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xiexiebang推荐）

农村经济增长政策的扶贫效应分析

肖唐镖、石海燕

（400031 重庆市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内容摘要：近十多年来，政府的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扶贫项目之成效如何？本文对12个扶贫样本村调查资料的定性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的扶贫项目和政策在不同村庄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并呈现“规律性”效应，即：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呈现正效应，而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呈现负效应。这与扶贫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与责任流失，以及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等问题密切相关。

关键词：政府扶贫 经济增长 扶贫效应 政府绩效

一、引言

“1995年至2004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6500万减少到2610万，减少了一半以上，贫困发生率下降到2.8％。贫困地区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到2004年，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95％以上的贫困村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电话。”[①]贫困地区的这种变化，原因究竟何在？其中，有多少贡献来自政府如其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呢？或者说，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尤其是政府所推进的经济增长政策对农村贫困的缓解，究竟起到了多大的作用？其作用发生的机理是什么？上述问题将我们引向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分析。实际上，近年来学界对政府的扶贫政策与行为已给予越来越多的关注。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快速的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却由于收入分配的恶化和农民收入增长乏力而不断减弱。[②]有学者认为，中国农村改革20余年以来，政府一系列农业政策对促进农村贫困人口脱贫、缓解农村贫困产生了积极影响。其中，产生正面影响的重要农业政策主要有三类：第一，实施家庭承包制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第二，农产品价格体系改革对农村贫困的影响；第三，农业和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对农村减贫的影响。[③]从宏观层面看，情势或许如其所云。但是，在具体实践中，情况可能要复杂得多。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一些地方，扶贫“新项目年年有，上马十轰轰烈烈，经营时冷冷清清，效益上惨惨淡淡，导致大量的扶贫开发资金沉淀流失，‘造血’机制难以形成。”[④] 值得注意的是，有学者对移民扶贫项目研究本身提出了批评：至今很多研究项目仅泛泛地说明了移民是如何从扶贫项目中受益的，但是没有详细地说明是谁真正从中受益；而且，缺乏对政府政策的研究。[⑤]如在笔者参与调查的12个样本村中，政府实施的扶贫政策与项目之效果并不一致，甚至出现严重分野，有的得到村民良好评价，有的则徒增负面反映。令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有的项目和政策会成功、有的却失败了，其原因何在？本文即试图以12个村的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讨论政府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之间的关系。

二、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总体效应

1、调查样本村呈现

样本资料来自2006年世行项目进行的田野调查，采取多阶段抽样与立意选样相结合的方式，选择云南、甘肃、四川、内蒙古、江西、江苏六个省，在各省分别选取两个扶贫样本村。各样本村的基本构成情况见表1。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效应评估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一2010年）》提出坚持开发式扶贫的方针，即：“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这要求政府不仅要对贫困农户救济，还要使村庄具备自我发展的能力。因此，对政府扶贫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考察，可以分别针对政策与项目的直接响应和村庄自我发展能力而展开。

（1）扶贫项目的效果

在各样本村扶贫过程中，尽管都采取统一的“整村推进”政策和模式，但各村具体实施项目并不相同，其中，有退耕还林（草）[⑥]、新村扶贫、劳动力输出、小额贷款、基础设施建设、经济发展项目等。

表2所列均为由政府所决定并付诸实施的项目，其中获得良好效果的项目并不多。在12个村庄里，只有3个村庄的部分项目得到好评，其他项目效果均不佳。在项目未得到正面评价的9个[⑦]村庄中，只有江苏L村的项目还未实施，另8个村庄的项目都存在严重问题，内蒙古R村、江西S村和江西X村这三个村庄的项目甚至完全失败。

得到正面评价的项目多为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在这方面的项目中效果不佳的只有江西X村的修建学校和公路项目。其他属于产业和经济发展的养殖业、种植业和劳动力输出和培训等项目，大多存在或大或少的问题。

发展能力体现在教育、文化、村庄制度和产业等多个方面。但在实践中，各地政府主要通过对村庄的产业发展进行引导，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来促进村庄的脱贫。然而，由于政府缺少制度性行为，村庄难以参与到产业发展的决策中，往往导致政府在产业引导上的失败。在12个村庄中，多数没有建立起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只有内蒙古Q村、云南X村在这方面取得良好的效果（见表3）。

表3中两个村庄都建立起绩效良好并有一定持续发展能力的产业。在产业的推进方式上，一个村是由村庄自主决定并实施，另一个村是以村庄与政府互动的方式来进行。在云南X村，政府在项目推进中还提供了配套服务和市场信息，如在粮食增产项目上进行种植技术培训，在经济作物种植上给予技术支持、种植培训推广与市场引导，这反映出其政府角色正主导者往服务型政府转变。这两个村庄在产业发展上的效果，也从另一个方面表明：缺少村庄参与是其他村庄产业发展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同时，我们还发现政府主导的扶贫对村民心理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些村庄出现对政府的严重依赖情绪，如在四川D村，对村民生活影响的主要因素是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退耕后国家发放的补贴就可以保证农户的基本生活所需，而国家的退耕政策在四年后就结束，对此大多数村民都认为政府补贴的撤销会对其生计造成影响，但表示：即便如此，对他们的生活“政府肯定会有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显然，存在“等、靠、要”心理的村庄在一定程度上缺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他们在依赖政府的同时，丧失了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努力。

三、不同类型项目的效应比较

在各类项目中，各村普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是：投向改善村民生产生活类的项目，如改善居住条件项目、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效果较好，大多能获村民好评；相反，直接投向生活的产业发展类项目，效果一般甚至较差，大多难获村民好评。下面，我们列举9个调查村的相关情况：

甘肃D村：农户反映，基础设施建设的确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比如道路硬化使得出入方便，村里跑的交通工具也多了。饮水工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的饮水问题。发放给各家的羊只都是农委的干部协同村民代表一起去青海买过来的，但是这种外地来的羊不适应本地的生态环境，不能像本地羊那样采取自然放牧的方式，必须圈养，从而增加了成本；这种羊的疾病比较多，因而他们时常询问到村的干部，是否可以把发放的羊变卖然后调换成本地的山羊、或者直接养牛，但村干部往往以“没有政策”来回绝他们的要求。

甘肃H村：2000年，比较大幅度地推广小额贷款（由农业银行提供贷款），给每户贷款1000元，三年还贷。小额贷款对借贷双方都有益处：对于银行来说，贷款额度小，三年还贷，风险小；对于农户来说，小额贷款可以解决他们的农业投入问题，以及蓄养牛羊问题，而增加投入以后，他们的收成也使他们有能力偿还小额贷款。但在目前，小额贷款的政策已经基本停止了，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银行方面更加重视大笔借贷的项目，认为相比借贷手续而言，1万元以下贷款的盈利不和算；另一方面，年前县上银行因为呆帐严重（主要是私人的大笔借贷），效益不好（银行行长因此被免职），对小额贷款的支持也是困难的。在村民眼中，贷款对消除贫困具有积极的影响，是他们发展所必须的，应该推广。如果“能够贷款，有了经济，就可以养牲畜、挖虫草、开铺子、开厂子”，可以改善村庄的经济条件。已有的小额贷款对村庄的支持很大: “2000年的小额贷款，使得村民有资本发展养殖业，大家赚了之后，之后盖了砖房，2000年以前，村中是没有砖房的。”大家也觉得小额贷款只要用于发展，就没有风险：“如果贷款买牛羊，发展牲畜养殖，就没有风险；如果自己生活用了，就有风险”。

内蒙古Q村：扶贫资金全部用于Q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灌溉问题与产业发展问题。2002年与2003年的资金全部用于打机井以及铺设灌溉管道，使人均水浇地的面积由1亩左右增加到近4亩。就此一项，完全可以解决该村经济贫困人口或低收入人口的温饱问题，并增加农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在解决灌溉问题以后，2004年村集体以每只400元的价格从山东购进700只小尾寒羊，然后以300元的价格卖给村民。100元的差价从项目资金中支出，共计7万元。资金补贴使Q村养羊业初具规模，推动了全村养羊业的发展。村班子在产业发展之初还对农户进行补贴以鼓励其养蓄牛、羊、蛋鸡与鹅，并为农户担保向信用社申请贷款，2000～2005年，全村农户的贷款总额在40－60万元左右。在课题组调查期间了解到，2006年贷款总额达到了140万元。在种植业方面，2005年，Q村大规模种植的经济作物有烤烟、甜菜、制种玉米与万寿菊花。对产业项目的大力发展是2000年以来Q村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促进了全村农业种植业与养畜业的发展，使全村从整体上降低了致贫的风险。

