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法官之分类构想

第一篇：未来法官之分类构想

未来法官之分类构想

——寄言《法院组织法》、《法官法》修改

余文唐

2016/8/10 13:39:38 点击率[49] 评论[0] 分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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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CLI.A.097194 【学科类别】法院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法官；分类 【全文】

法官制度的员额制改革，是本轮司法改革的关键一步。它是法官走向精英化的重大举措，也是法官责任制的基石。因此，必须以“钉钉子”的精神，坚决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不折不扣地狠抓落实。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扭转法官队伍良莠不分的传统局面，让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们适得其所，进而提升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然而，法官员额制改革必定是个复杂的过程，必定会面临未入额法官的妥善分流、案多人少矛盾的妥善化解等现实难题。因此，在未来的法官制度中，究竟是建立整齐划

一、毫无例外的员额法官队伍，还是建立以员额法官为主、额外法官为辅的法官队伍，是《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修改应该加以慎重考虑的重要问题。本文持后者观点，认为我国未来的法官队伍可以包括员额法官与额外法官两大部分，而员额法官、额外法官又可再分为额定法官与终身法官、候补法官与普通法官。

一、整体法官：员额法官与额外法官

笔者曾撰小文主张法官双轨制：即将现有的法官区分为员额法官（入额法官）与额外法官（未入额法官）两大类。主要考虑有三：其一，额外法官原本是经过法定程序依法任命的既定法官，根据《法官法》关于法官职业保障和十八大四中决定关于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的原则，不应将既定法官降级为无法官资格的法官助理。其二，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全面推行和一审案件管辖标准的大幅度调整，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的人案失衡现象将更加严重，需要保留额外法官共同化解人案矛盾。其三，扭转员额制改革过程中涌现的人心浮动等被动局面，确保“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不过，当时只是将法官双轨制限在员额制改革的过渡期内，将其作为三、五年过渡期内的权宜之计。现在看来，由于人案矛盾的长期性和员额指标的限定性等原因，法官双轨制很有必要在未来的法官制度中予以长期保留而成为法定制度。

毋庸讳言，法官员额制同许多司法制度一样是舶来品，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早已推行并且达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然而在推行法官员额制的西方法院里，法官也并非都是员额法官，仍然存在额外法官。据最高法院司改办规划处何帆处长介绍，纽约东区联邦地方法院法官员额15名，在任13名，另有12名资深法官和12名治安法官。就全美来看，统计至2006年9月30日，在全美1018名地区法院法官中，约有364人（36%）是资深法官；而美国联邦司法系统共有531名全职治安法官、42名兼职治安法官。资深法官和治安法官是不占据法官员额的，因而属于额外法官。另据北大陈瑞华教授披露，在《法院组织法》修改酝酿中，最高法院提出在基层法院设置候补法官，候补法官可以代行法官职务，而且候补法官没有人数、比例限制。可见，法官双轨制的长期存在不仅有着域外经验可借鉴，还契合最高法院的意图。

二、员额法官：额定法官与终身法官

员额法官，至少从理论或制度预设上说属于精英法官。因而其工资待遇比较高，办案任务也比较重。在案件繁简分流和法官双轨制之下，员额法官更负有繁案精审职责。然而，员额法官也并非入额定终身，还有员额法官退出机制相伴随。按照上海、北京的做法，法官退出员额的事由有两类：一是勤政廉政、遵纪守法和办案质量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被追究责任；二是工作不卖力、任务不完成、业绩考核不合格。这只是就被动退出员额的通常情形而言，而从广义的员额法官退出机制即免除法官职务角度来看，只要符合《法官法》第十三条乃至中央两办新近出台的《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第五条至第八条规定的，均属于员额法官退出机制之列。当然，如果法官双轨制能够被吸纳成为法定制度，那么诸如业绩考核不合格、轻微违纪被处分等情形的，退出员额后也可以考虑依法保留其额外法官职务。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终身法官的制度建立问题。多年来，一些专家和人大代表呼吁在我国实行法官职务终身制，认为这是法官敢于独立办案免受非法免职的制度保障。还有的专家学者主张，从最高法院资深法官以及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法官首先延迟退休或者作为首批终身法官，逐步推行法官职务终身制。应该说，现在全面推行法官职务终身制，就我国目前的法治状态和法官素质而言确实是言之过早。但对于逐步推行的后者主张，不能不说是有相当的见地和可行性的。尤其是将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的法官作为终身法官，更具有标杆意义--鼓励更多的法官钻研司法理论和审判业务，逐步提升法官整体的法律素养和业务能力，为全面推行法官职务终身制夯实基础。此举的价值当然不限于此，还在于能够充分利用全国审判业务专家这一难得的司法人力资源，让其多为所热爱的审判事业奉献经验与智慧。

