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定稿）

第一篇：中 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定稿）

内容提要: 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费用扣除、税率及其个人所得税的职能地位和分税几个方面，对中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借鉴日本，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具体实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中国 日本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其同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而倍受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青睐，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了个人所得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于1980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而产生，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过个税制度虽不断调整但其制度设计仍不能实现所得税在组织收入、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作用。我国gini系数2001年达为0.44；个税收入虽然是增长最快的税种，但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2001年为6.6%，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个人所得税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以实现其应有之职能，使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已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课题。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本文试对我国和日本个人所得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以此对我国个税改革提出借鉴的建议。

一 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

（一）中日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比较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制有三种模式：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分类综合税制。日本个人所得税是按年为单位核算，实行分类综合税制，即按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先课以一定比例的分类所得税，实行源泉征收和预定征收，然后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项所得额，如达到一定课税额度标准，再以统一的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税，对预定征收或源泉征收的予以扣除。具体为，第一步，对于利息所得、分红所得、工薪所得、退职所得和一次性所得等易于把握的所得，实行源泉征收，在取得所得时由支付单位按一定比率代扣代征。日本个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是源泉征收的，以1998年为例，个人所得税总额205550亿日元，有164020亿日元约80%是源泉征收的；对于个体业者、农业者等则依据上年额度进行预定纳税。第二步，于年末进行纳税额的计算和缴纳，多退少补。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把应税所得分为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利、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十一类所得，分项按照规定的扣除方式（比例扣除或定额扣除等）和税率（比例税或超额累进税）进行课税。

（二）中日所得税费用扣除比较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主要包括取得收入的成本扣除和生计扣除两部分。日本在对各项所得进行分项源泉征收的时候计算时，进行“成本”性质的必要费用的扣除（利息所得不扣），扣除方式主要是采用比例扣除与定额扣除相结合以及按照实际成本费用扣除的方法。在对属于综合课税的所得加总按适应税率计算所得税时，对不动产所得、营业所得、山林所得、转让所得等可能出现负所得（亏损）的项目，可以按一定程序从其他所得中扣除，称亏损抵扣，经过亏损抵扣仍不能抵扣完的亏损额还可以按一定程序转到以后3个年度抵扣，称做亏损转期。在计算出综合所得后出于减轻纳税人负担，保证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对综合所得进行生计费用的扣除。此所得扣除分两大类：一类是对人的扣除，包括所有人可享受的基础扣除，和因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原因的扣除，如配偶扣除、抚养扣除、残疾人扣除等；另一类是对事的扣除，包括针对突发事件的扣除，如杂项扣除、医疗扣除和针对参加保险的扣除等支出的扣除。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为：对工薪所得实行统一的定额800元（外籍人员等为4000元）的扣除；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按成本、费用以及损失扣除；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工薪税率的按工薪的扣除标准，适用个体工商户税率的按个体工商户的扣除标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按800元的定额或20%的定率扣除；财产转让所得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不扣。

（三）中日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较根据量能课税原则，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的基本形式多是累进税率。自八十年代世界减税浪潮以来，日本以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为出发点，减少级次，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有十五级简化为四级，最高税率有70%降到37%.我国按照收入类别的不同实行不同的（五级或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和不同的比例税率。如表2和表3.（四）中日个人所得税职能地位以及分税比较个人所得税是许多国家的主体税种，是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占预算收入的30%以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正是因其大的数额和高的比重，而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分税上，日本个人的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央和地方都有独立的针对个人所得的税种和税率，中央为个人所得税，地方为个人“住民税”因地方政权级次不同分：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参表2）以实现中央各级政府有稳定充分的收入来源，满足相应公共支出的需要，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我国自80年代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虽然个税成为发展最快的税种，但个税收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占财政收入或gdp的比重）依然很低，难以实现所得税在组织收入、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的功能。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由原来的地方税转为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成，2002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2003年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以后另定。

二 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

（一）税制模式分析和启示分类所得税的立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承担不同的税负。对勤劳所得（如工薪等）课以较轻的税，对非勤劳所得（如利润、股息、红利、租金等）课以较重的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制区分收入性质不同实行差别税率，较好的体现横向的公平；同时又具有分类源泉课征，征收简便，费用低廉的优点。而其缺陷也明显，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却要交较多的税，不能体现纵向公平，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如：居民甲一年中每月获得800 元的劳动报酬，其无须纳税；而另一个在境内工作的居民乙在一个月内取得了9 600 元的一次性劳务报酬，其他月份没有任何收入，乙则需缴纳1 536 元〔9600×（1-20 %）×20 %〕的税。我国在实行的分类所得模式中，对工薪和劳务报酬等勤劳所得使用累进税率，分别为5%-45%和20%-40%；而对利息、股利、红利等非勤劳所得一般使用20%的比例税，并没有体现分类所得税制的横向公平优点；在公平上既无横向公平，又无纵向的公平。虽然具有源泉征收的便利，但同时伴随着分类差别税率下，纳税人通过不同类收入的转移而产生大量的逃避税现象。为此，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日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优化我国税制模式的有效选择。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兼收综合和分类两模式的优点，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计征，坚持了支付能力课税原则；又对不同性质收入区别对待，坚持了横向公平。另外，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保持的分类源泉课征既有助于组织收入实现，又与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现实状况相适应。

第二篇：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

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

武汉大学 李建军

[摘要] 本文从个人所得税的税制模式、费用扣除、税率及其个人所得税的职能地位和分税几个方面，对中国和日本的个人所得税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借鉴日本，结合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具体实际，对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完善进行分析探究。[关键词] 个人所得税 中国 日本

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其同时具有筹集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功能而倍受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青睐，目前世界上已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征收了个人所得税。我国个人所得税是于1980年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维护国家税收权益、调节收入分配的需要而产生，我国个人所得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曾起过重大积极作用，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的发展，我过个税制度虽不断调整但其制度设计仍不能实现所得税在组织收入、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作用。我国GINI系数2001年达为0.44；个税收入虽然是增长最快的税种，但占全国税收收入的比重2001年为6.6%，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个人所得税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改革我国个人所得税以实现其应有之职能，使其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相适应已成为我国税制改革的重大课题。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在世界上是比较先进和完善的，本文试对我国和日本个人所得税进行系统的比较分析，以此对我国个税改革提出借鉴的建议。

