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控制的程序进路

第一篇：量刑控制的程序进路

量刑控制的程序进路

——以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为切入点

朱新林

 2012-10-24 15:14:07

来源：《西部法学评论》2012年第2期

作者简介：朱新林，北京大学。

内容提要：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实体控制、程序控制两条路径。实体控制路径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诸多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引入诉权制约，具有明显优势，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建立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是符合中国司法现状的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

关键词：自由裁量权 实体控制 程序控制 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至少在重大犯罪案件中，审判程序应分为定罪与量刑两个独立的部分”{1}随着2010年《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的发布实施，量刑程序改革试点工作大体上已经尘埃落定了。然而，有关量刑程序改革的理论研究才刚刚拉开帷幕，量刑程序控制的必要性与正当性是其中最基本的课题之一。本文试图以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之控制为切入点，分析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路径选择，并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探讨量刑改革之路。

一、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

法官在量刑环节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而且这种自由裁量权具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1]从刑法的实然规定来看，也具有其合法性。[2]然而，先哲尝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2}法官在量刑环节的自由裁量权亦是如此。法官在量刑环节自由裁量权需要控制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以下方面：

（一）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容易滥用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容易滥用，是量刑控制理论的前提和假设。这一假设既可以从理论上找到原因，也是一种基于常识和经验的认知。从理论上看，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容易滥用的潜在原因有：法官自身的因素、[3]司法权的地方化、司法权的行政化、“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观念、刑事政策的冲击、[4]公检法三机关“流水式作业”联合打击犯罪体制的影响、[5]社会舆论的影响、[6]人际关系本位的社会文化影响、量刑裁判缺乏诉权制约等。

从常识和经验上看，“同罪不同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时常见诸报端，并提醒着民众保持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警惕。以近年来备受关注的重大贪污受贿、渎职案件判决为例，会发现两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贪污大案中死刑和死缓的适用上具有不可预见性，渎职案中缓刑适用率居高不下。按照《刑法》第383条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而受贿的，同样依据贪污罪的数额处罚。也就是说，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如果“情节特别严重的”，按照法律规定就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0年，胡长清因为受贿500多万元，被执行了死刑；成克杰受贿2000多万元被执行了死刑；王怀忠因为受贿500多万元，被执行了死刑；2005年8月，郴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贪污、挪用上亿元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2007年5月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因为受贿6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2008年3月，原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董事长王成明共同贪污3亿元罪名成立，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受贿21万元罪名成立，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两罪并罚被判死缓；2008年9月，被称为“中国金融第一案”的石雪案在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落槌，石雪贪污公款2.6亿，挪用公款1.19亿余元，尚有6300万余元未退还，二审法院判处石雪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上述贪污受贿案中，贪污500万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贪污3亿却被判死缓，这里有着生与死的天壤之别，但从相关新闻报道和判决书来看，难以找到明确的解释与说明。再看当前渎职犯罪量刑问题的现状，2006年底，法院对山西省左云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案的12名责任人宣判，9人被判缓刑，3人被判免予刑事处罚。这起矿难发生在2006年5月，导致56名矿工死亡。法院一审裁判令老百姓惊奇：失职渎职的12名官员竟无一人领到实刑。另据2007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立案查处事故背后渎职犯罪情况报告》指出，2006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629名渎职犯罪嫌疑人中，已经对370人作出了刑事处理，其中，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8人。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的有249人，其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31人，占判决总数的52.600；宣告缓刑107人，占判决总数的43％；判无罪2人，占判决总数的0.8％；判处实刑9人，占判决总数的3.600；还有113人已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尚未宣判。数据分析显示，在已经作出的刑事判决中，判处免予刑事处罚和宣告缓刑的比例高达95.6％。{3}在这些个案的背后，不乏刑事政策、个案正义等因素的考量，但足以引起民众对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滥用”问题的关注。

（二）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有巨大的危害

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危害显而易见，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可能导致量刑不公、造成冤假错案，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考虑了不相关因素，而不考虑本应该考虑的相关因素，往往导致量刑畸轻畸重。据《瞭望东方周报》报道，10年中(1995-2004),全国共发生有据可查的冤案（即改判的无罪和直接宣判的无罪）多达20万起。{4}如此众多的冤假错案中，相当一部分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有着直接的关联。

2．可能滋生司法腐败，损害司法公信力。“同罪不同判，甚至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尽管可能有其理由和正当性，却容易破坏法院作为社会正义最后堡垒的形象，进而损害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在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与司法腐败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尤为如此。

3．导致量刑裁判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由于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的情绪、直觉、情感、品质、爱好等其它非法律因素对案件的审理有很大的影响，这样就会使得同样的案件由于审理的法官不同会得到不同的处理，导致裁决的随意性和不可预见性。

4．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和权威，危害法制的统一实施。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势必导致大范围的量刑不平衡，使罪刑相适应原则形同虚设。而在一个追求依法治国的社会里，罪刑的严重不均衡和公平正义的边缘化，将严重损害人民群众对法律的信仰，挫伤侦查、公诉机关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积极性，并诋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巩固和发展。

5．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由于当事人对量刑结果不满，对量刑公正性的怀疑，孤独绝望的当事人往往会走上申诉、上访，甚至复仇之路，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二、控制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路径选择

基于上述分析可知，对于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而言，其关键点不在于是否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的控制，而在于如何有效的进行控制，进而实现量刑公正。总体而言，控制法官在量刑环节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两条途径：一是实体进路，即在实体法上规定范围较小的法定刑幅度，或者规定较为具体的量刑指导规则，在实体上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二是程序进路，在程序上规定较为严格的量刑程序，让控辩双方参与到量刑程序当中，以程序的正当性限制量刑的恣意性。{5}

