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信息化引领残疾人社会管理创新(杭州市)

第一篇：以信息化引领残疾人社会管理创新(杭州市)

以信息化引领残疾人社会管理创新

——以杭州市助残服务直通车为例

杭州市残联理事长 杨广发

（2011.4.15）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推进党和国家事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对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当前，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社会管理正由传统的垂直型金字塔模式走向扁平的网络模式。杭州市依据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和发展规律，以信息化为切入点和突破口推动残疾人社会管理的创新。

杭州市残疾人工作信息化发端于2003年，开始主要应用于残疾人就业管理领域，后逐步在其他业务体系推广，为全面实现残疾人社会管理信息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根据社会管理的内在规律，杭州市创新性地推出了助残服务直通车。助残服务直通车即：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采取集中受理、分布处理的方式，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就业、培训等各项服务，旨在践行科学发展观，构建“整合、互联、共享、效率”为特点的信息化平台，强化残疾人社会管理效力，实现“残疾人的需求要第一时间知道，残疾人的合理化需求要尽快解决，各项扶助政策要阳光运行，基层服务要全程监督”。

一、坚持以残疾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实现“残疾人的需求第一时间知道”

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一是提高公众获取服务的简洁性；二是提高政府社会管理响应及回应的准确性和迅捷性。为此，在打造助残服务直通车过程中，我们始终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信息化建设的内容、设计服务和管理方式及流程，并据此调整内部管理体制、机制，使其符合管理和服务的需要。

社会管理信息化所提供的简洁服务，是指公众可以通过自己认为最便捷的方式获得政府的服务。因此，信息化服务并不意味着公众必须通过网络获取服务。社会管理信息化服务的方式是多元化的：应根据不同公众的特点要求尽可能构建为公众触手可及的方式。鉴于残疾人的残疾障碍，助残服务直通车全面建立了四种接入方式同步运行的残疾人受理平台。一是语音呼叫。残疾人可通过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拨打助残服务热线，向助残服务直通车提出服务诉求。．．．．．．96302．．．．．96302是全国第一面向残疾人的96特服号码。为方便盲人、重度残疾人拨打热线电话，由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专门设计制作了“一键通”特制手机。同时联系中国移动推出了关爱残疾人的爱心套餐，以减轻残疾人的通讯资费负担。二是短信服务。残疾人可通过编辑发送短信至助残服务直通车，提出各项服务诉求。短信服务是针对言语听力残疾人语言沟通障碍的实际情况而特别开设的。三是网站服务。残疾人只需登录杭州市残联官方网站即可提交各项服务诉求。有了上述三种接入方式，残疾人无须出门，只须拨拨电话、发发短信、点点鼠标即能提出服务诉求。四是传统方式，即窗口服务。残疾人可径至各城区残联办事窗口和市民之家残疾人服务窗口提出各项服务诉求。为了有效受理、处理残疾人的服务诉求，市残联建立了助残服务直通车服务中心，并聘请了4位专业客服代表专职从事残疾人服务工作。

通过助残服务直通车这一信息服务平台，有效构建了残疾人“需求—服务”无障碍的“双向”互动模式；运用语音呼叫、短信服务、网站服务、窗口服务四种方式，充分考虑了残疾人的特殊性，畅通了残疾人服务诉求渠道。

二、坚持以服务为导向的发展目标，实现“残疾人的合理诉求尽快解决”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社会管理要搞好，必须加快推进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因此，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必须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强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为诉求的电子政务建设。

通过对残疾人生存状况、服务需求的深入调研，确定了助残服务直通车十项残疾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服务内容。一是康复需求：为残疾人提供康复政策、信息的查询，受理残疾人的需求等服务；二是培训报名：为残疾人提供当前杭州市残联举办的各类残疾人免费培训项目信息，并接受培训报名；三是就业服务：为残疾人解答各类就业政策，提供当前可招聘的岗位，并受理残疾人的就业申请；四是托安养申请：解答残疾人托安养工作的政策与信息，受理残疾人的托安养申请；五是政策咨询：答复残疾人提出的各种咨询，包括残疾人政策法规、各办事流程、主要活动通知等；六是维权受理：受理残疾人的维权需求；七是法律援助：聘请职业律师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及援助，残疾人可通过直通车平台获取法律帮助；八是心理咨询：聘请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为残疾人提供专业的心理咨询；九是家政服务：受理享受居家安养政策的残疾人的各类家政服务请求，由专业家政服务企业提供服务；十是爱心结对：受理社会爱心企业或个人结对残疾人的爱心意愿和捐助项目。这十项服务内容既有办事类项目，也有咨询类项目，还有互动类项目，均可在“线上”或“线下”实现一站式办理，从而满足了残疾人的利益诉求，化解了矛盾，促进了社会公正，保持了社会稳定。

三、坚持以整合共享为路径的发展模式，实现“各项扶助政策阳光运行”。

公平和效率是实施社会管理的根本要求。只有公开透明，才能实现公平，公平就必须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只有整合信息资源，简化程序，才能实现便捷服务，提高效率。通过助残服务直通车，实现了上联中国残联、省残联信息服务平台，横通市政府电子政务平台，下贯街道、乡镇乃至社区数字民生平台；初步构建了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政策运行机制。一是建立残疾人基础数据库。以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换发为契机，自主开发、建立了残疾人基础数据库，全面、准确地掌握了辖区内所有持证残疾人的基本情况，并可即时录入、随机查阅残疾人的残疾状况、就业情况和家庭现状等基本信息。二是建立政务信息交换平台。杭州是全国电子政务信息共享与业务协同项目的试点城市，通过端口互联、数据比对，残联可与民政、劳动保障等部门实现残疾人低保、就业等信息的共享，动态而全面地掌握残疾人的生存状况。三是建立政策法规数据库。对历年来国家、省、市、区四级出台的残疾人政策法规进行了梳理、汇总，并以数据库的形式予以集成。同时，对现行的事关残疾人民生问题的扶残助残政策，按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家庭经济状况等关键要素进行拆解录入。其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供残疾人工作者和残疾人查阅、学习；二是为残疾人提供政策咨询。四是建立规范固化的工作流程。按照工作运作程序、环节，编制了助残直通车工作服务流程图，规范了内部各项管理制度，对移交各级残联、残联各部门的服务诉求的受理、交办、答复、服务实施等各个环节进行了规范，实现流程固化、职权明确。

通过各项扶助政策阳光运行，一方面，残疾人充分参与到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拥有了知情权、发言权、监督权，可以查询自己所能享受的政策，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残联则更充分地掌握了舆情民意，为科学制定残疾人政策提供了依据。

四、坚持以残疾人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实现“基层服务全程监督”。

信息化建设的本质不仅在于方便残疾人工作者，提升残疾人工作效能；更在于方便残疾人，提升残疾人服务水平。要切实维护残疾人的权益、提升助残服务管理的效能，必须坚持以残疾人满意不满意为标准的评价机制，实行基层服务的全程监督。一是联通残疾人政策业务体系，对助残服务实时监督。助残服务直通车通过建设一网式、全时段、系统性的网上服务大厅，改变了以往各地各部门各自建立信息化平台的状况，解决了相互分割、缺乏协调、重复建设、效率低下等问题，实现了从各自为战的“信息孤岛”，到各地各部门信息互通共享的“信息岛链”的转变。助残服务直通车不仅打通了残联与政府各部门，而且打通了市、区、街道和社区四级的政策业务体系，可实时查询、监控全市所有残疾人社会保障和服务享受覆盖情况，有效解决了原本监督缺位、信息虚假等问题，起到从源头上预防政策不落实、服务不到位的实际效果。二是联通市、区电子政务平台和街道、社区数字服务平台，对助残服务实时监控。通过助残服务直通车随时查看基层服务工作状态，第一时间捕捉到服务进展和流程轨迹。三是联通残疾人及残疾人家庭，对助残服务实时回访。对已办结的助残服务、助残服务直通车实时服务对象进行追踪回访和满意度调查，及时分析残疾人服务需求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采取措施即时进行整改。

