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

第一篇：近年来国内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问题研究的情况

1、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含义和内容

流行的理论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即政治威权的理性化、政治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但有学者认为，在这三个方面中，只有“参与的扩大”才是现代政体不同于传统政体的最重要的标志；认为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的首要问题说成是创建一种合法的政治秩序，而不是自由；把“政治参与”概念解释成不是民众对政府的行为进行监督、制约，而是政府通过把民众“卷入”国家组织的机体而控制住他们，以保持政治稳定的观点是错误的，不全面的，是“搞乱了政治现代化的评价标准”；认为亨廷顿缺乏经济学的知识，不能深刻领悟到经济的自由体制的价值，因而忽视了对民主政治的“载体”（即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的思考；认为亨廷顿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文化、历史、国际环境的考察，仅仅把“政治制度化”作为克服**的药方，而忽视了其他措施的选择。另有学者认为，政治现代化进程就是政治发展进程。政治发展就是“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的转化”，“也就是一个抛弃专制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民主政治秩序的过程”。

2、关于拉美政治现代化进程始自何时的问题

有学者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确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开始”，因此，巴西的政治现代化应该是从1930年革命开始的，因为“1930年革命在政治上的主要功绩是推翻了农业寡头统治，取消了‘州长政治’与‘咖啡与奶的政治’”，开始了“大量的‘破’与‘立’的工作”。另有学者认为，巴西自成立共和国（1889）之后，“现代政治制度，包括政党政治、议会制度、普选制度、立宪制度和内阁政府制度等，基本得到确立”。还有学者认为，墨西哥现代政治体制形成于20世纪上半叶，但墨西哥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却可追溯到墨西哥独立革命的时候。

3、关于拉美的民主化进程

有学者认为，拉美自独立以来，民主与专制的周期性社会震荡拖延了近两个世纪，民主化浪潮三起两落：第一次民主化浪潮始于拉美独立战争。拉美独立战争深受北美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启蒙思想家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等主张发挥了思想启蒙的作用，催生了拉美的民主运动，形成了以民族解放、建立民主共和政体为核心内容的拉美第一次民主化浪潮；但由于殖民地的封建专制传统、天主教与传统专制的政治联盟以及军人集团和军事组织的深远影响，由少数精英分子所引进的西方民主制度在拉美发生了畸变，形成了一个“考迪罗主义时代”。第二次民主化浪潮始于20世纪20年代，表现为平民主义的兴盛。“平民主义是由希望发展工业（其根本目的是实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工业资产阶级同工人、城市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等结成联盟，以加强自身主导权的新型政治思潮”，是考迪罗主义衰败过程中拉美走向民主化的主流思想。“它虽还不是民主制度，但政权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国家重新回到代议制民主轨道。关于经济发展水平与民主化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经济上的成功使权威主义政权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而在经济成功之后出现的经济失败则为权威主义垮台提供了一个契机。权威主义政权的合法性依赖于经济的成功，而军人的经济失败又削弱了他们的地位，迫使他们退出政治，把权力还给文人政府。

关于民主化与国际政治的关系问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拉美的控制，给拉美这片大陆带来了发展资本主义民主的大环境；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在拉美的影响，激发了拉美的平民主义思潮，使拉美民主化浪潮在20世纪前半期再次兴起；认为美国为了对付苏联支持的左翼运动，极力扶植右派军人力量，使拉美出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倒退。认为吉米·卡特的“人权外交”，推动了拉美权威主义向民主的转变；没有美国的压力，巴拿马、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转向民主是不可想象的。

在军人干政的根源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军人政权与文人政权周期性交替现象的原因在于拉美的军人干政传统。而军人干政的根源则在于西葡的殖民统治遗产。

关于民主化成果的巩固问题，有学者认为，民主与专制周期性交替现象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统治阶级不原意采用民主的方法进行统治，而是因为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与民主成果的巩固并不是统治阶级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各派政治力量较量的过程，是阶级力量对比不断发生变化的一个动态过程；力量对比变化了，统治阶级的统治方法也不得不随之变化。

关于拉美民主化的评价问题，有学者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主化是发展中国家民主化进程的先行者”。另有学者认为，墨西哥（20世纪前）半个多世纪的政治发展的基本经验，是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创造出符合本国现代化需要的、能够使经济增长和收益分配协调有序运转的“独特的政治制度”，达到效率与公平统一；这是墨西哥政治发展所提供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4、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现代化的关系问题

有学者认为，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载体），现代民主政治的“上层建筑”就不可能构成；认为集体的、计划的、官僚控制的经济体制最终会导致一种“奴役”，而不是民主制度；认为亨廷顿把列宁式的政党看成是强大政党的典范，看成是社会稳定的保证，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认为亨廷顿的所谓政治不稳定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政治制度”（指强大的政党组织）的发展落后于社会和经济变革的观点，以及他的所谓“没有政治制度化伴随的经济发展只会导致社会的停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实践证明，恰恰是他认为最制度化的国家（苏联阵营）最后走向了经济的停滞。另有学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并不是同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同步实现的，而是相互之间存在矛盾，相互排斥的；因而它们的现代化道路也不是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和谐的”、“直线式”的道路，而是一条曲折和坎坷的道路，西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5、·关于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问题

