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形式的比较及启示（推荐）

第一篇：农民组织形式的比较及启示（推荐）

农民组织形式的比较及启示

摘要：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或地区在农民组织化尤其是农业经济合作组织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国、法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作为典型比较对象，分析其成功运作经验，以便为我国建立合理的农民组织形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农民组织；合作社；农协；农会

中图分类号：F3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09)10-0111-03

随着国家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和惠农措施的逐步落实，我国“三农”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日趋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相比，农业现代化滞后的矛盾日渐突出。特别是小规模的家庭经营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缺乏有效的对接，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制约越来越突出。其根源大多都可归结到农民缺乏有效的组织这样一个至为关键的“结点”上。本文对国内外的农民组织形式进行对比分析，以便能从中发现能对我国农民组织的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进而提高我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一、不同国家和地区农民组织形式的比较

(一)美国的销售合作社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中小生产者为摆脱中间商的盘剥，自愿组织起来，成立了各种形式的农产品销售合作社，从而使美国的家庭农场和农资、农技、农产品销售市场之间，构建起了完善的服务体系。美国全部出口农产品的大约70％都是由合作社经办的。合作社完全由农民自发联办，不依托政府，没有任何官方色彩，主要活跃在流通及农产品初加工、储运和销售环节，把分散的农户和大市场联结起来，增强了农业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如今美国西部地区的“新奇士”合作社是运作非常成功的合作社之一，“新奇士”合作社是由加利福尼亚南部种植橙子、柠檬、葡萄等果农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合作社有科研、包装和销售三大部门。所有成员种植的水果成熟后统一商标、统一价格、统一包装、统一做广告、统一调配出口，形成了一个“拳头”。产品出售之后，每个成员按销量扣除摘收、包装、销售、广告等成本费用给合作社，剩余所得全部归自己所有。合作社从加州扩展到亚利桑那州，目前成员已发展到6 500多户，“新奇士”品牌威震全球，据估算，仅这个品牌的无形资产就高达10亿美元。美国的农业合作社通过分散经营和集中运销的市场化运作模式，解决了农户、农场和市场的诸多矛盾，化解了小生产的风险。

(二)日本的农协

农协是在日本政府农林水产省领导下，组织小农发展农业的全国性农民群众组织。日本农协在组织体系上是采用“三段制”，即市町村一级设单位农协，都道府县一级设农协联合会，国家级设全国联合会，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一套完整的组织体系。农协在日本政府的财力物力的扶持下，通过其遍及全国的机构和广泛的业务活动，同农户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经济联系，在农业生产、农村金融、农产品加工、销售、工业品供应以及农民生活等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控制着农村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日本的农协起到在产前、产中、产后诸环节上使小农户同大市场对接的作用，即主要从事为农民办信用、贩卖、购买和共济4种基本事业，并推广农业种植、食品加工、病虫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医疗保健等方面提供技术指导与生活服务，具有较强的综合性。日本的农协并非是一个纯粹的经济组织，它除完成经济职能外，还兼有帮助政府贯彻农业政策、代表农民向政府反映意愿的双重职责。日本农协通过覆盖全国的组织系统，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垄断组织体系，垄断了整个农村市场，有效地阻止了商业资本对农民的盘剥，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法国的合作社

法国合作社产生于19世纪中叶，随后迅速发展起来。法国合作社主要特点是专业性强，通常以某一产品和功能为对象组成的合作社，如，小麦合作社、农机合作社、销售合作社等。合作社一般按行业划分，农户可根据经营情况，同时加入几个合作社。双方每年签订一次合约，农户只需专心生产，其他的事项全交给合作社去办理。年终结算时，扣除风险基金和发展储备金，其余的按入社资金、按农产品收购量分给社员。如果发生亏损，社员也要按对应的份额承担风险。为鼓励合作社的发展，国家出台了有关政策，合作社可免交33.3％的公司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成了合作社社员。农业合作社占据了农产品市场绝大多数的份额，生产资料和饲料基本上由供销合作社销售，90％以上的农业贷款业务由信贷合作社提供。合作社的建立和高效能运作，形成了多种成分、多种渠道、分散经营和集中运销的市场化购销体系，解决了农民、农场和市场的诸多矛盾。

(四)我国台湾的农会

我国台湾地区农业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农民组织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是农业发展的引导者，对农民权益的维护及农业生产技术改进与农民生活改善等，均有很大贡献。台湾地区的农民组织包括农会、农业合作社、产销班、代耕中心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农会。农会是一种多功能的农民组织，它分成了镇农会、县(市)农会和省农会三个层级。到上世纪70年代，农会已涵盖了几乎全部农户。台湾的农会在保障农民权益、提高农民知识技能、促进农业现代化、增加生产收益、改善农民生活与发展农村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启示

(一)农业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力量

农业现代化进程表明，一个有效的农业合作体系的建立，对加快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起决定性作用。这些组织不仅减少了中间商对农民的盘剥，而且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和意外自然灾害的能力。在对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业机械的普及等方面，也做出了较大贡献。因此，我们应积极发展农民组织使之代表分散的小农利益与政府和大企业进行谈判，让农民的利益得到保障。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不仅普遍建立了社区性的合作经济组织，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普遍建立了全国性的合作经济组织。有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发展成为世界性的合作经济组织，如，世界合作社联盟就是在众多国家合作经济组织基础上产生的全球性合作经济组织。

