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几种模式

第一篇：中国经济发展几种模式

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通常是指江苏省苏州、无锡和常州（有时也包括南京和镇江）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非农化发展的方式。由费孝通在20世纪80年代初率先提出。其主要特征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集体经济为主；乡镇政府主导乡镇企业的发展。

苏南模式是“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模式”、“能人经济模式”和“政绩经济模式”，本质上是“政府超强干预模式”。

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是指浙江省东南部的温州地区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化市场的方式发展非农产业，从而形成小商品、大市场的发展格局。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其基本特征：经济形式家庭化，小商品大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经营方式专业化，有家庭生产过程的工艺分工、产品的门类分工和区域分工；专业生产系列化；生产要素市场化，按市场的供需要求组织生产与流通，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均可自由流动；服务环节社会化。

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人们对广东省珠江流域中以广州、深圳等为中心的14个市县，自改革开放以来，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概括和总结。改革开放后，珠江三角洲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利用国家赋予的优惠政策，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土地和劳动力等优势，与外来资源相结合，创造了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快速工业化经济发展模式，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沿海地区新工业化发展道路。

耿车模式

耿车模式是江苏省宿迁县耿车乡在中国不发达农业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一种模式。80年代，“耿车模式”响彻大江南北，与“温州模式”、“泉州模式”、“苏南模式”并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

第二篇：东亚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东亚模式这个概念属于历史学与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范畴，旨在探究东亚后进国家与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实现现代化的历程。东弧模式特指“亚洲四小龙”在相类似的历史、宗教以及文化背景条件下，釜底依托政府干预手段，重视教育与人力资源发展，通过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超越发展战略实现现代化的一种模式。本文站在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角度，尝试东亚模式与中国经济发展内在关联的探究。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局限性分析

(一)东亚模式的基本特征

东亚模式的特征可有不同的表述，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在经济上，主张国家对经济进行适度干预，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有机结合，倡导经济立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型的外向经济发展战略，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

2、在政治上，实行集权主义和精英治国。严厉的压制性体制成功地维持了一种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而训练有素的技术精英则可以保证决策的合理化和科学化，获得经济增长。

3、在文化上，倡导儒家传统文化。儒家传统文化被称为东亚发展的“文化影响模式”，又称“东方情感型模式”，与被称为“现代型模式”的西方型文化迥异。根植于西方文化的现代型模式追求效率，强调个性。而东方型情感模式则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崇尚集体意识，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宣扬和谐精神，主张用伦理道德信条来规范人的行为和协调人际关系。

(二)东亚模式的缺陷

东亚模式与“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紧密相关，它的历史成就客观存在，但东亚模式自身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

1、东亚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赶超模式。为实现赶超发达国家的目标，不少国家政策上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规模的扩张，而忽视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协调发展；重视物质的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2、东亚国家发展基本上都实行外向型战略。由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外资为增长动力，常常导致对同外资本、技术和市场的过度依赖而忽视内部资本积累和国内市场的开发；一旦外资进入减少或国际市场萎缩，经济增长就失去动力，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现象。

3、东亚各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一般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消费品产业入手，这种产业的比较优势是难以持久的。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劳动密集型产业必将实现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后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

4、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容易导致政府包办一切，忽视甚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政府的决策失误必将带来经济的非正常发展，不利于市场主体的公平竞争，也极易滋生腐败现象。

二、东亚模式对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

(一)它山之石，可资中国经济发展借鉴

东亚经济增长的魅力体现在很多方面，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经济体制上的独特属性，这些独特属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不乏借鉴意义：

1、跨越性特征。许多东亚国家、地区自摆脱殖民地经济、依附经济，建立自己的民族经济以来，到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前，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严重的市场失灵危机和政府失灵危机的发展阶段。从总体上看，东亚模式的形成，跨越了市场经济的古典体制”。而且政府采取的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干预活动，无形中创造了政府和市场的合力，创造了政府和市场二元机制优化组合的新体制。

2、兼容性特征。这里主要谈经济体制上的兼容：“东亚模式”是对传统的无政府的市场经济、政府刺激有效需求的膨胀型的市场经济及完全由政府直接支配的计划经济的扬弃。它是有政府管理的非财政金融膨胀型的非单一计划调节的经济，承袭了无政府经济中的市场竞争制度、有效需求管理型经济中的政府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经济中的政府计划指导机制。

3、多元性、差别性特征。东亚国家、地区间及国家范围内的地区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在较长的时期内，电子计算机与算盘并存，高科技与原始的农耕技术并存。这里有最富裕的人口和地区，也有最贫穷的人口和地区。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时间不同，经济起飞的时间各异，形成了阶梯多样性特征。我国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性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科技等各方而发展迅速，而中西部地区则相对落后。所以，中国应借鉴东亚模式在多元性、差别性的背景下发挥差异性的优势，充分发挥各地区的优势，促进整个经济的发展。

4、政府注重培育市场的特征。在“东亚模式”中，政府与市场常常结合为一体，由于东业是市场经济后发育地区，缺乏足够的市场经济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政府的干预常常是一种重市场的干预，即用政府的干预培育和扶植市场，而不是抑制市场。东亚国家、地区的政府其财政消费和支配的国民财富较少，而留给市场调