有学者认为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可分为寡头政治、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确立、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军事制度和再民主化等五个阶段。寡头政治阶段从1889年巴西帝制被推翻至1930年革命，历时近半个世纪，建立了联邦共和国，颁布了第一部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教分离，等西方民主制的一些主要原则，但并未改变国家统治势力的结构，仍然是农业寡头的统治。现代政治体制确立时期从1930年至1945年瓦加斯第一次执政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确立、政治现代化开始的时期。

政治民主化与民众主义运动时期从1945年至1964年，被认为是从专制走向民主的时期，转变的标志是1946年宪法，特点是“新国家”的结束，政党政治活跃，民众主义思潮和运动蓬勃兴起。军事制度时期从1964年军人政变至1985年还政于民的时期，是对前一时期以民主化和民众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政治制度的反动。再民主化时期是从1985年文人开始执政至今的时期，国家再一次从威权主义体制转变为民主体制。

6、·关于全球化与拉美民主政治的发展

认为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对拉美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第一，经济全球化所导致的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政治上加剧了人们对当局的不满，引发社会**，加速了独裁政权的终结；第二，拉美各国经济上与政治上日益密切的合作制约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从而形成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和平的大环境；第三，拉美经济一体化组织所协调的内容包括民主政治的巩固，从而增加了对不民主的政权更替的制裁机制；第四，民主化进程中经济上的成就驳倒了过去很流行的所谓专制政府更容易实施深层次的经济改革和确保经济增长的观点，但经济与社会变革加深社会的不稳定与两极分化的事实则削弱了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为反对民主政治和要求独裁的宣传留下了活动空间，出现了“军事化民主制”或称“看守民主制”的倾向；拉美的民主政治依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大潮的洗礼。

7、关于巴西政治现代化的特点

有学者认为巴西政治现代化有三个特点：民主不总是追求的目标；政治发展并不滞后于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受制于世界形势的变化。

8、关于革命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问题

近年来，关于如何评价革命的作用的问题成了政治学界一个重点的研究课题。有学者特别对拉美的墨西哥革命（20年代初期）和玻利维亚革命（20年代中期）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不能一劳永逸。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和国际政治力量的影响，巩固和建设政权比取得政权更不容易。

9、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军人政权问题

（1）学术界继续对考迪罗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认为，考迪罗现象是在封建阶级无力维持自己的统治，而资产阶级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全部掌权的情况下，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才产生的，是拉丁美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发达状态在政治上的一种反映。要克服或消灭考迪罗现象，除了首先必须铲除孕育它的封建大地产制外，最根本的是必须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民主改革，大力发展现代化工业和市场经济。认为与殖民地时期的宗主国总督或都督统治以及天主教的神权统治相比，考迪罗现象乃“是一种历史进步”；拉丁美洲之所以明显落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并不完全是考迪罗统治所致。认为考迪罗有两种，一种是推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考迪罗；一种是保护封建大地产制的考迪罗。前者是进步的考迪罗，后者是反动的考迪罗。认为地主阶级在大多数拉美国家总是占优势，这一点决定了考迪罗现象的长期性。

（2）关于60、70年代拉美军人政变的原因问题。有学者认为，70年代巴西军人政变的原因在于巴西现代化进程中所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之中，即：随着巴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深入，通货膨胀和国际收支危机使经济陷入困境；为了摆脱困境，政府不得不寻求国籍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这就迫使政府按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推行反通货膨胀和平衡国际收支的经济紧缩政策。但是，靠社会中下层支持上台的民众主义政府无力承担推行这一政策的政治代价；只有军人建立起威权主义政权，才能通过排除社会中下层的政治参与，强行推行经济紧缩政策。同时还因为战后巴西的民主制是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这样的民主制极容易造成政治的极端化和激进化，其本身特定的内在矛盾使得它很难转变为稳定的民主制，相反，它为现代威权主义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0、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

有学者认为，因为政治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是政治局势的稳定，因此，“在巴西的政治现代化进程的诸多阶段中，都表现为政治发展先行，至少是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并驾齐驱” 有学者研究了目前拉美在发展战略选择上的趋势，认为“片面强调‘自由化’的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无法应付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一条想克服自由市场经济的片面性，重新发挥国家作用的‘第三条道路’很自然地成为拉美国家的选择”；但这一新的选择能否使拉美国家在经济全球化面前赢得最大的利益，避免全球化的风险，需要拭目以待。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不可能自动地建立起来，市场体制的建立与维持需要强大的国家政权的力量；但是，在加强国家作用的同时，避免国家干预带来的弊端，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

11、关于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兴起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拉美民主化、再民主化进程的兴起既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和民主价值观念的提升；外因是“世界民主化的第三波”的影响。

第二篇：@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近年来“三农”问题研究

摘要：关心农民、支持农业、发展农村，不仅是现实问题，也是战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目前，关于“三农”问题理论界争论最为激烈的焦点问题有三个：“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什么；“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哪里？研究现状表明，理论界在这几个关键性的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