(二)大力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

发展农业的一个有效途径就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把农民组织起来参与竞争，使农民拥有分享农产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等环节利润的权利。典型案例是日本，日本农业是建立在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基础之上的，这种生产方式具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缺乏抗御风险的能力，进入市场的门槛和成本太高。日本农协的建立很好地解决了这个矛盾，农协在贯彻政府农业政策、保护农户利益、化解经营风险、促进农业现代化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建立完善的法规保障体系

农民组织发展得比较好的国家和地区，都已

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合作社法规。早在1889年，德国就颁布了第一部合作社法，美国在1922年的联邦议会上通过了“卡珀――沃尔斯特德法案”，明确合作社的法律地位，1926年又通过了“合作社销售法”，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农业协同组织法。合作社法是完善和发展合作经济的前提和保证，合作社法以法律形式确定合作经济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给合作社以公平的市场主体地位，保证合作社权益不受侵害。

(四)建立全国性的各类专业合作社

我国的农民虽然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但组织化程度低。只有自下而上地成立全国性的农民联合会，才能代表农民向政府和社会其他阶层进行呼吁，促进国家和地方政府实行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保证农民利益的政策。可将全国各地的各类专业合作社联合起来，建立全国性的各类专业合作社，协调国内生产、加工和销售及统一对外事务，避免多头对外时经常出现的竞相采取低价出口的情况及应对国外农产品的冲击，这样既可维护农民的整体利益，又不至于经常遭受外国的反倾销起诉。

(五)强化农民组织的服务功能

要切实为农民解决生产资料供应、生产技术指导、行业标准设置、人员培训、市场信息提供、产品加工销售等困难和问题，否则农民组织就失去了生命力和吸引力。我国传统合作经济组织是政府介入农村经济组织生产经营环节的组织模式，由于沉重的“制度遗产”，再加上产权不清、组织机构不规范、法律责任不明确等情况，在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为农民提供社会化服务等方面表现得很不得力，无论是在生产规模上还是在经济组织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因而难以完成我国农业与国内外大市场的对接，也难以有效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这些组织的组织形式类似于以前的“政社合一”的农业合作社的组织模式，农民对此类组织的信任度、参与度还很低。所以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如果仍然依靠此类组织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那是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六)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当前，迫切需要政府加快体制创新，为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为促进农民组织化事业的顺利发展必须推进农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农村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投融资体制改革，为农民组织化主体提供及时、充足的资金；加快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改革，为农民组织化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必须逐步改革城乡二元化的户籍管理制度，渐进地实现户籍同一化。在就业制度改革方面，应树立“农民就业”的观念，在农民到城市就业的过程中，政府管理部门应坚决取消对农民就业进行歧视性限制的有关规定，减轻农民工进城务工的成本。

三、结语

世界农业发展史表明，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建设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市场化的明智选择。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构成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农业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组织基础，而且也已成为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主要标志。大力发展农民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应对农村经济战略转型和市场竞争的需要，是农民实现和保护自身利益的根本途径，有利于促进农业政策的科学化与合理化及保障农业政策的顺利实施，可以为农业发展争取更好的国际环境。正如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所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然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构成了人口的全部”。农民通过经济上的联合形成自己的组织，有利于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更好地捍卫自身的权益，增强我国农业的竞争力。

第二篇：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农民

创新农业组织形式促进农民

创新农业组织形式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元谋是典型的热区农业县，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营机制，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长期坚持党在农村的这一基本政策，是确保农村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础。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一家一户小生产的分散经营，难以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生产主体规模化、专业化的高效组织形式的需要，农产品卖难、农民增收难的矛盾十分突出。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日趋明显。面对这样的发展形势，县委政府在深入调查研究，准确把握发展趋势后认为，农民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必须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进一步补充和完善，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专业化、规模化和信息化发展的需求，切实解决农产品卖难、农民增产不增收和农村经济增长缓慢的现实问题。并以创新的思维，积极探索实践提高农民生产组织化程度的、以“协会、公司、经纪人”为组织模式，“好品种+订单”为经营模式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机制”，以求有效地解决农民增收、财政增长难的突出问题。通过近三年的实践，认真抓好宣传引导和扶持措施的落实，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农民专业协会，是以农户自愿、平等、互利为原则，联合经营各自资源的自我服务中介组织。它以市场为导向，农户为主体，经济效益为中心，资本营运为纽带，适应农产品生产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依托自我教育、相互带动的组织优势，实施产销或产加销一体化经营，形成了新的组织模式和利益共同体，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善和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的有效组织形式。协会充分发挥组织生产，提供服务的功能，将会员分散的资源统一规划利用，积极为会员提供专业高效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为会员农户统一购买种子，确定农药和化肥，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实现了根据市场、品种、播种时间统一种植标准和质量标准，既避免了假冒伪劣农资产品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又使科技措施得到广泛的推广运用，产品生产的有效性、针对性和质量效益显著提高，为市场销售和增加效益打下良好的基础。

