因。凡是后于结果发生的现象，都不可能成为原因，因而应排除在因果关系认定范围之外。⑫根据事件的客观性来认定。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因此，加害人的心理状态或受害人的主观臆断等均不能成为原因。⑬根据必要条件规则来认定。所谓必要条件规则是指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作为结果的现象的必要条件。⑭根据实质要素的补充检验来认定。如果一行为是违法行为，实际上也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那么它就是引起损害结果的原因。

其他非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可按照侵权法规定的人身侵权损害赔偿构成要件，予以认定。

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归责原则。

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是确定行为人民事责任的标准和规则。它直接决定着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以及赔偿范围等诸多因素，是确定民事责任的根据之一。我国民事责任 8 的归责体系是由过错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所构成的。⑩所谓过错责任原则，是指以行为人的过错为承担民事责任要件的归责原则。所谓无过错责任原则，指的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以过错的存在判断行为人应否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所谓公平责任原则，指在法律没有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而适用过错责任又显失公平时，依公平原则由当事人承担责任的归责原则。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行为人的过错无法判明，或法律有特别规定时，可以实行过错推定。亦称为过错推定原则。它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一种方法。它是根据损害事实的发生推定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只有行为人证明自己确无过错时，才免除责任。过错推定原则与一般过错责任原则所不同就在于举证责任。一般的过错责任的举证责任在受害人，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即把举证责任加给致害人，致害人须证明自己无过错，否则推定其有过错。

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作为一种特殊民事责任，将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方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这就明确规定了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

在医疗损害赔偿责任中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应特别注意的问题，就是举证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在举证责任上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并不是所有的举证责任都要由医疗机构承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第四条第（八）项规定的只是部分举证责任倒置，即医疗机构对是否有医疗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负有举证责任。患方与医疗机构之间是否存在医患法律关系，患方是否存在损害事实、是否存在实际损失、损失多少等，举证责任均在患方，否则，患方将承担败诉后果。

注释：

①孙山《医疗过错别把包袱甩给患者》

中国法院网（www.xiexiebang.com）,《学者论坛》2002.6.17

⑤姚欢庆著《2003年司法考试教程民法》

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版，第93—94页。⑥王利明主编《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侵权行为篇》

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⑦ 郑立、王作堂主编《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535页。⑧ 前引⑥ 第52—53页

⑨梁慧星《雇主承包厂房拆除工程违章施工致雇工受伤感染死亡案评析》，《法学研究》1989年第4期，第47页。

⑩王利明主编《民法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5版，第525—526页。（作者单位：山东省平邑县人民法院）

来源： 中国法院网

编辑： 陈思

第三篇：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目 录

一、人身损害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2、建议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明确和细化

论 文 摘 要

本文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概念出发，分析精神损害赔偿特征，在确定精神损害赔偿金时，应将对受害人的补偿性、抚慰性与对侵权人的制裁性三种特征有机结合起来。笔者从司法实践出发并借鉴国外和我国历史上的先进经验，对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应设立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作出阐述，高度评价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为此作出的有益尝试，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必将对我国将来民法典的立法工作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如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都规定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但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性质不同，前者是精神损害赔偿范畴，后者属财产损害赔偿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在两个司法解释中对不同的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表示显属不妥，应予修改。另外笔者认为对精神损害赔偿金的确定应制定更明确和细化的标准，笔者从司法实践和精神损害赔偿的特征出发，草拟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计算方法，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精神损害 精神损害赔偿 残疾赔偿金 死亡赔偿金

我国《民法通则》作为民事法律的基本法，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将精神损害赔偿合法化，但仅限于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是否存在精神损害赔偿没有规定。司法实践中各级法院作出有益的尝试，对侵犯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判决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但存在各级法院适用法律不一，判决数额差异太大，严重影响了司法的严肃性、权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公布施行，形成了我国比较健全的精神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基本适应了当前司法实践的要求。但由于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设立时间较短，在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一些争议，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一些问题谈自己的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特征