关键词：“三农”问题；根源；出路

“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益突出，理论界和决策层逐步认识到它的严重性。近年来围绕“三农”问题，理论界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措施。近年来，“三农”问题日益严重，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的实质到底是什么，理论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钟甫宁认为，“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收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务农收入得到保障，农民才有从事农业生产的动机，农产品的供应才能得到可靠保障。政府如果没有能力对农业生产进行补贴，那么，农业劳动力的份额就必须下降到大体上与GDP相应的水平，才能保证务农可以得到与从事其他行业大体相当的收入，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1]辛德树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民失业问题。他指出：城乡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太低是“三农”问题的突出表现，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歧视性制度安排是产生“三农”问题的根源，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打破这种观念，努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就是解决非农就业问题，把农民的就业和城市居民的就业放到同等的高度，纳入到国家经济发展的大局中。[2]

田建文，任庆国认为，“三农”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地域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他们指出：农业地域系统的各子系统及组成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的关系，“三农”问题，表面上看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问题，实际上这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它还包括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土地、矿产、水资源日益匮乏，人均占有减少，利用率低等问题。这些问题联结在一起即农村地域系统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3]谭安华，吴仲斌认为，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三农”问题的本质是“效率”和“公平”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有效供给不足。从分配的角度看，它的本质是公平问题即分配不合理。[4] “三农”问题产生的根源 对于“三农”产生问题成因，理论界和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1 二元结构说

马宝成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三农”问题的体制原因，这是学术界基本一致的观点。这一政治治理结构主要表现为国家在户籍身份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公共服务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等方面所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城乡二元结构在国家治理中始终处于一种不可动摇的地位，它严重地限制农民人身自由，阻碍农民劳动力流动和转移，造成城乡税负极端不公，成为农民负担久减不轻的体制根源。[5]

1.2 城乡统筹发展说

田顺成认为，没有很好地城乡统筹、科学发展是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原因。他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科学利用土地资源，导致农民耕地占有量快速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农村基础设施供给严重不足；没有科学实施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导致农村教育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严重滞后；没有科学安排资源要素合理流向，致使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难，财富占有量减少；没有科学实施城乡收入分配制度，致使农民与居民收入比例不断拉大。[6]

1.3 基本国情说

温铁军指出，对“三农”问题起制约作用的矛盾主要有两个：一是基本国情矛盾，即人地关系高度紧张；二是制度矛盾，即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他认为，从根本上讲，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是我国农业不发达、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已减少到约1.2亩，无法实现规模经营。而城乡分治的二元结构又将农民长期捆绑在有限的土地上，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延缓了城镇化过程。[7]吴敬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农村人口过多，资源匮乏。农村人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人均占有资源、首先是土地资源的数量过少，因而土地报酬递减的趋势十分明显，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成本却迅速增加。[8]

1.4 政府作用空间说

曹荣庆，索红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原因在于政府作用的零度空间。在我国农民的经济活动中，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直在发挥作用，而且也一直存在失灵的诸多领域，但是政府并没有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能。我国政府还把农民能够自发地利用的市场空间人为地缩小，由此形成了相对于农民来说的政府 作用的负向空间，这些都造成了对农民工的各种限制。

[9]1.5 认识偏差说

林光彬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制度及其思想观念影响下的社会运行机制与运行方式。在社会等级制度的影响下，一切按等级划分。不同等级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农民一般处在社会等级制度的最低层，处于相对被歧视的地位；农村处于以城市为中心的边缘地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农业则在现代产业发展中处于外围地位，往往是现代工业发展的牺牲品。[10]李小群认为，造成我国“三农”问题的根源在于国民待遇和公共权利的不平等。由于我们长期以来实行了区别性的政策，在资源配置和使用上，在教育、卫生、文化、科技和社会公共福利待遇等诸多方面，使农民与其他阶层处于不平等地位。这是形成“三 农”问题的根本原因。[11] 解决三农问题的主要思路

2.1 统筹城乡发展论

郭江平认为，城乡一体化发展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乡差距不断扩大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反映，这主要是由于向工业倾斜、向城市倾斜的宏观经济政策没有得到及时调整造成的。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改革农村产权制度、土地征用制度、户籍管理制度、教育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劳动就业制度等。

2.2 城市化推动论

刘爱梅，秦学京认为，工业化和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他指出，中国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城市化可以有效地减少农民数量，使多数农民不再为农民，不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能使人们聚集到二三产业，产生聚合效应，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2.3 市场化带动论

王珏认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推进市场化改革，同时，改革和创新农村的各项基本经济制度，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指出，农村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使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要把城市工商业特别是农村乡镇企业方面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资源引导到农村，支持和拉动农村的发展，这种“就地发展”、“坐地引资”的模式可以和“农民进城”的模式互补推进。

2.4 结构调整论

马宝成认为，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主要表现在： 第一，建立平等的现代教育制度，真正给予农民平等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第二，建立公平的现代就业制度，给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第三，建立现代公共服务制度，使农民能够拥有大体平等的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权利。第四，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应该逐步打破传统的城乡分离的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城乡统一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第五，取消农业税制，统一城乡税负，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制度。第六，改革户籍身份制度，给农民以真正的国民待遇，使农民享有宪法所赋予每一个公民的应有的权利与发展机会。解决三农问题的现有体制政策

3.1 立足于为农工减负，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

当前，影响农工队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农工增投不增收，增产不增收，农工从事农业劳动获取的比较利益较低。农工获取较低收益的原因主要并不完全在于农工劳动的生产绩效低，而是由于大量的社会成本和负担，侵蚀了生产利润。这可从张为栋、谢江桦的研究兵团主要农作物的单产水平长期远高于自治区和全