三、额外法官：候补法官与普通法官

额外法官是本已依法获得法官任命，却没有进入或已经退出员额的法官。从年龄结构上看，额外法官中有年青法官、年壮法官和年长法官；从没有入额的原因来看，额外法官则包括尚未通过入额考试或考核的法官、自愿不参与入额竞争的法官以及基于某种原因退出员额而保留法官职务的法官等三大类；从法官的层次来看，额外法官包括根据现行法律任命的助理审判员（临时法官）与审判员（正式法官）。据悉，《法院组织法》修改酝酿中的候补法官，是由法院院长提名、审判委员会通过任命。他们可以代行法官职务，审理、裁判案件，包括独任审判案件。但裁判文书上要以“代理审判员”身份署名，而且不能担任合议庭的审判长。这与英美法院的限权法官有着相似之处，笔者赞同北大傅郁林教授将助理审判员归属于此的主张，同时认为也可以包括经考核不合格退出员额但保留法官职务并降级使用的额外法官。

至于原本任命为审判员而未参与入额竞争或因临近退休年龄而退出员额的额外法官，只要不存在降级使用的法定事由就不宜降为候补法官或限权法官，本文暂将此类额外法官称之为普通法官。普通法官应该享有完整的审判权，有权审理所在法院管辖的所有案件，可以独任审判、担任没有员额法官参与合议庭的审判长。具体实践中，原则上应由员额法官主持审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普通法官在此类案件中一般只宜作为合议庭成员参与审理。同时，由于年龄、体力和待遇等原因，普通法官的审案任务或指标应当少于员额法官。在此基础上，甚至还可以借鉴美国法院设立资深法官席位的做法，将普通法官中那些资格老、审判经验丰富特别是因年龄、体力原因退出员额的年长法官授予资深法官荣誉。这样既可以充分调动他们发挥余热的积极性，又能够让其有个“半退休”性质的过渡岗位以调适体面卸任的心理。

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本文所建议的法官类别，是以现行法官类别即审判员（普通法官）与助理审判员（候补法官）的区分为基础的。在将来修改的《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中，作为普通法官的审判员仍需经过人大任命，而候补法官只需本院任命即可--院长提名、审委会通过。至于员额法官则是在获得普通法官任命之后，经过考核或考试再由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基层和中级法院的员额法官由省级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的员额法官由中央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其中的终身法官应当通过或直接由最高法院报请中央法官遴选委员会确定。而资深法官荣誉，则只需报请上一级法院授予。此外，根据试点法院的做法，目前助理审判员也可以直接参与竞争员额法官。《法院组织法》和《法官法》修改时，应当考虑除非符合越级提拔条件，候补法官须获得普通法官任命后才可以竞争员额法官。【作者简介】

余文唐，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专家咨询员，第三届全国审判业务专家，“1989-2008年全国法院学术研讨突出贡献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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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建立法官分类制度的构想

建立法官分类制度的构想(1)我国四等十二级法官等级制度的确立，为法官正常晋升建立了顺畅的渠道，从纵向管理的角度开启了法官职业化建设的大门。然而，要建立真正的职业化法官队伍，仅有纵向的管理是不够的，应当辅之以横向的管理方式，使之与纵向的管理相结合，才能实现法官管理的科学化、系统化。法官的职业化才会具有现实的可能性。鉴于此，笔者提出建立法官分类制度的构想。

