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价值观对比研究中美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

第一篇：从文化价值观对比研究中美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

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是近期写作，公布的题目可以用于免费参考

最新200份英语专业全英原创毕业论文，都是近期写作论报刊语言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An Analysis of Hamlet’s Delay of Revenge in Hamlet解读《纯真年代》中的爱伦的悲剧原因从《简•爱》与《藻海无边》看女性话语权的缺失目的论视角下的广告翻译国际商务英语合同翻译策略研究《小妇人》－－家庭教育对儿童个性的影响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成语的翻译至美的追求—美学视角下泰戈尔的《吉檀迦利》浅谈美国职场上的性别歧视及其原因《喧嚣与骚动》的创作技巧研究Three Discriminations to Little Black American Girls in The Bluest Eye任务型教学理念下的教材分析 －－ 以《牛津高中英语》为例An Analysis of the Tragic Fate of Mary Turner in The Grass Is Singing卡特福德的等值翻译理论与名词化翻译——以《入乡随俗》英译汉为例语言中性别歧视词汇的语用分析通过电视广告看中美思维模式差异庞德对李白诗的误读——《华夏集》诗学探微从《尼克•亚当斯故事》中探析父亲情结对海明威人生观的影响图式理论在高中英语阅读中的运用主位推进模式在语篇翻译中的应用中美婚姻观对比研究论旅游指南的翻译从目的论看《红楼梦》中“狗”习语的翻译An Analysis of Fagin in Oliver Twist《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象征主义分析《喜福会》中的中美文化差异从餐桌礼仪看中美饮食文化差异浅谈中外记者招待会中口译者的跨文化意识认知角度下的隐喻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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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关联理论视角看影视字幕翻译——结合美剧“绯闻少女”进行个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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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势语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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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与苔丝悲剧命运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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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旅游看中美核心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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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汉称谓语对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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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民间鬼神形象中体现的宗教世俗化的研究

用隐喻理论分析英汉商标的语言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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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真年代》中的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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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读者接受理论看《达•芬奇密码》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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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谈判口译的语用失误的成因及负面影响对学习的启示

浅析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凯瑟琳

浅析《宠儿》中三位黑人女性的身份寻求之旅

中美脱口秀会话分析对比研究

从林语堂所译《浮生六记》看文化负载词翻译

英语形容词的翻译

从《看不见的人》中透视美国黑人寻找自我的心路历程

《晚安,妈妈》中公共汽车和洗衣机的象征寓意

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喜福会》

英汉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中西方跨文化商务活动中礼貌的语义差别

跨文化交际视野中的英汉习语研究

The Influence of Bob Dylan and His Works on American Social Movements

英语科技文献的句子特点与翻译

战争、归乡、爱情—《冷山》的多元主题研究

浅析《飘》中女主人公斯佳丽的女性意识

从《刀锋》看毛姆的救赎之道

狄更斯《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达尔文主义视角下的《卡斯特桥市长》

《傲慢与偏见》中的婚姻观

爱伦坡侦探小说的特征与影响

探讨《根》中黑人与美国人的根

《荒原》中的神话溯源

Preciseness of Legal English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English Reading Class of Senior High School 138 电影英文片名汉译的原则

新课程背景下中学英语教学培养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意义与对策

从功能对等理论看《哈利波特》小说中魔法生物名的翻译

从跨文化的视角分析美国动画“辛普森一家”中的习语现象

广告英语翻译中的归化和异化策略

论广告定位中的文化冲突及对策

从《狼图腾》和《野性的呼唤》中狼的意象比较中西方生态意识

A Study of the Causes of Tess's Tragedy

从《呼啸山庄》人物爱情看人性的特点

从植物词看英汉文化差异

从写作方法分析《宠儿》的主题

女性主义解读《威尼斯商人》中的女主角

英汉习语中价值观的差异

151 英汉基本颜色词的文化内涵对比及其翻译

152 相同的追求，不同的命运——《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和《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比较

153 从操纵理论看儿童文学的复译

154 A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Phonetics in JEFC Teaching

155 目的论指导下《页岩》英译汉中的词类转译现象

156 英语商务合同的文体特点及其汉译

157 《红字》中女权主义意识探析

158 女性社会价值的深情呼唤—小说《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和莉丽人物形象的对比研究 159 英语委婉语成因及其在政治方面的应用

160 《老友记》中言语幽默的修辞学思考

161 高中学生英语课堂口语交际活动的错误分析

162 英语学习的性别差异及相应的学习策略

163 女性主义的觉醒：论凯特•肖班的《觉醒》

164 合作学习在初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应用的可行性研究

165 分析《傲慢与偏见》与《简爱》中觉醒的女性意识

166 论《西游记》中文化因素的翻译策略——以詹纳尔和余国藩的英译本为例

167 海明威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精神荒原主题分析

168 中美面子观比较及其对商务谈判策略的启示

169 On Translation of Symbolism in Pop Songs with a Case Study of Hotel California

170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Yellow and Huang in English and Chinese 171 从生态批评论梭罗《瓦尔登湖》中对工业化的思考

