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土地信托：三类模式与两大案例。（五篇模版）

第一篇：详解土地信托：三类模式与两大案例。

详解土地信托：三类模式与两大案例。

2013-11-25 刘卓哲 房地产投资融资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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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成为新的信托标的，信托将成为农民增加土地财产权利的金融工具之一，梦想已经照进现实。

中信信托和北京国际信托（下称北京信托）分别于10月11日和11月7日，在安徽宿州和江苏无锡两地成立各自首单土地流转信托。“土地流转信托与十八届三中全会公告中„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正好契合。”中信信托董事长蒲坚对财新记者表示。

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农村土地改革是其中颇受瞩目的一条，在会前便有所透露，备受关注，引遐想无限。

《决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改革举措，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主要是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试点。

“这一表述让很多信托公司此前关于土地流转的观望态度，可能转为实际行动，”有信托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就目前已成型的案例，信托公司在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上下工夫，成功概率会大些。”

“信托制度的优势在于能够实现土地所有权、使用权和收益权的相互分离，做到权属清晰、权责明确。信托公司以土地流转，推动土地资源合理再配置，促进土地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经营，提高土地的生产能力和内在价值，使农民切实分享到土地增值所带来的收益。”中信信托董秘张继胜说。

北京信托首席研究员刘向东表示，土地信托是促进农村土地使用权规范有序流转和农村土地所有权权能有效实现的重要选择，“在农村土地流转中引入信托制度，利用信托制度的财产隔离、财产保护和财产管理功能，加快农村土地收益。土地流转和利用，可以让产权充分市场化，实现土地流转的公平与效率。”

告别初级阶段

土地信托是指土地信托服务组织接受土地承包者的委托，在坚持土地所有权和承包权不变的前提下，按照土地使用权市场化要求，通过运用一定的方法，实施必要的程序，将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依法、有偿转让给其他单位或个人的行为。

土地流转信托形式早已有之。浙江绍兴、湖南益阳和福建沙县等地在信托公司正式涉水土地流转之前，已经初步探索了土地流转信托模式。

“绍兴模式”，即政府出资成立县、镇、村三级土地信托服务机构，起到信息汇总中间商作用。具体操作上，农户将无力或者不愿耕种的土地使用权委托给村经济合作社；村经济合作社将诸如土地类型、坐落位置、流转面积、承包权证等土地信息汇总到镇信托服务站并由其登记造册建立土地信托档案；而镇信托服务站向社会公开发布土地信息招揽经营者；种养植大户通过招投标的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

“益阳模式”，即政府出资在乡镇设立土地信托机构，农民在自愿的前提下，将名下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委托给政府的土地信托机构，并签订土地信托合同；农业企业或大户再从信托公司手中连片租赁土地，从事农业开发经营活动。

“沙县模式”，2011年5月沙县源丰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信托有限公司挂牌成立，公司由县农业局负责组建，由县财政拨付200万元作为信托基金，拨付35万元作为公司工作经费。公司在11个乡（镇、街道）成立土地信托分公司，通过支付土地使用权转让费从委托方手中获得土地，并将集中后的土地调整成片，进行整理开发，通过招标、竞拍、租赁等形式向外发包土地或实施项目，获得的收益用于返还土地流转信托基金、委托方分红及信托公司增资扩股。

“这些模式只能称为土地流转信托的初级阶段，是政府主导与信托公司设计的产品，农民无议价能力，对农民不具备融资属性，更像是合作社经营的另一种形式。”一位信托行业分析师表示。

此外，中粮信托在2010年也曾尝试土地信托。黑龙江肇东市五里明镇政府将其下属的三个玉米种植合作社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农户姜晓波的鱼塘承包经营权，委托给中粮信托设立自益型财产权信托。信托受益权质押给龙江银行肇东支行，为先锋、东风和胜平三个玉米种植合作社在肇东支行的1000万元农业贷款提供还款担保。

这一模式在当时看来有诸多创新：一是用土地承包经营权和鱼塘承包权作为信托财产，设立财产权信托；二是将信托收益权质押给龙江银行，用于银行贷款的担保。

中粮集团为中粮信托控股方，持股比例72%；中粮集团同时为2009年正式重组挂牌的龙江银行第二大股东，持股20%。中粮信托和龙江银行同属中粮集团金融业务部门组成部分，“这一特殊股东关系，才使得中粮信托信托受益权凭证，在尚未完全确权的情况之下，可以为农业贷款做质押担保。”有信托业分析师表示。

只有土地真正为农民所有，农民才有议价能力，前提是土地确权。连续两年国务院颁布的“一号文件”，部署尽快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确权登记，这让信托公司嗅到政策信号。

今年年初的“一号文件”即《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到，用五年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土地边界“四至不清”等问题。

“完成了土地确权，经营承包权才可能做成金融产品，实现流转。不然没法定量。”有信托公司人士表示。

两单试水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土地流转信托破题。

10月10日，中信信托与安徽宿州市埇桥区政府合作，正式成立国内第一个土地流转信托计划——“中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1301期”。此项目期限为12年，信托受益权采用结构化设计，涉及流转的土地面积达5400亩。“远期看，总流转面积将达25000亩。”中信信托项目负责人吴超杰说。

据张继胜介绍，安徽宿州埇桥区是目前惟一“两区”地区。所谓“两区”，即安徽宿州埇桥区2010年8月被农业部批准为第一批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2011年11月被农业部批准为第一批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相比于其他地区，这里土地相对集中，信托介入土地流转阻力相对小。”张继胜说。

据该信托项目负责人吴超杰介绍，流转后的土地拟建设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由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安徽帝元）作为服务商提供服务。园区规划为五大板块，涉及20多个子项目，具体包括：现代农业种植及水资源保护工程、现代化养殖、生物质能源和基质肥项目、设施农业和农业物联网、农业科研平台。“五大板块将形成完整的农业循环产业链。”吴超杰介绍说。

参与到信托计划的农民，在获得基准地租的常规收益外（相当于每年每亩1000斤国标三等小麦的价钱），还可获得每年地租增值部分70%的利润分成。“除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更重要的是使农民身份得以转为产业工人身份。”张继胜说，在保证农业用地性质不变的基础上，农业产业园的建成可为出让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农民获得一份产业工人的工作，多获得一份收入。