一 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

（一）中日个人所得税税制模式比较

世界上个人所得税制有三种模式：分类所得税制、综合所得税制和分类综合税制。日本个人所得税是按年为单位核算，实行分类综合税制，即按纳税人的各项收入先课以一定比例的分类所得税，实行源泉征收和预定征收，然后再综合纳税人全年各项所得额，如达到一定课税额度标准，再以统一的累进税率课以综合所得税，对预定征收或源泉征收的予以扣除。具体为，第一步，对于利息所得、分红所得、工薪所得、退职所得和一次性所得等易于把握的所得，实行源泉征收，在取得所得时由支付单位按一定比率代扣代征。日本个 1 人所得税的主要部分是源泉征收的，以1998年为例，个人所得税总额205550亿日元，有164020亿日元约80%是源泉征收的；对于个体业者、农业者等则依据上年额度进行预定纳税。第二步，于年末进行纳税额的计算和缴纳，多退少补。我国个人所得税是典型的分类所得税制，把应税所得分为工薪所得、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企事业单位承包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利、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十一类所得，分项按照规定的扣除方式（比例扣除或定额扣除等）和税率（比例税或超额累进税）进行课税。

（二）中日所得税费用扣除比较

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主要包括取得收入的成本扣除和生计扣除两部分。日本在对各项所得进行分项源泉征收的时候计算时，进行“成本”性质的必要费用的扣除（利息所得不扣），扣除方式主要是采用比例扣除与定额扣除相结合以及按照实际成本费用扣除的方法。在对属于综合课税的所得加总按适应税率计算所得税时，对不动产所得、营业所得、山林所得、转让所得等可能出现负所得（亏损）的项目，可以按一定程序从其他所得中扣除，称亏损抵扣，经过亏损抵扣仍不能抵扣完的亏损额还可以按一定程序转到以后3个抵扣，称做亏损转期。在计算出综合所得后出于减轻纳税人负担，保证纳税人的基本生活条件，对综合所得进行生计费用的扣除。此所得扣除分两大类：一类是对人的扣除，包括所有人可享受的基础扣除，和因本人及家庭成员的原因的扣除，如配偶扣除、抚养扣除、残疾人扣除等；另一类是对事的扣除，包括针对突发事件的扣除，如杂项扣除、医疗扣除和针对参加保险的扣除等支出的扣除。我国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为：对工薪所得实行统一的定额800元（外籍人员等为4000元）的扣除；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按成本、费用以及损失扣除；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承租经营所得适用工薪税率的按工薪的扣除标准，适用个体工商户税率的按个体工商户的扣除标准；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和财产租赁所得按800元的定额或20%的定率扣除；财产转让所得扣除财产原值和合理费用；利息、股利、红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不扣。

（三）中日个人所得税税率比较

根据量能课税原则，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结构的基本形式多是累进税率。自八十年代世界减税浪潮以来，日本以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为出发点，减少级次，降低税率，个人所得税税率有十五级简化为四级，最高税率有70%降到37%。我国按照收入类别的不同实行不同的（五级或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和不同的比例税率。如表2和表3。

（四）中日个人所得税职能地位以及分税比较 个人所得税是许多国家的主体税种，是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重要工具。日本的个人所得税占预算收入的30%以上，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也正是因其大的数额和高的比重，而成为调节收入分配，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工具和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分税上，日本个人的所得税是中央和地方的重要收入来源，中央和地方都有独立的针对个人所得的税种和税率，中央为个人所得税，地方为个人“住民税”因地方政权级次不同分：都道府县民税和市町村民税。（参表2）以实现中央各级政府有稳定充分的收入来源，满足相应公共支出的需要，实现事权与财权的统一。我国自80年代开征个人所得税以来，虽然个税成为发展最快的税种，但个税收入的绝对量和相对量（占财政收入或GDP的比重）依然很低，难以实现所得税在组织收入、调节分配和稳定经济的功能。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由原来的地方税转为共享税，中央和地方分成，2002年中央与地方各分享50%，2003年中央分享60%，地方分享40%，以后另定。表 4.二 中日个人所得税比较分析及启示

（一）税制模式分析和启示

分类所得税的立论依据是对不同性质的所得项目采用不同的税率，承担不同的税负。对勤劳所得（如工薪等）课以较轻的税，对非勤劳所得（如利润、股息、红利、租金等）课以较重的所得税。分类所得税制区分收入性质不同实行差别税率，较好的体现横向的公平；同时又具有分类源泉课征，征收简便，费用低廉的优点。而其缺陷也明显，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收入相对集中的却要交较多的税,不能体现纵向公平，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如：居民甲一年中每月获得800 元的劳动报酬,其无须纳税;而另一个在境内工作的居民乙在一个月内取得了9 600 元的一次性劳务报酬,其他月份没有任何收入,乙则需缴纳1 536 元〔9600×(1-20 %)×20 %〕的税。我国在实行的分类所得模式中，对工薪和劳务报酬等勤劳所得使用累进税率，分别为5%-45%和20%-40%；而对利息、股利、红利等非勤劳所得一般使用20%的比例税，并没有体现分类所得税制的横向公平优点；在公平上既无横向公平，又无纵向的公平。虽然具有源泉征收的便利，但同时伴随着分类差别税率下，纳税人通过不同类收入的转移而产生大量的逃避税现象。为此，根据我国国情并借鉴日本，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是优化我国税制模式的有效选择。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兼收综 合和分类两模式的优点，对纳税人不同的收入来源实行综合计征，坚持了支付能力课税原则；又对不同性质收入区别对待，坚持了横向公平。另外，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保持的分类源泉课征既有助于组织收入实现，又与我国税收征管水平的现实状况相适应。