第二篇：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

以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

摘要：社会管理创新是我国“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之所在。社会自然需要管理，并且变动着的社会，管理更需要不断创新。否则，管理方法和模式的滞后，就会导致社会解体的后果。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只有以法治理念为指导，以法制体系、法治程序和规范为支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才能真正实现最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这是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的重要环节。

一、社会管理创新的概况

（一）社会管理创新提出的背景

党中央提出社会管理创新与我国当前面临的经济社会形势有直接的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转型社会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会出现诸多利益冲突和矛盾，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当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是社会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使得经济社会稳定问题日益突出，社会管理面临重大挑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很多人有传统的“体制内”走到了“体制外”，由原来的“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很多问题由原来的单位解决变为了社会解决，很多人处于一种分散化、原子化的状态，尤其是在非传统单位体制中就业的人员以及农民工组织化程度低，相互之间形成一个“陌生人”社会。在“陌生人”社会，人际关系疏离、情感纽带缺失、内部关系松散、信任程度较低、社会制约因素相对较少，这也为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

另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启蒙和提高了公民的权利意识、公民意识和责任意识。人民群众要求扩大民主，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他们希望党和政府切实保障自身权益有，希望有更多渠道能了解、参与党和政府的工作。而互联网的兴起，1 加快了信息传递的速度，增加了透明度，公民的表达空间进一步拓展，给社会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与难度。

但是，由于传统的影响，我们在制约、监督公权力方面的制度积累与还不充分，思想理念、行动能力上也有不足。（阶层群体冲突增加

传统中国社会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相当单一的，就是“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他们之间的利益是高度趋同的，不仅没有根本性的冲突，甚至直接的冲突都几乎没有。但这些年来中国社会新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纷纷出现，新的社会阶层与传统社会阶层之间，新的社会阶层内部由于利益获取模式的不同往往会发生各种冲突与纠纷，这些冲突与纠纷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像前段时间出现的农民工因讨薪而自焚跳楼、土地拆迁中的暴力争端等等社会性事件，背后其实都是阶层利益在冲突。

而且，伴随着阶层分化，社会管理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要属于一个“单位”，干部在机关、工人在工厂、农民在生产队。按单位管理，政府好管也省事。但现在社会上出现越来越多的自由人，不再是“单位人”而成为了没进入麻袋的土豆。对于这些人，仅仅依靠单位模式是想管也管不住了，就算把他们吸纳为临时工，临时工已经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像“正式工”那样本分地听话了。流动性问题

目前我国有超过2亿的流动人口，在中国的东西部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流动。这种流动对社会管理提出很大挑战。传统的户籍管理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萝卜就在坑里边，而人口流动，西边的萝卜跑到了东边，导致东边的一个坑里可能有几个乃至好几十个萝卜。相应的社会福利保障、公平正义诉求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治理等等一系列问题就产生了。比如，农民工建设了城市，但却很难在城市中居住下来，只能像候鸟似的飞来飞去。如何调动流动人口建设流入地的积极性，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各项社会福利，让流动人口不至于因心态失衡引发行为失控，已经成为了城市化发展不能回避的紧迫问题。

人口流动好歹还能看得见，信息的传播与扩散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信息开放与信息封闭状态下的社会管理方式是截然不同的，难度更是天壤之别。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先捂住再慢慢应对。可是互联网让信息迅即甚至呈几何级数传播，往往“网下刚冒烟，网上已燃烧”。本来一个小事情根本就不是什么问题，信息一传播到网上，马上情绪激愤。加之，互联网还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它可以把全世界各地看似一点联系也没有的人在不知不觉间组织在一起形成集体行动。

更近一步看，在信息化环境中，人的社会交往已经不仅仅是实体的交往，不仅仅是面对面的交往，而变成了网络的交往与沟通。一个人足不出户并不意味着孤立无为，闭门也能造车，网上也可以开店。现在社会上的一些宅男宅女很可能是社会中交往关系最复杂、最广泛的群体之一，据说目前中国网民已经超过4亿人。虚拟社会不同于现实社会，但它又与现实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虚拟社会的所作所为都有着强烈的现实指向。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既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崭新要求，又是社会管理创新的紧迫任务。

维权意识更加强烈。这些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速度很快，跨越了温饱，实现了小康。但是，在老百姓吃饱穿暖的同时，对政府的意见也不断增多，群众与干部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凸显出来了。为什么啊？社会诉求在提高，群众愿望在升级。我们党员干部在实现群众经济小康方面成就很巨大，但让群众精神小康方面准备不足。可是，准备不足，群众就会聚集起来和你要、和你闹。尤其是随着社会公众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过去不 3 是问题的问题今天成为了大问题，过去理所当然的事情今天越来越理不直气不壮了，过去坚不可摧的合法性基础今天越来越有些靠不住了。邓小平晚年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过去总认为发展慢了不行，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之后，发展快了问题更多、更棘手、更复杂。后邓小平时代10余年后重温这句话，确确实实让我们感受到了什么是伟人的高瞻远瞩。社会失范引发风险

社会发展可以突变，社会价值观的培育却不能一蹴而就。中国社会用30余年走过了西方社会数百年的历程，既有价值观已经失去了共识，新的价值观又没有真正形成。而一个社会只有存在共同的价值观才可能产生一致的行动。当出现价值真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将自以为是，都将无所顾忌，都将不可预期。有权的“官二代”信奉赢者通吃，自鸣得意而视法如无法；弱势群体则绝望无助，看不到过上好生活的希望便铤而走险非理性杀人。就算那些自诩为只是“打打酱油”的群体，在其貌似超然的背后何尝不是一种无奈与愤懑，这使得他们往往是“无直接利益冲突”的肥沃土壤。当一切都不再相信、一切都不敢相信、一切都不能相信的时候，谣言就会主宰社会，恐慌就会降临社会、动荡就会席卷社会。前些天的“盐慌”背后并不仅仅是经济投机，更多的是社会性的焦虑与迷茫。

没有社会的稳定，就不可能有经济政治的繁荣发展。面对这些新的社会管理问题和管理要求，我们用惯了的、会用的、曾经很管用的、数十年来延续下来的一些社会管理模式与管理方法越来越不适应、越来越力不从心了。如何在新的发展背景下，有效地协调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稳定，社会管理创新成为了必由之路与不二法门。社会管理国际经验

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与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政府社会管理的方式方法也不同。

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十分有限，主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职能。这一阶段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经验是：第一，社会管理以社会自我管理与社会自治为主，政府对社会基本上采取放任自由的态度，政府对社会自我管理采取自由放任的不干预政策。地方自治特别是市镇自治是政府社会管理的基础，是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前提条件。第二，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主要是进行社会秩序管理。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目标是保护财产权，维持一种建立在财产权基础上的社会秩序，其主要手段是运用财产权利保护的法律维护社会根本秩序的基础。第三，政府承担起了济贫的职能，但济贫职能的履行尽量利用非政府组织进行。