据张继胜介绍，成立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只是完成了土地流转信托的第一步。后续还会发起融资型信托计划用以解决土地改造、产业园开发、支付农民地租等流动资金问题，真正使得金融资本入驻土地流转。“预计发行3个月至24个月不等周期的信托计划融资，这部分收益率的确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张继胜说。

安徽帝元与中信信托为平行合作关系，提供技术层面的支持；采取订单导向的生产模式以及做到对农民未来收益的业绩补偿承诺。“这相当于为此信托计划做了风险控制的准备。”吴超杰说。同时，安徽帝元还将与安徽农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建立科研合作关系。

另据中信信托内部人士介绍，参与土地流转信托计划的农民均已签署信托合同。“第一年的常规收入，即地租，已由安徽帝元一次性付款完毕。安徽帝元相当于用自有资金垫付租金的形式入股了与中信信托的这期合作。”上述人士告诉财新记者，由于目前安徽宿州地区处于休耕时期，因此融资类信托计划并没有进入发行阶段。“我们会根据项目资金的实际需要状况，发行传统意义的信托计划，由于目前尚处于前期改善农地状况阶段，因此具体的信托期限和收益率尚不能确定。”

中信信托破题之后，11月7日，北京信托在江苏无锡推出第一单土地流转信托——“北京信托-无锡阳山镇桃园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集合信托计划”。

该信托期限为不少于15年，收益由“固定收益+浮动收益”两部分组成桃园村项目中，北京信托引入了土地股份合作社，使土地经营权股份化桃园村项目。据北京信托提供的内部资料显示，桃园村土地信托采取了“土地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的双合作社设计，即首先将拟进行信托的集体土地经营权确权到村民个人，再由村民以其土地经营权入股“土地合作社”，“土地合作社”作为委托人以土地经营权在北京信托设立财产权信托。

同时，桃园村的水蜜桃种植能手成立“水蜜桃专业合作社”，北京信托代表桃园村土地信托将土地租赁给“水蜜桃专业合作社”。北京信托从“水密桃专业合作社”获得收益后再依据信托合同分配给受益人。将来，北京信托可根据需要为专业合作社提供资金支持。

该项目的总负责人，北京信托房地产金融业务总部总经理何晓峰向财新记者表示，以桃园村王前组村民王荣发为例，以1.237亩承包地折算成49.45股出资额，今后15年，王荣发和其他232户村民股东，将凭证分享158.893亩承包地的信托收益。

“信托存续期内，农户可获得每年每亩1700元土地租金的固定信托利益，从第七年开始享受浮动信托利益，即参与20%的盈利分红，还可进合作社打工取得工资收入。”接近该项目的人士说。

据阳山镇党委书记吴立刚介绍，有五户村民的21.107亩土地暂不愿流转信托，这一选择得到了尊重。

模式有待复制

“在中信信托第一单出来前，大家还在观望，以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才能有实质性成果，结果接连两家同行推出。我们加班加点，研究部的PPT已交上去了，等着项目部门反馈。”华南某信托公司研究部研究员向财新记者透露。

根据财新记者获得的一份内部资料，西南一信托公司已就土地信托做了初步规划。该公司内部人士认为，信托公司开展土地流转信托的主要障碍和着力点包括：农民对于土地信托流转模式的接受程度、登记制度的完善、利益分配落实以及规避农业生产风险。

安信信托董秘武国建向财新记者表示，安信信托一直积极审慎地对待“土地流转信托”等金融创新业务，也一直在探索城镇化机遇，但新的机会或业务领域与政策、地域、客户等诸多因素有关，一种模式也未必适用所有信托公司。“公司关于相关创新业务的研究工作是持续的，地域也是比较宽泛的，鉴于诸多因素限制，目前尚未推出相关产品，故具体区域暂不能披露。”武国建表示。

张继胜向财新记者透露，除已成立的土地流转信托计划，中信信托专门组织了四五个业务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考察。“我们一个业务团队刚从西南某地考察归来。至于能否复制安徽宿州的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定夺。”张继胜说。

一位中信信托人士向财新记者表示，在洽谈项目过程中，有的农民不愿参与土地流转。“信托公司与地方政府在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置换‟形式（即为保证土地经营承包权的完整性，将不参与流转的农民所承包的地段在保证公平公正的前提下换至别处）满足信托计划的顺利成立。”他表示。

“根据《决定》，农民享有承包地的抵押、转让的权利。就目前看，较容易实现的是将土地经营承包权的信托受益权凭证抵押、担保，农民就增加了新的融资渠道。”一位信托分析人士认为。

上述人士还称，土地流转信托究竟有多大作用，还有待观察。信托公司在制度红利已经消耗殆尽的情况下，势必要忍住阵痛，回归本源的“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需要，是应走之路。

有信托公司人士向财新记者坦言，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上短期收益并不可观，更多是着眼未来。“大胆想象一下，一旦土地流转信托形成规模化效应，农民手里面的信托受益权凭证在二级市场流通，土地银行的出现将不奇怪。”

对土地流转开来后，是否会造成农民失地的担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副部长刘守英向财新记者表示，农民享有承包地的抵押、转让的权利，只是给农民更稳定长久的农地使用权。可以肯定的是，短期内农民不会大量用承包地抵押融资，也不会轻易卖地，更不会导致失地农民流离失所。

“农民享有承包地的抵押权、担保权，实践中是否会抵押、担保，还取决于农民及其家庭的理性计算。比如是否需要抵押、抵押是否会导致失地风险，必然要认真权衡；同时，即使农民愿意抵押，能否抵押还取决于银行是否愿意接受。”刘守英如此指出。

《决定》第21条提出：“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国泰君安证券高级经济学家林采宜认为，这意味着在保障农民自愿自主交易原则的前提下，农村土地使用权将大规模进入流转市场并实现集中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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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信托案例

2012年以来遭遇兑付危机的信托计划分析(19个项目)

小编 2013-09-24 08:56:34 hlw

吉林信托：南京牡丹园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房地产委托贷款：主要用于“联强国际大厦”项目商业物业装修及偿还前期开发贷款。不同于业内10个工作日内兑付本息收益的普遍做法，吉林信托推迟兑付信托计划23天，业界质疑项目方还款出现问题。