内蒙古R村：获得整村推进项目经费20万元，由于资助资金有限，受益户数也有限。2眼机井的浇灌面积仅为800多亩，养羊项目参与户也只有10来户。其中，用于发展养羊项目的8万元，是以现金加建筑物资和优惠价格的细毛羊等形式分发给了农户。2003年之前全村绵羊存栏为1700只左右，2003年以后，羊的数量有所增长，主要是因为项目鼓励，但在养羊项目失败后，村内羊的数量又减少到1500只左右。养羊项目贯彻的是扶强不扶弱原则，项目引进之后，养羊出现集中趋势，涌现少数养羊大户而原来的散养小户消失，使致力于集体脱贫、共同富裕的项目却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分化。

江西S村：整村推进项目主要投入于基础设施、特别是道路建设。路修通以后，村里盖房的成本明显降低，使所有村民都受益，特别是那些有交通工具的人。但是整村推进项目对于村庄持续发展能力的建设，作用十分有限。此外，该村庄所在的J镇把调整产业结构、产业化扶贫当作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政府引种的经济作物包括葡萄、席草、榨菜等，结果这些作物往往被沤成了肥料。而且因为是村里鼓励种植的，最后都要村里赔偿村民的损失。现在，镇政府又要求各村引种烟草，并且为此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无村民问津，最后只能由村干部认领。经济作物种植失败来自于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大量村民外出打工以后，多数家庭不再依赖经济作物获得现金收入。与经济作物种植相比较，打工的收入更稳定，投资更少。其次，由于现在留在村里的人多为老人和妇女，他们缺少尝试种植新作物的条件。再次，政府在引进经济作物种植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到产品销售和市场需求问题，而只是通过行政命令要求农户种植，等种植物收获后政府却没有办法提供销售渠道，而且把失败的责任完全转嫁给村民。同时由于前面屡次风险都由村民承担，村民因而拒绝再次被卷入种植经济作物的风险中。

江西X村：在列入重点扶贫村之前，该村是移民扶持村。前些年该村移民经费中直接投往生产开发的项目，比如，果业开发、水面开发全告失败。村内目前仍能见效、并为村民所乐道的乃是一些公共设施项目，如通往村外的土路、用电，及多数水陂与灌溉设施。近五年由扶贫资金完成的项目，除了水陂与水渠外，其他的并不为村民所认同，尤其是直接投向生产开发的项目效益普遍较差。如，耗资13万余元修建的马坑村小组至坑尾村小组的公路，成了断头路；耗资12万元新建在村边缘的学校，既无教师休息的场所，也未能缓解学生远程上学的困难，完工之后便“好看而不中用”，村委会作价6万元居然无人愿买。

四川D村：新村扶贫的额度从8.7万元，逐年增加到2006年的50万元。一般是第一年启动，第二年建设，第三年完善，县里有专门的补助标准和验收指标。在新村建设中，县里还用配套资金开展“五改三建”（“五改”包括改水、改路、改厕、改厨、改圈；“三建”包括建家、建院、建池），改善村民生活条件。这解决了村民基本的生存、生活要求，对村民继续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在调查中，村民对以五改三建为内容的新村建设非常欢迎。但资金仍然是这些示范难以推广的最大阻碍，资金投入机制和管理、实施机制也存在问题。

四川J村：获得多项各级政府投入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2001年农村电网改造项目，2003年村级道路修建，水库和水利设施整修，2005年土地整理项目和“一池三改”的农村沼气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特别是村级道路、田间道路等修建，受到了农民的普遍支持。

云南X村：整村推进项目总投资40多万，其中上级投入15万，村民以投工投劳等方式自筹25万元。该村原来的种植业结构单一，粮食以玉米和稻谷、小麦为主，经济作物以油料、豆类为主，农业生产的资金投入不足，基础设施落后，农业生产条件较差，农田地的单产上不去，经济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也不上去，故亩产值偏低，经济收入和人均纯收入水平低。被列入重点扶贫村后，X村全面推广了魔芋种植，魔芋成为全村的主要种植品种。现有魔芋133亩，每户种魔芋的面积从1亩到4亩不等。2005年农户收入明显增加，魔芋成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大多数农户收入在5000元至12000元之间，仅此一项可以使农田种植收入增加3~4倍，从而一举基本解决了大绝多数人的温饱问题。

上述9个村中，明确推进有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有8个村，除了内蒙古R村的机井项目过小、江西X村的修路和建校项目失败外，其他6个村均获良好反映。在明确标示有产业和经济发展类项目的7个村中，只有内蒙古Q村和云南X村的项目获良好反映，甘肃H村的小额贷款项目虽好、但无法运行，其他4个村的项目均告失败。

四、解释与结论

值得深究的问题在于：为什么不同类型的项目和政策在不同的村庄会出现大体相近的结果？而且，在同一村庄，为什么不同的项目和政策有的成功、有的却不成功？实际上，这两个问题都关涉到政府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缓解的关系问题。基于调查资料，这里试从三个方面作些初步探讨，它们影响着扶贫政策和项目的实际效应。1．扶贫政策与项目决策与执行机制的非民主问题

中国农村扶贫活动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政府主导的开发式扶贫，即政府在扶贫活动中不仅负责政策的制定，还主导了资金的筹集和分配、项目的选择以及政府之外的各种扶贫力量的动员、协调。其核心问题是在政府失灵现象发生的情况下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甚至扶贫资源被挪作他用等问题[⑧]。换言之，在农村扶贫政策与项目的选择与决策方面，政府发挥主导者的功能。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各样本村中。

另一方面，村庄、村民却难以参与政策和项目的决策，即使是项目的具体实施和执行体现的也往往是政府意志，而难以体现村庄意志。其中，尤以江西X村修路与建校项目、甘肃D村养羊项目的实施最为典型。这也就是说，在整村推进项目中，虽一直强调村庄和村民的参与，但在多数村实际上此要求均流于形式。

上述扶贫政策与项目的决策和执行机制，体现着浓重的非民主特征，没有做到坚持政府引导与群众参与相结合。由此，就难以保证扶贫项目做到“适销对路”。这种后果已为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正如林志彬的研究所发现，在政府实施移民政策中的问题：（1）没有清晰的政策来指导原居地的选择；（2）移民项目将重心全部放在安置区开发、而不是对准贫困人口，将扶贫资源转向用于经济增长；（3）移民人口的选择指标仅仅是“纸上谈兵”；（4）移民的选择标准所反映出的发展理性与项目所声称的目标是相悖的。[⑨] 2．扶贫政策与项目的责任流失问题

我们在另文[⑩]讨论了政府在农村扶贫实践中的角色特征，其中之一，即政府行为本身缺乏监督和约束，且不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实际上，不独政府的角色如此，其他相关主体的责任角色也是如此，如村庄、村干部和村民也是这样。换言之，扶贫中的行为主体尽管是多元的，但各方均不承担应有的责任。

责任的流失，即完全有可能带来系列问题，如在多数样本村中，就或轻或重地存在：项目选择不当，不重实际效应、尤其是不重长期效应而重“面子工程”，资金流失与浪费乃至腐败等问题。有学者在更大面积的调查中，也发现同类的问题。他们认为，在农村扶贫开发实践中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扶贫资金的分配和使用没有规范，资金严重渗漏；二是以县为单位的瞄准机制导致扶贫资金使用的严重分散，在贫困县内农村居民平均使用，而在贫困县外的贫困人口却几乎得不到扶贫资金的扶持；三是政府的扶贫方式缺乏系统管理，各种资金分散使用，大多数扶贫项目没有开展必要的横向联合；四是在很多地区，扶贫开发到户实际上只做到了扶贫开发资金到户，较少考虑帮助贫困户有效利用到户资金增加收入，较少贫困的方法；五是大多数贫困地区产业结构不够合理，没有充分利用当地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六是临时性或短期扶贫项目较多，资金使用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受到局限，其可持续性较弱。[11]