节的比重较大；从政府财税上看，战后，东亚的税赋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普遍较轻，这是因为东亚国家、地区没有设立危害市场机制的社会福利制度，而是在社会福利事业中引进市场的民营机制，从而大大减低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二)东亚教训，值得中国经济发展警惕

1、东亚模式属于赶超型发展模式，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属于此种

类型。

在增长方式上，表现为通过高储蓄和高投资率来带动经济的高增长。东亚模式的经济增长普遍依靠投入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过度引进资金，普遍走一条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而不是走依靠科技进步以及由科技进步提高经济效益的道路。有关资料显示，1970年到1990年的加年间，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仅为10％，而同期美国为53％，相去甚远。时至今日，这条工业化道路已经日渐穷途。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同当初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相似之处，普遍足以高投人、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三高一低”的工业化道路。因此，这一经济发展战略应引起中国的警惕，中国要维持经济高速增长，必须更多地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各类创新活动，走一条集约型的、绿色环保的、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道路。

2、东亚模式过分依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东亚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从材料、设备、技术、管理到市场无不依赖西方，本国科技和教育严重滞后，长期地法形成自主开发的能力，这一点应值得中国警惕：因为中国的外贸从总体上看一直处于初级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工业制成品出口竞争力持续上升的阶段；同时我国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很大部分来源于加工贸易。

3、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7年7月2日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自身经济结构和政府政策的不合理性。从金融层面上说，资金筹措过分依赖短期外资，债务负担过重；过分倚重房地产等投机性强的产业，股市畸形繁荣；金融监管机制不健全，贷款审查不严；政府的过度干预，造成银、政、企、关系不正常；资本市场开放过度；汇率制度僵化等。从增长模式的层面说，政府主导的过度投资和产能扩张，也足造成金融风险积累直至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的重要原因。虽然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坚持做到人民币不贬值，并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但在经济上还是多少受到了影响与冲击。特别是如今，我国银行业全面对外开放，中国更应该进一步健全金融机制，加强金融监管力度，确保金融安全。

第三篇：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评述及其反思

154Enterprise Economy2013年第2期(总第390期)中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评述及其反思

刘吉超[摘要]本文主要从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组织方式、发展的特色内容等维度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总结。

由于采用的研究视角不一致，不同学者得出的结论不尽相同。

总体来说，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必须立足实际，发挥地区比较优势，顺应国际和地区产业分工调整趋势，建立更加节约环保和更有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坚持工业化与城镇化融合发展，以更高水平的工业化带动农业和服务业的升级。

县域经济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当前，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总体相对较低，但其发展态势良好，具有后发优势。

近年来，县域经济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并在承接产业转移、优化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以及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县域地区在不断推进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独特的发展过程和路径。选择正确的发展模式，对于形成县域经济发展战略、加快县域经济发展速度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地区的条件各不一样，因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根据县域自身的发展阶段、区域环境、资源禀赋、人力资本等条件的特点和实际情况来确定的。根据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情况，可以从不同维度对我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模式进行归纳总结。

当前对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主要从主导产业、经济发展的组织方式、县域发展的特色内容等维度展开。

一、以主导产业划分的发展模式

以县域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为依据，可将县域经济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和第三产业（服务业）驱动型。

（一）农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农业主导型的县域经济，其主要特点在于农业及其延伸产业的发展是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农业主导型模式强调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实施“规模经营、专业经营”的策略，实现农业产业化，发挥农业较强的前向产业关联效应，以带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农业产业化是促进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的关键路径。“农业产业化带动模式”通过发展农业专业化生产，充分发挥农业县的资源优势，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重点建设一批龙头企业，通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带动系列农产品的生产和加工，建立起充分利用当地农产品资源的平台，通过农产品加工增值，形成当地的主导产业（牛若峰，2006）。[1]农业产业化生产具备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风险共担与利益共享、企业化管理和社会化服务的特征。

农业驱动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一样，比较典型的有北京郊县的都市现代农业模式、江苏的政府引导扶持模式、安徽的发展农民自主经营的模式、山东以龙头企业带动的模式、河南优质专用特色农产品的农业发展模式、甘肃支持支柱产业带动模式等农业发展模式（赵伟，2007）。由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县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镇，因此，农业主导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在我国县域经济中的地位应该得到巩固和加强。

同时，应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和农产品附加值，进一步促进县域经济发展。

（二）工业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是指第二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无论是产值还是就业比重都占主导地位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近年来，第二产业在县域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升，从2005年的47%上升到2010年的52%，涌现出了许多工业主导型的县域经济。

工业主导型县域经济模式的主要特点是工业成为县域经济的支柱产业，有些县域的工业产值已经在经济总产值中占据绝对优势，形成了工业主导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赵伟（2007）。将工业驱动型县域经济分为大城市依托型工业化、内生型工业化和开放型工业化三种类型。

其中，大城市依托型工业化的主要特征是发挥距离大城市较近的区位优势实现工业聚集；

内生型工业化以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为代表，其中苏南模式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工业而使县域经济全面发展，而温州模式是自下而上，依靠区域内个体、私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典型；

开放型工业化以珠三角、闽南地区的沿海开放县为代表，主要特点是依托三资企业发展带动县域经济全面进步。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段，正处于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阶段,但是，我国县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还较低，发展的空间很大，未来工业化的趋势将是向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等欠发达地区快速推进。因此，只有大力发展工业，加速实现工业化和城镇化，提升县域经济整体实力，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县域经济的落后地位。

