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_历史论文

第一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_历史论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审定通过了由一部分右翼学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国家史实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做一次修订，都要引起一场国际范围的争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顾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总是强词狡辩，利用各种机会来否定过去侵略中、韩等国家的史实，翻历史的定案。在这历史教科书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

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

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ぃ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

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神社，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参考文献：

［1］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总会成立，趣意书［Z］．1997．

［2］朝日新闻，2001－2－22.［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编和日本社会的确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会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识结构 ［M］．讲谈社出版，197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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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老年人社会心理问题案例

老年人社会心理问题案例

一、离退休综合征（retired veteran syndrome)： 指老年人由于离退休后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出现的焦虑、抑郁、悲哀、恐惧等消极情绪，或因此产生偏离常态行为的一种适应性的心理障碍。

案例：刘老身体健康，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领导着一个近千人的大厂子，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服他，不敬他。两年前厂领导换届，刘老的厂长职务被年轻人取代，但厂方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工作经验，反聘为厂里的技术顾问。可刘老当领导当惯了，总是爱管事，爱操心，看什么不顺眼就像多说几句，别人考虑到面子问题，当面不说什么，照样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刘老只能是干着急生气，回到家也总闷闷不乐。更使他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人看见自己连招呼都不打，还在背后说长道短。刘老实在不能忍受，赌气提前一年退休了。一年多的光景，刘老就完全变了个人，变得连他老伴都有点不可思议—目光呆滞，脸色灰暗，腰也不直了，背也驼了，过去的精神头一点也没有了，天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刘老的举止越来越奇怪，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后来干脆一个人跑到阁楼上住了。一天夜里，老伴半夜醒来发现阁楼上的灯还亮着，好像还听见老头子在和谁说话，老伴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去一看，发现老头子把孙女的几个布娃娃一会摆弄正这样，一会又摆弄成那样，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好像在指挥工人们生产一样。

表现形式：坐卧不安，行为重复，犹豫不决，常做错事；

性格变化明显，容易急躁和发脾气； 对什么都不满意；

多疑，当听到他人议论工作时常会烦躁不安，猜疑其有意刺激自己； 老年情绪抑郁，以至引起失眠、多梦、心悸、全身燥热等症状。

二、老年抑郁症（aged depressed disease)：广义的老年抑郁症是指发生于老年期(≥60岁)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包括原发性(含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和见之于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严格而狭义的老年抑郁症特指≥60岁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

案例：徐女士，59岁，退休工人，初中文化程度。一生经历坎坷，总觉得身不由己，厄运缠身。初中毕业时，一场大病剥夺了她上高中的机会。26岁结婚后，丈夫另觅新欢，离她而去。进入老年以后，丈夫突发脑溢血，没有流下一句话就撒手人寰。丈夫去世的第二年，独生女儿又在上班的途中，惨遭车祸。从此，徐变得情绪低落，忧郁沮丧，一生的挫折总是萦回不去，觉得自己似乎是家人的剋星，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厌世。不愿与朋友来往，别人的欢乐反而增添自己的痛苦。常常独坐一隅，暗自伤心落泪。长期的情绪低落，使徐的思维变得迟钝，记忆力也明显下降。

表现形式：兴趣丧失，无愉快感； 精力减退、精神不振、疲乏无力；言行减少，好独处，不愿与人交往；自我评价下降，自责自罪，有内疚感；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倾向；对前途悲观失望，有厌世心理；自觉病情严重，有疑病倾向；睡眠欠佳，失眠早醒 ；食欲不振或体重明显减轻；记忆力明显下降、反应迟钝。

第三篇：谈小学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_历史论文

谈小学历史的爱国主义教育_

小学历史课本是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它可以激发学生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觉得，要在小学历史课上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老师除了要准确地把握住教材中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适当地增补一些乡土教材，把爱国主义教育贯穿于历史课教学的始末外，还应注意做到：