就量刑自由裁量权的实体控制而言，美国《量刑指南》是一个典型的分析样本。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防止量刑偏差，美国就开始了一系列量刑方法的改革运动。1977年，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制定了《统一确定量刑法》，明尼苏达州、华盛顿州和宾夕法尼亚州也相继制定了《量刑指南》，并建立了量刑委员会等专门机构指导量刑工作。1980年，美国律师协会制定了《量刑修正标准》。1984年，美国联邦政府制定了《犯罪控制综合法案》，在量刑改革方面主要有两点：一是设立联邦量刑委员会，统一指导量刑；二是规定了许多要求法官强制执行的量刑规则。{6} 1987年11月1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正式生效，它将犯罪行为和罪过心态等要素尽可能量化，对于统一量刑制度，减少刑罚适用的不均衡，实现刑罚公平，促进犯罪人复归社会都是很有意义的。{7}然而自《量刑指南》出台之后，美国刑事司法界和理论界对它的质疑和批评就从未停止过。时任联邦第二巡回法院Jose A.Cabranes法官和耶鲁大学法学院Kate Stith教授这样评价道：“量刑指南已经代替了评议和道德判断的传统司法角色„„这种复杂的数量计算表达了科学的精确性和客观性的印象。„„由于司法裁量权大受限制，在量刑程序中的联邦法官几乎没有或者没有机会去考虑他面前被告的罪责性。”以至于“法官们经常会有挫败感，因为他们感到，追求公平正义的判决结果的努力会受到指南的限制，自己在实现一个好的量刑结果方面无能为力。”{5}这种严格的量刑指南面临着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技术上的难以操作性、过分僵化和束缚法官手脚等挑战并引发量刑不公的问题，2005年1月12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布克毒品案件的判决中宣告，量刑指南对法官只起“参考”、“咨询”的作用，而不再具有强制的约束力。总体来看，《量刑指南》在美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强制性适用到只需参考、咨询的过程。由于我国的量刑实体改革在很多方面都参考了美国的量刑指南，[7]而且两者在改革动因和遇到的问题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相似性。{8}应该说，量刑指南在美国从“强制适用”到“仅供参考”的命运，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量刑实体控制路径的局限性，并预测了中国量刑实体控制路径的未来。

相比之下，量刑程序控制路径则有诸多优势：

其一，量刑程序控制，有助于更加全面地发现量刑信息。布莱克大法官曾言：“我们必须承认，如果将信息的获取途径仅仅局限在公开的法庭上对证人的交叉询问，那么，法官为作出明智的量刑裁判所需要的大部分量刑信息将无所获得”。{9}定罪和量刑是刑事审判两大基本环节，但是二者所依赖的事实和证据基础并不完全相同。例如，被告人积极赔偿、认罪悔过、积极退赃、平常表现以及被害人过错等，公诉方往往并不了解，一般也不予关注，并且在以往法官采取的“办公室作业”模式中，法官对于量刑事实的认定和量刑证据的取舍，都是通过阅卷和单方面调查的方式完成的，控辩双方没有参与这一过程的机会，无从发表各自的质证意见。结果，无论是量刑证据的真实性还是量刑事实的可靠性，都难以接受控辩双方的审查和检验。{10}相对于法官单方面发现和认定量刑情节的传统做法而言，引人量刑程序控制机制后，控方和辩方有机会就量刑情节和证据发表意见。事实上，由于量刑结果直接关系到刑罚的惩罚和教育功能能否实现、关系到犯罪嫌疑人的命运、关系到被害人复仇的愿望能否得以满足，控方和辩方也有充分的利益驱动促使他们参与到量刑程序中去，尽可能全面地展示量刑信息，从而为法官的量刑裁决提供更为完整的裁判依据。

其二，量刑程序控制，是一种看得见的正义。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得到实现。量刑程序控制，意味着庭审功能的发挥，控辩双方针对量刑情节、量刑证据展开辩论和对抗，从而保障了裁判过程的中立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个程序过程使得量刑活动由法院“秘密量刑”变为“多方参与、公开博弈”，能够充分吸收当事人的不满，消除各方对于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质疑，并且使得当事人对于量刑结果形成合理的预期，进而加强了裁判的说服力和可接受性。

其三，量刑程序控制，有助于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形成诉权对审判权的有效制约。波斯纳法官将自由裁量权比喻为“黑箱”，他认为黑箱里的东西和成分复杂多样，法律也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11}通过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使得公诉方、被害人与受害人及其辩护人对量刑问题的关注成为一项制度性要求，控辩双方的“诉权”如同阳光般洒进了“量刑”黑箱。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量刑程序控制通过引入当事人诉权控制，能够有效防止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具体而言，首先，相对于法官独自操纵量刑过程的传统方式而言，对抗式的量刑程序更能保证法官同时听取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和量刑理由，各种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量刑情节有可能被当庭全面提出，这可以避免过去法官仅仅通过阅卷以及庭外调查核实公诉方提出的量刑信息的做法，大大增加了量刑信息的全面性；其次，相对于法官以“办公室作业”方式进行量刑决策的做法而言，诉讼各方同时参与量刑听证的做法，可以确保量刑信息受到来自控辩双方的质证和辩论，避免法官随意地采纳那些未经验证的虚假证据，以至于做出错误的量刑裁决；再次，相对于过去主要依靠法院内部行政审批机制来限制法官裁量权的做法来说，公开化、透明化的量刑听证程序更能遏制法官的私欲膨胀，降低法官利用量刑权进行权力寻租的机率。{12}此外，量刑程序控制的显著优势还在于：它并不否定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也不试图通过刻板的量刑幅度去限制。相反，它尊重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尊重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和量刑自身的规律。但是，它通过一定的手续和方法，通过公开而规范的程序，引入当事人参与到量刑裁判过程之中，避免了量刑指南在适用上的困难和潜在的弊端。

