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近年来中国现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研究综述
董志凯
近年，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继续贴近当代中国经济开展研究工作。在加强宏观调控和探索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背景下，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政府对经济的作用正在深入。从统筹的角度特别是城乡统筹的角度研究工业化、“三农”问题、收入分配、消费和社会保障、金融、产权等方面的历史有所发展。在前些年注重体制研究的基础上，对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研究正在突出。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注意拓宽视角，从社会、文化意识形态、跨时期的角度研究经济史正成为趋势。
一、对新中国建立初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研究 1.新民主主义经济
新民主主义经济仍然是改革开放前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朱佳木、薛汉伟、王文章等人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它的内在矛盾推动着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环节的赶超战略的实施对这一加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
张徐乐、吴景平等人认为，上海不同层次的私营金融业在走向公私合营的共同目标中，政府采取了导向联放、联营和联管的循序渐进的谨慎政策，体现了中国私营金融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上海外资企业的改造也是成功的，商业协议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解决了企业所有权问题，避免了日后在此问题上可能产生的外交纠纷。[2]
1950～1952年期间的土地改革运动，使用了坚定原则性与高度灵活性结合的手段，指导思想和具体政策步骤方面较之民主革命时期在划分阶级成分方面有11点新精神，在对待富农的政策方面有4点新内容，在土地财产的分配政策方面有6个新特点。这些政策改进减轻了社会震动。[3] 1950年初，围绕东北富农的争论焦点是能否允许富农经济发展，其实质则是何时开始社会主义步骤。[4] 无论是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争论，还是围绕山西省委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以及对新税制的批评，毛泽东的一个基本不变的观点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应当触动私有财产，逐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5] 2.工业化战略、工业化建设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道路
朱佳木、董志凯、师吉金等人认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虽然存在一定历史局限性，但总体看，正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和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使中国抓住了历史机遇，加快了工业化的进程。20世纪50年代中国加速推进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逻辑结果，在这场运动结束后毛泽东对农业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思考有很高的理论价值。20世纪50年代，以156项建设为代表，工业建设成为国外技术向中国转移的主要途径。在编制和实施一五计划前后，中国在经济方面学习苏联的重点是工业部门和企业，但中国经济的整体情况并没有完全照搬苏联的模式。苏联技术首先随着援华建设的工业项目来到中国，通过引进成套机器设备、工艺和产品设计，中国工业在原材料、能源、机械、电工、兵器等产业领域较快地形成了生产能力，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技术和工业化的基础。与此同时，1949年至1956年，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华民族资产阶级心理也发生着变化：从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后的犹豫彷徨，到最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6] 3.计划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实施
1953年，中央制定实施具有统制经济特点的统购统销政策，是为了缓解粮食供求紧张，而不仅是为工业发展积累超额资金。这项制度对保持物价稳定取得了极大成功，后经毛泽东理论提升，统购统销政策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分支。[7] 梁胜宇指出，新中国建国初期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决定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主要因素。在资本极度匮乏和生产要素不足的国情制约下，通过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集中全国有限的人才、资金和投资品进行重点建设，是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选择。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的理论要求和当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也成为缺乏经济管理经验的中国向苏联学习、逐步形成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来源和现实途径。
4.大跃进和调整
对于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和内涵的探讨：周恩来首先用“跃进”说明1956年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则用它与1956年周恩来等的“反冒进”相对立。1959年，毛泽东、周恩来曾先后对“大跃进”一词加以量化，但量化的指标仍是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大跃进中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结果事与愿违。当时，在国民心理素质不高、商品经济严重受阻、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的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犯类似错误。[10]
张海东、陈东林等人认为，1959~1961年期间，气候总的来看对农业十分不利。从气象灾害造成的损失来看，1959年和1961年为损失偏重年份，1960年为损失严重年份。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成因，1978年前一直错误地完全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但近年来国内外又有文章认为这三年根本没有自然灾害，“人祸”即决策错误是惟一的原因。用计量方法分析当时农村因灾减产、因决策错误减产、因高征购而减少粮食存量之间的比例状况，得出的结论是：从农业粮食减产因素看，自然灾害略大于决策错误；从农村一个时期集中缺粮因素看，决策错误远大于自然灾害。[11]
1961年至1962年，中国共产党围绕制定和修改《农业六十条》展开的大规模调查有深远历史与现实意义，但其不足和局限为：第一，未超越“三面红旗”的雷池；第二，未突破单一公有制、集体劳动和按劳分配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第三，对调查材料的不同认识埋下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种子。[12]
[9]
[8] 而人民公社时期的整风整社运动实际上是“四清”运动的预演，由于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失
[13]误，造成四清运动打击面扩大，这为“文革”的发生做了铺垫。
5.“文革”期间的经济
程振声、房维中、谭首彰等人认为，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大门重新打开，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同中国建交，这为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和技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和机遇，开始了大规模引进西方先进成套设备和技术。1975年，邓小平领导的经济整顿是推进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一次尝试，是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历史“先声”。当时，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是当时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目的是既要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也要为维护人民公社体制、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树立一个样板。这场运动的终止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14]
二、经济体制改革与产业结构转型分析 1.改革起步与阶段划分
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正确的改革方法。当我们确定“搭桥过河”的目标时，重要的是桥的形状、材质、承受力及造桥的成本和时间，而这些问题往往是海归人士和经济学家所看不到的。[15]
