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差异与融合—当代中美企业文化比较研究解读
差异与融合—当代中美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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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虽然相对于其他社会现象比较稳定,但本身却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企业文化也不例外。如我国在计划时期受整个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影响,国有企业缺乏一种自主性的企业文化,改革后企业文化及其研究则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所以不同时期作为整体呈现出来的企业文化肯定是不同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既已博大精深,认清转型和崛起中的中国更是非常困难。为便于分析,我们采取了策略上的处理,即对于中美企业文化差异性的分析主要是着眼于对传统的分析,而共同趋势则主要是针对改革开放后形成的新特点,这样就有了继往开来”的分析意义。中美两国企业文化的差异性分析(一)已有研究的综述对于中美企业文化特点的总结非常多,而且内容大同小异。对于美国企业文化的概括,这里简言之,可以认为“美国企业文化的实质和核心有两条:一是只强调个人作用,或叫倡导个人能力主义;二是重视管理硬件,追求理性化管理。”美国人思维方式上有长于分析的特点,文化上有宗教的信仰资源和法治契约的现实资源。对于中国企业文化的概括,有的仅仅是停留在应然而非实然上。但是可以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特点相一致,中国企业文化具有强烈的集体本位和人治色彩。中国人思维方式上秉承综合的整体性思维,文化上有道德伦理的思想资源。(二)中美两国企业文化的内容差异1.价值观方面价值体系的核心构造不同,表现为人格取向中的文化差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以农民社会为主体的农业文化,又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的宗法制度文化。以欧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在古代希腊文化和犹太基督教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是平民为主体的商业社会文化和市民社会文化。因此,东方文化的发展取向是重群体、重道德、重实用;西方文化的发展取向是重个体、重科学、重思辨。
第二篇：推荐：论中美企业文化的差异与融合（模版）
论中美企业文化的差异与融合
[摘要]：企业文化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合资公司就是跨国文化公司。合资企业文化建设决定着跨国经营的成败。
[关键词]：文化差异
跨文化管理
企业文化融合
合资企业不仅是中国利用外国资金的基本形式,也是中国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学习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重要渠道。但由于中外合作双方来自不同环境、文化的国家和地区,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出现管理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正确认识中外双方的文化差异,努力搞好不同文化的融合,消除管理冲突,对促进合资企业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对中美企业文化差异的认识
（一）中美企业文化特点比较及形成的背景
1、中国企业文化政治色彩浓厚。中国企业文化是一种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征的企业文化。由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实行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制度，所以，企业文化中特别是国有企业的企业文化中含有大量的政治内容，并受到政府机关的控制和干预，从而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取向。这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的结果，政企不分，政府成为企业的主管，企业财产属国家所有，企业人员属国家编制，企业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经营目标以及具体的经管计划都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干预。虽然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企业逐步走上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轨道，但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政治色彩并没有受到削弱，员工具有较高的政治责任感，企业员工一般能以国家利益为重，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献身自己的工作岗位，忘我工作。
美国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企业的最终目标。美国是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文化传统向来推崇“成就和实用主义”，所以，总是以实实在在的“经济成就”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硬指标”来衡量个人或企业的价值，崇拜金钱，认为赚钱就是英雄。“利润最大化”就是美国大多数企业追求的目标，尽管许多企业非常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社会发展，认为赚取利润仅仅是一种手段，一种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手段，但实质上是在掩盖赚钱的动机，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并赚取利润为目的。
2、中国企业文化重伦理道德。由于中国几千年来形成了一种“重义轻利”的思想，将“利”与“义”对立起来，重“人伦”和重价值理性的价值观念。因此，无论是干部的考察任命，还是对企业经营绩效的衡量判断，乃至于企业决策及其行为的选择和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往往都不是以客观经济效果作为评判依据，而是以伦理道德标准作为衡量的基本价值标准，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注重伦理道德的企业文化特征。所以，中国企业员工集体主义意识浓，每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有意义，在企业里员工把企业当作一个大家庭，不同程度上对企业有一定的依附感和归宿感。
美国企业文化则追求卓越、不断创新的精神。无论是整个企业还是其中的每个成员，一般都不会满足于目前的现状，崇尚不断进取和发展，崇尚学习和自我改进，崇尚高效率，强调“新、快、变”，相信明天会更好，追求卓越的精神是与美国社会特别推崇的“成就、效率、进步”的价值观分不开的，追求卓越是美国企业文化的核心特征，是促使美国企业走向成功的主要动力。
3、中国企业重以人为中心。中国的企业文化建设由于几千年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仁义，价值取向是“忠、孝、节、义”，把它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其准则是以仁义最大化，用以调整人际关系。一方面使人与人之间能够保持“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人际关系格局，起到维持社会和企业稳定发展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今天建立起“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
美国企业强调个人价值的自我实现和崇尚竞争冒险的个人主义。美国企业家以及普通员工都信奉“自由竞争”和“机会均等”的行为准则，认为独立自主比依赖他人更可靠，个人利益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权利也是不容侵犯的。一切价值、权利和义务都来自于“独一无二”的个人。因此，时时处处强调自信、自尊、自我实现、突出自我和自我奋斗，企业也为每位员工提供充分发挥其潜能的机遇，鼓励个人奋斗、冒险和创新，表现出浓厚的个人主义色彩。故美国的市场经济也被称为个人资本主义,强调个人价值,强调消费者经济学。
