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中国模式

第一篇：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中国模式

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中国模式

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引用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的概念，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这一标准的提法出发，考虑到名字太长，我们可以简化为党和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或者叫做中央领导层的有序更替。更替比交班这个词要好，因为交班有一次性的意思，更替的意思是不断循环。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我们党的元勋叶剑英同志在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的讲话中，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七绝”两句，他解释诗句的意思是：“后来者居上，年轻的会超过年老的，可以说，这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基本规律。”这时，叶帅已是85岁的高龄，如此情真意切之言，在会场内外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事实上，这一股新老交替热源起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亦即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首先提出青黄不接问题的是党的老一辈革命家及为他们当助手或做具体工作的一班人。事实上，后者要切实作好准备，启动年轻干部锻炼成长工程，并且要吸收大量年轻人入党，没有大批年轻党员，哪有大批年轻干部、哪有承担各种重责、好学上进的干部，从发现、培养、历练进而起用，这似乎是个常识问题，但要有先想、先谈、先拿办法的人，然后再出办法、机构、乃至制度或说制度化。

最懂得紧迫性的是陈云(他是延安时期任职最长的组织部长)，他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是当务之急”。大意是说省地市委、政府各部委干部都五、六十岁了，还有七十多岁的。他们日夜操劳，身负重任。“这种状态显然不适应我国十亿人口的大国的繁重的领导工作。他们已经不能持久地工作，并且常常带病工作，时常因病住院。因积劳成疾而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开追悼会的消息几乎每天都有几起”。他还提出必须迅速果断采取措施解决“青黄不接”的问题，成千上万地提拔培养中青年干部。

这一席话到邓小平同志那里，一个坚定鲜明态度就是“我双手拥护”。接班问题也是形势所迫，青黄不接是很危险的！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上个世纪末期着手实施领导干部有序更替大计的源头。

这次十八大中特别强调指出，“干部重在教育”，这是因为现在我们每年发展200多万党员，基本上都是年轻党员。现在已经不愁选拔干部了，而培养和教育干部的问题更加凸显。有序更替是个大的工程。党的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干部更替的有序进行，这也永远都是国家和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不是这样的有序交替就可能引发社会的动荡，出现各种各样的困境。

小平同志说的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那是1980年，而这一次的交替是2013年，我们考虑这个问题不宜单独就事论事和非历史地讨论。而要有一个历史的视角，不宜孤立地、非历史、非科学地看问题。对领导层的更替我的态度是肯定的，但我也没有觉得已十全十美。

关于有序更替的顶层设计

邓小平曾经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就要废除终身制，这不但是党的制度，也应该是国家的制度。还说，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制度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不建立退休制度不行，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国家、党就缺乏活力。这可以说“一语中的”，触及到领导权力有序更替的本质内涵。这关乎大局、关乎未来。所以，我们说这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是战略全局的问题。

如谈到顶层设计，从理论层面上，“八 · 一八”讲话，即邓小平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无疑是具有基础性质的指导文献，由此揭开了党内各项制度的改革，尤其是领导制度包括领导权力有序交接的篇章。从实践层面上，首先则是尝试“顾问委员会”制度，以此作为一种“过渡”或“缓冲”的运转环节。党的十二大党章第六章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八条分别规定：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会具有政治上的助手和参谋的性质。中央一级要求有40年以上党龄、有较大历史贡献、有丰富领导工作经验的人出任。由此产生了一项可操作、可尝试的运转机制。无疑，这为新老交替有效提速找到了着手点。当年，邓小平就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在第一次讲话中就说，顾问委员会是一个新东西，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有类似的组织，但不像我们这样依据中国情况建立起来的。他肯定说，这是解决我们这个老党、老人实现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他特别强调，这比较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比较稳妥、比较顺当。稍使人们感到意外的是，他强调说，准备花两个五年的时间，来解决新老交替问题。十年以后或早或晚还要取消这个组织。

从此，我们就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有序更替的进程。

重在合乎中国实际，一是稳妥，二是顺当。中国领导层的有序更替的要诀就在这里。现在时兴说“顶层设计”一类，当年的重要讲话和中顾委由生而消就是这种最顶层也是最重要的设计。由此衍生的种种规章、方式、方法良多，都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中共抛弃禅让制和世袭制，一直在吸取精粹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初就抛弃了禅让制和世袭制，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值得我们为此骄傲的。因为中国毕竟是从禅让制，是从漫长的世袭制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吸取精粹、抛弃糟粕。在中共的制度建设史上历来就有这样的传统，就是承继优秀的——包括中国的，也包括国外的经验，同时也不断创新。

就中国来说，以后人的眼光来看禅让制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有的制度都是时代所赐。当年能够维持下去，就有它的合理之处，是存在决定了意识。后来时代变了，最终评价制度的好坏就看它有没有促进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标准。比较起来，过去旧的时代多少都注意到了选优，这也是一个起码的条件。选优就要从年轻人开始培养。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并不轻视这些文化，中国化的成果(民选、推选)我们一直也在遵循着。从共产党的诞生，确切地说是从第一部党章的诞生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特点。比如说小组推举，推举一个小组负责人。公推制与互推制，这些都是可以汲取的东西。