杨圣明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大致分为三段：初始段大约从1979-1992年；1992-2001年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与开放；200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和2003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
[16]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进入了以完善为主题的新阶段。吴敬琏把中国的改革过程分为：1958~1978年为行政性分权改革阶段；1979~1993年为增量改革阶段；1994年至今是“整体推进、重点突破”阶段，市场经济制度全面建立。[17]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有6个阶段：1956~1966年的萌芽阶段、1966~1978年的受挫阶段、1978~1984年恢复探索阶段、1985~1992年的理论形成阶段、1992~2000年的体制建立阶段、2001~2020年的完善成熟阶段。[18] 陈锦华认为：尽管中国经济长期受到“左”的干扰，但农村和中小城市仍然保留了相当数量的个体工商户、集市贸易，其在改革开放以后成为活跃和发展城乡市场的酵母。从1978年12月到1992年l0月党的十四大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分为以下阶段：1978年至1984年9月；1984年10月至1988年底；1989年至1991年底的争论和反复，逐渐突破市场化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实践表明，市场经济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满变数，市场经济必须同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相结合。[19] 双轨制提出于1984年，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标志，其有三层含义：一是针对当时一般商品和服务，采取体制内和体制外两种价格机制。1985年初取消对企业计划外自销产品价格的限制以后，价格双轨制就此迅猛发展起来。二是针对私营企业发展的渐渐宽松的经济政策。三是针对农村大锅饭推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批发价格逐步放开。“双轨制”到亚洲金融危机前后的1997年终结。[20]
肖冬连认为，中国的改革不是依据理论预设，而是诉诸实践和试验，从局部开始，“撞击——反射”式地推进。改革初期，从最初的放权让利到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改革方向，经历了重大的观念和理论的突破，包括激烈的争论。这种突破得益于理论界的不懈探索和领导人的正确决断。同时，国际交往的扩大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为反思中国体制弊端、探寻改革之道提供了多样性的参照物和丰富的思想资源。而对改革思路突破最有力的推动，还是实践本身。[21]
2.产业结构的变化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产业结构的变化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978~1984年，农村改革展开与农业迅速发展；1985~1992年，非农产业较快发展的时期；1993~1999年，重化工时代前导时期；2000年至今，进入重化工时代。我国长期存在着能源、交通、通信等产业“瓶颈”对国民经济的制约，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我国具备了解决上述矛盾的实力。随着能源、交通、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展，电力、运输车辆、建筑材料、钢铁、有色、石油化工和机械电子等产品和建筑业的需求被带动了起来，[22]并推动了第二产业的发展。新中国有三次重大经济结构战略调整，第一次是“一五”时期，第二次是20世纪60年代的调整时期，第三次是改革开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经济结构的战略调整，尤其是高科技产业和信息产业的兴起，是一次质的飞跃。3.经济增长方式与发展水平
[23]
在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历史评价上，大家的看法是贬多于褒。秦晓认为中国二十多年的发展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然而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在扩大。影响效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和体制两个方面。从宏观层面看，与效率相关的问题还表现为：1.产业结构落后，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例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2，第三产业中高附加值的金融、信用、保险、咨询业的程度较低；2.工业布局不合理，矿产资源、运输、人力资源错配；3.垄断行业造成缺乏竞争的效率损失。上述问题的存在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一个阶段，高速增长和全球化带来的国际竞争使得这个问题变得更为尖锐。[24] 宋国青的看法则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一个中等偏上农民家庭的主要生产资料是“三十亩地一头牛”，其他一些简单农具和运输工具以及灌溉设施，大概相当于“另外一头牛”。后来，农业机械和灌溉设施迅速增加。综合农业投资和由此形成的固定资产净值的增长率远高于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过去50年的农业生产效率显著下降了。用不同指标度量经济效率的结果可能是相反的。过去26年全社会就业人数的增长率平均为2.2%。不考虑土地的话，总投入的增长率不过5.0％左右，加上不增长的土地，总投入的增长率只有4.0%左右。这样，总投入的增长只能解释经济增长的一半左右。[25]
安立仁的论文指出，通过对中国1952~2002年基本经济数据分析，可以建立5种中国经济增长模型：1952~2002年生产函数是非技术进步的；资本的边际产出不变；劳动的边际产出不变；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劳动力无限供给。他证实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是资本驱动，而使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保证是存在一个高储蓄率或投资率。胡鞍钢等通过对1995~2001年中国经济分析增长来源发现，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GDP增长率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投资及资本存量高增长，资本生产率由正变负；人力资本高增长；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他们认为，这些情况表明，靠大量资本投入、大量消耗资源、大量排放污染的低质量的经济增长难以维计。
另外，中国经济的“人均”发展水平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它不仅应用于经济产出总量，对于分析资源占有状况同样有用。182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90％，1900年降为43％，1950年降为21％，2001年上升到59％，仍未达到1820年所占的比重。人均占有量同人口数量有关，[27][26]中国人口1820年占世界36.6％，1870年占28.2％，1913年占24.4％，1950年占21.7％，1973年占22.5％，1998年占21％，总体看呈下降趋势，但一直高于经济总量所占的比重。现在，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位次前移，说明有比较大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但人均占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说明仍是比较穷的国家。
三、农村改革的历程与“三农”史
1.农民收入与城乡统筹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乡关系呈现三个特征：工农产品不能平等交易；城乡之间劳动力不能自由[28]流动；城镇居民与农民权利和发展机会不能平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机制的引入，城乡联系显著增强，城乡关系的变化特征主要有：工农业产品交换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推动了城乡关系的合理化进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经济相互作用日趋紧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量转移，对城乡隔离体制造成巨大冲击；小城镇大量涌现和迅速发展，奠定了城市化基础。目前城乡发展失衡问题仍十分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重新扩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城乡社会发展差距悬殊。
农民收入与负担的研究是一个热点，包括农民收入增长的波动性、农民收入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相关性、农民收入从单一走向多元等。秦兴洪等认为，农民收入问题形成的原因在于：1.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损害农民利益。80年代初期，“剪刀差”有所缩小，但到80年中期以后，“剪刀差”又迅速扩大。只是由于80年代国家与农民资金分配的“取”、“予”格局变化，农民总的讲是受益的，但实际收入低并长期停滞。2.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来源不公平。[30] 总之，经济学界在“农民负担”问题上有长久而激烈的争论。大家普遍赞同的观点是，农民负担已经趋于农民可承受心理的极限值，并间接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和农村基层社区结构的稳定。农民负担变化的几个阶段为：1.社会主义改造时期(1949~1957)：积重难返，略有微调；2.农业税制改革后(1958~1965)，高位盘整，深度下挫；3.“文革”时期(1965~1975)：税负缓减，杂负混乱；4.改革过渡时期(1976~1988)，逐步规范，稳中有降；5.改革启动时期(1989~1998)：高位运行，起落不定。总之，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农民负担问题具有典型的“路径依赖”性。[31]