从一些法院的前期试点效果来看，量刑程序改革也取得了较好的反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以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为例，自从2008年6月成为量刑规范化试点法院以来，浦东新区法院共适用盗窃、抢劫、交通肇事、故意伤害、毒品等五类案件共计940案1203人，上诉89件，上诉率为9.4600；上一年同期五类案件共审结926案1183人，上诉96案，上诉率为10.300，上诉率同比有下降。同时，以量刑不公为由的信访案件和公诉机关的抗诉案件为零。此外，二审案件改判发回率保持平稳。试点以来，五类试点案件共改判4件，仅因量刑不当而改判、发回重审的案件仅有1件（由管制改为免予刑事处罚），涉及量刑规范试点范围的案件则为零。监狱、看守所管理机构反映，量刑规范以后更多的罪犯能认罪服判了；检察院反映，到检察院申诉量刑不公的被害人也少了；上海市一中院认为，进行量刑程序改革试点的辖区比没有适用的辖区量刑更有章法、更均衡，建议扩大量刑程序试点法院的范围。{13}

三、量刑程序控制的限度与“定罪—量刑”关系模式选择

尽管量刑程序控制，是弥补量刑指南之不足、防止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量刑规范化和量刑公正”改革的出路与前景所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量刑程序控制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和适用限度。唯此，方可对量刑程序有全面而理性的认识，进而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定罪一量刑”关系模式。量刑程序控制的优势与价值内核在于程序正义，但是，与其他任何法律价值一样，程序正义也不是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价值，也不是在任何时空范围内都可能被无限追求的价值目标。程序正义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在此范围内，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对其要求的满足是具有正当性的。但在此范围之外，程序正义就应让位于其它更为重要的价值目标。{14}在程序正义之外，不得不纳入立法者和司法裁判者考虑的重要价值目标包括：诉讼资源和诉讼成本的限制、与诉讼利益的关系、在“合作性”司法中的限度等等。

量刑程序控制作为程序正义在量刑环节的一种体现方式，其正当性根基与制度设计同样必须考虑到程序正义的限度。因为，无论是控辩双方庭审前就量刑情节的调查和证据交换活动，还是法庭对量刑事实的调查核实，都会带来工作负担加重的问题；无论是公诉方量刑建议的提出，还是公诉方就量刑问题进行的举证和质证，也都会带来诉讼程序的复杂化问题；无论是辩护方提出量刑意见，还是对各种酌定量刑情节的强调，也都会带来法庭审理时间的相应延长。此外，规定比较严格的量刑程序，也意味着控辩双方承受更多的讼累，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被告人也可能承受更长时间的未决羁押。也就说，在强调量刑程序控制的同时，必须协调好程序正义与诉讼效率、司法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10}97否则，无论如何完美的量刑程序设计，最终都可能成为空中楼阁。

在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关系上，迄今为止大致存在两种模式：{15}其一便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即定罪与量刑程序有各自独立的程序裁判程序，具体的做法一般是由陪审团或治安法官对被指控的事实进行裁判后，再由法官举行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来决定被告人的刑罚。另一种模式则是往往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定罪与量刑程序合一模式，即不明确区分定罪与量刑程序，而是在同一个程序中既解决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又解决有罪被告人的量刑问题。究竟是采用合一化的定罪与量刑程序，抑或采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其背后有诸多考量因素，[8]司法资源状况便是其重要的现实基础之一。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突破100。美元，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关键阶段0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至3000美元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往往面临两种前途：一种是经济快速增长，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另一种是社会动荡不安，进入矛盾凸显时期。{16}就刑事纠纷而言，2003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为634953件，到2010年，全国法院审结的一审刑事案件已上升至779641件，[9]呈现出较快的增长态势，以至于“案多人少、法官压力巨大”成为各地法院的普遍写照。为此，法院系统自嘲法官生活是“五加二”、“白加黑”。{17}但是另一方面，我国还没有建立刑事案件分流制度，现有司法资源根本无法承担量刑程序独立后所增加的巨大工作量。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所有刑事案件都必须开庭审理，所有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质证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分开，意味着绝大部分案件必须多开一次庭，法院的工作量要在现有基础上增加一倍左右，检察院的工作量也会相应增加。可以说，目前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的工作量已经非常沉重，甚至是超负荷了，所以根本没有能力再承担如此重的工作量。{18}

此外，考虑到中国法院的诉讼期限不仅极为短暂，而且还被上级法院作为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因此，量刑程序的改革一旦操之过急，可能会使刑事审判法官面临极大的结案压力，甚至会因为业绩考核结果不理想而带来利益受损问题。{10}96

因此，量刑程序的限度与司法资源的紧缺，意味着中国量刑程序改革难以依循英、美等国家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模式，只能走“相对独立”的道路。所谓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包含两层意思：首先，要确保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使其从定罪程序中得以分离出来。其次，量刑程序的独立是相对的，这一程序与定罪程序处于交错进行的状态，而没有走向完全的独立。{10}2

四、结合中国量刑改革的初步分析

刑事审判活动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方面，实现定罪的准确与量刑的适当，是现代法治社会对整个刑事审判工作的两项基本要求。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随着司法改革热潮的涌动、人权保障呼声的高涨、程序正义理念的深入，追求公正与效率的诸多革新措施推陈出新，刑事审判活动不断走向文明与科学。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量刑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刑事实体法领域，没有将其纳入到诉讼程序的轨道中思考。{15}无论是理论界的学术关怀还是实务界的改革探索，量刑程序似乎都是“被人遗忘的角落”。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定罪程序逐渐被暴露于“阳光”之下，而量刑程序还一如既往地穿行于暗夜之中，非程序化现象严重。{19}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合一的审判模式之下，量刑仅仅作为定罪的附随程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没有相对独立的量刑辩护、量刑证据规则和公开透明的量刑报告，公诉方、辩护方和被害人难以在量刑程序中有效制约法官，致使法官在量刑程序中滥用自由裁量权的现象屡见不鲜，损害了司法机关作为正义守护神的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危害了国家法制统一和社会稳定。

