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述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地位和价值

第一篇：论述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地位和价值

论述书法艺术在当代社会文化的地位和价值

1985年10月15日-29日，《中国现代书法首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同时成立中国现代书画学会，标志着中国现代书法的正式诞生。这次展览的意义不限于展出作品本身的价值大小，更重要的在于其主题方向带给书法界的冲击和人们艺术观念的解放。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思想观念极为活跃的特定时期，国外艺术思潮的进入与国内传统观念的碰撞使这一时期中国艺术界风起云涌，中国现代书法的出现不只是消解了传统的书法观念，它还预示了一个多元化艺术时代的形成和艺术全球化的趋势的势不可挡。2005年是中国现代书法运动发起20周年。回顾过去20年，现代书法已毫无争议的成为中国当代书坛乃至整个中国现代民族艺术创作思潮最强劲的流派。如果说二十世纪早期西方现代艺术家们把杜尚奉为现代艺术的精神领袖，那么我觉得杜尚带给大家更多的是观念与心灵自由的启示，是精神的逍遥，而非作品本身的价值。现代书法对中国现代艺术的推动则不仅仅是艺术创作观念上的解放，其诸多作品本身就拥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是可以标志这个时代的艺术观念符号。“现代书法是现代艺术。因为它既发自于本文化的原创，又可以针对当今世界和社会的问题，现代书法可能是中国艺术现代化的一条道路。”（引自朱青生《从无锡到北大--我所经历的现代书法试验》）。过去20年，现代书法作为一种富于开拓性、前瞻性的现代艺术形式，它在创作手法与艺术风格上渐趋多样、成熟、丰富。当关注书法艺术未来走向的人们以更为冷静、客观、宽容、前瞻的视角，对中国现代书法发展历程进行重新审视时，无不钦服那些现代书法的实践者们的勇气与执著，并被现代书法作品具有的艺术魅力和强劲的发展势头所感动。

关于现代书法命名的正确性问题在学术界曾一度引起争论，究竟“现代书法”、“现代派书法”、“现代主义书法”哪一个名称更科学、更贴切？一般来说，“现代”是一个时间概念，“现代派”是指一个流派而言，“现代主义”则是指一种观念倾向。对于“现代书法”的诠释，傅京生在《古干现代书法审美分析》一文中有一段论述：“现代书法”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一词，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个文化概念。作为时间概念，“现代书法”具有随时间延展其形态并在创新中不断变异的属性；作为文化概念，它是以书法语言为本位的借助异质文化力量解构并重建书法视觉形态的属性。“现代书法”的图像样式，首先应当是经过理性分析研究之后的非理性的以直觉方式把握书法的产物……其次，现代书法必须是精神心理宣泄的产物。应该说傅京生的解说给现代书法作了一个相对恰当的定位，我们也很清楚要给一种艺术现象一个正确清晰的概念是不可能的，就好像我们不能使“艺术是什么？”、“书法是什么？”这种命题答案清晰化、绝对化一样。今天、当我们在讨论现代书法发生、发展以及它的未来趋势时，大部分人过多的考虑了“现代书法”概念的清晰与否，以及理论上是否完备与成熟。其实我们这是对现代书法的要求过于苛刻。中国书法一直以自身的发展历史悠久和影响深远而骄傲，但当我们今天研究书法历史与理论时，依旧会深深的感到其理论体系的不健全。建国初，文艺界曾就书法是否是“艺术”而争论不休，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先生当时坚决否认书法是“艺术”，后来此问题汇报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作为对书法有很高造诣的国家领导人，思虑再三，说书法应该是“艺术”，此句话奠定了书法在以后几十年的地位和发展态势。试可想像，当初毛泽东如果把书法定位成“非艺术”，那么今天书法的命运该是何种境况！现代书法的发生、发展命运同样如此。中国书法发展了一千多年才戴上了“艺术”这顶帽子，走近“艺术”的殿堂，我们就可以理解中国现代书法二十年的艰难发展历程了。当一个婴儿出生后，你若总是问他的父母：“你们为什么要生这个孩子”“孩子的出生意义是什么？”“孩子的名字是否合理？”等问题，那你就是一个神经病。当代艺术理论家也不必死死揪住“现代书法”这个概念是否正确的问题，这是一种理论对创作的遏制，是对“理论先行”的学术观念的教条化理解。

纵观近二十年中国书法发展态势，是以两大体系即传统与现代对峙的状态为主要特征，在传统书法体系中，崇古尊老，讲究师承，青年书家们紧跟国展评委的书风，这种社会风气的结果是书法作品风格的千幅一面。书法依然是沿袭前人的程式，其面貌都是大家闭上眼睛就能想到的那单调的几种模式，最多也只是在外观的装裱形式上时尚了一些，以期望能适应现代人的审美要求。一大批书家总是边临摹二王法帖边赞叹其艺术价值之高，然而有多少人能够打进传统又能标新立异！有多少人能做到借古开今！在现代书法体系中，却是各种风格异彩纷呈。有人曾总结出现代书坛可分为如下一些风格流派：古典派、新古典主义派、意识流表现派、学院派、新民间派、新文人书法派、非汉字派、结构主义派、波普主义派以及后现代派等诸流派。当然，这种划分的正确性还有待商榷，但从中不难看出仅就创新意识来说现代书法已远非传统书法所能企及。这种状况的出现展现了思想观念、艺术形态多元化的时代里许多书法创作者的困惑与艺术创新的强烈愿望。现代书法在原创性上是和所有现代艺术保持着精神上的一致性，是对中国艺术现代化未来发展道路的积极探索，因为传统书法发展到今天，其实用功能消解而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中国书法艺术在抒情写意上的一种进化。另外，虽然现代书法在今天已相对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认可，但还有一大部分专业人士一提到现代书法，总认为那是一帮不懂书法的人在乱搞，认为现代书法的创作者们技法拙劣，功底浅薄，是对书法的糟蹋。试问什么是“技法”？什么是“功底”？即使是在传统书法这个阵营里又有多少人理解了这一点！“得‘二王’神韵，有北碑风骨”，便号称大师！看其作品，还是老调！比起传统书法阵营里的那些为名利去投机参展的“书法家”而言，现代书法的实践者们在精神上要高尚的多！艺术与人性的结合，以及对人之性情的表达在现代书法创作中应该表现的更充分一些。

