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国、新加坡慈善规范比较

第一篇：美国、法国、新加坡慈善规范比较

打造阳光慈善

时间：2012-02-28($$通讯$$)

与拥有慈善传统和严谨制度的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现代慈善事业经历上百年的探索，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治理和监督机制。美国慈善资金使用的信息透明度相当高，得到社会公众信任，提升了美国社会动员和运用慈善资源的能力,成为全球范围内慈善发展的重要样本。在法国，从慈善机构的成立、运作到解体，都以法律标尺加以规范，把有据可依作为先决条件。而与我国同处亚洲儒家文化圈的新加坡，几十年间已经发展出比较成熟的慈善文化、慈善机构和严密的行政、立法等监管制度，善款能够真正用到该用的地方。

美国、法国和新加坡的经验，我们不妨拿来，学习、研究、借鉴，为我所用。美国自律与监管双管齐下

据不完全统计，美国现有大小慈善机构约170万个，总资产占美国经济的5%.美国慈善捐赠的主要来源为个人捐赠、基金会捐赠、公司捐赠和遗产捐赠。对美国人慈善行为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被调查者都有过捐赠行动。美国如此巨额的慈善捐赠资产和如此众多的慈善机构，使其对善款使用和组织运行的监督至关重要。

美国慈善组织分为慈善服务机构和慈善基金会两类，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二者须明确分工，慈善拨款计划与执行相分离，不同组织间相互制衡，实现各自既定的目标与责任。

美国大部分慈善机构都建立了旨在约束本组织及其成员行为的较完善的标准、规则等，尤其是自主项目申请、款

项拨付及运营费用的预算等，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美国慈善机构决策权在董事会，其成员必须把机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不可牺牲机构利益为个人谋利，否则轻则免职，重则受到法庭审判。1992年，美国爆出轰动一时的联合劝募会总裁阿尔莫尼挪用捐款、以权谋私的案件，由于违反了作为公司董事的基本操守，他最后被判处7年徒刑。

美国的慈善募捐法要求募捐机构对外公开其记录，以便捐款者和潜在捐款者了解捐款是如何使用的。慈善组织在其网站上公开的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目标和任务；价值观和道德准则；利益冲突政策；最新财务审计报告；最新项目信息和工作成果；评估信息，包括效率评估和组织评估；已经完成的年度报告和定期报告；该组织持有的鉴定证书或者该组织符合的认证或标准；董事会成员、官员和职员名单（出于安全考虑，可以只提交相关的部门信息或者公用的电子信箱）；捐赠者名单（只有得到捐赠者的允许才能披露捐赠金额）；如果捐赠者要求匿名，要尊重捐赠者的意愿。

这种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通过公众监督的方式减轻政府机关的监督负担，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慈善组织之间的良性竞争。

“联邦+地方”双重监督

美国政府对慈善机构善款使用的监督分为法律和行政两种手段，以及联邦和地方两个层面。在行政上，联邦政府的国内税务署是实际上的慈善机构主管部门。根据美国国会2000年通过的国内税务法第6104款，包括慈善机构在内的所有组织每年都必须向国内税务署上报年度财务报表，称为990表。990表要求提供的信息十分详细，包括慈善机构前5名收入最高的成员名单，前5名报酬最高的合同商名单，以及筹款所需花费。更重要的是，该表还要求提供与所有董事会成员有关的金融交易记录。如果这些交易有问题，相关董事可能会被课以高额税收，慈善机构也可能失去免税资格。而且任何美国公民都可以去慈善机构查阅账目。

在地方层面，美国多数州都规定慈善机构必须向州总检察长提交年度报告，包括机构现状和人员变动等情况。总检察长还可以代表公众对触犯公共利益的慈善机构提起公诉。在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后，慈善机构“诺亚的心愿”以救灾名义筹得善款800万美元，但只将其中140万美元用于救灾。加州总检察长布朗在查明情况属实后，将该组织账户上所余400多万美元全部没收，由州政府负责将其用于救灾，并禁止其总裁5年内担任任何一家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还要求其董事会成员接受管理方面的培训。第三方评估提高透明度

在美国，不经过外部财务审计的慈善组织，不可能吸引到慈善资金。随着慈善机构的增多，一批专门化第三方评估机构也应运而生。这些评估组织属于非营利组织，不接受被评估机构的费用或资助，而是通过其他经费资助来进行评估，并把评估结果公之于众。

在美国拥有广泛影响力的“全国慈善信息局”是在一战后席卷全美的捐赠热潮中诞生的。当时少数慈善机构私吞给难民的捐款打击了捐赠者的信心，一些民间组织的管理者、学者、律师、会计师于是联合发起成立了这样一个独立评估机构。

“慈善导航”作为美国大型慈善评估机构，每年对教育、艺术、健康、环境、动物保护等各类慈善组织进行评估，从机构规模、开支额、私人捐赠、公众评议、首席执行官的报酬等方面评选各个单项前十名排行榜，评估等级由高到低分为四星到无星，其中也包括一些负面排行，如筹款回扣率、财务危机、赠款囤积等。公众根据相关专业网站提供的详细信息和评级情况，可判断慈善组织的资质和公信度，决定是否对其进行捐赠。

另外，美国还有一些慈善领域的专业论坛，如“独立部门”。它是一个由约500家慈善组织、基金会及公司捐赠项目等组成的联盟。“独立部门”创立至今已有25年的历史，2004年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的支持下开始举办年度“非营利部门圆桌论坛”,对美国非营利部门的治理、透明度以及道德标准进行全面检视。法国 法律标尺规范慈善基础

在法国，从慈善机构的成立、运作到解体，无论参与慈善活动的是个人还是机构企业，让这些活动有据可依是先决条件。法国对慈善机构的监管最初是依据1901年确立的社团法和其中的募捐行政管理条例，还有1987年的慈善发展法。其中，对传统的慈善机构基金会是这样定义的：基金会是提供公共福利的公共事业单位。

个人或者法人创立基金会需要得到国家委员会和内政部的批准。国家委员会审查完建立基金会的申请，把意见传达给总理，再由总理发布政令确认新组织可以成为公共事业单位，新的基金会才得以诞生。每个基金会必须把自己的注册号和担保账户公布于众，作为其募集捐款或开展其他公益活动时的身份证明。

在传统的慈善基金之外，法国也采取了英美国家比较流行的“捐赠基金会”的形式。美国“捐赠基金”以大学校友基金会为主要形式，比如著名的哈佛和耶鲁大学创立初期都是依靠私人捐赠，目前已经扩大到大学之外的各种科研机构。法国在2008年颁布的“经济现代化法案”中确认这种更灵活模式的合法性，此后法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也越来越多利用这类基金的支持。

法国法律法规对传统基金会一向从“严”对待。根据一系列法律文件，传统慈善基金会从申请创立开始到修改章程，从解散到分配资产等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法国有“社会事务监督机构”等专门机构负责对基金的使用。基金会内部结构和管理运作等方面进行严格监督。

不过，为了鼓励私人资本参与慈善活动，法律对“捐赠基金会”在成立、存在、盈利以及章程修改等方面的约束相对宽松。但无论哪种慈善机构，其经济行为都必须在至少三个专门机构的监管下进行：首先是由专家组成的独立的行政法院——审计法院，它负责监督慈善组织的存在和资助社会公益的执行过程中是否遵守金融法规，法院审查报告需要向公众公开并接受公众检查;慈善研究中心是第二道关卡，这个私立组织可以对慈善机构和与捐赠相关专题进行系统调研，它可以独立接受邀请对有关专题展开调研;另外，还有慈善行业标准委员会，这个独立的私立机构采取会员制，负责检查社团和基金会是否遵守类似于“章程”的行业标准，并给符合要求的会员发放“证书”确认赠予行为可信，该“证书”将根据成员的表现3年更新一次。

另外，2003年的慈善、社团和基金会法案，以及2006年的税法明确规定基金会只能从事其章程条款中列举的公益活动。税法明令禁止任何包括董事会成员、经理人、员工和第三方在内的人员在任何非盈利组织中谋取经济利益。这项禁令既禁止组织管理和执行人员在运营过程中直接或间接牟利，也禁止直接或间接分发基金利润;即使机构解散，其成员或继承者除了回收各自捐赠本金之外，无权获得其他任何机构资产。新加坡 慈善监管借鉴企业治理模式

新加坡曾发生多起有关慈善组织的丑闻或新闻事件，促使该国对《慈善法令》进行修改：借鉴企业管理模式和经验，建立慈善理事会，委任一名全职慈善总监，加大监管力度，加强信息公开，同时为防范慈善丑闻发生，对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做出原则性指导，以保障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信息披露按上市公司执行