[12]国水平上得到一定的解释。构建农工增收的长效机制关键在于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尤其是要大力发展基于兵团特色农业资源基础上的农业产业化；构建公共财政，以制度化的方式来减轻农工承担的企业办社会的社会成本和负担；加强兵地之间的经济联系和往来，扩大经济交流半径，实现资源的合理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加大中央和地方改善兵团农业生产环境和条件投入力度，降低兵团农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瓶颈和交通、交换等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和交易效率，实现农工增收。

3.2 推进农业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农垦团场的体制改革，提高管理水平，加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稳定农工发展预期。长期的军事化管理和计划经济的运行使农垦团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改革步伐缓慢和对市场经济的种种不适应，构成了兵团农垦发展中的体制性障碍。许多基层干部仍然习惯于军事化的指挥和管理，不善于掌握新的管理理念和运用新的管理手段进行宏观控制和生产管理，成为兵团农垦团场经济效益难以提高的长期制约因素。鉴于农垦团场的经济负担，许多团场不主动为职工全面参保、投保，农工则因经济效益不好、投保费用太高放弃投保，严重影响 农工对农垦事业和谐发展的预期，行为短期化、盗卖农产品，从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监督成本。因此，必须要加快农场体制改革步伐，构建符合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体制、社会保障体制，提高管理水平，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和 文化留人。

参考文献

[1]刘月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迁移研究[J]西北人口，2007，(2)：112 [2]兵团第二次全国农普办公室兵团统计局.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次全国农业 普查主要数据公报[J]新疆农垦经，2008，(3)：11 [3]邹东涛，欧阳日辉.国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M]北京：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8 [4]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2005[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141 [5]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编辑委员会.疆生产建设兵团统计年鉴 2007[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614 [6]周国胜，余中文.于对兵团建立减负长效机制的探讨[J]新疆农垦经济，2008，(4)：43 [7]刘月兰，汪学华.954-2005年新疆兵团人口发展特点及制约因素分析 [J]西北人口，2008(1)：98-102 [8]吴福环，郭泰山.疆通览[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326 [9]姚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口素质刍议[J]西北人口，2002，(3)：24 [10]李豫新，张建伦.动力要素与兵团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社科 纵横2007(7)：36-38 [11]刘娅.团农场劳动力引进机制与配置模式研究[D]石河子大学硕士论文，2006 [12]张为栋，谢江桦.疆兵团农业双层经营绩效评价[J]中国农业会计，2008(2)：18-20

第三篇：近十年国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近十年国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研究综述

刘云

【专题名称】宗教 【专 题 号】B9

【复印期号】2005年06期

【原文出处】《史学理论研究》(京)2005年03期第121～126页

【作者简介】刘云，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邮编 730070）【内容提要】 本文就近十年来我国学者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概括与总结，主要梳理了在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综合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政治现代化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经济现代化研究等方面学者们的观点。最后，作者还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 键 词】伊斯兰教/中东现代化/研究综述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问题是近十几年来我国学者在中东研究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现代化是一个关系到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社会等多方面的社会转型问题，由于伊斯兰教在中东历史与社会中的特殊性，中东现代化的所有方面几乎都要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伊斯兰教。学者们研究的角度各不相同，有些学者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另一些学者则从政治或经济或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从国别的角度对某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进行个案研究。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对相关的问题进行综述。

一、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的综合研究

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把中东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现代化进程都是十分必要的。这里，我们首先要谈彭树智先生和他主编的《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的问题当然不是这本著作首先提出的，但这本著作的出版却使这一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方法、视角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从而对国内学者的研究有了一个很大的推动。这本著作的最大特点是不盲目地相信某些“理论”，而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从历史事实出发考察中东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书中当然有许多十分精辟的见解。如彭先生认为，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时，不能简单地将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儒教、佛教等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进行类比，因为伊斯兰教有其独特的特点，如强烈的政治参与性传统，公平的商业性经济传统，交往的世界性传统等。彭先生从历史交往的角度审视中东国家近二百年的现代化进程，认为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关系，不但伊斯兰教对现代化发生了作用，同时现代化对伊斯兰教形成了冲击与影响；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伊斯兰”和“现代性”都在历史交往中互变，“伊斯兰性”和“现代性”不是绝对对立的、不相容的事物；“伊斯兰”不仅是本土的，还包括同外来文化相互作用而融入自身的因素，“现代性”也不是已经完成现代化的社会所独有的，它已深深渗入中东社会生活变革之中；关于伊斯兰教对中东现代化进程的作用，彭先生认为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要对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进程进行具体的分析与考察。（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17页。）杜红在考察了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现代化的关系后认为，现代化可以导致世俗化，也可以导致宗教复兴，世俗化倾向和宗教复兴运动在中东国家是与现代化携手并进的双重现象。导致这一矛盾现象发生的原因，是因为两者的外在关系是异质文化的关系，是尖锐对立的；而两者的内在关系又是和谐统一的，如穆斯林知识分子大声疾呼用理性原则思考所处的时代和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一方面努力协调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对伊斯兰教义和教法进行必要的适应现代化的解释和改革；伊斯兰教的适时调节，使其具有了一定的适应性和超越性。（注：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姜桂石认为伊斯兰教具有伴随社会发展而发展的适应力和吸引民众的活力，伊斯兰教的自我调解机制和兼容并蓄的特点，使它与现代化具有相容性。（注：姜桂石：《伊斯兰教改革与现代化》，《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2000年第7期。）王铁铮也认为，伊斯兰教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性，许多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在伊斯兰改革主义者改革理论的引导下日渐深化的。他还将战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分为土耳其、埃及、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四种模式。（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343-355页。）