（二）费用扣除分析及启示

在税收理论和实践中，个人所得税并不是对个人的应税总所得课税，而是要对总所得扣除费用和损失后的余额的净所得按适用税率课税。个人应税总所得的扣除有：所得取得成本；个人基本扣除；抚养人扣除；个人特许扣除；鼓励或再分配性扣除；亏损处理等。日本的个人所得税的扣除按照税收理论，根据个人所得税征收的实质，对成本、费用和损失进行了充分的考虑和安排，如前所述。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分类税制模式决定我国的扣除是分项差别扣除，而对不同类收入取得成本和生计费用基本上都实行定额（或定率）综合扣除的方法。这样固然可以便于税收的征管，但不考虑纳税人收入取得和生活支出的差异性实行统一的扣除额度和比例就不近合理，不符合量能课税原则。因此,要按税收理论和收入、支出的具体情况科学制定个人所得税的税收扣除。参照日本，我国可对收入取得成本和个人生计支出规定定额或定率的基本扣除，同时考虑纳税人具体的费用负担情况，规定配偶扣除，抚育、赡养的扣除，残障扣除，教育医疗扣除，保险扣除以及以外的灾害事故损失扣除等。在个人收入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允许不同项目负所得的弥补的抵扣，以真实的反映纳税人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纳税能力和个人所得税的本质。此外，税制扣除额的大小应该随工资水平、物价水平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因素的变化对扣除标准(额)进行适当的调整,并允许物价指数和生活水平偏高的地区生计费用适当上浮,以避免通货膨胀对个人生计构成明显的影响,保障纳税人的基本生活需要,真实地反映纳税人的纳税能力,增强个人所得的弹性。在我国现在个人所得税的现状下，讨论研究个税的扣除不应局限在于起征点或扣除额本身，而应该着眼于扣除制度体系整体的优化，以实现所得税费用扣除的公平、合理和科学。

（三）税率比较分析及启示

日本个人所得税除利息所得，土地、房屋及股票转让所得等个别所得按其特定税率分离课税外，其他所得都按统一的税率（见表2）综合课征。我国在分类所得税制下，税率结构复杂，有九级、五级和三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及其一定的比例税率（见表3）。税率的复杂繁多，不仅计算操作复杂，增加征收成本，而且会引起税收歧视，使纳税人之间产生严重的税负不公现象。同时客观上给纳税人不同收入的转化进行逃、避税创造条件。此状况在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可以有效改变。在税率高低上，我国最高税率为45%，日本中央和地方相加最高为50%，我国比日本略低，这个水平在世界上略高于平均水平（在对42个主要国家的最高税率的计算分析中，最高税率大于等于45%约占40%，小于45%的占约60%）。90年代以来，以降低税率、简化税制，以激发经济和社会的活力和创新力为动因的新的一轮减税浪潮方兴未艾，我国在个税改革中适当降低边际税率（如降为40%），不仅符合国际潮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上可以激发个人和经济主体的活力与创新力，培育经济发展的内生力，提高税收的经济效率；在税收征管上，较低的边际税率会降低高收入者偷、逃税的动机，改变高税率“刺激”偷税的负效应；而且低税率比高税率更有利于征管和组织收入，从而提高税收的行政效率。在税率级次上，我国现在最高级次为工薪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日本为四级累进税，税收级次明显太多，就是在世界范围看也属于高级次国家，由普莱斯-华特豪斯会计公司《世界各国个人所得税概览》涉及的59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计算得，税率级次在5级以下的（包括5级）占总数的57.6%，在9级以下（不包括9级）的占79.6%，而9级以上的仅占13.6%。在我国个人所得税改革实行分类综合税制模式中，应简化税制，降低税率的级次，以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从国际比较来看实行4—5级的累进税是更为合理的选择。

（四）个税职能及分税的分析和启示

日本个人所得税作为一个主体税种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不仅承担了国家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职能，同时又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发挥了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双重职能。（参表4）按照税收理论个税的调节收入分配和稳定经济的作用都是以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的实现为基础的，日本个税占税收总收入的30%以上，而我国个税占税收收入的比例很低，2000年仅为4.93。个人所得税税收是国家调节个人收入，实现公平分配的重要工具，我国个税的最初也是以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公平分配的而设立，但由于（1）税收收入绝对量和相对量小；（2）税收制度模式上的分类征收本身在公平上的缺陷，难以实现纵向公平及不合量能课税原则；（3）在税收扣除上的不尽科学合理也影响我国个税在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上的调节作用。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加大（参表4），改革完善我国个税税制模式，税率和扣除方式，税收征管制度，提高个税收入比重，实现“双主体”的收入结构，对税收职能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稳定、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个税收入作为一个稳定和主要的收入来源在组织财政收入和调节分配、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般认为个税应有中央和地方共享，中央占大头，一方面保证中央的收入，更好实现中央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公平，并进行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另一方面保证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我国个税收入现在实行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成，这种方式简单，但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很大，考虑到各地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及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的差异，借鉴日本的个税分税方式，在实行全国统一的个人所得税，保证中央收入和对全国整体收入分配、经济的调节后，地方也建立独立的个人所得税制制度，地方可根据其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税率和扣除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调整，以更好的实现税收的组织收入（中央和地方）和对收入分配的调节，实现公平分配。

参考文献

第三篇：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的比较及给我国的启示

中日思想政治教育途径、方式的比较及日本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l、共同点：

(1)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学校的德育工作且计划性强，并专设德育课。中日两国都在道德教育的管理体制方面采用大一统的方式，显示出了强烈的国家干预性。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课程的设置及各项活动的开展，日本由文部省统一编制、审定，中国由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定。

(2)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比较注重显性和隐性的相结合。

显性的德育表现在：两国都开设了专门的道德教育课。如我国初中设置“思想品德课；高中设置“思想政治课”，大学阶段设置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和‘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德育课程。日本小学低年级的生活课和高年级的社会课，初中设的公民课等。隐性德育表现在：中国在历史、地理、劳动、社会发展史、等教学活动中也都有道德教育的渗透，如中国的语文课中‘雨中登泰山'、‘天山景物记'、‘长江三峡)等作品能唤起学生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日本学校的各学科教学同样也担任着道德教育的任务，如日本的国语课，通过选读以传记为中心的文章，理解伟人善事的道德意义，以感化学生的德性、培养学生的志气．

2、不同点：

(1)中国重“知识传递，理论教化”，日本重“德性养成，实践教育”．在知、情、意、行方面，中国比较重知、意：日本则重情、行．中国教师往往满足于单纯的特定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的传递，忽视学生的情感体验和判断、选择能力的培养。日本注重道德能力的实践，以养成道德性，这表现在道德实践指导教材多、学校开设“特别活动”和提倡体验学习三个方面．