172 Love and Death in The Awakening

173 从性别歧视浅析两位复仇女性之困境——美狄亚及莎乐美

174 Situational Approach to Grammar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English Classes

175 《月下独酌》两种英文译本之对比研究

176 论《儿子与情人》中保罗的爱情悲剧

177 On Womanism in Alice Walker’s The Color Purple

178 论《喜福会》中的中美文化冲突与兼容

179 An Analysis of Tess’s Tragic Fate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ardy’s Fatalism

180 跨文化交际中的体态语

181 论《瓦尔登湖》的生态伦理意蕴

182 On Wisdom of Tao in Tao De Jing and the Subjectivity of Translator－－Based upon Translations of Wu（无）and You（有）

183 旅游景点名翻译的异化与归化

184 论接受理论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影响——以《快乐王子》中译本为例

185 从话语权力的角度看电影《换子疑云》

186 译者主体性视角下的翻译策略—杨氏夫妇《聊斋志异》英译本个案研究

187 浅析简•奥斯汀《理智与情感》中的婚姻观

188 《老人与海》和《白鲸》的个人主义比较

189 从关联翻译理论看《圣经》汉译过程中的关联缺失

190 边缘人群的孤独与无奈——对《夜访吸血鬼》中路易斯的研究

191 论网络英语的特征

192 《洛丽塔》悲剧结局因素探析

193 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夜与日》看女性同性爱主题的写作模式

194 论伍尔夫《到灯塔去》女权主义主题思想及对中国女性文学之影响

195 论华兹华斯诗歌中的自然观

196 文学课程中的文化导入

197 《长日入夜行》中玛丽的悲剧和反抗

198 意象手法在《永别了，武器》中的使用

199 Mother Tongue Influence on the Learning of a Foreign Language

200 从文化价值观对比研究中美企业管理模式的差异

第二篇：中美风险投资对比研究

中美风险投资对比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美风险投资发展的有关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合我国风险投资实际情况，针对我国风险投资发展存在的问题，为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中美风险投资发展现状对比

（一）美国风险投资的发展现状

美国风险投资事业从1946年起步到今年2008年整整经历了62年。而且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区域产业结构的互补性等使得风险资本开始更多的跨国度、跨地区和跨行业的流动，加速了金融资本全球化的进程。

1、多样的融资渠道

美国风险投资来源多元化，且机构资金逐步处于优势地位。从历史上来看，富裕的家族和个人曾一度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风险资本在其来源构成中，个人和家庭所占份额逐渐下降，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所占比重稳步上升，近年来，美国风险资本来源渠道日益畅通，风险资本来源结构更趋多元化。

2、完善的市场体系

在美国，风险投资是在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的基础上，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而自然发展起来的。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并发展了较完善的风险投资的咨询服务市场、风险投资项目经济市场和技术经济市场以及股权转让套现的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的正常运作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3、适宜的组织形式和税收制度

美国风险投资基金主要采取合伙制，美国政府也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195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小企业投资法》，给投资小企业的投资者以低息长期贷款和减免税收等优惠；对风险企业融资提供了由中小企业管理组织实施的政府担保。1978年美国国会将投资收入所得税从49.5%降到28%，1981年起实行长期资本利得税率20%，2003年长期投资的资本利得税被调降到15%。合伙制的风险投资公司管理的风险资金金额已占美国风险投资规模的80%左右。

4、灵活的退出机制

美国风险资本退出机制呈现多元化趋势。1999年以前，美国的风险投资者大都愿意选择上市的方式收回投资，但是通过股票上市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因周期较长、标准较严格、手续较繁琐、受证券市场价格波动影响较大等，并不适合所有的风险企业。近两年购并退出方式正迅速上升为美国风险投资比较主要的退出途径。

（二）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现状

1、风险资本规模与投资总量增长迅速截至2007年底，据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不完全统计，内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所管理的投资中国内地的风险资本总额高达1205.85亿元人民币，在投资方面，2007年投资总额超过398.04亿元，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

2、资金来源日趋多元化

截止到2007，海外资本比例继续上升，达到55.6%。而来源于企业的资金比例则由2005年的30.7%持续下降到2007年的23.8%。来源于政府的资金比例也出现持续下降趋势，从2005年的21.1%下降至2007年的10.7%。在本土资金中，政府由直接投资者转变为间接投资者，不再直接投资设立风险投资公司，而是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引导更多的资金进入风险投资领域，并引导这些资金的投资方向。

3、组织形式逐渐调整

我国目前的风险投资基金主要以风险投资公司的形式存在。我国1992年颁布实施的《合伙企业法》明确规定合伙人负有无限责任，将有限合伙排除在外。2006年8月，修订后的新《合伙企业法》，确定了有限合伙的合法地位，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已准备组建合伙制企业。

4、投资行业进一步分散

我国风险资本逐渐将投资重点由IT行业转向传统行业。2001年至2005年，风险基金投资的中国超大金额项目中，以金融服务行业和批发零售行业为主的传统企业独占鳌头。2006有16.2%的风险投资项目属于传统行业，该行业吸收了20.57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所占比例上升至14.3%，仅次于IT行业。

5、IPO成为主要的退出方式

在我国，IPO正成为风险资本最主要退出方式，资本市场在风险资本退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2006年以前，风险资本退出渠道较单一，大多数是通过股权/股份转让来实现。但2006年仅有27%的项目退出方式为股权/股份转让，通过IPO实现退出已升至30%，成为风险资本最主要的退出方式。

二、中美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分析

（一）中国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风险投资逐渐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出现频率也日渐提高，中国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也努力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包括政府风险投资资本、国内企业风险投资资本、外资机构风险投资资本、金融机构风险投资资本和其他类型风险投资资本。根据

《2003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和《2005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04年，政府资本占到了39%，国内企业资本占28%，外资资本占21%，金融机构资本占7%，其他资本也占到了6%。由此可以看出，我国的风险投资资本来源主要是政府资本、国内企业资本，以及外资资本。但随着我国加入WTO，更深入地参与世界贸易，企业对政府资本的依赖逐渐减小，但政府资本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国内非国有独资公司资本跃升为第二大资本来源。并且由于国内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的建立，他们更频繁地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使得我国对外资资本的依赖也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金融机构资本所占比重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其他资本是指除以上类型的风险投资资本以外的来源，这一来源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到了2004年，其比重已接近于金融机构资本。

（二）美国资本来源分析

风险投资是美国经济链条中很有特色和魅力的一个重要环节，为美国经济的运行做出了巨大的推动，像苹果、微软和英特尔公司都是借助于风险资金成长和发展起来的。Paul.A.Gompers（1999）和Venture Economics Investors Services（2006）列出了美国从1993年到2003年间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的变化趋势。其中养老金由59%下降到了43%，公司由8%下降到了2%，个人和家庭由7%上升到了10%，捐赠基金由11%上升到了20%，银行和保险公司由11%上升到了25%。