关于乌里玛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中东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关系的重要问题。黄民兴认为，伊斯兰教对中东现代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乌里玛代表正统宗教机构的阶层，控制着宗教、司法、教育事务的大权，握有大量宗教基金，并有大批成员人仕为宦，权力显赫；乌里玛和苏菲派还时常与乡村的部落机构和城市的行会相互交织，由此确立了伊斯兰社会独特的整合方式，形成了包括中央政府和宗教阶层的事实上的二元政治格局，一旦统治者的现代化改革触及宗教阶层的切身利益和传统文化的核心，宗教阶层就会揭竿而起，率领民众展开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注：黄民兴：《试析中东现代化的特点》，《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杜红则将乌里玛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不同反应分为五种类型：通过伊斯兰革命推翻国家政权，建立乌里玛的直接统治，直接控制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伊朗）；与世俗政权合作，分享一部分权力，为国家的现代化政策提供论证和辩护（沙特阿拉伯）；作为反对派形成影响国家政策的压力集团，对现代化政策进行批评与监督（巴基斯坦、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完全顺从世俗政权，为其内外政策服务，为现代化政策提供宗教依据（埃及）；在国家事务中完全被排斥（土耳其）。同时，杜红还认为，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乌里玛的地位和作用在日益下降。（注：杜红：《乌里玛在伊斯兰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西亚非洲》1996年第2期。）

对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出现的持续不断的伊斯兰复兴潮流，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普遍认为它的发生与中东国家的现代化有密切的关系。王铁铮、金宜久等人认为，由于穆斯林感受到外来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没能改变各国穆斯林的政治经济地位，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又出现各种失误，产生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城市化的畸型发展、贫困、失业、社会混乱、贫富悬殊的扩大、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对穆斯林社会形成的冲击等，中东各国在政治经济上遭受着强权与大国的控制与摆布；所有这些原因唤起了穆斯林向宗教回归的心态，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爆发的趋势原因。（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337-339页；金宜久：《伊斯兰教与世界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同样的观点还见马金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成因的多维分析》，《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田文林则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对伊斯兰世界的严峻挑战，是激活伊斯兰复兴主义的直接原因；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霸权主义势力在中东不断进行的渗透扩张，也严重损害了阿拉伯国家的国家主权，从而招致广大中下层群众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伊斯兰教的复兴。（注：田文林：《文化现代化视角中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刘中民进而认为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中东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强大的迟滞作用：首先，伊斯兰教的发展观与当今世界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相背离，势必对中东伊斯兰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产生惰性作用；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暴力活动严重恶化了现代化的环境；伊斯兰激进势力强烈的反西方立场导致多数国家与西方的对抗进一步加剧，使其在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中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原教旨主义已将心理的愤怒上升为对西方化和现代化的贬损和批判。（注：刘中民：《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中东现代化的互动关系》，《西亚非洲》1999年第2期。）

二、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政治现代化

政治现代化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方面，它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过程，十年来我国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族主义运动、教法的现代化、政治体制的现代化等方面。

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解放运动是中东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而伊斯兰教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彭树智先生认为，中东觉醒和奋起，中东民族独立国家取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都是中东现代化的重要内涵，是中东现代化进程的必要阶段。伊斯兰教作为强烈政治参与的传统力量，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民族民主运动方面表现出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25页。相似的观点还见吴云贵：《伊斯兰教与民族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4期；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世界宗教研究》1997年第1期。）黄民兴按照伊斯兰教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不同作用，将阿拉伯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分为三类：苏丹、摩洛哥、利比亚、也门的民族独立运动都是伊斯兰教力量领导的，伊斯兰教之所以能在这些国家的民族独立运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是由于其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比较低；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是从伊斯兰向世俗主义过渡的民族独立运动，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教基础不雄厚，宗教集团在初期虽是运动的领导者，但领导权最终仍由世俗的中小资产阶级政党掌握；埃及、伊拉克、南也门、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海湾各国则是世俗主义主导的民族独立运动，但伊斯兰教力量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26-153页；黄民兴：《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现代民族同家形成中的作用》，《西亚非洲》1996年第3期。）土耳其是典型的世俗资产阶级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但伊斯兰教力量仍然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张世均认为，凯未尔革命中，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由于对国家命运的关注而发生了分化，其中大部分伊斯兰教职人员站在民族解放斗争的前列，号召民众为民族独立而斗争、同支持素丹政府的教职人员抗衡、从物资上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配合世俗化改革的实施，为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的胜利和土耳其走向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发挥了其他阶层人士无法起到的特殊作用。（注：张世均：《土耳其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革命的贡献》，《世界历史》2003年第4期。）刘云认为，凯末尔革命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由于民族主义者是在为保卫安那托利亚而和希腊基督教徒进行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要把“伊斯兰地方”和“伊斯兰人民”从基督教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从而使土耳其人民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在战争中得到加强，乌里玛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伊斯兰教在中东国家的传统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现代化改革之前，中东伊斯兰国家都是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政体，伊斯兰教不但是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伊斯兰教职人员还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占据重要地位，所以中东国家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必然要直接面对伊斯兰教。学者们对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国家以及国家体制现代化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从这些研究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在不同的国家和现代化的不同历史阶段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郭宝华在研究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早期现代化改革之后认为，与近卫军关系密切的苏菲教团以及保守的乌里玛阶层是改革的主要反对力量，同时素丹的改革也得到了伊斯兰教总法典官和正统派宗教人士的支持。（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二章“伊斯兰教与中东的早期现代化改革”。）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伊朗的礼萨汗改革以及阿富汗的阿马努拉改革，是中东同时代的三次大改革，这些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建立世俗化的现代政治制度，多数研究者认为，这些改革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伊斯兰保守势力的反对，反过来，伊斯兰势力及其影响也在这些改革中被削弱了。张世均则认为，伊斯兰教职人员对凯末尔的各项世俗化改革措施是支持和容忍的，教职人员对土耳其的政治制度的现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刘云认为，凯末尔的政治改革虽然受到了乌里玛阶层的理解和支持，却引起了各种苏菲教团的不满和叛乱，因此凯末尔对这两种伊斯兰教势力采取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注：刘云：《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第80、81页。）