一、激发学生情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情感”在历史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提高历史课堂教学效果的一个因素。学生的感情往往是在特定的情境中产生，在讲解过程中，通过多种途径来再现当时当地的情景。例如教学《中日黄海大战》一课时，为了突出邓世昌临危不惧、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教师用简短的语言勾起学生回忆影片《甲午风云》黄海大战的生动场面，再让学生议论，教师归纳时指出邓世昌入水后曾被随从救起，但当他看到全舰战士都牺牲了，再次跳入大海殉难，临死前还高呼杀敌不绝，这种义不独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感动着每一个学生。

二、教师用生动的语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历史是过去的东西，它主要靠教师语言的讲述，使学生形成历史表象和概念。因此历史教师的语言应准确、精炼而富于感情和启发性，才能唤起学生的积极思维。例如教学《百日维新》一课时，教师要生动形象地讲述史实，绘声绘色地展现意境，戊戌六君子代表人物谭嗣同甘愿为变法流血献出生命，“（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请保留此标记。）我自横刀向天笑”的铿锵语言，在教师敬重、慷慨、深有感情地讲述后，引导学生有表情地朗诵，以表达谭嗣同不畏艰难，为人民、为国家敢于献身的精神，激起学生对英雄人物的怀念和崇敬。

三、改进教学方法，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小学历史课必须改变照本宣读、一讲到底的旧模式，根据小学生年龄特征和已有知识水平，采用启发式教学诱导他们步步深入。教师犹似一位导游者把众多的“小游客”带到历史的百花园中去欣赏“奇花异景”。在教学中，我们在新课讲授前根据课文的重点难点提出思考题，在课堂上自学课文。对教材有初步理解后，教师再铺开叙述，启发提问，让小学生对历史的来龙去脉步步深入理解。例如讲解《大泽乡起义》一课，我们列出三个思考题：为什么秦末会发生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的时间、地点、领导人？起义的经过是怎样的？这次农民起义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这种按教材重点难点出示思考题，逐段阅读课文，深入理解历史事件，然后教师铺开叙述，既可加深学生对教材的理解，又可把教学中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培养学生理解能力和分析表达能力。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我们还允许学生根据自己课外所学的历史知识进行补充，只要不是野史，只要围绕本课教学内容，就鼓励他们讲。他们从《上下五千年》、《中国历史故事从书》等书中，学到不少知识，在课堂内外谈论。我们还开辟了“历史第二课堂”、“历史之窗”，让学生在这个园地里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进而也可以受到爱国主义教育的熏陶。

第四篇：高中历史论文：关于历史课堂教学的反思

历史课堂教学反思

在初中课程改革实践以来，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有太多的东西不了解，有太多的东西要学习、掌握，但一下子又学习不完、掌握不了，因而，在历史教师心中也就留有太多的迷惘与困惑。“路在哪里？”不仅从心底发出的哀怨与呼唤。在课程改革中，确实有很多东西需要我去学习、去了解、去掌握。

当前的课程改革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举措，而教育现代化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现代化。历史课程改革与教学以培养现代化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培养新时代合格的公民为根本目的他们向往与追求真、善、美，具有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或者说具有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其中，科学精神主要表现为坚毅、严谨、求真、求实，怀疑、批判、创新精神；人文精神主要表现为能和谐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为本、热爱生命，尊重人格、人权，讲究人性、人道。体会最深的是，一旦接触到教学实际，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一组组关系错综复杂，真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无疑，坦然面对、正确理解、尽快理顺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就成了历史课堂教学的当务之急。那么，哪些关系是首先要去理顺的呢？

一：领会课程理念,改变旧观念。

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应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大力推进教育创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充满活力的新课程体系，为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一)初中历史课程根据历史学科和历史教学的特点，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功能，尊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通过历史学习，使学生增强历史意识，汲取历史智慧，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大势，增强历史洞察力和历史使命感。

(二)初中历史课程在体系的构建上，遵循初中历史教学规律，在内容的选择上，坚持基础性、时代性，密切与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已有的学习体验和学习经验，关注学生全面发展。