在这种背景下，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中就提出了“健全和完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经过各地法院的量刑程序改革试点以后，在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条就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刑事案件，应当保障量刑活动的相对独立性”。从最高人民法院推动的量刑程序改革实践来看，在量刑程序控制问题上，我国也采取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这一改革符合量刑程序独立化的潮流，也是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有助于通过科学的程序装置实现量刑规范与公正。

五、结论

由于诸多观念、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法官在量刑环节上的自由裁量权容易被滥用，这种滥用对于当事人、法院和社会都有巨大的危害，因此有必要予以控制。控制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总体上有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两条路径，量刑实体控制有过于僵化、难以应对复杂的社会生活、过分捆绑法官手脚等局限性，而量刑程序控制则能够确保控辩双方充分参与到量刑程序中，使量刑更加透明化与公开化，促进量刑的合理性与公正性，因而是量刑改革中趋于主流的选择与发展方向。但是，量刑程序控制也必然带来法院、检察院工作负担的相应增加，乃至当事人的讼累，必须在一国司法资源能够承受的限度中进行，否则可能“欲速则不达”。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共同签发《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意味着量刑程序改革在中国已经全面铺开。从理论上看，建构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符合中国司法资源现状，符合量刑程序独立化的潮流，也是深化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但是，这场发端于法院系统自发的实践革新，也有待于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完善，并与相关基础理论研究形成有效互动，进而探索出有助于“量刑规范”与“量刑公正”的中国经验。

注释：

[1]综观学界对法官自由裁量权必要性和意义之论述，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1．这是由社会生活复杂性、变动性和法律规定抽象性、相对稳定性之矛盾决定的；2．是审判工作对效率的要求与有限司法资源之间矛盾所决定的；3．是由人的认识能力的局限性所决定的；4．是完善、补充法律与发展法律之需；5．是实现个别正义和实质正义之需;6．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与树立法治的权威；7．有利于法官职业化的形成；8．是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统一的途径之一；9．是司法机关避免重大政治风险和法官寻求自我保护的一道屏障；10．是克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对司法消极影响的重要方法。

[2]在罪与非罪的临界状态，决定案件性质的自由裁量权；在罚与不罚的临界状态，决定是否处罚的自由裁量权；选择法定刑刑种和确定刑度的自由裁量权。如刑法第13条但书中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又如刑法第32条规定了“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分”。

[3]具体而言，人品不端、法制观念不强、业务水平之局限性、心理因素偏差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量刑个体化色彩浓厚，是法官滥用量刑自由裁量权的自身原因。[4]在“运动式”的严打斗争期间，在“从重从快”方针指导下，被告人往往因属于从严打击的对象而成为“风头上的牺牲品”，这种非常态化的量刑效果客观上也破坏了量刑的均衡感。

[5]法院在量刑时往往会顾及公安、检察院已经采取的羁押措施，避免国家司法赔偿和不必要的麻烦，对于侦控机关的错误，将错就错是法官最理想的选择，也可能导致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6]例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改判刘涌死缓公布一个星期后，各种媒体和互联网上评论如潮，诸如“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枪毙一万次都不过分”等，之后才有最高人民法院的提审和改判。

[7]最高人民法院在2004年便将量刑规范化作为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纳入《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并且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量刑规范化改革试点在全国多个法院展开。

[8]如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影响、诉讼模式的影响、正当程序观念的影响、辩诉交易等程序分流机制的影响、刑事法观念的影响。参见周晓鹏：《独立量刑程序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10年学位论文。

[9]刑事案件结案数据来源于《中国法律年鉴》(2003-2010)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参考文献：

{1}[德]Claus Roxin．德国刑事诉讼法[M]．吴丽琪，译．台北：三民书局，1998.{2}[英]阿克顿．自由与权力[M]．侯健，范亚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王新友．矿难揭底：庸官弄权，意在捞钱［N]．检察日报，2007-5-22.{4}陈杰人．国家赔偿十年酿变[J]．法律与生活，2005(2).{5}仇晓敏，量刑公正之程序进路[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7(6):82-89.{6}杨志斌．英美法系国家量刑指南制度比较研究[J]．河北法学，2006(8):112-115.{7}王文华．论我国量刑制度的改革[J]．法学论坛，2008(6):119-123.{8}汪贻飞．中国式量刑指南能走多远—以美国联邦量刑指南的命运为参照的分析[J]政法论坛，2010(6)-.108-120.{9}[美]拉菲弗，等．刑事诉讼法：下册[M]．卞建林，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10}陈瑞华．量刑程序中的理论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1}田有成．法社会学视野中的法官造法[J]．现代法学，2003(3):79-86.{12}陈瑞华．论量刑程序的独立性—一种以量刑控制为中心的程序理论[J]．中国法学，2009(l):163-179.{13}肖波．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自然衔接—上海浦东新区法院的量刑程序试点经验[J]．中国审判，2009(8):12-14 {14}陈瑞华．程序正义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15}陈卫东．定罪与量刑程序分离之辩[N]．法制日报，2008-7-27(12).{16}厉以宁．中国人均收入1000美元发展到关键时刻[N]中国经济时报，2004-01-08.{17}崔丽．案多人少“诉讼爆炸”，法官自嘲工作“白加黑“[EB/OL][2011-07-14].http://www.xiexiebang.com.{18}黄应生．我国需要什么样的量刑程序[J]．法制资讯，2008(6):37-39.{19}陈海平，高树勇．认真对待量刑—量刑程序化初探[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l):82-85.