风控措施

1、财产抵押：南京牡丹园置业有限公司将目标项目联强国际大厦裙房3-5层，建筑面积2万平方米的在建工程及分摊的土地面积1494平方米抵押，评估价值为5.8亿元，抵押率34.4%。

2、第三方担保：全资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危机原因

南京联强大厦曾在土建阶段因缺乏资金，国内公开转让项目。后该项目通过信托融资盘活，2011年取得销售许可证。但由于国家宏观调控，项目租售不力，未能按照预期销售，项目方无法按期支付导致信托公司违约。同时项目方再无可抵押资产加剧项目方资金链紧张。

事件处理结果

该信托计划延后兑付；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接盘。华澳信托：大连实德塑料建材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名为工商企业委托贷款，实为房地产项目委托贷发放贷款用于采购化工建材和日常经营周转该信托计划运作仅半年，因“长信2号”兑付不利，华澳信托起诉大连实德董事长及多家实德关联公司。

风控措施

股权质押、土地抵押、连带责任保证、资金监管。危机原因

大连实德董事长因涉嫌经济案件，被相关部门调查并控制。该信托计划最终投向是房地产开发，同时信托对应部分被质押股权已被法院冻结。此前华澳信托“长信2号”本金未及时兑付，引发业界质疑这两款产品能否如期兑付。

事件处理结果

双方庭外达成和解，“长盈11号”计划项下抵(质)押物，华澳信托为第一顺位抵押或质押，如被告不履行偿付义务，原告可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华澳信托对上述资产及实德相关资产进行了查封，以保证产品兑付。中融信托：鄂尔多斯凯创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房地产股权投资投资鄂尔多斯伊金霍洛旗棚改造和城市之巅两大房地产项目受宏观经济影响，鄂尔多斯2012年房价大跌，大批房地产在建项目停工。当地多款信托资金有被挪作偿还民间借贷之疑。

风控措施

1、信托公司持有项目公司96%股权，凯创地产以其大部分收益保证信托投资收益。

2、产品结构化设计，优先次级比0.75:1，有效控制产品风险。危机原因

项目方开发资质为四级，实力较弱。当地政府在棚户改造中资金紧张，完工遥遥无期，而“城市之巅”项目也已停工近一年，去化不利影响回款。

事件处理结果

中融信托发布公告，信托计划于2012.10.24提前结束，投资者获得本金及收益。中融信托：青岛凯悦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房地产股权投资凯悦中心项目的建设及约定的其他合法资金用途。因项目方去化不利违约还款，中融申请法院拍卖抵押物。抵押资产评估价缩水高达38.85%，引起业界关注。

风控措施

1、凯悦中心1-5层商业部分在建工程抵押。

2、法定代表人及股东提供连带保证担保。危机原因

2011年，青岛凯悦曾因四川信托接盘未果而名声大噪，成为业界著名的“烂尾”信托。抵押物价值虚高，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中高端楼盘去化速度和经营管理不善造成销售不畅是危机爆发的原因。

事件处理结果

中融信托以“刚性兑付”原则在信托计划约定期限如约兑付。之后，信托计划对应的房产被公示拍卖，历经三轮，终于在2013年1月完成拍卖，成交总额6.4亿元。

中信信托：青岛舒斯贝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收益权投资(资金信托)购买舒斯贝尔“黄岛综合项目”和乾正置业“温泉住宅项目”特定资产收益权。该青岛海景高端楼盘，因项目公司工程进度停滞，于法院司法申请拍卖青岛黄岛区和即墨温泉镇的两宗抵押土地，底价7.89亿元。

风控措施

1、产品结构化设计，信托计划的次级受益权由项目公司股东以股权和股东债权认购，在利益分配顺序上劣后于优先级受益权；

2、三个项目的土地使用权抵押给中信信托，评估价值为127,511万元；

3、信托公司拥有项目公司一50%股权，拥有项目公司二100%股权，对项目公司重大决策拥有一票否决权。

危机原因

舒斯贝尔项目定位高端别墅，受国家宏观调控大。信托项目设立时项目公司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因拆迁问题与当地区政府产生纠纷，未能如期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工程进度严重滞后、拖欠员工工资，通过销售回款以支付信托计划本金收益无望。

事件处理结果

由于证照不齐、融资成本过高，无人接盘。相关抵押物于2013年1月8日公开拍卖，但首轮流拍。中信信托于2月24日先行兑付自然人投资者信托份额。直至5月24日，经过四轮拍卖，中信信托通过司法拍卖处置信托资产共收回资金6.5亿元，覆盖本息支付。

安信信托：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房地产委托贷款 2亿元投入泰宇花苑项目后续开发建设，2亿元调整债务结构、偿还银行及公司外部借款。“泰宇花苑”项目楼盘已停工近一年，公司负责人已于2012年7月1日由上海浦东出境，出逃前其将建行账户中的4亿元预售款全部提走。

风控措施

1、两地块土地使用权抵押，价值7.7亿地块以第一顺位抵押，价值3.8亿地块以第二顺位抵押。初始抵押率45.21%，2012年2月后34.78%。

2、实际控制人个人连带责任担保。危机原因

2011年温州楼市进入谷底，当地爆发多起过度民间借贷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事件。项目方通过民间借贷筹集资金，数额4.9亿左右，同时泰宇花苑的实际销售价格没有达到预期。

评估公司以“土地使用权升值”为由，将原估价为3.69亿元的两地块评估价抬高至11.5亿元，使得泰宇顺利从安信信托方面融得4亿资金。

事件处理结果

温州市平阳县政府与安信信托就接盘进行协商，之后某房地产开发企业接盘2013年4月26日到期的2亿元信托份额，从而保证该部分信托份额到期兑付。同时，3月20日，安信信托收到法院判决书，确认了借款人平阳县泰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安信信托4亿元信托贷款本金，以及挪用2000万信托保证金的事实。

五矿信托：上海荣腾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收益权+股权投资购买“荣丰休闲购物广场”项目三、四期特定资产收益权及上海荣腾置业有限公司60%股权。2013年初，五矿信托对荣腾置业还款资金情况进行了核查，发现回笼资金不足以支付信托本息，五矿信托督促加快销售未果，最终提出提前终止信托计划。