新加坡慈善机构监管主要依据《慈善法令》。该法令覆盖了慈善团体的注册行为、募捐活动以及账务制度，规定慈善总监为总体负责慈善事务的专员，列明其工作目标和一般职能。慈善总监隶属于社会发展、青年及体育部，有多名助手，他们来自不同领域，如社会服务、健康管理、教育、艺术、社区、体育等。《慈善法令》也对这些助手的任命做出规定。

慈善总监办公室还不定期针对一些最新情况发布各种指引，如2011年7月发布的《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的指导》、2011年6月经过公众咨询之后定稿并发布的《慈善行业会计准则》以及随后发布的对其进行细则解读的指引。

为防止出现财务漏洞，慈善机构监管也借鉴一般公司治理的做法。慈善总监表示，新加坡慈善机构需要遵守一系列规定，包括筹款时向捐款人说明筹款的目的，保证实际用途与此相符，并做好记录备查。对于那些公益性非营利组织来说，公众对其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亚于对上市公司的要求。

慈善机构每年要向慈善总监提交账目或报表，必须符合年度财务报告标准，包括年度收入、财务数据和经过审计师审核的账目。监管机构也鼓励慈善机构通过网站等途径向公众公开其主要财务数据，以便公众可以更好地对其公信力作出评估。慈善机构的报告必须符合财务报告的准则。自2006年至2010年，新加坡当局委托专人进行了247项慈善机构监管审查，慈善总监不断到各个慈善机构做实地考察，宣扬良好的监管范例，了解慈善机构的活动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慈善机构与商业活动分离

新加坡曾发生多起有关慈善组织的丑闻或新闻事件，其中发生在2005年的全国肾脏基金会奢靡丑闻影响较大，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最终迫使董事会集体辞职，行政总裁杜莱等多人受审，杜莱被判刑入狱，多人被宣布个人破产。

这一事件迫使新加坡修改《慈善法令》，增加惩戒措施。尽管如此，2010年新加坡城市丰收教会仍因财务管理混乱，涉嫌滥用公款而遭调查，10多名高管涉案。这些丑闻凸显了“利益冲突”的问题。新加坡慈善总监办公室2011年7月发布《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的指导》，对于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做出了原则性指导：一是慈善机构主要宗旨是为了从事慈善事业，若非必要，不鼓励从事商业经营活动，即使从事经营活动，最好也是提供托儿所、医疗服务等关乎公共福祉的活动;二是如果从事其他经营活动，则需成立一个子公司进行运营，避免慈善机构直接参与商业经营活动，这是由于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容易导致滥用公众信任牟利;三是慈善机构从事商业活动不得使风险敞口过大，因此要在确保商业活动不会导致慈善组织蒙受巨大损失风险的前提下才可。

对于慈善团体的商业活动，政府的职责是制定良好的监管框架，其中最主要的原则之一是要使商业活动与作为其母体的慈善机构分离运行，并且对商业活动要“慎之又慎”。

第二篇：对比美国法国大革命

两次革命，两个政治传统

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是“姊妹革命”

人物周刊：有人比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说就像性格差异极大的异卵双胞胎。

朱学勤：其实当时就有人注意到两场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时间距离极近。如果把美国革命从1775年到1787年作为界限，1787年后两年，法国就发生了革命。用时代的标准来衡量，就是同时发生的事；第二，它们之间确实也有人员影响、思想渗透、相互回荡。当时横跨大洋两岸、同时参与两大革命的人很多。比如激进的革命者托马斯〃潘恩，他参加过美国革命，之后又到法国参加革命，曾被推举为法国的荣誉公民，参与国民公会辩论，被雅各宾派送进了监狱，差点断头。法国这边，类似的有拉法耶特。从政治家来讲，杰斐逊的革命民主主义就来源于法国，在《独立宣言》中看得到法国革命的启蒙思想，比如说，“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1792年法国国民公会辩论路易十六该不该受审判该不该死，华盛顿亲自给法国写信，用的是外交辞令，但充满真情实感，说路易十六帮助过美国革

命，如果法国把他送上断头台，会大大“伤害美国人民的感情”。法国革命第一阶段以美国为榜样，到第三阶段雅各宾派公然提出，相比美国革命，我们现在从事的是人类真正的革命。法国所做的，正在突破美国革命的狭隘眼界。有太多事例证明，这两场革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被称为“姊妹革命”实至名归。

人物周刊：您似乎认为一般说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都是不完整的？

朱学勤：美国历史学家对中国人讲的美国革命史有些不满。中国人只讲到1783年独立战争结束，后面就不说了。这是腰斩了美国革命。如果仅仅讲到1783年，美国可以选择不同的政治制度，他们也确实有过辩论，建立君主制还是共和制，没有国王是不是引进一个国王，种种可能性都讨论过。最后瓜熟蒂落是1787年制宪会议，所以后半段是更为重要的，可以检验当年用来号召人心的《独立宣言》。当年你讲的不只是要赶走英国，还包括尝试新的制度，新的制度在哪里？1787年才能看出来。否则这场革命仅仅是一批人战胜了另一批人，是一次战争的胜利，不是政治革命的胜利。

至于法国革命，对它的起没有多大争议，就是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它的止，史学界有多种划分。最短的一种是把它截断到1794年7月27日“热月政变”，雅各宾派被推翻，罗伯斯庇尔上断头台。也有往后延伸的，把拿破仑彻底失败看作法国革命结束。恩格斯就把拿破仑时代称作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那就要划到1815年。

人物周刊：《旧制度与大革命》里，托克维尔还说大革命到他写

书时还没有结束。

朱学勤：因为还有比恩格斯更长的划分。即使到拿破仑被彻底流放，王党归来，波旁王朝复辟，法国并未长治久安。在动荡中，大革命时活跃过的各大派别重新奋起。比如说1830年的“七月革命”，也就是《悲惨世界》中冉阿让义女的男朋友拿起枪杆子到街垒里干的那场革命。“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后，建立政权的是路易十六家族的旁支。“七月王朝”时间也不长，1848年2月法国又革命了。“二月革命”没多长时间，1848年6月又起义，又被镇压。之后，是拿破仑的小侄子，路易〃拿破仑建立了一个短暂的稳定时期，一直维持到1870年9月他在普法战争中被俾斯麦军队俘虏，有二十多年。这20年，是路易〃拿破仑给法国带来繁荣的时代，法国经济高速发展，还举办世界博览会。今天许多法国历史学家都认为，如果要在法国史上找一个时代，和我们的邓小平时代相称，就是路易〃拿破仑的20年，当时称为自由帝国、繁荣帝国。

20年后，泡沫刺破，烟消云散。小拿破仑被俘，直接刺激了巴黎再一次奋起。那就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不过72天又被镇压下去。巴黎公社起义之时，有雅各宾派的残余分子参与巷战。大革命的政治派别、政治力量一直活跃到七八十年以后。为什么叫巴黎公社？这个旗号在大革命前就有，大革命时也有人举过。巴黎公社既是激进的又是复古的，要恢复路易十六之前旧制度里面的地方自治，就是公社制度。大革命的余波荡漾到了1871年。对法国革命起止划得最宽的那一派历史学家也有理由把法国革命结束划到1871年。我个

人认为划到1815年比较恰当。我认同恩格斯的说法，拿破仑是法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法国革命是从1789年到1815年，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人物周刊：之所以强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完整性，是因为后来这两场革命也代表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制度设计。

朱学勤：最根本的就是制度本身。美国1787年制定宪法，以这部宪法为标志，建立了议会政府、三权分立、共和政体，到现在都没有动摇过。1787年后美国再无革命。即使今天存在那么多的问题，我想没有人认为美国有革命危机。至于法国，无论确立的是第一宪法、第二宪法、第三宪法，还是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是没有稳定性的。我们把1815年作为法国革命的终止，这场革命有它的成果，但制度层面上是失败的。

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人物周刊：相较而言，美国革命大致局限在政治领域，法国革命也涉及社会文化领域。您似乎比较欣赏前者，就是将革命局限在政治领域，所谓“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朱学勤：在社会层面，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有一个基本观念：人类社会自身有演变逻辑，会自然而然发展、纠错。我尊重这个自发秩序，反对对社会做人为的外科手术。人类文明是怎么发展成这个样子的？最让人惊讶的一点就是自发演变的结果显然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有利于大多数人的福祉。对此人类的理性到今天还没有能充分地认识和解释。人不仅没办法颠覆，也改造不出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当年

亚当〃斯密曾强烈地反对法国革命激进阶段的暴行，他维护的就是社会本身自我演变的权利。

但同一种社会基础可以有不同的制度形态跟它衔接，有些能适应，有些不能适应，有些起初能适应后来不再能适应。社会不大规模破坏的同时政治制度可以选择。这意味着，你可以改革。而如果你不愿改、改不动，很可能就会促发危机，革命就会来临。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窑洞里的对话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周期律与民主问题。政治制度有适应期有不适应期，如果到了不适应的时候还是不改革，那只能是被推翻。革命来了，我们应该限制革命的范围，不让革命扩及开去破坏社会秩序。所以我才提出最小的革命是最好的革命。

