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私家车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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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私家车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论私家车的迅猛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目前,随着社会经济和汽车制造工业的迅猛发展,中低汽车、小轿车价位的大幅度降低,社会私家车数量迅速增长,普通市民拥有一辆汽车已不再是可望不可求的事,自行车王国已成过去,全新的汽车社会正向我们走来,据2010年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可知,私人汽车374.4万辆,私人汽车中轿车拥有量275.9万辆,分别比上年末增长24.7%和26.5%,比2005年末增长1.4倍和1.8倍。淄博市市,登记注册的机动车辆共有12.4万辆,其中汽车5.2万辆(其他为两、三轮摩托车),属居民个人户头的汽车2.98万辆,约占汽车总数的60%。而且,近三年来,机动车以每年28.5%的速度增长,其私家汽车的增长率达到了29%。

与私家汽车迅猛增长相呼应的是汽车驾驶人数量的迅猛增长,近三年来,汽车驾驶已成为大多数人想掌握的基本技能,各个驾校火爆。目前,我市共有汽车驾驶资格的14.6万人,并正在以19.3%的速度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家庭)拥有了自己的汽车,还有更多的人(家庭)在积极酝酿自己的购车计划的同时也在积极酝酿自己的办证计划。私家汽车的大幅增长对于城市治安和交通管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带来的社会问题正在凸显:

一、涉及私家车的治安问题日益突出,案情重大化,复杂化

私家车剧增,增加了社会安全隐患。一台汽车就是一个流动的旅社,一台私家车,价值在10万到几十万元不等,其行驶、停放、租借、交通事故、经济纠纷等必然引起一系列的社会治安新问题。例如许多人买车没车库放,要么停在楼房前,要么摆在街道旁。前者,给左邻右舍带来不便,频繁引发邻里纠纷。一位朋友因夜间停车妨碍了邻居出入,导致殴斗伤害,不仅挨了治安处罚,还付出了数千元赔偿。由此可见一斑。后者,车辆被盗窃或被破坏的情况时有发生,涉车治安案件剧增。据统计,2004年全国报案,被盗抢机动车7.8万台,而广州平均每天被盗抢机动车68台,其中80%是私家汽车。

二、私家车驾驶人新手多,交通事故频率高买车必然要开车,私家车数量大幅增长的同时是驾驶人数量的剧增,由此大量驾校火暴。私家车驾驶人都是非职业驾驶人,只求学会不求学精,而驾驶人素质是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驾校应试教育培养出的新手已逐渐成为交通事故的主要肇事者。据统计,2002年和2003年,全国由于非职业驾驶人肇事所占事故总数的比例已分别占到37.6%和39.4%。2004年《道路交通事故统计》表明,驾驶人酒后驾车、疲劳驾车、超速行驶等违章操作造成的交通事故占总数的60%以上。

以我们岳阳市为例,从122事故大队对交通事故的分析看,在众多的私家车酿成的交通事故中,基本上都存在交通违法现象,而这又与私家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不强有关。被电子警察逮住的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者中,私家车占了一半。统计显示,在交通事故中,70%左右的驾驶人驾龄不满2年。这些驾驶人盲目跟车、盲目超车、超速行驶,如果他们侥幸没有因为违法被交警处理,往往也为日后引发交通事故留下了隐患。

私家车驾驶人有其特殊性,大量的交通事故表明,私家车驾驶人中有不少人是新手,缺乏相关的驾驶经验,不习惯夜路,容易疲劳,有的私营企业老板边驾车边思考经营管理上的一些问题,精力分散,注意力不集中,安全意识不强。且处理突发事件经验极为不足。与职业司机相比,大部分私家车驾驶人走惯了城市的平路,一出远门碰上较为复杂的路况就措手不及,因而往往引发交通事故。再则,私家车驾驶人一般很少出远门,一旦跑长途,几个小时下来,自然人困马乏。在外面游玩时,私家车驾驶人作为游客玩得非常累,但在回程时别人休息他还要驾车,也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三、私家车驾驶人分散性大,统一组织管理难

交警部门对驾驶人管理的原有模式,是依托各个车队联组车属单位的管理,零散的个体驾驶人都按辖区归属于各个联组,对驾驶人的安全教育、身体检查和及时传达新的交通法规等,都是利用驾驶证的年度审验之机组织进行,但是近年来,这种模式的管理日渐捉襟见肘,一方面,自2004年5月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来,驾驶人年度审验规定取消。另一方面,随着私家车数量剧增,家庭式非职业的无法再依靠车队、联组的形式去形成有约束力的组织。导致目前驾驶人组织松散,管理难到位,无法形成制度管理。而交警部门只能在纠正驾驶人交通违法时对其实施一定的处罚和临时性的安全教育,不能及时组织对所有进行必要的、系统的安全教育和影响驾驶资格的身体检查。如此种情况下去,管理脱节是必然现象。

四、私家车剧增,道路资源难以承受,城市交通压力大

随着轿车进入家庭步伐的加速,道路交通资源难以承受,车路矛盾日益激化,城市交通拥堵现象越来越厉害。莫说北京、上海等大都市,众所周知,省会长沙就经常出现十分钟以上的交通堵塞,岳阳城区的道路交通压力也在日益增大。上下班高峰时段,交警部门所有的警力上路,才勉强保证不堵车,在繁华地段的交叉路口(如国大路口),高峰期每次等红灯的车排队在10辆以上,多时达30辆,排近300米长。城市交通堵塞,排队等行这种无可奈何,叫苦不迭的滋味我想每个驾驶人和乘车人是领教透了。再者满城市都是汽车,汽车废气巨增,恶化城市环境,这是必然的,无需赘述。