第二篇：量刑规范化

关于中国量刑规范化问题

班别:法学四班姓名:李俊杰 学号:201008140407

量刑是对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的确定。从一定意义上讲，量刑公正比定罪公正更重要。因此，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结合量刑实践经验，总结一套相对科学的量刑规则，对指导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而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新中国刑事法制发展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规范司法行为，统一法律适用标准，促进公正廉洁司法，提高法院公信力和权威具有重大意义,能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我国的量刑现状

从审判实践中看，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法官队伍的构成存在着道德水准和业务技能参差不齐的状况

首先.认识论的原因来看审判人员对犯罪行为如何定性十分重视，对量刑重视不够。并且过分强调犯罪人的态度和表现,造成同罪异罚，有罪不罚甚至有无罪处罚的非正常现象其次,立法原因中我国刑法基本上采取的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但是，某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的设置仍然存在偏大的问题。

第三，量刑情节的量化问题仍没得到解决

二.对策

（一）不断总结量刑实践经验，创造性的借鉴判例制度，形成一套科学量刑规则.而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遇到一个案件具有多种量刑情节时，主要存在以下几种适用方法：抵消法.优势情节适用法.相加升格法.拔高或降低刑度法

（二）加强刑事判例制度的研究，改观现行量刑制度的弊端，确保最大限度的司法公正。

三、致力于量刑规范化当务之急应该做的1、基于我国法官队伍的素质现状，应谨慎行使自由裁量权

2、加强立法、司法解释

四、结论

法律是抽象的，而刑事案件是具体的、千差万别的。因此，量刑规范化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能是量刑标准的规范和统一。司法实践证明：任何法律都无法做到完美无缺。立法语言的开放性与刑事审判法官需要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的特点决定了量刑活动不可能成为一种按图索骥的机械活动。

参考论文:对量刑规范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学术期刊网—量刑规范化论文

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

第三篇：2006年前进路小学工作总结

2006年前进路小学工作总结

强化教师队伍建设努力提高教育质量

这一年，我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在各级领导及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我校领导班子率领全体师生员工以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以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为核心，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目标，强化教育教学管理、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新课改革;大力强化教师队伍建设，使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和社会知名度有了长足的进步。一年来，学校先后获得“省级卫生先进单位、市级文明单位”、市教科研先进单位、区教育局“党风廉政先进单位”区“少先队工作示范学校”等荣誉称号。先后有七名教师获得区先进教师和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一名教师获区师德先进个人称号，两名教师获区级德育先进个人称号。学校教师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学校56人次论文获省市区级奖励，其中，赵军段艳恒老师的论文分获国家级和省一等奖，赵莹老师的案例获省三等奖。满霞、肖彦彬、徐妮娅老师分别在区教研活动中主讲观摩课，受到区教研室领导和老师们的一致好评。在区三新研训赛中，我校教师胡敏、陈静、付家盼、徐妮娅老师在强手如林的比赛中，分别区二等奖的好成绩。学生综合素质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一年来，我校有多篇学生作文在市报刊上发表，徐楚军同学、李思晴同学在全国学生艺术展示会上获得大奖，在2005年举行的区级校歌比赛中，我校获区二等奖受到上级领导的高度重视。总结一年的成绩，这与广大老师的共同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健全完善制度建设，为学校后续发展护航

完善、健全的规章制度是学校以人为本以法治校，促进学校良性发展的根本保证。为此，我校充分发挥学校教代会职能，在充分征求教师意见的基础上，先后两次召开教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学校制度的修改，不断完善健全学校制度。修改并完善了《前进路小学奖惩制度》，制定了《前进路小学积分管理细则》，并根据细则每年对每位教师的各项工作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作

为评选优秀教师和首席教师的根据。制定了《前进路小学安全制度》。同时，完善了学校教师值勤制度和放学路队制度，使学生的安全有了进一步的保证。在此基础上，学校领导班子各司其责，有条有理。各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合作，在工作中互相支持、互相信任，互相协调，责任清楚、目标一致，保证了学校工作健康有序的开展。

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综合素质。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直接实施者，教师的师德修养、科学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决定着学校的管理水平、教学水平、办学效益的高低。因此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实现创新教育、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一年来，我校以新课程改革为契机，以三新研训赛为基础，强化师资队伍的培训和业务水平，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重视教师的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教师的政治思想素质。学校老师思想素质和领导班子理论政策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教育教学的成效。一年来，我校把努力提高教职工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学校工作的重头戏来抓。学年初，学校向教职工发放几个笔记本，并要求教师和班子成员做好笔记，学年末进行检查评比。为了使学习有保障，学校坚持周四学习日活动，采取集体学习与分组学习，讨论与交流、写学习体会与讲座等形式，不断强化教师和班子成员的思想素质。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对每位教师建立了师德个人档案，并将每位老师的平时的师德表现及时记入到师德个人档案中，将此纳入到老师的综合评定中，做为老师评先表模的重要依据。为了培养教师的师德意识，联络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感情，我们还以师德活动月为契机，在教师中开展了千名教师访万家和我给学生一封信等活动，让学生和教师通过书信的形式，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培养教师和学生经验之间的感情。同时为了提高干部队伍建设，我校以保先教育为契机，在党员干部中深入开展了党员“一帮三”与千面党员千面旗、党员听评课等活动，不断强化党员干部的思想素质，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意识，同时也引导广大教师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教书育人、甘为人梯、乐于奉献的精神，在教师中形成了