为什么我把美国革命称为小革命？从1775到1787年，美国有没有社会革命？没有。有没有在赶走英国人的同时把美国的土地所有制改一下？没有。当然那个时候美国土地太充足了，也没有这个需要。但美国也有冲突激烈的时候啊，传媒人特别熟悉的“扒粪时代”，腐败很多，官民矛盾也很激烈，但它没有过阶级斗争，更没有阶级革命。所以我们今天到美国去，除被南北战争破坏的地方，大多数的地方维持独立战争前的建筑、社区、社会结构。美国的历史是短暂的，但这短暂的两百多年历史没被破坏过。而在欧洲和亚洲，这两百多年里发生了多少次破坏旧的社会基础的革命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是最激进的也是最保守的。它成功遏制了革命浪潮越过堤岸冲击社会。

人物周刊：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谓的大、小契约论，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朱学勤：契约论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这以前，君权神授，是没办法质疑的。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契约论提出了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其进步性、合理性就在这地方。但到了卢梭那里，夸大到要把整个社会都交给政府，所以叫“社会契约论”，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仅涉及政治问题，民众和政府可以有一个契约，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在制度上有一些仪式化的安排。比如4年选一次总统就是人民把让渡出去的权力拿回来再重新授权一次的意思。

人物周刊：比较英、美、法三次革命，革命之前，美国没有纯粹的观念活动，英国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而法国有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看起来理论准备最充分的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最不稳固？

朱学勤：法国革命前，所谓的启蒙活动扩大为启蒙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动员程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一旦政治体制难以容纳，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即小革命（政治）到中革命（社会）到大革命（精神）。历史上的小革命，其实都是有限革命，政治参与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比如美国制定宪法，55个人的一个关门会议。但它不是一个拒绝民主的会议。如果说制宪的过程是共和，各种利益谈判形成双赢的结果，那么开门把宪法交给纳税人，经过投票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了。法国不是，制宪一下子进入大民主阶段，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否定另一个人的意见，民主进入到了广

场阶段，所以很难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文本。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这话很有深度。因为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人物周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领导集团的不同构成是否也对革命风格有影响？

朱学勤：有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两场革命的领导集团，美国的都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死于内部厮杀；法国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死在王党、反法同盟等敌人的手里，而死于革命内部的绞杀。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所杀，罗伯斯庇尔是热月党人所杀。其他革命领袖被杀死的太多了。这情况在美国革命中找不到。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两国的领导集团不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大多既无政治管理经验，也无经济管理经验。有这种经验就会知道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每天每时在发生的，这种冲突，其实可以通过博弈、谈判、双赢的方式获得一个结局。而美国革命的领导集团，要么是在英国管理时期已经成为议会精英，有过政治管理经验；要么本人是律师、企业主、农场主，有工商生活的管理经验，积淀了相当丰厚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处理人们的观念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都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都是拿破仑讲的“意识形态分子”。拿破仑这么讲是对的。他非常惊讶法国革命 的领袖怎么都是意识形态专家，而非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观念型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和政治家、企业家领导的完全不同。用韦伯的话讲，法国革命是把可以分解的量上升为不可分解的质；而美国革命是把不可分解的质下降为可以分解的量、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讨价还价。为什么1787年的会议要开3个月？每天都在讨价还价。这批企业家和那批企业家在谈判嘛。而法国革命，你看国民公会辩论，全都是宏伟叙述、激越浪漫的诗篇，而且诉诸道德，在政治斗争中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只知道理，道德之理，不知事理，事物之理。

人物周刊：当时美国和法国对国家制度的设计是否也体现了对人性的不同认识？

朱学勤：其实两国是相互渗透的。像汉密尔顿更多认为人性本恶，设立制度就是为抑制人们在政治层面上的邪恶。另一方像杰斐逊等人，受启蒙思想影响比较多，认为人性本善，政治制度的安排应该最大限度调动人性的善，用政治来追求人间天堂，用今天的话来讲，相对而言是个左翼；汉密尔顿天然地就是个右翼。左翼和右翼达成了哪种共和？右翼设计好了制度，左翼在制度平台上批判这个制度。这就是共和制度上面的民主追求。问题在于杰斐逊在美国代表的这股民主力量，在法国革命中成了主流，没有力量跟它抗衡。它用政治来追求宗教的目标，要把日月河山乃至人心的道德是非重新安排，那革命承担的东西太多了。不光承担了制度变易，还承担了价值观的彻底颠覆、人性的改造，不成为大革命才怪。

一些根本性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调节

人物周刊：大革命之初，法国自由派贵族的制度设计很出色，但后来革命失控，他们或逃或亡。他们原本有机会成功吗？或者说法国革命有没有可能停止在这个阶段？

朱学勤：假设的历史学是最迷惑人的。任何国家的历史中都可以找到很多假设。我觉得是有成功的概率的。法国革命1789年7月14日控制不了，但后面如果有一步控制得住，也许不会引起后来激进的状态，就是杀国王。杀国王最终促发了旧欧洲所有王室联合起来扑灭革命。法国革命中后期始终是在对内革命、对外战争的交织中进行的，这就导致内部清洗越来越残酷。杀国王是一个历史的三岔路口，错过这个路口，没有回头路，只能找下一个路口，后面的事就很难避免了。这是一个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性冲动，事实上辩论时也是以微弱多数通过。

人物周刊：大革命阶段是那样设计制度，但之后法国出过十多部宪法，重新设计制度时对人性的理解是否有所改变？

朱学勤：法国革命后来逐渐在收敛。到了1871年巴黎公社时，又一次冲破束缚，达到非常激进的阶段，追求一个崭新的人间秩序。所以72天的巴黎公社是必然失败的。你到法国的蒙马特高地去看，蒙马特高地是革命圣地，从法国革命到巴黎公社，不断爆发起义的地方。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法国人在那里建了一个新教堂，叫圣心大教堂。他们已经认识到，一些根本性的价值冲突只能靠宗教生活而不是政治手段调节。

人物周刊：也许法国是特别不幸的，就像美国是特别幸运的，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同时具备那么多的条件。

朱学勤：美国革命有许多有利条件，法国革命没有。美国有辽阔的土地可以缓解民间的财富冲突；新大陆没有王室，不至于激起强烈的反对力量；没有强大邻国，不会遭遇战争的纠缠，等等。这些条件，法国都不具备。甚至当历史召唤，需要写《独立宣言》，正好杰斐逊在场；当历史第二次召唤，需要制定1787年宪法，汉密尔顿在场，杰斐逊正在法国。如果这两个人出场的顺序颠倒，那就既不会有《独立宣言》（或者会是另一个样子），也不会有1787年宪法。如果考虑到这么多因素，有句话政治不正确，但确实说出一些东西：上帝参与了美利坚建国的过程，让她有这么多的幸运条件。

但上帝也是公平的。在早期给了她这么多幸运的条件，在后期又给了她其他民族都没有遭遇的苛刻条件。如果说上帝选中北美这块土地做了一次人类大同的实验的话，那他最苛刻的一个考验就是把人类种族上距离最远的两个分支，黑白分明的两个分支放到同一块土地零距离接触，看他们能不能融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美国触发了第二次内战，那就是南北战争。那场战争虽然扑灭了所谓南部叛乱，重建南部却以失败告终。解决这个问题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或许我们可以说，到了2008年奥巴马竞选胜利，美国终于诞生一个黑人血统的总统，这场人类学的实验才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后面的考验仍然苛刻，就是移民问题。美国本是移民国家，没有移民也就没有美国，但这个移民而成的国家面临着更多移民的冲击。亨廷

顿写《文明的冲突》，说的是美国外部国际社会间文明体系的冲突，但他更担心的不如说是美国内部问题，越来越多的移民稀释掉他所谓的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核心。所以他后来写了《谁是美国人》那本书。不过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美国的包容性仍然很强。这个制度居然能把200年前奴隶的后代送进白宫。

第三篇：法国鳄鱼新加坡鳄鱼判决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09）民三终字第3号

上诉人（一审原告）：（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住所地法国巴黎卡斯蒂格利奥勒大街8号（8,RUE DE CASTIGLIONE 75001 PARIS）。

法定代表人：米歇尔·拉科斯特（Michel Lacoste），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黄义彪，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高超，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住所地新加坡乌美三道三号鳄鱼大厦。