从此可以看出，美国的风险投资中养老金占的比重虽然整体有一个下降趋势，但相对于其他资本来源，仍然居于绝对优势。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作用除个别年份外都在不断加强，成为美国风险投资的一个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公司资本主要是指大型企业基金，它们在风险投资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1997年达到25％后就呈现出逐年下降，到了2003年只占到了2％，但它们对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创业企业来说，仍然是获得风险投资资本的重要来源。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养老金等机构投资者的介入，个人和家庭的投资比重逐渐下降，1993年～2003年期间基本稳定在10％左右。

综上，由于美国的风险投资业起步较早，且由于美国政府资本的强大支持，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非常迅速。本世纪初，美国政府资本让位于民间资本，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更具多元化。机构投资者成为主要的资本来源渠道，资本总量非常庞大，同时抗风险能力也很强，可以长期投资于需要长期资本的风险投资业和创业企业，与风险投资业的特征相符。

而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只是最近几十年才开始发展起来，因此与美国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历程显示出转轨经济时期独有的产业特点，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比较单一。从表1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风险投资业属于政府主导型，政府资本和金融机构资本占到了40％以上，而外资资本所占比重不升反降，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限制了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活力。由于更多的采用直接投资的形式，民间资本没有被充分地吸引到这一领域，且中国目前尚未出现特定的天使投资者，风险投资资本来源渠道的单一严重影响了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发展。

三、中美风险投资退出机制的对比分析

1.美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分析。美国风险投资的迅猛发展得益于其发达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美国的资本市场体系相当发达,拥有主板市场、二板市场、NASDAQ市场和地方性证

券市场四个层次。特别是NASDAQ市场,为美国的风险投资提供了良好的退出渠道,促进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微软、英特尔、雅虎等一些世界闻名的高科技企业最初都是借助其发展起来的。

自NASDAQ市场建立后,美国的风险资本大部分都是通过IPO方式退出的,这也是能给风险投资家和风险投资公司带来最高回报率的一种退出方式。自2001年开始,美国风险投资以IPO退出的数量急剧下降。2000年,以IPO退出的项目数有262个, 2001年就猛跌到41个,到2003年只有29个项目以IPO方式退出。近年来,美国风险投资以兼并收购方式(M&A)退出的数量占风险投资退出数的比例越来越高。

1997年至今,随着第五次并购浪潮的开始,风险投资家更多地采用并购的方式退出。1998年美国风险企业的并购数目达到186家,募集到的资金79亿美元,同期的公开发行上市却只有77家,募集的资金只有38亿美元。到2001年风险企业并购的数目更是达到324家,比IPO数目高了近十倍。特别是近年来由于IPO深受美国二板市场低迷的影响,并购退出在整个风险投资退出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从美国的统计可以看出,尽管IPO的退出方式回报率最高,但其发生的概率在各种退出方式中仅占20%,与此同时,并购占25%,企业回购占25%,转售占10%,清算占20%。这表明,相当多的创业企业在风险资本退出时得不到公开上市的机会,非IPO的退出方式仍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12.中国风险投资退出机制分析。《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2006》指出:并购(包括国内外企业收购、股权转让、划拨等)等资本重组方式仍是2005年中国风险投资退出的主渠道,占全部退出项目的44.4%。2005年境内外上市比例继续保持较高水平。2005年风险投资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包括创业家、管理者等在内的回购比例有所上升,清算比例较2004年也有所提高。

另外,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2008年1月9日发布的《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指出:在退出渠道方面, 2007年共有77家具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企业在美国、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国内资本市场上市,融资总额达1569.41亿元,其中有50家企业在国内资本市场实现IPO,包括中国内地A股市场28例和中国香港地区22例,大大超出2006年的22家IPO退出数量。并且这些IPO退出基本都是由本土风险投资机构主导,其中仅深圳创新投一家就有10家投资企业实现IPO。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 IPO退出方式日趋流行,本土风险投资初见成效。这表明风险投资家越来越多的渴望通过IPO方式来实现风险资本的退出。

四、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对策

（一）拓宽风险投资资金来源的渠道

政府应积极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组建，扩大风险资本规模；引导那些对风险投资有正确认识、有资金实力、有承担风险能力的企业甚至个人参与风险投资；允许各种中介机构对风险投资的间接融资，充分利用闲置资金；积极引进国外风险资本进入中国，拓宽我国风险投资的资金来源，并借此吸取国外成熟的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经验和技术，以推动我国风险投资1胡海峰·风险投资学[M]·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6: 220.机制的建立与完善。

（二）创造有利于风险投资的政策法规环境

我国政府应当在已做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各种有利的优惠政策，完善相关法律。一方面，政府应对有关的企业发展和上市的产业政策、税收信贷政策、鼓励扶持的优惠政策和管理制度进行全面深刻的检查和反思，更新观念；另一方面，在政策内容中，政府还应进一步在对金融、财政、税收等有关部门的管理中，增强服务意识，改革目前有关体制的不合理之处，进一步加大政策体制的灵活性。

（三）完善风险资本的退出机制

为有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我国应尽早在创建风险投资退出的主渠道。同时，规范兼并收购行为，使收购兼并由政府行为转向市场行为，以利于风险资本的退出。最后，我国还要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如产权交易市场，为风险投资提供通畅的退出渠道。

第三篇：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研究

中美政治制度差异的研究

中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美国采用总统制，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实行分权与制衡的原则，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国会、总统、法院掌管，三个部门行使权力时，彼此互相牵制，以达到权力的平衡。中美政治制度具有着普适性与特殊性的典型特征。下面就来对中美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细致的研究。

1、中美根本政治制度的区别：

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方人大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通过人民投票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投票选举领导人，人民无法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人。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利于保证国家权力体现人民的意志；也有利于保证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权力的统一；更加利于保证我国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但是也存在一定的缺点，比如毕竟只是代表民意，不能充分全面反映每个人的意志；以会议的方式，一年一次，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虽然设有常设的人大常委会，然而人大制度毕竟不如常设机关能持续工作。

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制度，即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三个机关独立行使，并相互制衡的制度。立法权属于由