精神损害是指因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格法益，致使其精神活动出现障碍而产生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痛苦，具有非财产性、存在的独立性和单一性等特征。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生理、心理上的痛苦，精神损害与财产的增减无关，也不能等同于外部名誉之损害 [1]。精神损害不是人格法益自身的损害，而是侵权行为侵害人格利益所生的精神痛苦。精神损害是相对于财产损害而言。精神损害赔偿是指民事主体因其人身权利受到不法侵害，使其人格权益和身份权益受到损害或遭受精神痛苦，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赔偿等方式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特指人身权利中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受害人遭受精神痛苦，而要求侵权人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赔偿。精神损害赔偿作为民事责任制度的一种形式，其实质是法律强制侵权人向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目的在于补偿受害人因民事违法行为侵害人身权所受到的精神损害和抚慰受害人的精神痛苦。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突出地表现了民事责任的补偿性和抚慰性。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金是由侵权人支付，因此精神损害赔偿责任也是法律对侵权人的财产制裁，体现了法律责任的惩罚性质。精神损害赔偿同时具有补偿性、抚慰性和惩罚性。把对受害人的补偿、抚慰与对侵权人的制裁三种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因此，精神损害赔偿是保护民事主体人格权益，制裁侵权人违法行为最常用和最有效的法律手段。

二、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过程

对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精神损害赔偿，立法上经历了从否定到肯定的发展过程。立法上，该项权利的设立首推《德国民法典》。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实现了人身权与人格权的分离，提出了非财产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德国民法典》第847条第1款：“不法侵害他人身体或健康……被害人所受侵害虽非财产上的损失,亦得因受损害,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法国民法广泛承认精神损害赔偿。《法国民法典》第1382条之“损害”兼指财产上之损害和精神上的损害。正如《法国民法典》的起草人所言：“这一条款包括了所有类型的损害，并要求对损害做出赔偿。”[2]《日本民法典》的规定较《德国民法典》有了较大进步,确认了受伤者与死者的近亲属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日本民法典》第710条规定：“身体受到伤害的受害人以及死亡受害人的近亲属享有非财产损害的赔偿请求权”。

在我国历史上，人身损害案件精神损害赔偿制度首先出现于《大清民律草案》和《民国民律草案》之中，在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民法》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该法借鉴了《德国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先进经验，对侵害身体健康权、生命权，除可要求财产上的损害外，对被害人非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请求给付一定的赔偿金额。如《中华民国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195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身体、健康、名誉或自由者，被害人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司法界对国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持否定观点。他们认为对于生命健康权受到不法侵害而给受害人及其亲属造成的肉体痛苦和精神痛苦，如给予金钱赔偿，则是将人类感情的商品化，是将人视同为商品，降低了人的价值。他们认为，人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人的生命健康不能用金钱估价。所以，对受伤害者精神上的损害不能用金钱衡量。在198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的《民法通则》中，也仅明确了侵害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和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可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的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精神损害赔偿方面，《民法通则》没有涉及，这也导致了对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受害人的保护不力。但是立法规定的不完善，并未能阻止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的出现。为此，民法学界对此进行大量的研究，各级地方法院也做出了一些有益尝试，制定了一些内部规定，将《民法通则》第119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中的“等”扩充理解，陆续出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判决精神抚慰金的案例。2001年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经过长期的研究和总结实践经验，制订了《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该司法解释确认了自然人因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非法侵害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这是对国内人身伤亡案件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第一个具有立法意义的司法解释。在2003年12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又一次规定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受害人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

三、对现行司法解释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精神损害赔偿一些问题的探讨

1、建议明确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司法解释生效后，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对两个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理解不同，导致对同一类案件适用法律和处理结果不同。如某法院在审理李某因交通事故致残的赔偿案件中，李某既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又要求了残疾精神赔偿金。对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应否支持，审判人员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当支持李某残疾精神赔偿金的主张，根据《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8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