沙特阿拉伯的现代化模式与前述三国完全不同，它走的是伊斯兰化而非世俗化的道路，因此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现代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完全不同。郭宝华认为，伊本·沙特奉行的瓦哈比教义、发动的伊赫万运动，对沙特阿拉伯由游牧业向定居农业转变，对加强内部安全和国家的统一都起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加强了中央集权、加速了部落社会的瓦解，但在严格的瓦哈比教义的熏陶下，许多伊赫万兄弟变成了极端保守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强烈反对伊本·沙特后来推行的政治制度改革和其他改革。郭宝华还认为，沙特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推行改革，是与沙特的民族文化传统相适应的，与沙特的社会发展进程相协调的，但改革奉行伊斯兰教至上的政策，各项改革措施必然要受伊斯兰教义的检验和伊斯兰教法的制约。（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112-124页。）

伊朗的现代化模式在中东地区比较典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伊朗是学者们研究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问题时比较重视的一个国家。冀开运在研究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认为，霍梅尼时代的伊斯兰化，并不是要回到穆罕默德时代，而是将许多革新的现代内容溶人了伊斯兰教；议会代表的选举制、教法学家领导下的三权分立制都是政治现代化的进步，说明了现代性与传统的结合。（注：冀开运：《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李春放认为，伊朗的伊斯兰政治模式带有政治现代主义因素，因此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应该把它看做是伊朗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有进步的成分，又有落后保守的成分，既有适应现代化的成分，又有不适应现代化的成分。但这种政治模式具有明显的两重性，伊朗的政治体制中也存在着深刻的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内在矛盾，其浓厚的传统主义色彩构成伊朗民族进一步现代化的严重障碍。霍梅尼之后，统治集团不得不进行改革，法基赫职位日益世俗化和世俗权力在民选机构的节节胜利，正在改变政治权力的分布和运作规则，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业已破产。（注：李春放：《论伊朗现代伊斯兰政治模式》，《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三、关于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

伊斯兰教与中东国家经济现代化的问题是国内学术界在中东现代化方面最为关注的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伊斯兰教中包含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传统因素。如彭树智先生认为，《古兰经》中包含着丰富的经济思想，伊斯兰教的社会经济正义以及远行经商、勤劳致富、务实等传统都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6页。同样的观点还见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第108页。）黄民兴进而认为，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的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伊斯兰教对中东国家发展社会福利和经济多样化、对避免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对缩小贫富差距、对避免通货膨胀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注：彭树智主编：《伊斯兰教与中东现代化进程》，第241-242页。）马明良对伊斯兰教的经济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斯兰教的勤劳致富、发展生产、诸业并举、鼓励经商、公平交易、合理分配财富、适度消费等经济观念，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平衡、稳定、协调而健康的发展，有利于中东国家的经济现代化。（注：马明良：《浅谈伊斯兰教的基本经济观》，《中国穆斯林》1995年第3期。同样的观点还见刘中民：《论伊斯兰教在当代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调控作用》，《宁夏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冯璐璐也认为，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念会成为经济发展中的心理驱力，激发穆斯林的经济热情，将人的活力转化为经济运转的盎然生机。（注：冯璐璐：《对伊斯兰经济现代化问题的再思考》，《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

杜红在承认伊斯兰教中存在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因素的同时，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传统内在张力不足，不利于增加人们的经济活力，不能产生促进经济现代化的足够动力。（注：杜红：《伊斯兰教与经济现代化》，《世界宗教文化》1996年第3期。）杜红还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与新教伦理进行了比较，认为伊斯兰教对人的物欲的压抑不严厉，从而不会激起强烈的变革愿望，伊斯兰教的“行善”与追求财富并非如基督教新教那样一致，无法形成推动经济现代化的强大动力；伊斯兰教虽兼重两世，却更重来世，而来世的得救取决于穆斯林的行善程度，而不是经济成就，这种价值观就使穆斯林发展经济、扩大生产的动机不够强大，“公平”、“正义”、“平等”的经济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穆斯林的经济动机；伊斯兰教强调经济活动服从于真主和使者，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禁止利息的传统也阻碍着现代金融和银行业的发展。（注：杜红：《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国家的现代化》，第107页。）田文林同样认为，在社会现实层面上，神职人员作为伊斯兰教的现世代言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属于典型的上层集团，拥有大量的土地和宗教财产，经济现代化的改革必然会触动他们的利益，他们对现代化的改革持怀疑与抗拒的态度，成为经济现代化的阻力；在思想理论层面上，伊斯兰教的发展观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观大相径庭，在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中，经济成就并不占首要地位，对安拉的服从才是最重要的，这种发展观不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正确的价值导向。（注：田文林：《抗拒与变迁：中东经济现代化的多维透视》，《阿拉伯世界》2001年第3期。）