“爱生、敬业、探索、创新”的教风。

2、健全教学管理网络，及时掌握教学动态。学校建立了校级、年级、班级的三级管理机构和校中心教研组、年级学科教研组两级教研机构，形成了决策、实施、反馈系统。学校定期召开各级教务会议，了解教学情况，针对实际问题，进行检查，及时研究解决问题。各级机构在教育教学管理中，分级管理、分头负责，充分发挥整体功能，促进学校教研、校级工作的顺利开展，为实现“向科学管理要质量，向教改教研要质量”的工作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加强教师业务学习，提高教师业务素质。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能力，是推进新课程改革，实施素质教育的的重要举措。一年来，学校通过收看录像，举办讲座、报告会等多种形式，深入开展各种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活动，不断提高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一是以市区两级教育局组织的“新课堂，新理念、新教师”研训赛和一至五年级新课程达标课认定为契机，通过持续深入开展“读三书”、“讲三课”、“评三优”、“练五功”活动，强化管理，落实教学常规，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了以龚军、郑若君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市区级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今年，我校三位教师（段艳恒、龚军、焦亚辉）被评为区讲师团成员。二是强化教师自主学习自我发展。一年来，为了能使全体教师尽快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促进教师自我提高、自我发展，我们以区教研室2006年教研工作计划和“反思我的新课堂”实施方案为指导，规定每位教师每学期必须有新课程的反思小结不得少于20次，每星期每位教师的自学笔记不得少于一千字，教导处每月一检查，每月一通报。同时在教师中实行“四个一”。即每位教师每学期交一篇教学案例，一份教学较好的教学设计，一份有关新课程的教学论文，一节新课程的优质课，并对各教师的四个一进行评选。三是积极开展教学科研工作。一年来，我们以市课题《整合学科优势，促进学生特长发展》和区级课题《怎样指导学生有效朗读》、《开展数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为学校的教科研专题，在教师中积极开展教研教改课题实验，我们要求，每位教师在这三个市区级课

题的基础上，结合“三新研训赛和反思我的新课堂实施方案的要求，确定出自己的教育科研子课题，并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子课题，写出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每进行一次小结，教导室每月对每位教师的小结进行检查通报，促进了教师的教科研能力的提高。四是强化青年教师的培养。本学期，我校根据《前进路小学积分管理细则》和《前进路小学奖惩条例》规定，通过先核算各教师积分，再教师投票等程序，评选出教学能力强业务水平高的教师作为前进路小学首席教师，并要求这些教师每人和一名年青教师建立师徒关系，每个星期互听评课不得少于两节，帮助这些年青教师尽快成长起来。这些活动的开展，锻炼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教师。使我校的教师的业务理论水平有了较大提高。

4、鼓励支持和督促教师搞好继续教育的学习。学校给予政策，创造条件，使教师能安心积极地参加各级培训和在职高学历进修。今年参加计算机培训的教师就达四人次，45岁以下的专任教师参加高层次学历进修的达100%，有人拿到大专或本科学历，使高学历的教师达到人，占%；教师继续教育培训达标率为%。

三、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创设良好的育人环境。

1、重视现代教育技术硬件投入，夯实教育教学硬件基础。

现代化教育技术是当今教育发展的方向，也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为此，学校多方筹措资金，重视现代教育技术设施装备工作，积极创建现代化教育技术实验学校，增添了硬件、软件，狠抓潜件，三件齐抓共管。在原来两个多媒体教室的基础上，又增添了三个多媒体教室，添置了配套软件，建立健全了现代化领导小组，成立了课件制作小组。对原来的微机室进行了升级改造，在原来30台的基础上增加到了50台，这样为老师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学生掌握、操作微机提供了保障。配备了电子备课室，并将这三台电脑与国际互联网进行联接，使每台电脑都能上网，方便教师查询各种资料。

2、不断完善文体设施，为师生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为了使学校师生有一个安全完备的文体活动场所，学校投资79.5万元，建塑胶跑道，整修操场，塑为校级运动会、广播操、学生体育锻炼提供了良好的场地。在操场上还添置了两副篮球架，师生共同进行了篮球比赛，丰富了课外活动。在教学楼前增加了四个乒乓球台，乒乓小将一展英姿。2006年五月学校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对学校电路进行了改造，建立了校园广播系统。并利用这些设施，鼓励师生多加锻炼，充分发挥文体设施的作用。在2005年10举行的樊城区教职工运城会上，我校教师荣获三金三银，一个第六名，团体第名的好绩，受到全区的一致好评。

3、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开展丰富的文体活动。

走进前进路小学整洁的校园，鸟语花香，四周绿化带、门口的盆景雕塑、四周墙壁上的36块展板、四个别致的橱窗、别具风格的教学楼和办公综合楼都会使人置身于环境优雅、教育氛围浓郁的情境之中。一年来，我们又根据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对校园四周的36板展板全面进行了更新，增加了学生光荣栏和教师光荣栏，在校门口校牌上建设了霓虹灯，在绿化带内装上了草坪灯，在操场四周装上了庭院灯，在学校的操场四周增加了垃圾箱，并对学校的教学楼内的墙面进行了粉刷，调整了学校的办公室及教室的位置，在教室外走廊内张贴学生的绘画作品，使学校的教室布局更加合理，使学校的一草一木、一景一致，处处洋溢着育人的氛围。高标准的塑胶跑道预示着教育管理有的宏远目标和宏大手笔，门口的一块块熠熠生辉的奖牌，昭示着学校的光荣历史和发展的今天。

结合师生身心特点，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三八节，六一节各位师生同台，展示了前进路人的风采，陶冶了情操，外塑了形象，增强了凝聚力。书画展、卡拉OK比赛显示了我校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为丰富教工业余文化生活，工会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如庆元旦教工投篮比赛、教职工夹珠子、跳绳比赛等。第六届学生运动会的胜利召开，反响强烈。

四、狠抓常规教学管理，全面提升教学质量。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生存的根本，是创建人民满意学校的重要根