现代书法在过去20年的发展历程中曾出现各种不同的观念和实验性活动，如杭州的陈振濂“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广西的实验书法以及书法主义、黑色主义的提法等。无论这些活动在书法界影响大小，其创作观念与勇气都是值得提倡与鼓励。试想在传统书法一统天下的形势下，有如此多的艺术家敢于向传统和权威挑战，敢于为开拓书法艺术在现代社会中的新局面而不惜以身试“法”，这种精神才是艺术家应该有的精神。在现代书法起步的最初十年里，办展困难，艺术舆论阵地仅《现代书法》杂志。虽然改革开放的形势极有利于现代艺术的发展。但现代书法一直被书法界领导层认为是非正统的，一直处于受排挤的地位。中国书协在繁荣艺术创作方面虽然起着领袖及指导作用。但是，却一直没有接纳现代书法，中国书协下属各种专业委员会俱全，近年又先后成立了“篆刻委员会”、“出版委员会”“刻字委员会”等，却没有“现代书法委员会”。对于现代书法，中国书协的态度是不接纳、不提倡现代书法，只是让现代书法自生自灭。在当今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油画、版画等艺术品价位尚且根据作品艺术水平的高低决定，而书画（中国画和书法）作品的价位，尤其是书法作品的价位是和作者的地位与职权成正比的，这可能也是现代书法受排挤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现象反映了当代书法界严重缺乏了艺术良性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包容，书法界乃至整个当代艺术界都缺乏包容性。艺术起源论中最流行的是“游戏说”，艺术从某些层面上来看就是一种游戏，儿童作游戏是多么的快乐，成人作游戏反而变得如此残酷，因为成人的艺术游戏有利欲在驱使。艺术界中权威们摆老资格、倚老卖老，年轻人狂妄自大，许多人为了利益相互诋毁，朋友间反目成仇。这些都已远离了艺术，使艺术这个本来听来多么优雅的名词，变得肮脏不堪。艺术家应该具备良好的修养，开阔的胸襟，如果一个人不能理解与包容别人不同于自己的地方，必然说明此人见识鄙陋，这种人也决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

比起日本、韩国，中国现代书法出现的时间略迟，发展时间也较短。这是由于中国某些狭隘的民族传统观念的限制所造成。然而，尽管有来自各方面的质疑与压力，现代书法还是以顽强的毅力走下去。其间，北方以王镛、陈平为代表的流行书风“新碑学派”，南方陈振濂发起的“学院派”应该都是现代书法的一种形式，他们在对书法资源利用的态度和作品的视觉化追求上是相同的，只在方式、方法和风格趋向上不同。王镛先生是一度赞成现代书法的，但他自己却没有对现代书法的发展投入更多精力，他只是在书法创作形式感上借用了现代书法的一些理念，所以，王镛的书法一度被称为“新古典主义”，以他为领袖的“流行书风”群体也是徘徊在传统与现代的边缘，也因此，王镛书法受到传统与现代两大阵营的共同欢迎。应该指出的是，从创作技法到创作观念以及书画印修养全面的角度来说，王镛成为一代书法大师是当之无愧的。陈振濂先生则是从一开始就反对现代书法，他推出了“学院派”书法展览并发表文章陈述“学院派”创作观念，提出“学院派”书法创作的三个基准：

1、技术品位--手段，2．形式基点--效果，3．主题要求--思想。他同时发文指责“现代派”书法“是一种现代艺术形态，但却未必一定是书法形态。”他的这种所指其实只是现代书法试验领域内的其中一种现象而已，比如谷文达和王南溟的水墨试验，但这些并不能代表现代书法多元化的整体状态，因为现代书法作为一种新思潮下的文化现象，它的艺术观念也就不可能避开全世界现代艺术观念的影响。陈振濂先生在书法理论及书法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否认他倡导的“学院派”书法创作模式其实就是现代书法，陈振濂先生曾一度走入既不承认自己是现代书法，又极力甩掉传统书法保守之名的尴尬境地。“学院派”这一名称在今天人们看来会直接想到西方美术史的“学院派”，是指经过严格的学院传统技法训练，创作上沿袭古典的模式，并且是更多提倡继承而非创新的一种艺术风格的代名词。而陈振濂的“学院派”笔法上是传统技法，他们的创作思想却借鉴了现代书法，只是换了个名称、打出不同的口号而已。当然，这是学术观念的界定，不能否认陈振濂个人在书法理论与创作两方面都有着很高的造诣。笔者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随导师杜大恺教授学习时，曾向在书法艺术上有极高修养的杜教授请教关于国内书法界的一些问题，杜教授在谈到陈振濂先生的书法时，评价是很高的。