参、众两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行政权属于美国总统；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及国会随时制定与设立的下级法院。每个国民都持有选票，可以直接参与领导人选举。

三权分立制度的优势在于三者权利互不干涉，相互监督，相互制衡，有利于防止专政；三权分立的核心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即通过国家机关内部的互相制约，使之更好地协调配合，更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它的缺点在于当各方利益不一致的时候，三大机关之间相互扯皮，必然导致办事、决策效率低下。

2、基本政治制度的区别

中国的基本民主政治制度有3个，分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相对应的，美国则是“两院制”，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州层次上有着“州制度”，州也是三权分立：行政、立法和司法，功能和管辖范畴都和国家层次上的对应机构大致相同。一州也有州长来管辖。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战友。而美国的两院制则是由共和党和民主党竞选执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是中国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组织，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

由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为了更好的治理，设置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

而美国则是在各个州设立了州政府，除内布拉斯加州仅有一个立法机构外，其他州全都分上下两院。上院叫参议院，下院叫众议院。功能和管辖范畴都和国家层次上的对应机构大致相同。

我国存在着一个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有以下优势：

第一，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能够直接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

第二，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能够坚持正确的方向并稳定有序地发展。

第三，我国的基层群众自治能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相促进。“村民自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村民自治简单来说就是 “三个自我”和“四个民主”,即“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最后来分析中美政治制度，为的是取长补短，互利共赢。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一定要适应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才能持久地存在和运行。要评判它的好坏，可以大致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它能否保持国家的统一和安定，二是它能否有效率地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三是老百姓对它是否满意。美国的政治制度适应它们自己的情况，存在了200多年，期间也经历了不断地修改，经过南北战争的考验，形成今天的制度格局；中国的政治制度适应中国自己的情况，并且也不断地进行改革、完善与创新。中国共产

党曾一度模仿苏联，后来根据中国自己的国情，逐渐形成了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民族特点、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制度。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阶段的十几年以来，中国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应当承认，中美两种民主政治制度都是人类文明的成果。以美国为典型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是在反封建专制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较之专制制度无疑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它对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的文明进步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一制度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产生和发展，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和制度的不完备性。所以才会产生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以适应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形势需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时期不长，虽显示了优越性，但也具有不完备性，需要不间断地总结经验加以丰富和健全。两种民主政治制度应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对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来说，在如何扩大民主的社会基础，维护政局的稳定与和谐，强化家庭与社会责任方面，可以从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有益的借鉴；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来说，在如何扩大政治的透明度，加强对权力行使的监督，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方面，可以从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得到他山之助。

我们说社会主义社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什么东西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呢?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哪个好?当然是社会主义制度好。”这就是说，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但是，如同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发展完

善的过程一样，社会主义制度并非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它也有一个由不太完善而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我们目前所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显示出来。

以美国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三权鼎立或三权分立制度是出于制衡权力的考虑而设置的，在实践中，这种制度也有效地起到了制衡权力的作用，有效地保证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稳定。但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国家机关之间经常摩擦、扯皮、互相牵制，致使许多重要国家无法得以及时决断。三权分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个人独裁专制，保持了社会稳定，但也存在着严重的弊端。而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人类政治文明开辟了新的历史纪元，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制度，实现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使劳动人民在经济上得到解放，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确立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治统治，实现了绝大多数人的完全新型的民主政治制度。因此，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应当坚持和发展符合我国国情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应当借鉴资本主义权力分工与制约的作法，但是却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三权分立制度。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必须走全球性与本土性交融互动的道路，既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拓本土政治文明资源中的精华部分，又要以开放、求实的态度吸纳全球政治文明资源中的合理因素和优秀成果，从实际出发把市场经济与民主

政治相结合、中国政治发展与世界政治发展相结合，建立起一个适应本国实际和世界经济全球化发展要求的新型政治体制。

第四篇：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

浅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对象、目的、功能与方法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作者：佚名编辑：studa9ngns

继50年代中期美国政治学界开创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后，中国政治学界在80年代也开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尝试。1987、1994年相继两次召开了全国性的“中国政治文化学术研讨会”。随着有关政治文化研究的文章、译著、专著不断问世，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成为公认的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中外政治文化比较研究方面，以天津师范大学的徐大同教授为代表的研究群体，自90年代后期以来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不过，虽都是政治文化研究，而且在专业术语和一些概念上不无彼此沿用之处，但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完全是另辟奚径的独创，中国主流学者似有意要使这一研究与国际通行的政治学研究规范分道扬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即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不同社会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对象入手，力图透析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差异，并从中引出有益于中国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某些启示。

一 全球战略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

一般地说，任何政治问题的研究总是产生于一定的政治需要，即便高度抽象的政治哲学也脱离不开一定的时代、一定社会人群的政治需要。这既是古往今来政治研究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当今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直接原因。

政治文化研究最初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初的美国。这个时期正是二战后美国取得世界大国地位、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全球战略的时期。然而实际上，早在二战结束之前，美国政府出于战后如何处理日本的决策需要，就提出了研究异国文化的要求，并委托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就日本是否会投降，以及美国如何管制日本两大问题进行专题研究。在接受了这项任务后，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结合访谈调查和书刊、电影资料等实证研究，很快得出结论，认为日本人会投降，但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在此基础上完成了致美国政府的研究报告。事实证明，战后美国政府的决策与她的见解是相一致的。1946年，本尼迪克特将报告整理成《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出版。该书对50年代后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1)

此后，随着美苏关系的紧张、遏止政策的出台，杜鲁门政府全面修改美国战时与苏联结盟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反共为特征、以争夺世界霸权为目标的全球战略。冷战的严酷事实，不仅给刚刚结束了战争的世界带来新的不安，而且使美国国内的保守反共势力异常活跃，50年代出现了以迫害进步人士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造成了举国上下的“恐共症”。与此同时，美国还向许多国家输出“自由、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大部分都未获成功，反而出现了一系列军人独裁政权。为了顺利地推行全球战略，美国政府急需对世界各国政治制度的传统、现状有全面的了解，急需政治学研究人员提供这方面详实的研究报告。