战争年代我们的党员队伍比较小，而且牺牲很大，通常都是指定接班人。一代人所处的社会条件，都受历史环境以及其他各种条件的影响。不要太多责备前人，要有历史观。

中国有自己的特点，是由我们自己的国情、文化、社会环境所决定。衡量制度好差优劣的最好办法，一是看是否符合本国国情，二是看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比如说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我们很多制度建设不需要像过去那么烦琐。中共的干部制度是一个系列，不是一个简单的遴选概念，整个干部从培养到选拔到任用到任期规定再到接受监督等是个系列，相对比较完整。永远都有不合格的干部，也会有违法乱纪和表里不一的干部。对腐败现象，党本身从总体上有这个自洁能力，这个自洁能力是世界上其他政党无法比拟的。我们有8000多万党员，我们每一代经历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过去有大量的文盲，接受的教育比较单一，我们以前的书架上都是马列的书，对西方的东西有排斥感，而现在包罗万象的书都可以看。这就叫做时代变化、环境变化。我们是靠真理的力量，靠实践和人民的支持，才能走到今天。简单得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的规制与约束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新党章，揭开了我们党的党章历史新的一页，其中一大亮点即是增加了第六章干部章，其下列又有四项条款，其中第四条(党章排序为第三十七条)载明：党的各级干部无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或由领导任命的，他们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可以变动或解除。年龄和健康状况不适宜于继续担任工作的，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或者离职休养，或者退休。对此，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新党章起草工作的胡乔木解释说，这条规定正式宣告，废除过去实际上存在的党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无疑，从此揭开了党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以及党的自身建设各个方面改革完善的新篇章。这项工作启动当时涉及至少240余万党员干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在战火硝烟中历练出来的英雄好汉，为党和中国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功绩。其中有相当数量为元勋代或老红军、老八路一代。党对自己的改革和完善，迅速带动了一系列的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改革。

此后，可说既合情又合理的党内干部制度改革，包括实行任期制、选举制，特别是干部任职选人、问责、罢免……都一个一个解开了“结”，找到了“路”。

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我们党特别重视任期制。中共的领导干部早已抛弃了终身制，尽管在过去那种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党内是提倡革命终身、革命到底，也就是革命到死的，这在当时的环境中是很豪壮的。但是后来很多干部已经年老体衰了，职务还在，为了“革命到底”，就没有准备退，甚至不能理解“退”。这种感情在老一辈干部中是很深的。你忽然叫他不干了，他有点接受不了，现在的人可能不理解，但当时是情有可原的。至今还有十多万当年的老八路，身体还好，给予适当的照顾，是可以理解的。我在山东、山西的革命老区调研时有很深的感受，对这些老干部的心情很能理解，所以有时候也不要太责备他们。

党章作为根本法，主要是从权责授予方面作出规定，包括十三大到十八大的历次党章在有关干部方面都适当补充、修改、完善。如十八大党章对于干部接受民主监督以及要求讲党性的规定等。但具有程序意义和操作层面特点的，则更多有赖于具体法规制定、施行。

据查，有关干部、有关权责交替等具体规章至今已达30余件。

本届权力交接的政治新气象

中共历史上多次选拔高层领导都没有这届这样为世人所瞩目。观景、猜测、预判，甚至议论，现在都是允许的，而过去是不开放的，比较封闭。通过电视、手机、网络等渠道，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贴近全国人民的生活，我感到特别欣慰。这跟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传媒的进步，最重要的是党务的公开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接受群众的监督，允许议论，大家叫“***”也是可以的，这是一种政治新气象，是中共日益深入人心的必然结果。

看待领导人的有序更替的问题，既要看上游，也要看下游。上游的因素，也就是宏观、大局，如它是中国梦的一部分、保持社会的稳定，还有就是政治上的平衡等。从上游、从宏观上来看，我们需要全党形成一股凝聚力量，保持社会稳定。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强调，保持稳定，加强凝聚力。

下游的问题，主要就是提前物色、培养以及遴选年轻干部的问题。比如进常委，需经过多轮比选、筛选，官方语言就是经过考察，有群众基础，挑选群众拥戴比较多的人。以前叫做群众基础怎么样，现在叫做社会基础，或者是群众信任度，这些虽然是现代语言，但意思都是一样的。都提拔自己的亲信，这样真的可行么？不要觉得只有像西方那样搞宣传、做演讲才叫做比选和筛选，三十年前我们就实行了差额选举和注重群众信任度。

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实现了又一轮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老交替。随着换届工作的顺利完成，一批具有时代特色的新的面孔已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肩负起治国理政的历史重任。这对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出一个清晰信号：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事交替日益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这也说明我们党的内部十分稳定团结，这是未来中国共产党兴旺发达的重要政治保障。