（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

（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

（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 《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第29条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的计算方式。李某要求了残疾赔偿金，就不能再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所以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要求不应支持。第二种观点认为：应支持李某对残疾精神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的请求。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这是两个不同的赔偿项目，都应予以支持。但最终法院判决不支持李某要求残疾精神赔偿金的请求。笔者对该法院判决持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在处理本案前，首先要对《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中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加以确定。《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5条“残疾赔偿金根据受害人丧失劳动能力程度或者伤残等级，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自定残之日起按20年计算。但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受害人因伤致残但实际收入没有减少，或者伤残等级较轻但造成职业妨害严重影响其劳动就业的，可以对残疾赔偿金做相应调整。”依据该条规定，残疾赔偿金是以劳动能力丧失程度和收入减少程度作为标准和参数，并以此评价受害人可得利益损失。《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29条“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60周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1岁减少1年；75周岁以上的，按5年计算。”对死亡赔偿金我国采取了继承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导致的财产损失，应当以家庭整体收入的减少为标准进行计算。其理由在于，受害人的个人收入并非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除个人消费部分（通常占全部收入的25%—30%）以外，其余的收入应当用于家庭共同消费或者家庭积累。受害人因人身损害死亡，家庭可以预期的其未来生存年限中的收入因此丧失，实际是家庭成员在财产上蒙受间接损失。依据损害赔偿法原理，可得利益损失同样应当予以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定为收入损失的赔偿，而非精神损害赔偿金。”其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规定在第17条，而将精神损害赔偿金规定在第18条，在逻辑上给人一种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感觉。如果认为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精神损害赔偿金的话，就不会作此分立条文式的规定，否则就是逻辑上的矛盾。再次，《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31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第131条以及本解释第二条的规定，确定第19条至第29条各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金额。前款确定的物质损害赔偿金与按照第18条第1款规定确定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原则上应当一次性给付。”这一条文明确地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认定为对财产损失的实际赔偿，认定其性质上是物质损害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损害赔偿金。

《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为精神损害赔偿金，其内涵是对受害人精神损害的赔偿，是精神属性的范畴。《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属于同一性质的赔偿项目。根据侵权赔偿理论和立法精神，物质损失与精神损失侵权人都应当给予赔偿。对于造成这一争论，笔者认为是因两个司法解释将不同性质赔偿项目使用同一名称所造成，不妨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名称变更为残疾生活补偿费、死亡补偿费（与民法通则相一致），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精神属性。或将《精神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九条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还原为残疾精神抚慰金、死亡精神抚慰金，避免将《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规定的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错误理解为精神损害赔偿，这样更有利于审判实践。

第四篇：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问题几点思考

最近，笔者就**县法院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情况作了一次统计分析，提出如下结论：

一、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我院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132件，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分别比同期增加115.62 %和22.55%（2005年

4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共审结此类案件114件，诉讼标的180.11万元），其中以判决结案的87件，调解结案的32件，撤诉结案的13件。

二、我院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特点：

（一）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从前，根据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公安机关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进行调解是前置程序，未经公安机关调解，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因此，很多这类纠纷经过公安机关的调解得以解决。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公安机关的调解不再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且公安机关的调解工作受到一定的限制。首先当事人对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争议的，可以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次，必须是各方当事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进行调解，公安机关才进行调解，只要有一方当事人不同意调解，公安机关不再组织调解。因此，经公安机关调解解决的纠纷相当少，大部分的事故受害人选择通过诉讼解决，这是案件大幅度增加的主要原因。还有，随着现代公路事业的发达，交通工具的日益现代化也是交通事故增多的原因之一。

（二）诉讼标的增大。我县法院自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结的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总诉讼标的达412.22万元，比同期增加了227.55%，随着近几年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价、医疗费用的不断上涨，受害人对其营养费、护理费、后治疗费及护理费、精神抚慰金的数额的主张也愈来愈高，诉讼标的普遍提高。如我院审理的王艳云、徐光怀诉被告胡明宽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中，原告主张的赔偿金达101.2万元，其中，主张定残后的护理费、康复费共计61.2万元，后续治疗费10万元，精神抚慰金5万元。

（三）诉讼主体复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前，交通事故责任者对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由肇事司机所在单位或机动车的所有人承担垫付责任，赔偿义务主体比较明确。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后，车主不再承担垫付责任，车主是否应承担赔偿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存在不同理解和做法。尤其是在肇事司机与车辆所有人之间存在挂靠、借用、租用、车辆转让未过户、被盗等关系的情况下，车主应否承担赔偿责任的问题，做法不一。其中，当事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的规定，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要求其在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的案件也不断增多。

（四）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案件较多。在我院审结的这132件案件中，当事人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认定或鉴定的案件有19件，占收案数的14.3%。