笔者在此经过调查,并结合几年一线管理经验,对私家车迅猛发展带来的问题谈几点对策:

一、将私家车的管理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就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解决社会治安问题,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它是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国社会治安工作的总方针,也是社会管理的成功经验。面对私家车迅速增长带来的一连串社会治安问题,也只有将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部分才能管理好。首先各部门、各单位、各社区居委会、公安派出所必须正视私家车迅猛发展的形式,认识其带来的系列问题的严重性,切实做好对私家车的管理工作。其次要摸清各自辖区的私家车底数,按辖区行政管理权逐级建立私家车档案,实施私家车户籍化管理。其三,各单位、居民委员会、社区的管理人员是第一管理责任人,要做到眼勤、心勤、腿勤、手勤,要对本辖区拥有的每一台私家车和车主的情况心中有数,及时了解情况,掌握动向,配合交警部门做好对变更的情况登记和信息反馈。

二、改进对私家车驾驶人的管理办法

对私家车的交通管理,关键是对私家车主(驾驶人)的管理,在新的形式下,交通管理部门如何履行职责,加强和规范对私家车驾驶人的管理呢,笔者认为:

一要建立社区私家车驾驶人台帐,形成城市片区驾驶人组织。结合社区居委会、居民小区等基础单位和组织对各自私家车的管理的同时,统一对私家车主驾驶人的管理。交警部门引导以社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为单位,对居住地集中的驾驶人成立驾驶人安全协会、驾驶人之家、有车族俱乐部等社会组织,各个组织详细建立各私家车主的台帐,项目包括车号、车型、入户时间、保险情况、驾驶人年龄、姓名、性别、职业、住址,并附照片,开展系列爱车、护车、安全行车、安全教育等活动,使之真正成为私家车主驾驶人之家。

二要形成规范的驾驶人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管理制度。对社会驾驶人组织,交警部门依法进行指导,以法规制度的形式,规定各个驾驶人组织的内部制度,组织形式、活动方式包括每年每个季度对所属驾驶人进行交通安全教育的必须内容。并适当核定教育、培训的收费标准,促进驾驶人协会等社会性组织的良性发展。同时,交警部门要切实履行自己的职责,一是及时进行交通安全宣传和安全行车警示教育,组织集中培训学习;二是定时进行身体检查和资格审验,对有问题的车主,要尽量把工作做在前头;

三是形成私家车主和管理民警对应联系、信息反馈制度;四是引导开展车辆品牌护理、养护的经验交流及相关汽车的知识兴趣学习活动;五是上门为各车主服务,如联系买保险、车辆送检,对其交通违法行为的通告和协助处理等。三要加大对驾驶人培训学校的管理力度,严格新驾驶人的考核标准。培训一个不合格的驾驶人走上驾驶岗位,就等于培养一个马路杀手,既害人又害己。近年来,私家车剧增的同时,要求学习驾驶的普通市民越来越多,私家车主都不是准备从事职业驾驶工作,部分人认为不需要学得很精,有的对驾驶的安全重要性、严肃性认识不够,不想花时间经过系统的培训,还有的想通过各种关系、走后门,只求早点拿到驾驶证,打算自己以后边开边学。另一方面,个别驾驶人培训学校片面经济效益,没有认真组织交通法律法规和交通安全常识及职业道德教育的学习培训,只重操作技术培训,导致大量不合格驾驶人上岗,这都是非常危险的。因此,交警部门要规定各驾驶学校对驾驶人的培训时间、学习的内容,严格新驾驶人考试纪律,切实履行对驾校的监督、指导、资格考核的职责,提高新驾驶人办证的准入门槛,尽量减少不合格驾驶人驾车上路。

三、切合实际,正确引导和适当抑制私家车的发展,优先公共交通首先,汽车特别是用于消费的私人轿车保有量的多少,与国家的自然资源、经济发展、经济活跃程度,以及道路建设管理水平有着密切联系。中国毕竟自然资源并不富足,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101公顷,不足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一半,如何满足得了全国3.5亿家庭轿车进入的道路的需求?至于我们的交通管理水平更不必说了。其次,对于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城市来说,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交通工具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如果私家车的发展缺乏引导,将导致城市的交通机构逐渐恶化。规划城市的交通资源十分重要,提高公共交通效率,抑制私人机动交通工具对城市交通资源的过度使用,是合理利用城市交通资源提高道路通行效率的最好办法。目前,国家择机实施燃油税改革方案,也被提上议程。在中国,大城市应建立以道路交通为主,轨道交通为辅,私人机动交通为补充,合理发展自行车交通的城市交通模式;而公共交通应是中小城市的主要发展方向。但是就岳阳市而言,这几年公共交通的发展可谓举步维艰,城市范围小,私家小汽车和摩托车超常规发展,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公共交通的发展。目前就业与居住就近相平衡的模式将被打破。城市规模正在逐步扩大,这必然带动公共交通的发展。而只有适当控制小汽车和摩托车的发展,才能为公共交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二篇:网络舆论凸现的社会问题及对策

网络舆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与对策

近年来,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飞速发展,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5.13亿。

网络已成为重要的大众媒体,成为网民讨论公共事务、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的一个重要公共平台。但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体,其致命的缺陷是网络信息的可操纵性,导致其缺少权威性和公信力,因网络舆论的失控引发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如何利用网络引导群众合理表达诉求,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是当前面临的又一个紧迫而崭新的课题。