法定代表人：洪文展，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18号B座首层。

负责人：严仲良，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简称拉科斯特公司）因与被上诉人（新加坡）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 INTERNATIONAL PTE LTD）（简称鳄鱼国际公司）以及被上诉人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简称上海东方鳄鱼公司）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简称原审法院）（2000）高民初字第2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由民事审判第三庭审判员夏君丽任审判长、审判员殷少平、代理审判员王艳芳参加的合议庭，书记员包硕担任法庭记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拉科斯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义彪、高超律师，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及上海东方鳄鱼公司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律师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拉科斯特公司创办于1933年，同年在法国注册“鳄鱼图形”商标，此后其产品主要在欧洲销售。20世纪60年代，拉科斯特公司开始将其产品推向亚洲。70年代末，其产品进入香港。1980年，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其产品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但数量有限，1994年正式开设专柜或专卖店。2000年5月11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原审法院起诉称，自1980年以来，其先后在中国注册了一系列“鳄鱼图形”商标，根据中国的法律规定，其公司对注册的“鳄鱼图形”商标享有专用权。1995年，其公司发现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建立了多家店面，其招牌上印有写实风格的鳄鱼图形，销售标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产品。其公司分别于1995年和1998年向鳄鱼国际公司提出警告。此外，鳄鱼国际公司及其在北京的代理商上海东方鳄鱼公司至今仍在北京地区销售带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和其他相关产品。二被告使用的“鳄鱼图形”商标与其公司的“鳄鱼图形”注册商标构成近似，侵犯了其在第25类服装及其他相关类别商品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故请求：（1）判令二被告停止侵害，即停止在相同或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公司之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标识；（2）判令二被告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300万元；（3）判令二被告消除影响；（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该公司于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鳄鱼图形”商标。利生民公司产品于1953年进入香港，主要在东南亚地区销售。1983年，利生民公司更名为鳄鱼国际公司。1993年，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CARTELO及图”商标，其产品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利生民公司曾于1969年在日本大阪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侵犯其商标权。1973年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6月17日，双方还签订协议，意图在于：（1）结束并最终解决双方之间未决的所有法律纠纷、法律行为、分歧、争议和请求；（2）开发其自己的业务；（3）合力反对第三方侵权人；（4）双方希望在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国家开展合作；（5）拉科斯特公司愿意付给利生民公司过去支付“鳄鱼”商标保护和防御费用的补偿金；（6）双方同意表A和表B（见附件一）所示其各自徽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7）双方还打算如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此外，双方约定的地域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

又查明，拉科斯特公司于1980年10月30日在中国注册了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服；于1996年10月7日在中国注册了第879258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腰带；于1997年2月7日在中国注册了第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皮革及仿皮革，及其制品，包括皮包、钱包等；于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注册了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领带、鞋等（以上商标图形见附件二）。鳄鱼国际公司于1993年12月24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简称商标局）申请了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西装、夹克、大衣、皮衣（服装）、皮质长外衣、裘皮衣服、内衣、内裤、汗衫、裙子、裤子、运动衫、针织品（服装）；于1994年6月29日申请了第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使用商品为第18类皮革、旅行包、钱包、包装用皮袋（包、小袋）、伞。上述两商标已于2007年12月14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277号行政判决认定，予以核准注册，现判决已经生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号行政判决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申请的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合法拥有的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相比较，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277号行政判决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申请的第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合法拥有的第213407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拉科斯特公司第213407号“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

再查明，2000年4月25日，拉科斯特公司在北京购买了鳄鱼国际公司和上海东方鳄鱼公司出品的“卡帝乐鳄鱼T恤”一件，单价为人民币886元（下称被诉侵权产品1）。本案诉讼发生后，其又于2002年7月29日在北京购买了“卡帝乐白色衬衫”（下称被诉侵权产品2）、“卡帝乐黑色皮包”（下称被诉侵权产品3）、“卡帝乐夹克”（下称被诉侵权产品4）、“卡帝乐T恤”（下称被诉侵权产品5）、“卡帝乐裤子”（下称被诉侵权产品6）、“卡帝乐礼盒”，内含领带、钱包、皮带（下称被诉侵权产品7）、“卡帝乐女鞋”（下称被诉侵权产品8）。被诉侵权产品1-8在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1、2、4、5、6在衣领或后腰处、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背面以及被诉侵权产品8女鞋鞋底内面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均使用了“CARTELO”字样。此外，被诉侵权产品1、2、4、5、6均在前胸或后腰上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及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均在产品正面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正面及被诉侵权产品8的产品正面或鞋面、鞋底均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皮带在产品正面和背面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

另外，分别于2005年10月22日、2005年12月20日、2006年4月20日发生法律效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民三初字第9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民三终字第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认定，长春市新百信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武汉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世贸广场购物中心、北京西单赛特商城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的单独标示“鳄鱼图形”的相关商品侵犯了拉科斯特公司第141103、879258、1318589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专用权。

本案中，拉科斯特公司主张，被诉侵权产品1、2、4、5、6侵犯了其第141103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及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侵犯了其第940231号“鳄鱼图形+LACOSTE”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及被诉侵权产品8侵犯了其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皮带侵犯了其第879258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277号行政判决确认，鳄鱼国际公司于1993年12月24日、1994年6月29日申请的第1331001、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予以核准注册，并且认定“CARTELO及图”商标与“鳄鱼图形”、“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之间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故本案被诉侵权产品1-8在实际销售时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的“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第141103、940231、1318589、879258号注册商标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也就是说，鳄鱼国际公司、上海东方鳄鱼公司出品的被诉侵权产品1-8在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使用“CARTELO及图”商标，并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商标专用权。同样，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使用的“CARTELO”字样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四个注册商标也不会造成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拉科斯特公司主张，被诉侵权产品1-8均在不同部位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与原告据以主张权利的四个注册商标中的鳄鱼图形相比，仅仅是“鳄鱼身体朝向相反”，但鳄鱼姿态相同，互为镜像，足以导致潜在消费者在被诉侵权产品售出后使用中造成混淆和误认。对此，原审法院认为利生民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1983年6月27日达成的商标共存协议，其目的在于相互区分各自的产品，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并不违反中国法律规定，亦未损害他人及公共利益，应当确认有效。其中约定协议附件1、2所列之系列商标在中国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区域内“不致混淆”。本案中，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仿冒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在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经过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大规模、长时间使用后，客观上也已经建立起特定的商业声誉。而且，被诉侵权产品1-8标示的并非仅为“鳄鱼图形”，还标有“CARTELO”及“CARTELO及图”，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使得被诉侵权产品1-8具有了整体识别性，能够有效地与其他标有鳄鱼形象的商品相区别。有鉴于此，根据整体比对、综合判断的原则，拉科斯特公司与鳄鱼国际公司的系列商标标识作为整体，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性的区别特征。两者无论在实际购买商品时还是在商品售出后使用中均不会导致消费者的混淆和误认。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1-8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长民三初字第9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05）鄂民三终字第9号、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6）高民终字第169号民事判决与本案所涉及的诉讼主体不同，且商品外包装、产品吊牌及产品本身上标示的鳄鱼国际公司第1331001、1343051号“CARTELO及图”商标于上述判决生效后的2007年12月14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决准予注册，所涉及的具体案情亦不相同，故上述三判决并不影响本案审理。

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于2008年12月12日判决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5010元，由拉科斯特公司负担。

拉科斯特公司不服前述判决，向本院上诉称：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构成相同，被上诉人擅自使用带有鳄鱼图形的组合商标与上诉人的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属于商标侵权行为，两被上诉人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上诉人注册商标相同和近似的商标是典型的商标侵权行为，原审判决认定不侵权明显有误。具体理由为：

1、被诉标识仅是在鳄鱼图形上方加了“CARTELO”外文。在实际使用中，相关公众显然更容易记住其中熟悉的“鳄鱼”部分，并以此来记忆和呼叫。由于CARTELO是一个外文词汇且无任何含义，对于不熟悉外文的中国公众而言，在看到由CARTELO文字和鳄鱼图形的组合符号时，自然会将鳄鱼图形作为该商标的记忆部分也就是认读要部，“鳄鱼”的称谓显然更便于中国公众记忆和呼叫。被诉标识与上诉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鳄鱼商标为近似商标，原审法院认定被诉标识与上诉人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的鳄鱼商标不近似违背了商标近似判断的一般准则。