1995年，中国美院王冬龄教授曾作为主要组织者在杭州参与举办“国际书法双年展”。这次展览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现代书法展，有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艺术家参展。展览的成功举办说明人们对书法的理解与追求也是呈多元化趋势，单一的书法表现已不能满足这种多元的审美需求。中国古代的书法艺术尽管有着灿烂辉煌的成果，但今天它已没有了得以生存的文化土壤。当今世界人们的审美观念已不同与古人，元代赵孟頫的“复古”提法放在当代也变得毫无意义，书法不是回归和固守传统，而是重建适合于这个时代的精神和审美需求的新形式。十年后，王冬龄在《艺术当代》（2005年第3期）再次撰文指出“现代书法作为传统书法的发展，在21世纪必将打破传统书法所形成的僵化的规则。传统书法在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生存环境后，如何应对当代艺术语境就成为迫切的有待解决的问题。”“现代书法必须在高层次的艺术团体和美术学院中展开。打个比喻，传统书法好像全民皆兵，而现代书法则是特种兵。艺术素质平平的人从事传统书法还可以将就，还可以以书法家面世。但要从事现代书法肯定不行，因为他们无法完成一件完整的现代书法作品，也就是说，传统书法，不管什么人都可以雅玩一把，好像‘卡拉ok’。这在现代书法绝无可能，现代书法需要更大的胆识和睿智。”现代书法是时代审美需求和艺术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是相对于传统书法而言更适合现代人的多元心理审美需求。

90年代中后期，中国曾出现了“后现代书法”。中国文艺界一致认为后现代既是一个时间概念，又是一种价值观念和一种文化精神。它演绎着与传统相对的社会和文化的变迁，是精神上的嬗变。国外后现代艺术的产生包涵种种复杂因素。我们应当全面，实事求是地分析西方后现代文化，以及对我国艺术创作值得借鉴之处。后现代在反传统、反精英、反权威方面与现代主义运动精神具有一致性。因为现代主义就是对传统的反叛。当突破传统之后，现代主义便成了新的权威和标准。后起的现代主义者打出后现代主义的口号向老一代的现代主义者进行了反叛。因此后现代主义就是现代主义的另一翻版，而“后现代书法”无疑也仅是现代书法的一脉。

文备在《中国现代书法发展轨迹》一文里指出，现代书法是从1885年开始，从1885年到1985年，这一百年是奠基时期；1985年到1995年，这十年是开拓时期。可称之为“百年奠基、十年开拓”，而1995年以后是“流派纷呈，繁荣发展”时期。在现代书法发展史上，文备是以一个勇敢的探索者、积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身份出现的，是对现代书法20年发展最具有话语权的艺术家之一。他认为现代书法和传统书法之间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壁垒，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不是互相对立的关系，现代书法是传统书法在当代文化语境中自然成长出来的笔墨线条新的表现形式，是传统书法的文化积淀与当今艺术语境的精神融合，是一种新的创造。对于现代书法发展的前景，文备指出：“就连一批固守传统的书法家都知道，现代书法必将代表这个时代而流传后世。当代的古典主义书法，传统书法的结局会如文学史上明清人写律诗不能和唐诗相比一样，唐诗是唐朝文学的代表，而明清文学的代表是章回小说、戏剧、散曲。绝不能说律诗是明清文学的代表，尽管明清仍有不少诗人。从世界艺术发展史看，野兽派、抽象派、立体派、达达主义、现代主义等都产生过了。以后还走什么路。外国艺术家已经开始想到中国的书画了。1916年，瑞士的艺术家保罗·克利就从中国书法和中国画中汲取了文字可以造型的思想，并以独特的方式进行试验，创作了一批文字画，这可以说是西方最早的现代书法。这些都可以证明，中国的现代书法，不只是这一时期中国艺术的代表，也是世界艺术的代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艺术是中国的现代书法。”

综上所述，现代书法不仅在过去二十年影响了整个中国艺术的发展，而且这种影响也必将延伸至未来，将对中国艺术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提供更大的启示，并对艺术家的创作思想不断注入新鲜的活力。

第二篇：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及其当代价值

[摘要]毛泽东、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培育和形成了“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升华，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精神上的最初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井冈山精神 内涵 历史地位 当代价值

80年前，以毛泽东、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出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培育和形成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当代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我们坚定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井冈山精神的内涵

井冈山精神是井冈山革命精神、优良传统、优良作风的总称。它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革命精神的最初体现。井冈山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江泽民2001年6月3日考察江西时进行了高度概括：“井冈山精神。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

坚定信念、艰苦奋斗，是井冈山精神的主题，体现了井冈山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在当时极其严酷的斗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旺盛的斗志，以惊人的毅力和吃苦精神，克服种种困难，始终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之所以不怕牺牲，战胜困难、英勇战斗，并迅速发展壮大，靠的就是无私无畏的忘我奉献精神。但这种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那是由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头脑，有了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为工农大众彻底解放的坚定信念。由此，他们才能无私无畏，立场坚定，英勇作战，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勇于献身。他们坚信井冈山的红旗一定能够长远打下去，红色政权一定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发展，“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实事求是、敢闯新路，是井冈山精神的核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白色恐怖和秋收暴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情势下。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与胆识，带领革命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较弱、革命基础较好、地势险峻的井冈山进军。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攻占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而在反革命力量较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地区积聚革命力量，建立红色政权，这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的。而当时，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革命道路模式化、把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面对共产国际的干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克服了各种形式的“左”、右倾机会主义的干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