先是实践，后有概念；先获经验，后作定规。是否存在一种模式，并命名为中国模式，这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是历史和现实已为我们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证明。我们肯定这次领导人的有序更替是个重大的成果，但必须把握“进程中” 这个词。既然在进行当中，就还有发展。从制度上保持、引导党内领导层有序交替是一项长期、可持续、可提升的使命。自党的十二大建章立制新老交替，到十八大完成新一轮中央领导层有序更替。这可说是时达30年的持续接力传递过程。我们应遵循一个标准，即，一是符合中国国情，二是符合时代要求。我们不拒绝有益于我们的他国经验，但我们也不需要妄自菲薄。

(本文为人民论坛杂志之约访；编辑部主任魏爱云、编辑袁静记录整理，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编/艾芸 美编/李祥峰

叶笃初教授受访感言

● 这个策划提的问题有相当强的政治敏感性。我很感兴趣，作为中央历次高层权力交接班的亲历者和近距离观察者，非常愿意做点工作。

● 在我看来，外媒低估了本届权力交接的意义。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还没有完全了解我们，所以我们要多宣传多介绍。另外外媒也是带着有色眼镜来看我们。允许你说，也允许我说，这就是讨论问题了。

●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科学性要求比较高，语言表述上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必须要使用比较明确的、具有科学涵义的用语。这是个定调，关键词很重要。

● 依据十八大的决议，需要严谨表述，但可以稍变。照搬文件的现象，在中央党校早几代学者身上表现得可能比较明显，到了我这一代身上已经有所改变，但还是比较拘谨、沉闷。我学的是专业(联共布)党史。年轻一代视野比较开阔，也会引用外媒的评论和观点，但毕竟要注意发扬优良传统。

● 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党的发展和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十二大的时候叶帅专门引用的一句诗词——“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现在已经成为现实了。

第二篇：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将面临哪些挑战

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将面临哪些挑战？

将于今年10月召开的十八大，将确定中国新一届领导层的基本格局。2013年，新的领导层将承担起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重任。

现在，国内外各界都在预期：未来的中国领导人将会如何领导中国？他们将面临哪些挑战？他们将以怎样的思路来迎接挑战，解决摆在面前的问题？路透社日前就提了一个颇有代表性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不平衡，即将上台的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在解决经济严重失衡方面是否能做得更好？对未来中国政策的猜测，几乎成了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猜谜游戏。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

让我们看看国外智库对此有何看法。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学者Eswar Prasad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纠正经济失衡。不过他认为，在新领导人巩固政治基础之前，不会试图进行激烈的变革，因为变革将会影响既有利益集团的利益。但是，在政治地位巩固之后，再加上外部环境改善，新的领导人可能会抓紧推行包括金融业改革在内的更大幅度的国内改革，以平衡中国经济。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著名中美关系观察家尼克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也认为，中国恢复经济平衡是未来的基本主题。拉迪称，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改革步伐一直是“有气无力”的，从“谨小慎微、微步挪动及至完全不动”。换言之，中国几乎是以放弃10年改革为代价，换来了绚丽的10年经济增长。拉迪略带悲观地预期，中国可能还要用两年或更多时间继续进行缓慢而循序渐进的经济改革，而改革的程度不足以令经济恢复平衡。

作为中国的战略型智库，安邦研究团队认为，中国新一届领导层面临的任务，就是优先解决那些最紧迫、系统影响最大的问题。安邦研究团队在2011年11月底完成的《2012，大象在东方跳舞》的展望报告中，曾提出了中国面临的六大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抑制系统性的腐败问题。腐败不仅会危及执政党的地位，还给政府财政造成巨大的漏洞和弥补成本。中国要建设和谐社会和现代政治文明，要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首先必须大力反腐败。这个问题已势若累卵，不能再等！

第二大挑战是，政府改革应该尽快启动。中国现实中的很多问题，深层原因都可以归结到政府。如利益集团、财政资源、土地、税收、项目投资、银行、民主监督等等，均是经济为表面现象，政府为深层原因。未来中国的体制改革可以“分步走”，政治体制不好改，政府改革可尽快启动。改革至今，我们不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是要进行“顶层设计”，切实推动。

第三大挑战是，国有企业垄断必须打破。近十年来，中国“国进民退”日益严重，强化了国企垄断格局，造成垄断利益集团化，在很多领域都是全国人民为国有垄断企业打工。要改变，要富民，就必须打破国企的垄断。

第四大挑战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加快推进。随着中国经济影响力增大、企业大量“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目前国内对此还有争议，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已不可能维持封闭体系，应通过人民币国际化尽快构建开放经济体系。

第五大挑战是，如何应对“后土地经济时代”与地方财政危机？政府主导经济和土地财政的模式，使得地方财政高度依赖土地，而且投资扩张高度依赖负债。未来在结构调整的同时如何缓解地方财政危机？是极为紧迫的问题。