3、宏观政策在扶贫效应上的非匹配问题

从各样本村的情况看，所谓“贫困”，不仅表现为农户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上的贫困，更表现为村民文化、心理层面的贫困，还表现为农村社区的贫困，后者如社区公共资源匮乏、公共服务缺失。贫困并不是一个单向性的指标，而是一种综合性的反映。因此，政府的反贫困政策与行动应是系统工程，相互呼应并增益；考察政府反贫困政策的实践效应，也应当从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

从反贫困视角总结多年来政府对样本村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其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在政府的不同政策之间存在相互损益的冲突，既有益农、惠农政策，如减轻农民负担、税费改革、扶贫等政策，但同时一些“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也大行其道。后者，如在2003年以前一些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土政策”，征地、移民中极力压低向农民的补偿等损农政策；在2003年后，乡村中小学教学网点合并、以及高等教育产业化、农用物资涨价等政策，在相关程度上增加农民的支出，消弭了其他政策的反贫困效应。

为何政府的一些涉农政策会损农乃至害农？为何一些良好的反贫困政策往往得不到落实？其中重要的原因，便在宏观制度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包括前叙的非民主、责任流失等问题。对政府来说，其反贫困行动不仅在“给钱给物给政策”，更在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和环境。作为公共产品的制度结构和环境，需要政府来倡导并提供，但同时却是对政府行为的有力约束。在实践中，由于公共权力的内在扩张性驱使，政府行为往往倾向于自利与无约束。在当今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紧张或财力难以自保的状况下，尤易如此。因而，对政府的反贫困实践而言，其重中之重，乃在于提供优良的制度结构与运行机制。

就政府的反贫困行动来说，所有的涉农政策均应考量其适农性与益农性。如，应当废止“分民利”、“争民利”的政策；扶贫项目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上，尽量少搞或不搞经济开发项目；健全社会安全网建设，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加大农村贫困救助的宽度与力度；对涉及征用和剥夺农民生产和生活资源的工程项目，建立农民分享其效益的有效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1993，《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2．国务院扶贫领导小组，2001，《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3．胡敏华，2005，“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财贸研究》第6期。

4．黄万华，2003，“能力贫困与农村财政扶贫政策”，《青海社会科学》第6期。

5．邭建立，2003，“扶贫政策与农村贫困”，《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

6．匡远配，2006，“中国扶贫政策和机制的创新研究综述”，《前进》第1期。

7．李周，2001，《社会扶贫中的政府行为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

8．林志彬，2006，《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9．刘冬梅，2001，“中国政府开发式扶贫资金投放效果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第6期。

10．汪三贵、朴之水、吴国宝，1999，《中国反贫困政策评价.农业经济与科技发展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

11．王国良，2005，《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2．肖唐镖、李昌金，2005，《中国乡村报告——政府行为与乡村建设研究》，学林出版社。

13．辛秋水、吴理财，2001，《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

14．赵春艳、叶普万，2003，“中国反贫困战略简评”，《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第3期。

An analysis of effect on anti-poverty of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Xiao Tangbiao Shi Haiyan

(Center for Social Stability & Crisis Administr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400031)

Abstract: In recent 10 years, how about the effect on governmental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the rural economic growth policy? The analysis of 12 sample villages obviously indicates that different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in villages.That is, some appear positive effects, some appear negative effects.This is a kind of regularity phenomenon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with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executive mechanism of anti-poverty projects and macro policy etc.Key Words: government anti-poverty;economic growth;anti-poverty effect------------------*世界银行项目《中国新时期农村贫困状况与扶贫政策研究》（7136813）之成果。作者简介：肖唐镖（1964-），男，西南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地方政治与治理。

石海燕（1980-），女，西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师，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①] 《人民日报》，2005年12月7日。

[②] 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页。[③] 林万龙：“部门发展与中国未来的扶贫：挑战与对策”，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④] 辛秋水、吴理财：《文化贫困与贫困文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1页。

[⑤] 林志彬：《谁搬迁了？——自愿性移民扶贫项目的社会、经济和政策分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18页。[⑥] 文中统称为“退耕还林”。

[⑦] 甘肃D村的基建项目得到好评，养殖项目效果不好，它既有效果良好的项目也有不佳的项目。

[⑧]林毅夫、李永军，“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载王国良主编《中国扶贫政策——趋势与挑战》，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0页。[⑨]林志彬，前引书，204-209页。

[⑩] 唐睿、肖唐镖，《农村扶贫中的政府行为》，2008年未刊稿。[11]李周，《社会扶贫中的政府行为比较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70-71页。

第二篇：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分析范文三篇

出口退税是一国政府为了本国增强出口商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将出口商品中所含的间接税部分或者全部退还给出口商，使得出口商品以含部分或不含税的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实施的一项政策。实施出口退税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允许的促进出口措施。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拟定的《补贴和反补贴守则》规定，只要不超过出口产品生产和销售环节所征收的间接税部分的退税不属于出口补贴。出口退税政策的初衷是鼓励出口，客观上避免了国际双重征税，体现了国家税收主权独立，税收的公平与效率以及税收的国民待遇等原则。

一、出口退税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税收主权独立原则

从税收的法理进行分析，间接税属于转嫁税，虽是对生产和流通企业征收，但实际上是由最终消费者负担。根据间接税的属地主义原则，各国消费者只负担本国的纳税义务。由于出口货物并未在国内消费，而在国外消费，因此应将出口货物在国内生产和流通环节所缴纳的间接税退还；同时，出口国将货物出口以后，根据领域权原则，进口国为保护本国的工农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还要依照本国的税法规定对进口货物征收间接税。这样既不歧视为内销的生产，也不歧视为外销的生产，既不歧视国内贸易，也不歧视国际贸易，符合国家的税收主权独立原则。

(二)出口退税有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

从发展国际贸易的需要来说，不同国家的货物要在国际市场上公平竞争，就必然要求在税收负担上享有同等待遇。但是，由于各国的税制不同而使货物的含税成本相差较大，而且进口国对进口货物根据属地原则征收流转税使得进口货物与内销货物承担相同比率的流转税，为了避免双重课税，就必须使出口货物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所以说，只有对出口货物退、免税，才能使本国的出口货物具有竞争力。因此，按照以上逻辑应该存在出口退税与出口额的正相关关系，出口额又是计算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出口退税与GDP存在相关关系。

(三)出口退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从进出口的对应关系来讲，出口退税表面上使国家财政少收了出口货物的间接税，实际上由此可降低出口商品成本，提高竞争力，扩大出口，增加创汇。出口创汇是为了支付进口用汇，进口用汇多了，就有可能多进口商品，进而增加进口关税的收入，上述一增一减，两者相抵后，国家财政收入并不一定会减少。因此，检验出口退税对税收收入和进口货物所征间接税的影响，可以推论得知出口退税对财政收入有正的影响，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

二、出口退税税收效应的检验

目前，有很多学者指出，由于出口退税需要从国家财政中支付，减少财政收入，对GDP的影响只有短期效应，认为应该取消出口退税政策。因此，检验出口退税是否对整个社会福利带来正的效应是判断该政策是否适当的标准，本文将出口退税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称为税收效应。对此，本文通过对1991-2003年税收、进出口贸易和财政收支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出口退税与GDP、出口退税与流转税收入的关系。

我国自1985年实施出口退税政策以来，出口退税政策多次发生重大变化。1988年明确“征多少退多少，不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的原则；1994年税制改革，颁布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重申了对出口商品实行整体税负为零政策；1995年将出口退税率调整为10％、14％，从1996年开始实施；1996年下调为3％、6％、9％，自1997年开始实施；1998―1999年间，为鼓励出口，分别提高到5％、13％、15％、17％等四个档次，2003年又增加一个档次，将出口退税率档次增加到5个。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化表现为退税率在1996年开始的下调，1998～1999年间的提高，以及2000年后期的下调。因此，1996年这一政策的转折时期可能会影响到回归方程的系数，对此，本文将出口退税对GDP的影响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85～1996年，第二个阶段为1997-2003年。

(一)出口退税对GDP的影响

笔者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的第二点推论，即出口退税与GDP存在相关关系构建模型一。

模型一：GDPt=a+b×INVt+c×DBt+εt

其中：INV为总投资，本文采用年固定资产投资额替代；DB为出口退税额。样本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4年)。根据上文的分析，本文将样本划分为1991-1996年、1997-2003年两个阶段。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一设置的自变量(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退税)对GDP回归程度高，两者均达到95％以上。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系数显著为正(T值的概率均小于5％)，说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会增加1.86亿元(1991-1996年)和1.34亿元(1997-2003年)的GDP；出口退税税收效应在1991―1996年显著为正，表现为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亿元的出口退税，会增加26.74亿的GDP，说明出口退税对GDP的贡献明显；而在1997-2003年，出口退税税收效应的系数不显著。