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基石。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之所以能在敌强我弱的恶劣条件下坚持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建立了鱼水般的党群关系。党和红军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得到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并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形成了不可战胜的力量。为了把军队建设成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党明确规定“做群众工作”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毛泽东还亲自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在革命根据地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的土地归农民所有，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提出：“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由于毛泽东领导的边界党组织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井冈山人民只要听到毛委员的队伍来了，都出来热烈欢迎。报信带路，献粮筹款。当年，正是坚持了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依靠群众，广大人民群众才紧紧团结在共产党人周围，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等各方面支援红军，使工农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巩固。

二、井冈山精神的历史地位

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的源头。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中国革命从这里起步，井冈山的斗争开创了中国正确的革命道路，博大精深的井冈山精神也开创了中国现代革命精神的先河。成为各种革命精神的最初源头。井冈山精神与民主革命时期的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建国后产生的种种革命精神，在基本内涵、基本内容等方面是一致的，但由于井冈山精神产生的具体条件不同，它又具有区别于其他革命精神的鲜明特色。井冈山精神具有原创性，后来的革命精神都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对它的丰富和弘扬。没有井冈山精神，就没有后来的种种革命精神，井冈山精神奠定了中国革命精神的基础。

井冈山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升华。民族精神是各民族文化中最核心内容和优秀成分的集中表现，是民族文化中的精华。民族精神一旦形成就会反作用于民族文化，对民族性格、情操、社会心理等起着强大的导向和制约作用，是其他一切精神包括时代精神产生的基础。民族精神具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持久的稳定性，当然它并非一成不变，它也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迁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光荣传统的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伟大的民族精神。历史是一脉相承，延续发展的，传统也具有继承性和沿袭性。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滋润、哺育了井冈山精神，井冈山精神脱胎于民族传统的母体。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地处偏僻山区，经济落后，人民吃苦耐劳、淳朴忠厚、乐观豁达的性格特征显得尤为突出。但他们并非任人宰割、逆来顺受的“羔羊”，而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这些在井冈山精神的形成中都得到了继承和体现。井冈山精神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升华。不仅具有时代的烙印，而且有与之相对应的极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基础。井冈山精神没有离开也不可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和近现代发展史的轨迹，它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的民族魂。

井冈山精神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精神上的最初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是当时关系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最根本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井冈山斗争为开端，开创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以及《反对本本主义》等光辉著作，科学地回答了红旗打得多久、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为井冈山的斗争以至中国革命胜利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井冈山的斗争，就是

在这一伟大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作为井冈山斗争产物的井冈山精神，无疑也是这一伟大理论的结晶。井冈山精神在毛泽东思想的最初曙光照耀下形成，是毛泽东思想在革命精神上的最初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

三、井冈山精神的当代价值

我国现在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时期，国内国际环境、历史任务、经济生活等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井冈山精神依然有其重要价值。井冈山精神内在的灵魂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相一致的，是与中华民族精神相统一的。因此，在当代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江泽民所指出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

弘扬井冈山精神，有助于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理想信念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是支撑一个民族奋发向上、追求进步的精神动力。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坚信红旗始终不倒，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而理想和信念成为井冈山精神的灵魂。今天，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然必须具有这种理想和信念，弘扬井冈山精神是坚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的需要。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表明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在报告中指出的：全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把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统一起来。弘扬井冈山精神，能使我们坚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弘扬井冈山精神有助于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弘扬井冈山精神，坚持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对我国开创经济建设新局面和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面需要实事求是的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反复强调必须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是他深刻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我国过去不是不想发展经济，而是方法不对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损失很大，效果很差。尊重经济规律是保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其次，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局需要开拓创新的精神。1978年后，我国经济建设的蓬勃发展是与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分不开的。改革开放以前，市场经济在我国一直被视作洪水猛兽，而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为人们所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已经建立起来了。这一伟大成果是开拓创新精神的产物，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在不断解放思想、不断突破传统观念的禁锢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需要开拓创新精神，在实践中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离不开开拓创新。这是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不仅要对原有的计划体制予以否定，而且会引起利益的重大调整，势必会受到阻挠。显然，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必须付出一定的努力，必须要有开拓创新的气概。

弘扬井冈山精神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更加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作为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和决心。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党就积累了关于民主管理、民主制度、基层民主等方面的丰富经验，政治民主、军事民主和经济民主建设都值得我们借鉴。在政府管理方面，各级工农兵政府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广大人民群众有充分参政议政的权力。在红四军内部，制定了各项民主制度。建立了各级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士兵委员会由士兵选举产生。维护士兵的权益，尊重士兵的意愿，代表士兵的利益。为维护部队内的广泛民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军事方面，部队在战前战后，都认真听取士兵群众的意见。充分发挥士兵群众打仗消灭敌人的积极性。在党内，也充分发扬民主，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有这些，构成了井冈山根据地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在注重基层人民和普通百姓的参政议政方面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弘扬井冈山精神，对于健全民主选举制度，扩大基层民主仍具有指导意义。