(三)初中历史课程的实施有利于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积极主动的学习，在多样化、开放式和探究性的学习环境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培养探究历史问题的能力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增强创新意识。课程的实施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有利于教学方式的转变，倡导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课程的实施有利于历史教学评价的改进，形成以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为目标的评价体系，全面实现历史教学评价的功能。

二：三维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

在历史课程标准中，提出了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课程目标。其中，“知识与能力”是课程学习的基本目标，要求学生具备基本的文化素质和进一步发展的潜能。“过程与方法”旨在强调历史的认识过程以及得出结论的可能性，从而有利于学生科学素养、科学方法以及实践能力的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是指通过历史学习与感悟，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人文主义精神、优良的人格品质、科学历史观、开放的世界意识，等等。与以往的历史教学目标（即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思想教育）相比，历史三维课程目标有很大的变化：在掌握知识、培养能力方面有相通的地方，但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范围大大缩小，而历史探究能力的要求明显提高；它特别重视历史学习、探究过程中学生的参与、体验、感受，重视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它着力扭转以往思想教育中的泛政治教育化倾向，力求全面发挥历史教育的育人功能，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世界，提升学生的人格道德品位，引导学生学会做人。在教学中，只要我们心中有学生，依托学科知识，用心爱心专心

着力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三维课程目标之间的关系就不难处理，三维课程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三：教学手段多样化，现代化。

新课程的课堂教学是怎样的？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供仿效。教师要在新课程理念的指导下去探索，去行动，使新课程理念能够体现在其教学行为上。这种探索、行动的过程是教师不断提高、不断成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困惑、困难、误区，但只要确立新课程意识、把握新课程理念，就会在实践中予以调整、改进。在一定意义上说，新课程的实施过程也是一个不断的发现误区、分析和研究误区、形成应对误区措施、办法的过程。旧的误区消除了，又会出现新的误区。当然，这不会是简单的重复，新的误区的出现常常意味着新课程进一步开展中遇到的新问题。新课程的课堂上存在的误区就是新课程实施中面对的问题，只有在不断的解决问题中，才能使教师将新课程理念加以内化为个人的信念，才能使新课改切实向纵深推进，才能真正提高新课程的实施水平。如果看到新课程的课堂上存在着误区（有时是不是误区还很难说）就大惊小怪，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那么就束缚了教师的手脚，就会使新课程的实施在低层次上徘徊。人们经常说，没有问题是最大的问题，也许能够说，新课程的课堂上，没有误区才是最大的误区。人们谈论新课堂误区，几乎都要列举一条“滥用现代教学手段”之类，常常要责怪过多使用多媒体课件的种种弊端。而事实上，以多媒体课件为特征的教学技术远远没有达到“滥用”的程度，即便对某一个教师来说最多也是偶一为之。能够独立制作供自己教学使用的多媒体课件的老师少之又少，教师能够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的机会也非常有限。也许，不用这些“花里胡哨”手段照样能很好的完成教学任务，但是现代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的使用并不单单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同时也是为了使学生感受现在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的魅力，领略一种特有的氛围，使学生受到一种感染和熏陶。所以现在教学技术特别是多媒体在课堂上的使用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四：充分体现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努力探索教学方式的改革。

《历史课程标准》的一个重要改革就是要打破传统的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学习的教学模式，使以往单一的教学过程成为一个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位一体的过程，建立起学生主动学习、积极参与、注重能力与方法培养的现代教学模式。新课程背景下的历史教学要树立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把教学的着眼点放在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方面，研究学生的认知障碍，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推动学生在自觉参与学习的过程中重视自身利益的发展。历史课程还必须注重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尤其是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教师应更新教学观念，转变角色，逐步实现教学形式、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多样化和现代化。要合理地、创造性地应用现代教育资源，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的课程整合。在教学过程中应适当增加启发学生思考的内容，多些“论从史出”，少些结论的灌输，使教学过程变成学生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探索过程；变成教师指导学生收集和利用学习资源的过程；变成教师帮助学生设计恰当的学习活动的过程；变成教师针对学习内容选择不同学习方式的过程；变成教师引导学生形成情感体验的过程。教师可通过开展课堂讨论，组织辩论会，举行故事会，举办历史讲座，进行历史方面的社会调查，参观历史博物馆、纪念馆及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考察历史遗址、遗迹，编演历史剧，观看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阅读欣赏历史文学艺术作品，仿制历史文物，撰写历史小论文、历史人物小传，编辑历史板报、通讯、刊物，采访历史见证人，撰写家庭简史和社区简史，举办专题展览等各种有效的方法和途径，使学生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养成正确的历史思维习惯，形成理性的思维方式，从而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在教学设计中要善于从学生实际出发营造教学情境、设计教学问题并引发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要注意师生互动方式；要设计两三种