(二)出口退税与流转税收入的关系

笔者根据上文理论分析的第三点推论，即出口退税和财政收入的相关关系构建模型二。

模型：TAXt=a+b×DBt+εt。

其中：TAX为财政收入中的流转税收入，本文采用财政收入中的增值税收入替代；DB为出口退税额，本文采用财政支出中有关出口退税的数据，包括出口退增值税和消费税。因为征收消费税的商品一定会被课征增值税，因此回归方程因变量和自变量所用数据存在的口径差异不影响回归结果的整体合理性。变量的数据分别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4年)和《中国财政统计年鉴》(2004年)。

从表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二设置的自变量(出口退税)对财政税收收入回归程度较高，达到81％。出口退税的税收效应显著为正，表现为每增加1亿元的退税，会增加3.86亿元的增值税税收收入，而且截距不显著。

三、税收效应检验结果的启示

(一)出口退税有利于扩大出口，拉动GDP和财政收入的增长

出口退税对GDP的贡献主要来自于出口扩大带来的固定资产投资和产品产值的增加。出口退税虽然一方面需要财政负担，另一方面，由于外汇储备充足，进口货物的增加带来财政税收收入的增加，一增一减，使得出口退税的税收效应为正效应，即出口退税对整个社会福利的效应为正，验证了上文的理论分析。

(二)出口退税政策应当保持稳定性，避免政策波动造成的税收效应的减损

我国从1994年开始税收体制改革，出口退税政策从1995年至2004年经历了5次较大的变化，出口退税率波动较大，出口退税的财政支持不足导致退税欠款情况较为严重，使得出口退税政策刺激出口的作用下降。由模型一中1997―2003年的数据检验结果可以看到这种情况的存在。

篇二

摘要：出口退税政策作为一种调节出口量的方法，已经被我国连续广泛的使用，因此对其经济效应的研究变的非常重要并使其成为近年来众多学者关注的焦点，本文将相关文献中的研究方法和观点进行梳理，有助于为进一步研究出口退税政策提供新的启示。

关键词：出口退税总量分析结构分析

出口退税是指一国政府或地区对其出口到国际市场上的商品免征、退还其国内流转税(主要指商品生产、流转过程中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等)，确保其本国或地区的出口商品以不含税价格进入国际市场竞争，使得进入国际市场的商品具有平等竞争力。这也是我们一般认为的退税，即外贸企业所享受的一种退税政策。

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允许的政策工具,为许多国家所使用。出口退税调整对出口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它体现了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的财政、经济、价格和对外贸易的基本政策。退税率的大小，通过影响对外贸易，进而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经济利益。因此对于出口退税政策效应的分析已经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

一、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

国内外学者在进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总量分析时，基本都认同上调出口退税可以增加出口总量。但是研究思路和视角上有所区别。林龙辉等（2010）利用图形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一个直观的比较静态分析,由于出口退税使企业出口利润增加,从而导致出口供给的增加,对于出口国而言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正的贸易效应，同时还得出出口退税政策对进口国同类产品具有负的产出效应。汤贡亮（2002）通过国民经济的相机抉择的发生机制，得出：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扩大海外净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GDP的增长，GDP的增长又会提高政府财政收入，而政府财政收入的增加又可对出口退税提供有力支持。李悦（2010）却指出虽然出口退税对我国经济和外贸出口有一定促进作用。然而这种政策调整所取得的效果只是暂时的,在经济实践中,我国试图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以获得长期经济利益还是有一定困难的。以往的文献均着力于对价格因素以及相应的价格竞争力和贸易盈利性的分析，陈平等（2003）引入有效汇率还被用来衡量一国汇率和商业政策（关税、出口补贴、出口信贷优惠、出口退税、复汇率等政策）对进出口盈利性的效应。在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框架下,出口退税是通过商业政策来影响出口盈利性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在名义汇率和出口换汇成本不变情况下，起着与人民币贬值同样的出口鼓励效应。

近年来,国内外少数学者主要采用计量方法对出口退税政策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所得到结论却存在不小的差异。Chen等(2006)考察了中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的影响,认为出口退税可以增加本国出口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但是会减少国外竞争企业的产出与利润;并利用1985-2002年中国的有关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与中国的出口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张伦俊等（2005）通过对出口、退税、经济增长的协积回归，得出退税增长1个单位,则出口增量约4.4个单位。万莹（2007）利用1985-2003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出口退税与外贸出口和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出口退税对中国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贸出口增长的贡献率约为1/3。陈文锦（2010）截取1994―2008年的有关数据直接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出口退税额每增加1亿元，则出口额会增加17.957元；4294.801表示即使出口退税额为0的情况下，出口额为4294.801亿元。由此可得出结论，退税率调整对出口额构成直接的影响。

二、出口退税经济效应结构分析

不仅出口退税和外贸出口同方向变动，出口退税还有利于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和出口贸易结构，提高出口货物的国际竞争力。出口退税对贸易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贸易地区经济结构、贸易主体结构等方面。本文只对出口商品结构部门进行文献综述。

出口商品结构是指一国对外贸易中，各出口商品在贸易总体中的地位、性质以及相互之间的比例关系。樊琦（2009）从微观层面，利用消费者效用函数，生产者利润函数进行分析得出：如果产品间差异程度越小，退税政策效应就越明显。一般情况下初级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对手之间产品差异程度较小；随着产品加工程度加深、技术含量提高，竞争产品间差异程度增大，从而得出出口退税对于初级产品的促进作用应比高技术产品明显。并运用实证研究方法考察了2001年1月至2008年8月不同技术程度行业，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商品结构影响的实际效应。对其微观分析进行了验证。谢丽芬等（2005）通过分析2004年新出口退税政策效应，得出了此次调整可以产生促进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正效应，但是同时也会带来一些负效应，比如说贸易摩擦等。王帅（2010）通过构建模型的方法，选取纺织品和钢材进行分析，得出出口退税对对出口商品结构具有一定的优化作用，但由于非价格因素的存在使得起作用非常有限。游国和（2010）选取机械及运输设备、服装、农产品三类有代表性样品为样本，分析1994-2004年这三类产品未退税率与出口增长的关系。可未见退税率的差异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三、关于出口退税调整的对策与建议

（一）出口企业应对出口退税的策略

柳晓秋（2010）从出口企业层面探讨应对出口退税的对策，文章指出为适应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企业必须加大改革步伐,内强素质,外树形象,提高整体管理水平。优化出口产品结构,不断开发新产品,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以提高出口效益。除此之外，夏丽萍（2008）企业应调整销售区域，寻找新的目标市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采取内外销结合的办法，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增加内销产品比重，同时有条件的企业要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避免出口退税调整和国外贸易壁垒的影响，不断拓宽发展空间。

（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完善

王晓雷（2008）提出经过出口退税对出口的影响进行测算或进一步下调“两高一低”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可以适当上调高基数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比较优势明显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实行更显著的差别出口退税政策,既保证出口规模的增长,又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吴卓（2010）提出实行出口产品“免税采购制”即每年年初该类出口企业根据上一出口实绩向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本的出口免税额度。批准后该企业在内以及批准额度范围内可以自主办理免税购进货物。

（三）出口退税政策不宜作为调节出口的政策

有的学者则不赞成以出口退税对出口进行过多的干预。李石凯（2008）指出出口退税政策属于间接调控措施，它的作用并不是直接的，不应该给出口退税政策过大的负担，也不应该对它的效果寄予过大的期望。要解决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问题，还有许多措施比调整出口退税率更加重要。比如贸易摩擦问题，我们应该更多地通过双边的或多边的国际协调加以解决，而不是在出口退税政策上做文章。徐奇渊（2009）提出：一是出口退税政策，属于国家干预，并且在事实上将其作为调节或促进对外贸易的一种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取向改变了出口退税作为中性政策而诞生的初衷，扭曲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资源配置。闻媛(2008)从维护企业间竞争的公平和加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两方面保证出口彻底退税，这种中性的税收政策实际上也是反对国家把出口退税当成促进出口的政策工具。