20世纪初至1978年左右的混合市场经济时期是福利国家建立与完善时期，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和主要经验是：第一，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福利国家是指承担维护和增进全体公民基本福利或社会福利的职责的国家；其主要目标是维持全体公民的最低生活水平与教育水平，实现充分就业，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建立和完善基本社会关系管理制度。建立资本与劳动合作的社会制度；完善社会主要利益集团围绕国家政府与公共支出的多数表决制度；同时，发展社会自治和社会自我管理。第三，始终注重提高消费需求，以促进充分就业、维护宏观经济稳定作为政府施政的重要目标。混合经济时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福利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一种追求资源配置的全社会效益最大化的经济制度和模式。

1978年以来，是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时期，这一阶段政府社会管理的基本特点与主要经验是：第一，以教育、培训、基础科技领域为主要投资方向，以人力资本投资为核心，将“消极的福利国家”转变为“积极的福利 5 国家”、“工作福利国家”或“社会投资型国家”。第二，以充分就业政策为核心，将“福利”转变为“工作”，并适度限制福利支出的增长，达到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保障发展、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相中和的社会管理与经济增长目标。第三，主动利用基本社会组织、社会利益群体、非政府组织进行社会协作治理。福利国家改革时期也是非政府组织大发展的阶段，如法国1990年就有60000多个私人社团成立，而60年代每年只有11000个组织成立；在德国，每十万人口的社团数量从1960年的160个增加到1990年的475个，增长了近3倍。瑞典公民社会的参与率世界最高，创建了一个每十万人口就有2300个社团的稠密的社会网络。第四，重视社会资本、重视社区建设与社区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向社区回归的发展趋势，即社会社区化或社会人文化的趋势。）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内涵

“社会管理创新”的目标是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①社会管理是政府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又不限于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它还包括其他主体以及社会自身的管理。作为政府职能之一的社会管理，是指国家通过制定一系列社会政策和法律规范，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引导；培育和健全社会结构；调整各类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维护和健全社会内外部环境；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协调发展的一系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广义上的社会管理则是多元主体以多样化形式进行的上述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过程。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在现有社会管理条件下，运用现有的资源和经验，依据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尤其是依据社会自身运行规律乃至社会管理的相关理念和规范，研究并运用新的社会管理理念、知识、技术、方法和机制等，对传统管理模式及[1] 6 相应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进行改造、改进和改革，建构新的社会管理机制和制度，以实现社会管理新目标的活动或者这些活动的过程。社会管理创新既是活动，也是活动的过程，是以社会管理存在为前提的，其目的在于使社会能够形成更为良好的秩序，产生更为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意义：

1、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发挥人民首创精神，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能落实以人为本的发展思想。

2、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更好地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增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之间的协调性，才能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3、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统筹经济和社会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地区发展，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才能落实科学发展的统筹兼顾的要求。

4、只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才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二、社会管理创新的最佳路径选择是加强法治文化建设

（一）法治文化建设的提出

中国人对法律的理解，往往把它看成是一种工具或制度的东西，把它看成是一种治理的规则和惩治的手段。我们缺少一种人文的、文化的层面去审视法律。如此，我们对法律只有畏惧而没有尊敬，只有抵触而没有服从，这不能不说是法律发展的缺陷和法治发展不健全的一大重要根源。

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已取得丰硕成果。在新时期新阶段应向更深层析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法治文化建设的形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建设，报告强调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法制观念教育等。“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它体现或代表了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古希腊先贤亚里士多德对法治有精辟的认识:“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 亚氏的这段话在后世被奉为法治的经典公式,其贡献在于,通过对法治实践环节与形式要素的完整把握,以“良法”与“普遍服从”两个特定概念的链接,建立了法治的基本逻辑结构。由此演绎，法治是一个地区或国家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社会状态，法治的表层含义是一种社会管理模式，深层含义则是一种体现治国理念和规范人们言行的文化精神。“法治文化”，就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机构、法律设施体现出的文化内涵，是公民理解并遵循以法律价值观为核心的心理意识与行为方式，它体现或代表了人们的法治意识、法治原则、法治精神及其价值追求。

当代法治文化至少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识，它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是法治能否真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识，它强调不仅普通公民要守法，而且掌权者更要守法。三是运用法律的意识，它意味着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运用法律来分析问题。发生纠纷时要寻求法律的保护，诉诸法律来解决争端，四是维护法律的意识，它意味着，法律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要通过法律扬善惩恶，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社会的秩序、公平和正义，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不允许以权压法，以钱代法。

（二）用法治文化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时代的迫切要求。

邓小平同志说：“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所有制度中，法律制度最具明确性和国家强制性。通过法律明确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形成社会建设的长效机制，从而使社会建设和管理不因领导人及领导人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时代要求从法治层面为社会建设和管理提供坚实的保障。党的十七大强调，进一步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提出要从发展教育、扩大就业、完善分配体制、建立社会保障机制和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社会管理等方面入手。这种“以人为本”的社会建设，特别需要通过法治来强化社会权利的平等和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我们在创新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法治保障的重大意义。

（三）法治文化建设是影响社会管理创新的灵魂

社会管理创新是法治的具体化，法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社会管理及其创新应当在法治的规范之下进行。社会管理需要法治化，法治需要丰富社会管理的内容。法治文化建设是法律制度得以产生和正常运转的指导思想和精神动力。没有法治文化建设的协作和支撑，社会管理创新就难以向广度、深度推进。在现实生活中，民众在做出一个行为时，一般是凭借自己的理解，基于自己的法治文化水平做出判断或选择。法治文化建设使得法律在社会管理创新中发挥的效力不仅仅是来源于外部的强制和权威，而是来自于内心的信仰和服从。

（四）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目标是实现和谐社会。和谐社会绝对不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而是看社会有什么样的化解矛盾的机制。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能够理性对待并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达到使各方利益都得到表达和维护、不同利益主体相互理解和认同的和谐状态，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的法治的社会。而要实现这种调节和均衡就必须靠“法”。因此，社会各阶层一定要有 “法”的精神和信仰。

当前社会，群众需求千差万别，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社会问题各式各样，社会诉求机制不畅造成社会协调断裂，社会建设相对滞后造成社会控制整合相对不力，社会关系紧张导致群体性事件多发高发。要从源头上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就要建立公众广泛参与的多维度的利益表达机制，为社会各阶层提供顺畅的利益表达制度平台，形成规范的对话、协商和处理问题的反应机制，立足于处置“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真正从源头上预防和降低社会风险。在处理矛盾和问题时，应以民意为导向，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维稳”的思路从“保稳定”转变为“创稳定”。

三、用法治文化建设引领西部地区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操作

1.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对于西部地区乃至全国而言，法治文化理论目前还属于初创阶段，法治文化体系更是一个创新的概念。法治文化理论的研究决不仅仅是法学家的事，还需要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工作者共同探讨。西部地区应针对自己的社会经济状况，研究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法治文化建设，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通过举办“法治文化论坛”、“法治文化讲座”等形式，加强法治文化理论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应用对策研究；注重在法治实践中丰富和发展法治文化理论，更好地指导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鼓励引导支持法治文艺创作，努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的法治文化产品。同时，法治文化建设还需构筑法治文化人才高地。没有人才的支撑，一切都可能是空话。深入研究和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要有一批大师级人物，有一批在法治文化事业各方面有号召力的领头人和一大批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并以此形成有特色的法治文化人才队伍。在此基础上，成立法治文化创作队伍，组建法治文学、法治曲艺、法治美术等创作基地，有计划地组织法治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生产；应组织力量集中攻关，重点推出一批 10 反映时代精神、富有生命力、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精品，努力提高作品的影响力和震撼力；加强执法机关法治文化人才的培养，分期分批组织培训和采风活动；加强基层法治文化骨干的专业辅导，积极为人才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建立和完善优秀法治文化人才脱颖而出的激励机制。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在西部地区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法治文化之水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更多更好的方式，保证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效。2.2.管理创新要注重培养西部地区公民法治素养