(2)中国德育多采用“外化”，日本德育多用“内化”方式。

中国学校道德教育中常用说服教育法，榜样示范法等，但这种强制灌输的方法使得学生对规则、条例的遵守不是出于道德需要，而是迫于外界压力，因此就缺乏了道德行为的自觉性和行为主体的责任感，从而也就使道德失去了固有的意蕴。日本道德教育的内面化主要体现在“心灵教育”和“感性教育”两个方面。这有利于调动学生道德实践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学生的道德行为真正成为自觉自愿而非外部强压下的行为，从而促进德育由教化向内化的现实转化。

启示：

一、重视对道德基本理论的研究。日本学者很注重对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研究，几乎每一本有关道德教育的著作都要涉及道德教育中那些根基性的、具有永恒性价值的基础问题的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二、德育评价标准的全面性

德育评价标准的全面与否是就它是否涵盖了道德要素的全部或大部分而言的。日本道德评价标准的全面，表现在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将民族性与人类性相统一、突出阶段性和角色特征上。如此细致的区分，是其独到之处，值得借鉴。

三、定期进行宏观调整，及时提出整改措施

日本政府很重视对德育所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并及时提出相应的整改措施。从日本政府和文部省所制定的品德教育工作整改措施来看，不仅决策及时，而且全面具体、实在可行。

第四篇：中日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与分析

中日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与分析

摘要：公务员考核管理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各国都努力探索科学有效的公务员考核模式。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考核制度的比较，分析了两国在考核目的、考核种类、考核方法、考核内容、考核等次、考核标准等方面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对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中国、日本、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与分析

所谓公务员的考核制度，就是各级行政机关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管理权限，对公务员的思想品德、工作成绩、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等进行考察，作出评价，并以此作为对公务员进行奖惩、任用、培训、晋级增资等的依据的制度。建立科学的考核制度，不仅有利于加强对公务员的激励与监督、增强工作效能，而且有利于落实政府部门战略目标、提升行政效率。中日两国是近邻，在历史、文化、习俗以及行政环境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日本作为亚洲先进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建立较早，并且较为完备，通过对中日两国考核制度的比较与分析，对我国完善公务员考核制度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中日公务员考核制度比较 1.考核内容

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德主要包括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两个方面，是指思想政治素质及个人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等方面的表现。能，是指从事本职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应用能力。勤。是指责任心、工作态度、工作作风等方面的表现，主要包括公务员的出勤情况和努力工作的情况。绩，指工作实绩，主要包括公务员在履行职责中所完成的工作项目、工作质量、工作效率、工作效益等内容。廉，是指公务员廉洁自律的情况。

日本公务员的考核项目分为：勤务实绩、性格、能力以及适应力四项，各项之下又细分。勤务实绩项分为工作情形、工作速度工作态度及对部属的统领能力（限于主管人员）；性格项分为积极、好辩、沉默、温厚、慎重、从容、性急、偏激、坦白等；能力项分为判断力、理解力、创造力、实行力、规划力、注意力及研究力等九项；适应力项分为规划项、性、研究性、会计性、总务性、审查性、接洽性、计算性及秘书性等九项。

2.考核等次

关于考核等次，中国《公务员法》第36条规定：“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在日本，分为A、B、C、D、E五个等级。A为优秀，可越级增加工资；B、C、D级的职员为良好或合格，都可能增加一级工资；被评为E级的职员为不称职。

3.考核结果应用

在我国，关于考核结果在工资福利保险制度中的运用，《公务员法》第74条规定：“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关于考核结果在公务员职务升降制度中的运用，《公务员法》第47条规定：“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关于考核结果在公务员辞退制度中的运用，《公务员法》第83条规定：“公务员在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予以辞退。

日本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目的是为工资和晋升管理提供依据，关于考核结果与公务员实际工资和利益挂钩的问题，日本各部门的一般做法是：（1）考核结果被作为对公务员工作的认定，根据能力和业绩主义的管理原则，是公务员加薪、晋升以及处分最有力的资料和依据。（2）考核结果反映出公务员的性格及其在工作中某些方面能力的欠缺，可以有针对性地选择某种形式的培训，进行强化训练，使其改进或克服不足。（3）考核结果作为人事记录长期保管，可以对公务员进行追踪管理，掌握公务员的全部工作经历，有利于公务员的能力开发。

4.考核主体

中国在《公务员法》体现中国是将被考核公务员的主管领导作为考核主体。日本的公务员绩效评价“由主管机关首长或由他指定的本机关内部的上级职员实施”，日本公务员的绩效考核主体包括考核者、调整者和确认者。考核者是从被考核者的主管领导中选出，一般由被考核者的直接上级担任。为了保证考核结果的客观公正，考核者的数量要保证在两名以上，调整者为考核者的主观上司，考核结果要送其审查，同意后签名。确认者为任命权者或其委托的实施权者，主要是负责评定结果的最后确认工作，一般由机关首长担任。

二、对完善我国考核制度的建议

1.在考核内容上，考核标准要合适，要尽量具体化、数量化。

建议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使每个公务员都有明确的职务、责任、权力和应有的利益，做到四者有机统一，为公务员考核提供科学依据，对定性的指标尽量进行量化。将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分配合适分值。为体现重点考绩原则，宜将考绩分值比例适当提高；为反映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要求，德、能两方面可实行按等级计分的办法，若“能力”一项在总分中占25分，可以定为若干等级，获得一等可得22-25分，二等可得18-21分，依次类推，当然每一等级还要有具体标淮；而对勤、绩两个比较容易量化的方面，则可以将各岗位公务员的工作或服务态度、出勤率、工作数量、工作效果和贡献等各方面明确分值。考核标准量化以后，在考核中既容易掌握，又便于分出高低，就可以避免单凭主观意愿或随大流给被考核者评定等级了。

2.在考核等次上，适当增加考核等次，完善激励机制

我国公务员考核结果分为四个等次，大多数人都集中在称职等次上，优秀等次的人员一般都按照所给比例确定，基本称职和不称职两个等次的人员所占比例很小，不能反映我国公务员实际情况的复杂性，考核结果的激励功能也难以全面体现。对此建议在优秀与称职两个等次之间增加良好等次，来区别称职人员中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好的公务员与一部分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都比较差的公务员，做到考核结果的公正、合理，进一步完善考核的激励功能。