2、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构成相同。当事人双方1983年在境外达成的“共存”协议仅适用于五个国家和地区，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在中国大陆合法使用鳄鱼商标的理由，且中国法律不承认商标共存，原审判决曲解了该协议的内容和法律效力。上诉人指控侵权的商标是“单独鳄鱼图形”和带有鳄鱼图形的组合标识，并没有主张被诉侵权商品的整体包装形式构成商标侵权。判断商标是否侵权应当以上诉人的注册商标图样与被诉侵权商标图样逐一比对，将“其他标识”与侵权商标同时使用在被诉侵权商品上不能产生合法使用鳄鱼标识的后果。原审判决认为不侵权的理由是被诉侵权商品上存在多个商标标识再结合其包装的整体能够和上诉人的“鳄鱼”商标相区别，这个理由从逻辑上至多也仅仅涉及到消费者实际购买商品之时，而消费者购买服装等商品后是不会带着包装、吊牌穿着的，实际购买时单条鳄鱼十分明显，售出以后的使用则更加突出。此外，商标侵权行为不因侵权行为规模大、时间长就成为合法行为，原审判决所谓的被上诉人“客观上也已经建立其特定的商业声誉”恰恰是借用上诉人商标知名度恶意搭车的结果。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明显存在重大错误，且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利，请求本院依法改判并支持其原审全部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上海东方鳄鱼公司答辩称：

1、已经生效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号、第277号行政终局判决书中明确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的“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图形”、“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相比较，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一般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拉科斯特公司之鳄鱼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上诉人此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关于被诉侵权商标中的“单独鳄鱼图形”与上诉人的鳄鱼商标是否构成相同标识的问题。本案不同于一般的侵犯商标权案件，本案的纠纷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具体为：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约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法国启用，并逐步使用和知名于欧洲；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新加坡等地启用，逐步使用和知名于亚洲。在经贸活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率先谋求东进亚洲，随之与在亚洲地区相关国家与地区内早已注册、早已使用并且早已知名的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之间，屡屡引发纠纷和冲突，但是最终达成了双方鳄鱼系列商标和平共处的和解。1983年6月17日鳄鱼国际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签署了一揽子和解协议。协议中双方认同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和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不但明确“在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国家开展合作”，而且明确“如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和解协议开宗明义“双方结束并最终解决双方之间未决的所有法律纠纷、法律行动、分歧、争议和请求”。该和解协议签订后二十多年来，不但在该协议第一条所列的我国台湾和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这五个国家及地区实现了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各自注册、和平共处，而且在鳄鱼国际公司注册在先的其他国家（例如韩国、印度、巴基斯坦等），也已经实现了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共存共荣、相辅相成的局面。因为双方各自的知名商标“可在相关市场中共存不致混淆”，双方各自实际拥有自己的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鳄鱼国际公司不存在“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的主观故意，因此单独使用鳄鱼国际公司单条鳄鱼图形不会构成对拉科斯特公司单条鳄鱼图形商标的侵权，即“仅为鳄鱼图形”也不侵权；再加上与 “CARTELO”文字以及“CARTELO及图”商标结合使用，则更加彰显其区别显著性。综上，在图文上，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之间存在“不致混淆”之事实；在历史上，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已有“不致混淆”之共识；在使用中，鳄鱼国际公司商标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标识之间更有“不致混淆”之现实。在中国市场上，经过大规摸、长时间、对比性共同使用后，拉科斯特公司系列商标和鳄鱼国际公司系列商标之间已经形成并且仍在日益强化各自的获得的区别显著性，两者越来越具有不致混淆的显著区别特征。请求本院维持原审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

在本院审理过程中，拉科斯特公司为证明其上诉请求，向本院提交了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2008年10月31日作出的对鳄鱼国际公司在该国提起的第1005106号、1017333号商标申请的驳回裁定，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相关代表人部分往来邮件，《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一书的摘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简称商标评审委员会）商评字（2009）第15729号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及公告、商标局（2005）商标异字第0430号商标异议裁定书、（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及公告等证据。之后又向本院提供了其同（香港）鳄鱼恤有限公司、浙江中大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在另案中的调解协议，其“鳄鱼图形”在部分国家注册的情况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736号、第732号行政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初字第08129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8）穗中法民三终字第116号民事判决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浙知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等供法庭在审理本案时参考。

鳄鱼国际公司为证明其答辩意见，向本院提交了日本大阪地方法院1971年判决书及1973年日本大阪高等法院1973年调解书、2006年法国巴黎大审法院判决书、鳄鱼国际公司法国代理人就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案件进展的汇报信件，鳄鱼国际公司在部分国家及地区拥有单条鳄鱼商标的商标注册数量及其类别统计摘要及相关国家颁发的商标注册证，1982年-1983年拉科斯特公司认可双方商标可以共存的信函、1985年-1995年拉科斯特公司出具的7份认同信以及1985年鳄鱼国际公司前身利生民公司出具的2份认同信，1983年和解协议签订后两者鳄鱼商标在协议列明的五个国家及地区依据协议未列明的部分国家和地区共存的统计表，毛里求斯共和国工业产权局2007年12月21日出具的确认双方商标可以共存的裁决，鳄鱼国际公司与香港鳄鱼的历史渊源说明及香港鳄鱼公司与拉科斯特公司的历史渊源说明等文件。

针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证据，鳄鱼国际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

1、针对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的裁定，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认为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背景情况恰恰相反。澳大利亚与欧洲、与法国存在血缘或者亲缘关系，受欧洲及法国的影响大而受亚洲及新加坡影响小，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品牌进入时间长而使用广。中国与之相反，受亚洲及新加坡影响大而受欧洲及法国的影响小。在中国，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商标1980年注册后长期未投入商业规模使用，相反首先商业化、规模化使用和知名在先的是鳄鱼国际公司商标。鳄鱼国际公司在世界各国申请“CROCODILE及图”注册商标多获批准，即使在澳大利亚未批准，也不能以偏概全，以一否多。

2、针对两公司相关代表人之间的往来邮件，认为拉科斯特公司当庭不能出示原件，无法确认其真实性，并因往来邮件不全和该邮件中存在对关键事实日期陈述错误等问题而认为该证据有明显造假痕迹，且未办理相应的公证手续和认证手续而对其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3、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供的 《驰名商标和中国的驰名商标保护制度》摘录，对该书及其497页在形式上的真实性予以认可，认为该证据不足以证明拉科斯特公司商标在当时已经驰名而对其待证事实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均不予认可。

4、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及商标公告、（2008）商标异字第10236号商标异议裁定书，（2005）商标异字第00430号“尼罗鳄鱼 NI LU YU及图”商标异议裁定书和商评字（2009）第15729号“关于第1653330号‘尼罗鳄鱼 NI LU YU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以及相关商标查询信息及公告等证据，认为前述裁定书中涉及的案件事实与本案属于完全不同的背景和情况，两案没有可比性，因此该证据与本案没有关联性。

针对鳄鱼国际公司提交的证据材料，拉科斯特公司发表质证意见为，1983年和解协议与本案无关。具体理由为：第一，协议在地域上不适用中国大陆。1983年，拉科斯特公司为了进入亚洲市场，与鳄鱼国际公司前身利生民公司签订了一份和解协议，以支付150万美元的价格进入其在先抢注的五个亚洲国家、地区，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中国台湾等。该协议的出发点是以尊重在先注册商标权为前提的，只有通过协商取得权利人同意的基础上才不会导致侵权。第二，协议的前提是商标近似情况下的和解。该协议中约定的“不致发生混淆”是针对双方自身而言的，其实质是出于权利人的认可和同意。公众是否混淆作为一项客观事实是不能由他人以合同来约定的。第三，协议解决的是鳄鱼国际公司取得注册国家、地区的共存问题，与拉科斯特公司的商标注册范围无关。第四，协议中提及的合作意向仅是针对商标打假事务而言的，不涉及商标共存问题。关于鳄鱼国际公司关于其在协议之外的部分国家和地区注册了单条鳄鱼商标的事实，拉科斯特公司认为，在1983年和解协议之后双方有关鳄鱼商标的纠纷仍然是个案解决原则。从国际范围看，拉科斯特公司的“单独鳄鱼图形”商标早在鳄鱼国际公司首次商标申请前几十年即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取得注册，而鳄鱼国际公司仅仅是在亚洲的少部分国家地区获得注册。双方在鳄鱼商标注册使用的问题上从来都是根据具体情形采取不同的解决方式。而且，在本案诉讼之前，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鳄鱼国际公司从未根据1983年和解协议提出过鳄鱼商标全球共存的主张。在以往不同国家的诉讼中，也都是按照商标地域性原则并根据双方在特定国家的具体商标情况进行裁判，并未受国外因素的影响。

对以上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除对拉科斯特公司提交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的裁定和两公司相关代表人之间的往来邮件，鳄鱼国际公司否认其真实性外，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均未对其他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的真实性提出异议，但均对上述证据及相关证据材料与本案的关联性提出了异议。因该关联性主要涉及本院对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商标的驰名度、双方鳄鱼图形商标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注册的情形及双方达成的1983年和解协议对本案相关事实和法律问题的认定等问题，本院将在查明事实及判理部分综合予以认定。