为此，从1952年开始，在美国社会科学理事会的倡导之下，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展开了对

各国政治制度的研究，特别是对共产主义及其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他们纷纷走出书斋进入实际政治研究的天地，不仅对西方国家，而且更多的是对非西方国家的社会政治结构及民众心态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收集了一批详实的资料，为美国政治学界的比较政治研究奠定了基础。其中，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在对美、英、法、意的若干名前共产党员进行访谈调查的基础上，写成《共产主义的感召力》（The Appeals of Communism, 1954）一书；派伊（Lician W.Pye）与阿尔蒙德合作，几乎用了一年的时间在马来西亚采访华裔共产党人。由此引发了他日后对东西方政治文化差异进一步探索的兴趣。(2)1953年的一天，美国政治学学会的政治行为委员会在社会科学理事会（SSRC）的本部召开会议，邀请刚刚从马来西亚回国的派伊和其他学者座谈对发展中国家的观感，这次会议直接促成了美国政治学学会比较政治委员会的成立。(3)

通过这种比较政治研究，一些学者开始怀疑40—50年代美国政治学界流行的权力观念。这种观念把权力概念等同于西方经济学领域中的货币概念，是政治学领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核心概念；认为权力现象本身存在着一套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普遍规律。这种观点从战前美国传统政治学，到战后美国国际政治学的开创者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政治发展理论的提倡者亨廷顿（Sumuel P.Huntington）都持相同的见解。然而，从事比较政治研究的阿尔蒙德、派伊等人却发现，由于对权力的特殊情感、态度和认知程度的影响，生活在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人的政治行为是极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权力现象并不是从古至今到处同一的。研究影响人们政治行为的心理、文化因素是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4)

1956年，经过几年的潜心研究，阿尔蒙德在《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发表一篇题为“比较政治制度”的论文，第一次明确地对“政治文化”概念、方法给予界定和说明，使比较政治研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研究领域。

此后，以阿尔蒙德为首的一批政治学研究人员，设立了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具体课题，并把行为主义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手段引入这一领域，如：1957年开始的由阿尔蒙德、乌尔巴主持的对英、美、德、意、墨五国公民政治态度的调查和分析，这一项目在1962年完成，并出版了《公民文化》（1963）一书（The Civic Culture）；1958年开始由派伊主持的对缅甸进行的调查，由此而出版了《政治、人格与国家建设：缅甸对认同的寻求》（1962年）一书（Politics, Personality, and Nation Buildind）；阿尔蒙德与科曼还依实地调查写出了《发展中地区的政治》（1960年）一书（The Politics of Developing Areas），等。

60、7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作为比较政治研究的一个分支盛极一时，不断有新的研究成果问世。不仅增强了美国海外企业、跨国公司对外国政治的广泛了解，而且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批从事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阿尔蒙德、派伊等人都在美国政府或军队研究机构兼职，有的还是兰德公司的顾问。

总之，从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的过程可以看出，它是与二战后美国奉行的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直接相联系的，是为美国政府的对外决策服务的。如果没有美国政府决策的需要，没有美国二战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外扩张的战略态势，政治文化研究在美国的兴盛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与政治文化研究的多样化

中国政治学界开展政治文化研究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然，这是与70年代末中国结束旷日持久的“文革”内乱，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密不可分。从总的来说，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是重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客观社会需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理论思考。但具体来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却是由来自三个不同方向的思潮汇合而成，并由此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

首先，它是在海外华人学者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思潮影响下形成的。这种学术思潮从现代化压力下对面临危机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开始，走向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否定；然后又从西方文明的没落中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并力图使之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相互融合。(5)这种学术思潮从80年代初开始通过哲学界在国内传播，并逐渐涉及中国政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理论思考，以及对中西政治价值观的理解、评价。从广义上看，它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创造了有利学术思想环境。

其次，它是在中国学者探索“文革”内乱原因的反思中形成的。文革结束后，知识界，以文学界、理论界为主的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之所以会酿成这场灾难仅仅追究个别人物的责任是不够的，应当从文化因素中探索更深层的原因，应当更深入地研究中国人的民族性、国民性。要避免“文革”内乱的重现，必须重建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整个中国文化结构。(6)这种思考以及由此而来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最后，它是在西方政治学学术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的。从80年代初期开始，中国政治学界的研究人员就接触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当代西方政治学。80年代中期，各种评介当代美国政治学研究的书籍、文章大量问世。伊斯顿、阿尔蒙德等人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林德布鲁姆的决策理论等等，在中国政治学界不再是生疏的学说。这其中，政治文化研究也被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给予广泛的介绍，并且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研究人员的极大关注。

如果说，前两种学术思潮从客观上为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开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并间接地影响了这一研究的话，那么西方政治学研究的学术思潮则是一种直接的影响。但是，中国学者在吸收和借鉴这一研究方法时，明显地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倾向。其一，一部分学者把政治文化研究当作一种经验、实证的方法，开始运用西方政治学量化的研究手段，如问卷式抽样调查、个案调查等，对公民政治心理、态度进行现实的研究。(7)其二，另一部分学者、也是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学者，则借助西方政治文化研究提供的一些基本概念、范畴和价值判断尺度，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规范理论研究。(8)这两种不同倾向也反映了中国从事政治学研究的人员结构特征，前一种倾向的人员以各级党政机关、或从属于党政机关的舆情调查机构的实际工作者为主；后一种倾向则主要是与从事政治理论研究相关的院校学术研究人员。前者以向上级党政领导机关提供了解社会舆论、民情调查报告为目的，对国家和政府决策过程产生间接的影响；后者侧重于面向各种教育对象，在政治价值观念上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值得注意的是，二者之间至今还没有形成相互联系的机制，几乎是彼此不向往来地进行着各自研究。虽然，目前部分高校政治学专业的中青年学者不断做出积极的努力，有意地把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引入实际政治研究的范围，如一些大学对大学生思想方式、行为方式的调查研究；对某一特定地区居民政治态度进行的调查研究，等等。但是，由于缺乏进