3.在考核结果应用上，强化绩效考核结果的使用，使考核结果的运用与考核目的相符。

我国公务员考核的根本目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客观公正评价公务员工作态度、工作状况和工作绩效，判断其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性。二是为公务员的奖惩、培训、晋级增资提供依据。三是培养、发掘优秀人才。目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结果主要应用于人员的升、降、奖、惩，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发挥了激励竞争的作用，但要注意考核的目的不光只是激励人员，如果考核结果不能有效转化为对公务员的进一步培养、发展的途径，那么考核的激励、竞争作用会变得没有意义。因此，考核结果的运用要与考核的目的相符，不仅要切实与薪酬、晋升、培训、奖惩挂钩，还要与公务员的职业发展相联系，让公务员在为组织作出贡献的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自我实现感。

4.在考核主体上，引入多元考核主体

尽管两国在考核主体的确定方式上略有差异，但基本思路比较相似，都主要是选择主管领导作为核心的考核主体，这也是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的做法。但是引入多元考核主体对于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日本广泛使用的360度评价制度对我国公务员考核主体的确定思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另外于日相比，我国公务员考核主体只有考核者一种角色，这就使得绩效结果受单一考核主体的主观因素影响较大，日本还有调整者和确认者两种角色，并且日本要求考核者的数量要在两个以上，有利于避免单一考核主体的主观误差。

[1] 张荆、赵晓霞、袁娟、冀雅儒.国家行政效率之本:中日公务员制度比较研究[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7年07月

[2]刘静、刘慧.中日韩公务员绩效考核制度比较分析[J].<才智>，2010年第11期 [3]舒放、王克良.公务员制度教程[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

[4]魏晓丽、伊士国。我国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进[N].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6年6月 第26卷

[5]陈艳珍.公务员考核制度推行中的问题及对策[N].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 ,2003年10月 第26卷第5期

第五篇：中日茶文化比较

要旨

中国のお茶の歴史は三国時代から遡る。長い間中国の茶が世界に影響を与え続けている名作は唐時代の陸羽が書いた「茶経」である。その時からお茶を飲む活動は次第に王候貴族から一般の庶民へと広がった。宋時代と明時代を通して茶道は大きく変化し茶の葉の改良、茶器の発展、また茶道思想の完善を経て、今のようになった。

日本のお茶は平安時代に僧侶の最澄によりお茶の苗を持ち帰た。その後、村田珠光、千利休、豊臣秀吉などの名人が茶道に新しい製作法や禅の思想を導入し日本独特な文化芸術となった。

中日の茶道は自国の文化や歴史の影響により違う所がたくさんある。例えば茶の葉の種類、茶道の規則と過程また国民の性格と美意識などの方面で食い違う。キーワード：茶道 中日文化 比較 茶道の活動 禅 摘要

中国的茶史可以上溯到三国时代。中国的茶在很长时间里对世界产生持久影响的是唐代陆羽写的《茶经》。那时开始饮茶活动就逐渐从王公贵族普及到平民百姓。经过宋、明两代茶道发生了很大变化。茶道从茶叶的改良、茶具的发展到茶道思想的完善逐渐成为今天的样子。

日本的茶最初是在平安时代由和尚最澄从中国带回日本的。之后，村田珠光、千利休、丰臣秀吉等人将茶道引入了新的制作方法以及禅宗思想使之成为日本特有的文化艺术。

中日茶道因本国历史文化的不同在茶叶的种类、茶道规则以及国民性格、美意识等面有很大差异。

关键词 茶道 中日文化 比较 茶道活动 禅 序論

茶道というと、みんな日本の茶道を頭の中に浮かぶだろう。中国ではいつも茶文化と言う。なぜ日本の場合は茶道と読むのか、それは道というのは日本の伝統的な文化の一つであり日本独特な読み方だからである。みんなご存知のように日本のお茶は中国から伝われ、そして絶えず発展し今のようになった。この点から見ればと中国は日本の先生と言ってもいい。でも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のと同じものではなく中国と違う道を歩んでいた。なぜその違いが出てくるかそしてその違いがどこにあるか、私はそれについて詳しく解明したい。1.中国の茶文化 1.1 茶道の定義

みんなご存知のように茶道は中国に源を発した。茶道の定義も時代の変化によって変わった。最初茶道の定義を決めたのは唐の時代にお茶を飲むことによって道を得ると言う意味だ。茶道の歴史は今まで発展しつつあり、茶道に対する定義もいろいろあった。ある学者は茶道を文化芸能としてお茶を飲む活動と文化を完璧に結び、つまりお茶の中には道があり、お茶を飲むことによって道を得ると定義した。ある専門家は茶道を一種の室内の芸能と呼ばれる。これらの定義を纏めると茶道とはお茶を飲む活動の形で精神的な感じと思想上の需要を満足すると言う意味である。ここでの茶道の活動は茶を植えることや茶の葉に対する研究ではなく、茶器、お湯やまたお茶を飲む場所に対する選択や飾りかたを含む活動である。1.2 茶道の起源と発展 1.2.1 様々なお茶を飲む活動

中国はずっと昔からお茶を飲む習慣があった。「三国志」によると呉国の皇帝が宴会で酒を飲めない大臣にお茶を賜った。その時からお茶を飲む習慣が始まった。最初は生理上の需要を満足するだけで、茶を飲む環境や茶器、茶の葉の質に対する特別な要求がない。その後感覚器官によって茶を味わう活動が出てきた。つまり特定の環境の中でお茶をゆっくり飲み味覚、視覚などを利用してお茶を味わう。これによって美を求め、人生の秘密を探求するという精神的な享受に達する。

もう一つの活動はお茶を入れる芸術（茶芸）だ。つまりお茶を味わうことと違い、人の主体性によって茶器やお湯にぴったり合うものを選び、茶の色、味、形などの品質を充分に発揮する活動である。そして茶道の思想もの中に入れてきた。1.2.2 茶道の起源と発展

茶道は中国の伝統文化の一つとしてその起源と発展はお茶を飲む文化の発展につれて生み出されたものだ。そして茶道の産生や形成また復興などは人間が自然や社会に対する認識、改造及び人類の活動と深い関係がある。