农民专业协会作为松散型的农民自我合作经济组织，还不能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市场活动。因此，在进一步完善协会组织管理制度的情况下，我们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方式，帮助协会依法组建相应的公司，以公司作为市场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解决了协会无法解决的法人地位、融资签约、产品质量申报认证等现实问题。协会通过公司，使农产品生产、流通与市场紧密衔接，引导劳动力、资本、技术以及土地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沟通融资渠道，理顺与其它企业或经济组织的经营合作关系，使公司不断发展壮大，逐步地成为组织生产、服务农户、连接市场的龙头。在运作中，以协会为基础的龙头公司，深入进行市场调查，广泛收集市场供需信息，把握市场销售行情，千方百计开拓市场，建立产品流通窗口，构建安全稳定的营销网络。同时，竭力打造协会产品品牌，积极发展精、优、特和“人无我有”的专营产品，扩大生产经营品种，使协会及时组织会员农户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形成上接销售大市场，下连千家万户的生产经营模式，生产效益明显提高。

经纪人是活动于协会与公司间最为活跃的因素，是连接公司与农户的纽带。在实践中，我们把农村懂科技、能致富、敢于闯市场的乡土能人列入重点扶持对象，形成了一批在产业建设和市场营销中有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市场开拓经验，懂经营、善管理的经纪人，积极支持他们负责协会的组织领导和经营管理工作，担任公司的法人代表，以“好品种+订单”的方式，把公司开发引进的有市场需求，有比较优势，适合我县资源特点，能获取超额利润的优新“好品种”，按市场需求制定生产种植规划，以订单的形式落实到会员农户，会员农户按订单要求生产，公司按保护价确保收购，有效地化解市场风险，解除会员生产销售的后顾之忧。农民专业协会“引导农民看、指导农民种、帮助农民销”，以“好品种+订单”的经营模式发展生产，带动了全县44026亩土地的生产和经营，有效提高了农村生产的组织化程度，促进了全县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取得无公害生产种植成效的基础上，我们以“协会、公司、经纪人”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为依托，大力发展贸工农、种养加为主体的龙头公司，扶持发展集农产品精深加工、冷藏保鲜、包装储运为一体的龙头企业，瞄准国际国内大市场，实现农产品的国际出口，推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我们积极鼓励支持协会以公司为参与市场竞争和融资的主体，代表协会开展对外经营与合作，引进私营业主，加快发展绿色食品加工园区。目前，元谋能禹绿色食品加工园区内已有14家企业入驻建设并相继投产。其中，龙川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已成为能够带动县内外5万亩薯类生产种植的加工型龙头企业；3家小香葱加工企业已经完成了组建企业集团的任务，带动群众种植小香葱近3000亩，产品获得了出口贸易权，并销往韩国、日本和新加坡，开始直接出口创汇；元谋与北京汇源果汁集团合作的蔬菜精深加工项目已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项目报批、土地征用、厂房建设规划、引种试验等各项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引进的上海恒通集团和昆明子元集团投资建设的印楝生产基地和印楝无公害农药加工厂，广东恩平汉忠水产养殖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的对虾、欧鲶鱼基地及饲料加工厂，海南椰林农业开发公司投资建设的精品香蕉出口基地正在加紧建设中。各位领导，我们探索实践的“协会、公司、经纪人”的农民联营经济组织模式才刚起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今后的工作更加艰巨。但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在州委、州政府的领导和关心下，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团结全县各级干部和各族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凝聚合力，大胆创新，不断排除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努力奋斗！

第三篇：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上)

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上)

一、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的含义

农民直接收入补贴是相对于价格支持等间接补贴而言的，所谓农民直接收入补贴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为了提高农民收人，或减少农业及涉农政策给农民带来的损失而对农民的直接转移支付。农民直接收入补贴不通过价格或产量等间接手段，政府仅根据事先确定的基期产出水平或其他条件直接对农民进行补贴；而间接收入补贴主要是通过政府计划确定的目标支持价格来鼓励生产，间接保证农民获得较高收入。同时，农民直接收入补贴也不同于政府就整个行业(如科研或基建等)进行的补贴或投人，它的目标只是农民收入，直接对单个的农民进行补贴，使农民能够获得更直接的收入。

农民直接收入补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农民直接收入补贴主要是指为了补偿由于价格支持削减或其他攻策调整给农民收入造成的损失而进行的政府支付。广义的农业直接收入补贴是指政府对一切以收入为目标的农民直接进行的补贴或支持，不仅包括狭义的直接收入补贴，还包括农民最低收入保障、农业救济以及农业收入保险。

二、国外农民直接收入补贴的比较

为适应WTO《农业协议》的要求，各世贸组织成员国自1995年以来，对其国内农业支持政策进行调整和改革，逐步减少农产品市场价格支持，转向增加对农民收入的直接补贴。

1．美国的直接收入补贴

1996年美国新农业法实施后，除蔬菜和水果外，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都实现了自由化，并取消了生产结构调整政策，将农业的国内价格支持转变为对农民的直接收入支持，计划7年间(1996—XX年)的直接收入补贴总额为356．26亿美元。美国对于农民直接收入补贴主要采用以下3种方式：①生产灵活性合同补贴。1996年4月美国改革后的新《农业法》引入了此项补贴，它是一种典型的脱钩收入补贴，即补贴与实际生产情况无联系，生产者无论生产什么，均能享受到这种补贴。具体操作是对于种植小麦、玉米、高梁、大麦、燕麦、水稻与棉花的农民，按1991—1995年平均生产量的85％乘以政府规定的单位重量补贴金额。以小麦为例：美国XX年小麦的补贴幅度为45．20美元／t，1991—1995年间平均每公顷小麦单产为3t，据此计算，基期种植小麦的农民每公顷土地的补贴额为115美元。美国计划这一直接收人补贴的总额(1996—XX年)合计为356亿美元，每年递减，同时规定个人最高补贴额不超过4万美元。②耕地休耕补贴。1996年美 国联邦农业改革法案将1985年《食品安全法案》休耕1 800万hm2耕地的计划延长到XX年的1 456万hm2。③农业灾害补贴。包括灾害救济、特大灾害保险和多种灾害保险3种情况。美国的特大灾害保险政策很宽松，农民只需要对每种作物缴纳60美元的手续费，但保险程度一般很低，只适用于产量低于正常产量50％的情况。