一、网络舆论事件凸现的社会问题。

伴随着网络的扩张,网络舆论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高了民众对社会舆论的参与,从而对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从网络舆论事件中体现的诸多社会问题。

(一)网络舆论事件凸现了社会矛盾的淤积对热点网络舆论的跟踪分析表明,网络舆论事件的数量猛增,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社会紧张度正在上升,社会矛盾进一步淤积。而引起网民的高度关注,聚集网络舆情焦点的热点事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政府官员违法乱纪行为。近年来,政府的公信力在民众心中的负面评价有加剧的趋势,一些地方或部门官员违法乱纪行为一旦曝光,就会马上成为全国的社会热点。如周正龙案、天价烟案等。

二是涉及代表强制国家机器的政法系统、城管队伍。这类事件主要涉及公检法、城管等政府部门,网上聚焦日益紧张的警民关系和不断发生的地方极端社会事件,可以看出社会民众的某种不满。如早年的刘涌案和近年的“俯卧撑”“、躲猫猫”事件。

三是涉及代表特权和垄断的政府部门、央企。这类事件涉及和民生密切相关的部门和央企,如“北京站售票”事件、“央视大火”事件等话题。

四是衣食住行等全国性的民生问题。这类事件涉及房价过高、费改税政策、老保险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医疗体制改革、高考改革等。

五是社会分配不合理、贫富分化。公众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初次分配不合理问题的不适感不断增强,不满情绪日益积累,比如国泰君安天价薪酬、高管降薪等。

这些问题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现实世界中公众对于贪腐、贫富差距、公权力运行、民生等问题日趋敏感。这些负面情绪日益积累,极容易经由很小的一个事件引发网民的情感共振,形成网络舆论事件。

(二)网络舆论事件凸现了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滞后社会管理承担着规范社会组织,培育合理社会结构,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等职责,其具体所指涵盖多个层面。从网上热点事件的发生、发展来看,暴露出一些地方的政府管理职能滞后,如政府应对不及时,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等问题。

一是政府应对不及时。现实世界中一边是群体性事件升级,一边是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应对网络舆论事件的意识、手段、方法普遍缺乏。当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群体性事件二者合流,给基层政府提出了全新的、更加严峻的挑战。而从基层政府对网络舆论事件干涉的时机来看,仍然滞后。目前政府多是在事件成为网络舆情热点后才“千呼万唤始出来”,错过了改变舆情意见流向和正负态势的良好时机,往往造成网民的情绪淤积。如天价烟事件 11 天后干预,躲猫猫事件 7 天后干预,北京站售票事件4天后干预。

二是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现实生活中,由于常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通,传统媒体的舆论场功能未能充分发挥,我国的网络承载着更多的民意表达、情绪宣泄功能。同时由于社会阶层分化,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极易造成民众“相对的被剥夺感”,引发情绪淤积,此时尤其需要畅通的民意表达渠道。如果常规的体现政府公信力的民意表达渠道出现阻塞,民意表达就会被“挤压”到道德约束、行政约束、社会秩序约束相对薄弱的网络世界中,以网络舆论事件的形式释放出来,使网络舆论焦点持续高温,居高不下。

(三)网络舆论事件凸现了网民的虚拟民意表达急需引导网络这一特殊的表达方式决定了网络舆论更多是一种淋漓酣畅的私人表达,而不足以成为严肃的民意表达。在我国近年来的网络事件中,我们可以鲜明地感受到,网络舆论的言说者明显带有勒庞概括的以下群体特征:冲动易变和急躁;易受暗示和轻信;群体情绪的夸张与单纯;群体的偏执、专横和保守;群体的道德滑坡。当这些群体特征和群体事件结合时,网络舆论作为传播途径使群体事件出现了交织放大的趋势,一些群体性事件经敌对势力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新媒体进行组织、煽动和挑头、串连,最终形成网上“一呼百应”的现象,并择时择机进行活动,向党委和政府施加压力,以获取个人利益。

二、网络舆论事件的化解和引导应对网络舆论事件,“堵”是不管用的,只能通过有效的化解和引导进行疏导。目前紧迫的任务就是化解矛盾产生的根源,疏通常规的民意表达渠道,对网民的偏激言论及时进行应对、引导,以多种形式、多管齐下地化解网络舆论事件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

(一)完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推进社会公平

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公平的调节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机制与竞争机制相联系,必然形成社会成员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等。解决这一社会问题需要运用社会保障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通过提供社会保障措施,缩小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缓和社会矛盾,以促进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可通过完善养老立法,稳步扩大城镇基本养老保险的覆盖面;健全医疗保险法律体系,巩固城镇医疗保险,启动农村医疗保险;进一步完善以失业、下岗职工等贫困人口为主体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法律制度,逐步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率;加大工伤的补助,减少群体的生存危机,避免因利益结构失调引发的民众敌对心理,有效预防别有用心者利用网络引发的“政治”暗示,从根本上减少网络舆论事件产生的根源。

(二)重视网络事件预警机制建设,增强政府应对能力

在新形势下,网络民意的表达和传播,最有可能引发政治、社会风险和威胁,对此应有所预期和准备。而健全网络监控与预警机制,是保证网络舆情稳定和发展的指示器,是科学决策的可靠手段。纵观近年来因就业收入、房屋拆迁、安全生产以及资源环境等方面问题引发的数量不断增加网络热点事件,从它们的发生、发展、处理结果来看,大都存在初期把握不足、监控不力的情况,以致出现错过控制和引导舆情最佳时期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具备敏锐细致的观察能力,一方面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把握一般规律,建立一套监控机制,控制影响范围和力度;另一方面要善于从一般情况中发现有用信息,及时捕捉到其中的“敏感点”,加强预防预警,把问题解决于萌芽之中,有效地抑制网络事件的发生。如设立主管舆情的机构,及时作出反应。