本院经审查查明，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属实，本院予以确认。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原审证据及向本院补充的证据及相关文件，本院另查明以下事实：1933年，拉科斯特公司在法国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1年12月13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新加坡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同年10月26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香港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2年、1953年、1954年，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分别在印度、沙捞越、沙巴（洲）、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1959年4月27日，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利生民公司相关鳄鱼图形商标见附件一中1983年协议新加坡“鳄鱼”A系列标识

一、标识二）

1994年9月，拉科斯特公司在上海徐家汇太平洋设立第一个专柜，1995年6月在上海北京路友谊商店设立第二个专柜，1996年8月在上海设立了第一家专卖店即上海万里专卖店。1997年在杭州、南京、昆明、西安等地开设了7家专卖店或专柜。之后，拉科斯特公司在上海、北京、青岛、大连等地陆续设立了专柜、专卖店，至1999年6月30日，共设有专卖店13个，专柜43个、零售店1个。1994年鳄鱼国际公司在上海陕西南路靠近淮海路路口开设第一个专卖店，1995年在上海淮海路茂名路口、武汉解放大道358号武汉广场三楼、广州市天河路208号天河城广场二楼天贸南、江西、新疆、山东、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地开设了85个专卖店或专柜，1996年在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开设了89个专卖店或专柜。至1997年，鳄鱼国际公司在全国共设有专卖店或专柜250个。

利生民公司于1969年向日本大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的销售商三共生兴株式会社侵犯其商标权。在该案中，利生民公司的商标构成内容为：“在长与宽比例为3：8的长方形外框内，从左下方开始向右朝上方向写了意为‘鳄鱼’的英文〔Crocodile〕字样，同时画了一个与字母几乎平行的鳄鱼图形，其头部朝下、尾部朝上、嘴巴微张。” 其指控的被告的侵权行为为：“被告所进口和销售的Lacoste衬衣上有如附图(A)〔(ぃ)号附图〕所示的标识——以下简称标识(A)。在左胸部使用的标识如附图(B)所示——以下简称标识(B)。标识(B)〔(ぅ)号附图〕上画有一条绿色的鳄鱼，头部朝右，身上有黑色的Lacoste字样。在标识(A)的上部有〔CHEMISE LACOSTE〕字样，和图形结合在一起，而并非仅为鳄鱼图形。”利生民公司要求禁止“被告使用标识(A)、(B)和(C)，支付1,000,000日元的赔偿费，并从1969年5月15日起加收年5%的迟延利息，直到上述金额付清为止”。1971年2月24日日本大阪法院作出判决1969午第2333号判决。在该判决中，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认为：“确实，如原告主张的那样，在本案商标中鳄鱼图形十分突出，〔CROCODILE〕文字只是该图形的名称。但是，在上述(1)-(8)个商标已经存在而本案商标是后来的情况下，为了与上述商标区别，仅仅只有鳄鱼图形是不够的，这基本上是明确的。不管你如何考虑，为了实现商标的识别功能，鳄鱼图形有必要与文字结合起来，使本案商标具有显著性。尽管存在着上述(1)-(8)个商标，本案商标仍然得以注册。这并不是表明其单纯产生了‘鳄鱼’牌的名称和观念，而是图形与文字结合的整体使得其具有了识别性，能够与其它也使用鳄鱼形象的商标相区别。”“现在让我们对本案商标的构成与标识(A)、(B)和(C)〔日文原文附图(ィ)、(ロ)、(ハ)，英文译文附图(ィ)、(ロ)缺少〕进行比较。标识(A)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鳄鱼图形(身体为绿色、张开的嘴巴为红色)，在身体部位嵌入了黑色〔LACOSTE〕字样。标识(B)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鳄鱼图形(身体为黄色、张开的嘴巴为红色)。标识(C)设计的是一条头朝右的鳄鱼图形，尾巴向上，嘴巴张开。被告并不是单独地使用标识(A)、(B)、(C)，而是与文字结合使用。即便被告如原告主张的那样使用了标识(A)、(B)、(C)，不用说也是与本案商标不同的。此外，本案商标只是在将鳄鱼图形与文字组成一个整体的时候才具有显著性。在标识(A)、(B)、(C)中并没有鳄鱼字样，而且在外观、名称和观念上与本案商标也不相近似。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被告使用上述标识并没有侵害本案商标的任何权利。构成原告诉讼请求基础的所谓标识(A)、(B)、(C)的使用侵害了原告商标权的前提并不成立，应予以驳回。”

1973年11月28日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

1982年6月1日，拉科斯特公司当时的董事会主席米歇尔·拉科斯特（Michel Lacoste）先生在其给鳄鱼国际公司创始人陈贤进的信件中提到：“„„基本上，我方不同意我们各自的商标在这些国家有混淆的实质风险。因为它们在这些市场中的长期使用，各自已经获得显著性。事实上，如你所知，在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多年前已经持这一观点，我方相信在那些诉讼悬而未决的国家（法院）也会接纳这一观点。”

1983年1月21日，拉科斯特公司的贝尔纳·拉科斯特（Bernard Lacoste）先生在其给鳄鱼国际公司创始人陈贤进的信件中提到：“„„在亚洲国家，我们不同的鳄鱼商标共存在商业上是可行的，像在日本一样„„”。

1983年6月17日，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和解协议签订后，1985年8月22日，鳄鱼国际公司应拉科斯特公司的要求，出具承诺书，承诺拉科斯特公司在韩国、孟加拉共和国、印度和巴基斯坦四国申请注册相关鳄鱼图形商标时，不提出商标异议、无效和撤销，并出具合适的认同信件。

1985年8月7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Bernard Lacoste）为鳄鱼国际公司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韩国在第45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商标图形见附件一中1983年协议新加坡“鳄鱼”A系列标识

一、标识二）。1993年1月22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韩国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商标图形见附件一中1983年协议新加坡“鳄鱼”A系列标识一）。1993年9月16日、1994年1月18日，拉科斯特公司总经理贝尔纳·拉科斯特分别出具同意书同意其在巴基斯坦在第14类、第9类、第18类、第28类商品上注册鳄鱼图形商标（商标图形见附件一中1983年协议新加坡“鳄鱼”A系列标识一）。

鳄鱼国际公司1951年10月26日在香港、1961年9月21日在文莱、1970年4月28日在印度尼西亚、1979年8月31日在斯里兰卡、1982年11月13日在韩国、1982年11月16日在中国台湾、1985年8月13日在泰国、1996年6月14日在蒙古、1995年10月31日在尼泊尔、1995年11月27日在朝鲜、2003年6月24日在摩洛哥、2003年4月8日在沙特阿拉伯、2003年9月1日在斐济在第25类商品上注册了单条鳄鱼商标。

此外，拉科斯特公司曾于1994年在法国将1983年协议中鳄鱼国际公司的两个鳄鱼图形（法国注册号94 541 293、94 541 290）以及拉科斯特鳄鱼朝左的图形（法国注册号94 541 291）申请注册商标。2005年鳄鱼国际公司向法国巴黎大审法院提起诉讼。2006年3月29日，该院作出判决。该判决认为：“拉科斯特公司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模仿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两个商标，并进行了注册（注册号为94 541 293和94 541 290），意欲在法国以外的一个国家造成其商标先存在的错觉，与后者进行抗衡。这一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行为，因为这些注册背离了商标的法律作用，违背了1983年双方签署的协议中约定的合作，而这一协议并不局限于其中所指的五个国家和地区。”该判决认为“拉科斯特公司模仿1983年6月17日协议中列入的鳄鱼国际公司的商标图案”的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行为”。该法院判决：“宣布驳回鳄鱼国际公司作出的将号码为94 541 290及94 541 293商标判为注册无效和商标无效的请求，鉴于上述两个商标自2004年11月23日起失效，宣布受理其其余请求。说明拉科斯特公司模仿1983年6月17日协议中列入的鳄鱼国际公司的商标图案，并进行了注册(注册号为94 541 293和94 541 290)，这一行为构成了非法注册罪。判处拉科斯特公司支付鳄鱼国际公司1欧元作为损害赔偿金。准许鳄鱼国际公司选择三种报纸或杂志刊登本次裁决内容，费用由拉科斯特公司支付，最高金额为税后4500欧元。说明注册号为94 541 291的商标注册不违法。宣布受理鳄鱼国际公司作出的判处此号码为无效的请求。”拉科斯特公司提起了上诉。