中国农民收入长期无法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对工农业实行不同的经济政策，使资源配置向城市、工业倾斜。这一战略是中国在工业化初期不得不采取的措施。2003年，中国人均GDP突破了1000美元，应该是工业反哺农业、城乡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财政收入1996年为7,400亿元，2000年为16,386亿元，增幅达121％，但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只从700亿元增至1,231亿元，增幅为75％。对于公共建设，城市是由政府出资，农村则由农民自己来负担。[32] 农业收入分配在1949年以前，地主通过占有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提取土地产量的50%左右（其中包括田赋）。1953年以前的定额提取，农业正税及其附加达到了农业收入的20%左右，但由于取消了地主阶层，农民的收入仍大幅度提高。1953~1977年形成了国家支配主要剩余的提取体制。农民从集体得到的收入不足以维持生活，必须要依靠额外的劳动来增加收入。1978年至1991年重新实行了“定额提取”。1992年后受到来自乡村基层政府的冲击，农民负担不断加重。[33] 1998年的《粮食收购条例》，造成了各地农村税费改革的中断。[34]
陆学艺撰文指出，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特有的城乡关系和特有的城乡发展路径，产生了中国特有的“三农”问题的理论。目前总的情况是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但农民和农村问题还很严重，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一套农村、农业政策还没有根本转变。他认为，我们要继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要改革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现有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乡镇现有的政权体制。[35] [29] 2.农村土地制度
新中国农地制度重大变革有四次，第一次是土改，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为提高。第二次即1953~1955年的初级合作化，农民把自有的土地和牲畜等生产资料交由初级生产合作社统一使用，入股分红，从而有限地推动了生产发展。第三次是高级合作化，取消入股分红，结果致使产量下降。第四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废除人民公社体制，这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中国农民的收入明显提高。第一次和第四次是完全正确的。第二次，组织互助合作，办初级社也是要肯定的，但否定富农经济、家庭农场的发展却值得研究。第三次改革实际上是走集体农场道路，这不能肯定，至少是太早消灭了私有制。[36]
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是不断寻求效率与公平最佳结合点的过程。股份合作制是一种相
[37]对较优的选择，是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内可以采用的较好的土地制度模式。家庭承包经营制度证明了国家从对土地的经营中退出来的正确，但是没有完成的土地制度改革、集体所有的法律规定含混不清；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和农户宅基地所有权归还农民；没有给予农民长期永久的经营使用权和土地处置权，承包农户只是半自主的经营主体；没有将农村集体组织改造为名正言顺的合作经济组织。集体经济和农户经营“两张皮”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农民收入增长，重建农村统分结合的双层[38]经营体制势在必行。
3.私营经济的历程与性质
在转轨时期，不同地区私营经济发展路径分岔。那些较为彻底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将促使民营企业较快获得组织的相对交易效率优势，这是温州模式的由来。那些稍慢摆脱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会以基层政权的形式参与企业演化过程，因而发展出了具有模糊产权结构的乡镇企业，这是苏南模式的由来。那些固守传统意识形态偏好的地方政府，不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
[39]供合理的政策环境，这便是中西部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现状。党和国家对个体私营经济法律地位的认识及保护，经历了1949~1954年有限发展、1956~1978年几乎绝迹的时期后，迎来了1978~1992年个体和私营经济大力发展的时期和1992~2003年蓬勃发展的时期，其法律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对于雇工问题的研究，张厚义认为，我国关于雇工问题有两次大范围的争论，建国初期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争论和改革开放初期关于个体、私营经济中雇工问题的争论，其中经历了阶级分析法、经济分析法和法律分析法等利用不同方法的认识。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在被调查的企业主中平均年总收入为110,470元，其中利润收入92,335元，其余18,135元为工薪等收入。[41] 劳动收入最多只占16.4％。[42]
关于乡镇企业的研究，谭秋成指出，1994~2000年，乡镇企业的发展速度不仅明显放慢，还出现了亏损面扩大、亏损额增加、债务水平升高的现象。对此，有矛盾的两种解释：大型金融机构天生不适合为中小企业服务，结果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出现困难，乡镇企业目前的困难源于银行的公有性质以及由此引起的企业预算软约束；不同观点则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乡镇企业技术选择上越来越偏离比较优势原则，导致了经济结构趋同、过度工业化以及投资收益率持续下降。[43]
四、收入分配、消费率与社会保障史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双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可分为两个时期：1978~1995年，收入分配不平等有利于经济增长；从1995年开始，收入差距的继续扩大使它对消费和投资的作用走向反面，由过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因素转变为制约因素。在20多年的改革进程中，收入分配趋于不平等的演变导致经济增长呈倒U轨迹变迁。[44]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按照SNA的支出法计算，在GDP中，最终消费率(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1978年为62.1％，1981年为最高，达67.5％,1989年为64.1％，2002年最终消费率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58％。我国居民的消费倾向低，有效需求不足，制约着中国经济的增长。
[46]
[45][40]
不同的观点认为，低消费、高投资是现阶段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
李海鸣认为，中国的社会保障建设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创建革命根据地后开始的的阶段；二是建国以后到“文革”前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企业的社会保险具有统筹、互济使用的社会化特征；三是“文革”至1986年，这时社会保障完全单位化，形成了严重的单位办社会；四是1986年至今，这个阶段掀开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序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重心进一步倾向于城镇弱势群体。[47] 另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公民权分离的基础上，导致城乡之间在卫生医疗服务和老年保障方面存在完全不同的制度安排。城市居民享受着1950年代初建立的比较慷慨的养老金制度，且待遇标准超过了发展中国家通常的水平，而农村地区却没有正规的老年公共保障措施。
五、财政、货币政策、宏观调控与投融资体制改革
[48]
对金融货币历史的研究成果集中于利率、汇率和体制改革。于1948年底出世的人民币，一开始就被严厉的外汇管制封闭在中国大陆的边境之内。国际上开始关注人民币始于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之交。经过10年改革开放，从国际贸易和对华投资的角度，国际上都要求中国放宽外汇管制，这导致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但直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民币所受到的国际关注还主要限定在专业国际组织和国际经济联系领域。人民币问题提升为国际普遍关注的重大经济乃至政治问题，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汇率问题一波三折，总的趋势是压力越来越强劲。
金融压抑是中国银行体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关于金融压抑的研究，卢峰等认为，早在1952~1978年的计划经济年代，低利率体系就被用来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低成本的资金。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金融压抑依然存在。垄断地位使四大国有银行的贷款总额一直到1990年代早期，都占整个银行业总贷款量的90％以上，即使是到2000年，这个比例依然维持在77％左右。金融压抑和低效率的国有银行垄断造成银行业严重的信贷歧视。[50]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利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同。在1979~1990年，实际利率与经济增长同方向变动。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实际利率逐渐表现出与经济增长反向变动的关系。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影响程度较其他经济变量弱，而金融发展指标对经济增长却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51]