(三)构建多种权益表达机制,引导网民情绪释放

构建理性化的权益表达机制可以让群众通过各种渠道及时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权益要求,及时释放不满情绪,弱化社会矛盾。政府可以适时地根据民众意见做出政策调整,使社会张力得以释放。这些渠道包括:获取信息的权利,如信息公开制度,立法、执法和司法公开制度等;向政府表达意愿的权利,如申诉制度、信访制度等。只要是在法律限度内所为的上述行为,都应当得到法律的保护,决不允许武断地、野蛮地剥夺。在构建多种权益表达机制的同时,必须注意:一要注重社情民意和网络舆论的调查,反映民情、反馈民心,从多方面及时把握社会心态,尤其关注市低收入群体。二要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权益表达。要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允许不同意见的表达。三要关心弱势群体,给弱者更多的话语权。政府有义务支持和帮助社会弱势阶层建立正常的、规范权益表达机制,让社会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四)发挥传统媒体优势,引导网络舆论方向

互联网是一个没有中心的结构,任何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原则、思维和逻辑说话做事,同时,互联网具有一种再造和遮蔽的作用,网络成员的身份可以随意进行修饰涂抹,因此网上信息的传递和交流难以管理控制,相反,报纸、书刊、电视、电影等传统的传播手段相对稳定和便于控制,更何况民众中的绝大多数还是通过传统媒体获得信息。所以在充分利用政府网站、电子邮件、BBS 论坛、聊天室等网络传媒的同时,应当更注重电视、广播、报纸等传统传媒的作用,媒体工作者应在新闻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内发布权威报道,抢占先机,掌握信息主动权,占领舆论的主导地位。并充分发挥公安部门网监的力量,增强对网络舆论的引导能力,引导网上热点、疏导公众情绪、化解社会矛盾,通过传统媒体所形成的社会舆论来引导网络舆论。

(五)运用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加强对网络及网络信息的管理

根据现代传媒理论,媒介通过两种方式受到控制,一种是通过多数人的声音,在“观念的自由市场”上进行“真理的自我修正过程”。另一种就是通过法律体系,对于诽谤、亵渎、无礼和煽动叛乱的行为进行规范。从一些国家的实践来看,限制互联网上非法内容传播的一个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建立国家网络“热线”,使用户可以及时举报在使用互联网过程中发现的非法内容,从而限制这些内容的传播。为规范网络言论,有的国家实行网络实名制。比如韩国国会 2006 年通过法案,规定在日均登陆人数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留言栏登载文章、照片、视频等内容时,必须录入实名。按照新加坡法律,如果政党和公民希望在互联网上发表政治观点,需要提前到相关机构注册,而且大选期间通过互联网传播和宣传政治观点是一种违法行为。另外,我们还可以加快网络技术的研制和开发,加强对内容的管理和引导。一是要开发和安装先进的过滤软件,对网络信息的内容进行审查和筛选,及时发现和剔除不良信息,减少信息欺诈。二是利用防火墙为主体的多重保护措施,强化对国际互联网接口的管理,屏蔽国外、境外提供煽动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以及淫秽色情等有害信息的网站,遏制互联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和蔓延,净化网络环境。

第三篇: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及对策

一、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特点

1、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规模越来越大

2、高龄老人的增长速度加快,比重上升

3、独居老人增多

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主要影响

1、劳动年龄人口的负担加重。

2、社会负担加重。

3、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挑战。

三、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1、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2、创造保障老年人权益的良好的社会环境。

3、大力发展老龄产业。

4、倡导和鼓励老年人自立,发挥老年人参与社会生活的潜力,充分开发老年劳动力资源。

第四篇:论政府公信力及对策

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分析及对策

前言

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完善和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政府,了解政府。“政府公信力”这个词语也逐渐出现在媒体报刊和政府文件中。何为政府公信力?当前我国的政府公信力如何?又有何提高措施?

正文

一、政府公信力的评价标准

政府公信力,即政府获得公众的信任度,是政府能力在公众心中的综合评价和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也是政府对公众的凝聚力和动员力的重要决定因素。人民群众对政府公信力的评价,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政府的诚信程度。信用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品格。对于政府来说,其信用程度更具有代表性和权威性。政府能不能正确行使权力,能不能遵守规则,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决定着政府公信力的状况。

第二,政府的服务程度。政府的宗旨是执政为民,为公众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如果政府能够全面履行公共责任,努力提高政府及其各部门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就高,政府的公信力就强。

第三,政府依法行政的程度。政府的行为不能违法,政府不能滥用权力,这是对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按照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政府应当坚持加强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有机统一,做到依法行政。

第四、政府民主化程度。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是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体现,政府能否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结合的运行机制,决策能否做到公开、公正、透明,不仅反映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水平,也反映政府公信力程度的高低。

二、政府公信力的重要性

公信力是政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它是政府行政能力的客观结果,体现了政

府工作的权威性、民主程度、服务程度和法治建设程度。同时,它也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评价,反映着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信任度。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基础。政府是社会秩序与市场秩序的维护者,政府不守信用,就会破坏整个社会信用的基础。由此可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