弘扬井冈山精神有助于推进执政党建设。高度重视和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是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挫折中奋起、在战胜困难中不断成熟的一大法宝。总结党80多年的历史经验。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建设必须按照党的政治路线来进行，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展开，朝着党的建设总目标来加强，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井冈山精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丰富的党建经验。启示我们要聚精会神地围绕党的政治路线抓好党的建设。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毛泽东、朱德等在进行党的自身建设时，围绕着武装斗争中心，使之服从服务于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今天，我们也必须把党的建设和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紧密结合起来。要围绕“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来抓好新时期执政党的建设，否则，党的建设会迷失方向，缺乏内在动力。井冈山精神也启示我们要把思想建设摆在党的建设的首位。注重思想建设，是毛泽东建党的一个显著特点，这在井冈山时期就明显体现出来了。我们应该继承井冈山精神，始终把思想教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思想教育，帮助党员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增强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不断提高思想政治素质。井冈山精神还启示我们要注意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毛泽东等领导人从组织上推进伟大工程的又一成功经验。还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制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发展军队基层党组织的正确方针；同时，毛泽东等还抽调军队中的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建立了一批农村党的支部。正因为有了党的坚实的基层组织，党才能在艰苦而险恶的环境下发挥领导核心的作用。如今。尽管党的组织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党的基层组织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有些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缺乏战斗力，有些基层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没有起到模范作用；二是有些地方和部门不能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党内民主渠道不通。有些地方在选拔干部、培养干部问题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了党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对党的事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因此。我们必须弘扬井冈山精神。按照党的十七大和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尤其是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切实把党建设成符合时代要求的坚强领导核心。

综上所述，无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和体制的建立，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执政党建设，都凝结着井冈山精神的精神实质。井冈山精神所蕴涵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仍然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遵循的。井冈山精神的思想精华已经渗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成为新形势下激励我们奋勇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三篇：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应当以新的视角拓展毛泽东思想研究新视野，挖掘毛泽东思想理论宝库，发挥毛泽东思想的恒久魅力。20世纪中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开辟了波澜壮阔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使中国社会历史发生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深刻变革。毛泽东思想教育、哺育、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中华儿女，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地融入我们的血液之中。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早已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推移、时代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人们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学术界和理论界需要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进行深入研究。

一、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开辟伟大历史新纪元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在宏观上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来把握，二是从毛泽东思想在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历史功绩来定位。

从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这一理论层面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认识和理解：

第一，正确认识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从党的文献来看，对于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的阐述比较严谨的有三次：其一，刘少奇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正式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他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这些论断充分揭示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民族化的结晶。其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科学评价并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现在所通常采用的就是该决议。邓小平在领导这个决议的起草过程中，反复地强调这个决议的核心就是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分不开的。在粉碎“四人帮”、批判“两个凡是”、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后，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课题必须回答：一是中国向何处去；二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二者密不可分，其中关键就是如何科学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兴旺发达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至关重要的问题。以集体智慧，经反复斟酌修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做出定义性的科学论断：“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次阐述与七大时的阐述没有原则的不同，但也有很大的差别，表述中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增添了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据此，毛泽东晚年坚持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显然不属于毛泽东思想的范畴，因为是被实践证明完全错误的理论。这就把作为科学概念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个人晚年的错误思想区别开来，让我们能够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排除了对毛泽东思想采取语录式机械式的运用、使其神圣化教条化的错误。其三，党的十五大在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基础上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含义和评价又有两个创新之处：一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强调指出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二是把毛泽东思想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进一步指出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主体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引下，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主要是国家与革命学说、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以及“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发展的理论结晶。其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与革命学说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其实质是剥削阶级镇压被剥削阶级的机器，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不弄清这个问题，便谈不上自觉地参加革命，更不用说领导革命。”所以，被剥削被压迫阶级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就必须首先夺取政权，革命阶级只有掌握了国家政权，才有可能实现革命的最终目的。无产阶级必须坚持暴力革命原则，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不用暴力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用新的国家机器代替它，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原则。其二，列宁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告诉我们，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一般地反对本国资产阶级，而是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压迫和本国封建主义压迫，因此，无产阶级要联合本国的资产阶级反对共同的敌人。“殖民地革命在初期并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然而，如果它从一开始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来领导，革命群众就将逐渐获得革命经验，走上达到最终目的的正确道路。”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明确指出了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基本道路和共产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基本策略，这些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对党的二大影响深远，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正确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制定了最低纲领；二是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为国共第一次合作奠定了的基础。其三，列宁“两个策略”和“左”派幼稚病中的思想理论。1905年列宁面对俄国革命的新形势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积极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够掌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夺取民主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在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后，应不失时机地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在民主革命阶段要与资产阶级作必要的妥协。上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第一次阅读《两个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后得到了深深的启发和教育，并把书送给彭德怀。据彭德怀回忆，1933年“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候读着，就不会犯错误”。后来党内有人犯了“左”派幼稚病，毛泽东又和彭德怀说，如果早得到这本书，我们就不会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第二，正确理解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著名报告，其中

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并强调它是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根据毛泽东字里行间的叙述和历史经验的实际来看，人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上主要取得两点共识：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反对教条主义；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比较特殊，主要指中国的社会性质，当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现在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当然，还包括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经验的总结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等。用一句话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

第三，正确理解历史性的飞跃。按哲学观点，飞跃系指量变到质变的突变过程。历史性的飞跃是把哲学的概念运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把飞跃引申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系指解决重大历史性课题，在理论上有重大突破性跃进，用以表述毛泽东思想，更彰显出它伟大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和恒久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历史性课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历史课题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因此必须解决中国革命走什么道路、这个道路怎么走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立了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开辟了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并在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的指引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解决了近代百年史上从未解决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这之前虽有结合，但不能说是飞跃。而标志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完成则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此后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第一次飞跃后继续丰富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也曾经提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探索如何在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遗憾的是探索中没有完全取得成功，甚至出现了曲折和错误，第二次结合并没有实现。