据，为此，学校以教导处为中心，加强教学常规管理，全面推进新课程，使我校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长足的进步。一是落实常规教学各环节。教导处一班人，针对学校实际，每月对每位教师的“备、教批辅考析研”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在全校进行通报，在教师中形成了学常规，用常规，查常规的良好风气。二是组织教师认真学习教材、教师用书、课程标准三本书，使教师能熟练地把握新课程的重难点，找到突破重难点的方法。积极开展“读三书”、“讲四课”、“练五功”、“三新研训赛”和反思我的新课堂等活动，每学期由教导处组织一次校内“优质课”竞赛，并将竞赛成绩存入教师的业务档案，促进养成教师学习业务的自觉性。三是下大力气抓好青年教师的队伍建设。采取“师带徒”、“结对子”、“压担子”、“拔尖子”等活动，使我校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如我校教师付家盼原来为幼儿园老师，去年九月调入我校，在区三新研训赛，我们通过压担子，让她讲一年级思品课，在强手如林的赛场，她一举夺得二等奖。四是要求老师们在教育教学中严把“三关”即：单元关、学期关、学年关，紧盯每一节课，每一节课的每一分钟，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不同的进步。狠抓“七环节”的检查落实：即规范备、教、批、辅、测、析，研七个环节，对各环节都有具体明确的要求，注重平时检查落实，每学期期末运用奖励和惩罚激励方法，落实常规教学奖，奖优奖勤，极大地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本学期，在樊城区首轮常规教学抽查过程中，我校多位教师的课堂教学受到了检查组成员的好评。

五、存在的不足

1、学生的文明礼仪教育和良好的行为习惯需进一步加强；

2、教师的竞争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

3、学生的学习兴趣需进一步激发；

4、师德、师风建设需进一步加大力度；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我们信心百倍。来年，我们将继续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开创我校各项工作的新局面！

襄樊市前进路小学

第四篇：量刑均衡问题初探

所谓量刑，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刑法确定对被告人是否判处刑罚、判处何种刑罚及判处多重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定罪与量刑是刑事审判活动的两个重要内容，定罪是量刑的前提，量刑是定罪的必然结果。如果说定罪属于罪刑关系质的个别化，量刑则为罪刑关系量的个别化。长期以来，司法机关一直比较注重定罪的准确性，而对量刑的准确性有所忽视，由此产生量刑不均衡的问题。

一、量刑不均衡的表现

量刑不均衡，主要是指案件与案件之间的比较而言。虽然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但触犯同一罪名的案件又具有许多共同点，这也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因此，同类案件之间在量刑上具有可比性。

1、不同审判组织量刑不均衡。由于独任审判员、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的不同，对同类案件甚至是同一案件，不同的司法主体可能作出大相径庭的判决。同一犯罪不同审级、审判程序量刑可能不同，同类犯罪则会悬殊更大。有的审判人员喜用严刑重典，有的则多用轻刑，这与审判人员的个性气质及长期形成的判案惯性有关。因为我国多采用的是经验型量刑方法，而不同的人经验则可能完全不同。

2、不同地区量刑不均衡。同是盗窃1000元，有的地方判1年，有的地方判2年，还有的法院则免予处罚。量刑的地区差别主要与经济发达程度有关，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地区，对同一犯罪处罚较落后地区要轻，这不仅体现在经济犯罪中，而且体现在危害社会治安犯罪中。

3、不同时期量刑不均衡。在新旧刑法交替时期，由于相关刑法条文的变动，对一些犯罪量刑不均衡明显增多。虽说有“从旧兼从轻”的量刑原则，但仍有各种轻重不一的判决，有的甚至人为拖延或缩减办案时间，以达到适用某一“有利”刑法的目的。在阶段性严打斗争高峰期，为了“突出严打声势”，刑罚往往被普遍加重，量刑不均衡更加突出；即使非严打时期，对一般案件与准备在公判大会上宣判的案件也轻重各异。

4、不同犯罪主体量刑不均衡。尤其是涉及被告人较多的团伙犯罪，主从犯之间的量刑差别幅度该有多大，实践中较难掌握。因此，有的法院在判决时明显畸轻畸重。如有一起被告人作用相差不大的盗窃案件，对主犯判10年，对从犯分别判5年、3年，社会效果不好。还有起一轮奸案件，二被告犯罪行为基本相同，甲被告被判5年，乙被告逃跑一年后被抓获，却仅被判4年。

量刑不均衡主要包括罚与不罚不均衡（有的犯罪处于是否免予处罚临界点），重罚与轻罚不均衡（有期徒刑幅度、罚金的数额、减刑期限不均衡），缓刑与实刑不均衡（判3年缓刑4年的实际威慑力还比不上有期徒刑2年）。

二、量刑不均衡的原因

量刑不均衡是由各种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立法、司法的因素，有政策的影响，有主观、客观方面的原因。其中主要的有：

1、认识论上的原因。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办案定性不能错，否则就是错案，而量刑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就行。比较注重量刑的合法性，而忽视量刑的合理性。加之我国受大陆法系传统的影响，“审判不依照判例，而依照法律”，法官办案无判例可供对照，对其他的案例也很少参照，只对照法律，难免量刑不均衡。还有个人情感因素、认识能力、法学素养的影响，如有的法官在办案时过多地考虑案件的“社会影响”、“民愤”等因素，而有的法官考虑较少。[!--empirenews.page--]

2、立法的上原因。79年《刑法》的立法就本着“宜粗不粗细”的思想，由此造成条文简略、弹性幅度太大。新修订的《刑法》虽条文大幅度增加，完善了许多具体的量刑情节，但可供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很大，比较抽象、笼统的条文仍不少。我国又没有判例法，司法解释往往不及时、不具体、不系统，对一个案件涉及从重、加重、从轻、减轻等多个量刑情节的，主次关系如何确定，相互间可否累加、抵销，以及数罪并罚中“最高刑之上，总和刑之下”的幅度如何掌握等，均无明确的法律规定。

3、廉政因素的影响。司法部门历来是不正之风侵害的重点对象，以钱买法、以权压法难以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案件由于受不正之风的影响，承办法官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帮忙”就不违法，由此导致“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还有的受地方行政干预，重罪轻判，尤其是涉及党政官员的经济犯罪案件。