针对不同群体学生的教学安排。应提倡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在履行组织、指导、示范和传授知识的同时，应高度重视和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启发、指导和培养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要高度关注和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力求在知识的呈现方式、内容的选择、学生独立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问题的设置、教学活动建议、课型选择、参与社会实践和鼓励学生动手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促进学生思维的活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望与兴趣，从根本上改变学生被动接受学习的传统学习方式。与此同时，以往历史教学中的合理要求和有效做法仍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

五：传统教学要求、做法与课改教学要求、模式的关系

任何成功的改革都是对传统的扬弃，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初中历史课改也不例外。从依托学科知识，利用学科教学理论、方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角度讲，以往历史教学中的一些合理要求和有效做法仍有生命力，还是要坚持的。如注重历史主体知识的落实、历史线索的梳理，注重历史概念的把握、历史阶段特征的归纳，注重对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历史人物的归类与多角度分析，注重讲、练、评的有机结合，等等。当然，一些教师一讲到底、照本宣科、满堂灌、题海战术的那些做法肯定是不能再搞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因为课程改革，对教育教学的要求与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历史教学必须适应形势的变化，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要求上进行积极的探索。在这方面，一些课改的先进地区，一些优秀的教师早已进行过探索，有不少东西值得我们借鉴。从理论上讲，课改背景下的历史课应该是全面开放的，它应力求教学理论多元化、教学素材多元化、教学方式多元化、教学手段多元化、教学功能多元化、教学评价多元化；应该在合作探究的天地里充分发挥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应该使学生和教师以平等的地位、平和的心态共同去学习、领悟、探讨历史，最终使师生在历史学习和研究的领域里都敢想、敢说、敢写、敢做，能想、能说、能写、能做，善想、善说、善写、善做。当然，这种美好局面的到来需要一个长过程。在现阶段，不能忽视教师在思维方法和价值观方面的引导，不能离开教师在内容、概念方面的讲解，理智的做法应当是接受性学习和探究性学习融会贯通。

应该说，一名比较出色的初中历史老师是一位能抓住每一节课的关键点的水手。而这样的历史老师并不是天生的，总是与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不断学习，实践和反思分不开的，与在高中历史教学研究领域里始终坚持不懈地高标准.严要求分不开。谁抓住每节课的45分钟，重难点，谁就能赢得上课的主动，赢得学生的欢迎，在工作中不断体味到幸福和成功。

历史课堂教学反思

安九红

第五篇：山西环境问题探源及解决对策

山西环境问题探源及解决对策

山西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自开展大气环境监测以来至2006年，所有城市没有一个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即人类长期居住所需要的空气质量最低要求）。大多数泉源衰竭、干枯，使大多数河流无径流或仅有源头少且短的溪水，河道里流着的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多年来有约60%的河道监测断面为失去使用功能的劣五类水质。水土流失面积达70%以上，到处荒山秃岭，黄尘弥漫。挖煤造成的地面塌陷和矸石堆放污染环境的现象在广大矿区普通存在。山西污染严重不但是全国之最，也在当今世界之最的行列。