风控措施

1、房地产抵押：“荣丰休闲购物广场”

一、二期商铺抵押，预评估价11.33亿元；

2、股权质押：上海荣腾置业有限公司40%的股权质押；

3、实际控制人提供担保：荣腾置业实际控制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危机原因

荣丰休闲购物中心的销售不力或是荣腾置业无力偿还借款的最主要原因。同时五矿信托以荣腾置业旗下荣丰广场1、2期铺作为抵押物的债权数额仅2亿元，为4亿信托融资额一半。且被抵押物业还存在其他第一顺位抵押权人，数额6亿元。

事件处理结果

五矿信托表示为充分保障委托人的利益，依据合同约定，已于2013年4月3日提前结束信托计划。同时五矿信托向荣腾置业进行追索，但后者并无力偿还，五矿信托向法院申请保全财产。

四川信托：浙江舟山洋城锦都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收益权投资(资金信托类)用于购买洋城锦都置业项目资产收益权，进而用于锦都二期大洋山岛商务中心项目建设。洋城锦都置业名下的洋城锦都小区项目在2012年初就一直处在停建状态，项目回款并不足以偿还信托。

风控措施

1、嵊泗洋山新城第050-051号和102-127号土地作为抵押担保，估值3.17亿元。

2、锦都置业100%股权质押给受托人，实现完全控股，对重大事项拥有一票否决权。

3、浙江铿达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马晓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危机原因

早在信托计划前，该公司已资金周转困难，信托资金的介入仅短暂地激活了该企业，2012年初洋城锦都小区项目又陷入停建状态。同时，由于房地产严格调控，舟山等三四线城市房子难卖，且锦都因为一期项目交房多次违约，名声较差，销售低迷。

事件处理结果

四川信托和洋城锦都置业共同找到一家浙江当地企业接盘，承接了信托贷款债权和抵押，信托3月7日到期兑付，信托计划由集合变身单一信托。但债权置换后，锦都置业仍无偿还能力，四川信托在7月已向舟山法院提起诉讼，申请查封资产并准备进行处置。

中泰信托：高远控股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房地产委托贷款(单一资金信托)未披露高远拖欠第三、四期利息，中泰信托于2012年12月将起诉书交至法院，要求返还本金以及180多万元利息、罚息。

风控措施

1、高远控股将其拥有的660万股东方证券股权作为质押担保。危机原因

“上海高远”由于前期为多家公司担保受到牵连，后期自身资金链紧张而筹借较多高利贷。从2012年下半年就陷入危机、濒临倒闭，2013 年初，债权人已开始清算公司资产。

事件处理结果 未披露。

新华信托：上海录润置业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股权投资以增资的方式投资于项目公司，2.5亿用于归还股东借款等，其余资金用于项目公司江湾23-5地块项目建设。信托计划担保方邹蕴玉以及上海高远置业有限公司被曝由于借贷纠纷陷入债务危机，并由于部分债务已经到期形成诉讼，录润置业也卷入其中。

风控措施

1、信托受益权结构化设计，分为优先受益权和劣后受益权，比例为2.4:1。

2、受托人持有项目公司98.84%的股份，对项目公司的经营、财务进行监督、控制。

3、邹蕴玉及上海高远置业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危机原因

2012以来，所开发项目工程进度的严重缓慢，直至2013年6月项目现场还是空地，工程方表示处于打桩阶段。同时2013年1月，该信托的担保方邹蕴玉以及上海高远置业有限公司于借贷纠纷，已经陷入债务危机，录润置业也被牵累，甚至被民间借贷人士告上法庭，项目进展缓慢。

事件处理结果

2013年1月，新华信托表示将进一步确认高远置业债务危机对信托影响，积极寻求受益人利益最大化的风险化解方案，必要时将依法行使法律及合同赋予的各项权利。

中融信托：廊坊市海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股权投资信托对项目公司股权投资；项目公司将款项专项用于“苗场”项目和“三五三一”开发建设。“苗场”房地产项目现场没有动工痕迹；“三五三一”项目现场工人寥寥，仅在挖土。

风控措施

1、股权价值充分：信托计划直接控制了项目公司98%的股权。

2、结构化设计：融资方认购信托计划的次级，信托次级资金保证优先资金的安全。

3、无条件补足开发资金：项目开发中，项目公司原股东承诺无条件补足开发资金。

4、降价条款：在项目出现风险预警时，有权行使降价条款实现现金流回收。

5、资金监管：中融信托派出董事、监事等，对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

6、项目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对本次信托计划融资提供担保。危机原因

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等因素，廊坊地区的房地产市场受到较大影响，项目中所说的“苗场”房地产项目和“三五三一”项目均未动工，开发进度严重落后。

事件处理结果 中融信托为维护优先受益人的最大利益，信托计划于2012年7月27日提前兑付全部优先受益人的本金及收益。据称该兑付资金很可能是中融自有资金刚性兑付。

安信信托：昆山纯高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收益权投资(财产权信托)以昆山邦联项目收益权为信托财产设立信托并发行信托受益权份额，对价款用于项目开发。信托兑付期至，昆山纯高未能还款付息，且拒绝第三方接盘。安信信托交涉无果，将昆山纯高诉至上海二中院。

风控措施

1、财产抵押：昆山邦联项目基础资产即土地使用权和在建工程抵押。

2、结构化设计：信托设优先劣后，融资方持有一般受益权。

3、担保：融资方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资金监管。危机原因

受宏观调控因素，昆山纯高资金周转困难。同时，由于财产权信托特殊的法律风险和阴阳合同，昆山纯高不认可贷款性质，不承认抵押有效，在意愿上亦拒绝还款付息。

事件处理结果

安信信托自有资金兑付优先受益权投资者。随后对昆山纯高进行追讨，以贷款纠纷对其起诉。法院判定为营业信托纠纷，但抵押有效，纯高存在违约行为，须承担包括归还本金及其他违约责任。

安信信托：浙江金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股权投资募集资金用于向金磊房产进行股权投资，由金磊房产经营“金磊•星汇花苑”项目但因项目实际控制人私刻公章，挪用了建设资金，导致项目建设进度受到影响，信托计划被迫提前于2011年底终止