三、量刑不均衡的危害

定罪错误，肯定要作为错案处理，而对量刑畸轻畸重的案件，二审和再审一般都不认为是错案，但并非不具有危害性：

1、违反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原则。新《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是我国刑法第一次规定罪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不仅包括罪的法定，也包括刑的法定。这两个原则都要求刑当其罪，即刑罚与犯罪的客观危害及主观恶性相适应。量刑不均衡，同罪不同刑，恰恰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不能有效制止、预防犯罪。这是量刑不均衡违背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必然结果。刑须制罪，刑当制罪，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体现刑罚价值。刑罚过重，可能矫枉过正，伤及无辜，增强罪犯的改造逆反心理。刑罚过轻，则会使犯罪分子逃避惩罚，增加犯罪分子的侥幸心理，达不到特殊预防目的。

3、破坏法制统一。法制统一既包括空间上的统一，也包括时间上的统一。不能因为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量刑就可以或高或低。比如最高法院98年在《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授权省级法院“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确定本地区执行“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的标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盗窃同等数额的财产，各地量刑不同，似乎危害性也不同。特别是对流窜作案的，可能因其在经济发达地方盗窃而不构成犯罪，使犯罪分子有机可乘。在时间上，特别是“严打”时期，刑罚大幅度波动是不符合法制要求的。执法必严的“严”并非指要严刑峻罚，而是要严格依法办事。83年“严打”时，普遍加重刑罚，并将上诉期都缩短为3天，最后又大批量进行减刑，在加强法制同时又破坏了法制，教训是很深刻的。不断“严打”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风声一过，犯罪就可能反弹。事实上，只有“长治”才能“久安”。

4、影响司法公正形象，容易滋生腐败。量刑幅度给了法官以自由裁量的权力，正确运用可以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作出科学的判决。但滥用误用就会导致畸轻畸重，即使办案中无私无弊，也容易引起社会上的猜疑。更何况，由于有时量刑幅度较大，如刑法分则中大量的“3－7年”、“5－10年”的法定刑，此幅度往往也是当事人进行不正当“活动”的范围。[!--empirenews.page--]

四、量刑不均衡的对策

1、加强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新《刑法》增加了许多具体量刑情节规定，如《刑法》第263条对抢劫罪应处10年以上刑罚直至死刑的8种情节进行明确，便于掌握；刑法还在第63条规定不具备刑法规定的减轻情节在法定刑以下处刑的要报最高法院核准，这些都有利于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立法上仍有不少罪名还缺少具体量刑情节，应予以完善。另外，对一个案件具有多个量刑情节的，其采用原则，应当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同时要通过司法解释，对量刑情节增减刑的幅度、格次进行分解、量化，增加可操作性，杜绝随意性。

2、提高司法人员个人素质。首先是提高政治素质，要加强廉政教育和监督措施，杜绝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通过合议庭、审判委员会、院长、二审、审判监督等各种程序进行监督，发现量刑不均衡的应作为错案处理，追究错案责任。其次要提高审判人员的司法水平、法学素养，严格按犯罪的主观恶性、客观危害、再犯可能等方面进行科学、准确、适当的量刑。

3、借鉴引进判例制度。我国虽不实行判例法，但最高法院长期以来下发了不少案例，但一直未明确这些案件的效力。由于具体案例可以形象的进行对比，因此，建议最高法院应有系统地选择有代表性的案例下发，并明确其法律效力。司法机关在量刑时应当参照，从而正确把握量刑尺度。

第五篇：挪用公款罪量刑标准

贪污贿赂罪刑事律师网

挪用公款罪量刑标准-挪用公款罪辩护律师

根据刑法第384条的规定，犯挪用公款罪，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挪用公款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行为。挪用公款罪量刑标准的构成要件：

一、挪用公款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只有国家工作人员才能成为本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主要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组织中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挪用公款罪在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是公款而故意将公款非法挪作私用，目的在于非法取得公共财物的使用权，通过暂时使用公款而获取经济上的利益。行为人挪用公款，其主观上还想在挪用后及时归还，不是永久地占有或侵吞公款。

三、挪用公款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公共财物的所有权。本罪所侵犯的公共财物所有权，只是部分财物所有权，包括公共财物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受益权，不包括国有财物的处分权。挪用公款罪是一种暂时非法占有、使用公款、并从中受益的行为，当行为人通过挪用公款满足自己或他人的需要后，又将公款归还，这种行为从结果上而言，侵犯和危害了公共财物所有权的完整性。

四、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了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行为。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主管、管理、经手、保管公款的便利条件。这里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既包括归自己使用，也包括归他人使用。挪用公款罪量刑标准及司法解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6日通过的《关于审理挪用公款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以挪用公款1万元至3万元为“数额较大”的起点，以挪用公款15万元至20万元为“数额巨大”的起点。挪用公款“情节严重”，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或者数额虽未达到巨大，但挪用公款手段恶劣；多次挪用公款；因挪用公款严重影响生产、经营，造成严重损失等情形。“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以挪用公款5千元至1万元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数额起点。挪用公款5万元至10万元以上的，属于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情节严重”的情形之一。各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按照本解释规定的数额幅度，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数额标准，参照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数额标准。多次挪用公款不还，挪用公款数额累计计算；多次挪用公款，并以后次挪用的公款归还前次挪用的公款，挪用公款数额以案发时未还的实际数额认定。“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是指挪用公款数额巨大，因客观原因在一审宣判前不能退还的。携带挪用的公款潜逃的，依照刑法第382条、第383条的规定依贪污罪定罪处罚。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构成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挪用公款给他人使用，使http://

贪污贿赂罪刑事律师网

用人与挪用人共谋，指使或者参与策划取得挪用款的，以挪用公款罪的共犯定罪处罚。

htt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