4、中国企业文化建设个性不鲜明。我国长期以来在实行计划经济过程中所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模式，加上企业与政府之间所形成传统“依附”关系尚未彻底解除，政企职责不分，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的经营权，难有能按自己行业特点和性质构建起来的企业文化，也就很难有自己特色的企业文化，因而大多是形式和内容几乎一样的企业文化。
美国是一个崇尚自由，同时又在文化上易于包容其他文化的国家，在企业文化建设上非常强调规章制度和契约的约束作用，企业的组织机构既严密稳定但又具备一定的灵活性，规章制度相当完备，特别重视经营的战略目标和外在控制手段，推崇“硬管理”。在美国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相互关系主要是由一系列完备的规章制度和契约来维系和调节的，实行“责、权、利”统一的人员聘任制，分工明确，对事不对人，因此，工作效率高。
（二）、中美企业文化差异的分析
1、企业追求的目标不一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企业主要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社会主义企业实行的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广大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企业文化要能够很好地吸引和激励全体员工积极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参与企业管理，体现整体性。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员的共同拥有的价值观，它能形成企业的合力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企业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进行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的经济实体，必须符合国家统一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符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改善企业生产经营，实现利润，从而取得企业经济的发展。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的企业一则把财务目标作为企业最高目标，也就是把获得最大利润和扩大投资回报作为企业的最高目标般。在他们看来，办企业的目的就是赚钱，利润多就意味着管理成功。美国企业管理者重视成本、利润等财务指标，精通的是策略、规划、模式和计量理论。
2、企业管理的中心不同。中国企业经营管理者强调在管理中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认为人既是企业的主体，同时又是企业的客体。因此，把人视为企业的“协作人”，注重培养员工的集体意识、依附感和归属感。同时，又把人作为“社会人”来看待，认为人并非单纯地满足金钱的收入与生理的欲望，他们更有社会的、心理的各方面的要求。因此，关心、尊重他们，尽可能地满足他们各方面的要求，使他们为企业竭尽忠诚。美国企业在管理中，是以工作任务为中心的。他们只把人当作经营管理的客体，把人单纯地作为机械人、经济人来看待，认为金钱是刺激人们劳动的惟一动力，只要肯出大价钱，优秀的管理、技术以及对企业的忠诚都可以买来，忽视人的心理的社会需要，缺乏对员工感情和需要的了解，不善于对人进行精神激励，他们的管理者对下属的第一句话是：今天你为我干了什么。
3、员工对公司的态度不同。在中国企业中，管理者要求企业员工把企业看作是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在这个家庭中员工是企业的主人，为了这个大家庭的兴旺发达，同甘共苦、风雨同舟，使之与企业成为一个祸福同享、荣辱与共的生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员工对企业具有较强的归属感。美国企业的员工对所属公司一般没有什么归属感，员工与公司的关系往往根据公司的经营状况而变化，哪里能赚钱、哪里能得到提升重用就往哪里奔，不愿长久地停留在一个企业，对企业没有依附感。大量人员流动带来培训成本升高，促使人们追求迅速提升而忘掉公司目标，人际沟通困难，缺乏合作。员工与企业关系淡漠，只是一种雇工与雇主的关系，彼此缺乏信任感，即使每个人都很出色，但要让大家深刻领会企业宗旨，分担企业风险，为企业献身就成为不可能的了。
4、经营决策方式不同。中国企业实行的是集体决策，注重集团内部的协调，在决策方法上往往强调集体讨论，按自下而上的程序进行，重视广泛听取和探讨下属人员的各种意见，力求在公司人员中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取得一个统一的看法。美国企业实行的是个人决策，在一些重大经营问题上由最高领导拍板决策，不需要同下属讨论研究。在美国，人们信奉的是决策权必须高度集中和专断，他们认为大工业生产需要高度集中的统一指挥，决策是一种权力，不能分散，只有最上层的管理者才有权决策等。美国的这种个人决策特点是决策快，责任明确，但是，贯彻中的协调难度大，遇到的阻力大。
5、企业内部的组织原则不同。中国企业一般组织机构管理层次的划分，在权力和责任的划分上不明确，讲究集体决策，组织负责，个人职责不明确，这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员工是企业的主人，把自己视为企业的共同体，企业是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的，强调相互间的联系协调，发挥员工的工作主动性、积极性和员工的一专多能。美国企业强调机构层次分明，职责明确，各行其职。企业依靠各级机构实行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控制，相互之间缺乏信任和协调。在美国一些大的公司为了加强对公司的控制，一般都设有一些特别行动小组的机构，这些小组遍及整个公司，一发现问题或者怀疑有什么问题，就派小组去处理。作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和员工，权责应该更明晰并应该趋于一致，企业应该转化观念，明确组织目标，完善监督机构，以更现代和严谨的组织结构和要求去配合企业的现代化管理。
6、领导风格不同。在中国，企业的领导风格基本上是协商型，注意同下属和员工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领导同公司融为一体，不突出个人的地位和作用，注意倾听下属意见，想方设法增加上级和下级之间的接触。美国企业的领导风格基本上是一种命令型。美国企业信奉的是领导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拥有处置一切的权力，习惯于用军队的指挥方式来管理企业，善于发号施令，下属要唯命是从，不得违背。
（三）、差异的具体表现形式：
1、物质文化的差异:物质作为一种实物形态，在合资企业中为中外双方所共有，是企业赖以生存、不可缺少的基础。建设合乎企业自身文化特色的企业物质外壳是合资企业构建企业文化的重要外在因素。中方引进美方甚至世界各地对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现代化大生产管理方式后，必须面对大量较低水平的手工劳动操作，并受到较为落后的基础配套设施所限制。要适应其高技术、大规模生产的工作环境，就需要一定的心理和文化适应期，也需要一段为时不短的建设与完善期。
2、行为文化的差异:外方企业通常采用其组织机构设置，实行层级管理，强调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同时也要求为配合生产采用了适用于自身的部分配套规章制度。但是，这样的规章制度必然还有较多地方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或是仍处于适应调节期间。美方人员在许多情况下会采取强制的方式要求中方人员贯彻实施其管理模式，这往往使中方被管理者对规章制度产生逆反心理，并在管理的空隙中尽可能地应用中国的管理方式，使制度化管理难以贯彻实施。即会出现先进规章制度造成低效管理的尴尬局面，这是双方对对方管理方式和制度没有能具体了解且适应期较短所造成的。
3、精神文化的差异:企业精神是合资企业创造的精神财富，是合资企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合资企业内部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有机结合体。若在合资初期中美双方的高层管理人员只重视生产与经营状况，而忽视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塑造，没有意识到共同价值观的塑造可以减缓文化冲突，没能提炼出比较符合合资企业自身实际情况的企业精神，这就会使中美方不能齐心协力、统一行动。加之双方欠缺协调，就会导致许多决策出现分歧，状况再恶化，从而导致更大的问题出现。