1994年10月19日，拉科斯特公司在法国申请鳄鱼头部朝向左的商标。1995年3月23日，其就该商标向中国申请领土延伸保护，其申请号为G638122，指定使用在第25类服装、鞋、帽等商品。1996年6月26日，商标局以香港鳄鱼恤公司的鳄鱼图形商标被公众熟知，香港“鳄鱼”与法国“鳄鱼”之间的不同已被消费者所接受，根据修改前的商标法第八条第一款第（9）项的规定，申请商标因其他不良影响，予以驳回。1996年8月30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商标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理由是拉科斯特公司作为在世界上最先设计鳄鱼图形商标的公司以及在中国最先注册鳄鱼图形商标的公司，理所应当是鳄鱼商标的在先权利人。引证商标持有人鳄鱼恤公司虽亦使用鳄鱼图形商标多年，但其商标使用及注册均从五十年代开始，无论是在国际上的注册还是在中国的注册均晚于拉科斯特公司，且其已与鳄鱼恤公司达成相互谅解备忘录。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核准申请商标的注册。2009年1月12日，商标评审委员会作出评审决定，将该商标在中国的领土延伸保护申请予以驳回。2009年2月12日，拉科斯特公司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2009年12月29日，该院作出一审判决，撤销商标评审委员会前述决定。现该案及相关系列案件正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之中。

1999年，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作出（1999）148号关于鳄鱼图形商标案结案处理结果的通知，认定四川东方鳄鱼公司单独使用鳄鱼图形商标构成对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商标的侵犯。

本院另查明，拉科斯特公司因与商标评审委员会、陆丰市碣石锦港制衣厂商标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8）高行终字第12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09）知行字第10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认定：“从现有证据看，证明引证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的知名度的证据仅有1984年赞助戴维斯杯网球赛的宣传材料和商标局（89）商标异字第116号裁定，虽然后者提到鳄鱼商标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综合上述证据无法认定引证商标在争议商标申请日（1991年3月26日）之前的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成为驰名商标。”拉科斯特公司因与商标评审委员会、鳄鱼国际公司商标异议复审行政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07年12月20日作出的（2007）高行终字第277号行政判决及（2007）高行终字第108号行政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2009）行监字第12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2009）行监字第10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认定：“本案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各引证商标在被异议商标申请注册之时已经在中国境内为相关公众广为知晓，原审法院在比对被异议商标和各引证商标整体结构的基础上，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并考虑引证商标显著性和知名度，认定被异议商标与各引证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并无不当。”据此，于2009年10月30日以拉科斯特公司申请再审理由不能成立为由驳回了其再审申请。

以上事实，有鳄鱼国际公司、拉科斯特公司提交的各自的专卖店或专柜统计表、日本大阪法院作出的1969午第2333号判决翻译件、新加坡鳄鱼与法国鳄鱼1983年和解协议翻译件、各自出具的同意书、来往信函、鳄鱼国际公司在相关国家的商标注册证、法国巴黎大审法院编号为05/01245号判决书翻译件、澳大利亚商标注册处2008年10月31日作出的对鳄鱼国际公司在该国提起的第1005106号、1017333号商标申请的驳回裁定翻译件、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一中行初字第736号、第732号行政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成工商函（1999）148号关于鳄鱼图形商标案结案处理的通知书、本院（2009）知行字第10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9）行监字第121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2009）行监字第107号驳回再审申请通知书等证据在案佐证。

经审理，本案的争议焦点归纳为：

1、关于本案应否适用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问题；

2、在被诉标识一、二（见附件三）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见附件二）是否近似问题；

3、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的问题。

对于以上争议焦点，本院认为：

（一）关于本案应否适用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问题。

因本案上诉人在一审中起诉时间为2000年5月11日，其指控的被上诉人侵权行为发生时间为1995年，一审法院于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修改决定施行之前受理本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案件有关管辖和法律适用范围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九条的规定，本案应适用的是修订前的商标法，赔偿问题可以参照修订后的商标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修订后的商标法不当，本院予以纠正。

（二）关于被诉标识一、二（见附件三）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见附件二）是否构成近似商标的问题。

修订前的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或者类似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商标的”，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二款规定：“商标法（指2001年10月27日修订的商标法-引注）第五十二条第（一）项规定的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型、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参照该司法解释规定及根据审判实际，认定被诉标识与原告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构成修订前的商标法第三十八条第（一）项规定的近似商标，通常要根据诉争标识文字的字型、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等构成要素的近似性进行判断，且将是否造成混淆作为重要判断因素。因此，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当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由于不同案件诉争标识涉及情况的复杂性，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诉争商标虽然在构成要素上具有近似性，但综合考量其他相关因素，仍不能认定其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不认定其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就本案而言，在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注册商标中，其鳄鱼头朝右，嘴巴大张，躯干及尾部上布满块状鳞片或装饰有横向条纹，其中第213407号注册商标鳄鱼图形下还显著标有LACOSTE文字；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被诉标识一、二中的鳄鱼头朝左，被诉标识一中的鳄鱼图形躯干上的鳞片呈立体状，被诉标识二中的鳄鱼图形整体颜色为黄绿色或黄色，嘴巴张开露出红色，躯干上有斜向排列的条纹。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系列注册商标相比，其均为鳄鱼图形，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被诉标识一、二中的鳄鱼头部朝向、体型、鳞片、颜色均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鳄鱼图形不同。特别是，双方之间的诉争商标在相关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形成历史和发展历程，有特殊的使用和共存状况，在本案中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既不能割裂各自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又不能无视相互之间的共存过程和使用状态，否则，就难以作出公平合理的裁判。因此，就本案诉争商标具体情况而言，在认定其是否近似时，仅仅比对标识本身的近似性是不够的，还必须综合考量鳄鱼国际公司的主观意图、双方共存和使用的历史与现状等因素，结合相关市场实际，进行公平合理的判断。

首先，根据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该公司于1949年申请并于1951年在新加坡获准注册了“crocodile+鳄鱼图形”及“鳄鱼图形”商标。利生民公司产品于1953年进入香港，主要在东南亚地区销售。根据现有证据并考虑1949年的国际经济情况及拉科斯特公司上个世纪60年代始进入亚洲市场等事实，不足以认定当时的利生民公司系抄袭模仿拉科斯特公司申请注册的相关商标而申请注册的“crocodile+鳄鱼图形”商标。进入中国市场后，鳄鱼国际公司继续使用与其在亚洲相关国家业已注册商标相应的有关鳄鱼标识。而且，根据原审法院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在其被诉侵权产品1-8在其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1、2、4、5、6在衣领或后腰处、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领带背面以及被诉侵权产品8女鞋鞋底内面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被诉侵权产品3皮包正面，被诉侵权产品7礼盒中的钱包正面及皮带扣正面均使用了“CARTELO”字样。被诉标识这种使用环境和状态，足以使其双方的相关产品区别明显。上述事实足以表明，鳄鱼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使用相关商标，主要是对其已有商标的沿用，且在实际使用中也有意区分诉争标识。因此，原审法院认定鳄鱼国际公司之行为不同于刻意模仿名牌奢侈品的假冒行为，其主观上并无利用拉科斯特公司的品牌声誉，造成消费者混淆、误认之故意，并无不当，上诉人的相应主张无证据支持。

其次，从相关国际市场看，双方诉争标识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长期形成共存和使用的国际市场格局。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看，鳄鱼国际公司的前身利生民公司于1951年12月13日在25类商品上在新加坡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同年10月26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香港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并于1953年进入香港市场。1959年4月27日，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1969年，鳄鱼国际公司在日本大阪地方法院诉拉科斯特公司侵犯其鳄鱼图形商标专用权，后两公司在日本高等法院和解后达成1983年和解协议。该和解协议确认，两公司相关标识（见附件一）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存而不致混淆。因鳄鱼国际公司的被诉标识一、二在本案诉讼之前，在相关国家和地区已经注册多年，且已与拉科斯特公司达成了包括被诉标识一、二在内的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文字系列标识（见附件一）共存不致混淆的1983年和解协议，且在该协议未明确列明的韩国、巴基斯坦等国家，拉科斯特公司亦就被诉标识在该两国家相关类别的注册上出具了同意注册的同意函。鉴此，本院认为，无论是从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认同和共识还是从相关国际市场实际看，双方诉争标识在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已经不致于产生市场混淆而可以共存，这足以表明诉争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近似性并不必然构成混淆性近似，并不必然导致其不能共存。因双方当事人签订的1983年和解协议列明的适用地域不涉及中国境内，原审判决直接确认其效力不当，但将其作为认定诉争标识可以共存的重要考量因素，亦无不可。