当前，许多县提出“工业立县”和“工业强县”等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战略，强调工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三）第三产业驱动型的发展模式。第三产业驱动型县域经济是指通过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三大产业全面进步的模式。

第三产业驱动型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突出服务产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强调以服务业为先导从而带动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工业与服务业相互融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服务业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有些地方甚至出现经济奇迹，如专业批发市场型、旅游兴县、商贸强县、仓储物流等服务驱动型的模式都被实践证明为可行的发展道路。批发市场带动模式是通过发挥自身优势，在当地形成全省、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批发市场，由批发市场带动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引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典型代表有浙江义乌、河北辛集和山东寿光等。

对于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的县域，具有发展旅游业的巨大优势，可以开发旅游资源模式带动县域经济的发展。近年来，针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服务业占三大产业结构比重较高的现象，很多专家认为中国的服务业发展过于滞后，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金碚（2012）认为，三大产业结构的变化在经济发展中是循序渐进的。随着我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支撑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工业技术快速提升，科技成果和制造业的结合将推动产业分工深化，产业链的分解和产业间融合将拓宽服务业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建立在现代工业基础上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将在县域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县域经济发展的组织模式

（一）集体经济主导型。改革开放以来，集体经济占经济总量的比重逐渐降低，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今天，集体经济在一些地方仍然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集体经济主导型的县域经济注重发挥集体经济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江苏的华西村、北京的韩村河村等是集体经济的代表，通过大力发展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艰苦创业，开拓进取，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这一模式也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其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和更新。许兴亚等（2008）认为，河南省的巩义市竹林镇、新乡县刘庄村和临颍县南街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成功典范。上述地区成功的事实表明，在我国现阶段，集体经济在县域经济的发展中有着强大的生命力，集体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民营经济主导型。民营经济主导型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是民营经济占重要地位，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

民营经济在县域经济发展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助推县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6]（阎中洋，2004）。民营经济主导型的代表有“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是在推进私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每个企业专注于各自核心能力的培养，大量的企业聚集群加上合理的分工协作，产生了诸多协同优势，带动了县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温州模式”的精髓是温州人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的务实品格、变通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其实质是一条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改变自身贫穷落后命运，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陆立军，2004）。[7]“苏南模式”也是以民营经济为主导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典范，包括江苏张家港、常熟、吴江、太仓等。

另外，浙江的宁波、义乌等在县域民营经济发展中都比较有代表性。

（三）政企合作产业园区带动型。产业园区是很多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应充分发挥产业园区所在县域的生产加工能力、产业资源、环境和区位优势，集聚技术、人才、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借助中介组织、大学、科研机构等力量，为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政企合作型的发展模式是以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由企业通过现代公司化运作来进行园区开发和招商引资等工作的发展模式。河北固安工业园区是政企合作型发展模式的典型代表。2002年，为了打破打造高端产业平台需要的大量资金匮乏的瓶颈，河北省固安县引入园区投资运营企业华夏幸福基业公司，采用“管委会公司”的政企合作模式运营建设固安工业园区，解决了制约开发区建设发展资金的问题，实现了固安经济社会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发展。固安工业区是河北省首个实行“政府主导、企业运作”的园区，固安工业区成当地县域经济发展的强大引擎，体制创新激发出加快发展的强大活力。

目前固安工业区已经形成了集群化、系统化、专业化的招商体系，以大项目为招商重点，以发展产业集群为目标，以产业龙头为核心，实施产业链招商，以企业集聚推动产业集聚，进而形成配套相对完备的产业园区，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四）产业集群引领模式。产业集群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特定区域内而形成的稳定的、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集合体。

产业集群形成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新型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从城市经济引入到县域经济中。

在县域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产业集群已经成长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成为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方式和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有效途径。产业集群是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一种空间经济组织形式，有利于提高企业之间的学习效用和区域资[源利用能力（张辉，2003）。产业集群引领模式有三个主要特点：

即单个企业规模较小、企业集群形成规模、集群内有着明确的分工合作。

产业集群内的小企业间为了开拓共同市场而建立起来的较稳定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关系，不仅促进了企业间有序的竞争，而且激活了创新的动力，专业化分工也使各企业专精于某项技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

目前我国比较有影响力的产业集群有福建晋江鞋业产业集群、浙江玉环水暖阀门产业集群、江苏扬州半导体照明产业集群、湖南长沙高端工程机械产业集群等，浙江省慈溪小家电、义乌小商品、桐乡毛衫等也是产业集群中较为成功的典范。

三、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内容

按照县域经济发展的特色内容，可以将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分为资源禀赋型、劳务经济型、外向经济主导型和承接产业转移等发展模式。

（一）资源禀赋型发展模式。资源禀赋驱动型模式是指通过开发本地优势资源带动县域经济全面发展的模式。

县域经济发展的资源优势包括生物资源、能源和矿产资源。科学发展县域经济要求依托资源优势集约开发优势资源，培育出有特色、有优势的地方工业体系。典型的资源禀赋驱动型县域经济是自然资源导向型县域，其特点是资源蕴藏量极其丰富，以矿产资源开发为龙头的晋城模式可谓典型代表，河北的灵寿县、广西的南丹县等也都具有一定代表性（王平等，2006）。山西、内蒙等省区作为我国主要的煤炭能源产地，其多数县（市）都可归入资源型县域发展模式的行列。