二、中美企业文化融合问题试讨论。
在几百年来企业文化融合的不断摸索和建设过程中，据研究表明，企业现有的几种文化共存形式为：
一是统领，所谓统领是指组织内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而扮演统治者的角色，组织内的决策及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而其他文化则被压制。该种方式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时期内形成一种“统一”的组织文化，但其缺点是不利于博采众长，而且其他文化因遭到压抑而极易使其成员产生强烈的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折衷。所谓折衷是指不同文化间采取妥协与退让的方式，有意忽略回避文化差异，从而做到求同存异，以实现组织内的和谐与稳定，但这种表面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很小时，才适应采用此法。三是融合。所谓融合是指不同文化间在承认、重视、理解彼此间差异的基础上，相互尊重，相互补充，相互协调，从而形成一种你我合一的全新的组织文化，这种统一的文化不仅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且极具“合金”优势。
根据我国企业文化特点及分析差异可知道，双方的文化差异很大，所以在中美企业文化共存的三种形式中，最适用的就是融合。
（二）文化融合的方法及步骤
1、跨文化管理
中美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更要注重决策目标、共同价值观等深层次文化因素的沟通与融合。中国的合资企业需要跨文化管理。一方面，建立在中国境内的合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必然要受到中国大环境的制约，它不但要遵守中国的有关法规、制度，而且其组织管理体制必须与中国的文化相适应；另一方面，合资企业的跨文化管理具有双向性，其员工多来自中国本土，对来自国外的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中外双方的沟通可能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不同管理方式的融合也是长期的。但是，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及融合将促使跨国公司的经营管理走向多元化和全球化。（1）客观的识别、比较不同文化差异
由于中美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互相接受必须建立在互相认识理解的基础上，文化冲突又是由文化差异造成的，所以必须对文化差异进行分析识别。以积极主动的态度从客观的角度去认识，多角度理解，详细区分不同文化差异的成因、表现及可能导致的问题。管理者要正确的识别和区分中美文化差异、合作方企业文化差异，分析并描述现有的企业文化。比较双方文化的异同点，这样，就可以区分出沟通协调中发生的文化障碍、文化差异及其他问题，才能更好的进行跨文化管理及针对性的措施的实施。
（2）加强企业管理者及员工的跨文化培训
跨文化培训是为了加强人们对不同文化传统的适应和反应能力，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跨文化培训的主要内容有：①对对方民族文化及原公司文化的认识和了解；②文化的敏感性培训；③文化的适应性训练；④语言学习；⑤跨文化沟通及冲突处理能力的培训；⑥合作关系建立等。这种培训的目的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①减轻驻外经理可能遇到的文化冲突，使之迅速适应当地环境并发挥正常作用；②促进当地员工对公司经营理念及习惯作法的理解；③维持组织内良好稳定的人际关系；④保持企业内信息流的畅通及决策过程的效率；⑤加强团队协作精神与公司的聚力。不仅如此，跨文化培训与其他培训一样，越来越多地被用于留住企业所需要的人力资源。这是因为公司花钱或提供培训，不仅是对业绩出色的员工的激励，而且也显示了公司对员工长期发展的诚意。搞好跨文化培训有赖于一批高素质的跨文化管理人员，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选择那些在多元化环境中经受过锻炼及能掌握对方语言的人员。
（3）建立共同经营观及公司文化
建立共同的经营观和公司文化。通过识别文化差异和进行跨文化培训，公司员工提高了对文化的鉴别和适应能力。在对文化共性认识的基础上，根据环境的要求和公司战略发展的原则要建立起公司的共同经营观和强有力的公司文化。这一点至关重要，它有利于减少文化冲突，使得每个员工能够把自己的思想与行为同公司的经营业务和宗旨结合起来，也使子公司与母公司的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又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起良好的声誉，增强跨国公司的文化变迁能力。公司文化建设管理的另一个方面，就是依靠制度来保障文化的推行。在企业文化被导人后，仅仅通过软性的宣传和培训不可能使所有的员上都心甘情愿地接受它，还必须依靠灵活而有效的制度来巩固和维护它。特别是当中国的社会监控体系还没有完善的时候，让员工健康地成长十分重要。
2、推行本土化管理
企业合资后，应推行跨文化的本土化管理。本土化、当地化是合资企业文化核心，融入本土化管理以消除文化差异是跨国经营的重要保证。了解并承认合作方优势所在，充分利用联盟的各方优势资源，更注重运用本地人才，尽可能地让经营与管理融入本土文化之中。美方应多与国内的同行合作交流，与合作方多沟通，提取合作对方原有生产，经营，管理方式的先进之处，相信在这一系列合作中，跨文化交流与融合对企业的发展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使跨国合作的势头生气勃勃、蒸蒸日上。合资公司的本土化策略包括：①生产本土化；②经营方式的本土化；③管理制度的本土化；④管理人员的本土化；⑤研发本土化。
3、强调和谐的合作关系
企业合资后，必须建立“结盟取胜、双赢模式”的发展战略，所以应强调建立和谐的合作关系。企业文化也要适应“结盟取胜、双赢模式”新战略发展的要求。“协作竞争、结盟取胜、双赢模式”这给企业文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企业重组后企业文化怎样融合的问题。因为企业联合、兼并的过程中，不能只从经济和财力方面考虑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注重文化方面的差异。各个企业都有各自的文化特征，创业历史、发展目标、经营理念、所处环境、员工素质等各有不同，所形成的企业文化也必然各具特色、互有差异。如果没有企业文化的融合，就会出现“貌合神离，形连心不连”现象。所以，只有做到取长补短、扬优避劣、达成共识，形成“结盟取胜、双赢模式”型的企业文化，企业才更具生命力、凝聚力和竞争力。因此，要抓好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遵循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联合兼并企业的不同情况区别对待；二是要双方都应注意克服排斥对方的自大心理，加强相互的了解与交流，吸纳对方文化的精华，发展成为经过融合后更为优秀的企业文化。三是加强公司内部文化交流，企业内的多方员工能在融洽的人际环境中工作生活。
4、共建学习型团队和文化 企业合资后，要着手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文化，即企业中的每个人都要学习，而且要变个人学习为企业团队学习，使企业成为学习型组织。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我们已进入了信息爆炸、知识更新速率不断加快的时代，所以21实际已成为强调“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和强调构建“学习型社会”的世纪，人的发展需要学习型组织，企业组织形式向扁平式的灵活方向发展，其管理的核心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从线性思维到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的转变，对个人及企业的知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学者在著作中强调“系统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根源于知识及知识的灵活运用和潜能及智慧的开发”。可见，学习对组织和对企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新经济环境下最成功的企业仍然是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组织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将进一步受到关注。因此，企业只有建设学习型组织的企业文化，才能适应科技、信息社会更加迅速发展的时代和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立足国际市场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可通过分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开展各项培训活动来提高团队学习能力、强化员工素质。