一、法官分类制度的涵义

法官分类制度是指在一个法院内，根据审判工作的分类需求，结合法官的专业特点和本人意愿，对法官进行分类管理，以提高法官的在某一审判领域专业水平的一种法官管理制度。审判工作的分类需求是指法院按照立案、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监督、执行等门类的审判工作对法官的数量、专业素质、特长等方面的需求。

法官分类制度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一、它是法院内部对法官的一种管理制度，各法院可以自己审判工作的需要、法官的素质状况比较灵活地确定分类管理的方案、方法，具有较强的灵活性、适应性。与之相对照的是，法官等级制度是法院系统对法官进行管理的制度，它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法官自己特长的专业领域充分发展的需求。三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利用审判人才资源，实现法官的精英化。

建立法官分类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行法官助理制，实行法官员额制，培养专家型、复合型审判人才，建立精英型的法官群体，最大限度地实现司法公正，尽可能地提高司法效率。

二、法官分类制度设立的必要性

法官分类制度是法官职业化、精英化的必然产物，它的设立是必要的：

它是提高法官素质的必然要求。高素质的法官是高质量的裁判的前提和基础，法官的素质越高，则法官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越高，司法权威性也越强。高素质的法官至少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高尚的职业道德、丰富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娴熟的审判操作技能、过硬的审判作风。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法官队伍素质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个别法官追名逐利，缺乏起码的道德水准，为了一已私利，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审判权算计当事人；少数法官文化素质低下，滥芋充数；部分法官缺乏对法学理论比较全面的了解，对法律规定一知半解；少数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欠缺得令人不敢想像，以致案件程序上经常出错；审判作风拖沓，超审限办案者更是不在少数。法官分类制度的建立无疑对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发挥在某一审判领域的特长是大有裨益的。

它是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要求。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化，法院工作也丝毫没有例外。过去，法院内部分工的只有审判员与书记员之间的分工。然而，随着法官职业化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尤其是《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实施以来，法院内部已建立包括法官序列、书记员序列、司法警察序列、行政管理人员序列，最近，又增加了法官助理序列。分工的细化，使各个序列的人员职责更明确，要求更具体，从而做到各司其职、各尽其能。适应分工细化的要求，在法官序列内部，根据法院对各审判长工作需要，结合法官自身的特长和意愿，•对法官进行分工也是必要的。

它是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要求。司法质量不高，效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法官素质方面的因素，也有制度方面的因素。现在在各级法院比较普遍存在的问题有审判资格的人个个都办案，而且各种类型的案件都可以办。孰不知，人是有个体差异的，就一个法官而言，可能长于审判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案件，而对其他类型案件的审判操作能力、法律知识筹备就相对欠缺一些。建立法官分类制度的前提就是承认了法官的个体差异，因此根据不同个体法官的差异，将法官分为立案法官、刑事法官、民事法官、行政法官、审判监督法官、执行法官等类，有利于法官发挥自身的个体优势，及时公正地审理案件，从而带动法院整体司法水准的提高。

它是落实法官员额制度，推行法官助理制的要求。法官分类制度是以实行法官员额制度为基础的，法官员额确立后，根据法官的分类，科学确立法官助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组合。

三、法官分类管理制度的设计

在叙述这部分之前，要明确一个概念，即什么是法官？这里所说的法官是指在通过司法考试或司法考试制度实行之前已取得法官资格并依照一定的程序任命其从事案件审判、执行工作的人。

（一）对法官的分类

就基层人民法院而言，法官可以分为立案法官、民事法官、刑事法官、行政法官、审判监督法官和执行法官。立案法官负责对当事人起诉是否符合三大诉讼法规定的条件进行审查并作出决定或裁定，批准或决定是否采取诉前保全措施；民事、刑事、行政、审判监督法官根据分类负责诉讼的开庭审理、作出裁判；执行法官负责执行工作中的裁判事宜。为便于表述，这里将分类后的法官表述为专门法官。