第六大挑战是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在恶化。美国未来战略重心向亚洲转移，是中国未来在国际政治和外交中面临的最大压力。要指出的是，中国安全环境的恶化不是美国政党交替和竞选的阶段性影响，而是一种具有深远战略性影响的环境变化。中国将如何迎接这种变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最终分析结论（Final Analysis Conclusion）：

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是中国未来新一届领导层面临的重任！（

第三篇：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分享)

关于中国模式问题

世界关注中国模式

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快速的发展，使世界惊奇，于是出现了中国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说法，并越来越成为世界关注的话题。而这也使一些一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中国的某些西方人感到困惑。西方有媒体指出：“当代中国一直是个令西方感到困惑的问题”。“西方人还是认为中国经济不会真正繁荣起来，除非它采纳西方式的民主，„„这一切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参见2008年8月19日《参考消息》）于是他们把“中国模式”简单地归结为“专制加经济发展”，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世界上有专制能使一个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使人民生活普遍得到迅速显著改善的吗?专制可以使经济一时发展，但它终究限制和妨碍生产力的发展，不可能长期稳定快速发展。它可以使少数人发财致富，但必然导致两极分化，不可能使广大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

西方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实行集体主义的结果，这是与主张实行个人主义的西方的根本区别。这有道理，这就否定了中国模式是“专制加经济发展”的说法。坚持实行集体主义就不会独裁。只有实行个人主义会导致个人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中国实行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集体主义，不是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两种主义哪种优胜，这已是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现在西方一些人认为集体主义会胜过个人主义。例如，有西方媒体指出：“如果亚洲的成功再次引发有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争论，那么个人主义的力量可能不会获得全面胜利，甚至不可能赢得胜利”。“许多最新科学研究的实质表明，西方主张的个人选择是个错误观点，中国把社会放在第一位是正确的。”（参见2008年8月14日《参考消息》）

但是中国模式的成功，不只是实行了一般的集体主义。中国过去就实行集体主义，为什么没有现在这样的发展?集体主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忽视或妨碍个人积极性、主动性。中国模式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避免了这种弊病，在实行集体主义的同时，注意充分发挥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

中国立于不败的根本所在振兴中华，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强国，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千难万险。如何雄关迈越，立于不败，有内外因素，但内因是决定性的。

最根本的一条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已为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道路。一切反动势力都千方百计否定这条道路，只要否定了这条道路，什么振兴中华，建设社会主义，都变为乌有。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要思想上决不动摇。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西化分化中国，而国内有些人也对这条道路发生怀疑和动摇，不仅一些年青人而且有些所谓老干部也受到西方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影响。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最危险的是领导层在思想上发生动摇和转向。苏联垮台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领导层的蜕变如果不是关键性的，至少也是催化剂。因此，坚持既定方向和道路不动摇，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

及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条件。这是一条正确的但是从未有人走过的道路，一路上会取得不断的成功，也会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会不断加强人民的信心和团结，也会不断带来人民之间新的矛盾，最基本的是利益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性是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是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如果其他地区和人没有富，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就会成为突出矛盾。

解决矛盾的根本条件是把蛋糕做大，也就是发展。但是随着蛋糕做大，如何切是关键。切得好，大家高兴，有利于把蛋糕越做越大；切不好，就引起矛盾，不利于今后做大蛋糕。让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要为蛋糕做大的地区和人切得多些，但其他地区和人也是做蛋糕的参加者，也应不断切得多些，而且双方的大小差距应该逐步有所缩小。不能只顾一头，更不能双方差距越拉越大，那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不仅不能发展，而且必然引起混乱。

如果人民内部的主要矛盾得到正确解决，其他矛盾也就相对容易解决。这就保证了社会稳定，促进发展，正确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涉及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问题。

中国的历史实践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成功，原因在于共产党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及时制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为之奋斗，并能真正贯彻实施，加以实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已被实践证明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如何坚持下去并不断取得成功。

密切联系群众，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制定符合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这是关键性的问题。

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最大的危险是脱离人民群众。在战争年代，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否则不能存在；而执政时，权在手，一时脱离，还不会倒台，但这也就不会久了。因此，在执政时必须时刻警惕，不能脱离人民群众。

党所以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主要是通过广大党员能及时了解和掌握社会各阶层和各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党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时，必须广泛听取党员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在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只要遵守党员行为准则，对不同意见，应允许保留，不得打击压制。历史证明，过去党的政策发生严重错误的时候，常常不仅党内一般党员会有不同意见，而且在领导层也会有不同声音。但是由于不能充分发扬民主，正确实行民主集中制，对不同意见任意上纲上线，采取打击和压制办法，以致犯了严重错误。实行民主集中制，即使发生错误，也比较容易改正。

路线正确，上下思想一致坚定，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正确处理，党的领导始终不脱离人民群众，这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探索和完善中国模式