（二）劳务经济型发展模式。劳务经济驱动型模式是利用人力资源提供劳务服务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我国内地县域劳动力丰富，人多地少，存在着大量待业人员，积极开展涉外劳务输出，在增加劳动者收入、加快内地县域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发展涉外劳务经济作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可使涉外劳务人员自身获得收入，又可使涉外人员增长见识、更新观念，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对于人力资源充足而经济欠发达的县域，做大做强劳务经济也是发展本地经济的一种选择。重庆市垫江县是发展劳务经济的代表。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垫江县的劳务外包通过主动承接发达地区的企业外包业务，开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离土不离乡”的全新劳务经济发展模式（廖元和，2011）。劳务经济的发展对劳动力素质要求较高，当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时，劳动力因素的作用就越重要。

一般来说，当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劳动力的素质结构不断优化时，产业升级就越容易实现。

我国县域地区大学及以上学历人口占全国比重偏低，而低学历人口占全国的偏高。

2010年，我国乡村与镇拥有的大学本科学历人数合计占全国本科学历人口的比重仅为22．77% 从整体上而言，我国县域人口素质普遍偏低，不利于发展高层次和高附加值的劳务经济和实现宏观产业升级。

（三）外向经济主导型发展模式。外向带动模式主要是依托“三资”企业的发展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与合作，发挥本县经济的比较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外向型的县域工业经济较多的以国际市场为导向，工业产值中外销产值比重较大，外资依存度和外贸依存度都比较高。这一模式的代表有江苏的昆山模式、广东的顺德模式和福建的晋江模式。江苏昆山的经济发展属于外向带动型模式，注重发挥外资的带动作用和外贸的溢出效应，大力实施外向带动、民营赶超和服务业跨越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外促内、以内引外、内外并举，外资民资融合发展的局面（储东涛，2010）。吕立才（2010）认为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广东利用外资在资本形成、对外贸易、创造就业、增加税收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极大地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承接产业转移的发展模式。当前，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正经历深刻调整。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一些产业竞争优势的逐渐消失。相比之下，广大中西部的县域地区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大等优势逐渐凸显，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步伐加快。

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有利于加速中西部地区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西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过程中，要科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合理选择主导产业，提高产业对接的整体水平，完善产业服务配套体系，营造良好的产业对接环境。

目前，国家已经批准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南湘南、湖北荆州等地区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这些地区都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推动县域经济发展的典范。

四、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反思

我国县域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要考虑宏观经济背景、本地区所处的发展阶段、自然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人力资本等诸多影响因素，这些因素会对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产生影响。

我国县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虽然保持了较快的发展速度，但是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水平不高，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

县域经济在未来发展中，要顺应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利用好自身的优势，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后发赶超，而要达到这一目标，还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

（一）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中实现产业升级。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工业化与城镇化有了快速的发展，我国整体上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和城镇化基本实现阶段。未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最显著的空间发展趋势将是向东部沿海区域中的较不发达地区、中西部地区、广大的农村等县域经济腹地快速推进。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我国县域地区必将成为未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战场。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看，工业化与城镇化是互为依存、共同促进的，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是推动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县域地区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弯路，顺应当前我国工业向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趋势（金碚，2012），高起点规划，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县域实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二）注重比较优势的发挥与经济全面均衡发展。我国各县域经济的发展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县域在选择经济发展模式时要充分结合本地的优势和劣势，扬长避短，突出优势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

选择能够充分发挥本地优势资源和发展本地优势产业的经济发展模式，避免低端重复，形成核心竞争力。

依据自身的区位、自然和资源条件，培育和发展县域特色产业，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县域在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同时，也要注重均衡全面发展，形成合理的现代产业结构体系。

过度依赖某种资源，可能造成县域经济的单一化，进而失去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落入比较优势陷阱，并在区域分工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陷入“资源诅咒”，如山西等矿产资源丰富的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反而不如一些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

（三）合理发挥政府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引导作用。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有重要影响，在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市场秩序的规范、产业结构优化、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扶持和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等方面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县域政府可以依靠自身的优势，引导经济发展，整合分散的资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当前很多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倾向于用行政力量直接干预甚至参与市场。

我国很多县域地区的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特别依赖各种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依赖各种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这就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导致区域间竞争异化为优惠政策和特殊待遇之间的竞争，产生了很多不平衡和不协调的现象。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管理的主要任务是纠正市场失灵，不缺位、不错位，同等对待市场经济各种参与主体，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资源配置机制。

（四）在资源环境约束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经历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的约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低碳经济、绿色发展正逐渐成为各国的发展共识，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社会”的发展模式变得越来越重要，也逐渐得到重视。马克思指出要“把生产排泄物减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用提到最高限度”，马克思主义经济节约思想至今对我们仍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越来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约束要求县域经济必须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按照更精致、更节约、更环保的方向对现有产业进行转型和升级，选择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发展模式才能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使县域经济得到持续的发展。

参考文献：

第四篇：中国经济发展

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四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在短期内有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亦有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露

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方式，以消费拉动为基本特征。消费超出收入水平，形成过度消费。过度消费意味着低储蓄并导致过度借贷。过度借贷持续恶化便形成债务危机 在美国，次贷危机首先是私债危机。私债危机发生后，为了救助，美联储和财政部先后深度介入，致使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大了数倍，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均创历史新高。于是，私债危机引发了主权债务危机；私债危机和主权债务危机并发。