一、山西环境问题探源

多年来，山西省的环保工作可以说是下了大力气、付出了大代价的。炸药包、推土机、停电、停运、停贷、抓人、处分干部的措施都用上了。累计关停取缔土（小）企业和设施以及违法建设、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或设施在2万个上下。1997年在全国的取缔污染严重的土（小）企业和设施行动中，就取缔关闭了1.3万家，占到全国的1/10。2000年在全国的工业企业限期达标、逾期关停活动中，关停不达标企业4000多家，占到全国关停总数的1/7。近两年来掀起的环保风暴又关停了4000多家污染企业的设施。与此同时，对规模较大的工业企业建设了7000多台污染防治设施。为什么以这样的大力度、大代价，在产污与治污的对垒、较量中，环境保护没有占到压倒优势，环境污染仍很严重呢？

通过分析历史进程、总结经验教训、剖析深层次原因，得到如下启示：

（一）过渡开发造成了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首先是千百年来的农耕生产对地上的高强度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山西丘陵山地占80%，其中20度以上坡地占60%。在丘陵山地开荒由生态破坏导致水土流失、涵养水源能力下降，地下水补给不足，形成泉源衰竭、河流干枯，反过来又因生态用水不足，影响到生态系统，使原来的生态良性循环变为了恶性循环。二是以采煤为主的地下过度开发，破坏了地下水与地表之间的连接、贯通，加剧了水环境的失衡，造成了干旱增多，有河必干的环境。三是在以煤炭为主的矿物超强度开发和初级产品加工，使大量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超过了环境的承载能力，造成了严重的大气、水体和固体废物污染。

（二）对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的片面理解导致了重污染企业的无序发展，产业结构的严重失衡。一度时期曾错误地以为，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只能发展能源重工业产业。从而形成了严重的产业结构问题。一是主导产业结构单一，更多地注重了能源、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忽略了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平衡。在结构已极不合理情况下，虽然强调了经济结构调整，但重心没有放在产业门类的调整上，基本上是在重污染产业的圈圈内打转转，突出“关小上大”，结果是小的没关好，大的上来了，形成了重污染企业犹如割韭菜一搬的轮回重复。以炼铁炉为例，取缔了“一脚蹬”上了6m3的炼铁炉，取缔了6m3的上13m3的，取缔了13m3的上30m3的，然后依次是60m3、100m3，拆了再建，建了再拆，轮回重复，现在正在关闭拆除200m3以下的。炼焦炉也是如此，取缔了坑式土焦，上了萍乡炉，取缔了萍乡炉，上了改良炉，取缔了改良炉，上了小机焦，取缔了小机焦，上中机焦、大机焦（其实也是国外在2000年就形成共识要关闭的重污染难以治理的炼焦炉）。耐火材料、铁合金、水泥窑都是这样。这么多年来，一直是污染——治理——再污染——再治理的重复，实际上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的路子。对山西严重污染的根源是产业结构的问题，社会早有共识。省委、省政府也大抓了经济结构调整。“十五”期间提出了采煤、炼焦、炼铁等传统产业“关小上大”新型化，发展旅游、文化、信息及新型材料等产业并规模化。多年的努力使传统的煤炭开采、电力、焦化等企业在规模上有所扩大，技术装备上有所提升，旅游等新型产业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对发展一产和三产重视不够，政策、投资支持力度不大，使重污染的产业结构不但没有改变，反而进一步加重，重污染产业的比重以70%、80%至90%的直线上升。原来基础好的纺织、电子、机械、日用化工、服装鞋帽等产业逐步委缩。与之相随的是，除了少数重点城市因为一定程度控制了重污染产业的发展，环境质量有所改善外，在其它大多数县城和工业集中区，空气污染却在加重。相当多的县城全年二级天数不到100天。水环境污染超标浓度和固体废物堆存量均为全国之最，山西成为全国污染最严重的省份。