风控措施

1、通过股权收购和增资持有项目公司77%股权，其余股东的股权质押实现对项目公司100%控股。公司总资产11.91亿元，股权价值为5.92亿元。

2、股东个人为信托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3、项目公司的债权人(东宸建设)以其持有项目公司8.3亿元债权作为本信托劣后受益权的对价款，本信托实际持有项目公司8.3亿元债权。“金磊•星汇花苑”的土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是该持有的债权的抵押财产，抵押物价值为5.02亿元。

危机原因

在经济下行及调控影响，房地产企业资金紧张，从民间借入高利贷。金磊房地产公司项目实际控制人为了偿还民间高利贷挪用信托资金，信托计划被迫提前终止。

事件处理结果

安信信托于2011年12月31日发布清算报告，安排优先受益人资金退出，信托计划提前结束。

吉林信托：莱芜南山石灰石建材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工商企业资产收益权信托购买南山建材项目经营收益权 2012年2月，企业实际控制人等8名犯罪嫌疑人为了偿还欠债，涉嫌编造项目从吉林信托骗取贷款，并遭到逮捕。吉林依托产品兑付遭遇危机。

风控措施

1、南山建材以其持有100%股权和采矿权质押给吉林信托，作为其到期回购项目收益权的保障。

2、南山建材法定代表人戴英忠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危机原因

实际控制人此前已有大量欠债，后勾结多位金融掮客，编造虚假项目和财务资料向吉林信托融资，获得通过。骗出贷款后，资金被主要用作偿还实际控制人个人欠债。吉林信托存在严重的尽调失职。

事件处理结果

吉林信托采取措施及时处置，并通过自有资金进行兜底。公告称投资人已收回本息。中信信托：普大集团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矿产项目特定资产收益权收购山西普大煤业集团的特定资产收益权；用于银行存款、货币市场投资、优质信贷等。普大集团旗下部分煤矿已停产，洗煤厂2010年全年营收为零，面临亏损。集团负责人因转让股权、抵押剩余股权获取信托资金，遭到美国证券管理机构起诉。

风控措施 1、49%股权过户，剩余51%股权质押普大集团股权评估价值约172.24亿元，抵押率20%。

2、实际控制人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3、测算未来3年净现金流超过65亿元。发生不利情况时，可处置普大集团核心煤矿，预计变现价值超80亿元。

4、中信信托派驻董事参与公司重大事项决策，对重大事项有一票否决权。危机原因

普大煤业旗下全资子公司至少连续2年亏损。中信信托对于该公司法律结构及财务数据相关的尽调存在重大纰漏。同时，中信信托拥有的山西煤业股权实际已经空心化，普大煤业下属核心资产，即采矿权均已经抵押给其他银行等金融机构。按照债权优先股权的程序，中信即使拍卖普大煤业的所有资产，也可能无法完全清偿信托资金。

事件处理结果

该信托2010年应付利息及费用加总约达5亿元，约为普大煤业2010年年报所披露的净利润的5倍。现经事双方未对此作出正面回应，后续无披露。国投信托：山西泰莱能源投资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矿产项目委托贷款资金用于项目公司煤炭整合过程中煤矿收购价款、技改投入、洗煤厂建设等媒体爆泰莱连续三年营收为零，没有公开的采矿权及经营行为，擅自改变资金用途，实为被项目方挪用延长民间借贷链条。

风控措施

房地产抵押担保。抵押物为梅园工贸名下的相关房产及土地使用权，其中包括一块使用权面积为9262.04平方米的太原市区土地和总面积为19737.84平方米的六处商业地产。

危机原因

泰莱没有从事采矿业所必需的六证，也无经营煤矿经验。而是通过与拥有采矿权的梅园工贸签订《合作经营协议》，获得梅园工贸下属煤矿企业经营权，实为规避相关部门审批行为，有很大的程序瑕疵和安全隐患。为了通过信托机构审批，泰莱先向股东借款注资，提高了资本金。待获得2亿元信托贷款后，则用于清还股东借款，并非用于约定的建设投入。此外，根据市价计算的抵押物价值仅大约为1.86亿，远不及所披露的5亿元，亦难以覆盖本息。

事件处理结果

国投信托回应与他人合资、合作经营并无法律风险，信托产品是私募性质，且参与交易各方会签订保密协议，具体的交易情况和相关信息的披露范围不会超出委托人范围，项目仍处存续状态。

陕国投：河南省裕丰复合肥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工商企业委托贷款用于裕丰公司二期复合肥生产线的建设投入裕丰公司依照约定按季支付了一、二期项目部分利息，但至2012年底，裕丰公司出现比较严重的流动性问题。

风控措施

1、房地产抵押担保。营业用房及商业用房抵押，抵押率49%

2、裕丰公司64%的股权提供股权质押

3、裕丰公司实际控制人及配偶、裕丰公司下属保利商贸提供无限连带责任担保 危机原因

据公开资料，裕丰公司陷入债务危机，引发资金链断裂。本信托当中陕国投虽然设置了比较充分的还款保障措施，但对借款人的背景未进行充分尽调。

事件处理结果

陕国投拟以自有资金约5.98亿元受让裕丰信托项目信托受益权，并对裕丰公司相关资产强制执行查封及扣押。

华鑫信托：希森三和集团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工商企业贷款用于鲁西黄牛养殖基地扩建项目，补充公司流动资金及研发需求，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和运用。由于融资方无力支付最后一期利息，信托产品仓促清算、未支付最后一笔应付利息，投资人不满投诉华鑫信托违约。

风控措施

1、希森三和集团有限公司合计100%的股权提供质押担保。

2、北京玫瑰园别墅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玫瑰园25套别墅以及土地使用权和未建土地提供抵押担保。

3、希森三和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梁召泽、股东梁召坤及其父亲梁希森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危机原因