在欧洲，危机发生的路径有所不同。那里径直发生的是主权债务危机

如果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在未来5—10年中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自然是紧缩的。这意味着，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显现

1作为投资主动力的住宅投资和地方项目投资或面临下滑

2受外部形势恶化影响，外需面临萎缩

尽管国内经济下滑趋势已有显现，但由于国内外形势高度不确定，宏观经济政策依然以保持2010年底开始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的提法为好。同时，我们应更为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1：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主要走市场化的路子

2中央和地方关系：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力，当下，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推进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应当给予重视

3权益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的关系上，应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股权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

第五篇：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

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上）

2009-7-16 摘 要：改革开放促使县域经济积极探索特殊发展之路。“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及“义乌模式”等是各地在发展县域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这些经验模式建立在各自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并不是广泛推广的范式。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在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体制改革和创新才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

关键词：县域经济，经验模式，体制改革，可持续发展

一、县域经济及其发展模式

改革开放，对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和财政体制“分灶吃饭”的实施，使得地方政府逐渐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和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各地政府利用所掌握的资源配置权和地域优势积极发展本地经济，国民经济发展在区域结构上出现新的不平衡态势。县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区域单元，是政权组织的基本单元和国家治理的基础环节。作为国民经济主要基础的县域经济，因其基础性、区域性、层次性、综合性、枢纽性、农村性、集聚性、扩散性等特点，成为地方经济的核心。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不平衡性和自组织性。中国有2052个县域，从地理条件讲，有山区县（占43%）、丘陵县（占26%）和平原县（占31%）；从经济特征讲，有沿海开放县、城郊县、传统农业县、山区县和牧区县等。县域经济间发展差异甚大，发展的不平衡性非常明显：从经济系统的时空演化阶段看，有传统阶段（城乡分离，自组织发展）、发展阶段（城乡对立，向心运动）、一体化阶段（城乡融合，和谐发展）；从资源开发与产业结构的演变上看，有资源开发型、资源开发与加工并重型、工贸型；从区域比较看，东部沿海地区发展较快，中部次之，西部落后；从发展现状讲，有富裕县、发展中县和贫困县。据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县域人均GDP占全国人均GDP的74.8%；人均GDP最高的100个县域是最低县域人均GDP的15.1倍。改革开放以来，县域经济基本上是自组织发展。发达县域可能在政策、资源、区位上各有优势，但组织者的努力和创新是推动发展的主要因素。“资源是经济增长的条件，但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因素，经济增长率是人的经济观念、行为和制度决定的”。一些县域经济成功发展之路，被称之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所谓“发展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经济发展的路子”。

最早提出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并倡导模式研究的费孝通教授说：“发展模式的概念把我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步，要求我从整体出发，探索每个地区发展的背景、条件，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其它地区相区别的发展特色，这就促使我进入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各种模式之所以能相互比较，是因为它们是在一个共同的基础上出发，又向同一目标发展的。共同基础是我们传统的小家经济，同一目标是脱贫致富，振兴民族经济”。

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主要有“苏南模式”、“珠江模式”、“温州模式”、“晋江模式”“巩义模式”、“农安模式”、“义乌模式”等。这些模式是各县（市）在发展经济方面积极探索的成果，是基于中国实践的发展经济学的实验范本。研究分析这些模式，是为了新形势下，面向未来，反思过去，学习借鉴，促进中国县域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具体经验模式分析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费孝通教授1983年在其《小城镇·再探索》中提出来的。传统的“苏南”指苏锡常三市，费孝通教授“苏南模式”意义上的“苏南”范围更广一些，包括南通和浙北的嘉兴、湖州等，现在理论界讲的“苏南模式”，区域已扩展到苏中的扬州、浙江的杭州等。

“苏南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大力发展乡村集体企业促进县域经济快速发展，是一种重点探索农村工业化道路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苏南模式”是以混合型经济为主体，似规模经济和外向型经济为支撑，以鲜明特色和优势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

“苏南模式”有以下优势：1.通过发挥政权的力量以及政府的信誉优势，把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生产要素组织起来，迅速地形成生产力；2.农村经济发展在地方政府统一组织领导下，各产业之间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协调关系，从业人员报酬得到了兼顾，使大多数农民都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3.地方政府掌握了积累的支配权，农村各项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包括交通、邮电通讯、城镇建设、医院、学校、文化娱乐场所、宾馆等，都由政府统一规划并实施，促进了社区的繁荣；4.地方政府直接掌握着经济决策权，为基层政权的巩固提供了物质基础，并由此形成了号召力和控制力。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发展，“苏南模式”的一些弊端日益显露：1.产权不明，政企不分。“苏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是政府主导、乡镇企业推动，许多学者称之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甚至有人认为“苏南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干部经济”、“政绩经济”模式。苏南乡镇企业是党、政、经、社四合一，社区政府是企业最初的发动者、资金提供者、外部交易保护者，还是企业内部分配的主宰者。这同市场经济体制对政府职能规范、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要求相矛盾，不仅影响市场经济秩序，破坏企业运行机制，而且阻碍了企业家市场的形成。更为严重的是，谁对集体资产真正负责的问题得不到解决。虽然有的大企业已经完成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但观念没有从根本上转变。2.投资主体过于单一。集体的负债率普遍较高，甚至有个别地方是全乡（镇）性的资不抵债，同时民间资本积累又相对不足，无论是所有制结构调整还是经济结构调整要迈出大步都存在着较大的难度。3.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各县（市）产业结构雷同，轻纺化纤、机电等支柱产业趋同，重复建设、小而散现象比较严重，企业集团化步伐缓慢，第三产业不发达。产品结构层次低、初级产品多、最终产品少、产品附加值低，企业规模效益不明显，不利于国际化竞争。4.区域要素市场发育滞缓。苏南有形市场比较发达，但生产要素配置仍在政府主导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尚未发挥。5.由于长期实行的是地方政府无所不包的推动，因而使相当一部分农民养成了一种依靠心态，自主自立意识和竞争风险意识不强，缺乏一种资本投入的冲动。6.狭隘的“社区拥有”观念严重束缚着各级政府，阻碍着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社会流动。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最早是由新闻界提出的。“十五大”以后，官方文件正式将“温州模式”作为成功范式宣传推广。“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以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从组织路径讲，“渺H模式”是通过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而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模式。“温州模式”代表了中国欠发达地区在条件落后、交通闭塞、缺乏城市带动和辐射的地区，通过自发的市场取向改革，发展商品经济，改变贫穷落后，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路子。“温州模式”的区域范围现已扩展到台州、金华、宁波等地，有人主张改称为“温台模式”，甚至有人认为称“浙江模式”更合适。