5、提炼出新的企业精神
熔铸企业价值观、企业目标、企业道德、企业经营等观念形态，提炼出富有特色的超越文化差异的企业精神。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总和的高度浓缩、升华和集中反映。在国际管理学界广泛的一种说法是：企业员工的知识再多也不如他们的智力作用大，智力再好也不如员工素质起作用，而素质再好又不如员工的觉悟作用大。企业精神实质上是一种能够充分激发员工觉悟和能量的有力武器。企业合作体制、结构的变化，要求企业文化战略也要适应这个变化。为此合资企业必须积极的思考和实践。抛弃一方统领一方的观念，尽快融合双方的差异，找出共同点。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发展、建设彰显自身特色的企业精神。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精神,企业精神就是企业灵魂,企业文化是企业之间最高层次的竞争,企业惟有具备雄厚的企业文化力量,才会在21世纪全球化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企业逐步走向世界,各国企业也在走向我们。由于文化差异,企业在共同合作和经营中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文化冲突,但是出于中外企业双方共同利益的需要,中外企业文化会出现相互融合、优势互补,从而发展成为一种“合金”文化。
参考文献：
1、樊文富 中美企业文化差异分析及两国企业合资后对文化融合的探讨《沿海企业与科技》 2004年第1期
2、周钟 合资企业的文化整合《国际市场》 2001年第6期
3、郑 宁，胡琳瑜 企业并购中的文化冲突与文化整合《企业经济》 2004第6期
第三篇：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研究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研究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中美政治制度具有着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典型特征。下面就来对中美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
1、中美根本政治制度的区别：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通过人民投票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领导人，人民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也有利于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更加利于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毕竟只是代表民意，不能充分全面反映每个人的意志；以会议的方式，一年一次，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虽然设有常设的人大常委会，然而人大制度毕竟不如常设机关能持续工作。
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制度，即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立法权属于由
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每个国民都持有选票，可以直接参与领导人选举。
三权分立制度的优势在于三者权利互不干涉，相互监督，相互制衡，有利于防止专政；三权分立的核心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机关内部的互相制约，使之更好地协调配合，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它的缺点在于当各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三大机关之间相互扯皮，必然导致办事、决策效率低下。
2、基本政治制度的区别
中国的基本民主政治制度有3个，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对应的，美国则是“两院制”，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州层次上有着“州制度”，州也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功能和管辖范畴都和国家层次上的对应机构大致相同。一州也有州长来管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战友。而美国的两院制则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执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更好的治理，设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而美国则是在各个州设立了州政府，除内布拉斯加州仅有一个立法机构外，其他州全都分上下两院。上院叫参议院，下院叫众议院。功能和管辖范畴都和国家层次上的对应机构大致相同。
我国存在着一个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以下优势：
第一，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第二，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并稳定有序地发展。
第三，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简单来说就是 “三个自我”和“四个民主”,即“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最后来分析中美政治制度，为的是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定要适应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才能持久地存在和运行。要评判它的好坏，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它能否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二是它能否有效率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三是老百姓对它是否满意。美国的政治制度适应它们自己的情况，存在了200多年，期间也经历了不断地修改，经过南北战争的考验，形成今天的制度格局；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中国自己的情况，并且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完善与创新。中国共产
党曾一度模仿苏联，后来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逐渐形成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十几年以来，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应当承认，中美两种民主政治制度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以美国为典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较之专制制度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对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文明进步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完备性。所以才会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适应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形势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不长，虽显示了优越性，但也具有不完备性，需要不间断地总结经验加以丰富和健全。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说，在如何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维护政局的稳定与和谐，强化家庭与社会责任方面，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说，在如何扩大政治的透明度，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可以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他山之助。