四、评述与启示

通过以上综述看出在对出口退税经济效应进行总量分析的各种文献中，有很多是利用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进行回归分析，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太严谨。准确的说不能表达出出口退税率的变化对出口总额的变化，因为即使出口退税率不变，出口额由于别的原因比如国际需求变大等原因而增加出口退税率也会增加。对出口退税的结构效应分析方法还是比较全面的。在今后的研究中，更多全面深入的学术探讨能为该政策的制定依据和具体实施提供新的思路，促进出口退税政策消除消极作用、发挥积极作用，保持其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篇三

[摘要]出口退税制度是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旨在鼓励本国出口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公平竞争的税收措施。我国自1985年开始恢复实行出口退税制度以来，至今已有30来年的发展历史，期间经历了多次的重大改革和政策调整，并在改革和调整中不断发展完善。该制度在促进我国出口贸易的发展、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及产业结构、推动国民经济增长中都发挥了不可替代作用。系统分析了出口退税的作用机制及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机理，从出口贸易增长、出口贸易方式、出口商品结构及其短板效应等几个维度阐析了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效应。

[关键词]出口退税；政策变革；贸易方式；效应分析

出口退税在一国政府应对国际贸易的大幅波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1]，已成为各国一项贸易调控政策。不同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同，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主要集中体现在出口贸易规模、出口贸易方式和出口商品结构等几个方面。

一、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增长的影响分析

我国近年来从出口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并且因此带动了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化。对于出口退税额、出口增长之间的关系，很多学者对此已做定量分析。为验证出口退税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994—2019年各类贸易数据的基础上，对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以及出口退税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增长率相关性分析。出口退税率经过多次调整，中国现行的出口退税率是从2018年11月1日起，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将出口退税率为15%，部分13%的提至16%；9%的提至10%，其中部分提至13%；5%的提至6%，部分提至10%。①从整体上看，出口退税率全部上调。从出口贸易增长率看，在出口退税率上调后，2018年11月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26亿元，同比增长8.2%；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6.42亿元，同比增长7.1%；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达到了17.23亿元，同比增长5.0%。②这说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对出口贸易额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影响出口贸易增长率的重要因素之一。2009年为保持外贸稳定，政府采取分批上调出口退税率的措施来促进外贸出口的增长，保护我国的外贸出口。2020年受疫情影响，为缓解企业资金压力，促进外贸稳定，财政部、税务总局提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率，外贸大省广东430.32亿元出口商品受益，增强了出口商的信心。（二）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的相关性分析。在我国出口退税发展过程中，从总体上看，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在促进出口增长方面发挥了正效应，促进了中国外贸的发展，我国的外贸出口额逐年增长。但是，如果单纯从出口退税率变动来分析该政策对出口贸易的影响，不能全面反映两者之间相关情况，从某种意义上说来显得有点片面，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对出口退税总额与出口贸易总额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我国1994-2019年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趋势与出口退税总额的增长趋势大体保持一致，但二者增长速度又不尽相同。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额从1994年的450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10.4亿元，再到2019年突破2万亿元，占GDP比重超过2%，拉动全年GDP增长约0.8个百分点。③1994-2000年期间出口退税额增长不足1倍，而2001-2019年期间增长了接近20倍。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在大多数年份，我国出口退税总额的增幅基本都高于同期出口贸易总额的增长，但是也有少数年份情况特殊。例如1996年出口退税额增长率为50.4%，高于出口贸易额增幅49.4个百分点。1997年出口退税额负增长，但同期出口贸易额增长了20.55%，两者幅度之差达到了68.19%。2004年实行新税制，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27.63%，2010年出口退税额增长低于出口额增幅17.51%，其它年份出口退税额增幅均高于出口增长的幅度。这表明出口退税虽然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但仅仅是影响因素之一，并不是唯一因素。那么，出口退税影响出口贸易的程度如何呢?

根据樊艺璇(2018)从选取的1986年至2015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中可知，出口退税的增加会对出口产生政策激励作用，即出口退税额增长1%时，出口贸易总额会增长0.34%，两者存在同向变动的关系[2]。

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贸易方式的影响分析

我国出口贸易方式主要以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加工贸易又包括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和来料加工贸易出口)为主，因此重点从这两种贸易方式的出口额进行分析。(一)出口退税政策与出口贸易方式的相关性分析。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统计，我国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会影响到我国贸易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出口退税率的上调或下降一般情况下伴随着以一般贸易方式进行出口的出口额的增长或下降，每一次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对一般贸易出口的增长起到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进而影响到不同贸易方式出口额在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中的比重。我国加工贸易企业是否进行国内采购受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很大。根据我国现行的对来料加工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不同税收政策，出口退税率的调整直接影响到原对料的采购渠道，进而对进料加工出口的生产企业的国内采购比率产生影响。从历年出口数据看，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来料加工出口贸易的影响大，对进料加工出口贸易影响较小。因此，当出口退税率发生变化时，局部上会出现贸易方式发生新的变化情况。我们以2004年出现的“境外一日游”贸易现象为例来说明出口退税率调整对出口贸易方式变化的影响。④2004年我国对出口退税进行结构性调整，将出口退税率从17%下调到13%，出口退税率的降低直接影响到原先采购零部件后再组装出口的企业的出口税收成本及出口企业的利润。组装出口企业为了消除退税率下降的影响，利用自身优势，将这部分税收成本转嫁给上游原料供应企业，要求上游供应商先将零部件报关出口。紧接着，组装出口企业就可以申请以免关税、增值税的进料加工贸易方式进口零部件，从而完成税收的转嫁。从表1中可以看出，2017—2019年间，一般贸易的出口额持续保持着增长。在“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负面影响下，一般贸易出口额仍保持着正增长，2019年加工贸易出口负增长，和2018年调整出口退税率有关，来料加工出口额波动受出口退税率的影响比进料加工大。2004年出口退税率经历了重大调整，2004年我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的出口增长率基本都保持了较为高速的增长，增长率分别为33.8%和35.6%。而在加工贸易中，2004年进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为38.4%，比来料加工贸易多将近13个百分点，2005年和2006年的增长率情况也基本一致，加工贸易进料加工的增长率比来料加工贸易的增长率高，可见出口退税政策对进料加工的方式影响作用明显。（二）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口退税致策的不断调整，针对不同的商品实行不同的出口退税率，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从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看，初级产品出口占比逐年下降，从1994年的16.3%下降至2019年的5.3%；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逐年上升，从1994年的83.7%上升至2019年的94.5%，提高了10.8%。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9年机电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高达68.6%，远远高于1994的26.4%；2019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全国总出口额中占比为24.6%，比1994提高了19.4%。工业制成品和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家具体激励政策的引导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历次的出口退税政策调整以及制度变革显示，出口退税率的结构性调整，带有明显产业政策导向作用。这种导向作用主要表现在国家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一方面降低或减少出口退税额限制或降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消耗型低附加值产品出口，另一方面提高出口退税率或增加出口退税额鼓励引导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从我国出口退税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对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短板效应分析

（一）出口退税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不够。

在我国出口退税制度的演变过程中，最明显的特点就是频繁、波动。出口退税政策的频繁变动，减弱了出口企业对出口的稳定预期。由于产品生产的周期性，企业对政策变更的行为反应因政策实施的时间长短而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出口退税政策过于频繁的调整，不利于出口经营环境的稳定，同时也会因其较低的连续性、稳定性和可预期性而影响企业经营策略的调整。

（二）出口退税效率不高。

目前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缺乏健全的管理机制，具体的出口退税管理业务流程以及管理程序尚不统一，在实践中影响了工作效率。一方面，出口退税管理机制存在征税、退税脱节现象，出口商品的征税地和退税地地域分离；另一方面，出口退税部门协调机制不健全。出口退税制度的全面落实需要不同部门和机构相互协作，但目前我国尚未建立协调有序的外部管理系统，各职能部门和管理机构之间缺乏系统的沟通和协调，从而使整体出口退税效率不高。我国现行出口退税政策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实行不同的退税税率，因此不同类型企业和不同贸易方式在出口环节所承受的税收负担不同。不同贸易方式，不同类型企业适用不同的出口退税标准。由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引起的贸易方式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加工贸易企业可能会减少国产料件的使用，“境外一日游”现象可能会增加。因此，应加快调整不同贸易方式下出口退税政策不公平的状况，建立公平的税收环境。