“温州模式”相对于“苏南模式”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一开始就建立了明晰、排他性的产权制度。它以家族企业为主体，以外向性经营为特征，重视品牌经营，形成一个强大的区域产业集群。因此，有专家认为“温州模式”更符合市场经济发展内在的必然性，接近于自由竞争的初级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温州家族式私营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明确的社会分工和协作，使每个中小企业专注于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低成本潜力的挖掘，形成强大的企业品牌群，进而结成强大的行业或产业品牌优势，最终汇集成区域品牌优势。大量的企业集群加之合理的分工协作，以及品牌、技术专长等无形资产的共享，产生诸多协同优势。个体私营企业、股份合作企业、以自然人投资为主的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等构成了温州民营经济的主体。

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温州模式”存在以下几个问题：1.县域经济间发展不平衡。目前温州全市仅温州市区真正算得上发达地区，乐清、瑞安、平阳属较发达地区，而洞头、苍南、永嘉、文成、泰顺5个县则一直属于欠发达地区。同一区域，县域经济间不能协调发展，说明发展的组织途径尚需完善。2.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温州的农村工业化进程较快，但相比之下，城市建设则受到行政区划和土地、水资源等诸多限制，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将近20个百分点。温州是浙江省确定的3个省域中心城市（杭州、宁波、温州）之一，但温州的城市化水平与杭州、宁波相比差距甚大。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工业化的基本保证。要进一步提升温州工业化水平，发挥温州对浙西南乃至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当务之急就是把温州市做大做强。只有这样，温州才能充分发挥它对所辖各县（市），乃至浙南、闽北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带动作用，促进区域间县域经济协调发展。3.向型发展过快，内源经济跟不上。“温州模式”的形成主要在温州之外，300多万温州人遍布世界各地，欧美各大城市几乎都能看到从事皮具、时装、百货、土产、托运、餐饮的温州人，但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却不多，存在明显的“三少一多”，即上规模的企业少、引进外资少、上市公司少，低水平重复的家庭作坊和私营企业多。资本和人才外流导致“产业空心化”，近几年来，温州市约有1000家企业到上海建立总部或研发中心，其中，整体搬迁到上海的企业约有500余家；温州流到外地（包括办厂、置业、买房等）的资金约1000亿元。企业外拓，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竞争，但也可能导致本地经济发展搁浅，不利于可持续发展。4.企业管理制度落后，家族式企业比重较大，大部分民营企业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尚有很大距离。家族制是企业开创时期低成本组织资源的比较选择，但规模经营和国际竞争必须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目前，温州家族制企业产权主体过于单一，股份过于集中，给企业的资产兼并、联合及股权转让带来诸多问题。5.产业结构滞后。温州经济主要以劳动力密集产业为主，产品大多是纽扣、眼镜、拉链、徽标、打火机、鞋帽服装之类小商品，技术含量低，利润空间小，不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化竞争。

（三）珠江模式

费孝通教授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将广东珠三角4种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顺德模式”、“南海模式”、“中山模式”和“东莞模式”总括为“珠江模式”，与前两种模式合称为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进程的三大成功模式。“南海模式”是国营、集体、个体经济一起上，县、公社、村、生产队、个体、联合体企业“6个轮子一起转”：“顺德模式”、“中山模式”以乡镇企业为主，经过改制后逐渐以本地民营资本为主导：“东莞模式”以“三来一补”为吸引外资的主要手段积累资金，利用美、港、台制造业向大陆转移的时机，积极融入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做OEM，成为国际性对外加工基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以集体经济转制形成的民营经济为主体，通过“三资企业”，依托外源型经济带动县域经济快速增长。相比前两种模式，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是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属于政府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前两种模式倾向于资本自给型，而“珠江模式”是依靠外资型；从体制变迁的路径看，“苏南模式”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模式”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模式”是兼而有之，由于地缘因素，“珠江模式”更具有“外来冲击一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王志纲，2003）