融资方存在借壳融资可能，养殖研发类的投资周期长，一般无大量资金需求。集团经营范围广泛，涉房地产、钢贸，出现业务困难比较正常，没有能力支付最后一期的利息。

受托人对产品信息披露不完善，且可能尽调和后续管理不到位。事件处理结果

华鑫信托表示并未出现违约，同时会持续地采取措施，如果最后一期的利息收到，则会及时地向投资人分配。

中信信托：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资金投向风险事件

工商企业贷款全部用于向宜昌三峡全通涂镀板有限公司发放流动资金贷款。项目公司停产、拖欠工资，已濒临破产。业界质疑中信明知项目方财务恶化，为解决自家银行信贷违约投入巨额资金。

风控措施

1、宜昌国资委下属宜昌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认购本信托计划33,357万元普通级受益权。

2、宜昌市夷陵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以其两宗国有土地使用权(评估值不低于30.7亿元)抵押给信托。

3、三峡全通实际控制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危机原因

项目公司业务属于钢铁产业中下游，受宏观钢铁价格波动，销售价格与规模大幅下降，但受当地行政目标制约未能科学减产。三峡全通公司未能如约偿还两期贷款本息，分别为应当于2013年1月14日偿还贷款本息11855万元和于2013年1月16日偿还的贷款本息47247万元。

信托公司发新偿旧，帮助交易对手偿还相关信贷资金。事件处理结果

中信信托将信托计划延期3个月，不出资兜底，而是积极应对此次兑付危机。中信信托发动宜昌市政府、宜昌市国资委密切关注三峡全通经营和资金周转情况，协助其缓解资金困局。同时可能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处置抵押物等措施，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第三篇：两大啤酒销售模式

两大啤酒销售模式

啤酒作为一种快速消费品，以普通大众为主要消费者。随着我国啤酒工业的不断扩张,啤酒的消费群体正在一步步地扩大,消费者对啤酒的接受程度也越来越高。从啤酒行业增长的趋势和稳定性看,中国啤酒行业销量逐年增长，凭借其优异的市场稳定性和成长性，中国成为最受国际市场欢迎的啤酒市场。

啤酒的销售主要是以地区代理经销商或超市、商店、酒吧等销售终端为主，它的发展受到消费者收入、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等的影响，因此，选择何种啤酒销售模式对啤酒商来说具有重大意义。

啤酒行业的销售模式主要有以下两种：

（1）代理经销商模式

代理经销商模式为，啤酒企业首先选择好销售区域市场代理经销商，再通过代理经销商将货物发送到分销商和终端零售商手中，啤酒厂家同时给予经销商业务培训、市场策划、广告和促销配合。

（2）直销网络模式

直销网络模式是指，啤酒企业直接与分销商、终端零售商合作。这种营销模式减少了繁琐的手续，同时也降低营销费用，但需要啤酒企业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等的支持。

图表：啤酒企业销售渠道结构

事业部

餐

饮、超

市、酒吧等啤酒厂家销售公司分销商经销商分销商经销商消费者

第四篇：信托+有限合伙模式所得税问题案例解析（最终版）

信托+有限合伙模式所得税问题案例解析

2013年08月01日 17:44 标签:信托有限合伙税资产管理

作者：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秦茂宪 李锐 王滨娜

信托+有限合伙模式系指信托与有限合伙互为结构因子并相互结合的资产管理结构，在实务中主要有两种类型：信托PE结构[1]与FOT结构[2]。信托+有限合伙模式在实践中已被越来越多的机构所应用，但由于信托、有限合伙相关的税收法规的不完善以及税务机关征管态度的不明确，信托和有限合伙的套嵌则进一步增加了此类结构税收征缴的复杂性，该模式下相关主体的所得税税收问题日益突出。本文拟通过两个案例分别针对信托PE及FOT结构来分析探讨信托+有限合伙模式的所得税问题。

一、信托PE案例及相关所得税问题分析

（一）案例简介

信托公司A设立X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信托计划规模为6000万元人民币，自然人甲出资2000万元认购信托计划的信托单位，甲认购的信托受益权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为9%。A作为LP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向有限合伙企业B出资。B的认缴出资总额为1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A作为LP1货币出资6000万元，自然人乙作为LP2货币出资2000万元，公司C作为LP3货币出资2000万元，自然人丙作为GP货币出资2000万元。B对房地产项目公司E进行股权投资，并持有E的全部股权，B存续期为两年（结构图见图一）。

图一：

经工商机关备案的B企业的《合伙协议》中约定GP与全体LP的收益分配比例为2:8（GP业绩提成为20%且不收取管理费），在GP分配20%的收益后，其余收益由各合伙人按出资比例分配。全体LP与GP另行签订了《补充协议》（未进行工商备案），约定GP应保证LP的年化收益率不低于10%，在LP的年化收益率达到10%后，GP和LP之间按《合伙协议》约定进行分配；如LP的收益达不到年化收益率10%，GP不参与收益分配，且LP年化收益不足10%的部分由GP补足后，LP之间按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2年存续期满后，经清算B的总收益为1400万元（所有收益均为B设立后第2年取得）。根据《补充协议》的约定，A、乙、C分别分得收益840万元、280万元、280万元，此外GP以自有资金600万分别向A、乙、C支付360万元、120万元、120万元以补足有限合伙人年化收益不足10%的部分。

（一）案例有关所得税问题分析 《合伙企业法》第六条规定：“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国家有关税收规定，由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

《关于合伙企业合伙人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59号，以下称为“159号文”)第二条规定：“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企业合伙人是自然人的，缴纳个人所得税；合伙人是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缴纳企业所得税。”

根据以上法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本身不是企业所得税的课税主体，而应由各个合伙人分别缴纳所得税。上述信托ＰＥ案例中各纳税主体的所得税缴纳情况请参见表一。

表一：

1、税务机关对《补充协议》中分配约定的效力持不同态度的情况下，对自然人乙与丙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有何影响？

根据159号文第四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按照下列原则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一)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二)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协商决定的分配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三)协商不成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确定应纳税所得额。(四)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以全部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合伙人数量平均计算每个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

根据上述规定，税务机关应优先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来确定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159号文并未明确当合伙企业同时存在合伙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且对分配比例的事项存在不一致的约定时，税务机关应按何种原则确定合伙企业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在此情况下，税务机关如何认定“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将对合伙人的实际税负水平产生重要的影响。