[49]
对于中国银行体制的改革的研究，刘锡良认，中国银行体制改革是从“大一统”银行体制到建立和完善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体制的制度变迁过程。银行体制的变革的核心有二：一是完善中央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金融宏观调控体系；二是完善商业银行制度，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产权明晰的微观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的改革大体经历了企业化经营、商业化改革、加强银行内部经营管理、明确股份制改革目标等几个阶段。从大的方面讲，企业制度是银行制度的基础；就银行本身的改革而言，搞股份制只是明晰产权、建立现代银行制度的重要步骤，而不是银行改革的全部。[52] 过去10年涉及投资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可分为三类：一是属于方向正确而实际不到位的，例如“主要靠市场配置建设资金”、“建立严格的投资决策责任制，强化投资风险约束机制”，等等；二是以建筑业改革混充投资改革；三是经济含义混乱的一些特色措施，在实践中恰恰是这一类措施推行最得力。投融资体制改革滞后，使得一些老的病根未能去除，新的矛盾又在积累，反映出来的明显症候有四：1.国企增加待破产成员，银行增加待处理坏账；2.国企缺乏持续投资的能力；3.民间投资融资障碍重重；4.信用缺失。[53] 因此，张曙光认为，中国经济是一个靠投资拉动的经济，不仅是由于中国的投资率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而且由于投资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度很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大。由于投融资体制的限制，中国投资的效率却比较低，且呈不断降低之势，这影响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因此，改革开放25年，我国虽然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依然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54]
关于宏观调控问题，刘树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和体制环境不同，共进行了5次紧缩型的宏观调控，它们分别是：1979~1981年、1985~1986年、1989~1990年、1993年下半年~1996年、2003年下半年~2004年。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第五次宏观调控具有新特点：调控针对不同；态势经济体制基础不同；调控方式和手段不同；对外经济联系程度不同。陆磊认为，宏观调控对所有的转轨经济国家都意味着风险，原因在于所调控的经济主体在持续发生变迁，以往的调控经验与手段随时都面临着失灵的可能。1993~1996年的三年治理整顿和著名的“宏观经济十六条”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1999年，政府提出保住经济增长率达到8％而实际仅达到7.8％
[55]的时候，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微观与结构上的深刻转型，经济主线变成了中央一地方一多元化经济主体。[56] 吴超林认为，1984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在总体上可界定为以抑制总需求和以扩大总需求为特征的两大阶段，它们决定了中国货币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我国货币政策演变的进程反映了从直接的计划控制不断向间接的市场调节转变，展示了我国宏观调控向规范化方向发展的一般历程。[57]
六、工业化、城市化史
加入WTO前，我国工业发展战略的演变，基本上是围绕着对外贸易战略、利用外资战略和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展开的。而我国产业结构战略的转变，则伴随工业化过程的演进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大体上经历了：1979~1988年扭转片面重工业化倾向、发展以轻工业为主的加工制造业阶段；1989~1991年调整工业内部结构、控制一般加工工业发展、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阶段；1992~2001年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推动工业结构由高加工度化向技术集约化转变的阶段。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必然一度表现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中国多数产业的发展经历三个阶段：幼稚期、成熟期和强壮期。为了向第三阶段拓展，企业战略可有三种选择：品牌导向战略、产能导向战略和因势借势战略。[59]
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率目前约为1.25，可以说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化的中后期也是城市化的高潮阶段。资金目前有较多剩余，而主要问题是土地极为稀缺。[60] 在改革开放初期，城市资源几乎全部被旧体制成分占据。通过“给政策”方式，开发区普遍成为了新体制环境最容易生成的区域。这不仅为大批外资、“三资”、民营等市场经济成分提供了立足的空间，降低了改革的代价，而且为规避新旧体制直接碰撞提供了宝贵的时间错位机会。
[61]
[58]
李京文指出，中国的城市化与工业化比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及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但差距并不像通常所认为的那么严重。产生差距的原因在于：中国的城市化有一定程度的滞后；中国的第三产业比重较低。后一个因素又主要受中国长期以来投资比率过高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关系受制于国民经济中基础因素的影响，希望仅通过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市化和工业化之间的关系是“头痛医头”的态度。在可比较数据的87个国家中，我们可以得出中国的大城市发展略显不足的结论。[62]
作者：董志凯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北京
100836）
[1]薛汉伟、王文章：《新民主主义加速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解释》，《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7期;朱佳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提前过渡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抉择》，《当代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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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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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摘要】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
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
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合；市民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民
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他
们主要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并且与农村土地保
持着一定的经济联系，亦农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当今的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分
化，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
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或“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与特点、社会融合及市民化的进程、社会保障
等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本文根据以上几
个方面总结和梳理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点
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
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
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
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卢海元，2004）。当前农民工已不是一个高同质的群体，有学者从代际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纵向的研究，王春光（2001）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
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在流动的动机以及
其他许多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刘传江、徐建
玲（2006）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