入实际调查研究的机会和条件，现代政治学研究的新方法很难在中国的实际政治研究中得以广泛应用。因此，院校研究人员的政治文化研究基本上是以纯粹学术思想、原理和方法的阐释为主，侧重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另一方面，实际政治工作人员则忙于具体事物，无暇过问理论，在一些相关的研究课题上，使用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研究方法时本身就不够规范，基本上采取了就事论事的简单摹写、描绘现实的方式。因此，在大量事实材料的面前，缺乏对长期经验事实的整理概括、以及理论上的深入分析，难免让人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

总之，政治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展开过程中，出现了多学科、多渠道、多样化的特点。这反映了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现代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予以接受，而作为一种方法，当然是可以在涉及政治的广泛的领域中加以运用的。不过，在这种广泛的应用中，难免不出现对政治文化研究本身概念、范畴以及研究对象的不同理解。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政治文化研究，已经与政治文化研究当初被创立时的界定有了极不相同的含义。就此意义上而言，有必要在研究的对象、目的等问题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做一次认真的比较研究。

三 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三大显著差异

从中美政治文化研究兴起的过程看，大致有以下三个显著的差异。、研究对象、功能上的多国比较与自我批判反思之差：

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是由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决定的。从研究对象看，美国政治文化研究主要是把美国以外的国家、地区的政治文化模式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同时，政治文化研究是为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服务的，或为美国不同利益集团在海外经济、贸易的扩展服务的。

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是在中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理论界围绕中国的现代化的目标、途径而形成的对本土政治文化价值的一次再确认。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功能尚不是为政府决策服务，而是借他山之石以攻中国传统文化之玉。当前中国学术界展开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没有脱离近代以来知识界研究文化问题的初衷。

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中美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都脱离不开一个面向世界、面向异文化的大背景。只有当一个民族被置身于这种开放的大环境中，政治文化的研究才可能提上日程。但同时也可以看出，中美间在政治文化研究的对象、主题、功能上存在显著的差异。简单地说，美国政治文化的研究是以异文化为对象、以皈依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为主题、以为美国对外扩张的全球战略服务为其功能的。相反，中国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着力于批判地借鉴现代政治学研究中的新概念、范畴、以及新的价值观念，并借此重新认识、评价固有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当前中国大文化研究相同，明显地具有一种内向反思的特征。

2、自我文化中心与多元文化的宽容精神

中美两国都是文化大国，一个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西方“自由、民主”的代表。另一个是东方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这种文化大国的地位很容易造成一种自我为中心的心态，这在中美政治文化研究中也有所反映。

与美国政府总是以“人权”为尺度去衡量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学者也总是透过西方“自由、民主”的眼镜去看待别国政治文化的。例如在阿尔蒙德等人的有关政治文化著述中，尽管他们一再声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客观描述性，但在具体的比较过程中总是摆脱不了对别国政治文化的贬低、否定，以及对美国式所谓“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崇尚。这其中最让中国学者难于接受的是派伊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偏见，例如他讲，中国人的特点是欣赏欺诈、不愿承诺，相信外力而不是自身的力量，爱揣摩形势……，等等。显然，这种观点充满了对中国政治文化和中国人民族性的成见。

中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国，千百年来形成了一种强大的以自我文化传统为中心的向心力，以致在历史上诸多外来异文化都被同化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母体之中。但自近代西方文化传入以来，这种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终于被打破了。随着革命、救亡、再革命的社会变迁和新中国的诞生，以革命为核心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替了传统文化。但是从建国以来的文化变迁中，人们发现传统文化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至今还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范和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事实证明，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仍将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整合运动。但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相互融合与冲突、接近与疏离的文化变迁中，当代中国人再不会做出非此即彼的极端选择。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元文化融合发展趋势已经使兼容并蓄的开放式的文化心态在中国公众中生了根，很少有人还带着偏见去看待某一种外来文化。同时，也很少有人借外来文化否定中国的本土文化。这种在多元文化整合过程中的文化宽容精神，是推动中国走向现代化、走向繁荣昌盛的一种强大精神力量。

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中国学者在政治文化研究中并不存在自我为中心、排斥外来文化、否定别国政治制度、政治传统的问题，而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了解、认识和介绍别国的政治制度、政治文化。当然就更谈不上象美国学者那样要让别的国家接受自己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

3、在决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如前所述，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兴起与美国政府决策过程的实际需要是分不开的，这无论在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文化的研究、还是后来阿尔蒙德与派伊等人的多国比较政治文化研究中都可以得到证实。因此，参与政府决策、影响决策过程是美国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

反之，中国学者的政治文化研究，尚未达到这样的水平，无论在中央政府还是在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中，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都没有直接的影响。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学者是以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为主，富于学理性、缺乏实际操作性，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距离。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国政府的决策过程中，政治文化研究作为一种现代政治科学的研究方法尚有待发展。

通过以上对中美政治文化研究进行的比较分析，大致可以对当前我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有一定的了解。应当肯定地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大国，政治文化研究无论从传统思想文化还是从现实公众政治心理入手，都是大有可为的。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人员应当总结以往中外政治文化研究的经验，探索有益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化发展的研究方式，为现代化的实现提供政治保证。

注释：

(1)参见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商务印书馆，1990年6月。

(2)Lucian W.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cs , Harvard UniversityPress , 1985 , pp.x.(3)Ibid.,pp 351.(4)Ibid.,viii.(5)张君励“中国现代化与儒家思想复兴”，参见周阳山 编《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时报出版公司，1971年1月，第75—93页。

(6)参见沙连香 主编《中华民族性》编后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第337—341页。

(7)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8)这方面有天津师范大学的许大同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以及南开大学的刘泽华教授为代表的学术群体。