（三）区域功能定位模糊和错位导致了对人居环境缺乏有效保护和改善。山西是国家确定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但同时还是3000多万人口休养生息的地方，特别是各个城市、县城，更是人口稠密的地方。能源重工业产业，必然比其它产业产污及排污量大，对区域环境污染严重，而人居区域，必然要求优良的环境质量。这两者是矛盾和不能共容的。但是长期以来没有高度重视这一不同区域的功能区别，没有分区进行区域功能定位，实行合理布局，不少城市不顾人居环境的要求，提出发展能源重化工城市的目标。在城市市区及周边建设和扩张重污染项目，使人居环境的污染物超过了环境容量，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太原市2001年至2006年这一阶段为例，问题就看得很清楚。这六年来，太原市下了很大的力气抓污染治理，开展了企业达标升级和蓝天、碧水、生态、净化等五大环保工程，使全市999个重点工业企业中，有708个完成全面治理，实现排污达标任务，269个企业被关停，取缔推平土焦坑4255个，取缔关闭严重污染的土小企业和落后生产设施1129个，拆除燃煤锅炉1804台，更新改造锅炉2110台，新增集中供热面积3600平方米，新建、改建、扩建污水处理厂4个，取缔了市区城乡结合的756个非法储煤场。而与此同时，从2001年至2006年，太原市原煤产量增加了56%，粗钢产业增加了75%，发电量增加了75.6%，焦炭产量增加了44.9%，水泥产量增加了93.1%。这些重污染产业的扩张，必然是能源原料的高消耗、污染物的大量产生和排放。尽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使污染物排放总量有所下降，空气环境中可吸入颗粒物、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浓度值分别下降了22.8%、41.6%和40.5%，空气综合污染指数平均值下降了40.5%，二级以上天数增加了141天。但是太原市的大气环境质量距国家大气环境质量二级标准仍有较大距离，在全国47个重点城市和113个环保重点城市中排名仍在靠后。也是这同一时期，曾经和太原排名不相上下的周边几个城市都在大步前进。在2001年前后，在沈阳、天津、北京、石家庄、呼市、西安、兰州、郑州等城市的排名中，太原位于中间位置，而2006年则下降到了位于倒数第二的位置。特别是沈阳市由原来的和太原市不相上下，发生了质的飞跃，空气质量达到了二级标准，二级天气多年保持在310天以上，成为全国的环保模范城市。两市环境质量变化的显著差异，在于治理环境污染路子的迥异。沈阳市对工业污染源采取的做法是“关小的、搬大的、严堵进来的”，而太原市采取的做法是“关小的、上大的、治理超标的”。

（四）产业政策的低标准和生产方式的粗放型，增加了污染物的产生和对环境的污染。在这样一个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极容易上马高耗能、高污染低水平产业的地区，对这些产业必须高标准、严要求。但长期以来，没有重视山西这一特点，而是被动跟着国家的产业政策走，对规定淘汰的工艺设备，远远滞后于国家的时限要求。应该看到国家产业政策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最低要求，在山西这样一个重污染产业高度聚集的地方，按照国家的最低要求走，永远是最落后的。我们多年来就是跟着最落后的脚印走，旧的被关闭后新建企业按最低要求建，往往是还没有建成投产，国家更严格的产业政策又颁布了，再来一遍取缔关停。结果是污染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投资也变成了被关闭摧毁的破砖烂瓦、破铜烂铁，教训十分深刻。

（五）财政税收政策导致了山西收入低，公共财政用于环保等公益事业的投资严重不足。按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山西的资源型高能耗、重污染产业税收高、上缴比例大，地方留成少。以河南省和山西省相比，2006年，河南省GDP为1.246万亿元，财政收入为600多亿元，每元GDP收税费不到5分钱，没有上缴任务，中央转移支付为1千亿元。山西GDP为4746亿元，财政收入达1048亿元，每1元GDP收税费接近2角1分钱，是河南省的4倍多，上缴600多亿元，自己留成400亿元，中央转移支付100亿元。相比之下，山西税收高，地方留成少、转移支付少的状况十分明显。税收高，则使职工收入降低，山西省的电力、冶金、煤炭各个行业职工收入都较外省要低许多。而地方留成少，则使地方可自由支配财力少，有的市政府可支配财力仅为几千万元，可用于环保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捉襟见肘。从国家的财政税收政策也可看出，我省这种单一的重型经济结构不但有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的一面，还有从业人员收入低、地方财政收益低的一面。