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策优势的淡化，“珠江模式”存在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顺德家电企业在国际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提升乏力，中山曾经的优秀国企被体制拖住了后腿，南海“小打小闹”依旧，东莞则开始遇上产业空心化的危机。原因有三个方面：1.企业规模偏小，集团化步伐缓慢，在全球化背景下同跨国公司竞争处于明显弱势。2.投资推动非常明显，有的地方甚至将经济发展等同于招商引资。3.产品技术含量不高。“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没有达到引进先进技术的目的，企业研发能力低，大多是生产中心，技术价值所占比重很低。4.社会管理体制配套改革跟不上。珠三角经济奇迹是和外来工的廉价劳动分不开的，目前经济市场运行的束缚在珠三角已不是问题，但大量外来工的社会待遇和收入保障却没有配套解决。5.区域文化转型滞后，导致域内外意识矛盾和劳资冲突的加剧。

当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的经验模式探析（下）

2009-7-16

（四）晋江模式

“晋江模式”是“珠江模式”的扩展，即以侨资侨力为依托、以外向型为特征发展开放型的县域经济。但“晋江模式”也有自己的特点：1.外资规模经营。目前有晋江的海外和港澳台同胞有200多万人，数倍于本地人口；外资企业已近2000家，且大多是规模性企业。2.经营多样化。目前晋江已形成了鞋帽、服装、漂染、陶瓷建材、食品饮料、玩具、电子机械等产业。3.产业与市场互动。其陈埭鞋原料市场、磁灶建材市场、安海糖烟酒市场、福埔车辆机电市场、英材布料市场、华册水产品市场均为辐射全省、全国的专业化龙头市场。4.有独特的文化支撑。闽南是明清时期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福建帮”的大本营，闽南人作生意敢闯、敢干，晋江商人在长期经营中形成“诚信、创新、开放、谦恭”的优良品质，这为晋江经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五）巩义模式

“巩义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后被舆论界倡导的第一个中西部县域经济发展经验模式。“巩义模式”是通过抓好县属工业而带动整个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巩义坚持工业经济在县域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把项目建设作为县域经济的先导和中轴，县内外优势资源锁定和聚集在这个中轴配置。项目建设集中于煤炭电力、金属冶炼、水泥建材、化工化纤、机械制造、耐火材料和电线电缆等7大行业，形成工业企业6700多家，已建成企业集团25家，上市企业2家，纳税超千万元的企业10家。工业的发展使巩义的综合实力居河南省县域经济首位，号称“中原第一县”。目前，全国搞“工业强县”比较成功的还有山东高唐、河南济源、吉林洮南等。

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巩义模式”存在明显的不足：1.城镇化水平跟不上。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基础和基本保证，工业化通过城镇化实现规模和社会效应，进而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向和谐文明的现代化迈进。2.产业集中度差，竞争优势不明显。目前，巩义的工业无论是布局还是结构都相对分散。县域经济资源有限，工业只有集聚，才有竞争力。3农业产业化步伐缓慢。县域工业化的一个重要方向是实现农业产业化，只有农业产业化充分发展，工业经济才有稳固的基础，县域经济才算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

（六）农安模式

“农安模式”是通过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发展模式。因以吉林省的农安县为代表，故称之为“农安模式”。江西遂川、江苏射阳等县域经济发展也归于此种模式。

目前，“农安模式”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1.农业产业化组织途径问题。由于体制原因，目前中国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很不完善，中介市场严重缺失，从根本上影响“农安模式”的发展。2.主要产品的技术含量不高，因而附加值偏低，影响了资本积累。3.产业科技开发投入偏少，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够健全，农产品更新换代步伐过慢。创新的方向是：加快培育、引新品种，继续向专、高、特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加工深度，迅速提高产中的附加值。由于县域经济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职责，农业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基本保障，解决“三农”问题归根结底还必须以农业为根本点，县域经济发展必须强调农业的基础地位。因此，“农安模式”是需要强调并值得向全国推广的模式。

必须强调，县域经济发展以农业产业化为主导，但不能偏离工业化的大方向。工业化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主题，是现代化不可超越的阶段。工业化不等于大力发展工业经济，但必须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可以通过实现农业生产机械化、集约化、科技化、信息化，强化农产品的深加工，使粮食成为工业原料，推动食品工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七）义乌模式

“义乌模式”是通过兴办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基本内容可以总结为“建一处市场，富一方经济，活一方流通，带动一方产业”。义乌发展的成就是辉煌的，1978-2000年，义乌经济年均增长率为22.9%，总量增长了92.2倍。重要的是，义乌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培育了中国乃至全世界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绩效最好的小商品市场。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面积26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5.8万个，经营人员20多万人，市场内汇集了34个行业生产的1502大类、32万种商品。在义乌，2.5万家工业企业以全球最低的价格提供着全球50万种商品目录中的32万种商品，每天接待客人20万人，1000多个集装箱每天从这里运往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0多名客商常驻义乌。更为重要的是，国内外与义乌市场有联系的经济主体和区域，包括前向的产业支撑区域和后向的产品销售区域，形成了一个以义乌为中心的区域经济分工合作与交流网络。网络成员或借助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市场这一平台，把自身的产品销往各地，或通过义乌市场，采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小商品。义乌作为一个流通枢纽，把国内外的许多贸易商与生产者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区域分工合作网络，专家称之为“义乌商圈”。目前依靠专业市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的还有山东寿光、河北辛集、广东普宁等。