2．欧盟的直接收入补贴

欧盟对农民的补贴名目繁多，数额不等。据欧盟有关部门和德国农业部的统计，目前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给农民的各类补贴已达到农民年总收入的50％。除此之外，各国政府还给农民额外补贴，如生态农业补贴、环保补贴等，所有的补贴目的都是保护农民利益，稳定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和农村地区健康和谐发展。欧盟对农民直接补贴的主体是“蓝箱”政策补贴，主要包括3种方式：①种植业补贴。欧盟于1993年削减了对谷物、油子和豆类什物的价格支持，同时作为对生产者损失的补偿，欧盟引入了“补偿支付”这种部分与生产脱钩的直接收入补贴形式。对种植业的补贴支付主要基于这些作物1989一]991年间的平均种植面积，并要求大的生产者(谷物生产总量超过92t)休耕10％农田，对于小规模农场不要求休耕义务，所行休耕的土地都可以获得休耕补贴。②休耕补贴。欧盟的休耕补贴分两种。一种是种植面积中所涉及的，每年同面积补贴一起申报，大农场须将休耕作为享 受面积补贴的前提条件。此外，大小农场可自由休耕，这种每年一次的休耕享受与谷物同等的面积补贴标准，自愿休耕的面积总量不限，但是享受休耕补贴的上限为耕地面积的33％，超过部分不给子补贴。另一种是多年性休耕，至少休耕10年以上。100hm2以下的农场最多可以休耕5hm2，100hm2以上的农场最多可以休耕l0hm2。这种补贴的标准略高一些，德国每公顷为700马克。③环境保护补贴。欧盟的环境保护补贴是对在农业生产中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方向发展的行为给予的资金鼓励，根据实际情况，环境保护补贴有不同的分类。

3．日本的直接收入补贴

近年来，日本开始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XX年，日本新出台了对山区、半山区的直接支付制度。此项补贴的对象是处于根据有关法规划定的山区和半山区的农田。对农田的要求是：至少是1hm2以上毗连成块、坡度大(水田1／20坡度，旱田8度以上)、地块小而必须规整(多数地块不满0．3hm2，同时地块平均面积小于0．2hm2)；草地比例高(70％)的草原，有坡度的人工单地；其他特殊情况如农民老龄化比例高、撂荒比例高等情况。享受直接收入补贴的农民除了要符合上述条件外，还必须满足一些特殊要求：农业生产活动必须有助于减少避免撂荒，要促进农村的综合发展，包括防止水土流失、生物保护等。日本的直接收入补贴的理论标准是山区、半山区与平原地区的生产成本差异的80％，并按陡坡地和非陡坡地设定两个标准。

4．墨西哥的直接收入补贴

从1994年开始，墨西哥政府发起了新的农场计划，向大约占全国农民总数90％的谷物和油子生产者提供直接收入补贴，作为取消作物保护价对生产者的补偿。补贴的基础是1991—1993年间享有政府支持价格的9种作物的平均种植面积，并在1996年取消了作物种植品种限制。这一计划的实施期为15年，前10年补贴额固定，后5年补贴额递减。单个农场能获得的最大补贴额约6 700美元。

美国、欧盟、日本、墨西哥所采取的直接补贴政策既有共同之处，也有重要差别。从具体实施的时间和力度上看，美国在先，欧盟次之，日本居后。美国的改革是全面的，力度最强，直接补贴措施与当前生产彻底脱钩；欧盟的改革也是全面的，但尚未与当前的生产完全脱钩，农民享受到的直接补贴与目前的生产有联系；日本的直接补贴仅仅是地区性的、局部的。在补贴程度上，美国的单位面积补贴额相当于欧盟的1／3-1／2，但是按农民人均收入则高于欧盟的2-3倍。美国、欧盟和日本在环境保护和地区发展方面的政策更为复杂一些。尤其是美国的土地休耕保护，实际上是按个案处理的，同时，因为每个农户的要价和地块条件都可能不同，需要对农户的申报逐个审查比较，并确定是否补贴以及补贴 多少。

第四篇：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比较及其启示

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比较及其启示

作者：任军利来源：《广东农业科学》2012 年第 2 期

摘 要：衡量现代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已成为巩固我国农业基础地位，增强农业竞争实力，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对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的结构和功能作用进行比较，韩国成功的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关键词：农民合作组织； 中韩； 比较； 启示