（六）山西环境问题的隐忧。近几年来，山西省委、省政府下大决心要采取大措施使山西的环境面貌有大改观。以实施蓝天碧水工程和削减排污总量为主线，大刀阔斧地对重点污染原实行摧枯拉朽式的整治，取缔、关闭、治理、改造，多管齐下，取得了明显成效。这样继续下去，环境状况还会有进一步改善。但是，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隐忧。

一是大量的煤化工产业的上马，给恶性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和危害，埋伏了隐患。特别是对地下水的污染危害造成了潜在威胁。经清理整顿后，保留的焦炭能力约为1.57亿吨，同时还有大量的煤化工要上马，焦化和煤化工在生产过程中，要有污染物排入环境。这些污染物大多数是具有强列毒害作用的有毒有害物质，有相当多数还是难降解的有机污染物。因为土壤难以降解，这些污染物会随着降水的下渗而下渗，终有一天要和地下水对接起来。目前，山西人生活主要靠的是地下水。如果地下水被这些有毒有害物质污染，人畜饮水就会成大问题。目前已有个别地方的地下水饮用水源出现了含铬、含氨氮的有毒有害物质。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长此下去，会怎么样呢？再有，就是这些有毒有害物质在生产、贮存、运输过程中，一旦发生污染事故，往往是灾难性的。去年繁峙、昔阳的水污染事故，就是运输化工物质的车辆翻倒，使有毒有害污染物流入水体，影响到饮用水源地安全的。

二是采煤对水资源的破坏。采煤要对地下形成一个个的大窟窿。当降水穿过地表下渗时，就渗到大窟窿里，破坏了地下水上下的连通。使地下水位下降，泉源衰竭。目前，山西全省大多数泉源已干涸，人们主要靠从浅层地下水取水饮用，维持生活。一些矿区已因浅层地下水干枯而造成饮水困难，而这种挖煤造成的地下水破坏的势头，随着产煤量的增加，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增加。按目前的年采煤量连同矸石、岩石、泥土在内测算，每年会在地下形成一个超过10亿立方以上容积的大库容，那么20年以后呢？会更大范围地影响到水环境的平衡，缺水将会更加严重，加上炼焦、煤化工可能出现的对地下水的污染，水环境危机的潜在威胁形势十分严峻。

三是大量重污染企业的建设，使排污总量和正在改善的大气环境质量有可能出现反弹。尽管全省正以摧枯拉朽之势治理污染、削减排污总量，新上项目通过建设严格的治理设施，使新增排污量最小化。但不容忽视的是，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由于投资者在山西看好、看重的主要还是那些能源、原材料项目，这一点在近年来举办的招商会上反映的非常明显。而且山西强大的习惯势力还是侧重发展这些项目。这些项目的大量上马，又会形成又一轮的再污染。即使这些项目都采取了严格的排污量削减措施，但因其规模大、排污量也大，众多项目的排污总量就会超过环境容量，并抵消了花大力气减下来的排污量，从而使改善环境质量的步伐有可能停顿，甚至出现反弹。

二、山西环境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的对策建议

山西严重的环境问题，不是就污染论污染、就生态论生态能解决的。必须扬弃围着污染源打转转的事倍功半的做法，以科学的发展观和生态文明的理念，在经济结构、产业布局、合理区域功能定位的高层面上，统筹考虑、综合决策。通过追求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平衡、经济活动对环境影响与环境承载能力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环境质量改善，人居环境的优美。