现在，中国正处于一个大改革大变化的过程中，既带来巨大的发展和成就，也发生不少弊病和问题，于是就引起了对此如何评价和对待的问题。

究竟是成就大还是弊病大？成就为主还是弊病为主？人民是看实际的。绝大多数人生活越来越好，国家越来越发展壮大，当然是成就大，成就是主要的。但是，有一些人正好相反，他们只看弊病和问题，认为现在中国走的路不对。

比如，有些地方，为了树立形象工程，乱征收农民土地；或者为了公益而征收土地后，不给农民应有的补偿；或者国家给予农民的补贴，被任意挪用或克扣，中饱私囊。这当然令人愤慨。但是有些人也可能是出于激愤，就干脆主张恢复土地私有制，把土地分给一家一户农民，认为农民自己有了土地权，一些干部就不能随便收走土地。

农村的上述种种令人愤慨的弊病，当然必须加以防止和纠正，但是不能归咎于土地集体所有。从全局来看，这种情况还是少数，绝大部分是好的。否则，农民生活怎么能有普遍的改善，农村怎能发生今天如此大的变化呢?这些弊病完全可以防止和克服，而且现在也正在纠正。如果土地归农民私有，农民就能保住土地吗?为什么旧社会农民纷纷破产，沦落为流民？有钱和有权势的人总有办法让你不得不交出土地。因为有一些弊病，就主张恢复土地私有制，这是主次不分，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了。

改革开放后，发生了一些弊病，如受贿行贿，贪污腐败，徇私舞弊等。有些人就把这些归咎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好，认为应该像西方一样，实行多党制、三权鼎立等议会民主。

究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为中国人民带来的利大还是弊大？这是不言而喻的。中国之所以有今天，正是在这个民主制度下取得的，显然，利大大超过弊，许多弊病完全可以在现行的制度下逐步加以克服。而实行西方的一套民主制度就能防止上述种种弊病吗?实行西方民主的许多国家，情况怎样呢？只举一个小例子，以自认为民主教主的美国来说，美联社报道，美国移民部门官员正在调查一份9000多人名单，看其中有多少联邦政府雇员可能是从一家位于华盛顿州斯波坎的文凭工厂购买假高校文凭的。这里讲的是联邦政府，不是公司、商场；是9000多人，不是十个八个。（参见2008年7月31日《参考消息》）因为有一些弊病，就根本否定社会主义民主，这也是只看到盆里的脏水，而把孩子一起泼掉。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出现一些诸如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等弊病。这些弊病，终究是前进中的问题。只要认真重视，完全可以纠正克服。有些人却把这一切问题，都归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根本改道。如实行民主社会主义，或者干脆实行资本主义。而实行资本主义就一切都好了吗?英国《经济学报》文章说：“令美国人痛苦的一个原因就是美国式资本主义表现逊色”，“不过，让美国人烦心的并不只是经济不景气。„„美国富有阶层已不再是企业家精神的楷模，而是社会财富的蛀虫。他们非但没有为建立社会诚信贡献力量，反而逃税漏税”。（参见2008年7月29日《参考消息》）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不仅解决了温饱，而且达到小康水平，综合国力大大加强。只二三十年，就办到了一些国家一二百年才办到的事，连反对中国的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6％的中国人对国家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这在所有国家的民意调查中都是最高的。但是一些人不看这些，而只看弊病。只攻一点，不及其余，于是就根本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不分主次的人，不外两种。

一种人是蓄意抹黑中国，他们不愿中国强大，更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另一种人是憎恨发生的各种弊病，激愤之余，不能冷静地全面分析客观实际，于是得出非常错误的结论。

盆里有脏水，不能只看到孩子，不泼脏水，这害了孩子；更不能只看到脏水，不看到孩子，把孩子和脏水一起泼掉，那就失去一切。

民主调包术可以休矣

鱼目混珠，调包，原是普通骗局，现在却有人用之于改革开放和民主。这就是要调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包。有洋调包，就是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调换为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说西方民主。还有土调包，就是把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调换成胡适牌的改革开放和民主主义。

不久前有公开发表的文章，谈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作者推崇胡适的《国际的中国》这篇文章“简直是一篇‘开放的中国’，它比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几乎提前了一个甲子”。这篇文章的“基本的思想”是什么呢?作者介绍，就是“请民族主义让位于民主主义，用民主主义解决民族问题”。也就是只要实行民主主义，别管什么帝国主义侵略。作者引用了胡适反对陈独秀反帝的话说：“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所以我们很诚恳地奉劝我们的朋友们努力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调包必须用障眼术，这里的障眼术就是明着只是讨论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实际是推出胡适牌的民主主义。胡适牌的民主主义的特点是不要反对帝国主义，而新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前提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而且必须坚持包含维护国家主权、反对霸权主义的四项基本原则，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要把两者混淆起来，就必须首先抹掉反对帝国主义的差别。