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
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
工的概念。许传新（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
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5 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
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
口。本研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
年以后出生，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
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传江、程建林（2008）根据2005 年农民 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 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 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0.8 岁，90%以上未婚，平均务农时间为2.1 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8.9 年；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8.4 岁，近91%已婚，平均务农时间为11.4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 年。就在城市就业途径而 言，寻找工作、用工单位招工与职业介绍机构 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三个主要途径，分别占 36.4%、36.4%和19.8%，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 的老乡介绍、亲戚朋友介绍等传统的社会网络 来说，新生代较少运用初级关系网络。高颖
（2008）根据2007 年在北京、广州等5 个城市 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第一代 打工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回流农村，16～ 30 岁的“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 的主体，在务工选择方面占更多的主动，他们平均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同时流动性也 较强；16~30 岁的新一代农民工平均在3.72 年 的时间里辗转于2.52 个城市；获取高收入不再 是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开拓眼界、自由平等和个人发展机会是他们更 为看重的因素。周正平（2007）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研究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意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
实施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决 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人口城市化呈 现出不完全、非正规化的特征。王桂新、沈建 法（2008）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 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 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 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 然取得了较大进展。刘传江、徐建玲（2007）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 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 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 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 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 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 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 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需要我们用“农民 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 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 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刘传江、程建 林（2008）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 打算通过多种途径尽量留在务工地，2005 年课 题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 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收入 高、生活水平好、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 己的孩子以后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考虑。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 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农 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城市融合状况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许传新
（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 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 会隔离。有学者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 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 改变，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对农村社会的认 同在减弱；同时在城市社会中遭受到制度性的__ 社会排斥，他们的社会认同就会趋于“内卷式” 的建构，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 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处于尴尬境地（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民工 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形成了边缘化的感觉和 意识，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重回主流社会
（简新华、黄锟，2007）。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 认同和社会认同，具有融入和游离并存的特点，主观上的想融入和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处于尴尬 的局面（彭远春，2007）。李海超（2007）对农 民工的年龄分层进行研究，认为青年农民工受 教育程度高，但是其工资收入却与中年农民工 的收入是一致的，主要是青、中年农民工打工 所在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上的分布不存在差 别所致。刘传江，程建林（2008）设计了农民 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利用2005 年课题组的 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而第一代 农民工市民化率仅为31.3%。第一代农民工的市 民化成为市民化初步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则处 于市民化的中间阶段，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因此市民化进程任重道远。孙秀娟（2007）认 为中国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长期处于压缩状 态，有社会结构，也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应 该从政府营造公平开放的流动环境，建立开放 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转变心态和观 念等入手，使农民工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
第三篇：经济史问题
经济史问题
1.总结清前期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特点(3~5个方面)。
2.19世纪西方对华鸦片贸易是如何泛滥的？它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怎样的危害？
3.近代不平等条约制度对中国经济有哪些重要影响？
4.论述洋务派民用企业的发展概况、经营管理特点及历史意义。 5.比较近代钱庄业与票号业各自的经营特点。
6.论述近代中国金融业新旧更替的历史过程，试析新旧更替的主要原因。
7.分析中国近代工业化“国家资本启动30年----民营化30年----逆转为国家资本垄断”走向的主要原因及历史经验。
8.中国近代三次经济立法高潮主要内容及局限性。
9.请结合某一行业具体史实分析国家资本及民间资本在近代经济发展中各自作用及局限性。
10.论述近代中国农业生产的基本特点。
11.没有农业改革相配合的“工业化”评析。
12.您认为张謇、陈光甫、范旭东、卢作孚等企业家在与强大的外国资本竞争中有哪些经验值得学习？