（二）专门法官的产生

1、法官资格的取得。就目前而言，法官资格的取得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在新法官法施试行以前取得法官资格且现在仍然符合法官规定的学历条件、思想政治条件的视为其已取得候任法官资格；另一种是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

2、专门法官的产生。应该说，取得法官资格与能否被任命为法官是两码事。只有在法院法官职务出现空缺，取得法官资格经过一定程序任命后才能成为法官。对专门法官的遴选采取“两考一竞争”的方式。“两考”是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全国法院系统组织的审判专业知识和司法操作技能考试。欲进入法官序列者，须先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担任一年以上的法官助理后，才能参加由最高人民法院组织的审判专业知识和司法操作技能考试，通过上述两次考试者，取得候任法官资格。当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空缺或法院有出现法官职位需求时，取得候任法官资格者可根据法院的需要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竞选某一个门类的法官。譬如，某甲通过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在法官助理职位上工作已一年后，又通过了审判专业知识和司法操作技能考试，取得候任法官资格，恰逢法院缺少一名刑事法官、一名民事法官，这时，他要想从一名候任法官成为一名法官，须根据自己的专长和意愿，参加民事法官或刑事法官职位的竞争，法院主要采取考核的方式在竞争者中择优录用法官，考核的方式由各法院根据需要灵活确定，考核的范围包括刑事或民事方面的专业知识、模拟主持开庭情况等，如果考核合格，他就可以经院长提请权力机关任命为法官，并从事他所选择的民事法官或刑事法官工作。根据法院工作的特点，一个人一次只能竞争一个专门法官职务。被任命为法官后，他至少应该在他所竞争的专门法官职务岗位上工作一年以后，才能再竞争其他门类的法官。结合法官审判监督工作的特点，只有先后担任过取得立案法官、民事法官、刑事法官、立案法官、行政法官、执行法官职务的人，才能竞争审判监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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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基层法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据有关资料反映，至2000年，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已达30万，其中有法官职务的25万，而基层法院法官占了其中绝大部分。虽然人员众多，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却不高。笔者工作在基层法院，就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谈一点浅见。

一、从法官职业化内容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从八个方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就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试就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针对我国法官人数过多的现状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法官人数，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而强化司法权威。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笔者认为大致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精简人员。这一步至关重要，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在基层法院推行该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受历史等原因制约，部分法官学历不高，不可能再参加司法考试另谋出路。所以操之过急可能给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隐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推行这一步时，要以稳字当头，合理安置分流人员，能供养的就尽量供养，力争避免淘汰（当然明显不适合继续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养条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宁愿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也不能以牺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为代价，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二步是确定法官员额。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也在变动，所以不能机械地参照国外或少数几个法院的试点来确定法官员额。故各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时，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采取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审理案件数量两者相结合的标准，即综合考虑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为主，同时还应考虑现有人员的状况。法院的硬件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办公自动化、法庭数量、办公用车等问题都会影响办案效率，从而间接影响法官员额的确定。从我院情况看，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6.２万，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审结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执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办结200件案件为参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执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员额31名，那么法官与人口比为1：27700。而我院现有法官资格（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99人，从事审判、执行一线工作的84人，如果把这么多的法官减下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可能难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体内容将在后面法官遴选制度中加以阐述。

（二）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行。设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让法官从目前庞杂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核心审判工作，从而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度的辅助，与法官员额制度共同形成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制度，即为审判工作的高效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质。从北京法官助理的试点中所反馈的信息看，法官助理与我国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审判员）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审判权，而后者属于法官系列，自然拥有审判权。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协助法官开展审判工作，服从法官的指挥。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这涉及到与法官之间的分工。目前我国法官（包括执行法官）承担着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传票、开庭通知书、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等等）、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指导诉讼、组织开庭和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宣判、卷宗装订等审判工作中绝大部分事务，只有记录工作由书记员完成。繁杂的事务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办案的效率。笔者设想，设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负责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庭审和裁判，其它所有辅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来完成，具体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组织审前会议；根据法官签署的裁定或命令，对财产进行扣押、冻结、划拔、变卖以及强制执行；整理材料；装订卷宗；执行法官其他指挥事项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从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当法律知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任用。参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长对法官助理进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辅助性工作，其权限相当大。为防止法官助理滥用权力，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设想，借鉴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归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长负责法官助理的管理和业务指导，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协助的案件进入庭审，又必须服从庭审法官的指挥。庭审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法官助理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则责令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工作，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立案庭庭长和法院纪监部门。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监督。