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的最大不同在于农业的组织性。一般而言，农业的组织化水平越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越高，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而农业生产的社会成本就越低；反之，分散的以个体农户为单位的生产，既难以形成农业的规模效益，又不利于农民的增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城乡居民的粮食需求，但从整体来看，农民收入并没有随粮食增产而明显增加。其原因除了农业生产特性外，还在于我国农产品深加工不够、附加值很低，农产品的销售利润基本掌握在经销商手中，而农村中广大农民的市场收益却很少。因此，要从源头上解决农民增收难的问题必须走组织化的道路，以专业合作社的方式组织广大农民参与市场竞争，才能形成农产品的规模效益。这是确保广大农民增产增收的关键，也是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精神所在。相比较之下，我国的近邻———韩国，其农业自然禀赋远不及我国，但先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这其中除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护外，作为农民的主要经济组织的韩国农协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目前，在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将全面铺开之际，认真研究和比较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的构成及运行机制，对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我国农民合作社组织建设、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打造坚实的现代农业基础具有一定现实意义。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结构模式的比较

1.1 韩国农业协会的结构模式

韩国政府于 1957 年颁发了第 1 部《农业协同组合法》（以下简称为《农协法》），于 1958 年成立了第 1 个全国性农协组织———国家农业协同联盟（简称农协）。为了更好地保护农民利益，应对市场的变化，韩国农业协会自 20世纪 50 年代成立以来先后经过了几次大的调整。第 1 次调整是根据 1961 年韩国政府颁布的《农协法》，将原先独立的农协中央会和农业银行合并，组成了新的国家农协联盟。新成立的农协是一个由中央会、市郡、里洞农协组成的 3 个层级的组织。第 2 次调整是在 1984 年，政府根据新修订的《农协法》将先前独立的市郡农协置于中央会之下，作为农协中央会的分支机构，农协由原先的 3 个层级变为 2 个层级，其目的是为了提高农协的组织效率。第 3次调整根据 1987 年修订的《农协法》，农协主要负责人由先前的任命制改成了农协会员直选制，废除了以前农协董事会成员任命的法律依据。按照新的《农协法》，成员农户可以直接选举基层组织的领导人，中央会的总裁也由以前的总统任命改为直接

由基层组织领导人选举产生。第 4 次调整根据 1999 年韩国政府修订的《农协法》，将韩国原先的畜牧协会和人参协会并入农协，这时期的韩国农协由原先的 1 个业务主管部门增加到 3 个，并且各部门享有资金、人事等方面的自主权。经过几次大的调整后，目前韩国农协已形成了上至中央会、下至基层农协的组织严密、功能齐全、结构合理，集生产、加工、流通、金融服务、技术培训与推广为一体的被称为“国民生命库”的组织。从农协内部构成来看，韩国基层农协设立有会员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会员大会是农协的最高权力机关，会长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理事会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在会员大会期间由全体会员选举产生；监事会则主要起监督理事会的作用。

从农协外部构成来看，韩国农协不但在农村中有基层农协，而且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农协中央会。农协中央会和基层农协虽然是农协两个层级的组织，但它们之间并不是上下级的隶属关系。农协中央会是由全国基层农协志愿加入而成立，在全国范围内主持农产品的开发、销售，并向基层农协提供指导；基层农协则直接面向会员农户，对其会员进行从生产、加工、销售到技术培训的全面服务。韩国农协作为农业经济组织、市场竞争主体，无论是内部构成还是外部组织，都已形成了合理规范的利益链条。从机构内部里来看，每一个农户就是一个利益主体，彼此平等、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而上一层级的农协中央会只负责农产品的开发和销售，对于农协内部事务从不插手。这种既“分”又“统”的管理模式很符合农业生产特性。

1.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结构模式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建国初期的农村曾出现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的组织形式，随着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高级社逐渐被政社合一式的组织———人民公社取代。而真正将农业生产纳入市场经济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广大农村开始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当温饱问题不再成为农村中的主要问题时，农业经济面临着如何去分享市场经济的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就是在这个新旧体制转型时期出现的。

从已成立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内部构成来看，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韩国的农协会除了名称不同外，其内部管理机制大体相同。我国合作社主要由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和监事会组成。社员（代表）大会是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构，具有审议、修改章程、选举和罢免理事长、理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决定重大财产处置、对外投资、对外担保和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其他重大事项等职权；理事会是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执行机构，理事长为合作社的法定代理人；监事会或执行监事是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监察机构，监事会向社员（代表）大会负责。从外部构成来看，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基础上，由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按照自愿联合、民主管理原则成立的互助性的经济组织。

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还处于发展的起步阶段，具有明显的地域分散性、形式多样性、经营粗放性、规模狭小性等特点。其组成有以当地农村中的大户牵头的，更常见的是“反租倒包”的合作组织。所谓“反租倒包”是由原先在城市的公司企业，根据产品的性质同时利用政策优势在农村中获得了土地使用权，雇佣当地农民从事规模化的生产。这两种形式的农民合作组织各有利弊。以大户牵头式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其内部管理多为家族式管理，中小农户常被排除在外；“反租倒包”型的合作组织虽然

弥补了农民资金短缺的问题，但这种模式毕竟不是以农民为主体的，更谈不上由农民自主管理和权利平等。

此外，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类似于韩国那样的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统筹全局的农民合作组织，这使得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运作带有很强的地域性、分散性和盲目性，给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保证农户收入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有时候农产品销售遇到困难只能靠政府寻找出路，这在无形中给地方政府增加了难度。中韩两国农民合作组织职能的比较

2.1 韩国农业协会的职能

韩国农协自成立初期就把农协的宗旨定位为服务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在这种服务理念的指导下，韩国农协具有职能健全、服务内容丰富、组织运作综合和多样的特点。韩国农协有以下几种职能：