第五篇：对比中美两国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异

对比中美两国社会福利的巨大差异

按：中国人讲“孝道”，讲究“尊老爱幼”，年年讲月月讲，学校讲，社会讲，然而却做不到，能对自己父母好已经很不错了，根本不可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美国人从来没有这种口号，却真正地做到了老有所养，老有所靠，整个社会帮助弱势群体，孝道没在口口声称孝顺的中国落实，反在“不讲孝道”的美国得到了实现，这难道不值得中国人去深思吗？

在美国，凡是穷人都可以申领白卡，称为medicaid。享有全额免费医保，年满65岁的公民或永久居留人士，无论贫富，可再申领medicare，享有更高的医疗保险，不去申领算犯法。一般来说，所谓穷人，是指自己银行账户内存款少于2000美元，或者月收入少于767美元者。而在中国，有“红卡”可以享受全额免费医疗的，只有高干，工人农民则没有。

除此以外，美国穷人还可以申请SSI，称为“社会安全补助金”，每人或者每对夫妻可以领到三百到七百多元的现金补助，如果还有孩子，补助更多，基本上还是就算国家给你养了。孩子越多，补助金越高。

还有一项给穷人的福利，加粮食券，和SSI一样，需经社安局审核后，根据个人情况，比如你是否和子女合住呀，是否有子女补贴呀，来决定分发数额，也有三五百元不等，这样下来，实际穷人吃饭是不要钱了。等小孩上了学，学费全免，学校负责小孩的伙食，也是不要钱的。

在美国是不可能饿死人的。实际上，美国满街随时都有各种各样分发救济食品的慈善组织，有的每周三有的每周四，反正走哪都能遇见，不拘你是谁，不管你贫富，只要你愿意要就给你，你爱领不领，分发的食物，低等的有土豆白菜番茄大米，好点的有牛奶果汁罐头火腿午餐肉，这些一般是慈善组织或者教会等举办，大家习以为常，基本没什么人领，难得看见有人排队，唯独某些华人喜欢占便宜，周三刚在法拉盛领过，周六又去杰美加领，每天都要找一个地方去占点便宜，弄得家里食物堆成了山，而一般美国人，根本连看都不想看，大有宁可饿死也不吃的味道。我曾看报道，要是在中国大陆，哪家商场说今天鸡蛋便宜一毛钱，会引来上万人抢购，为此插队打架的比比皆是，要是在大陆也兴这项“仁政”，不知道每天要出现多少践踏伤人的事故。

政府还给老年穷人分发房屋，只要你递交申请，政府就给你安排一套一或一套二的老年房，如果你觉得位置不好，或者嫌其太旧，都可以拒绝领取，政府再给你换，直到你满意为止，前些时候，我知道有个人领到一套在杰美卡崭新的新房，十分满意。据她说，所需的代价，就是每月将领到的SSI的三分之一作为房钱，比如她一月能领六百的，现在只能领四百了，而水电煤等国家全包。

对于年满六十五岁的老年穷人，或者有慢性病的年轻穷人，政府还在各社区设立大量的老年人服务中心，任他们在里面白吃白喝。这项工作由不同部门执行，都是由一些私人组织先成立老年活动中心，国家委托保险公司上门给每位申请的老年人健康状况认真地打分，只要有资料显示该老年人评分标准在五分以上，即可享受，老年人可以一周去老年活动中心五六天，不仅白吃白喝，还可以学英语玩电脑，打牌搓麻将，跳舞唱歌聊天，很快一天就打发过去了。

国家按每人每天200美元的标准，通过保险公司划给老年活动中心。所以这伙食一定是老年人吃不完的，菜肴丰盛，基本都是大鱼大虾。常常还派发各种商场得购物券，大家想想，按这个计算，国家每月在每个老年人身上平均要花掉五六千美元。反观我们在大陆的那个单位，“退休职工协会”简称“退协”，每月安排一次退休职工的活动，一次十五块人民币，一年才一百八十元。后来经费紧张，缩减到一年才100元，十二个月只能开十次，每次每人才十元人民币，十块钱能吃什么呢？大家只好蹲在地下跟叫花子样每个人捧一低劣的盒饭充饥，剩下的钱顶多可以在茶铺冲杯茶，几个人搓一圈麻将走人。我们老年职工，为党奉献了一辈子，到老落这么个下场，着实寒心哪！在美国，国家光在老年活动中心上面，每人每天就要花费200美元，相当于1300人民币，而中国退休职工，每人每年才100人民币，一年都才人家一天的13分之一，真是一个天一个地。

如果老年人觉得自己腿脚不方便了，想去活动中心玩，又去不了，怎么办？只要你说一声，国家还派专车到你家来接送，请注意，这里说的是“专车”。是指国家安排辆车，安排个司机，就为你这么一个穷人服务，而不是说来一趟要接十七八个老头老太挤一辆车子里，要专人专车专送。如果你连去老年中心玩的力气都没有了，国家专就门派一个护士或护士助理到你家来伺候你，帮你买东西帮你打扫卫生帮你擦屎尿，你要不愿住家里，国家就送你去养老院，直到为你送完葬，一切由国家全包，不需子女或者自己再出钱。

有人会说：“我比较有钱，这项福利恐怕我就享受不了了吧？”其实你也可以顺利地变成穷人的，你可以拥有一套别墅一辆汽车，无论有多么地豪华，都不算在你资产之内。你把你的存款都买了这些，你的帐户里不就没钱了吗？那么就可以申请白卡，享受这些福利。还有个办法，美国允许财产的转让，你可以把财产转让给子女，你自己成为穷光蛋，也可以申请白卡，但法律规定需在转让后三年才能申请，也就是说政府明知你会这么耍赖，也睁眼闭眼。

本来美国大可不必这么优待“穷鬼”，把这些钱省下来让领导“三公消费”不好吗？这就是美国的气量，现在的美国，经济形势并不那么乐观，巨额的赤字，严峻的就业形势，让奥巴马政府去年两次面临破产的窘境，可为什么美国还是这样对穷人这么“铺张浪费”，不怕这样把美国给吃垮呢？为什么还要花大价钱当“世界警察”去“干涉别国内政”，为霍尔木兹海峡派那么多航空母舰去呢？要知道军舰动一动就是多少亿的呀。因为这是理念问题，是人的尊严问题，要是动摇了这些理念，首先在法律上就通不过，美国就是再背多少债，也要维护这些理念，宁可亡了国，也要对穷人负责到底，也要维护世界和平。这才是政府该做的。否则要这政府干什么？尽为公务员牟利，党员干部老想着与民争利的政府不叫政府，而是“某某”。