（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补充法官人选，必须经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按照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逻辑，此时的法官是指狭义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为法官，即为审判员，则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审判员。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补充的法官人选，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影响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质。当前存在的司法～现象，与部分法官道德素质低下有直接关系。只有具备高度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刚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审理各类案件。第二、必须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娴熟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还要求法官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知

第四篇：基层法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之构想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立，对法官这一特殊职业的要求越来越高，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势在必行。据有关资料反映，至2000年，我国法院工作人员已达30万，其中有法官职务的25万，而基层法院法官占了其中绝大部分。虽然人员众多，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院法官整体素质却不高。笔者工作在基层法院，就基层法院的法官职业化建设

谈一点浅见。

一、从法官职业化内容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从八个方面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就基层法院的实际情况而言，笔者试就法官员额制度、法官助理制度、法官遴选制度这三个热点问题进行阐述。

（一）关于法官员额制度的实行。法官员额制度，是针对我国法官人数过多的现状所提出的，其目的是通过精简法官人数，提高法官整体素质，从而强化司法权威。推行法官员额制度，笔者认为大致分为三步实施：第一步是精简人员。这一步至关重要，也是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过程中难度最大的。在基层法院推行该制度更不容易，由于基层法院受历史等原因制约，部分法官学历不高，不可能再参加司法考试另谋出路。所以操之过急可能给法院正常工作的开展带来隐患。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推行这一步时，要以稳字当头，合理安置分流人员，能供养的就尽量供养，力争避免淘汰（当然明显不适合继续在法院工作，又不符合供养条件的除外）。改革需要付出成本，但宁愿付出高昂的物质成本，也不能以牺牲工作秩序、改革成果为代价，这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第二步是确定法官员额。各地法院受理案件数量不一，就是同一法院每年受理案件数也在变动，所以不能机械地参照国外或少数几个法院的试点来确定法官员额。故各法院在确定法官员额比例时，应当结合各自实际情况，采取既考虑人口因素，也考虑审理案件数量两者相结合的标准，即综合考虑法官所占人口比例和法院审理案件数量的多少，并以法官工作量为主，同时还应考虑现有人员的状况。法院的硬件建设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如办公自动化、法庭数量、办公用车等问题都会影响办案效率，从而间接影响法官员额的确定。从我院情况看，管辖区域常住人口86.２万，2000年至2002年，平均每年审结案件6213件，其中民商事案件年平均3133件，刑事案件年平均390件，行政案件年平均23件，执行案件年平均2667件。如果以每名法官每年办结200件案件为参照量，就需要民事法官15名，刑事法官2名，行政案件法官1名，执行法官13名，全院至少共需要定法官员额31名，那么法官与人口比为1：27700。而我院现有法官资格（包括审判员、助理审判员）99人，从事审判、执行一线工作的84人，如果把这么多的法官减下去，基层法院审判压力可能难以想象。第三步任命法官。具体内容将在后面法官遴选制度中加以阐述。