13.为何“儒商”在近代企业家群体中成就更大、影响更广 ？
14.试析近代工商社团在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
15.谈谈日本帝国主义在1931-1945年间在我国东北的主要产业政策。
16.论述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抓捕和奴役中国劳工的史实及其对沦陷区经济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17.抗战时期中国西部经济开发的主要成就及其历史作用。
18.论述抗日根据地经济斗争的主要特点及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 19.分析抗战胜利后国统区很快出现经济崩溃的主要原因。
20.论述土地改革的伟大历史意义。
21．试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胜利的必然性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22.试述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地区差别。
23.总结建国初期陈云等人治理恶性通胀的主要经验。
24.结合经济史实论述新中国建立初期为什么不能跨越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5.论述建国初期“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 经济方针的历史意义。
26.试评建国初期以国有经济为主导，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27.“一五”期间我们通过计划体制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现在我们却对计划体制进行很多否定，试结合经济史实谈谈您对计划体制的认识。 28.“三大改造”的提前完成对其后20年中国历史有何重要影响？ 29.结合有关大跃进运动的经济史实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
30.在经济发展与改革的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全会均把“三农”问题作为研究主题，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认识。
31.结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实试论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变化。
32.与苏联东欧相比，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3.请谈谈您对我国沿海经济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的认识。
34.试述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意义及现阶段应采取的主要措施。
第四篇：@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摘要：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目前，关于“三农”问题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研究现状表明，理论界在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
关键词：“三农”问题；根源；出路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它的严重性。近年来围绕“三农”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近年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钟甫宁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GDP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辛德树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失业问题。他指出：城乡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太低是“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是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打破这种观念，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就是解决非农就业问题，把农民的就业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放到同等的高度，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2]
田建文，任庆国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指出：农业地域系统的各子系统及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它还包括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矿产、水资源日益匮乏，人均占有减少，利用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联结在一起即农村地域系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3]谭安华，吴仲斌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效率”和“公平”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有效供给不足。从分配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公平问题即分配不合理。[4] “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于“三农”产生问题成因，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 二元结构说
马宝成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原因，这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政治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户籍身份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造成城乡税负极端不公，成为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5]
1.2 城乡统筹发展说
田顺成认为，没有很好地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农民耕地占有量快速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没有科学实施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导致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没有科学安排资源要素合理流向，致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财富占有量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收入分配制度，致使农民与居民收入比例不断拉大。[6]
1.3 基本国情说
温铁军指出，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制度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已减少到约1.2亩，无法实现规模经营。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又将农民长期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延缓了城镇化过程。[7]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加。[8]
1.4 政府作用空间说
曹荣庆，索红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在我国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发挥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灵的诸多领域，但是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我国政府还把农民能够自发地利用的市场空间人为地缩小，由此形成了相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 作用的负向空间，这些都造成了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
[9]1.5 认识偏差说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10]李小群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待遇和公共权利的不平等。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实行了区别性的政策，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上，在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和社会公共福利待遇等诸多方面，使农民与其他阶层处于不平等地位。这是形成“三 农”问题的根本原因。[11]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
2.1 统筹城乡发展论
郭江平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主要是由于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
2.2 城市化推动论
刘爱梅，秦学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数量，使多数农民不再为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能使人们聚集到二三产业，产生聚合效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2.3 市场化带动论