案例中合伙企业B通过补充协议实质变更了《合伙协议》对收益分配的约定，实践中类似情况也时有发生，如合伙企业在工商机关登记的《合伙协议》之外存在另外一套未经工商备案的合伙协议之《补充协议》，且工商备案的《合伙协议》与《补充协议》对收益分配等事项的约定并不一致。合伙企业在办理税务登记证时，需要向税务机关提交合伙协议复印件。各合伙人的应纳税所得额会因税务机关对“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比例”的认定态度的不同而变化，或者说当《合伙协议》与《补充协议》对分配比例等事项存在不一致的约定时，以哪份协议约定为准来计算应纳税所得额，将直接影响各合伙人的实际所得税应税金额。上述案例中，税务机关对《补充协议》分配约定的效力持不同态度的情况下，自然人乙与丙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额（参见表一）存在显著差异：

就自然人乙而言，根据工商备案的《合伙协议》之约定，自然人乙作为LP应取得的收益为186.67万元；而根据《补充协议》之约定，自然人乙作为LP取得的实际收益为400万元。在税务机关认可《补充协议》的分配比例约定，并以此确认合伙人的应税所得额的情形下，有限合伙企业应就乙的实际收益进行申报并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在此情况下，自然人乙的应税所得额为400万元；而在税务机关不认可《补充协议》约定的情形下，应根据工商备案的《合伙协议》的约定分配比例确定合伙人的应税所得额，自然人乙的收益为186.67万元，即应纳税所得额为186.67万元，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乙的应税所得额相差213.33万元。

就自然人丙而言，作为有限合伙企业B的GP，按照《补充协议》约定，GP实质未取得任何收益，在税务机关认可《补充协议》约定时，GP不应缴纳个人所得税；而在税务机关不认可《补充协议》约定时，根据《合伙协议》约定计算，GP的名义收益为466.67万元，其应纳税所得额为466.67万。

实务中，由于《合伙协议》、《补充协议》内容及备案上的瑕疵，可能导致税务机关对合伙人之间分配事项的约定持不同态度，从而造成各个合伙人之间税负水平的巨大差异。值得一提的是，实践中还存在GP与部分LP签署“单边协议”的操作模式，对于其中涉及分配事项的个性化约定的效力以及由此产生的税务风险，也同样值得关注（关于“单边协议”的具体分析，请参见德恒NEWSLETTER第11期文章《有限合伙“单边协议”——实践、效力及风险分析》）。进行有关收益分配的约定时应充分考虑到该模式的税收规定及税收征缴问题，在签订合伙协议及补充协议时建议与税务部门就收益分配事项进行充分沟通，以避免收益分配预期与税收征管实务不一致的税务风险。

2、B从项目公司E取得收益的性质不同（转让E股权的转股收益与E向B分配股息红利两种方式），是否影响各合伙人（C、乙、丙）的实际税负水平？

有限合伙企业本身并非企业所得税的课税主体。合伙企业以每一个合伙人为纳税义务人。合伙人应当适用的税目和税率与合伙企业收入来源类型相关。上述案例中，分别按合伙企业取得的收入系股权转让所得及股息红利所得进行分析。

当合伙企业取得转让股权收益所得时，各合伙人是否应就合伙企业的该部分收入缴纳所得税？对于自然人乙和丙而言，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有限合伙向合伙人分配收益时，应就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按照“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税目适用5-35%超额累进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对于公司C而言，就有限合伙企业B转让项目公司的股权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部分，应按照该企业所适用的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

当合伙企业取得的收入性质为股息红利所得，各合伙人是否应就该部分收入缴纳所得税？对于自然人乙和丙而言，其应缴纳个人所得税，有限合伙向合伙人分配收益时，应就自然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适用“利息、股息、红利”税目按照20%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对于公司C而言，就有限合伙企业B转让项目公司的股权而产生的收益分配部分，应按照该企业所适用的所得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3]。

3、B是否为股权投资企业、注册于不同的地区，对自然人乙与丙的个人所得税的纳税有何影响？

2008年以来，针对股权投资企业及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登记管理及税收政策的地方性文件纷纷出台，其中大都包含合伙制PE所得税处理的相关规定。但已经出台PE地方政策的城市或地区在参照全国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文件制订地方性的PE管理政策时，一般只是在按照“先分后税”的原则的基础上增加了区分自然人担任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情形，如上海规定，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普通合伙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应税项目，适用5%-35%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不执行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事务的自然人有限合伙人，其从有限合伙企业取得的股权投资收益，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依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则规定，合伙制股权投资类企业的合伙人为自然人的，合伙人的投资收益，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或者“财产转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税率为20%。合伙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其投资收益按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总体而言，从各地公开披露的政策文件来看，各地对合伙制PE的合伙人个人所得税税目及税率的规定大体分为四种类型（见表二《合伙制PE合伙人税目税率类型表》[4]）：

表二：

在本案例中，若B不是股权投资企业，则其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情况可参见表一；若B属于股权投资企业，则其纳税依据应按照其所属地方的规定，参照表二所列四种不同的税率类型选择适用，具体金额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地方针对股权投资企业出台的鼓励性文件中规定的税目和税率并没有上位法依据，因而存在效力的瑕疵，直接适用地方税收政策存在在全国性规范出台后被调整补征的风险。

4、在案例中，自然人甲和乙初始投资金额同为2000万，甲认购信托计划份额，而乙认购有限合伙份额，两人的投资收益、所得税税负情况是否相同? 表三：

就自然人甲而言，作为信托集合资金计划投资人因投资信托计划而取得的收益需缴纳个人所得税，但由于信托公司仅为信托财产受托人，现行法规未规定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2012年12月28日修订颁布的《证券投资基金法》第八条规定：“基金财产投资的相关税收，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基金管理人或者其他扣缴义务人按照国家有关税收征收的规定代扣代缴。”该规定明确规定了基金管理人或其他扣缴义务人具有代扣代缴义务。公募基金与信托同为资产管理平台，虽然信托收益的性质与基金分红类似，但无法直接适用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缴纳的相关规定。实务中信托公司不会代扣代缴自然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在自然人投资者不主动申报个税的情况下，自然人投资信托收益的个税难以进行税收征管，造成投资者实际不缴纳个税的情况。