其次,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治理社会的基本要求。政府公信力实质上是人民群众对政府履行公共职责情况的评价,同时也是对政府合法性的检验。政府失信则会导致人民群众对政府信任的丧失,从而造成社会普遍失信,削弱政府的合法性。第三,政府公信力是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政府公信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政府作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示范者、倡导者和组织者,只有具备较高的公信力,才能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统一起来,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公信力的现状分析

从总体上看,我国政府的公信力是高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府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政府公信力不断提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着政府失信现象。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1.行政体制问题。一是政府职能界定模糊,政府部门重叠,职权交叉混淆现象普遍。目前我国存在政府层次繁、部门乱的突出问题,赖“吃财政饭”的冗员过多,增加了财政负担和产生矛盾和摩擦 的几率,降低了政府和全社会的效率。二是行政责任混淆,政府内部规划不科学, 机构设置、人员结构不合理。

2.立法问题。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但政府与公众之间确保诚信的法律制度安排,存在许多空缺,政府诚信还没有成为法律所认可和保障的道德规则。首先是政府诚信法规不健全,只有将它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才能充分发挥其对政府组织及其成员 的心理约束作用。其次是政府成员诚信约束和动力机制缺乏,同为政府成员,其诚信理念和觉悟有所不同。不少地方政府官员在行政责任面前故意歪曲事实,推卸责任。

3.行政文化问题。政府往往由于重视以经济建设为核心的物质文明建设, 忽视了行政文化氛围的构筑。行政组织及其成员的诚信观念在非诚信的行政文化氛围里难以确立,无疑就成为构建诚信政府的瓶颈。当前,无论是政府组织还是其成员,利益观念和部门观念过重,公平公正意识淡薄,不 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行政心理普遍存在,损公利谋私利的行政道德扭曲等现象导致 行政文化发展的偏颇。

四、政府公信力的解决对策

1.政府角色的再定位。要科学界定各级政府职权,理性确立其管理幅度和层次, 继续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政府应当避免对社会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切实精简行政审批。其次,减少政府的交易活动特别是赢利性交易行为。力避政府行为与那些垄断性的国营企业的商业行为搅合在一起,因此,必须严格杜绝其变相的赢利和集体权力寻租。

2.政府信息的公开。这一方面体现了国家行政领域内的人民主权;另一 方面也确保了民众对国家事务的知情权从政策上看,政策一旦出台公布于众必须尽快落实,不可随意更改,在群众审视之下,政府公然违约的可能性极小;从权力运作上看,信息公开使政府行为透明,增强权力运行的公开性,可以有效解决群众反映较为强烈的暗箱操作问题,维护权力运行严肃性;从政府承担责任上看,实行信息公开使政府不轻诺寡信,防止政府失信于民。

3.政府诚信制度的供给。首先要建设诚信法律责任制度。要使政府诚信于民,重要的是将政府的权力 运行纳入法制轨道,将道德诚信变为制度诚信。另外,普及和完善行政机关引咎辞职制度和行政赔偿制度,加快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善行政诉讼程序,降低司法官员在诉讼活动中利用 法律漏洞枉法裁判的几率。

4.政府诚信的监督。政府的权力必须受到立法和司法的监督与制约,以确保行政责任的忠实履行。设立专门机构,接受公众对政 府失信行为的投诉,及时调查处理。通过党政监督。主要监、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方式进行。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既为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造就了难得的机遇,同时为其构筑了极其严峻的生存空间。社会诚信危机,尤其是政府管理中的政府诚信正面临严峻的形势,人民民主权利及其对政府预期的实现、政府和民众融合程度的增强、行政成本的减少、国内信用在国际市场上的认可度、建设资金的国际引入等等,都要求政府树立诚信形象,完善诚信制度,提高诚信度。

第五篇:巴西的社会问题及其对策

论文标题:巴西的社会问题及其对策

社会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在巴西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既干扰了经济的发展,又影响了政局的稳定。如何在现代化进程中处理好社会问题,是巴西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严重的社会问题一直是制约巴西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两极分化、贫困现象加剧。1930年热图利奥·瓦加斯执政后,以进口替代发展模式取代了初级产品出口模式,为巴西经济的发展和走向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西继续实行进口替代模式,并在1956~1960年和1968~1973年实现了经济上的两次飞跃。然而,经济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平普遍得以提高。正如《圣保罗州报》一篇文章所指出的:尽管巴西经济出现“奇迹”,但从经济发展和现代化之中得到实惠的只是少数阶层,大部分人并没有得到益处,而且相当多的人依然处于贫困状态。〔1〕80 年代债务危机以后,巴西以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代替传统的进口替代模式,其经济由此得以复苏和发展,但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措施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之间的鸿沟,使巴西成为世界上国民收入分配最不公、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阅读》周刊的一篇文章甚至说巴西是“社会不平等的世界冠军”〔2〕。少数富人腰缠万贯,而广大穷人却食不果腹。在世界358名拥有亿万美元财产的巨富之中,有6名来自巴西。〔3〕根据巴西国家税务总局1995年的统计,全国有460人的资产在1900万美元以上。沃托兰汀财团老板安东尼奥·德莫拉埃斯、环球新闻社老板罗伯特·马利尼奥和卡·科雷亚建筑公司老板塞巴斯蒂昂·卡马尔科拥有的财产都超过20亿美元。联合国人类住区委员会指出,巴西20%最富有者的收入是20%最贫穷者的收入的26倍。圣保罗天主教大学教授、经济学家拉迪斯劳·多夫博尔在1996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占巴西家庭1 %的富裕家庭人均年收入达4.5万美元,而占居民人数一半以上的穷人人均年收入则不足543美元。全国20%贫困家庭的收入在1994年仅占总收入的3.25%。根据巴西全国主教会议1995年一份文件的数字,巴西有6450万人的月收入与巴西最低月工资(74美元)持平或低于最低月工资。有1440万个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中,其中690万人处于赤贫状态,缺乏最基本的食品、饮水、健康保障和教育。全国有3200万人处于半饥饿之中,每天摄入热量仅1900卡,远低于国际公认的最低标准2500卡(成人)。