目前，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群众中，还存在畏上、畏权、不畏法的情形,这说明了社会法治观念的淡薄。而且，群众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参与者和监督者，因此，着力提高群众法治意识必不可少。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抓法治文化建设首先要从青少年抓起，要保障每个学校实现计划、教材、课时、师资四落实，法制副校长配备率达到100%，做到青少年普法的常态化。要加强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执法守法情况考核。建立健全公务员，特别是执法人员学法培训与考核、晋级、表彰相结合的配套机制，建立健全公务员普法的报告、抽查、通报和建议制度，确保公职人员全年学法不少于40学时，司法、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更新培训每年累计不少于15天。要加强群众的普法力度，通过开展专题普法讲座、出动普法大篷车、聘请律师解答群众提问等各种途径，积极开展居民法律服务，宣传有关法律法规，保障与维护居民的权益。引导群众依法诉求、依法办事、诚实守信。从整体上提高全社会的法律素质。

3.与西部地方特色文化相结合，搭建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管理平台。法治文化建设本质上就是以法治精神塑造人、以法治信仰引导人，以法治实践提高人，以法治文化熏陶人。要运用法治文化的特有功效，渗透到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成功架起法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以一种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力量默默地传播法治，以它的独特优势与魅力体现法治文化的人本意识 和人文关怀。当前形势下，要把满足人的需要、增强人的需求、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推进法治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西部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并形成了包括语言、宗教信仰、自然崇拜、神个话传说、故事、歌谣、舞蹈、节目、服饰、建筑、手工艺、礼仪习俗以及生存理念、生活和生产方式等在内的民族文化。在新时期的社会管理创新中，我们必须依托西部地区文化底蕴深厚、资源丰富的优势把法律知识通俗化，把法律规范直观化，把法律历史形象化。通过编制琅琅上口的歌谣、丰富多彩的节目、脍炙人口的故事，让群众感觉到原来法律并不遥远，法律就在身边，更容易保证人民安居乐业，经济社会协调发展。、4、法治文化建设有利于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的形成。

法治文化建设同法治实践相结合才有生命力。既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空谈法治文化建设，更不能用法治文化建设干扰和阻碍经济发展。要支持和引导法治文化建设朝着促进依法行政、服务大局等方向发展，努力推动经济社会的法治化，形成崇尚法治的社会氛围和文化导向，使之作为新时代深入推进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的“倍增器”，成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助推器”。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要适应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多采用接近大众、群众喜闻乐见的法治文化表现形式。应更多地依托各种媒介，如公益广告、手机短信、普法网站，运用图片、文艺节目、法制短信、法制动漫等多种形式开展工作，增强法治文化的渗透力。西部地区应争取加强法治文化建设中，发掘特色，打造品牌，如选择贴近老百姓的题材播放普法电影、建设法治文化主题广场、举办“法治文化艺术节”、开展“律师送法进村入户”活动；创建“百米法治长廊”和大型法治公益广告，积极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法治文化品牌，让人民充分感受社会法治文化的气息，有助于社会稳定发展。5.12

①***：《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求是》2010年第4期。

第三篇：杭州市上城区委社会管理创新意见

中共杭州市上城区委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政府 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实施意见

（2011年3月18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全省政法综治工作会议和市委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不断提升社会管理工作能力和水平，努力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更好地推动科学发展，现就推进我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趋多样化物质文化需要的同时，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以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充分激发社会活力，确保社会安定有序，为深化“平安上城”建设，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品质中心城区”，实现全区经济社会持续、平稳、较快健康发展提供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科学谋划，协调发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结合我区实际，正确把握形势任务，认真谋划社会管理创新，使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及生态建设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相得益彰。

（二）坚持服务全局，统筹兼顾。正确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把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服务经济社会全局的重要内容，统筹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三）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优先。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转变管理理念，改进管理方式，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实现依法管理、科学管理、人性化管理，努力实现由“治理型”管理向“服务型”管理转变。

（四）坚持多方参与、共同治理。充分发挥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互律作用，使各种社会力量形成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保障社会安定有序的合力。

（五）坚持立足实际、改革创新。从我区实际出发，充分发挥我区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先发优势，积极挖掘和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作用。同时，积极借鉴各地先进经验和做法，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把改革创新贯穿在整个社会管理过程之中，为推进“平安上城”、“和谐上城”建设提供不竭动力。

（六）坚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坚持深入调查研究，科学 把握规律，大胆探索实践，总结实践经验，健全长效机制，真正做到思路务实、措施切实、工作扎实、绩效落实，使社会管理创新取得实实在在效果。

三、总体目标

坚持以建立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的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为目标，以完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为重点，以加强基层基础建设为保障，以有效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为关键，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实现社会管理向网格化、信息化、常态化、科学化、制度化转变，进一步夯实社会和谐稳定的思想基础、基层基础、法治基础，全面提升社会管理与服务的整体效能和水平，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环境。并根据工作实际，及时做好总结、提炼工作，初步形成可学、可鉴、可推广的典型经验，力争到2012年底，初步形成较为完善配套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与当今时代发展相适应、与人民群众期望相适应的新型社会管理体系。

四、工作任务

按照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总体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制、体制、机制、能力建设。着重从源头治理、动态协调和应急处臵三个层面，构建相互联系、相互支持的一整套规范、机制和制度，尽可能减少社会问题，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果断处臵社会冲突 与社会对抗，努力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体系，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激发社会创造活力。

（一）完善社会管理组织体系

着眼于解决社会管理“谁来管”的问题，坚持把社区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平台，按照管理单元最小化、管理服务最优化的原则，积极推行网格化的长效管理模式，实现基层党政组织、政法综治组织和群众自治组织全覆盖，推动社会管理工作从事后被动应急到事前主动防范、从运动式治标管理到常态化治本管理的转变。

1、建立网格模式，实现基层管理服务全覆盖。依据社区所辖范围、居住人口、治安状况、工作难易、任务轻重、基础好坏等情况，将社区划分为若干个网格单元，形成覆盖全区、条块结合的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工作网络，确保把社会管理服务职能覆盖到社区、延伸至千家万户。把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纳入属地管理和网格化管理范畴，不断扩大社会管理和服务的覆盖面。

2、有效整合资源，形成基层管理服务新体系。在区委、区政府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各级综治组织的统筹协调作用，有效整合公安、司法、劳动、民政、行政执法、民宗、统战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工会、妇联、共青团等组织的资源和力量，建立健全街道、社区等各级综治工作机构，充分发挥其在维护基层和谐稳定中的基础平台作用。完善治保、调解、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归正人员帮教、社区矫正、禁毒等力量的协作制度，落 实相应工作人员。积极探索综治工作力量向末端延伸，完善“网格化管理”载体，健全综治协管员、安全管理员、楼道长等队伍，真正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组织网络。

3、落实工作职责，推进基层管理服务精细化。充分发挥社区民警、综治协管员、楼道长等的作用，进一步明确其联系群众、掌握民情、改善民生、解决矛盾、维护稳定等方面的职责。建立健全信息平台，全面了解、动态掌握辖区居民家庭、出租房屋、流动人口、重点人群等的基本情况。建立健全走访交流、信息采集、协调处理、便捷服务等工作运行机制，为群众提供更加直接、更加高效的服务，推进社会管理服务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精细化。