刘云对伊斯兰教的经济观与生产观进行了探讨，认为伊斯兰教在理论上虽然不适合于现代经济的发展，但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却因信仰程度的差异而不同，穆斯林的信仰生活方式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一般的穆斯林，他们要遵循行善的原则，满足了自己的需求之后还要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他们除了不生产被禁止的产品以外，可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经济行为与现代经济的要求是一致的；第二层次的信众奉行公平原则，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要满足穆斯林兄弟的需求，他们在市场上追求利润的同时，要兼顾整个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符合经济现代化的要求；第三层次的信众具有自我牺牲精神，他们放弃自己的经济回报而谋求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经济行为与市场经济的规则是不一致的，因此也就不利于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刘云：《伊斯兰教的生产观与经济现代化》，《宁夏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冀开运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经济伊斯兰化过程进行了分析，认为其经济措施属于落后、保守的教条式的东西较少，而具有更多的现代性，从而以伊朗为例说明了伊斯兰教与经济现代化的适应性。（注：冀开运：《论伊朗伊斯兰化和现代化》，《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米寿江通过对伊朗白色革命的研究，认为伊斯兰教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在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只要不违背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伊斯兰教并不排斥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方面的现代化；巴列维国王在改革措施的实施过程中，违背了伊斯兰教的“均平、公正、节俭”等基本原则，造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人民最终在原教旨主义的号召下推翻了巴列维王朝。（注：米寿江：《伊斯兰文化与经济现代化》，《世界经济》1997年第5期。）哈全安则认为，经济社会的进步趋向与政治领域的滞后状态两者之间的矛盾，构成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源；白色革命引起伊朗社会的剧烈变革和现代化的长足发展，决定了政治上保守的巴列维王朝覆灭的命运，进而导致伊朗的现代化自经济社会领域向政治领域的延伸和民主政治的滥觞。（注：哈全安：《从白色革命到伊斯兰革命》，《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

第四篇：拉美地区公派教师国内社保问题执行办法

拉美地区公派教师国内社保问题执行办法

鉴于社保缴纳涉及到户籍、有无单位等问题，对社保缴纳凭证要求更正如下：

一、国内有单位

签署三方协议，出具人事关系证明（劳动合同，聘用协议，人事关系证明等均可），合同或协议时间需覆盖外派任期。

二、国内无单位 1.失业险

如国内无单位，可不缴纳。2.养老险

（1）城市户口：缴纳社保。

自行缴纳社保，提供缴费证明。如已购买商业险，请提供保险单扫描件。

（2）农村户口：可选择新农保，或自行投保其他养老保险。

a.参保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农保）

——如已参保，提供证明，并提交保证书，保证：在外派期间持续缴费，本人及直系亲属签字确认。

——如未参保，提交保证书，保证：在下一个缴纳时间点按时缴费，参保新农保，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签字确认。

b.商业养老保险

如已参保其他养老保险，请提供保险单扫描件。3.医疗保险（1）城市户口

自行缴纳社保，提供缴费证明。如已购买商业险，请提供保险单扫描件。

（2）农村户口：可选择新型合作医疗，或自行投保其他医疗保险。

a.参保农村新型合作医疗

——如已参保，提供证明，并提交保证书，保证：在外派期间持续缴费，国内期间如发生就医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本人及直系亲属签字确认。

——如未参保，提交保证书，保证：在下一个缴纳时间点按时缴费，参加合作医疗，国内期间如发生就医费用由个人自行承担。本人及直系亲属（父母）签字确认。

b.商业医疗保险

如已购买商业险，请提供保险单扫描件。

第五篇：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近年来中国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

【摘要】20 世纪80 年代，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开始出现，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新生代农民工”

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

来，学界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与特点、社会融合、市民化进程、社会保障等的研究更加深入和系统。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 城市融合；市民化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以及20 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大量的农民

从农村来到城市，农民工数量在迅速增长，他

们主要在城市从事非农工作并且与农村土地保

持着一定的经济联系，亦农亦工是其最主要的特点。当今的农民工内部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分

化，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从农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出现了与80 年代初期进入城市的第一

代农民工不同的特点，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

或“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

与特点、社会融合及市民化的进程、社会保障

等引起了学者们广泛的关注，本文根据以上几

个方面总结和梳理近年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主要研究成果。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现状及特点

农民工是指从农民中率先分化出来，与农

村土地保持着一定经济联系，从事非农业生产

和经营，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具有

非城镇居民身份的非农业化从业人员（卢海元，2004）。当前农民工已不是一个高同质的群体，有学者从代际的角度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纵向的研究，王春光（2001）认为，农村流动人口已