(二)失业和半失业人口不断增加。巴西经济的发展始终未能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1994年巴西失业人口为990万,占全国经济自立人口的14.3%。近2年失业率虽有所下降,但1996年3月仍达6.38%,仅圣保罗市就有120万失业者。〔4〕巴西严重的失业问题有着深刻的原因。第一,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增加了就业压力。随着巴西经济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在加快。城市人口从1950年占全国人口的36%上升到1993年的78.2%。经济发展所能创造出的就业机会,远远满足不了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就业的需要。进城的大批农民由于缺乏技术和知识,很难在现代工业部门中立足,因而失业者众多。第二,经济模式的转型加剧了失业现象。9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主要内容有:减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国有企业私有化,降低关税和开放市场,减少公共部门,等等。这种模式在恢复和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使失业现象增多。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中,大批工人被解雇。关税的降低和市场的开放,使进口商品大量增加。许多企业因抵挡不住外国产品的竞争而倒闭,众多员工失去工作。公共部门的减少和机构的精简,也使大批工作人员丢掉了饭碗。例如,1996年10月卡多佐总统宣布将裁减政府机构的15.57万工作人员的决定后,5.5万人立即被解聘,其余人则自愿或被迫退休。〔5〕巴西银行因重组而在1995年裁减了5.6万名职工。第三,高新技术的使用使工作岗位减少。例如,1990~1994年间因生产上采用高新科学技术,而使巴西减少了65万个工作岗位。1995年又有26.1万工人失去工作。没有学历和缺乏一技之长的工人,寻找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

(三)城市犯罪率上升。失业率的增加、贫困化的加剧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公,导致社会治安恶化,暴力、贩毒、走私、盗窃、卖淫等犯罪活动增多。据统计,1980~1989年,巴西全国共有82万多人死于暴力。里约热内卢是世界有名的暴力之都,绑架、凶杀、街头枪战时有发生,每天平均有20人被杀,仅1994年就有8408人死于非命。贩毒和武器走私活动猖獗。据巴西军方估计,犯罪集团活跃于里约热内卢66个贫民区中的49个贫民区。直接从事贩毒和武器走私的人达1.13万,每月平均出售1300公斤可卡因。盗窃和走私汽车成风,全国平均每3 分钟就有一辆车被盗,每年被盗汽车高达20万辆。在邻国巴拉圭行驶的汽车,大部分是从巴西非法进口的被盗汽车。在巴西大约有50万少女在街头卖淫。犯罪率的不断上升,使巴西监狱人满为患。全国的511所监狱仅能容纳6万名犯人,而1996年第一季度竟关押了13万人,狱外还有5.6万犯人。在押犯95%是穷人。为缓解监狱爆满的紧张状况,卡多佐总统不得不在这一年的4月11日颁布大赦令,有条件地特赦1.3万犯人。

(四)农村土地冲突加剧。巴西长期存在严重的土地问题。全国适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共有4亿公顷,而每年耕作的土地只有6000万公顷。大庄园主兼并土地和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愈演愈烈。据巴西地理统计局统计,目前1%的土地所有者占据了全部耕地的44%,大批农民根本没有土地。因生活所迫,无地农民武装夺地现象不断增多,与庄园主、警察的流血冲突时有发生。1985~1995年有1000 农民死于这种冲突,仅1996年4月17日一天在帕拉州就有20多名农民因夺地而被警察打死。

(五)歧视妇女的现象依然存在。妇女约占巴西人口的51%。近年来巴西妇女的地位虽有所提高,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受歧视的情况仍很严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大多数妇女在非正规部门就业。70年代以来,巴西妇女就业人数增长很快,从1970年占劳动力总数的20.8%上升至1995年的35.5%,从而使巴西成为拉美妇女就业率最高的国家。然而,由于社会对妇女的长期偏见,以及妇女在子女入托、就学等方面存在很多后顾之忧,众多妇女仍被排斥在正规部门之外。她们不得不进入非正规部门,主要从事非熟练性的手工劳动和家庭服务业,而且多为非全日工。这些妇女的收入很不稳定,工作和生活条件很差,没有社会保障,享受不到现代化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益处。第二,男女同工不同酬。尽管巴西宪法规定男女同工同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就业妇女在收入上同男子存在很大差距,平均劳动报酬要比同工种的男子低50%。巴西妇女就业之初一般从2 个最低工资干起,工作10年才能提到7个最低工资,而男子却能在同样时间内从2.6个最低工资提到10.9个最低工资。巴西最大工业城市圣保罗的就业妇女与男子在整体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居美洲各地之首。例如,1985年男子平均收入至少是具有同等教育水平妇女的2倍,具有高等教育水平的男女的收入差别则更大。〔6〕第三,妇女受家庭暴力之害者多。巴西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不高,受丈夫虐待的现象普遍。巴西民法条款中把妇女视为丈夫的从属,并认为家庭暴力只是个人问题。妇女承担了家庭中几乎所有的繁重劳动,极少有休息娱乐的时间。第四,妇女参政的比例小。根据1995年的数字,巴西联邦政府的21个部中只有1位女部长;27 个州中只有1名女州长。在众议院513席中,妇女仅占31席;在参议院81席中,妇女只占2席。而在最高司法机构中,只有1名妇女任最高劳工法院法官。