4、加强队伍建设，确保基层管理服务上水平。大力推进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建立健全社区工作者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各种社会资源参与基层服务管理的作用。着力抓好协警、综治协管员等专业队伍建设，提高其融入群众、服务群众、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使其成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骨干力量。充分发挥广大群众在社会管理中的主体作用，不断发展壮大群防群治队伍，努力使群众自治组织和群防群治队伍成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力量。深入推进“平安上城”志愿者行动，加强组织、管理和引导，吸引更多的社会力量以相应的知识技能协助、参与社会管理工作。积极探索向社会购买服务的社会管理方式，充分发挥保安公司、中 介服务机构等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二）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体系

5、完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完善重大社会决策、重大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按照“谁决策、谁评估、谁负责”的原则，对涉及群众利益的企业改制、工程建设、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事项，由责任单位负责组织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做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防止因决策失误或实施不当引发不稳定问题。

6、健全社情民意调查机制。不断完善重大事项调查研究和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示制度、公开征求意见制度等，建立利益相关方参与协商机制，确保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社会决策出台前或者重大建设项目审批前，充分听取群众意见。认真落实“四问四权”，通过“问情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绩于民”，扩大群众对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正确处理群众的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做好有不同意见群众的工作，做到依法办事。

7、建立风险评估监督机制。加强对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监督指导，经常性地对社会稳定形势进行研判分析，把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责任倒查机制，对于没有充分听取群众意见或违反法律法规和政策作决策、上项目，引发群体性事件和重 大信访问题的，分别由维稳、信访部门牵头，会同政法、综治、纪检、组织部门，严格追究责任单位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健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体系

8、畅通群众诉求表达渠道。要进一步畅通和拓宽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夯实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突出矛盾解决的工作基础，形成排查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加强信访工作，完善涉法涉诉信访案件评查、责任追究制度和案件终结制度。教育和引导群众依法、有序、理性表达诉求，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到位”。通过完善居民自治章程、居务公开、分片包户等居民自治制度，加强社区居委会直选、社区决策民投试点、居务管理的民主监督等措施，使社区成为加强政治文明建设、推动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培育人文精神、提升社区自治能力的重要阵地。深入开展“法制进社区”等活动，大力弘扬法治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知法、守法、用法的自觉性，引导公民依法维护权益，依法表达诉求，不断提高社区法治化管理水平。

9、构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网络。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维稳、信访、综治部门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齐抓共管、整体联动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体系。健全定期排查、归口调处、督查督办、责任追究等制度，实现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深入开展社会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做到“有领导负责、有专人处理、有调处方案、有解决时限”。对重 大问题要实行领导包案、挂牌督办、跟踪解决，坚决防止矛盾堆积、激化。区直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化解本行业、本系统矛盾和问题的主体责任，及时研究分析并拿出处理意见。

10、完善“大调解”工作体系。全面推进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仲裁调解、专业调解“五调导和”机制。积极推行政法、综治、维稳、信访部门综合协调，有关部门、单位各司其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联合调解形式，努力形成矛盾纠纷调处化解的工作合力。不断完善“诉调对接”、“检调对接”、“公调对接”等制度机制，提高调处化解矛盾纠纷的整体效能。充分发挥“和事佬”协会、物业管理纠纷调委会等群众组织第一时间发现并化解民间矛盾的作用，推广建立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探索整合力量资源、吸收第三方参与调处、依靠行业自律等形式和方法，有效解决劳资纠纷、医患纠纷、环境污染、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交通事故、涉校纠纷等突出矛盾和纠纷。推进矛盾纠纷“以奖代补”、“以案定补”、“考核定补”等做法，运用教育、疏导、协商等方式解决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建立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

（四）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

11、完善公共服务平台。加强行政服务中心、社区公共服务工作站和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努力构建覆盖全面、及时有效、群众满意的服务平台。充分利用社区“E家人”网络实现全区社区信息资源共享，完成70%以上社区达到和谐社区的目标。通过加强“邻里值班室”、“党员会客厅”、“晴雨工作室”等居 民事务协调自治阵地和平台建设，健全居民自治组织体系，拓展群众参与公共管理、公共决策、公共服务的渠道，引导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积极发展公共文化、公共卫生、公共体育事业，加强服务与管理，不断提高群众的生活品质。

12、加强社会心理服务工作。在全区开展个人心理健康知识的宣传普及，教育引导各类人员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我和谐能力。建立健全个人心理医疗服务体系，大力开展个人心理调节疏导工作，建立心理危机干预预警机制。

13、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健全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机制，加快公共安全管理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基层公共安全监管网络，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积极探索政府、社会、企业多方参与的企业安全监管方式和安全生产重点难点监管模式。

14、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管理。探索食品药品安全源头追溯机制，加强食品准入和源头管理，探索建立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长效机制，加强食品药品安全专项整治，落实食品药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药品管理制度机制保障。

15、加大环境保护监管力度。围绕推进“生态上城”建设深化重点区域、行业、企业污染整治，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题。依托市生态文明示范城区试点建设，深化环保“联街结社”机制，抓好饮用水保护、噪声综合整治、街道生态化改造、屋顶绿化、截污纳管等工作，着力打造精致空间。

（五）创新“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体系

16、创新和完善对“两新组织”的服务。积极发挥已有的社会复合主体、社会自治组织等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重视培育新的社会组织，并发挥其在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完善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两新组织”）中的党团和工会组织建设，加强对基层劳动者的人文关怀，扎实推进“综治进民企”、“综治进民非”工作，根据“两新组织”特点，探索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网络和机制，促进“两新组织”内部的和谐稳定。

17、加强和改善对“两新组织”的管理。积极探索对“两新组织”实行分类管理的有效办法，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谁登记、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两新组织”的登记管理和日常监督。建立健全登记管理机关、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职能部门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加大日常监管力度，引导其加强自身建设、严格行业自律、规范从业行为，更好地承担起社会责任。把“两新组织”纳入到统战工作的范围，利用统战工作优势，引导“两新组织”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充分发挥积极作用。要严格准入、加强监管，深化对非法组织的专项调查整治工作，消除非法组织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的消极因素。

（六）完善社会管理信息化体系

18、推进社会管理信息化建设。积极做好居民管理和服务信息化的“二化建设”，不断完善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利用社区“e家人”系统、社区网、数字电视“社区是我家”频道、96345 便民服务热线等平台，建立覆盖所有社区的服务网络，实现居民不出社区即可享受公共服务。努力构建覆盖全区的基础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有效整合视频、文字、图像、数据信息，为基层加强对人、地、物、事、组织等基础信息的采集、录入、整合、报送、分析统计提供实用的技术手段。

19、推进网络虚拟社会建设管理创新。按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其消极影响”的要求，综合运用法律、行政、经济、技术等手段，加强对新兴媒体特别是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与管理，加强对网络的实时动态管控，构建网上网下相结合的防控体系，逐步建立起对影响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问题的预警、引导、应急处理机制。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加大技术防范力度，强化网络监测、预警、侦查、控制、处臵工作。不断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确保其积极、有序、安全发展。

（七）建立健全重点人群服务管理体系

20、提高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水平。进一步建立健全流动人员服务管理工作体系，加强流动人口综合管理服务队伍建设，深化出租房屋管理工作，坚持“谁主管，谁负责”、“谁用工，谁负责”、“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完善“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管人”的工作模式。在流动人口集中地区建立流动人口“互助服务站”，积极推进流动人口自我服务、自主管理新模式，推动杭籍人口与非杭籍人口的交流、融合。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着力解决流动人口职业培训、就业、居住、就 医、子女就学等问题。依法规范境外来杭人员管理服务工作，构建覆盖境外来杭人员入境、居留、就业、就学、出境全过程信息动态管控体系，及时清理、遣返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的境外人员。