相反，中国一直吹嘘自己是什么“盛世”，什么“大国崛起”，多么“河蟹”，储备了多少万亿的美元，世界第一，可是又有几个落实到穷人头上的呢？穷人只感觉退休金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还要应付房价、医疗费、孩子学费等填不完的窟窿，国进民退。官员会说：“中国人口太多，没有办法实行美国那样对待穷人的政策，国家暂时有困难，大家克服克服，胜利的曙光就在前面。主权高于人权，你们总不想学美国那样为了善待穷人，为了维护穷人的尊严而把国家给搞垮吧？亡了国，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不就断了吗？”

你看，刚吹嘘完天朝盛世，这里马上又要找客观因素开始哭穷了，反正一说为穷人办点实事，他头一个反应就是推诿。一说要维护穷人的人权生存权，他马上拿“主权”来压制。既然全国不能搞，可以不可以先选几个城市搞试点呢？我看他们也是不愿意的。

那么是不是说中国这种社会就一点“仁政”都没有，全部都是批评呢？还不是的，中国不仅每年有多少公职人员花费多少公款喝了多少瓶酒无人知晓，而且据报载，广州公布了2012年的财政预算，8所 “特供” 机关幼儿园要拨款5754.44万元，让条件本已优厚的机关幼儿园锦上添花，人民质问：凭什么用财政公款供养公务员“老少三代” ？ “你有儿子有孙子要养，我们也有儿子有孙子要养，我凭什么养你，还要代你养儿子，还要代你养孙子？”大家在大陆，没少看见那些“市委机关幼儿园”“空军蓝天机关幼儿园”的吧？那里条件之优厚，恐怕连美国幼儿园都相形见拙，可肥水只流“特供”幼儿园，公务员的子女能进，体制外的孩子得送礼交赞助费走后门才能进，纳税人的钱养了官爹还得养官儿。人民敢怒不敢言。这就是中国式的“仁政”，其实质是只对体制内“兴仁政”，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怕亡国了。

但是话反过来说，即使当权者愿意，即使财政充裕，中国实际也是不可能实行美国这套福利政策的。大家知道，中国百姓最怕的是“改革”二字，而官员最喜欢的也正是“改革”二字。因为这改革二字才使无数官员有了立地成为亿万富翁转而成为资本家的机会。中国的社会即使轻轻地动一下，都会造就无数的亿万富翁，历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最开始那些到死不活的国企领导，整天愁眉苦脸的样子，整天别有用心“非实行厂长责任制”不可，要给他们不受监督的权力，否则他就治不好这厂，蛊惑国家搞什么“国有企业机制转换”，实际这些厂长摇身一变就成了股东，低价收买了国有资产，空手套白狼，顿时成了亿万富翁，而广大工农却成了他们的奴隶。改革的一大举措是开放股市，然而三十年下来，得利的都是那些有门路有渠道探听内部消息的，不知道造就了多少亿万富翁，而垫背的是广大痴迷百姓。

据说，当年温眼见国库里有那么多钱，本想造福百姓让大家得点实惠，却担心四万亿钱一发下来，一经各级官员的手，会平白无故让这些官员都成亿万富翁，只好投资刘志军搞高铁，结果依然这笔钱大部门被刘志军、丁书苗、张曙光等贪污掉。在中国简直就不能大兴土木，任何一个工程，无论大小，都会有贪污的机会造就几个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的。就算一个最小的官，哪怕只有一点点权力，比如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后勤处长，都整天盼望翻修教学楼，因为一翻修，他们就又有钱可以贪污，再小的县医院，院长和药房主任都希望进一步“改革”，因为越改，他们权力越大，越有利于回扣望自己口袋送。即便没有任何权力的工人，也会学着偷厂里的东西变卖，就算食堂里的厨子，也会把食堂里的肉揣怀里带回去，街上最没文化的卖菜小贩也会缺斤短两，玩起秤来像玩魔术。

如果中国也像美国一样办这样的老年活动中心，每人每天享受200美元，那么具体掌控的人只会批准那些体制内有背景的，他的亲戚朋友，或者给他个人送过礼的人开办的中心，这些中心又会伙同保险公司作假，让许多根本不达标的人审核通过来白吃白喝。中心的员工不仅偷工减料，私自投藏鱼肉蛋回家，还卖人情请自己的亲朋好友进来随便揩油，中心本身也会大肆侵吞这笔善款，可能落实到每个老年人身上的不到2元，这样下来，反正最后得便宜的还是官员的亲属，不几年这个中心负责人就成亿万富翁，拿去养郭美美了，连带下面掌勺的小伙计都发了一笔。

所以在中国，领袖不信任干部，干部看不起群众，群众又仇恨官员，官员又欺上瞒下，各怀鬼胎，这就是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从上到下，每个人都那么自私、油滑、贪婪、虚伪、毫无诚信，每个人的这样邪念使任何一种善举都举步维艰，让任何一样善心都无法持续，结果什么事都办不成，即便是“仁政”最后肯定演变成“暴政”，使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他们伤害的是他们自己，这就叫愚蠢。举个例子，那些贪污教学楼修建款的校长，即使获得了百万贪污款而未被察觉，可是人有不测风云，退休后生活在这样没有保障的社会，要是得了重病，百万贪污款根本不顶用，最后医又医不起，死又死不了，还得连累子女。他可能想象不到，之所以这个社会缺乏基本的保障，是千千万万象他一样没有基本诚信，见钱眼开，喜欢偷奸耍滑的人造成的，使他们自己最后享受不到温暖，生活在这种没有基本尊严的社会里，他作为其中的一分子，承担的是他自己给自己带来的一份后果而已。

生在中国当穷人实在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