（一）解决区域功能矛盾，明确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实行合理布局。重点是将能源、重工业产业与人居区域分开布局。一是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以人居环境为主导功能定位，实行以人为本，环保优先。把满足人居环境的要求作为最高要求，对破坏人居环境要求的生产活动设立红色警戒线和高压线。对重污染的企业，车间或生产设施，实行关小、搬大、堵进的政策，同时，加大投入，进行生活污水、垃圾的处理，发展集中供热、供气，增加绿地和景观水域，建设优美的人工环境，并大力发展无污染产业。二是对满足国家能源、重化工基地建设需求的产业，实行大分散、小集中。大分散是就整体来说，在全省范围内要科学合理利用环境容量，充分利用环境的稀释扩散能力，并结合平衡区域的经济布局和收益水平，对这些重污染产业实行分散布局。小集中是就一个区域来说，对这些产业建立园区，集中布局，既避免重污染企业的分散污染，又便于企业相互之间废弃物的再利用、再循或者集中处置，发展循环经济。同时，远离人口稠密和饮用水源地等与集中人群生活紧密相关的地方，避免重污染企业影响人居环境。

（二）发展良性产业，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平衡。要破除能源重化工基地只注重发展能源重化工产业的狭隘认识。要认清这种产业结构不仅浪费资源，污染破坏环境，而且税收高、地方留成少，从业人员和地方财政得实惠不多的实质。要大力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低能耗、低税收、多留成的产业。一是制定鼓励第三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鼓励发展无污染、少污染、多收益产业，同时适度限制煤炭、焦炭、炼铁、铁合金等产量，把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朝着平衡合理的方向推进，再不能走那越调越重的路了。二是争取国家对山西的优惠政策和资金支持，增加转移支付，让山西人民在为国家做出贡献的同时，更多地得到改革开放和能源基地建设的实惠。三是在实现产业之间的平衡的同时，还必须使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与环境承载能力平衡，排污总量与环境容量平衡，对环境的影响要与对环境的恢复平衡。即使是工业集中区，也必须以工业区的大气环境质量标准来要求，控制这个区域的最高允许排污总量。煤炭开采量要与采煤形成的地下窟窿的填补效果相平衡，从现在起，就要狠抓对地下窟窿的填补。

（三）制定山西地方的产业政策和经济技术政策。一是在山西这样一个重污染产业集中的地方，必须对高能耗、高消耗、重污染的行业实行严于国家的产业政策。对现有的要从严、从快淘汰或高标准提升。对新建的，要制定高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准入条件。这样，才能高起点、高质量地提升这类产业的技术装备水平、管理水平和节能减排水平。近年来，山东省就制定实施了严于国家的产业政策。二是制定主要产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包括技术设备水平、资源能源利用转化水平在内的具体的经济技术政策，并随着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的出现及时调整，使每个企业在主要环节上有所遵循和约束。过去，国家曾颁布过环境保护技术政策，详细具体，实用性很强。虽然随着大量新工艺、新技术的出现，许多技术政策已过时，但是这种做法可以借鉴，对规范企业行为，提升企业整体水平大有益处。

（四）建立正确的经济、社会、环保考评体系，发挥正确的导向作用。要按照科学发展，优化结构、改善民生、改善环境，增加地方收益的思路，制定考核指标体系，引导、推动山西的产业结构得到良性调整，环境得到改善，人民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公共财政和公益性投资得到迅速增加。一是突出考核地方可支配财力指标，好处有二，一方面可促进地方可支配财力增加，对提高地方公共投资、改善民生；另一方面，可激励地方政府降低发展高消耗、高污染、高税收、低留成、低收益产业的热情，转而发展无污染或少污染、低能耗、低税收、高留成的产业，引导产业结构向良性调整和发展。二是突出考核节能减排和环境质量指标。节能减排是国家确定的刚性指标，对山西这样一个能耗高、污染严重的地方，更迫切需要强化对这项指标的考核，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质量改善。三是降低考核GTP指标的力度，国家在“十一五”规划中将这项指标列为了预期性指标，而非刚性指标。对山西来说，由于发展高能耗、重污染产业的习惯性势力很强，考核GTP指标会导致地方追求产量产值，偏离科学发展，大力发展重污染、高能耗的产业。四是弱化或不考核财政收入指标。如前所说，财政收入指标对山西是有虚名而无实惠的。反而促进了重污染、高能耗、高税（费）收、低留成产业的增加和扩张。故应当弱化对其的考核，以促使山西的产业结构、分配结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