经出现代际间的变化，他们在流动的动机以及

其他许多社会特征上存在差异，从而提出了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刘传江、徐建

玲（2006）指出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年轻的农

民工和计划经济时代成长起来的年长的农民工，这两部分亚群体在文化、观念和行为上存在显

著差别，并提出了第一代农民工和第二代农民

工的概念。许传新（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

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特指年龄在25 岁以下的农民工，是介

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的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

口。本研究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具体是指1980

年以后出生，20 世纪90 年代后期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在生活的社会

经济背景及其自身的文化程度、观念和行为上 都存在较大的差异。

刘传江、程建林（2008）根据2005 年农民 工课题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 工在教育年限、婚姻状况、务农经验、未来归 属倾向、自我身份判断等方面均与第一代农民 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0.8 岁，90%以上未婚，平均务农时间为2.1 年，平均受 教育年限为8.9 年；第一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38.4 岁，近91%已婚，平均务农时间为11.4 年，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6 年。就在城市就业途径而 言，寻找工作、用工单位招工与职业介绍机构 是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三个主要途径，分别占 36.4%、36.4%和19.8%，相比较第一代农民工 的老乡介绍、亲戚朋友介绍等传统的社会网络 来说，新生代较少运用初级关系网络。高颖

（2008）根据2007 年在北京、广州等5 个城市 的调查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随着“第一代 打工族”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或回流农村，16～ 30 岁的“第二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劳动力转移 的主体，在务工选择方面占更多的主动，他们平均工资较高，工作时间较短，同时流动性也 较强；16~30 岁的新一代农民工平均在3.72 年 的时间里辗转于2.52 个城市；获取高收入不再 是新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的驱动力，开拓眼界、自由平等和个人发展机会是他们更 为看重的因素。周正平（2007）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显著变化集中体现在，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的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 第一代农民工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研究

（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意愿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长期以来

实施的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决 定了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独特性，人口城市化呈 现出不完全、非正规化的特征。王桂新、沈建 法（2008）以上海为例，从微观角度考察中国 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特征，认为目前 中国城市农民工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尤其是其社会关系、心理认同等非物质维 度的市民化都已达到接近60%的较高水平。即 使受户籍制度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二元社会体制的屏障，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工的市民化仍 然取得了较大进展。刘传江、徐建玲（2007）认为农民工市民化是基于城乡劳动力两阶段转 移的“中国路径”而提出的现实课题。新生代 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 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 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需市民化的群 体。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过程被分割成两个子过 程：第一阶段从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 市农民工的过程已无障碍，第二阶段从城市农 民工到产业工人和市民的职业和身份变化过程，目前的进展依然步履维艰，需要我们用“农民 非农化理论+农民工市民化理论”的“两步转移 理论”取代传统的“农村人口城市化”或“农 民市民化”的“一步转移理论”。刘传江、程建 林（2008）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 打算通过多种途径尽量留在务工地，2005 年课 题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欲“通过打工，争取留在城里生活”占42.4%，“不愿意回乡干 农活，想过城里人的日子”的占15.2%。新生代 农民工希望成为市民的原因主要在于城市收入 高、生活水平好、精神文化生活丰富以及为自 己的孩子以后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考虑。

（二）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研究

由于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进城受到不公平的社会待遇，城市对农 民工来说实际上是“经济接纳，社会拒入”，农 民工的城市融合状况，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 城市融合状况引起学者们的关注。许传新

（2007）对农民工进行分层研究认为，新生代农 民工城市工作适应、人际适应等都处于中等水平，而生活处于较低水平。他们虽然进了城，但并没有在城市“生根”，新生代农民工还没有 完全融入城市居民的生活圈，存在着一定的社 会隔离。有学者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受到城 市生活方式的影响，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发生 改变，融入城市的愿望强烈，对农村社会的认 同在减弱；同时在城市社会中遭受到制度性的__ 社会排斥，他们的社会认同就会趋于“内卷式” 的建构，既不能融入城市社会，又难以回归农 村社会，从而形成了“游民化”的社会认同，处于尴尬境地（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民工 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形成了边缘化的感觉和 意识，这又进一步阻碍了他们重回主流社会

（简新华、黄锟，2007）。新生代农民工的自我 认同和社会认同，具有融入和游离并存的特点，主观上的想融入和现实的残酷使他们处于尴尬 的局面（彭远春，2007）。李海超（2007）对农 民工的年龄分层进行研究，认为青年农民工受 教育程度高，但是其工资收入却与中年农民工 的收入是一致的，主要是青、中年农民工打工 所在的企业性质和企业规模上的分布不存在差 别所致。刘传江，程建林（2008）设计了农民 工市民化进程指标体系，利用2005 年课题组的 调查数据对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进行了实际测算，结果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率为50.23%，而第一代 农民工市民化率仅为31.3%。第一代农民工的市 民化成为市民化初步阶段，新生代农民工则处 于市民化的中间阶段，目前仍面临很多障碍，因此市民化进程任重道远。孙秀娟（2007）认 为中国农民工向上流动的空间长期处于压缩状 态，有社会结构，也有政策和制度的原因，应 该从政府营造公平开放的流动环境，建立开放 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全体社会成员转变心态和观 念等入手，使农民工获得向上流动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