21、创新特殊人群帮教管理机制。由区综治办牵头，建立特殊群体管理工作机构，实行街道、派出所、司法所、社区联动，对闲散青少年、流浪未成年人、服刑在教人员的未成年子女等有针对性地做好教育、服务和救助工作。对管辖区域内刑释解教人员、社会闲散青少年、吸毒人员等高危人群进行建档立卡，开展调查摸底，建立帮教机制，落实安臵政策，加强日常管理，尽量解决其就学、职业培训问题。不断推进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加强青少年法律援助和失足青少年教育挽救工作。积极推进社区矫正工作，防止脱管、漏管。

22、加强高危人群管控。对有社会危害行为、依照有关规定经专门机构鉴定的特殊人群，由卫生、民政、公安部门牵头，社区、家庭配合，落实治疗、管控措施。对违法犯罪的艾滋病患者，由公安、司法行政、卫生部门牵头，加强治疗和教育改造，防止其危害社会。加强对吸毒人员的戒毒、帮教，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对有现实危害性和暴力恐怖倾向的高危人群，建立常态化的管控机制，严格落实管控责任。

（八）健全和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23、健全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工作机制。深入细致地开展社会治安排查整治工作，及时掌握影响社会治安形势的 问题和隐患，认真汇总梳理和登记造册，切实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早发现、早控制、早解决。建立健全社会治安常态化管理制度，明确责任单位、人员和时限，实施有效整改。

24、深入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全面推进“平安上城”110社会联动机制建设，及时有效地处臵各类急、难、险、灾事件的110报警求助，建立系统化、信息化、标准化的110社会联动机制，打造出高水准的具有上城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品牌项目。完善群防群治工作模式，不断充实专职巡防队伍，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25、不断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手段的科技化水平。充分发挥科技手段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加快动态监控系统在居民小区的覆盖，鼓励基层单位落实物防、技防措施，进一步深化“数字巡防”工作模式，运用社区巡防、街面巡逻、卡点值守、单位安防、视频监控防控网络，建立以落实法人责任为核心的契约式行业场所管控机制，努力构建动态型、联动型、高效型治安防控模式。

（九）建立和完善社会应急处置体系

26、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臵机制。按照“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要求，不断细化完善工作预案和应急处臵措施，强化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信息传递、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建设，建立健全统一指挥、反应灵敏、协调有序、运转高效、责任明确的应急处臵机制，提高现场指挥、部门联动、灵机决断、依法处臵、协同作战的 能力和水平，确保在紧急状态下联络渠道畅通、调运力量及时、现场指挥有力，确保对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发现得早、控制得住、处臵得好，牢牢把握工作的主动权。

27、加强风险防范能力建设。依法落实风险和突发事件隐患排查监控责任，实现对各类风险隐患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加强应急知识和相关法规的宣传教育，将公共安全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利用《上城报》、“上城网”、“e学网”等各种媒体及社区教育渠道介绍普及应急知识，特别是加强对各级干部应急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提高对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臵能力，提高全区防灾救灾和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

五、工作步骤

（一）研究部署阶段（2011年1月1日至4月30日）。对工作进行研究部署，各街道、各部门学习实施意见，并于2011年4月30日前将本单位实施方案报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贯彻落实阶段（2011年5月1日至2011年10月31日）。各街道、各部门按照实施方案贯彻落实，定期汇报工作进展。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加强工作指导和协调。

（三）总结检查阶段（2011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各街道、各部门总结工作情况，撰写总结报告，提出下阶段工作计划安排，并报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四）全面推广阶段（2012年1月后）。全面总结推广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并树立一批工作典型和示范点，转化成长效工作机制。

六、保障措施

（一）建立组织，加强领导。成立杭州市上城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任第一副组长，区四套班子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部门、街道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委政法委。各重点工作项目由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牵头负责，各责任部门有关负责人为成员。各街道也要建立领导小组，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

（二）明确职责，合力推进。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统筹负责全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牵头领导和牵头部门要切实加强指导、提供支持，细化分解项目任务，将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单位和个人，定期研究项目推进工作，解决存在问题和困难，确保责任明确、部门联动、合力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要认真做好方案制定、综合协调、督查考核等日常工作。各相关部门和街道要进一步明确责任，及时研究解决各种难题，确保工作如期完成。

（三）加强创新，完善机制。积极研究和建立项目管理责任、联合协调推进、考核评价激励等制度，完善矛盾纠纷、疑难问题联动解决工作机制，形成社会管理创新长效机制；创新宣传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上城网”、《上城报》等媒体和宣传阵地 的作用，营造全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良好氛围；建立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创先争优”机制，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做到以点带面，全面推进，提高实效。

（四）强化督查，落实保障。完善考核机制，落实保障措施，把区、街道社会管理创新所需经费纳入财政保障。切实加强督查工作，定期通报项目进展，确保各项工作落实到位。经常性组织召开项目推进情况汇报会，及时掌握全区面上工作进展情况，认真总结和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并把工作经验转化成制度成果，促使全区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为推动上城“具有国际水准的高品质中心城区”建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附件1：杭州市上城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名单 附件2：杭州市上城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重点工作

第四篇：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结构耦合：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

【内容提要】 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文章梳理了建国后至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中角色地位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了新形势下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实现社会管理创新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结构耦合，形成基层党组织和各类政治、社会资源有机整合的基层党建和社会管理新格局。

【关 键 词】基层党建 社会管理主体 多元化 创新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革，社会基层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在当前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背景下，厘清多元背景下社会管理的科学概念，准确定位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关系，把握好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会治理主体中的角色定位，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对于和谐社会管理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

一、“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社会管理”的概念，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1年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培训班上发表了关于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要讲话，他指出，“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基层，基层群众的工作做好了，做细了，做到位了，社会管理中的各种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说明新时期要进一步加强对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组织对党员干部、群众及各种新社会组织，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以党建工作的科学化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实现社会的良性、科学、和谐发展。社会管理理念的提出是党和政府用以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从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从概念上看，社会管理是指由政党、政府、社会团体、社会机构等社会多元管理主体要素按照某种特定规则参与合作，共同管理公共事业，以追求最大化的管理效能，使社会运转科学、合理、有效，实现和谐稳定发展的最终目标。其中，党和政府通过制定社会政策和法规、依法管理和规范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在社会管理中起着主导作用；第三部门、各种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公众起着协同和参与的作用，从而使社会组织在高度自律和有序的状态下得到充分的发展，最终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良性目标。

首先，新形势新背景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快速推进，既给经济社会发展进步带来了巨大活力，也对基层社会的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一是经济社会转型对基层社会管理理念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们国家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转型期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落后了，社会矛盾急剧增多，群体性事件不断，社会的管理已经远远跟不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很多地方与现实需求脱节，所以迫切需要改革和创新。二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对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当前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逐渐从单位制结构转向社区制结构转变，社会管理主体渐趋多元化，主要包括了政党、政府、社会团体和群众自治组织等。这对于以传统的以单位组织为党的社会根基的我党来说，党的工作很难再单纯依靠原来组织的手段、行政的方式有效地整合社会。三是社会结构模式的多样化对基层社会管理载体的创新提出新要求。我国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原有的单位组织管理网络被弱化，而新的社区管理网络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政府往往要直接面对分散的个人，社会治理成本大大增加，社会事务自上而下的贯彻落实和社会问题自下而上的解决都受到一定阻碍，在部分地区和某些环节，在管理的载体上出现真空或覆盖不全面的管理缺失现象。四是社会转型的长期复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社会转型带来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社会利益的分化和重构，使得传统的政府和社会管理手段单一的模式已不适应新的要求。这就需要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相互协调发展，增强党的社会基础和基层社会的发展活力。五是公共需求的多样差异化对基层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提出新要求。由于各利益主体价值取向不同，公共需求的呈现多样差异化的状态。如何整合不同利益群体，引领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有方法和载体的创新，需要政党与社会相互调适，基层党组织与社会自身的结构相互耦合，以保障基层社会的良性、稳定的转型和基层党组织对于基层社会的有效领导和整合。基层党组织针对这些新形势新背景，也逐步实现工作重点的战略性调整。