四、结论

随着我国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我国现行的出口退税运行模式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调整完善现有的出口退税机制，使出口退税政策具有政策连贯性和稳定性、促进出口结构的优化、效率提升，实现退税主体的公平待遇。出口退税作为一项被WTO所认可的政策，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用，成为一种国际通行的做法。在我国经济连年保持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出口退税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通过分析总结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出口退税与出口贸易额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性，出口退税率的高低对外贸出口额的升降具有影响作用。分析表明，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与出口贸易额大致同方向变动，从总量上看，出口退税对出口总额的影响是显著的。第二，出口退税政策的实施主要影响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分析表明，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对一般贸易出口和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影响较大，而对来料加工出口总体规模影响较小。第三，出口退税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体现了国家产业政策导向。实践证明，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机电产品及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从总体上来说，出口退税政策促进了我国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第四，分析表明，出口退税作为我国扩大外贸出口的一项重要税收政策和国际上认可的通行做法，理应具有连贯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执行过程中处理好稳定性与灵活性的“度”。建立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不断优化管理机制，提速增效。

第三篇：退耕还林政策-农村经济司

退耕还林工程进展情况

为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998年大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把“封山植树，退耕还林”作为灾后重建的主要措施之一。1999年国务院又提出“退耕还林、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政策措施，并在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进行退耕还林试点。2000年9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退耕还林还草试点工作的若干意见》（国发[2000]24号）。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2002年4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完善退耕还林政策措施的若干意见》（国发[2002]10号），退耕还林工程在25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全面展开。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退耕还林条例》。实施退耕还林是党中央、国务院为改善生态环境做出的重大决策，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

自1999年退耕还林工程开始试点以来，范围涉及到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79个县（含县级单位）、3200多万农户、1.24亿农民。1999-2007年，国家已累计安排退耕还林工程建设任务3.85亿亩，其中退耕地造林1.39亿亩、荒山荒地造林2.26亿亩、封山育林0.2亿亩。据最新的2006年国家造林实绩核查，退耕还林工程建设总体质量良好，当年和历年人工造林面积核实率和核实面积合 格率都在90%以上。工程进展总体顺利，成效显著，加快了国土绿化进程，增加了林草植被，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强度减轻；退耕还林对农户的直补政策深得人心，粮食和生活费补助已成为退耕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退耕农户生活得到改善。

由于解决退耕农户长远生计问题的长效机制尚未建立，随着退耕还林政策补助陆续到期，部分退耕农户生计将出现困难。为此，国务院决定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继续对退耕农户给予适当补助，以巩固退耕还林成果、解决退耕农户生活困难和长远生计问题, 2007年8月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国发[2007]25号，以下简称《通知》）。按照《通知》的要求，国家将继续对退耕农户直接补助，并安排专项资金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资金主要用于西部地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区和享受西部政策的中部地区，并向特殊困难地区倾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制定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重点包括退耕还林地区基本口粮田建设规划、农村能源建设规划、生态移民规划、农户接续产业发展规划等；安排必要的退耕还林工作经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农业部、国家林业局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分工，负责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巩固退耕还林成果专项规划。同时，为加快国土绿化进程，推进生态建设，今后仍继续安排荒山造林、封山育林的建设任务。

第四篇：扶贫政策

四、扶贫政策类

(若相关政策有新标准,请以新标准为准)晚贫标准:(一)贫困县摘帽标准:“一低三有”。一低:指贫困县摘帽当年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三有:有标准中心校,(1)生均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农村小学6-11个班、12-17个班、18-24个班、24个班及以上生均用房分别不低于5.42m2、4.20m2、3.72m2、3.68m2。农村初中12-17个班、18-23个班、24个班及以上生均用房分别不低于5.07m2、4.39m2、4.10m2。(2)电脑配置。小学每100个学生6台,初中每100个学生8合。(3)图书配置。小学生均15册,初中生均25册(4)师生比。省下达编制全部核定到校,无截编现象;教职工编制空编率控制在1%以内。教职工基本编制师生比(教职工编制数:学生数)标准为:县镇、农村小学:1:21。县镇、农村初中:1:16。(5)教师学历小学教师应具备中等师范学校书业及其以上学历;初中教师应该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有达标卫生院,(1)每千服务人口设0.6-1.2张床位。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院每千人口床位数低限值可下浮20%。(2)无床位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200-300平方米/院,:其中民族地区100-300平方米/院。1-20张床位的300-1100平方米/院21-99张床位的1200-4000平方米/院。民族地区(含享受少数民族地区待遇县),特别是高山河谷地区设置床位的乡镇卫生院建筑面积低限值可降低20%有便民服多步少4)机构设置。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主任应由政府主要负责入或分管副职兼任。工作人员配置能满足业务开展需要。(2)布局和功能。县域鹵便民服务中心布局合理,功能齐全;场地使用面积:人口在3万以上不少于120平方米,人口在1.5-3万的不少于100平方米,人口在1.5万以下的,不少于80平方米(民族地区40-60平方米);进驻事项能满足当地群众的需要,有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和群众办事指南。(3)经费保障。县级政府将县乡便民服务中心场地建设、设施设备构置、日常运转经费等纳入财政预算。(二)贫困村退出标准:“低五有”。一低:指贪困村退出当年贫困发生率降至3%以下。五有:有集体经济,村集体经济经营性累积收入为农业人口人均6元人民币以上;有硬化路,乡镇政府所在地或上级路网至建制村村委会驻地(村小学)通硬化路;有卫生室,业务用房建筑面积50平方米以上,至少有1名合格乡村医生/执业(助理)医师或巡回医生;有文化室,多功能文化活动室建筑面积不低于50平方米,具备党员远程教育功能,有室外文化活动场地有宣传栏、有电视机、音响、电脑等文化器材、有应急广播系统、有一定可供阅读的出版物,规章制度健全;有通信网络:行政村内至少有一处有通信网络覆盖。(三)贫困户脱贫标准:“一超、两不愁、三保障、三有“一超”:指脱贫人口家庭年人均纯收入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2013年现行扶贫标准为3600元人民币)。“两不愁”:指不愁吃、不愁穿;“三保障”:指义务教育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三有有安全饮水、有生活用电、有广播电视或能接收广播电视信号。(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贫到村到户项目:执行民办公助政策,实行以奖代补,先建后补、快建快补。贫困户到户资金按照人均不低于2000元预算到村,由各村统筹安排,在保障每户资金不低于300元的情况下,可统筹不超过30%资金用于村内急需的公共基础建设到户资资金按照脱贫“两不愁、“三保障三有”标准,缺啥补啥,实行“一户一策”,由贫困户自主实施。村内集中实施的建设资金由村民委员会按照民办公助政策组织实施。(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582584)肤扶贫小额贷款: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并给予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通过评级授信获得授信的贫困户家庭成员,可申请使用扶贫小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且最高不超过5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按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贷款利率低于5%的按照贷款利率100%贴息。按照“先收后贴、分期补贴、应贴尽贴”的原则,对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贫困户给予贴息。对贷款户因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违约行为的,不予贴息。(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产业扶持基金:用于向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业态提供启动、周转用的无息借款的专项资金,借款额度原则上每户不超过1万元,借款期限原则上为1年,最长不得超过3年。