（五）案件调解率不高。从我院从2006年7月1日至2007年9月1日审理的132件案件中，调解结案的为32件，调解率为24.2%。此类案件中，被告不愿调解是调解率低的主要原因。保险公司对投保人进行理赔，是以法院判决认定的赔偿数额为准，但如果是双方当事人通过调解结案的，保险公司对于调解书确认的赔偿数额进行审查时，对某些赔偿数额不予认定，因此，被告不愿意参加调解，而请求法院以判决方式结案。

三、对策与建议

针对以上我院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的特点与难题，我们总结了如下的对策与建议：

（一）建议设立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专门法庭。目前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大幅度增加，给法院民事审判工作增加压力，在审判实务中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总结和探索。因此，我认为我们基层法院可以考虑设立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庭，专门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这有利于及时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执法尺度，加强这方面信息的收集与调研。如设立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巡回法庭；建立法院与交通部门的联动机制，在交警办公地点设立交通事故立案服务窗口，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不大的案件，及时调解，化解矛盾。

（二）经常开展专题研究，交流经验，统一认识。尽管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已实施几年，但审理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依然存在很多实务性的问题；如车主责任、具体赔偿标准如在误工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方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统一标准，在新的法律或司法解释出台以前，需要我们广大审判人员在审判实践中进行探讨、总结

。不同法院甚至同一法院，不同审判人员对同一问题的理解和观点更不同，因此应提倡建立经常性的专题经验交流、研讨会，介绍审判实践中的经验、做法，共同讨论，以达到本辖区内统一尺度，维护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的目的。

（三）加大调解力度。根据具体交通事故的情况，做好当事人的调解工作，加大调解力度，化解矛盾，提高解调结案率。随

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诉讼标的增大，若均以判决结案，不仅增加法院的执行压力，也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应加大调解力度，尽量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可能的话，动员被告一次性履行义务，原告方适当让步，在互谅互让中化解矛盾。在实践中存在当事人不愿调解的心志，主要是担心调解后无法获得保险公司的足额赔付。根据保险法第五十条“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损害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的规定，受害人（原告）对保险公司中被保险人所投的第三者责任保额内有直接请求的，有权依据该条的规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险责任，赔偿保险金。因此，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法院可考虑直接追加保险公司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或追加其为共同被告进行调解，由保险公司直接向受害人在被保险人对第三者应负的赔偿责任范围内支付保险金。

第五篇：结合案例小议房屋拆迁案件中的财产损害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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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案例小议房屋拆迁案件中的财产损害赔偿问题

结合案例小议房屋拆迁案件中的财产损害赔偿问题

摘 要 在房屋拆迁过程中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的对被拆迁人暂停停电、停水期限过后，作为拆迁人的房屋开发人没有申请延长暂停期限的权利，并由此由于其停电、停水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否作为民事案件予以赔偿？本文以原告时某某、王某诉被告某市泰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某市房屋拆迁管理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为例解答了上述问题。

关键词 房屋拆迁 拆迁人 民事案件赔偿

作者简介：孙小虎，中国海洋大学在职法律硕士。

中图分类号：D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11-054-02 一、一审情况

（一）一审诉辩主张

原告时某某、王某起诉称：二原告是某市善文街5号、5―1号营业房屋的所有人。2001年，被告泰某公司为了商业开发，向某市建设局和被告拆迁处申请拆迁开发。2001年4月20日，被告拆迁处向二原告下发了拆迁公告和拆迁通知，要求二原告必须于2001年5月20日前搬迁完毕。在原告没有与被告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被告拆迁处向市供电局、自来水公司发出停水、停电的指令。原告无耐于2001年5月18日根据拆迁通知，将已租赁给他人、业主正在营业的房屋收回，进行了搬迁。原告搬迁后，被告泰某公司用宣传栏将原告的房屋围起。由于二被告的行为致使原告的房屋不能使用，造成了巨大损失。2005年6月4日，原、被告之间才达成了“补偿安置协议”。自2001年5月18日起至2005年6月4日止，长达四年时间里，因二被告的侵权行为，致使原告自己所有的房屋无法使用，造成出租费损失达11.6万元，因此请求二被告予以赔偿。