2.1.1引导农产品的流通与加工 韩国农协在农产品的流通过程中主要抓产地流通和消费地区流通两个环节。产地流通是指各地农协通过巡回收购的方式，为偏远地区的农户提供农产品销售渠道； 消费地区流通是指在农产品消费区筹建销售地、调配中心、农产品连锁超市，从而更好地履行农产品的批发和零售职能。韩国农协不仅在农产品的市场流通中发挥着直接引导作用，而且还参与对农产品的加工制作，目的在于控制农产品的深加工所取得的附加值，增加农民收入。另外，韩国农协中央会还拥有规模较大的肥料、农药、农机企业，并在政府指导下，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农协会员，满足农协会员的需求。

2．1．2 金融与信贷支持 韩国农协为了保证农业生产对资金的需求，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把农业银行并入到农业协会中，归并后的农协组织对农民的资金支持，上有中央会的银行业务、下有农协会员间的金融互助业务。农协中央会的金融组织主要从非农业部门和非农协成员中吸取资金贷予农协会员；基层农协按照互助原则从会员中相互融资，主要用于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和改善农民的家庭生活。此外，韩国农协还承担着信贷证券和保险业务，这种金融业务既保证农业资金的正确流向，又直接为农民提供了融资服务。

2.1.3农业教育和培训服务 韩国农协不仅是农业经济组织，而且还承担着农业教育的职能。目前韩国的农协中央会有 8 个培训中心（又叫研修院）和农协大学。研修院主要向农民传授农业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知识，农协大学主要培训农业技术指导员，农协会员参加培训基本上是免费的。为满足各地农民对技术的多样化需求，1985 年起农协大学的部分课程由各郡(省)农协的研修院承担，1987年农协中央会成立了农业经营技术与支援团，主要负责农协会员的相关教育。

2．1．4 政府和农民的沟通中介 一方面，韩国农协是政府与农民沟通的渠道，协助政府把农业发展计划、农业科技项目、资金支持及各项优惠政策落实到农村；另一方面，作为农民的代言人，韩国农协中央会在国家层面上，向韩国政府和国会反映会员的意见，基层农协则直接向地方政府反映农户的利益需求。这种上下两个层级的农民利益表达，既起到了保护广大农民的作用，又影响着政府政策的制定。

除此之外，韩国农协非常注重加强国际合作，如在保障食品安全、发展可持续农业和解决农业非贸易壁垒等问题上开展国际合作，以增强韩国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2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职能

为了更好地发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作用，2006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自此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一个独立法人的身份开始融入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据统计，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约 15 万个，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成员达 3 486 万户[1]。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民专业合作社围绕本地区的优势产业，以专项产品为龙头进行合作，例如粮食生产合作社、畜牧业合作社、水果蔬菜合作社、食用菌合作社等。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产品销售和生产资料购买、市场信息、联系农民和企业等方面开始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尚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其职能范围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立足于生产和销售两个环节，而其他功能作用目前尚不具备。

从已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来看，存在以下问题：（1）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以农民大户为主体的农合组织还是“反租倒包”型的合作组织，单从数量上看依然很少，规模也不大，农村中大批农户还游离在组织之外。（2）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分布不均匀，大多集中在东部，而在农地资源相对丰富的西部省份却很少。农合组织发展的不平衡性，不仅难以体现政府积极倡导组建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初衷，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农产品规避市场风险的能力。（3）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没有像韩国农业协会那样有自上而下的机构设置以及兼顾金融服务和职业教育的职能，我国的农民合作社所需的资金除了农民自筹和向银行贷款外，其内部还没有自己的金融组织。对农民的职业培训也非经常化、正常化、制度化，而更多的是靠政府和社会力量，与未来的“职业农民”还有较大差距。韩国农协的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韩国农协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历经改革，最终成为职能分工合理、组织机构完善、共享市场收益的经济组织，其成功的经验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借鉴。

3.1 提升农民的主体地位，突出农民合作组织的民营化性质

根据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成员当中农民的比例不得低于 80％，合作社成员按一人一票制行使表决权。这实际上从 3 个方面界定了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性质：一是农民在专业合作社组织中的主体地位；二是合作社的建立要在广大农民自愿的基础上；三是合作社要坚持民营化性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性质，才能不背离农业合作组织建立的初衷，才能更好地履行农业合作组织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部门过多地干预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活动，甚至将农民专业合作社当作政府的附属机构，这种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既不利于合作社本身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另外，我国不少农民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认知度不够，对于组建和参加合作组织缺乏热情，即使在我国一些地方有这样的组织，但多半是由大户控制着，广大农民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因此，针对这些问题，地方政府要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为新型农合组织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加专业合作

社的积极性，切实保障和有效维护农合组织的民营化性质，从而使以农民为主体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更好更快地融入到市场经济中来。

3.2 完善合作社的组织体系，规范内部民主治理结构

完整的组织体系是合作社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与韩国的农业协会虽然都是性质相同的经济组织，但韩国农业协会有上至中央会下到基层农协的健全的组织机构，它们之间由于性质和利益的一致性形成相互配合的关系，而我国现有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不是以广大农户为主体，而且没有形成一套组织体系。笔者认为，我国农村当务之急是首先严格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规定，成立遍及广大农村的惠及广大农民的合作社组织，即使在一些地方由大户主宰的合作社，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也应当充分吸纳广大农户的加入，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农合组织来自农民、服务于农民的性质。同时，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要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建立健全合作社组织机构，保证社员对内部财务与签订合同的知情权、参与权，以更好地体现社员的主人翁地位。合作社所获得的效益要突出按交易额和股金额进行分红，落实利润返还与二次分配机制，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受益者。