其次，加强社会管理对基层党建创新提出新要求。基层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新形势新背景对社会管理的创新提出了要求，同样对基层党组织建设也提出了新要求。一是对党组织转变工作理念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寓管理于服务，在服务中体现管理。二是对党组织改进工作方式提出了新要求。现代社会管理服务人、尊重人的特点，要求从控制性管理，更多地变为协商式、服务式管理；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的、道德的手段实施管理；从传统封闭式管理变为更多地依靠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及时化、便捷化、开放透明的管理。三是对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提出了新要求。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的迅猛发展，人员的频繁流动，使党的组织和工作覆盖出现“真空”地带，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不断拓宽工作领域，探索创新组织设置模式，不断扩大覆盖面。四是对基层党员干部社会管理能力和作风提出了新要求。群众利益诉求的多样化，社会矛盾的复杂化，要求基层党员干部不断提高应对复杂矛盾、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做群众工作的能力，转变工作作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五是对党组织统筹运用社会资源提出了新要求。加强社会管理不仅要发挥政法、民政、劳动、教育、卫生等职能部门作用，更要引导群团组织、中介组织、自治组织等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这就要求党组织不断增强凝聚力，充分整合运用各类政治资源和组织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

第三，新时期“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实现耦合。党的执政理念是指执政党执掌政权的宗旨、价值取向、治国方略、执政方式、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的条件下如何进行党自身建设等观点的总和[1]。执政党执政理念关系到执政党执政方式的改善、执政能力的提高、执政规律的科学把握和执政基础的巩固。面对社会转型特殊背景下政治统治方面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党的执政理念适应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服务型政府理念的要求，逐渐实现执政理念的创新。改革开放前，我国党政机构是基层社会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党和政府通过强有力的政治与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实现了对社会高度整合；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社会分化加快，整个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也在不断产生和积累，旧的社会管理模式难以应对新形势下面临的种种新事物和新挑战，基层党组织和政府不能继续通过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地实现整个社会体系的整合而导致体系整合能力下降，“大一统”的社会整合体系在基层出现“梗阻”，从而造成社会管理成本的上升和管理的无力、滞后或被动现象。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公共事务纷繁复杂性，加上政府自身难以逾越的低效屏障，民间社会力量不断崛起，社会管理主体走向多元化成了必然的趋势，客观上形成了对政府重新定位自身角色功能的诉求，新的公共管理模式逐渐由传统公共行政转向现代公共管理的变革，即公共管理的主体应不仅局限于政府，还应包括居于特殊地位的执政党和各种非政府、非营利性的民间组织、公共组织，亦即第三部门[2]。其中，政府作为管理公共事务的核心成分虽然还是公共管理的核心组织，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但却不再是唯一承担公共管理责任的组织，而市场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等以其自身的特质和各自的优势分别承担起了社会管理的相关职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着愈益积极的作用。在多元化主体之间，必然要求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众、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第三部门的有效合作。

社会转型期提出社会管理理念与党执政理念创新的耦合，其实质是政党与社会的调适，即政党在价值宗旨、组织机构以及制度规范等层面与社会现实和社会诉求的相互协调和契合。党和政府掌握着管理国家与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公共权力，必须坚持政府作为最大的社会管理主体的权威地位和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但党和政府应逐渐转变执政理念，调整自己管理方式和领导途径，以公共管理主体的身份，以更加有效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府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党的基层组织与基层社会管理有着很强的共性。一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对象上的重合性。作为中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组织系统“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渗透于各级、各类社会组织中，对各种社会管理服务资源有较强的整合能力和便利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进步。二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方式上的互补性。“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社会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基础性、根本性工作。社会工作中以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专业知识为基础提炼而成的科学的手段和方法，为党的群众工作提供有使用价值的借鉴；而我党有做群众工作优良传统，当前基层党组织继续发挥着“联系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团结群众、带领群众”的领导作用，二者有很强的互补性。三是党的基层执政与社会管理存在着工作内容上的一致性。社会管理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全面性的大问题，而社会服务、社会救助、社会稳定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组织力，充分发挥服务社会、服务群众的作用，实现二者的吻合，使工作于不同岗位的党员在社会管理服务方面起到带头作用。

基层党建创新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内容，理顺和调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关系，实现二者自身建设和发展的结构耦合，即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的创新，社会管理的创新强化基层党建的创新，并能够进一步展示了社会管理创新的成果，这两者结合、竞合、互动的关系。构建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模式，是实现基层党建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二、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定位的历史演进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根据政党、国家、社会和市场的互动关系来看，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制度沿革以及基层党建在社会管理创新中角色地位的演进进程，大体上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从建国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是一元治理格局。这段时期我国的社会管理是党领导下“国家主导的一元化社会管理体制”，执政党和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主体，国家成为无所不管、无所不包的“全能国家”，所有权力集中于唯一的权力机构。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党和政府作为唯一的治理主体不仅管理着国家的政治和行政事务，也管理着全部社会事务和经济事务，直接导致政治上的专权和管理上的极端低效，社会缺乏结构和功能的分化而成为“总体性社会”，个人成为缺乏自主性只能被动服从的个体，牺牲了个体的自由和权利，窒息了社会的创造活力，极大地扼杀人们的创造性和自主性。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是现代社会管理体制起步时期。这一时期传统社会管理体制趋于解体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解决党政企不分、以党代政、以政代企的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始，党和政府逐渐开始适度分离，党主要负政治领导责任，政府则主要负行政责任，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与此同时广大农村开始推行村民委员会制度，城镇逐渐推行居民自治制度和企业职工代表大会，基层民主自治体系逐渐建立。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是发展经济，全能型政府之下的社会以及社会组织开始发生深刻的变革，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对经济进行管理。这一时期，中国执政党的社会功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推动社会服务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组织发展受到的限制和控制较多，但仍然属于社会管理的对象，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有限的拾遗补缺的作用。

十六大至今是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基本思路逐渐形成阶段。2002年十六大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革：个体和私营经济获得较快发展，私人经济部门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阶层与新组织不断涌现，单位也不再是配置资源的唯一途径；民间组织管理从定期清理走向依法登记管理，获得很大发展；城市社区建设提上了党和政府的议程，农村村民自治走上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所有这些都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一概念，从而明确了现代社会管理的领导体制。由此，“社会管理”概念也逐渐走进社会管理活动之中，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

三、加强基层党建，引领社会管理创新路径选择

社会管理是实现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基本手段和保证，也是一种政治过程[3]。党的基层组织是基层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是党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基层党建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工程。十四大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的急剧转型，城市、农村以及各行各业和各领域不断发生关系重构和结构重组，这主要体现为基层社会的重新组织化。在社会重新组织化中不断涌现的新的组织化形式与基层党组织自身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脱钩，新的组织化要求与党组织管理模式出现一定程度的脱节。在当前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保持党的生机和活力，引领社会管理创新的进一步深化与发展。