世界で第一回「茶道」という言葉が現れたのは唐の時代である。その時茶道は王候貴族の間に大いに行なわれてみんな茶がら付き飲む。それによって茶道が一定の格式を形成した。唐時代には政治、経済、文化がすごく発展し社会も安定していた。その条件の下で様々な茶道の流派が形成された。その中で一つは修行の形での茶道だ。この種類の茶道は一日中三回だけお茶を飲むと道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れは一般の人々にとっては難しいことだ。修行の茶道は古時代の詩人の陶淵明は都会から出て田舎に入って隠居の生活を送り、自分の希望や気持ちを花や森あるいは水の中に寄せるというような修行と同じ、僧侶が素朴な生活を送り現実中の悩みや不幸なこと、または不平等なことを回避するために茶道によって修行することである。一回だけお茶を飲むのは道を得られない。三回ずつ飲むと人間の肉体と心が徹底的に浄化され、神仙と人間を一体にする境界に達する。もう一つは茶芸の形で行う茶道である。この種類の茶道については陸羽さんの書いた「茶経」がその代表作である。「茶経」は世界で初めてお茶のことを系統的に述べる本であり、中国の茶の歴史の中でも一番深い影響がある本である。茶芸とは茶器や水などがお湯に対する影響もしくは茶の木の種類、栽培、加工、茶の葉の化学的な変化を研究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どのように質のいい茶を生産するかを考える過程である。そのうちにいろいろな道という精神的なものを得るのはこの種類の茶道の鍵だ。例えば、美味しいお湯を作るためにいろいろな調味料を適量に入れ、適当な火で煮る必要があるという例から国を治める時適材適当し、各階層の人間関係をうまく処理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もう一つの例を挙げよう。「茶経」によるとお湯に適する水は一番いいのは山の水であり、次は海の水であり、最後は井の中の水である。この三つの水を見分けるために工夫をすることから物事に対する研究は表面に止まるのではなく、細かい所まで区別し物事をうまく把握する能力を育成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が分かった。つまり芸能という茶道は人類が世界のあらゆる物に対する認識のレベルや、身につける程度を反映する。三番目は風雅の種類の茶道だ。これは前の二つと違い、のどの乾きを癒すために飲むのではなく、お湯や茶器などを選び、いいお茶を飲むのではなく、お茶を入れる過程を実演する形で現れる。そのうちに芸術の趣が含まれ、鑑賞性や美術感に富む。この茶道の代表作は唐時代に出来上がった「氏を閉じてかぐことを閉じる」という本である。その本によると風雅の茶道とはお茶を飲む活動を通じて人々に精神文化の需要に実演の形での茶道を提供するということだ。つまり、物質的な享受と文化芸術の享受を結び、茶を飲む活動に鑑賞性や文化芸術性に富まらせることだ。これらの三つの種類の茶道の出現及び茶芸に趣味を持つグループの形成がこれからの茶道の発展に重要な影響を与えた。

宋時代になると風雅の茶道と茶芸の茶道が主流になり、以下の二つ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る。第一、風雅の茶道は王候貴族から一般の庶民に普及した。その時国が繁栄し国内も安定している。貧しい人もお茶のことに注目を集めた。茶器も複雑から簡単に変わり庶民に受けられやすくなった。第二、茶芸の形での茶道及び茶道の思想が普及した。具体的に言うと、お茶の精細さ質の良さを比較することによって、人間が世の中の物事に対する認識や理解及び把握の能力を反映した。このような茶道の思想は一般の庶民の中に普及するのではなく王候貴族の間にもよく伝わた。人間は物質の生活が満足している上精神文化を追求す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れも平和の社会に積極的な役割を果たした。

明時代の初め頃朱権を代表とする茶道が人気がある。唐時代の団茶は葉の形の茶に変わった。茶道の思想も変化した。お茶を飲んでいるうちにお客さんが自分の意見を述べ複雑な社会から離れ心を清潔する。朱権の『茶の明細』という本は茶道の過程を詳しく紹介した。明時代の末期になると茶道思想は哲理の意味が弱くなり今のようにお茶を味わう要求と大体同じになった。

清の時代には茶の葉に対する需要が拡大し有名な茶もそれにつれていろいろ出てきた。陶器の現れは茶器に大きな変化をもたらした。その時お茶の産地を重視し茶芸の活動も簡単になり茶を味わうようになった。改革開放後中国の生産力がずいぶん発展し物質の生活にゆとりがある。精神文化に対する需要が絶えず増えることは茶道活動の発展に条件を提供した。お茶を飲む活動はお茶を飲むことからお茶を味わうことまで茶芸から茶道までこのように少しずつ浸入し、より多くの科学的な内容や精神文化の内容を含むようになった。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後、茶芸の実演という形での茶道が盛んになった。そして実演の形も沢山ある。例えば宗教の形、風俗の形、古時代の茶道を倣う形などいろいろある。このような茶道は茶の自然科学と人文精神、文化芸術を結び、時代に応じて新しい内容と形式を含む。

2.日本の茶道

2.1 茶道の文化定義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から渡来したものであり、千年あまりの歴史を持つ。そして日本の社会文化と人文文化の発展につれて完善され、大和民族の独特の環境の下で宗教、哲学、論理、美学、自然が一体になった。茶道が唱えられた「素朴、純粋、典雅」という精神は日本の茶文化を「道」の境界まで高めた。茶道は日本の伝統文化の代表として国民の生活の中でも不可欠なものになった。茶道の目的は渇きを癒すのではなく同じ茶の本質の優劣を鑑別するのではなく複雑なプログラムと儀式を通して情操を育成し静寂の境界に達するのである。2.2 日本のお茶の発展