(六)种族歧视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巴西是个移民为主的国家,种族构成非常复杂。在各色人种中,黑人、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长期受歧视,并且得不到公正待遇,大多从事又脏又累的工作,收入菲薄。月薪在1个最低工资以下的黑人,占就业黑人总数的59.6%。黑人与白人同工不同酬,黑人就业者的平均月薪只有87 美元,而白人就业者则在250美元以上。即使从事体面一些工作的黑人,其待遇也比白人低得多。例如,黑人工程师的薪金比白人少19 %,黑人医生的收入比白人低22%,黑人教师的工资比白人低18%。就业黑人妇女的收入则仅为白人妇女的1/3。

(七)社会保障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巴西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退休金制度上。巴西的退休金制度建立于本世纪40年代,规定男性工龄满35年、女性工龄满30年退休,巴西人退休年龄平均为52岁。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人们享受退休金的年限也越来越长。随着1988年宪法关于有权享受社会福利保障规定的出台,享受养老金的人数大大增加。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巴西日益明显,30年来巴西人口增加了1倍,而退休人数增加了11倍。据统计,1997 年巴西退休人数已达到1570万,是1982年的两倍。退休人员与在职人员的比例已从50 年代的1∶8升至目前的1∶2。退休人员的大量增多,使国家财政不堪重负。1995年11月巴西各级政府在职公务员为56.5万多人,工资开支约8.16亿雷亚尔;退休和领取养老金者共49万多人,开支为8.91亿雷亚尔。公务员的退休金总额比在职公务员的工资总额还要高出约0.75亿雷亚尔。退休金支出日益增多,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此外,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合理,有利于特权阶层。例如,巴西的议员只要任职8 年并交纳一定的保险税,退休后每月可获得2000美元左右的退休金,而绝大多数人退休后只能平均领取130美元左右的退休金。这种退休体制也是巴西两极分化、贫富悬殊的原因之一。

(八)教育滞后于经济发展。巴西是拉美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然而教育的发展却与现代化进程不相适应。巴西对基础教育投资不足,无法改善学校基础结构、更新教学设备和进行教育改革。接受8 年完整基础教育的儿童只占15%,而墨西哥和秘鲁分别为69%和70%。据巴西地理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巴西现有14岁以下的童工为380万,他们不能上学,从事繁重而危险的劳动,不享有任何劳工权利和社会保障,身体受到严重摧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巴西是世界上入学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其东北部地区的文盲率高达33%。巴西每年花在学生身上的人均费用为120美元,不足国际组织要求标准的一半。地方的教育经费还经常被挪作他用,每年达20亿~30亿雷亚尔。〔7〕例如,马瑙斯市的一座赛马场、圣保罗郊区的马瓦足球场和体育中心就是用教育经费修建的。许多从事基础教育的教师文化水平低,不能胜任工作。学生留级、辍学现象十分严重。劳动者文化水平低、素质差,无法适应高新技术发展的需要。

社会问题是巴西走上现代化的严重障碍,也是巴西的沉重包袱。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问题,近年来巴西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

(一)拓宽就业渠道,减少贫困现象。失业人数增加、贫困现象加剧既阻碍了现代化进程,也造成治安混乱、社会动荡,因而引起巴西政府的关注。由于就业已成为巴西人最关心的问题,1994年卡多佐在竞选总统时就把增加就业作为要完成的五大目标之一,许诺在其任期内创造1200万个就业机会。1996年2月,卡多佐政府推出一项增加就业的新计划,决定对那些能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注意培训职工的企业提供期限更长、利息更低的贷款,5年内提供的贷款总额为472亿美元。巴西政府在3年内向基础工业、旅游业和交通运输等部门投入60亿美元,以创造300万个就业机会,并把发展中小企业作为扩大就业的重要途径。巴西联邦政府还同地方政府协作,投入3亿美元以培训150万劳动者,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巴西还专门成立一个由劳方、资方和政府三方参加的劳动委员会,研究就业方面的法律与问题。巴西政府在扩大就业渠道的同时,积极采取措施减少贫困现象,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93年后,巴西曾发起向贫困开战的运动,成立了全国食品保障委员会,政府向饥民发放了大量食品。从1990年到1997年,巴西的贫困率已由48%下降到28%。〔8〕

(二)重视对人口的控制。巴西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城市化趋势的加剧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压力。本世纪70年代,巴西开始修改传统的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支持节育。1984年巴西政府正式颁布包括计划生育在内的妇女保健计划,从而把控制人口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96年初,巴西国会还拟定了一项有关鼓励绝育的法律草案,规定由国家支付妇女做绝育手术的一切费用。巴西政府控制人口的政策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妇女节育率在1992年已占66%。巴西的生育率在不断下降,育龄妇女的平均子女数从1970年的5.8人降至1996年的2.4人,预计今后40年中将降为1.8个。〔9〕与此同时,巴西还采取措施减轻城市人口压力,放慢城市化速度。1996年10月,政府宣布向亚马孙地区和马托格罗索地区移民的计划,大量投资于马代拉河航运工程和亚马孙州伊塔夸蒂亚拉港的扩建工程,吸引和鼓励来自城市和农村的移民。全国最大城市圣保罗人口增长速度已由90年代以前的4.5%降至目前的1.9%。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和城市化速度的趋缓,使交通、住宅、教育、公共卫生等方面的压力有所减轻,社会治安也有一定程度的好转。