就自然人乙而言，作为有限合伙企业的LP，有限合伙企业具有为个人合伙人进行代扣代缴的义务。甲乙的投资金额相同且资金最终运用于项目公司E，从预期收益率上看，乙作为合伙人出资到合伙企业，无固定预期年化收益，但由于《补充协议》的特别约定，其预期年化收益实质不低于10%；甲作为信托计划的自然人投资人，其预期年化收益为9%。上述案例中，两者的实际收益金额相差不大（乙的名义预期投资收益率还略高于甲），但由于乙须就收益部分由有限合伙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而甲的信托投资由于没有明确规定扣缴义务人，导致甲实质没有缴纳个人所得税。根据表三对甲乙收益的比较，可以看出甲的投资收益显著高于乙的税后投资收益。

二、FOT案例[5]及相关所得税税收问题分析

（一）案例简介

自然人丁有200万自有资金，欲投资于X集合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存续期12个月。财富管理机构B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拟募集资金投资于X集合信托计划（以下称为“FOT产品”）（X信托计划及FOT产品要素见表四）。现丁有两种投资选择，一是以自有资金200万元直接认购信托计划，或可选择通过FOT模式，即丁作为有限合伙人之一出资200万元认购有限合伙企业B的出资份额，B再以有限合伙财产认购信托计划（两种投资选择对比见图二）。

表四：

图二：

直接认购信托计划： FOT产品：

（二）案例相关税收问题分析

1、在上述两种投资途径下，自然人丁的收益及税负情况对比（见表五）

表五：

2、两种途径的收益及税负缴纳差异的原因分析

信托计划及FOT结构中的有限合伙都不是所得税的课税主体:实践中信托计划层面不缴所得税;相比直接认购信托计划份额，FOT结构中虽然增加了有限合伙投资环节，但有限合伙并不缴所得税，因此从结构上亦不增加有限合伙投资者的税负。但尽管如此，信托计划的个人投资者及FOT中有限合伙的个人LP均应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项目20%税率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理论上讲，丁无论是直接认购信托计划份额，还是投资以该信托计划为投资对象的FOT产品，其承担的税负应该是一样的。

但在实践中，是否有代扣代缴义务导致两种模式下个人投资者的实际收益率存在较大差异：

在FOT模式下，当有限合伙从信托计划取得收益时，有限合伙需根据“先分后税”原则代扣代缴个人投资人的所得税；但由于信托公司仅为信托财产受托人，现行法规未规定其作为个人所得税的扣缴义务人。实务中信托公司不会代扣代缴自然人投资者的个人所得税，在自然人投资者不主动申报个税的情况下，自然人投资信托收益的个税难以进行税收征管，造成投资者实际不缴纳个税的情况。在本案例中，丁投资金额为200万，如其直接认购信托计划，年化收益率为8.5%，其年化收益为17万，如未主动申报个税，其取得的“净”收益为17万；如其投资以该信托计划为投资对象的FOT产品，税前年化收益率为9.2%,年化收益18.4万，但由于有限合伙企业负有个税代扣代缴义务，所以投资人18.4万税前收益还需扣除个人所得税3.68万，税后收益率为7.36%。

实务中,固定收益类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常按照投资者单笔认购的资金设置预期收益率不同的受益权类型，单笔认购的资金额越大，该类受益权可享受的预期年化收益率越高。FOT模式能够集合较大资金投资集合资金信托，相比投资者以个人名义认购信托产品，以有限合伙作为机构投资者认购信托计划可以认购预期收益率更高的受益权类型,从而享受信托计划更高的预期年化收益率。但信托计划产品和FOT产品在代扣代缴个人投资者的个税上的差异可能导致FOT投资人承担比信托计划投资者更高的实际税负，摊薄或抵销了FOT产品的优势。发起设立FOT产品的财富管理机构应向投资者充分提示产品说明书中的预期收益率是否考虑到代扣代缴个税后对收益的影响，以避免产生纠纷。

由于有限合伙灵活的组织形式及信托法律关系的固有特点,信托+有限合伙模式被越来越多的机构在其投融资项目或资管产品中采用，另一方面鉴于相关税收法规的不完善，各地区税务机关在对信托及有限合伙的税收征管上存在依据不明确、尺度不统一的情况，信托+有限合伙组合模式规模增长的同时也积聚着税收风险，亟待有权机关对合伙企业及信托的相关税收问题予以统一明确规定。

在任何情况下，以上分析意见不应被视为德恒律师对上述问题的法律意见。

[1] 所谓信托PE模式，即信托公司作为LP以信托计划募集资金与其他LP及普通合伙人（GP）共同成立有限合伙企业。[2] 所谓FOT模式，即Fund of Trust，也称为“信托中的基金”，指GP发起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募集资金后，以有限合伙的全部或部分财产设立单一信托对有限合伙选定的项目进行投资，或选择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产品作为投资对象的财富管理形式。

[3] 也有观点认为，合伙企业收入在分配给公司制合伙人时，公司取得的该部分收入属于《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述的“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免征企业所得税。

[4] 德恒NEWSLETTER第5期《合伙制PE“浮盈税”及其他所得税相关问题分析》，李锐、秦茂宪，2012年5月11日。

[5] 本案例仅为FOT模式中的一种类型，关于FOT模式的其他结构类型请参见德恒NEWSLETTER第10期文章《FOT模式（信托中的基金）在财富管理领域的应用及相关法律问题》。

第五篇：案例5 人寿保险信托

人寿保险信托

高先生常年在全国各地跑生意，担心天有不测风云，于是购买了100万元的人寿保险，指定他6岁的儿子为保险受益人，这样就可以确保万一哪天自己发生不幸，孩子的生活、教育费用可以得到保障。但是高先生担心他生故后孩子太小不懂得如何管理这一大笔资金，又害怕这笔理赔金被孩子的监护人恶意侵占。于是在有关专家的指点下，高先生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了人寿保险信托，他的儿子为受益人，致使保险公司将理赔金汇入受益人的信托账户，由信托公司按信托契约内容运用、分配给受益人。分配时机及金额条件可设定如下：受益认未满12岁前（就读小学期间）每年领取1万元，12岁至18岁（中学期间）每年领取1.5万元，18岁至24岁每年领取2.5万元。信托期满，信托财产全部返还受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