作者认为中国一开始就不必反对什么帝国主义，作者说：“不得不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就1920年代言，经过八十年的流变，因帝国主义而造成(对中国)的侵略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这种侵略危机自1840年始，至1900年的八国联军，已基本告一段落。”为什么西方帝国主义不侵略中国了呢?作者引用胡适的解释：“外国投资者的希望中国和平与统一，实在不亚于中国人民的希望和平与统一”。因为投资者的心理，“大多数是希望投资所在之国享有安宁与统一的”。

作者认为，反对帝国主义并非中国人民的要求，完全是苏联“策划”的结果。作者说：“反帝国主义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执火者是中国人，点火者却是苏联”。“中国的反帝背后有一只苏联的手”。当时不只中国共产党，而且国民党孙中山也反对帝国主义，作者认为这也是有苏联背后这只手。作者说：“苏联的策略是同时伸出两只手，一只手扯住年轻的张国焘们，另一只手则伸向势力更大的国民党。”苏联为什么要策划中国两个党一起反对帝国主义呢?作者认为，原来完全是苏联为了自己的利益，利用中国来反对美国。而美国当时照作者的描述却不仅不是欺负而是最帮助中国反对列强的。

作者没有解释，为什么既然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领土的危机基本上不存在”，但是，不仅中国共产党而且连孙中山和广大人民竟然没头没脑地接受苏联的愚弄挑拨，以至在全国燃起“反帝的冲天大火”，并蔓延到了东方各地，反帝“一直深入到国人的头脑与血液，以迄于今”。作者也没有触及，既然上世纪二十年代帝国主义“侵略的危机不是更严重了，而是逐步向好的方向转化”，何以帝国主义不仅不放松中国，又发生种种侵略中国的事件，以至自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到1937年“七七事变”要灭亡中国。甚至中国参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取得胜利，而帝国主义势力仍然不肯退出中国，继续欺凌中国。

这正是破绽所在，否则障眼术也就不叫骗局了。作者的用意应该说非常清楚。总之，当初中国就不该反对帝国主义，中国从一开始就走错了路，现在应该抛弃它，只要实行胡适牌的民主主义就对了。有人喜欢做翻案文章，以此标新立异，博得个彩头，这原属平常。也许作者的原意亦仅做做翻案文章而已。现在有些人热衷于做翻案文章，对于过去革命和建设大家认为正确的事，都偏要否定。但做到中国人民早已公认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头上，那真是要特别令人刮目相看。作者捧出胡适牌的民主主义这一高论，却与西方高唱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十分合拍。“人权高于主权”的要害就是主权的概念已过时，根本就不能再讲什么国家主权。

可惜，不仅当时中国共产党，连孙中山和全国广大人民都没有听胡适的，而是选择了一条延续至今的路，这条路经过一个甲子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道路，这才有了现在这个不仅站了起来，还日益强盛的中国。中国人民还不致愚蠢到会不识好歹祸福，今天就此愿意让无论是民主社会主义或者胡适牌的民主主义鱼目混珠，调了包。其实，民主社会主义也好，胡适牌的民主主义也好，本质就是西方民主。所谓西方民主，不仅中国人民早就看透唾弃，现在也日益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破产。

常言道，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调包术可以休矣!（朱穆之）

第四篇：解读中国模式

解读中国模式

摘要：中国模式”代表了一种特殊而且出色的利益平衡形式。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中国模式直接源于六十年的“试错”，但其基础是中华百年奋斗史、三千年王朝史、五千年文明史，还特别包括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中国模式可以分解成三个子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国民”经济体现独特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民本”政治体现独特的政治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的“社稷”体制体现独特的社会模式。社稷、民本、国民“三位一体”，十二大支柱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模式”。

关键词：经济模式；模式政治；社会模式；以人为本；社会稳定。

正文：从实践中一路走来的“中国模式”正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中国模式”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改善民生成为中国未来五年的改革主旋律。人大会议聚焦贫困和贫富差距，建立覆盖全国的医疗保障制度，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住房、食品安全和通胀问题，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转向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关键”.①(《纽约时报》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民生转向是世界经济均衡的关键。)这句话表明中国的经济模式将直接影响世界的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经济模式的重要性。

中国经济模式是在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从经济四要素（劳力、土地、货币、企业）出发，中国经济模式可如此概括。

我国的经济模式由四大支柱组成：（1）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2）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3）（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4）（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国”，一部分是“民”。“国”与“民”两部分互为支撑，因此称为“国民”模式。

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就是土地国有。实际情况要复杂一点，农村耕地集体所有，但集体所有的耕地受国家控制，不能随意转换为非农用地。中国土地公有私用。私人和企业可以购买一定年限的土地使用权。

中国的金融业主要是国有的，至少是国家控股的。国家通过各种大型金融机构调控金融市场，防范内外金融风险。国家还拥有少量但从事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资料开发的大型企业，如石油，铁路，电力，通讯，道路，航空，自来水，等等。中国还组织国有的“事业单位”，主要指教育、科研、医疗、体育、文化等机构。这些机构基本不盈利，但基本自负盈亏。医疗机构一度成为盈利机构，但与“国营”②（“国有”与“国营”不是一回事）。一样不可能持久。疾病越多，赚钱越多，难称“正当”生意。健康的国民是国家根本。