(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农业局,电话:***)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优先用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建设,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户最大建房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对确实没有自筹能力的搬迁农户,由地方政府统筹,采取建设集体公租房、廉租房等多种方式,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补助标准:农户自主建房按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购买农村安全住房按照自主建房的标准人均2万元给予补助(到政府规划的新村聚居点参建、联建或购买住房的按此标准执行),凭购房合同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认定;购买城镇住房按照人均2.5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在城镇购房(含二手房),提供交易合同、缴税凭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投亲靠友必须配建或购买房屋,产权明确的按照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搬迁后原旧房宅基地必须拆除复垦,复垦验收后给予0.6万元/户。咨询部门:高县发展与改革局,电话:5850943)农村危房改造:实施对象为居住在危房中的建档立卡贫困农户。同一户不得同时享受农村危房改造政策和易地扶贪搬迁政策。补助标准:C级危房改造1.3万元/户,D级危房改造为2万元/户。(咨询部门:高县住建城管局,电话583399 医疗保障:(一)各级医疗机构建立患者就诊、转诊绿色通道,实行“先住院后结算”制度。(二)实行就医“十免四补助”。对贫困人口实行免收般诊疗费、免收院内会诊费、免费开展白内障复明手术项目、免费艾滋病病毒药物和抗结核一线药物治疗、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免费提供妇幼健康服务、免费提供巡回医疗服务、免费药物治疗包虫病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医保个人缴费、免费实施贫困孕产妇住院分娩服务;对手术治疗包虫病患者按2.5万元/人给予补助,对0-6岁贫困残疾儿童进行手术康复训练和辅助适配按3万元/人给予补助,对符合治疗救助条件的晚期血吸虫病人按5000元/人给予补助,对重症大骨节病贫困患者按700元/人给予对症治疗补助。(三)我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患者县域内住院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医药爱心救助基金等依规报销后的个人支付费用和慢性病门诊维持治疗个人支付费用超过医疗总费用10%的部分,可申请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救助。(四)对我县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重特大疾病(94种疾病)患者依规转诊至省级、市级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和住院分娩医疗费用,通过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各类补充医疗保险、商业保险、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等依规报销后的个人支付部分,由医药爱心扶贫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582584)肤扶贫小额贷款:为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免抵押、免担保、并给予财政贴息的信用贷款。通过评级授信获得授信的贫困户家庭成员,可申请使用扶贫小额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3年,贷款额度不超过授信额度且最高不超过5万元。贷款利率原则上按5%的年利率给予贷款贴息,贷款利率低于5%的按照贷款利率100%贴息。按照“先收后贴、分期补贴、应贴尽贴”的原则,对按时偿还贷款本息的贫困户给予贴息。对贷款户因未按期偿还贷款本息及其他违约行为的,不予贴息。(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产业扶持基金:用于向建档立卡贫困村贫困户发展种植业、养殖业农村电商、农旅结合、农产品加工等产业业态提供启动、周转用的无息借款的专项资金,借款额度原则上每户不超过1万元,借款期限原则上为1年,最长不得超过3年。(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农业局,电话:***)易地扶贫搬迁:易地扶贫搬迁资金优先用于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户住房建设,人均住房建设面积不得超过25平方米,户最大建房面积不得超过150平方米。对确实没有自筹能力的搬迁农户,由地方政府统筹,采取建设集体公租房、廉租房等多种方式,保障其基本住房需求。补助标准:农户自主建房按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补助;购买农村安全住房按照自主建房的标准人均2万元给予补助(到政府规划的新村聚居点参建、联建或购买住房的按此标准执行),凭购房合同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明认定;购买城镇住房按照人均2.5万元标准给予补助。在城镇购房(含二手房),提供交易合同、缴税凭证、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证和项目乡镇的相关证 明;投亲靠友必须配建或购买房屋,产权明确的按照人均2万元标准给予基金实施部分救助,原则上不超过个人支付部分的40%。(五)为贫困人口建立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档率达到100%,实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的高血压、糖尿病患者、重性精神病、肺结核等患者的健康随访次数每年在原有基础上增加4次,对高风险人群及时转诊,2周内主动随访转诊情况。开展贫困人口免费健康体检,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7—64周岁人群在脱贫期间免费体检1次。(咨询部门:高县卫生计生局,电话:5417391)医保扶贫:认真贯彻落实省、市、县有关医保扶贫文件精神,积极部署,狠抓落实,确保医保扶贫做到“两个100%”,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100%参加居民医保和县域内居民住院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100%报销具体措施:一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参加居民基本医保的个人保费由政府或相关部门按规定标准代缴,贫困户个人不缴纳保费。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县域内住院减免起付线,医保政策范围内费用100%报销。但在我市医院及市外其他医院住院不享受医保扶贪倾斜政策,所发生的医疗费用按我市居民医保报销比例执行。(咨询部门:高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电话:5585638)教育扶贫:(一)学前教育。减免保教费:按在园儿童总数20%的比例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对经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设立的普惠性幼儿园3周岁(当年8月31日为幼儿年龄计算时间节点)以上的在园家庭经济困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减免保教费(保教费收费标准低于1000元的,按实减免);从2016年春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全部纳入面上的保教费减免范围,并据实免除保教费,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对在教育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幼儿,按当地同类型公办幼儿园免费补助标准给予等额补助,其收费标准高于财政补助标准的部分,由学生家庭承担)(二)义务教育。1.免学杂费、教科书费和作业本费:免除所有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小学、初中、特教)学生学杂费、教科书费和作业本费。2.寄宿制生活补助:补助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学生生活费,补助标准为小学每生每年1000元、初中每生每年1250元;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义务教育阶段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寄宿学生全部纳入寄宿制生活补助范畴补助生活费,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3.菅养午餐: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就读的所有学生,享受免费营养午餐(县城学校除外)。(三)普通高中教育。1.免学费:从2018年春季学期起,全面免除宜宾籍公办普通高中学生学费。2.国家助学金:为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国 家助学金,平均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在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普通高中学生全部纳入国家助学金资助范围,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四)中等职业教育。1.免学费:免除除艺术类相关表演专业以外的全日制正式学籍中职一、二、三年级在校学生学费(民办学校按当地同类型同专业公办学校免除学费标准给予补助)。2.国家助学金:,为中职全日制学历教育正式学籍的一、二年级在校涉农专业所有学生和非涉农专业家庭困难学生,“9+3”所有学生(非涉农专业一、二年级在校学生受助比例为20%)发放国家助学金,资助标准为每生每年2000元;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优先享受。3.生活费补助:从2016年秋季学期起,对全省2020年前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中职学生,按每生每年1000元的标准发放生活补助,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每学期(春季2月1日至3月31日、秋季9月1日至11月15日)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在线申请。(五)普通高等教育。1.学费、生活费补助:对2016年至2020年新入学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全日制本专科学生给予每生每年4000元的补助(学费和生活费各2000元),直至本学段学业结束。每年9月1日至11月15日登录四川省学生资助网在线申请。2.国家助学金: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和预科生,可向就读学校申请每年2000-4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全省平均资助比例30%左右;纳入全国研究 生招生计划的所有全日制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硕士生可享受每生每年6000元的国家助学金,博士生可享受每生每年13000元的国家助学金。3.国家助学贷款: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和在校生,均可在生源地或校园地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助学贷款(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第二学士学位和高职学生,每人每年不超过8000元;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不超过12000元)。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4.绿色通道:被录取入学、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可先办理入学手续,再根据核实情况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新生报到时向就读学校提出肀请).5.新生入学资助:考入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新些,按省内高校500元、省外高校1000元 的标准实施入学路费资助(按当年分配名额,通过评审确定)。(六)全面实施览底保障政策。构建“3+9+3+N”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上学救助保障机制。全面免除本市就读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上学子女以下费用:义务教育阶段教辅费,普通高中教育阶段书本费、教辅费,中职教育阶段书本费补助学前教育阶段午餐费,义务教育阶段早晚餐费,高中教育阶段住宿费和生活费。安排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贫困户上学子女住校就读,解决吃住学问题。(七)教育扶贫救助基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在享受现有普惠性教育资助政策后,仍面临与就学直接相关的特殊困难的,可向当地县级教育部门申请教育扶贫救助基金。主要用途:用于购买教辅材料、校服、学校伙食补助等。资助金额:综合考虑基金支付能力、贫困家 庭困难程度、就学负担情况,区别不同学段分别确定。(咨询部门:高县教育体育和文化广电局,电话:5416929)文化惠民:2016-2019年,省财政安排支持88个贫困县建设县级应急广播平台,未通广播贫困村建设村级应急广播(广播村村响)工程,未通电视贫困户配置电视户户通入户接收设备,对每户电视户户通入户接收 设备配置一次性补助200元。(咨询部门:高县教育体育和文化广电局,电话:5416915)栋梁工程扶贫助学公益活动:在全县各机关、爱心人士、企事业单位开展扶贫助学公益捐款,对考入中职及其以上并正式录取入学的学生给予定扶持,具体对象为:孤、残及烈士子女,无正常经济来源学生;城乡低保户、精准建卡贫困家庭学生:家遇突发天灾人祸及重大疾病,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咨询部门:高县栋梁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电话583429)雨露计划:从2016年春季学期开始,对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子女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全日制学生每生每年补助1500元。申请方式分为两种一是网络中申由学生于春季学地月10日至/月10日前、秋季学期9月20日至11月20日前通过国务院扶贫办雨露计划网站自愿申请是纸质资料申请。3月10日至5月10日前通过学生申请、乡镇初审、县复审的方式报送纸质申请材料。(咨询部门:高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电话582585)社会保障:(一)最低生活保障。低保金按低保家庭人均收入与高县农村低保标准的差额按月发放。全面实现低保线、贫困线“两线合(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从2016年1月1日起,全省建立实施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制度。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发放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的高县户籍低保对象;补贴标准2016年按每人每月60元执行2017-2020年每年提高10元,到2020年达到每人每月100元。(咨询部门:高县民政局,电话:5285511)残疾人补助:(一)残疾人扶贫对象生活补贴。从2016年起,对全省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四川户籍残疾人中的非低保建档立卡扶贫对象,按政策核发残疾入扶贫对象生活费补贴。残疾人扶贫对象生活费补贴标准以国家贫困线与该对象上年年收入的差额。即:扶贫补贴金额=国定贫困线标准一当年自身收入。(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发放对象为持有第二代残疾人证、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残疾人;补贴标准为一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二级重度残疾人每人每月不低于50元。不能享受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的人员:一是领取工伤保险生活护理费的残疾人;二是纳入特困供养入员供养的残疾人。(三)残疾人辅具适配补贴:补贴对象为高县户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有辅具适配亟需需求并符合适配条件的残疾人。建档立卡残疾人和低保户残疾人优先补贴。补助标准为:适配坐便椅、轮椅、拐杖类、助行器、盲杖、防褥疮床垫、助视器、助行器、矫形器等基本普通辅具,金额500元以内按实补贴,500元以上其超出部分按50%补贴,最高限额补贴1300元。(四)残疾学生及贫困残疾人子女学生就学补助:补助对象为户籍所在地在高县并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代残疾人证的随班就读残疾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中,父亲或母亲是残疾人的学生,经申请、审核、研究,给予一定的助学补助。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的学生以及享受其他助学项目的学生不列入此范围。(五)0-6岁贫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项目救助对象:属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孤儿等经济困难的具有康复潜 力和价值的0-6岁当地户籍残疾儿童,自愿申请。救助标准:每名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不超过2万元;需手术治疗的,每例补助金额不超过万元;需适配辅助器具的,每例补助金额不超过5千元。手术、康复训练、辅具适配在当年可同时享受。(咨询单位:高县残联,联系电话:5418501)林业惠民政策:根据上级下达的指标在建卡贫困户中选聘生态护林员,每月每人给予400元政策补助。(咨询部门:高县林业局,咨询电话5582330)