在全球化背景下，“义乌模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必须高度重视以市场为中心的多个“产业链”的培育，使商务活动的各种要素得到更为合理的配置；2.必须大力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包括商业经营人才、市场管理人才、中介人才和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3.进一步增强市场辐射力，最大限度地扩展区域联动。

除以上几种模式外，目前还有一些依靠本地独特资源，或采卖、或加工而积累资本发展县域经济的资源开发型模式。但这些模式依赖的资源不可复制，故此类模式不具备推广性。县域经济发展必须转变以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初级化资源依赖型发展思路，强调向依靠科技创新、产业化推动、市场开拓的方向发展。

三、经验模式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模式”既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区域历史文化的产物，更是当地自主探索的成就。必须强调，以上所分析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都是经验模式。所谓经验模式，就是在实践中自主探索形成的，不是在体系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形成的。这些经验模式，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相对优势基础上，只有类型相同的借鉴性，不具备广泛的推广性。必须承认，这些模式本身就是创新。根据熊彼特的观点，“创新”是指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创新总是先由个别人进行的。但创新活动所得到的利润鼓励其他人模仿，形成创新浪潮，这时整个社会生产率提高，社会就进步了。模式是体制和比较优势发挥的结合物，分析、借鉴这些模式的成功之处，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集聚后发优势和全国县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积极的作用。

模式也许会消失，但区域比较优势永远存在。县域经济组织发展，必须立足于本地实际，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兼顾，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县域经济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将科学发展观和中国县域经济实际相结合，是当代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要职责，我们分析研究模式；就是为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理论提供实证素材。“中国越来越迫切地需要这种知识，因为这个国家再也承担不起因失误而损耗任何财富和能量。”“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它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这就是社会科学者的工作”。

模式是特定条件的产物。中国县域经济发展不会有统一范式，县（市）必须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在变化的环境中持续探索。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和体制改革、宏观环境以及发展规律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体制改革是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和根本动力。目前，要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以下的体制改革必须提到日程上。

1.城乡土地二元管理体制问题。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功能，是县域经济发展最基本的依托。中国的土地在所有制和管理结构上是城乡二元化的。城市土地是属于国有的，而农村土地则属于集体所有；城市土地使用权已经可以市场交易，但农村土地却不能市场化交易。城乡二元化的土地管理体制以及对农用地实行的用途管制，不仅使县域经济发展在资源利用上受到根本性的制约，而且也是导致官员腐败行为和侵农行为的重要根源。农业用地不能市场化交易，使县域经济发展最大的依托资源不能从根本上盘活，直接制约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发展，也使农村人力资源素质难以从根本上提高。

2.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水平是一个国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指标。中国的农村社会保障目前是在艰难中开始，截至2007年，全国农村参加养老保险的人数仅为5171万人，领取养老金的人数才391万多人。目前，紧迫的是如何将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和县域经济组织发展有效结合起来，更新思维，转变传统的社保理念，有效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和农业产业化、市场化滞后的矛盾，在理论上解决集体经济组织和土地收益制度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联系的问题，让几亿农民真正感受到社会进步和政府努力给予他们的生存关怀，奠定县域和谐社会的群众基础，促进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3.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县域行政管理体制问题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层次太多，导致县级政府自主组织经济发展的权利太小；二是中国特色的“市管县”体制。国际通行的地方行政层次是两级，我国是四级，加之行政和社会管理权利的条块分割，县级政府的自主发展权已是微乎其微。而“市管县”体制更是不符合工业化中期以后城乡分治的行政规则和国际惯例，明显地对县域经济发展造成行政制约。首先，造成虚假城市化和城市对县域资源的垄断性掠夺，是明显的“市卡县”“市吃县”体制；其次，多了一个地方行政层次，产生了新的条块分割，对于县域，增加了一个财政上缴层次，加重了财税负担；再次，市对县的行政垄断，不利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县域经济横向合作。另外，这种体制缺乏法律依据，中国《宪法》规定中国行政区划为省、县、乡（镇）三级。因此，“市管县”体制必须从根本上改革，强调依法治国，增强县域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4.人才理念和管理体制问题。目前中国的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基本上都集中在大中城市，县级管理部门连基本的初级职称认定权利都没有，科技人才管理机制基本上和县域绝缘，这和县域承担国民经济基本的生产职能和绝大多数国民就业发展很不对称。中国目前的人事管理将国民分为干部、工人、农民等，工人有技术职称，甚至有教授级技工之说，但农民却没有技术职称。一种人才管理体制将占国民总数70%的人排除在外，那是绝对不合理的！正如西奥多·W·舒尔茨所言：“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寡”。

5.金融管理体制问题。目前，融资困难已经成为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首要“瓶颈”。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发放货款权限被上收，基本上成为吸注机构，农村信用社由于管理体制问题不仅能力有限而且运转不灵，邮政储蓄只吸不贷，民间信贷又被视为非法，加之央行货币政策在县域传导不畅以及金融服务手段单一，县域经济发展基本上失去了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的支持，总体上已陷入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尽快改革现行金融管理体制，加大现代金融服务对县域经济的支持力度，积极开拓适应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信贷品种和融资产品，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有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政策性金融机构＋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县域金融服务体系，促进县域经济充分发展和现代金融服务网络接轨。

作者：嘉应学院县域经济研究所 闫恩虎 来源：《经济与管理》2009年第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