总结这三点可以得出一个科学结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上面三点是正确理解这个结论的前提基础和思想起点。

二、毛泽东思想的当代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最有现实意义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武器。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一系列基本理论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思想渊源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先导。

从毛泽东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群众路线。毛泽东坚持运用并发展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在领导革命斗争中形成了群众路线。毛泽东把群众路线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群众路线的运用和发展，已经成为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不可须臾离开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

第二，矛盾分析方法。毛泽东特别强调辩证法，并熟练运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他在总结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用中国的话语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大众化。毛泽东对矛盾的普遍性与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关系、两点论和重点论的关系等的深刻阐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即矛盾的普遍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实际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也是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运用。新时期“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四位一体”战略布局的实施，均衡发展、统筹发展、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对毛泽东矛盾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和发展。

第三，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倡导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集中体现，是贯穿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每一个重大发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每一次巨大进步，都是坚持毛泽东奠定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都必须始终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这一根本性的思想武器。

综上分析，我们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并将更加坚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在我国政治中的核心地位。

第四篇：“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2005年6月21日，习近平同志在《光明日报》发表《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名文章，首次公开提出“红船精神”，并深刻阐述了“红船精神”的主要内涵、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红船精神”论述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宝库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成果。

“红船精神”：历史地位·当代意义·永恒价值

浙江省“红船精神”研究课题组

“红船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的具体展现

习近平同志指出：“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也是‘红船精神’的深刻内涵。”“红船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规律的自觉认识，对历史任务的自觉把握，对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自觉担当。

“红船精神”是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中国共产党诞生所蕴含的“红船精神”，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历史必然性学说的继承和发展。“红船精神”所代表和昭示的是时代高度，顺应时代趋势、把握时代规律、引领时代潮流、解决时代课题，是中国共产党走在时代前列的本质体现和根本要求。自党诞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始终站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前沿，准确把握时代和世界发展的正确方向，将自身的发展和中国的前途命运同世界的前途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国共产党95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走在时代前列的首创史、奋斗史、奉献史。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形成的时间序列看，“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历史起点，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的各种革命精神的价值基础。综观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史，从“红船精神”到西柏坡精神，都继承和发展了“红船精神”的精神实质，保持了“红船精神”的核心内涵,形成完整的中国革命精神序列；而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一系列革命精神，都在不同历史时间和空间里延续乃至升华了“红船精神”的基本内涵，并始终激励、推动着党的发展壮大。由此，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精神’正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形成的优良传统和革命精神，无不与之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红船精神”是党的先进性之源。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天起，就公开宣布，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党最根本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标。95年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忠诚为民”，自觉地将为公、为民、为国家、为民族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与整个国家的独立、中华民族的解放和长远的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与“政治解放”、“社会解放”、“人类解放”(马克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

悉数中国共产党95年奋斗的精神历程，“红船精神”所承载的首创、奋斗、奉献精神，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情操、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作风，集中体现了党的先进性。习近平同志关于“红船精神”的论述，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和中国共产党思想建党理论，而且为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为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了坚强的思想保证。

“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开篇和奠基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上引用《庄子》“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以形容党的“一大”在党的发展史上的独特地位。回首党的95年历史，“红船精神”无疑在中国革命实践和中国革命精神的塑造历程中，占有开篇和奠基的历史地位。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基础之上。1840年鸦片战争以降，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五四”期间，在中西文化的激荡和选择中，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这一选择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的历史进程，开创了中国革命崭新的局面。

一条小船诞生了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它“见证了中国革命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中国共产党建党伟业实践的精神结晶，就是“红船精神”。党的“一大”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表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艰苦探索，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确立，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改造中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使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逐渐失落、荒芜的精神家园在科学的政治和精神滋养下得到了新的开垦，中国革命的面貌就此焕然一新。历史反复证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指导，而科学的理论也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的物质和精神力量。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基础之上。“我们党一成立，就展开了中国革命的新阶段。”这是毛泽东在1945年对中国革命进程的一个重要论断。中国近代以来，围绕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这一主题，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的救国方案，但最终都未能取得成功。“1921年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就改变了方向，五千年的中国历史就改变了方向。”从历史影响上看，红船见证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创建历程，引领了中国革命道路的前进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探索救国救民道路的光辉起点。从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赢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起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大国，并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

“红船精神”第一次把中国革命实践建立在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道路历史起点上。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政治派别分歧的焦点，集中在建什么国、走什么路的问题上。鸦片战争后80年的历史进程，整个中国社会始终存在着为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论上的探求和选择。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的各种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先后提出过不同救国方案，并为此做过各种努力，但无论是救国图存的变法梦，还是中体西用的“洋务梦”，或是资本主义的“宪政梦”，都没有得到成功。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以开天辟地的“红船精神”走出一条人类历史上从未走过的崭新发展道路，开辟了一条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