（二）关于法官助理制度的试行。设立法官助理之目的，是让法官从目前庞杂的审判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专门从事核心审判工作，从而提高审判效率，确保司法公正。笔者认为，法官助理制度实际上是法官员额制度的辅助，与法官员额制度共同形成职业化建设的核心制度，即为审判工作的高效与公正提供制度保障。第一、法官助理的性质。从北京法官助理的试点中所反馈的信息看，法官助理与我国目前的“助理法官”（助理审判员）相差很大，前者不具有审判权，而后者属于法官系列，自然拥有审判权。法官助理顾名思义就是法官的助理，协助法官开展审判工作，服从法官的指挥。第二、法官助理的工作内容。这涉及到与法官之间的分工。目前我国法官（包括执行法官）承担着送达诉讼文书（包括起诉状副本、答辩状、传票、开庭通知书、裁判文书、执行通知书等等）、组织庭前证据交换、指导诉讼、组织开庭和庭审、制作裁判文书、宣判、卷宗装订等审判工作中绝大部分事务，只有记录工作由书记员完成。繁杂的事务分散了法官的精力，也拖延了办案的效率。笔者设想，设立法官助理后，法官只负责影响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的庭审和裁判，其它所有辅助性的工作全部由法官助理来完成，具体包括：送达诉讼文书；组织审前会议；根据法官签署的裁定或命令，对财产进行扣押、冻结、划拔、变卖以及强制执行；整理材料；装订卷宗；执行法官其他指挥事项等。第三、法官助理的任命。法官助理可以从在法院工作多年，并且具有相当法律知识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人员中择优任用。参照目前助理法官的任命方式，由法院院长对法官助理进行任命。第四、法官助理的管理。由法官助理完成所有辅助性工作，其权限相当大。为防止法官助理滥用权力，必须加强监督管理。笔者设想，借鉴大立案庭的模式，法官助理主要归口于立案庭，由立案庭庭长负责法官助理的管理和业务指导，但一旦法官助理所协助的案件进入庭审，又必须服从庭审法官的指挥。庭审法官在庭审中发现法官助理有滥用权力的可能，则责令法官助理重新进行工作，并将有关情况通报给立案庭庭长和法院纪监部门。二元式的管理模式有利于加强对法官助理的监督。

（三）关于法官遴选制度的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指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补充法官人选，必须经高级人民法院组织的统一测试、考核，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择优遴选。”修改后的法官法提高了初任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但按照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思维逻辑，此时的法官是指狭义上法官，即不包括目前的助理法官。所以一旦任命为

法官，即为审判员，则不存在目前的助理审判员。基于此，笔者认为基层法院补充的法官人选，不仅要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符合《法官法》的任职条件，还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必须具备优秀的政治品质和司法操守。司法公正是司法改革的最终目标之一。影响司法改革公正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法官的道德素质。当前存在的司法腐败现象，与部分法官道德素质低下有直接关系。只有具备高度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才能刚正不阿、公正有效地审理各类案件。第二、必须具备完善的知识结构。司法的发展趋势要求具有综合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不仅要求法官具有较娴熟的法律知识和裁判技能，还要求法官具有广博的人文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复合型法官也是培养专家型法官的基础。第三、必须具有精湛的法律思维方式。现代社会关系错综复杂，现代法官如不具备较强的法律思维方式，就理不清法律关系，造成机械执法，达不到法律公平与正义价值的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初步确立，社会主义法律体体系也初步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用法律思维方式去思考、对待和解决社会各种司法现象和问题。第四、必须具有丰富的司法经验和较高的司法技能。法官不是任何人都能从事的职业，它不仅要求从业人员具备娴熟的法律知识，还必须具有应对各种突如其来的纠纷的经验和技能。

二、从法院改革谈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改革思路，笔者设想对法院现有人员可能最终形成六大系列管理方式，即：法官系列、法官助理系列、书记员系列、法警系列、执行系列和行政系列。在这六大系列形成之前，笔者设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基层法院法官职业化建设。

（一）建立大立案格局。如前所述，法官助理归口于立案庭管理，将庭审前大量的辅助性工作如送达诉讼文书、决定案件适用程序、组织审前会议、组织证据交换、安排开庭日期等工作由立案庭法官助理完成。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和强化相互制约之考虑，立案庭可以设置内勤组和外勤组，审前组和审中组。内勤组负责收案、登记和立案工作。外勤组负责诉讼文书送达工作。审前组负责指挥和监督审前程序，组织和监督当事人进行补充和变更诉讼请求，收集、提交和交换证据，整理争议焦点,确定适用程序和开庭日期等庭前准备工作。审中组主要负责法官所交办事项。这样各组之间既分工又可相互监督，也排除法官先入为主的预断，避免先定后审的庭审形式化。