(三)实行土地改革。土地问题一直是困扰巴西的严重问题。巴西独立后历届政府都曾提出土改,但未见成效。土地征购法直至1946年才在巴西出台。1964~1983年军政府执政期间建立了土改机构,征收了大约910万公顷土地,安置了7.2万户无地农民。萨尔内文人政府上台后于1985年10月颁布土地改革法,1988 年宪法又规定了土地改革的内容。1985年~1994年,巴西共征购673万公顷土地,安置了18.9 万户无地农民。卡多佐就任总统后,把解决农业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表示要加速分配土地的进程。从1995年年初到1996年5月,卡多佐政府已安置了5.2万户无地农民。为了加速土地改革,1996年4月巴西政府、议会和司法三大权力机构举行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土改和土地征用部,整顿征购土地的机构,增加土改经费,成立地方治安特种部队,以制止农村夺地事件的发生,保证土改的顺利进行。

(四)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多年来,巴西广大妇女为改变男女不平等的不合理现象和争取自身的合法权益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在全国性妇女运动的推动下,1988年宪法反映出妇女的部分愿望,如建立反家庭暴力的官方机构、确立农业女工的福利津贴、企业主为女工幼儿提供日托服务、产妇享有4个月的休假、男女同工同酬等。卡多佐总统在1996年三八妇女节时,宣布实施一项全国反对侵犯妇女权益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政府将通过举办培训班、电化教育等方式,提高妇女的文化、技术水平,扩大就业机会。同时,计划还建议修改刑法,把殴打、性骚扰和强奸妇女的列为刑事犯罪。

巴西政府还采取不少措施解决日益严重的童工问题。例如,政府通过与企业合作,1996年使马托格罗索州的12个城市减少了上千名童工。1997年1月,卡多佐总统宣布实施消除童工计划,当年将解放在一些州的矿区从事劳动的5万名童工。政府制定的“儿童国民奖学金计划”,规定复学童工的家庭每月可得到50美元的补贴。这一年巴西政府还专门拨款7000万美元,以使包括在伯南布哥州甘蔗种植园务工的1.3 万名儿童在内的4万~5万名童工复学。同年3月初,卡多佐总统宣布将向国会提交关于禁止14岁以下儿童工作的宪法修正案。

(五)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巴西的社会保障制度既不完善,又有许多不合理之处。卡多佐总统执政后把改革社会福利制度作为一项“优先目标”,1995年2月向国会提交了社会福利方案,修改现行退休养老保险体制是其中主要内容。该方案提出以年满65岁退休制代替工龄退休制;取消妇女比男子提前5年退休的制度;取消教师、记者、法官等特殊阶层提前退休的待遇,以及公职人员、军人享受优惠退休金并同时获取几个退休金的规定;退休金的发放同贡献挂钩,取消公务员早退休而领取全额退休金的规定等。〔10〕这项议案在众议院受到阻挠,被要求加以修改。卡多佐总统则在1997年2月表示,将要求参议院恢复原议案,不同意进行修改。为了取得工会方面的支持,尽快建立起一套适合于现代化发展的福利制度,巴西政府还同工会组织举行了多次谈判。

(六)重视发展基础教育事业。为了改变基础教育滞后的局面,巴西政府注意增加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并把8 年基础教育定为义务教育。1971年巴西议会通过第5692号法令,宣布将小学和初中合并为基础教育,对7岁以上儿童给予义务教育。1988 年巴西宪法又明确规定基础教育为义务教育,同时对非学龄的人实施免费教育。巴西教育部还在基础教育的5~8年级开设职业教育课,使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的劳动技能,为毕业后就业创造条件。首都巴西利亚专门设立资助贫困家庭子女的奖学金。里约热内卢市政府向2.5万名失学儿童提供基本生活费,资助他们就学。市政府还开设一些儿童技校,使贫困儿童学习工艺技术,提高谋生能力。

尽管巴西政府为解决不断增多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不少措施,然而社会问题积重难返,不是靠几项政策一下子就能解决的,而且也不可能彻底解决,因为产生社会问题的根源仍然存在。巴西政府虽为增加就业动了不少脑筋,但每年只能创造90万个就业岗位,而每年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就约达150万,这还不包括需要重新安排工作的大量失业者。即使经济形势进一步好转,就业机会也不会满足日益增加的劳动力的需求。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的加速和范围的扩大,人员的精简会使失业大军更加庞大。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巴西存在已久、根深蒂固,在议会、党派和政府中存在着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强大势力。卡多佐总统提出的改革有损于特殊阶层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提案在议会中受挫就是明显一例。贫富之间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贫困化趋势的加剧,严重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处理好社会问题,是巴西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1〕巴西《圣保罗州报》,1994年7月3日。

〔2〕巴西《阅读》周刊,1996年12月25日。

〔3〕美国《福布斯》杂志,1994年7月号。

〔4〕埃菲社里约热内卢1996年6月16日西文电。

〔5〕阿根廷《号角报》,1996年10月13日。

〔6〕纳克拉美洲报道,1995年5~6月号。

〔7〕巴西《阅读》周刊,1995年10月25日。

〔8〕埃菲社华盛顿1997年3月15日西文电。

〔9〕埃菲社里约热内卢1997年1月2日电。

〔10〕英国《金融时报》,1997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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