王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改革和创新农村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要把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方面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引导到农村，支持和拉动农村的发展，这种“就地发展”、“坐地引资”的模式可以和“农民进城”的模式互补推进。
2.4 结构调整论
马宝成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平等的现代教育制度，真正给予农民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第二，建立公平的现代就业制度，给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第三，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能够拥有大体平等的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第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应该逐步打破传统的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第五，取消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负，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第六，改革户籍身份制度，给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使农民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现有体制政策
3.1 立足于为农工减负，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
当前，影响农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农工增投不增收，增产不增收，农工从事农业劳动获取的比较利益较低。农工获取较低收益的原因主要并不完全在于农工劳动的生产绩效低，而是由于大量的社会成本和负担，侵蚀了生产利润。这可从张为栋、谢江桦的研究兵团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长期远高于自治区和全
[12]国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解释。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基于兵团特色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业产业化；构建公共财政，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减轻农工承担的企业办社会的社会成本和负担；加强兵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扩大经济交流半径，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中央和地方改善兵团农业生产环境和条件投入力度，降低兵团农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和交通、交换等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和交易效率，实现农工增收。
3.2 推进农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农垦团场的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定农工发展预期。长期的军事化管理和计划经济的运行使农垦团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改革步伐缓慢和对市场经济的种种不适应，构成了兵团农垦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许多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军事化的指挥和管理，不善于掌握新的管理理念和运用新的管理手段进行宏观控制和生产管理，成为兵团农垦团场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的长期制约因素。鉴于农垦团场的经济负担，许多团场不主动为职工全面参保、投保，农工则因经济效益不好、投保费用太高放弃投保，严重影响 农工对农垦事业和谐发展的预期，行为短期化、盗卖农产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因此，必须要加快农场体制改革步伐，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 文化留人。
参考文献
[1]刘月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迁移研究[J]西北人口，2007，(2)：112 [2]兵团第二次全国农普办公室兵团统计局.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主要数据公报[J]新疆农垦经，2008，(3)：11 [3]邹东涛，欧阳日辉.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8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141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614 [6]周国胜，余中文.于对兵团建立减负长效机制的探讨[J]新疆农垦经济，2008，(4)：43 [7]刘月兰，汪学华.954-2005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 [J]西北人口，2008(1)：98-102 [8]吴福环，郭泰山.疆通览[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26 [9]姚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素质刍议[J]西北人口，2002，(3)：24 [10]李豫新，张建伦.动力要素与兵团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社科 纵横2007(7)：36-38 [11]刘娅.团农场劳动力引进机制与配置模式研究[D]石河子大学硕士论文，2006 [12]张为栋，谢江桦.疆兵团农业双层经营绩效评价[J]中国农业会计，2008(2)：18-20
第五篇：中国经济史习题
中国经济史习题
一 选择题
1、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受（）的制约，因而在国民经济中居于从属地位。
A工业水平发展B手工业水平发展
C农业发展水平D经济发展水平
2、市场的时序结构从时间来看包括现货市场（）。
A批发市场B期货市场
C工业市场D农业市场
3、东西方文明交往，有轨迹可录的是汉代开辟的（）。
A农业之路B工业之路
C丝绸之路D经济之路
4、近代中国有三大铁路干线，一是京广线、二是陇海线、三是（）线。
A京哈B京沪C京广D京洲
5、票号是一种旧式的（）票号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异地之间的商业汇总的需要。
A金融组织B货币组织
C金钱组织D经济组织
6、中国经济重心的东南移肇始于（）。
A魏晋南北朝时期B唐宋时期
7、中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是（）。
A商品经济B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8、中国资本主我的萌芽产生于（）。
A明朝中叶B清朝中叶
9、中国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是（）。
A清朝中叶B民国初年
10、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是（）。
A无偿没收地主土地B减租减息
11、在漫长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国人把西方称（）西方人把中国人叫做远东。
A巴西B泰西
12、海关是国家政权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监督进出口商品合法进出国境和征收关税的（）机构。A行政机构B管理机构
13、从生产资料所有制或资金来源看；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性质的工矿交通业包括外国资本企业、国家资本企业和（）三种。
A手工业资本企业B民间资本企业
14同业拆借是近现代（）之间相互拆借资金“头寸”的一种融资行为。
A金融机构B交易机构
15、生产三要素包括劳动能力、劳动工具和（）。
A劳动方法B劳动生产对象
16、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细胞；它具有生育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能、政治功能、休息功能、教育功能、保护功能等等，其中（）是家庭活动的基础。
A经济功能B管理功能
17、经济学的精髓是（）问题，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人们普遍认为欲富恶贫是人之本性、求富避贫是在人的本性驱动下的行为。
A经济效益B金融效益
18、早期人类的经济生活经历了由原始（）向原始锄耕农业过渡的发展历程，由被动地接受自然界提供的生存条件到主动地从自然界中获取食物的过程。
A守猎经济B渔猎经济19、1840年以前，中国传统市场最大宗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和（）。
A布匹B土布
20、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形态。它们之间的关系在东西方传统社会中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在西方它们主要体现为一种（）的关系。
A矛盾与对抗B争战与和平
二 名词解释
1、经济结构
2、商品经济
3、榷关制度
4、买办
5、金融
6、中国土地法大纲
7、中英《南京条约》
8、新时器时代
9、官手工业
10、货币制度
三、简答题
1、中国传统社会商品经济兴盛的原因？
2、简述城镇民营手工业的基本特征？
3、海禁政策的具体内容。
4、简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府行为？
5、曹魏屯田制。
6、北魏孝文帝的改革
7、唐玄宗的改革措施。
四、论述题