首先，构建服务型政府，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提升社会管理水平。构建服务型政府是政府实现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目标和有效保证。一是明晰政府角色，从管制型政府的行政理念转变到服务型政府的行政理念，树立顾客导向的服务理念。当前，社会管理的核心就是要改善和保障民生。改善民生问题，不仅是履行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必然要求，更是政府行政必须优先实现的基本职能[4]。二是要改善政府与民众的关系，进一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这就需要在强化基层党组织有效形式监督职能的同时，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对政府的监督，要进一步加强中央、地方和民众之间的互动，加大社会力量对公共权力主体的有效监督和制约，实现基层社会善治。三是要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与公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伴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与成熟，改变了传统的全能政府控制基层社会的管理局面。这就要求基层政权的公民社会管理工作进行变革与创新，采取有效对策努力扩大公民社会的积极影响，以公民本位的精神实现政府再造，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其次，培育社会自主性，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当今社会管理主体多元运作的态势注定单一的某种力量无法完成基层社会管理重任。因此，培育和建设城镇社区居委会和农村村民委员会等群众自治组织和非政府组织，是发挥基层社会管理资源作用的重要途径。实现基层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向多元的转变，核心在于培育社会多元主体力量，特别在培育其社会自主性的同时要给民间组织发展以足够的空间，给多元的社会利益以足够的保护。实现民间社会管理资源与党和国家管理资源的对接与互动，将会大大提高基层社会管理的实效。

再次，引入协商民主，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基于当前政党组织、政府和社区自治组织缺乏有效的互动的问题，强调引入协商民主，能够为基层自治注入新的活力，以弥补选举民主的不足，实现群众需求表达和回应互动的动态型社会管理。协商民主指的是“为政治生活中的理性讨论提供基本空间的民主政府”[5]。协商民主既是一种治理形式，也是一种决策形式。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方面，必须更多地引入协商民主的方法，更加积极地探索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新路径，建立健全公众政治参与的机制与平台，使广大群众有足够的政治机制、渠道和平台来表达自己的利益愿望和意见，要借助这些政治参与机制、渠道和平台，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平等地进行讨论、协商求同，不断地以真正的公开、真诚的协商赢得社会公众的信任、理解和支持，进一步促进党和政府与公民间的良性互动。

最后，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全方位服务型社会管理。随着当前社会管理要素日趋增多，难度不断增大，单靠传统手段已经难以实施科学有效的社会管理。因此，要充分认识并进一步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将当前错综复杂的社会管理事务与高速发展的信息网络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参考文献】

[1]周尚文.共产党执政理念论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2，(5).[2]薛辉.浅析公共管理主体多元化的政治学意义[J].中国行政管理，2004，(4).[3]杨春寿、池巍巍.社会管理理论的若干问题探讨[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3).[4]潘小娟，白少飞.中国地方政府社会管理创新的理论思考[J].政治学研究，2009，(2).[5]Maeve Cooke.Five Arguments for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2000, Vol 48, p947～969.

第五篇：以信息化为引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共）

以信息化为引领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地区文体局信息化创新社会管理和服务经验材料

互联网、移动通信、3G技术、微薄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渗透、影响并改写着现在社会创新型管理的各个方面。同样，政府在这方面也发挥了巨大的能量，加大投入，努力创新，促进改革，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手段不断强化社会管理和服务，极大的提升了各项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随着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大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文化哈密，实现哈密文化体育的跨域发展，成为我们“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这就要求我们以发展的眼光、创新的思维和先进的技术来武装自己，充分利用现代信息化技术创新社会管理。

一、信息化引领现代文化

（一）信息化带动文化大发展

信息化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文化领域也在其中。信息化促进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技术催生了网络文化，这是高新技术成果在文化领域的应用和体现。信息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这是文化的新形式，正是信息化造就了众多新型的文化形态，为传统的文化拓展了新的发展空

间，推动着人类文明走向更高境界。

信息化是高效的文化传播手段。文化要形成产业必须要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要让大众了解、理解和接受你的文化，传播是前提。例如：随着互联网、微薄及移动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知识、思想、观念、教育、科技、人才等文化资源，都可以利用先进的技术进行随时随地的传播，尽可能的满足各族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信息化就是高效而又低成本的传播手段，只有用先进科技传播文化成果，才能使文化产业有跨越式的发展。

（二）文化促进信息化的推进

信息化建设也要有新的文化观念来推动。信息化给我们带来了一场大的变革，如果仍然沿用旧的思维方式和观念是无法理解和适应的，信息化也是无法推广的。例如在政务微薄建设中，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认识问题。因为旧文化形成的观念意识、工作习性无法适应先进技术带来的变革，从而给政务微薄的应用形成种种阻力。这些阻力靠技术是无法解决的，只能依靠观念的转变和更新，依靠先进文化来促进新观念的形成，才能排除认识不到位形成的阻力。所以说，信息化建设也要新的文化观念来推动。

文化的发展同样也促进了信息化的发展。网上文化市场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市场，是因为文化的表现形式（或者说文化产品）绝大部分是意识形态的，最容易在网上传播和交流，甚至可以在网上生产和消费。可以说正是大量文化内容在网络上的传播、交流和消费，才促进了信息技术从科技成果变成大众的生活内容，使信息化演变成了文化内涵，而反过来网络文化发展的需求又促进了信息化的发展。

用先进文化占领网上文化市场，是保证网上文化市场正常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网上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对社会影响巨大，先进文化不去占领，落后腐朽的文化就会去占领。例如“网吧”市场，本来是一种很好的提供网上娱乐和交流的文化场所，但网上的各种不健康内容毒害了不少人的思想，特别是部分年小自制力弱的青少年深受其害，将大量的成长光阴沉迷在颓废、消极、缺乏诚信的网络行为当中，这种现象已在社会上造成严重的消极影响，损害了网络的健康发展。所以，我们必须开发丰富多彩、健康有益的网络文化产品，发展先进文化占领网上文化市场，才能保证并主导网上文化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信息化主导文化管理创新

加快信息化基础建设，掌握和运用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发展创造网络文化产品，建设文化信息资源库，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重点任务。

1、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十二五”时期，逐步构建统一的电子政务网络平台，满足内部办公和管理决策的需要。加

快文化系统电子政务外网建设，构建全地区文化系统门户网站集群。完善应用系统，扩展网站功能，实现政务信息、行政审批、投诉受理等业务网上办理，使政府综合门户网站集群成为服务公众和企业的窗口与纽带。

2、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化进程。加强信息技术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应用，依托现有信息化建设成果和基础资源，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信息网络能力。扎实推进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公益性电子阅览室建设，提高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数字文化馆、数字剧院建设水平。推进面向基层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的信息化建设，实现文化信息内容、信息服务和信息终端进入社区、乡村，缩小城乡数字鸿沟，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3、加强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加快文化遗产（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资源库的建设完善，推进数据资源的跨行业应用。加强基于先进通信技术、地理信息技术的文物遗址、考古发掘、数字博物馆、网上非遗传习所、虚拟体验中心等信息化项目的建设。促进信息技术在保护民间文化、传承民族优秀文化方面的广泛应用，丰富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增强哈密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4、大力推进文化产业与信息化融合。促进信息技术在动漫游戏、文化娱乐、文化演艺和文化旅游等产业门类的普及和应用。推进文化创意设计信息化、文化生产数字化和产

品销售网络化。建设文化企业基础信息共享平台，依托法人单位基础数据库制定企业基础信息统计、交换和共享目录。鼓励运营商、数字内容提供商、文化生产、销售和服务企业，共同建设网络文化生产服务体系，推进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转型升级。

5、繁荣网络文化市场。鼓励企业通过网络媒体宣传和推介文化产品，发展企业间电子商务和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电子商务，繁荣网络文化市场。完善文化市场网络监控管理系统，建设文化市场诚信网络体系。规范网络文化传播秩序，强化信息内容管理，建设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

地区文体局

二〇一一年十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