历史表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模式，而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历史经验，而这条道路的开辟，追根溯源正是发端于“红船精神”。95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谷的现状，面对对外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思潮的干扰，面对国内各种复杂的形势，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红船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党的“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标志，而党的创建者们在建党实践中所展现的首创、奋斗和奉献精神，正是建党精神基本内涵的集中体现。建党实践告诉我们，党的创建者中的大多数人是当时中国优秀分子的集中代表，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主义者，他们站在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上，超越了以往志士仁人的追求，怀揣着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中国和世界”的理想，完成了“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充分展现了首创、奋斗和奉献的“红船精神”。而在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革命精神中，也无不贯穿着这种精神。因此，习近平同志对“红船精神”基本内涵的理论概括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为当代中国精神奠定了基础。习近平同志亲切地把红船称之为党的“母亲船”，要我们“永远铭记我们党的‘母亲船’，重温红船的历史沧桑”。这也就是“其将毕也必巨”的历史价值。

“红船精神”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精神动力

“红船精神”之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初形成，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为了寻找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道路所开展的革命实践。作为一种革命精神，它为中国共产党开创开天辟地的大事业提供了精神支撑。今天，我们传承与弘扬这种革命精神，仍然需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动力，将“红船精神”融入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去。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核心。“红船精神”体现了勇立时代潮头、善开风气之先、敢于争创一流的锐气和魄力，其实质是面对世界发展潮流而展现出的前所未有的勇于担当和变革创新精神。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潮头，就在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担起历史和时代的责任，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不断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时代课题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如何治国理政，走出一条优越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要求，勇敢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体现了对新的发展阶段基本特征的深刻洞悉，对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和发展方向的科学把握，是我们党关于发展理论的新提升，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发展。在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仍然需要大力弘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切实担当起新的历史使命，不断推进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支柱。“红船精神”体现了党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前列，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其实质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断实践、不断奋斗、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以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肩负起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历史重任，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有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95年来，正是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强和共产主义理想艰苦奋斗、无私奉献，才完成和推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情，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习近平系列讲话始终贯穿着“革命理想高于天”“永不动摇信仰”的思想红线，充满着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事业必定胜利的坚定信心。十八大以来先后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目的就是使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其精神价值和“红船精神”思想内核一脉相承。

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是“红船精神”的本质。“红船精神”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是中国共产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所在，其实质是为共产主义崇高事业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敢于牺牲、为民服务的精神。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最高原则，把代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领全国各族人民和衷共济，英勇奋斗。9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载着红船的意愿，在推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进程中，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红船精神”蕴含着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生存、发展和壮大的思想基础。“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政治品质和最高从政道德，是衡量党的先进性的根本标尺。”在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和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中，我们同样要“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广大党员要始终在党爱党、在党为党，心系人民、情系人民，忠诚一辈子，奉献一辈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团结带领亿万人民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红船精神”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法宝

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承担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责任，是新时期党建的重要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党必须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始终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红船精神”正体现了其价值取向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内在要求的一致性。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忧患意识。“红船精神”本身就是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分子所具有的一种对国家、对民族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的产物。早期的共产主义信仰者们，正是以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在中国绝望的境地之中做出了他们的政治选择。“红船精神”所蕴含的这种忧患意识，在当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价值。我们党历经95年奋斗，从南湖畔成立时只有50多人的小党，成为今天拥有8700多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党，自身的建设同样成就斐然。但是必须要以一种忧患意识来看待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习近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忧患意识，就是忧党、忧国、忧民意识，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担当。我们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主动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切实巩固执政地位，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使命意识。在中国共产党人之前，所有在中国的近现代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的各个政治集团，之所以昙花一现，究其因就是他们缺乏为国家为民族的使命意识。而建党时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具有这种舍弃自我为国家的精神，就是因为他们面对民族和国家危亡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红船精神”中所彰显的这种使命意识，同样是今天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所必须具备的。推动党的建设，关键和前提就是要解决好党的宗旨问题，解决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当前，党的建设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党内一部分人宗旨意识不强，缺乏使命意识，缺乏担当精神，出现了做人不实、谋事不实、创业不实的现象。推进党的建设，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宗旨问题，树立好使命意识，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根本政治要求和最重要的政治纪律，讲大局、守规矩、敢担当、勇作为，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

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需要“红船精神”所蕴含的开拓意识。新文化运动期间，各种西方思潮在知识分子当中传播，都试图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实用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都鼓噪一时。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最终把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莫斯科，走俄式道路，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他们最终的抉择，这集中体现了一种走在时代前列、勇于开拓进取的意识。95年前的这种开拓意识，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征程，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同样离不开这种开拓意识。中国共产党历经95年发展，党情、国情和世情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党的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和分析这些变化。如果不能与时俱进的做出新判断、提出新思路、做出新部署，而是一味的困守传统手段，拘泥传统思路，则党的建设必将与时代脱节。因此，在党的建设中能够始终秉持一种开拓意识，以创新的精神不断赋予党建新思路，构建新体制，引入新方法，关乎党的建设能否有效运转，关乎党的执政地位。因此，在新常态下推进党的建设，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也要以开拓进取的精神创新方式方法，创新党内治理模式。

“红船精神”是浙江决胜全面小康实践的精神旗帜

习近平同志指出：“红船起航于浙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也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浙江的光荣，也是推动浙江发展的精神力量所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浙江党的建设伟大事业都取得了显著成就，在全国发挥着“先行和示范作用”，其中充满着“红船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传承与弘扬“红船精神”，目的是为了推进新的实践。总结浙江十余年来决胜全面小康实践以及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目的是为了面向未来。在未来的发展实践中，浙江要永无止境地弘扬“红船精神”，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继续走在前列，真正做到习近平同志强调的“不断强化前列意识，切实把‘走在前列’的要求体现到精神状态上，贯彻到衡量标准上，落实到各项工作上。”真正实现习近平同志对浙江“更快一步、更进一步，继续发挥先行和示范作用”的要求，早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标杆省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做出应有贡献。