1、试论述中国近代城市经济是如何兴起的？
2、如何看待近代外国在华资本投资？
3、试论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
4、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继续推行自商鞅变法以来所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
5、简述秦的暴政受到广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抗？
6、两税法突施不久，渐生了哪些弊端。
7、人口流动迁徙，人口分布格局的变化对南方地区边远地区的开发和发展起了什么积极作用？
8、自然经济比重上升，北方地区尤甚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了哪些影响。
9、论述金朝的经济结构。
10、简述西夏土地制度。
参考答案
一 选择题
1-5CBCBA6-10ABABB
11-15BABAB16-20AABBA
二 名词解释
1．经济结构中指中国传统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中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目的和相互关系。
2．商品经济又称交换经济，这是指生产以生产为直接目的社会经济形式。
3．榷关制度是专制国家限制商人自由营运、分割商人财富的有效工具是抑商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禁固市场正常发展的一大绳索。
4．买办是指鸦片战争后外国在华洋行雇佣的为他们购销商品，介绍交易的华籍商人，后来泛指替外国资本家服务的中国人，经理人。
5．金融市场是指资金供求双方通过金融工具进行资金融通的场所。
6．中国土地法大纲：中共中央1947年7至9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制定并通过
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于10月10日公布实施，主办内容是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地主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废除土改前的一切债务，征收畜农多余土地和财产，保护工商业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分配给人民的土地，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可以自由经管。这是彻底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纲领性文件。
7．中英《南京条约》：是清政府被迫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签订，主要内容是确定五国通商，赔款2100万元；割让香港；关税协议等条规，标志着中国社会独立的封建国家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转变。
8．它包括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
9．主要生产为满足皇室、贵族、官僚、军队等需要的不通过市场的手工业产品有时也包括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等。
10．货币的出现是交换经济发展的产物，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先后出现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和信用货币等形式。
三 简答题
1．（1）农民在产品占有份额上的变化（2）消费者人口的增加，扩大了商品的需求量（3）商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取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
2．首先，民营手工业各部门主要是传统农业的附属性工业部门，即严重地依赖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其次，民营手工业的生产组织狭小，往往是以家庭或家族为核心组织生产，所从事的生产领域十分单一，难以有效突出的发展。
再次，民营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十分落后，主要以手工操作为主。
最后，民营手工业行会组织主要是协助政府的组织和协调工业者关系的组织，在保护手工业制外国商人在广东的行动。
3．（1）限制通商口岩（2）实行公行贸易制度（3）限制出口货物的种类和数量（4）限制外国商人在广东的行动。
4．（1）政府颁布顺应民情，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旨在调整土地占有关系“均平”的土地政策，是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政府行为；（2）兴修水利是促进农业生产的需要政府行为；（3）政府以及一些政府官员提倡、推广先进生产工具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优良品种等，也都直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4）奖励垦荒、移民垦殖也是利于农业生产的政府行为（5）政府以及地方官员赈济灾荒的行为在客观上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发展的。
5．见教材65页
6．见教材67页
7．见教材69页
8．徭役一般包括正卒、戌卒、更卒三种，正卒是指正式的步役，戌卒一人一生到京城或边境戌守一年。更卒每人每年到政府服徭役一个月、亲自服役叫“践更”不愿意亲自服役者交300钱由政府雇人代役叫“过更”。
四、论述题
１．中国近代以工商业为主体的城市，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通商口岸城市，二是工矿业城市，三是商业城市。城市经济的兴起，与国际贸易、国内贸易以及金融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外贸易的增长带动了这些城市商业、金融业的发展。而资本的迅速积累使这些城市得以引进外国的设备和技术，而后才使这些城市中的金融业、机器大工业、交通、公用事业、房地产业相继得到发展，从而使这些城市由商业中心发展成为全国或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经济主要以商业、金融和市政府公用事业为代表。在城市商业中，以资本主义经营性质的百货商业、五金商业、西药商业、大型商业资本集团的出现为其特色和标志。城市经济的兴起，使许多城市从原来封闭落后的封建城镇，向具有近代规模的新型城市过渡，城市经济生活相应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２．西方列强在华经济扩张，使之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销售市场，廉价原料供应地和投资场所，并加强对中国资源和财富的掠夺，压迫和排挤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这直接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对中国国民经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但另一方面，外国资本的投资和经济扩张，又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１）铁路投资与中国交通的近代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铁路对中国经济近化化发展的促进十分明显。（2）外国资本经济扩张，与中国工矿业的近化化。首先，外国资本企业本身就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它们掠夺性的投资又不自觉地传播和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文化，对华商起了诱发和示范作用。（3）外国资本在华扩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加与中国资本主义商业的发展，这种近代商业在上海发展得尤为迅速。（4）外国在华金融投资与中国金融业的近代化。（5）传统手工业的变化。中国手工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也出现了兴办高潮，不少手工业采用了进口和仿制的改良机械，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综上所述，甲午战争后的外国资本在华投资和经济扩张，不自觉地把西方先进文化输入中国大地由通商大埠不断向中国内地扩散，刺激和诱发了中国经济近代化以及政治、思想、文化的新旧嬗递。
3．革命根据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打土豪收来的钱财和在战争中缴获的财物，以及向富人的筹款，这是革命根据地初创时期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二是税收，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对财政需求加大，税收逐渐成为革命根据地政权的主要财政来源。三是群众性的财政动员，为发行公债、借谷、捐献等，其中主要是公
4．见教材42页
5．秦的统治者就以严刑峻法来强制推行，人民挥手触禁无辄陷刑，致使“赭衣”塞路。囹圄成市、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公元前209年一场以陈胜、吴广、项羽为首的农民大起义、埋葬了秦王朝。
6．土地兼并不在受限制。由于长期不调整户等。赋役负担贪富不均日益严重。两税税额不断增加，税外又生税、因钱重物轻百姓折纳时负担不断增加、甚至达到初行两税时的三四倍。
7．加速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进程，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融合，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奠定了此后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8．商品经济明显衰歇，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南方的商品发展基本未受到重大影响，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
9．见教材101页
10．见教材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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