被告泰某公司答辩称：首先，既然二审法院认为本案应作为民事案件予以受理，那么被告拆迁处明知被告泰某公司与原告没有达成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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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补偿安置协议，在未进行行政裁决的情况下，通知供电、供水部门停止供电、供水，造成原告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责任不应在被告泰某公司，因为被告泰某公司在主观上没有故意，客观上没有实施侵权行为，因此被告泰某公司不应承担民事责任。其次，原告不能经营出租房，是基于政府出台的文件，不是被告泰某公司的侵权行为，被告泰某公司的拆迁是经过批准的，属合法行为，拆迁通知书要求原告于2001年5月20日迁出，营业房的合法营业时间到2001年5月20日，之后不应再营业。

被告拆迁处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答辩亦未提交证据。

（二）一审事实和证据

一审经审理查明：二原告为夫妻关系，系原某市善文街5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5013872）、5-1号（房屋所有权证号为5013873）营业房屋的所有权人。2001年，某市人民政府决定对某市善文街进行改造。2001年4月13日，被告泰某公司与被告拆迁处签订了“动迁委托书”，委托书的主要内容是：委托书签字盖章后，由市拆迁处按政府有关动迁政策的规定组织动员住户搬迁，预计在2001年5月20日前结束，如遇到“钉子户，由拆迁处按法律程序起诉法院处理；由泰某公司一次交付动迁费用260万元；为使动迁工作顺利进行，在全部动迁过程中，委托单位不得和被动迁户发生直接或间接联系。某市建设局依据某市政府的决定，于2001年4月20日发出了拆迁公告，对包括原告上述营业房在内的80户住宅进行拆迁，公告要求住户必须在同年5月5日前到被告拆迁处办理拆迁手续，并在同年5月20日前搬迁完毕，逾期不搬迁，按有关条例处罚。同日，某市动迁安置办公室向原告送达了动迁通知单。动迁通知单的内容为“王某同志，按照某市总体规划要求，你家属于动迁户，根据和政发[2001]16号文件规定，接此通知后在2001年4月30日前到动迁办公室办理手续，并定于5月20日前搬迁完。限期内不搬迁，按动迁政策强行动迁。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通知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特此通知。”被告泰某公司于2001年4月26日取得拆迁许可证。2001年5月16日，在原告未与拆迁部门达成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况下，某市动迁安置办公室根据某市人民政府《某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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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规定，通知供电部门和自来水公司对原告的房屋采取了停电、停水措施。在此情况下，原告终止了与崔玉子和金今兰的对原告在某市善文街5号、5―1号房屋的租赁合同，并于同年5月18日进行了搬迁。原告搬迁后，被告泰某公司于2001年6月将该房屋南侧山墙下的门窗用施工公示板围上。2001年9月4日，某市建设局作出“和建裁字[2001]第14号裁决书”，裁决原告应在2001年9月19日搬迁完毕，在同年10月25日，某市建设局又撤销了该裁决。此后，双方就房屋回迁的位置、面积及价格方面有争议，未能达成协议。

2004年3月，原告向某市建设局就动迁房屋产权调换、房屋回迁期间的租房损失问题申请行政裁决，但某市建设局没有做出，也没有在法院判决（2004年8月25日）指定的期限内做出。2005年6月4日，原告与被告泰某公司达成了“产权调换协议书”，原告同意将其所有的房屋交给被告泰某公司拆除，被告泰某公司给原告产权调换，原告支付相应差价款4万元，交工日期为2005年12月30日。后根据回迁房屋的实际面积及原告对房屋的设计部分更改的要求，双方又两次达成补充协议，原告再支付被告泰某公司2万元。在原告与被告泰某公司达成的“产权调换协议书”中，未约定补偿营业损失等各种费用，在随后的二次补充协议中，对此也没有约定。

2006年，原告向本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某市建设局赔偿因其行政不作为而给原告造成的自搬迁时起至回迁时止的营业房屋租赁费损失11.7万元，本院以原告请求不符合国家赔偿法关于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为由驳回了其诉讼请求，中院也在同年维持了本院的判决。原告现已回迁。