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劳动力市场。中国企业的主体不是国有企业，而是家庭企业和社区集体企业。这类中小工商企业占中国工商局注册企业的99%以上。这些企业的用工属于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类。不仅如此，自由的劳动用工市场迫使国有企业也只好实行竞争型的劳动用工制度。

4）中国拥有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自由的资本市场也在迅速形成之中。中国的中小企业是商品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所以商品生产的竞争烈度非常高。同时，高度竞争的商品市场也在刺激中国资本市场快速发育。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国的开放没有意识形态问题，主要是技术问题。我国业界原以为西方资本市场非常开放，但近两年才发现其开放具有很多技术和政治限制。十几年后，将出乎今日大多数观察家的预料，中国会成为世界自由资本市场的旗手，正如十几年前几乎没人预料到中国今日会取代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旗手。道理很简单，自由的商品市场必然催生自由的资本市场。

大部分学人看到了“民”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广大劳动者获得相对平等的就业机会。（2）保障劳力的低成本暨国际竞争力。（3）家庭和社区集体企业雇佣了中国大部分劳力，是百姓经济生活的主干。

自由的商品和资本市场有如下功能：（1）保障竞争效率，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商品生产基地。（2）保障供应弹性，以适应市场风云变幻的需求。（3）保障社会平等，维持“富不过三代”的非阶级社会传统，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平均化。

但只有不多的学人看到“国”有经济两大支柱的功能：

国家对不可再生的土地暨生产资料的控制权有如下功能：（1）通过耕地和房基地的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2）维持了全国人民对生产资料占有的相对公平。（3）维持了工业经济的低税率。[3][3]（4）维持了工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成本

国家拥有金融和大型企业和事业机构有如下功能：（1）使国家金融体系稳定、专注地服务于工业生产，防止金融部门异化为独立的吸金帝国，甚至被外部的金融帝国操纵；还使国家拥有了实施市场宏观调控的有效杠杆。（2）国有工业部门专注建设昂贵的、民营部门难以承担的工业基础设施和高科技及国防工业，并建设和掌控拥有天然垄断性质的民用基础设施以维持其价格稳定，还因此获得与西方巨大的寡头企业竞争全球资源的能力。（3）组织建设了教育、科研、卫生、体育、文化等民营部门难以承受的非盈利部门，使之迅速发展和繁荣，远胜于其他欠发达国家

如此，四大支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一左右的国有部门，另一部分是占经济规模四分之三左右的庞大民有部门。“国”与“民”两部分功能不同，互为补充，互为支撑，协调发展，是为“国民”经济模式。

因此，中国不存在根本改革“经济体制”的问题，只需要与时俱进地进行技术性调整。中国经济模式是独特的。国民模式不是苏联式的“产品经济”，因为不依靠“全民所有制”。国民模式不是英美式的“市场经济”，因为不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国民模式不是西北欧的“社会市场经济”，因为不支持高税率、高福利。国民模式更不是德国和日本史上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中国经济没有被少数大型私有企业主导，大型私有企业也不是中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中国经济是“国”与“民”相互支撑的经济，官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模式有很深的历史渊源。中国“民”有部门历史极为悠久；“国”有部门至迟始于西汉的“盐铁官营”。在西来的工业化浪潮和计划经济推动下，“国”与“民”两大块演变成了现代的“国民经济”

国民模式不是偶然的，而是具体的国情条件使然，是长期试错的结果。国民模式上承中国两千多年的自由小农经济，下继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开创的国有和集体经济，还汲取了当代西方的理论和经验，是在六十年的痛苦实践中磨合出来的。这个模式是“形成”而非“设计”的中国的国民经济模式已经成型，是走向胜利的模式。这个模式不仅成功而且已臻成熟，除技术调整外，不存在照别国标准变革“体制”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会产生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我认为“政治模式催生经济模式“.中华社会在以往的百年中经历了从家庭自耕农社会到半殖民地社会，又到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政治体制伴随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迁而演化，还未完全稳定、成熟。但就发展趋势看，一个继承了中国政治文明传统和消化了外来政治文明成就的独特政治模式已初具规模。发现中国政治模式，旨在理解中国经济模式，理解整体的中国模式，还旨在抵制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新蒙昧主义，延续适合我国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的独特政治文明。

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为中国六十年的成功提供了首脑，即政治保障。它由四个支柱构成：（1）

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2）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3）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4）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

四大支柱有机地连在一起。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指导核心执政集团，核心执政集团领导绩优选拔制，绩优制支撑特殊的分工制衡制度。抛弃了民本观，后面三个支柱就会相继垮掉。从结果看，尽管民本模式有很多缺陷，我国政府六十年来相当出色地满足了“百姓”的三类六种需求，即眼下和长远的需求，部分和整体的需求，以及又要发展又要安定团结的需求。就我国政体而言，“民心”仍在，“天命”犹存。