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什么东西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这就是说，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如同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也有一个由不太完善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以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鼎立或三权分立制度是出于制衡权力的考虑而设置的，在实践中，这种制度也有效地起到了制衡权力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稳定。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致使许多重要国家无法得以及时决断。三权分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个人独裁专制，保持了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当坚持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应当借鉴资本主义权力分工与制约的作法，但是却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
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
第四篇：中美企业文化的差异
中美企业文化差异
从企业的形成历史和运行机制看，中国与美国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而产生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更深层次的企业文化方面，差异性更大。以下是几点很显著的差异：
（一）企业文化是一个层面，如果我们从更宏观的角度看，两国的民族文化差异是首当其冲的。我们从霍夫斯坦德的理论来看，中国是权力距离大、集体主义为特点，美国正好相反。这意味着，美国更容易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文化氛围，个性更为张扬；中国则更容易建立一种等级规范的文化氛围，个人要服从集体。所以美国不喜欢集权，它是没有中央银行，美国的每个州都有一个行使央行职能的金融机构；而中国的组织架构则都是金字塔式设计，我们的很多央企的架构都是总部---省--市，甚至细化到县、村。这种民族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企业文化方面，最突出的差别就是美国人的企业更容易建立人性化为主体的文化，而中国的企业则更容易建立规范控制型的文化。
（二）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应用存在差异。美国的企业建设文化，一般将更多的关注点集中到文化后期，即文化的描述都非常的简单，也很清晰。关键就是怎么去让员工按照公司文化倡导去做。而且美国企业经过长时间的发展，每当面临需要变革的时候，他们发现唯有通过文化去引领变革，其他的管理变革才会取得成效。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现状则表明，我们往往将精力放在文化建设的前期，比如我们的理念怎么描述才能彰显企业的文化品位、企业个性，而后期文化的应用则是通过培训、宣贯加一般性企业活动就万事大吉。至于企业有意识地通过企业文化的变革去引领企业的管理变革，更是少之又少。
（三）企业文化建设的方式不同。在美国，企业文化从开始形成到逐步的完善调整，基本都是由公司高层带头去做，他们一般将自身定位为文化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而且他们很少就文化而谈文化，比如确定了文化的调整方向和内涵后，从高层到管理者、员工一般更多地思考我们如何在工作中去做，如何去调整？所以在美国，很少有专门的部门去负责企业文化，他们更多的是全员的参与。每次的文化变革，都会有一个专门的文化临时机构来引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国情所致，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重担，大都落到了政工部门手中。而企业高层则只是过问或者适当关注一下文化建设进程进行。政工部门对文化的理解可能很到位，但由于他们一般缺少经营管理经验，所以在文化与管理的融合方面，往往显得力不从心。
（四）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不同。美国的企业往往会自动自发地进行公司文化的建立与调整，这样的出发点，往往是企业感觉到有建设文化的必要，或者认为企业经营环境的变化需要对自身文化进行变革。因而这种主动性和明确的目的性，使得美国企业的文化建设更加注重实效，而不是形式。中国的很多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出发点则各有不同。有的企业认为企业发展的不错，需要进行一下文化的总结，有“盛世修典”的感觉；有的企业则是认为企业面临转型，需要通过文化的引领，促进企业管理的变革，这种类型的企业在中国也不乏其人；有的企业则是因为上级单位要求建立企业文化，而且也有这方面预算，因而进行文化建设。总之，因为中美两国的民族文化差异、企业经营环境不同，造成了两国对企业文化，从认识到应用，再到实施，都有很多差异。同心动力建议中国的企业在正视这些文化差异性的同时，应该将目光放在如何通过企业文化来帮助企业切实提升绩效这一点上更为实际。因为企业进行文化建设，其间必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文化建设总该物有所值才是
第五篇：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
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对象、目的、功能与方法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佚名编辑：studa9ngns
继5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界开创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后，中国政治学界在80年代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尝试。1987、1994年相继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译著、专著不断问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以天津师范大学的徐大同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自90年代后期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过，虽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专业术语和一些概念上不无彼此沿用之处，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径的独创，中国主流学者似有意要使这一研究与国际通行的政治学研究规范分道扬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不同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入手，力图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并从中引出有益于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 全球战略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一般地说，任何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时代、一定社会人群的政治需要。这既是古往今来政治研究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战略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出于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决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异国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是否会投降，以及美国如何管制日本两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访谈调查和书刊、电影资料等实证研究，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致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事实证明，战后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她的见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出版。该书对50年代后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