（二）建立法官专职制度。在各审判庭可以根据各法官的具体情况区分小额、简易案件主审法官和复杂案件主审法官，或根据案件案由的不同类别固定分别由某些法官来主审。案件由立案庭转交到各审判庭后，由审判庭庭长按已确定的分工范围来指定主审法官。法官专职化有利于案件的高效审理，也为司法公正提供了资源保障。法官专职化也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培养专家型法官的要求。

（三）建立执行新格局。执行难是困绕全国各级法院的难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执行机构运作模式设置的不合理是其主要原因。当前，有的专家和学者提出，我国宪法规定，法院是审判机关，而执行不是诉讼程序，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由专门机构执行法院的判决。现阶段，执行难严重影响了法院、法官的形象，法院受理的案件数又在飙升，法院不应再管执行。笔者认为，现阶段将执行案件剥离法院是不现实的，但将执行局由上级法院垂直领导是可行的。执行局的垂直领导有利于充分调动执行资源，在目前法院设置的格局下，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地方保护主义，有利于克服执行难问题，更有利于推进法官职业化建设的进程。

第五篇：浅论法官之公正

我国首席大法官肖扬院长曾经说过, 公正是法院审判的生命所在。同样，公正更是人民法官的定位器，是法官追求的终极境界。法官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其基本标准是：不仅要实现诉讼结果的公正，即事实认定正确，法律适用准确，实体处理得当，还要实现诉讼过程的公正，即审判公开，依法定程序进行审理，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官力求通过自己的渊博学识、较深的社会素养、强烈的竟业精神和踏实的工作达到自己终极目标----司法公正。笔者试从分析如何提高法官的自身素质入手，阐述法官的定位和公正问题。

一、司法公正的含义

公正是司法的第一属性。没有公正，司法便失去存在的价值。现代意义的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公平，二是正义。公平，要求法院在司法活动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保证诉讼各方平等地行使权利。正义，要求司法活动追求科学和真理，摒除邪恶与反动，实现文明。公正是人类活动的目标之一，是文明的要求与象征。法院之所以在社会上成为最受尊重的机关，就是因为它代表着公正。法院作为社会终极裁判者,也是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终维护者,是处理案件、解决纠纷的最后一道“防线”。公众需要公正、期待公正, 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催动力之一, 否则公民或法人的纠纷完全可以自行了结,无需耗费人财到法院诉讼。公正还是一种信念, 是当事者内心对公平、正义的感受和判断, 要不为什么我们要公开审判,就是要让公众消除对审判“暗箱操作”可能导致不公正的疑虑, 尽管最后的裁判不一定达到了实际上的公平。《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就将“保障司法公正”摆在首要位置，可见司法公正的重要所在。

二、法官的自身素质是司法公正的核心因素

笔者认为，就目前的情况，法院在某些方面离司法公正还有一定的距离。法院要追求司法公正的形象，就必须保持中立无偏，而裁判者的自身素质是与司法的被动性密切关连的。法官这一主体因素为核心来加以思考并进行一些制度上的设计与调整。实际上，法官是实现司法改革的目的——司法公正这一过程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

（一）、为人民服务必须在审判中体现出来，法官必须树立“审判就是服务”的理念。法官要注重观念的转变，树立一种服务的观念。这一提法可以说是丰富了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的内涵，把实现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从一种理论高度归结到服务这种具体的模式上来。使司法的民主与文明由内在的、抽象的东西成为了一种机制的、具体的、可操作的事物，司法的民主与文明也就归结、转化为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行为，这就是司法机构公正、高效的服务。对于普通公众来说，法官的司法技能再高、法律水平再精、法律思想再深，他们或许无力评价。但是，他们最有资格以一个通达之人的心态评判法官的行为是否对人民、社会有好处，是否在更大程度上促进了权利实现，是否做到了公正适用法律。这种评价是最权威的。当然，如果一些法院落实服务理念的结果，使司法不再是独立、公平、权威的司法，或许“最满意的服务”会成为最凶的“法治杀手”。中国人民吃尽了法治不彰、司法不独立的苦头，而前些年出现的所谓“主动服务”、“保驾护航”、“法律咨询”、“寻找案源”、“参与中心工作”、“下乡收税费”等，又着实把法治的萌芽吓了一跳。当前，虽然上述问题减少了，但当地政府仍然把法院当作其一个职能部门，法院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完成政府分派的任务，如招商引资、参加某些工作组等，我们期待着尽快恢复法院的宪法地位，即一府两院。在一些人的心目中，“服务”仍然被理解为法院不独立、受制于人的代名词。澳大利亚前任首席大法官布伦南爵士曾指出，法院不是“人民的法院”，而是“为人民的法院”。这一精辟阐述既体现了独立审判的工作方式，又揭示了法院工作的根本目的，也是对服务型法院理念的一个有力支持。美国的“五好法院”都反映出了“法律为民众服务”这样的理念。