另查明：1998年6月27日，原告与崔玉子、金今兰分别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原告将位于某市善文街5号、5―1号的房屋分别出租给崔玉子和金今兰经营，租赁期限自1998年7月1日起至2007年7月1日止，崔玉子的年租金为1.3万元，金今子的年租金为1.6万元，每年的租赁费应在上一年的6月1日前交纳，因停止供水、供电，原告已于2001年5月与承租人解除了房屋租赁合同，到2005年6月4日，即原告与被告泰某公司达成安置协议时，原告的房屋空置近4年；被告拆迁处是事业单位法人，其职责是负责对某市行政区域内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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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拆迁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在1992年4月8日取得城市房屋拆迁资格，但在2003年前（未成立和龙万安拆迁公司前），其还参与某市市内的房屋拆迁工作；某市计划委员会于2001年4月25日下发文件，同意由被告泰某公司对上述动迁地点进行开发，在同年年底竣工交付使用；某市人民政府《某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法》（和政发[2001]16号文件，2001年4月2日施行）第十二条规定：“市房屋拆迁主管部门向被拆迁户下达《拆迁通知书》时，要通知供电、供水、电信、广播电视部门，结算各自的费用，在规定期限内拆除电表、水表以及其他设施，并在《拆迁通知书》规定的截止日停止供电、供水以及停止发送有限电视、电话信号。”根据《某市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某市动迁安置办公室是拆迁处下设的职能机构。”第十二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因补偿、安置等问题，在搬迁期限内未达成协议而没有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的，由某市动迁安置办公室裁决。”在规定的搬迁期限内，原告及被告泰某公司均没有申请行政裁决。

（三）一审定案结论

某市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2008年第八次会议研究决定，依照《某省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1998年5月19日修订、2002年4月10日废止）第九条、第十八条、第三十一条，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11月1日废止）第十四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作出如下判决：

一、被告某市房屋拆迁管理处赔偿原告王某、时某某2001年5月16日至2001年5月20日的房屋租赁费损失397元；

二、被告某市泰某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赔偿原告王某、时某某2002年4月27日至2005年6月3日的房屋租赁费损失89940元；

三、驳回原告王某、时某某的其他请求部分的起诉。

（四）二审判案理由

二审法院对于原告的请求是否超出合同约定的问题，经审查，原告与被告泰某公司达成的“产权调换协议”以及随后的二次补充协议中，均未约定补偿营业损失等各种费用的处理方式，原告的主张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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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律规定，被告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原审判决确定被告泰某公司应承担民事责任的2002年4月26日以后到原告与被告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2005年6月4日前的纠纷，原审法院参照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一款第（三）项“拆迁范围确定后，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下列活动：

（三）租赁房屋。”第二款“……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拆迁人需要延长暂停期限的必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的规定，认为作为拆迁人的被告泰某公司在暂停期限到后的2002年4月26日并没有申请延长暂停期限，其有义务为原告恢复供水、供电，使原告的房屋能正常经营使用，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虽然被告上诉提出2008年6月18日某市拆迁管理处书写的《证明》和图纸，但该证据并不是行政批准件，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关于二被告之间基于委托合同关系产生的民事责任，应属二被告之间内部纠纷，其内部约定，不能成为本案的抗辩理由。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得当，应予以维持。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案件解说

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在房屋拆迁管理部门确定的暂停期限过后，作为拆迁人的被告泰某公司没有申请延长暂停期限的，由于其停电、停水行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应否作为民事案件予以赔偿？

根据已废止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1991年6月1日起施行、2001年11月1日废止）、《某省城市房屋拆迁安置管理条例》（1998年5月19日修订、2002年4月10日废止）及2001年11月1日新施行的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看，对暂停期限都作了明确规定，暂停期限是指：在拆迁范围确定后，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应当就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的诸如新建、扩建、改建房屋、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及租赁房屋等活动通知有关部门暂停办理相关手续的期限，暂停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年，需要延长的，须经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批准，延长暂停期限不得超过1年。因此，在暂停期限内，被拆迁单位和个人的不动产基于法律规定，物权处于一种受限状态。在暂停期限或延长的暂停期限过后，法律虽没有明确规定被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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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人的不动产物权是否处于受限状态，但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及充分保护物权人利益的角度，拆迁范围内的单位和个人可以进行房屋租赁、改变房屋和土地用途及新建、扩建、改建房屋等活动，也就是说，只要在暂停期限内双方没有达成补偿安置协议，也没有经过行政裁决，在暂停期限过后，被拆迁人对原拆迁范围内的不动产就享有完全的物权。在此情况下，由于作为拆迁人的被告没有为原告的房屋恢复通水、通电，原告对自己所有房屋的占用、使用、收益权能受到了损害，其当然可以基于物权请求权或侵权之债的请求权要求损害赔偿，故应属民事受案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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