此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遏止政策的出台，杜鲁门政府全面修改美国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反共为特征、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的严酷事实，不仅给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国国内的保守反共势力异常活跃，50年代出现了以迫害进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举国上下的“恐共症”。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许多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大部分都未获成功，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军人独裁政权。为了顺利地推行全球战略，美国政府急需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学研究人员提供这方面详实的研究报告。
为此，从1952年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倡导之下，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展开了对
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进入实际政治研究的天地，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更多的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民众心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详实的资料，为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对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产党员进行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的感召力》（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1954）一书；派伊（Lician W.Pye）与阿尔蒙德合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采访华裔共产党人。由此引发了他日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的兴趣。(2)1953年的一天，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的本部召开会议，邀请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派伊和其他学者座谈对发展中国家的观感，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立。(3)
通过这种比较政治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怀疑40—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力观念。这种观念把权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的货币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认为权力现象本身存在着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从战前美国传统政治学，到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开创者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政治发展理论的提倡者亨廷顿（Sumuel P.Huntington）都持相同的见解。然而，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阿尔蒙德、派伊等人却发现，由于对权力的特殊情感、态度和认知程度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政治行为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并不是从古至今到处同一的。研究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4)
1956年，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比较政治制度”的论文，第一次明确地对“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使比较政治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
此后，以阿尔蒙德为首的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体课题，并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这一领域，如：1957年开始的由阿尔蒙德、乌尔巴主持的对英、美、德、意、墨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项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1963）一书（The Civic Culture）；1958年开始由派伊主持的对缅甸进行的调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一书（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d）；阿尔蒙德与科曼还依实地调查写出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一书（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盛极一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增强了美国海外企业、跨国公司对外国政治的广泛了解，而且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尔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国政府或军队研究机构兼职，有的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