第五篇：扶贫政策汇总

1、贫困户进贫程序：农户申请→各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产生初选名单→由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核实后公示→公示无异议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村上报的初选名单进行审核→在各村公示→公示无异议报县扶贫办复审→通过县人民政府门户网站等渠道公告→逐级报省扶贫办备案。

贫困户脱贫标准：“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住房安全有保障。

*贫困人口脱贫验收，实行“一普查二抽查三核查”。乡（镇）对村申报的脱贫人口逐户逐人核查，县（市、区）抽查比例原则上每乡（镇）不低于20%、市（州）抽样复查比例原则上每县不低于10%。省级核查比例原则上每个区域不低于5%。执行上述程序，需要把握普查、抽查的重点：

一看脱贫要件是否具备。二看脱贫程序是否到位。三看脱贫档案是否齐全。贫困户脱贫程序：村民小组提名→村民代表大会民主评议→形成初步名单→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核实→村支书、工作队或帮扶责任人、贫困户三方认可签字→形成村级初选名单→公示→公示无异议名单报乡镇审核。对于脱贫结果，本人要认同、社会要认可、政府要认定。

2、贫困村出列验收标准：贫困村出列脱贫评估验收标准以《恩施州贫困村精准脱贫评估验收表》中减贫实绩、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等指标为标准，其中减贫实绩中综合贫困发生率（应低于2%）、贫困人口错退率（应低于2%）、贫困人口漏评率（应低于2%）、群众认可度（应在90%以上）为一票否决选项，若无一票否决项且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组织建设的评分达到90分以上，该贫困村可以纳入为出列村。

综合贫困发生率：当前留存贫困人口（未脱贫人口数+错退人口数+漏评人口数）/2014年底农业人口总数×100%；

脱贫人口错退率=抽样错退人口数／抽样脱贫人口数×100%（错退人口，指收入没有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没有稳定实现 “两不愁、三保障”的建档立卡脱贫人口。）

贫困人口漏评率=调查核实的漏评人口数／抽查村未建档立卡的农村人口数×100%。（漏评人口，指符合贫困识别标准但未纳入建档立卡的农村人口）；

群众认可度=调查户中认可户数／调查户总数×100%。（群众认可，指调查户对脱贫攻坚政策、帮扶措施及成效、脱贫退出等认可、认账。）

贫困村出列验收程序：乡镇组织村支两委、驻村工作队与县直行业部门对接摸底核实→乡镇对符合出列标准的贫困村统一公示→公示无异议报县攻坚办→县攻坚办组织复查→形成全县贫困村出列初步名单→上报州扶贫开发领导小组验收审批→在县级媒体公告。

3、贫困县退出验收标准：贫困县退出主要评估检查4项指标:贫困发生率必须低于2%、脱贫人口错退率必须低于2%、贫困人口漏评率必须低于2%和群众认可度必须高于90%，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条件的，不予退出。

贫困县退出验收程序：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提出退出申请→市州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初审→省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核查，确定退出名单后向社会公示征求意见→公示无异议的，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审定后向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报告→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及相关力量对地方退出情况进行专项评估检查→对符合退出条件的贫困县，由省级政府正式批准退出。

实地评估方法：抽样调查、重点抽查、村组普查、座谈访谈、第三方评估。

5、贫困人口识别准确率=(1-贫困人口错评率-贫困人口漏评率）×100%。

贫困人口退出准确率=（1-贫困人口错退率）×100% 边缘户：指属于低保、残疾、危房、重病等情况但不符合纳入建档立卡的对象。存疑户：指经过走访和评议不符合纳入建档立卡贫困户但群众本人有疑问的对象。“八个到村到户”：干部力量下沉到村到户，精准识别佐证到村到户，基础设施提升到村到户，特色产业发展到村到户，人居环境整治到村到户，项目资金安排到村到户，惠民政策落实到村到户，群众工作深入到村到户。

“1+5”医疗保障体系：以基本医疗保险保障为主，以城乡居民大病医疗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大病补充商业保险、民政临时救助、慈善救助为补充的医疗保障体系。

特色产业“五个一”：一村一个规模化种植（养殖）基地、一个龙头企业、一个专业合作社、一个村集体经营公司、有劳动能力的户一户一个脱贫增收项目。

贫困户产业发展“一长两短”：一个长远增收项目（如茶叶、果树等），两个短期增收项目（如当年种当年收的种植项目，当年养当年卖的养殖项目）。

“九有”标准，即：有主导产业，有集体收入，有健全的群众服务中心，有小学教育、卫生文化等服务功能，有硬化的通村公路，有入户的安全饮水，有安全的农村电网，有入户的广电通信光纤电缆，有清洁的生活能源。

贫困人口识别负面清单①在城镇购置商品房或异地自建（购买）住房的；

②家庭拥有价值在5万元以上（含5万元），且能正常使用的家用小汽车、大型农机具（赠予除外）的；③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或国企有固定工作和稳定收入的；④私营业主和股东的；⑤连续性缴纳住房公积金、社保费和领取养老金基数高的；⑥现任村两委主职干部及其家属的；⑦家庭成员具有劳动能力，无正当理由不愿从事劳动的，不履行赡养义务的；有赌博、吸毒、好逸恶劳、家庭不和谐等行为之一的；⑧家庭承包耕地常年抛荒、流转、委托或长期雇用他人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农户；两年以上未回来居住的；⑨对群众有质疑不能做出合理解释或群众举报其不符合扶贫对象情形的

习总书记针对精准扶贫的6次重要讲话：

①2015.6.18在贵州召开的部分省市党委书记研究实施“十三五”规划的时候，正式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②2015.11.27在中央工作会上有个非常系统的讲话，对脱贫攻坚系统性的安排；

③2016.6.23在山西太原召开的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 ④2016.7.20在甘肃宁夏州召开的东西部协作会议，中央安排杭州对口恩施州； ⑤2017.12.28中央农村工作会上提出走“七个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对脱贫攻坚提出了新的要求； ⑥2018.2.14四川凉山州调研，并在成都召开省市领导座谈会，并再次对脱贫攻坚提出了8点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