第五篇：书法艺术在平谷

书法艺术在平谷

一、引入

1、亲临现场的学生谈感受

师解说：同学们，您们知道吗？在今年10月22日这天，平谷世纪广场举行了一次有一千多人参加的活动，你们知道是什么活动吗？ 生：这里正在举行绿谷翰墨风金秋笔会（天爱）。

师采访：记得那天，我们班也有同学参加这次笔会，你们能说说当时的感受吗？（杨天爱、胡玉彤、王润平……）

师：是呀，当时场面真的非常壮观。不仅如此，当时还有20多家媒体同时报道这一盛况，同学们是不是也想感受一下当时的恢弘场面呀？（生：想。）师：好，请看大屏幕。

2、放录像：《绿谷翰墨风》笔会现场

3、师：为什么要花这么大人力、物力来举行这次千人笔会呢？现在我们就听听这次笔会的策划者，平谷文联秘书长韩维泉老师是怎样说的吧！

4、放录像：采访韩维泉录像

二、介绍书协发展历程

过渡：书法艺术在平谷这片土地上迅速发展，平谷书协功不可没，下面，我们请书协主席袁鹤松老师来谈一谈。（放：袁鹤松视频讲解）

三、介绍我们身边的书法家

1、介绍三位教师 过渡：研习书法艺术之风吹进了我们平谷三小，这里已是翰墨飘香、人才辈出，其中不乏很有名气的书法家，他们就在我们身边。（直接放照片，生简单自由答，老师配合照片）

2、介绍小小书法家

师：正因为有像他们这样的老师默默耕耘，传承着书法艺术，才会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的小小书法家，他们热爱书法艺术、刻苦练习，年纪虽小，但已经小有名气了，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小小书法家。你们知道吗？（生简单说人名）

今天我们这些小小书法家还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呢？（生拿着获奖证书、奖杯、作品上讲台前一一展示）

3、在全区的校园中掀起的学书热潮（各个学校的活动图片）师：不仅在我们平谷三小，全区的很多学校都积极地参与进来了，你们看！（欣赏图片）

四、介绍书家王友谊先生

过渡：书法艺术在平谷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喜爱，与一个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那就是王友谊先生（出示照片），同学们，你们想不想走近他、了解他呢？（想）下面我们就一同走近这位平谷书法艺术的领路人。

1、生平介绍及主要书法活动（图片加文字讲解）

你们知道吗？王友谊爷爷是我们平谷区的书法大家、他是我们中国书法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中国书协书法培训中心的教授，他从事书法艺术已经40多年了，参加国家级书展150多次，（图加字）获各 类奖项89个（图加字），出版书籍70多部，赴海外举办展览11次，这就是王爷爷的书法作品（书法作品展示）被法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博物馆收藏。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2007年至2010年，他利用三年时间，完成了7万余字的《四书•王友谊大篆写本》，这部书不愧为中国现、当代书法史上的鸿篇巨制，有着不同凡响的书法艺术价值和历史文化价值。

由于我们平谷三小是书法教育基地和示范校，所以，我校收藏了王爷爷的很多书法作品，这幅《厚德载物》就是其中之一（指作品），不仅如此，王爷爷为社会也做了很多的贡献，现在请同学们展示一下你们收集来的资料吧。（学生展示：书袋、台历、杂志）你们是不是非常仰慕我们身边这位书法大家？（是）我校红通社的小记者们有幸采访了王友谊爷爷，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近王爷爷的身边、走进他的书屋……（放采访录像）

2、先生的弟子

王友谊爷爷不愧为平谷书法大家、北京市的书法大家、中国书法艺术大家，他以自己独有的人格魅力耳濡目染的影响着他众多的弟子，其中很多弟子不仅秉承了他的风格从事着书法艺术的传承，还扎根书法教育第一线，刘建丰就是其中之一，你们知道他今年多大吗？才刚刚30岁，可谓少年奇才。：他书画作品数十次参加全国大展并获奖。作品入展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大展。现在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书法培训中心教授。（图片配文字讲解）

3、平谷学书热潮（波及到的各行各业：图片）

过渡：在王友谊等知名书法家的引领下，平谷书坛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出了如：袁鹤松、陈继明、常金英等众多书法艺术的追随者，书法艺术在平谷已经影响到了各行各业，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年纪大小，都有学习书法的人，这些人默默地沿袭着书法艺术的风格，传承着书法艺术的美妙。

五、献宝

师：你们知道为什么书法艺术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呢？因为它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装点和美化着我们的生活，现在就请同学们找一找，在哪些地方你曾经见过？（关雨欣、黄博智、王会雨）

六、书写观摩、总结全课。

1、师生共同书写

师：是呀，书法艺术在平谷已经家喻户晓，在王友谊先生的引领下，新一代书法家茁壮成长，我们平谷的书法事业才充满了希望，愿书法艺术在平谷代代相传（师手指黑板上的课题）好！就让我们喜欢书法艺术的同学和在场的老师一起拿起手中的毛笔，挥毫泼墨，书写和记录下这精彩的一刻！（同学、老师，齐上场，在事先准备的桌前展示排队进行）

2、总结

师：现场有很多同学还没有展示他们的才华，可见，爱好书法艺术的人真的很多，这短暂的时刻不能让在场的所有的人都一一展示，就让我们这节课作为书法艺术交流的平台，让书法艺术在平谷开花结果！好，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下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