社会模式是中国模式的内核，是政治模式的直接原因。

经过六十年的磨合，当代中国的社会模式已初露端倪，可概括如下。

“社稷体制”由四个支柱构成：（1）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2）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单元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3）（社区和单位构成的）社会网格与（“条条、块块”构成的）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在基层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4）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的逻辑。

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社区和单位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网格。

中国的家庭当然是组织起来的。但中国社会组织的基本形式不是 “市民会社”，而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城乡社区及工作单位。换言之，中国社会不是市民会社的集成，而是社区和单位的集成。

中华社会最高的理想是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理想明显衍生于家庭伦理。较之宗教观、契约观，较之人造的意识形态，家庭伦理要自然和牢固得多。

第五篇：小学语文有序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小学语文“有序课堂”教学模式实践研究

课堂教学是一种有组织、有领导的师生共同进行的教与学双边活动。高效的课堂教学活动要求学生参与程度高、专注度高、知识迁移能力强，过去小学语文课堂上，一味要求学生安静、被动地听说已不适应现在的生本教学模式了。若要切实提高课堂的有效性，首先是要建立一个有序的课堂秩序，在小学语文课堂上中，我们通常通过良好教学情境的创设来调动学生的思维能动性，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创造活跃的课堂氛围。在一整节课四十分钟里，若要学生能持续关注课堂活动并积极参与，使课堂教学有序进行，教师要在备课和课堂组织中，时刻注意有利的活动情景的创设，让学生有事做、有话讲、高度参与到师生活动中来。下面就情境的创设、活动的开展、总结提升、情感的培养四个方面来谈一谈小学语文中“有序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运用。

一、创设情境

在这个阶段中，教师应重视良好情境的创设，引起学生对课文的学习欲望，将学生尽快地导入课文。如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课文《顶碗少年》的教学中，教师可先播放杂技表演视频，让学生先感受杂技的负责和难度。接着，组织学生初读课文，在初读课文时，学生应发现自己尚未掌握的字词，借助注释、工具书求得新知识，也可向教师求教。教师要给予每一个学生以足够的阅读时间，让每一个学生能完整地了解课文的大意，初步感受文中的顶碗少年是如何从失败中走向成功的。

二、活动的开展

教学活动的开展要重视师生的互动，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讨论。在以往的语文教学活动中，一般都是教师单方面传授知识，没有重视活动的互动性，这样的课堂会打击学生的积极性，容易让学生失去兴趣，从而使课堂教学像一盘散沙，不利于教学的有序、高效地进行。因此，教师要重视教学活动中，与学生的互动，听取学生的想法，让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课堂提问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在课堂活动中，教师可以安排提问环节，提问的重要内容就是本节课所学的内容以及拓展的知识点，让学生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也能将学生的注意力引到本课的重要内容上去。例如，在《顶碗少年》这篇课文的学习中，可在初读课文后，就课文谈自己的阅读感受。内容可以是字词句的理解，也可以是对人物的评价，或者是对文章内容和写法的质疑等，这是学生初读文章的收获，也是学生思考和认识的起点。

除了课堂提问之外，教师还可以采取讨论的方式，引导学生参与到活动中来。比如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的课文《手指》的教学中，教师可以提出一个观点：既然每根手指都有那么大的能耐，那我只留下自己最喜欢的那根，其他的不要。然后让学生组成不同的小组进行讨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当然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观点。教师不参与讨论，但可以引导他们。经过一定时间的讨论后，让每组派代表发言，然后教师根据学生的想法进行汇总和总结，让学生对“团结力量才会更大”这个观点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样不仅激起了学生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他们的团队精神。

三、总结提升

每一节语文课都要重视归纳总结，这样学生才会达到质的提升。比如，在下课前，让每个学生在自己的座位上对着小组成员，彼此口头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学习过程、学习方法和主要收获等，再在不同类型的学生中挑选一两名单独总结，使学生接受的信息得到及时的反馈，达到知识面或者能力的提升。

四、情感的培养

情感以认识为基础，只有晓之以理才能动之以情，也才能使学生的行为有正确的方向。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情感需要从教师与学生的实际出发，充分利用课文内容和情感来教育学生，使学生在不断的训练中提高自身的情感体验，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课文，使情感不断升华，实现小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在教学活动中，可以采用“以理激情”的方法来培养学生的情感。比如在人教版小学六年级下册课文《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教学中，就可以在激起学生对小女孩惨死的深切同情后，引导他们探讨小女孩惨死的原因，更深刻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平民百姓的生活状况，从而使学生的情感得到升华。

上述所说的小学语文“有序课堂”教学模式主要是通过教学活动的有序性来体现，但这里的有序性并不是要把一个活动开展40分钟，而是要在一节课上让学生学有所得，并能培养其能力，形成良好的思维习惯和道德品质素养，这才是真正的“有序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