（二）、法官的综合素质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先决条件。譬如甲法官谈吐文明、举止得体,而乙法官出言不逊、衣着不整, 案件由甲法官办理,当事人一般觉得比由乙法官办理会更公正一些。笔者所在的法院院长就再三强调：开庭时，法官必须着法官袍，书记员必须着制服，佩带徽章；上班期间必须着法官服。这正体现出了法官作为法官角色这一特殊社会形象所具备的最基本素质，表现出了法官的较高涵养和浓厚的法院文化，这就是法官素质反映出来的表现公正。法官应是学识渊博、知识结构完整的,是精通法律的、有较高逻辑思维能力的,是有修养的、儒雅性的,是有强烈敬业精神的、有职业自豪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精英群体,应是具有足以让不同场合的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的社会群体。但目前我国的法官队伍素质现状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同地区、不同审级法院的法官素质都有差别,非正规法律院校毕业或没有经过比较系统、严格司法培训的法官占整体法官队伍的大多数。社会公众没有视法官为特殊群体,没有视法官为公正的化身。这种状况严重制约了法院许多方面改革的深入, 也成为法院许多改革难以取得实效的合理托辞。但是目前随着《法官法》的修改，晋升法官前必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这一职业准入的提高，上述现象已明显改善。同时也说明了法官的高素质化对司法公正的重要影响所在。

三、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也是法官的定位所在。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中国法官的个性犹如中国法院判决书的书写模式一样----千篇一律，几乎没有什么特点可言。”因而中国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体现。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法院评“办案能手”往往是看办案的数量，严重忽视上诉率问题。笔者认为，上诉率低的法官才是办案能手。因此建议将上诉率和案件质量作为衡量法官能力的重要判断依据。一般而言，上诉率低，说明当事人对法官的判词认可，服从法官的理据，因而不行使上诉权。依照笔者的经验，当事人之所以提起上诉，主要原因是一审法官的判词没有正确表达，或

说理不透，或自相矛盾等等。而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衡量法官的学识和判决质量水平是提高法官的威望与人格魅力的重要所在。法官的人格魅力是法官内在道德涵养的综合体现，而法官的人格魅力对于公正审判的实现或某些制度的实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学者谷口安平指出，由于“吸收了大陆传统自成一个专业系统的日本司法官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权威和威信，一般人对法官的职业道德与公正性抱有很强的信赖感。法官能够独立地执行其职务，很少受律师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美国联邦系统的法官和德国的法官也是如此，这使他们有可能发挥‘管理型’的作用”。此外，在我国马锡武在诉讼制度史创造的“马锡武审判方式”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并广为流传，与其本人公正廉洁的人格魅力是分不开的，当然那种审判方式是顺应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在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更深层次的审判方式改革，并有着较好的审判环境，作为法官必须廉洁自律、清心寡欲、增强学识，审判公正，以提高自己的威望与人格魅力，进而提高法院裁判的公信力，以期达到法官心中的公正。

总之，法官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与威望，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通过自己的工作---公正、高效地审理好案件并赢得公众的信任和社会的肯定，才得以做到公平正义，即法律的公正所在，也是法官定位自己的人生终极目标—实现司法公正所在。

（作者单位 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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