总之，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与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直接相联系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决策的需要，没有美国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外扩张的战略态势，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政治文化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然，这是与70年代末中国结束旷日持久的“文革”内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密不可分。从总的来说，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社会需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但具体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却是由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思潮汇合而成，并由此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首先，它是在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潮从现代化压力下对面临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然后又从西方文明的没落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并力图使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相互融合。(5)这种学术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哲学界在国内传播，并逐渐涉及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西政治价值观的理解、评价。从广义上看，它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创造了有利学术思想环境。
其次，它是在中国学者探索“文革”内乱原因的反思中形成的。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以文学界、理论界为主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酿成这场灾难仅仅追究个别人物的责任是不够的，应当从文化因素中探索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要避免“文革”内乱的重现，必须重建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结构。(6)这种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它是在西方政治学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人员就接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学。80年代中期，各种评介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书籍、文章大量问世。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林德布鲁姆的决策理论等等，在中国政治学界不再是生疏的学说。这其中，政治文化研究也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给予广泛的介绍，并且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前两种学术思潮从客观上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间接地影响了这一研究的话，那么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思潮则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时，明显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一部分学者把政治文化研究当作一种经验、实证的方法，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量化的研究手段，如问卷式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对公民政治心理、态度进行现实的研究。(7)其二，另一部分学者、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学者，则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判断尺度，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理论研究。(8)这两种不同倾向也反映了中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员结构特征，前一种倾向的人员以各级党政机关、或从属于党政机关的舆情调查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为主；后一种倾向则主要是与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相关的院校学术研究人员。前者以向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提供了解社会舆论、民情调查报告为目的，对国家和政府决策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后者侧重于面向各种教育对象，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机制，几乎是彼此不向往来地进行着各自研究。虽然，目前部分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做出积极的努力，有意地把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实际政治研究的范围，如一些大学对大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对某一特定地区居民政治态度进行的调查研究，等等。但是，由于缺乏进
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很难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因此，院校研究人员的政治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纯粹学术思想、原理和方法的阐释为主，侧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实际政治工作人员则忙于具体事物，无暇过问理论，在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上，使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方法时本身就不够规范，基本上采取了就事论事的简单摹写、描绘现实的方式。因此，在大量事实材料的面前，缺乏对长期经验事实的整理概括、以及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总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多学科、多渠道、多样化的特点。这反映了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接受，而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是可以在涉及政治的广泛的领域中加以运用的。不过，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难免不出现对政治文化研究本身概念、范畴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与政治文化研究当初被创立时的界定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就此意义上而言，有必要在研究的对象、目的等问题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做一次认真的比较研究。
三 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显著差异
从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过程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显著的差异。、研究对象、功能上的多国比较与自我批判反思之差：