中国の茶文化の歴史と比べると日本の茶道の歴史はそんなに長くなかった。歴史の資料によると、お茶が日本に初めて入ってきたのは平安時代であった。その時中国で留学していた僧侶の最澄によりお茶の苗を持ち帰ったそうである。奈良時代に上層の階級の間に喫茶の風習が始まった。その後、茶の木が近畿諸国をはじめ、各地に広く栽培された。鎌倉時代に栄西禅師をはじめ、沢山の禅僧が茶の製作方法と喫茶法を日本に伝えることによって茶道はどんどん進歩していた。喫茶の目的は鎌倉時代までは思想生活の伴侶として用いられたが（時には薬用）南北時代になると喫茶を遊戯的に用いた。つまり、闘茶として品種を飲み分ける競技の形で行なわれた。このような僧侶茶、武士茶は中国の茶文化に深い影響を受けた。これは日本茶道が生まれる前の歴史だ。本当の意味を持つ茶道は十五世紀の末ごろ村田珠光氏により創立された。村田珠光氏はお茶を飲む行為に思想を入れる初めての人であり、日本茶道の祖先と言ってもよい。その後武野紹鴎によりさらに推し広めていった。日本の茶道の精神も「茶と禅が一体になる」ような境地になった。千利休はもっと具体的かつ系統的な規則を定め茶道を庶民化にさせた。また茶会の種類、茶器の種類や茶室、庭の飾り方なども決めた。日本の茶道は今でも絶えず発展しているが茶道の基本的なものを決めたのはやはり千利休だ。でも茶道の大成については織田信長、豊臣秀吉の成果を無視してはならない。彼らは茶道を政治的に利用したが茶道に精神的な慰安を求めた。千利休は「謹敬清寂」を「和敬清寂」に変化させた。江戸時代に千利休の子孫と弟子が茶道を継続し「家元制度」注①を作り別の流派が現れた。千家流派は表千家、裏千家と武者小路千家三つの大きな流派になった。この時期は日本茶道の輝かしい時期であり、日本民族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る。また抹茶道、煎茶道も形成された。明治維新以来茶道に深刻な変化が現れ文化的な意味が強くなった。そして時代に応じて自国の特徴を持っていて今のようになった。

2.3 中国の茶文化が日本の茶道の発展に対する影響

日本の茶道の形成と発展が中国の茶文化と深い関係がある。まずお茶を飲む風俗は最初に日本に入ってきたのは平安時代のことだった。日本の天台宗の創始者である最澄は中国の仏教の経典と茶の木を持って帰った。そして栄西は鎌倉時代にもう一度中国の茶を持ち帰り、「喫茶養生記」という書物を作った。その本は日本の茶道の歴史的な転機と言ってもよい。また栄西は茶に対する栽培、茶の葉の摘む方法、飲む方法を詳しく紹介した。それと同時に中国から寺のお茶の飲み方を導入しお茶を飲む礼儀を定めた。例えば団茶、抹茶、闘茶などは全部中国から伝わられたものだ。ほかには毎年の春と秋、奈良で行なわれた茶会特に唐式の茶会は日本の茶道の源である。それは中国の唐と宋時代の茶会によく似、茶を飲む庭の飾り方や点茶の儀式及び闘茶遊戯などが含まれる。これだけではなく栄西は平安時代の終わり頃中国の宋に学び日本に禅宗を開いた。禅文化は日本の伝統文化の中で重要な内容であり、禅宗の導入と伝播につれて形成された。日本の茶道から中国の仏教思想の跡もよく見られる。日本の茶道の和敬清寂という精神は仏教の教義の中にはっきり書かれてある。「茶禅一味」注②という茶礼もそれと同時に導入され、室町時代になると五山僧の間に次第に定着して行った。3.中日茶道の比較

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から伝えられたが先生と言える中国とは違う道を歩んでいた。そこには中日の茶道に違うところがあると思う。特に日本茶道は中国の茶文化に深く影響され、自民族の特徴と精神を結び日本独自なものになった。3.1 茶の葉の種類 茶の葉の種類に対する標準が違い統一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い。今の茶の学界には茶類に総合的な方法を取った。その方法によって中国の茶は二つに大きく分かれた。一つは基本的な茶であり、もう一つは再加工の茶である。基本的な茶には緑茶、紅茶、青茶、白茶、黄茶、黒茶、六つある。その中で緑茶は中国で一番歴史の長い、生産量も高い茶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分類の方法は茶の作り方によるものだ。再加工の茶は前の六つの茶を原料として再加工後の茶である。その中には花茶、圧縮茶などがある。

日本の茶道に用いられた茶は主に緑茶である。そして茶の産地、栽培の方法、茶を摘む時期、茶を作る方法によって煎茶、ひき茶、玉露茶などの名前が付けられた。例えば、精製された茶の葉をスプンでひいて粉末としそれを茶碗の中に入れ、熱湯を注ぎかき回して飲む。煎茶は中国の明時代で流行したものであり、葉を乾燥し蒸したり揉んだり熱湯を注ぎその汁を飲む。玉露茶は煎茶の一種で今でも高級の茶として知られている。3.2 茶道の規則と過程

茶道の中での規範は人生の道徳心を涵養するために重要な内容であり、茶道の活動の各方面に含まれている。規範は人に良好な行為を養成させる。お茶を入れるなど細かいことや日常生活の中で規範を守り良好な気質、身振りを育成することができる。茶道を修行する人はその過程の中で礼儀、姿勢、順序、位置、服装などいろいろな規範を守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茶道の活動にあるマナーは茶道の種類によって違う。例えば、お辞儀の仕方、跪く仕方、また、握手、目付き、など厳しい規則がある。それらの礼儀はお礼を表し、お客さんに尊敬の意を表し、茶道の中身を協調する規範である。

日本の茶道の規則は禅宗寺でお菓子を食べる規則から来たのだ。僧侶たちは朝ごはんと晩御飯だけ食べ、お腹が空くのでお茶を飲み始めた。それとともに懐石注③を食べる。現代の日本の茶道は面積の小さい優雅の茶室で行われる。茶室の中には珍しい骨董や掛け軸が壁に掛けてある。真中にはお湯を沸かし、器具が置いてある。茶室は飾り方によって違う。歴史の中で有名な茶室は小堀遠州による弧蓬庵、古田織部による燕庵、千利休による草庵茶室、秀吉による黄金の茶室だ。

茶会の前に主な客と陪客を確かめる。茶会をよくするために主人は忙しく、いい茶菓子を選び、茶室を綺麗にする。茶道に用いられたお菓子と言うとお茶の引き立て役といわれる物であり、一服のお茶をいかに美味しい味わっていただくかという重要かつ欠かせないものだ。茶会中いろいろな厳しい約束がある。主人もお客も「一期一会」の思いで茶会に参加する。主人はあらゆる手を尽くしお客を持て成しお客の方もこれから会えなくなると思っていて茶会に参加する。両方ともお互いに協力し合うことと感じる。3.3 国民の性格