3.3 积极拓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职能范围

韩国农协发展到今天，形成了一个集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金融服务、农民培训于一体的多功能经济组织，政府以法律的形式对其进行保护和规范。借鉴韩国的经验, 我国在今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中，应充分发挥农合组织直接联系农户的优势，在科教兴农、科技培训、科学种田等方面要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有条件的合作社要立足于本地的优势资源，形成一条相对专业的产业链，尽可能地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在发展比较成熟的合作社组织当中，还可以探索互助性的金融服务，以弥补中小农户贷款难的问题。农闲期间，有条件的地方，农合组织应在政府帮助下主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普及农业科技知识，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素养。

3.4 政府要不断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引导和扶持力度

我国农民合作组织虽然是定性于农民的自愿结合，但要使农民专业合作社成为我国农业发展下一阶段的主要组织形式，离不开政府的大力支持，因此，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问题上，政府首先要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同时又要为其保驾护航。第一，在政策方面，政府要从财政、税收上加大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资金支持力度，解决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在农民专业合作社购买农业机械、种苗、肥料等生产资料时提高专项财政补贴幅度，保证专款专用；对农民专业合作社内部进行的生产、加工、销售、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实行优惠税收，在所得税方面对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有经济合作的企业实行优惠政策。第二，在信贷支持方面，政府要积极创造宽松的环境，以贷款低息、贴息等方式加大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倾斜力度，降低其融资贷款的门槛。第三，在服务监管方面，政府要不断完善合作社登记制度，简化登记手续，为合作社提供相关信息，同时政府应为合作社提供外部审计等服务，保证合作社内部财务的公开透明。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有一个好的起点，进而健康稳步发展。

3.5 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要树立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我国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在今后的发展中，不仅是为了满足农民利益，还要在扩大自身影响、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承担起在建设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社会责任。近

年来，我国农业生态环境状况不容乐观，出现了土壤被侵蚀、土地沙漠化严重，水质污染、湖泊蓄水量减少、农作物化肥使用过量、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等诸多问题，导致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多方面，其中不合理的生产与开发是不可忽视的。这就要求农合组织一定要树立起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充分利用农合组织向社员宣传科学知识，传授先进的农业科学生产技术，从源头上严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关，加深社员对自身角色的社会认同感，爱护环境，爱护家园，做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坚守集约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克服传统粗放型农业耕作方式的弊端，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 “既要农民增收，又要青山绿水”的农业发展新路子。

参考文献：

[1] 张晓山.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趋势探析[J].管理世界,2009(5):：8-6.

第五篇：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及启示

摘要：发展农民合作组织一直是众多学者和农村发展工作者们认同解决三农问题的途径。中国目前农民合作组织也呈现出飞速发展的局面，但是由于地域差异，发展条件的限制等原因，其发展状况也是良莠不齐。本文通过不同的划分角度来介绍不同类型的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状况以及发展趋势，以此来为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市场一体化的局面已经逐步向世界打开，农业生产市场化、世界化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就呈现出了一定的局限性，农民的合作也就成为了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一条可选途径。

一、国外农民合作社组织的类型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在国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历程中，由于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背景以及资源禀赋各不相同，所以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多样性。目前，关于这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划分也存在着不同的标准，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农民合作组织的性质进行划分，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专业性的合作组织，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主要在欧美发达国家存在。在那里，农业经营规模普遍较大，农业生 产发展的趋势带动农民对合作的需求；另外，发达的工业将大量的劳动力由农业转向非农就业，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民数量的减少，就为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并且也为农业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障。这类农民合作组织以德国和法国为主要代表。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专业性强，即以某项农产品或者某个功能为内容而组成联合体。如水稻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养牛合作社等；另一类是社区型合作组织，它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组织，这类组织主要存在于东亚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比较成功的是日本的农协和以色列的莫沙夫。另外，韩国、印度、泰国所组建的合作社都属于这种类型。如在日本，农协主要从事信用、贩卖、购买和共集这四种基本事业以及农业种植技术、食品加工技术、病虫害防治、住宅改建、道路修建等与其生产生活服务相关的活动。它相当于一个综合性的平台，承载着与农民生产生活相关的多项内容。

其次，从农民合作组织所涉及到的范围来划分，还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区域内的合作组织，主要是指在同一个区域内，形成的农民之间的合作性组织；另外一种是跨区域合作组织。这类合作社主要是跨地区的合作和联合，以共同销售为主，以美国和加拿大为主要代表。前面划分类型中所提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可能会出现这种跨区域的合作，如美国的农场主合作社中，销售合作社的历史最长，数量多 且规模大，在牛奶、水果和蔬菜等领域都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对于农业发展的作用显著。这种划分方式主要是针对合作所涉及的范围来界定的，至于合作的性质方面还是存在着交叉的。