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是由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决定的。从研究对象看，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把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模式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同时，政治文化研究是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服务的，或为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在海外经济、贸易的扩展服务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途径而形成的对本土政治文化价值的一次再确认。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尚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是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国传统文化之玉。当前中国学术界展开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脱离近代以来知识界研究文化问题的初衷。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脱离不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异文化的大背景。只有当一个民族被置身于这种开放的大环境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提上日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间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题、功能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以异文化为对象、以皈依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为主题、以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服务为其功能的。相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着力于批判地借鉴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范畴、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并借此重新认识、评价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中国大文化研究相同，明显地具有一种内向反思的特征。
2、自我文化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
中美两国都是文化大国，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大国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在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与美国政府总是以“人权”为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总是透过西方“自由、民主”的眼镜去看待别国政治文化的。例如在阿尔蒙德等人的有关政治文化著述中，尽管他们一再声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客观描述性，但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总是摆脱不了对别国政治文化的贬低、否定，以及对美国式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这其中最让中国学者难于接受的是派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偏见，例如他讲，中国人的特点是欣赏欺诈、不愿承诺，相信外力而不是自身的力量，爱揣摩形势……，等等。显然，这种观点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人民族性的成见。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以自我文化传统为中心的向心力，以致在历史上诸多外来异文化都被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但自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以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终于被打破了。随着革命、救亡、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新中国的诞生，以革命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了传统文化。但是从建国以来的文化变迁中，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仍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但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冲突、接近与疏离的文化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再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趋势已经使兼容并蓄的开放式的文化心态在中国公众中生了根，很少有人还带着偏见去看待某一种外来文化。同时，也很少有人借外来文化否定中国的本土文化。这种在多元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宽容精神，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并不存在自我为中心、排斥外来文化、否定别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介绍别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象美国学者那样要让别的国家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3、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这无论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还是后来阿尔蒙德与派伊等人的多国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参与政府决策、影响决策过程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反之，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者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为主，富于学理性、缺乏实际操作性，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尚有待发展。
通过以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的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应当肯定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从传统思想文化还是从现实公众政治心理入手，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应当总结以往中外政治文化研究的经验，探索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研究方式，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政治保证。
注释：
(1)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2)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cs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 1985 , pp.x.(3)Ibid.,pp 351.(4)Ibid.,viii.(5)张君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参见周阳山 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时报出版公司，1971年1月，第75—93页。
(6)参见沙连香 主编《中华民族性》编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337—341页。
(7)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8)这方面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许大同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以及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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