文化は国民の性格を反映すると言ったように中国の茶文化は中華民族の伝統に影響され中華民族の性格を反映した。中国は礼儀を重視する国と言われたとおり茶文化は友達同士の友情や家族同士の愛情を体現する。茶を飲む形によって友達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は一般の庶民の中に普及されているのではなく集団や国の礼儀にも用いられる。新年の際、会社や工場などで茶話会を行い、上司は会社員に感謝の気持ちを表す。だから中国の茶道は日本より実用性を重視する。そして日本より庶民化を持ち礼儀と形に拘らず、実用性を大切にする。日本ではそれと反対に、厳しい形式を守り道徳を養成するために茶道の活動を行う。それは日本民族の発展と深い関係がある。日本は小さい島国であり、人口の増加と個人の生存に矛盾が出てきた。個人は生きていくために周りの環境がどれほど悪くても我慢する。苦しい状況の中で人間関係や、仕事をうまくいくためにいつも自分のことを我慢する。それは茶室の入り口が狭くて体を曲げて入ら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とからよく分かる。また悪い自然環境の中に形成した日本民族は集団意識も強いし、お互いに協力の意識も強い。茶道は集団による活動が多い。みんな連携して平和の雰囲気を造る。最後、日本では厳しい身分制度を実行し規範と礼儀を重視する。茶会中厳格なコースを守り形式的な話を言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の点から見れば、日本の茶道は本当にお茶を飲むのではなく、人間に礼儀の教育を行う道徳修養の儀式である。このような形式を重視し実用性をあまり重視しない文化は人間の間に自然的な付き合いに悪い影響を与えるのかもしれない。3.4 茶道の中の美意識

中国の茶道の中にある美意識は茶道の活動中のメロデイ、対称、対比、異同、自然、対応比例などを通して表す。例えばメロデイは自然界の中に存在する永遠の変化と命のリズムを表し生き生きな表現の形式である。また、茶器の排列、動作や言語の音で表す。対称の美は中国の古典美学にある規則であり、バランスと安定性を持つ美学だ。茶道の活動の中で静態の物事の対称もあれば動態の物事の対称もある。人の位置や茶器の並び方などは中心線を基準として並ぶ。また、お茶を入れる動作や体の姿を対称的に行うことを通して観賞側に目や心を楽しませる効果が出る。自然の美は人類が自然に対する追求から表す。自然の中で生活しているのは人間の生まれながらの希望である。お茶を入れる時、緑の茶の葉は水の中で自然に広がるのは一種の自然の美である。茶道の比例の美というのは物事の大きさに適当な比例があることだ。

日本の茶道の美意識の主旨は「素朴」ということである。それも禅の本質である。村田珠光は素朴な美を重視しお茶を飲む時日本産の器具を使うことを主張した。千利休は既成の美意識に拘らず小さい茶室を造り朝鮮の陶器を導入し茶道を庶民化する。日本の美意識は素朴のほかいろいろな美もある。自然の美は庭園、建築、花を挿すことなどの配置から人間の注目を集める。欠陥の美は粗末あるいは指紋のある茶碗を上品と見なすことから表すものである。3.5 茶道が反映した思想

中国の茶文化は儒家の思想を核心とし儒教、道教、仏教を一体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茶文化の内容を豊かにする。儒家文化の本質は実用で中国の茶文化は日本より庶民化を体現する。また儒家の「礼仁徳」と中庸の思想及び道家の「無為、自然、」の思想も茶文化に深い影響を与えた。だから中国の茶文化は自然の美を崇拝しているが日本ほど儀式を重視しないのである。

日本の茶道は主に中国の禅宗思想を反映した。また禅文化は日本の伝統文化の中で重要な内容である。敬と寂という思想は禅宗からきたものだ。敬とは真如の前にみんな平等の地位を持つという意味だ。茶室に入って身分を言わずお互いに尊敬する。つまり茶室の中には平和の世界である。寂とは静寂でどんな時にも動かないで静かな心を持つという意味だ。和は禅宗の「心が穏やか」の意味であり、お互いが仲良くすることだ。それだけではなく「茶禅一味」という思想も室町時代になると五山僧の間に次第に定着していった。ほかには日本茶道の形成は仏教との関係もある。清という思想は仏教の「清らか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から来たのだ。結論

本論文は中日茶道についての資料を集め調査を通して纏めたものだ。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から導入したものだが、中国と違う道を歩んだ。私はこの疑問を持って中日の茶道の歴史と発展を考察し、中日茶道の相違点を分析した。日本の茶道は中国の茶道の影響を受けるほか、日本民族の発展や日本独特な伝統文化からの影響も深い。だから中日茶道は茶の種類、茶道の規則と過程などの方面だけで違うのではなく、茶道が反映した国民の性格や思想も違う。中日の茶道の交流はこれから必ず絶えずに行われるうと思うが、実用性を重視する中国の茶道はより多くの日本人に受けられると私は思う。

本論文はこのような視点から中日茶道を比較したものである。個人の能力や知識の不足で文章の中に文法などの間違いや中日茶道に対する分析に足りないところがあると思うので、ご指導くださるようお願いする。謝辞

本研究を執筆するにあたり、始終適切な助言を賜り、また丁寧に指導して下さった王霜先生に感謝の意を表します。また、中須賀剛先生と黄金春先生をはじめ、多くの先生方が常に論文の書き方をご指導くださいました。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注釈

①その流派の本家として、代々の芸道を受け継いでいる家

②茶が、古来、飲み物として禅の寺院で用いられていたことは知られていたがそこでは礼を持って茶と接していた。特に元の時代にあっては、礼のうちでもっとも重用な礼とされた。やがて茶が日本に伝わると、こうした茶礼も同時にもたらされた。

③茶の湯で茶を勧める前に出す簡単な料理。参考文献

【1】冈仓天心 茶内本 东京 岩波书库 1988年

【2】膝 军 《中日茶文化辩异与展望》 东京 东方出版社 1992年 【3】周文棠 《茶道》 ﹙2003年5月﹚ 浙江大学出版社 【4】赵丁 《茶的故事》﹙2003年1月﹚ 地震出版社 【5】周笑明 《日本国概况》﹙2000年9月﹚ 南开大学出版社 【6】杂志 《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7月﹚ 哲学社会科学版

【7】王勇,王宝平《 日本文化的历史踪迹 》﹙1991年﹚ 杭州大学出版社 【8】余悦 《中国茶韵》﹙2002年﹚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9】杂志 第2卷第2期2003年6月北 《京林业大学学报》(杜会科学版)【10】傅树勤 《茶神陆羽》 1984年 北京 农业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