再次，根据农民合作组织产生的动因．还可以将其分为3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的产生，主要是农民在共同的市场需求下，为了增强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组织起来，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获取利益。这种类型的主要的特点是农民在自愿的基础上自由联合，在市场的驱动下，为了获取利益而走向联合，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法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第二种类型是以政府推动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这种类型主要指的是政府为了贯彻农业发展战略，利用政府行为号召农民联合起来，并且具体指导和帮助农民组成具有合作性质的农村经济组织的一种发展模式。这种类型的合作社相关的功能和组织体系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形成的，政府的推动在这类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这就使得这类农民合作组织或多或少地带有官办的色彩。典型的例子有日本、印度、泰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第三种类型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组织。它主要指的是，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基于社区内出现的某些与生产生活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是能够依赖个人能够完成的，这就需要农民通过联合来寻求解决问 题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这类以解决问题为导向的农民合作性组织。一般这类组织可能是由于生产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而产生的合作，也可能是由于社区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合作。目前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促进农村的发展所开展的活动中有关于这方面组织的一些尝试，如拉美地区的洪都拉斯，那里的农民为了解决当地农民生产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而自我组织起来进行田间试验和评估活动，通过大家的合作来寻找解决他们生产中遇到难题的方法。

二、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趋势

虽然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多样，但是基本特征是一致的，那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采取一人一票的民主管理制度，成员享有自愿参与和退出的权利，采取分红制。主要目的是帮助农民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即遵守罗奇代尔原则。在保持着这个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农民合作组织不同类型的出现说明农民的需求在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改变的。不同的时代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1．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趋于多元化

为了满足农民需求的多样化，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也趋于多元化发展，服务的内容和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这就使得农民的合作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也开始向其他领域扩展开来，如有些国家的合作组织也开始从政治方面为农 民提供服务，并且以立法的方式来保护农民的利益，如税法、环境法等相关的立法，市场规则等，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工作包括分析立法、为农民提供信息、明确农民在立法中的需求．并通过与国家政府或者国会的官员进行沟通，借以为国家的立法来提供参考。有些农民合作组织的功能是提供技术支持，对农民生产中遇到的问题给予帮助和指导。如丹麦的农民联合会和小农场主协会，这些协会在技术上和职业技能等多方面为协会中的成员提供帮助和支持。2．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趋于多样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农民合作组织的形式也异彩纷呈，这也是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另一个新趋势。目前，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农业生产中，还将其范围和内涵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如消费、住宅、金融等领域。如在意大利的特伦蒂诺省，合作社的类型有5种，包括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生产、劳务、服务类合作社，住房合作社等。这些不同形式合作社的存在表明了农民的需求也趋于多样化，也因此依靠丰富合作的形式才能够满足他们多样化的需求。

3．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力度的增加

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也离不开其外部环境的影响因素，而政府就是这个外部环境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持支持和鼓励的态度，并 且从不同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政府的这些努力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国家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组织的帮助体现在税收的减免、信贷提供的优惠政策、成立农民合作组织空间的扩大，以及立法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保护等。

4．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系统化

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系统化主要体现在组织发展的层次性上。有些国家现在已经具有全国性的专业或综合的农民合作组织．并形成上下的体系。但是在体系中的各层次间经济上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上级有对下级具有指导和管理的职能，但相互间不存在行政指挥关系和隶属关系。

三、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启示

中国幅员辽阔，由于各个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社会文化等条件的不同，因此地域差异也比较大。正如不同国家所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一样，所以农民合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也应考虑到不同的因素，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来考虑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问题。总的来说，通过对国外农民合作组织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了解，对于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的农村发展需要农民的联合。

农民合作组织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世界大市场的发展趋势下，中国目前的小户经营模式已经不能再适应发 展需求。各国农民普遍建立合作组织，这主要是由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家庭经营的局限性决定的，合作组织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保障。

第二，大力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

从国外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实践来看，专业合作组织是农产品商品化、农业生产规模化的产物，尽管目前中国农业和农村从整体上来看，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但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农业的商品化、专业化、规模化程度已有了很大的提高，具备了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的条件。那么就应该在这样有利的基础上，在那些地区大力发展专业性合作组织，使之能够为农业生产和农业发展有所促进，并且也能够通过联合加快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第三，根据各地区的发展条件来发展多种不同模式的农民合作组织。

国外的经验告诉我们，不同的发展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类型的农民合作组织类型，中国的农村地区发展不平衡，各地区的发展基础和条件也各不相同，因此不能搞“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应该多注重本地的发展环境，注重农民在农民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的能动性和需求，才能够使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效果和作用。

第四，在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要以农民为中心。

其中包括两层含义：首先，以农民为中心，要本着农民 合作组织的成立以农民的需求为中心的原则，保证农民合作组织是农民所需要的，能够为农民服务：其次，以农民中心，要保证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自主地位，合作组织的准入制度对于社区内的每一个农民来说都是平等的，他们具有志愿加入和退出的权利，并且其成员能够平等地参与到组织的决策中来，而外来者作为辅助者或者是推动者，而不是决策者和主导者。

第五，中国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同样离不开各方的支持。从国际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经验来看，不同动因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组织都有其利弊。中国可以借鉴他们的经验，汲取他们的教训，扬长避短。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农民在这个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固然不能动摇，但是一个组织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外部的环境，这其中包括政府的支持，社会中介机构的帮助、外援项目的推动等重要因素。有了这些有利的条件，还需要明确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合理地利用它为农民组织的发展服务，而不是使之成为农民组织发展的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