再次，从诉争标识在中国市场的共存和使用情况看，两者在中国市场内已拥有各自的相关公众，在市场上均已形成客观的划分，已成为可区别的标识。本案中，拉科斯特公司产品自1984年始正式进入中国，但数量有限。两公司均是从1994年开始在中国开设专柜或专卖店。根据本案已查明的事实，拉科斯特公司的鳄鱼商标当时在中国并不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而鳄鱼国际公司进入中国市场后，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仅1995年在上海、武汉、广州、江西、新疆、山东、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地已开设了85个专卖店或专柜，1996年在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又开设了89个专卖店或专柜，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高，拥有了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与此相比，至 1996年底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仅有三家专卖店（柜）。此外，鳄鱼国际公司的产品价格与拉科斯特公司产品的价格差距比较明显，两者各自有其不同的消费群体，且两公司商品的销售渠道均为专卖店或专柜且被诉标识一、二在实际使用中还与其他相关标识共同标识其所用商品，由此形成了便于区分商品来源的独特使用状态。这些因素足以表明，被诉标识在其相关市场内已与其各自所标识的商品形成固定的联系，已足以独立地指示其商品来源，不会导致拉科斯特公司的市场份额被不正当地挤占。争议双方在相关市场内已形成相互独立的市场格局，这是足以认定诉争商标能够区别开来的客观基础。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在鳄鱼国际公司使用被诉标识不具有恶意抄袭模仿意图的前提下，这种经市场竞争形成的客观区别，是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境内商业成功的结果，对此应给予法律上的认可和肯定。因此，应当认为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相比虽有近似之处，但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两公司诉争标识区别开来，其共存不足以使相关公众对其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此其一。其二，商标的实际价值在于区分商品来源，而不是让商标权人简单地独占特定标识符号。在能够实际区分商品来源的情况下，即便被诉标识或其主要构成要素与注册商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亦不应当认定其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否则与商标法保护商标权的立法意图相背离。正是基于鳄鱼国际公司的产品已经形成自身的相关消费群体，相关公众已在客观上将两公司的相关商品区别开来的市场实际，本院认为被诉标识一、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其三，在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具体判断中，将是否足以产生市场混淆作为认定商标近似的重要考量因素，主要是要求相关标识具有不产生市场混淆的较大可能性，并不要求达到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均绝对不会误认的程度，认定因复杂的历史渊源和现实状态而具有一定近似因素的相关商业标识是否近似时更应如此。因此，尽管因本案被诉标识一、二在呼叫、图形上具有某些近似元素而不排除某些消费者会产生误认的可能性，但不妨碍其标识本身因上述因素而形成的整体区别性。

综上，根据被诉标识

一、被诉标识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比对，以及双方的发展历史和共存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本院亦认定被诉标识

一、被诉标识二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混淆性近似，不足以对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造成损害。因此原审法院关于“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1-8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亦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上诉人关于上述商标构成相同商标的主张不能成立。

当然，鉴于本院是在综合考量诉争标识在构成要素上的差别，特别是相关使用历史和共存现状等因素的基础上，对于诉争商标近似性问题作出的认定，而被诉标识一、二在构成要素上毕竟与拉科斯特公司相关注册商标具有一定程度的近似性，故鳄鱼国际公司在使用被诉标识一、二时，应保持其与拉科斯特公司注册商标有明显区分的相关使用环境和状态，尽可能避让该公司的注册商标。

（三）关于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的问题。

本案中，被诉标识三、四由单条鳄鱼与CARTELO文字组合而成，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相比，两者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外观上区别明显，且在本院已经审结的(2009)行监字第107号、（2009）行监字第121号及（2009）知行字第10号商标行政纠纷案中，本院已经查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1994、1995年时尚未在中国驰名，并认定了被异议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鉴此，本院认为，被诉标识三、四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具有显著区别，不能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原审法院关于“认定‘CARTELO及图’、‘鳄鱼图形’商标与 ‘鳄鱼图形+LACOSTE’商标之间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被诉侵权产品1-8在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使用‘CARTELO及图’商标，并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无不当，拉科斯特公司关于两者应认定为近似商标的上诉理由亦不能成立。

综上，拉科斯特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虽然其适用修订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裁判本案适用法律错误，部分判理有所不当，但并不影响本案的裁判结果，本院予以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25010元，由（法国）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夏君丽 审 判 员 殷少平

代理审判员 王艳芳

二○一○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包 硕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上 海 市 高 级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1)沪高民三(知)终字第74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LACOSTE)，地址法兰西共和国巴黎卡斯蒂格利奥勒大街8号(8RUEDECASTIGLIONEPARIS，FRANCE)。

法定代表人米歇尔拉科斯特(MICHELLACOSTE)，董事长兼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黄义彪，北京市万慧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杨国胜，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CROCODILEINTERNATIONALPTELTD)，住所地新加坡共和国乌美3道3号鳄鱼大厦。

法定代表人洪文展，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娟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绅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青浦区聚星街18号-A327。

法定代表人施艳艳，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陶鑫良，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潘娟娟，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

上诉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拉科斯特公司)因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1年7月26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9月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拉科斯特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黄义彪，被上诉人鳄鱼国际机构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鳄鱼国际公司)、上海绅士企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绅士公司)共同的委托代理人陶鑫良、潘娟娟，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经审理查明：拉科斯特公司原名称拉科斯特衬衫股份有限公司，于2005年6月7日变更为现名称。

拉科斯特公司创办于1933年，同年在法国注册“鳄鱼图形”商标，此后其产品主要在欧洲销售。20世纪60年代，拉科斯特公司开始将其产品推向亚洲。70年代末，其产品进入香港。1980年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大陆注册了“鳄鱼图形”商标，其产品于1984年正式进入中国，但数量有限。1994年正式开设专柜或专卖店，至1996年底有三间专卖店或专柜。原告的“鳄鱼”商标先后于1999年、2000年两次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商标局(以下简称国家商标局)列入《全国重点商标保护名录》，该保护名录列明其主要使用商品为衣服、箱包。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审理的(2005)长民三初字第94号案中一审判决认定原告第141103号“鳄鱼图形”注册商标为驰名商标，该判决已生效。

1980年10月30日，拉科斯特公司在中国注册了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服。此后，拉科斯特公司于1994年9月30日在中国注册了第213412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鞋、运动鞋、袜等；于1999年9月28日在中国注册了第1318589号“鳄鱼图形”商标，核定使用商品为第25类衣物、T恤衫、鞋、休闲鞋、运动鞋、袜子等。

鳄鱼国际公司前身系陈贤进于1943年在新加坡创办的利生民公司，该公司于1951年12月13日在新加坡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同年10月26日，利生民公司在25类商品上在香港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并于1953年进入香港市场，主要在东南亚地区销售。1959年4月27日，利生民公司在日本注册了相关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利生民公司更名为鳄鱼国际公司。1993年，鳄鱼国际公司在中国大陆申请注册“CARTELO及图”商标，其产品于1994年进入中国市场，此后其经营规模迅速扩大，近1995年在上海、武汉、广州、江西、新疆、山东、浙江、江苏、云南、福建等地已开设了85个专卖店或专柜。1996年在辽宁、河北、江苏、山东、安徽等地又开设了89个专卖店或专柜，其知名度和影响力迅速提高，拥有了相对固定的消费群体。

2003年8月1日，拉科斯特公司委托的代理人在西安市东大街119号西安百盛购物中心三楼，购买了货号为3507的白色无袖内衣两件，货号为3506的黑色短袖内衣两件及货号为5033的男袜两双。西安市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03)西证经字第22803号公证书。

2003年8月6日，拉科斯特公司委托的代理人在成都市人民北路二段198号的成都荷花池十二交易区太阳广场二楼2－02号商铺，购买了货号为3519号的男短袖衫两件及货号为1174的袜子两双。成都市公证处对上述购买过程进行了公证，并出具了(2003)成证内经字第24731号公证书。审理中，经对该次公证封存的实物拆封查验，男短袖衫胸口及其吊牌、袜身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男短袖衫领口、吊牌、包装盒，袜身及吊牌还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商标。

庭审中，鳄鱼国际公司承认授权绅士公司使用其“鳄鱼图形”商标、“CARTELO及图”，许可性质为普通使用许可。

另查明：利生民公司曾于1969年向日本大阪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拉科斯特公司的销售商侵犯其商标权。1973年双方在大阪高等法院达成和解：利生民公司同意拉科斯特公司在日本注册“鳄鱼图形”商标。1983年6月17日，双方还签订协议，约定双方意图在于：1.结束并最终解决双方之间未决的所有法律纠纷、法律行为、分歧、争议和请求；2.开发其自己的业务；3.合力反对第三方侵权人；4.双方希望在本协议第一条所列国家开展合作；5.拉科斯特公司愿意给付利生民公司过去支付“鳄鱼”商标保护和防御费用的补偿金；6.双方同意表A和表B(均见附件二)所示其各自徽标，可在相关市场共存不致混淆；7.双方还打算如有可能在世界其他地方进行合作。此外，双方约定的地域包括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文莱。

2000年5月23日，拉科斯特公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鳄鱼国际公司及上海东方鳄鱼服饰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鳄鱼公司)销售带有“鳄鱼图形”商标的服装等产品，侵犯其第141103号、第131819号等注册商标的专用权。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08年12月12日一审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拉科斯特公司不服，提出上诉。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人民法院)经二审审理于2010年12月2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二审认定，对于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的两种“鳄鱼图形”标识，根据其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比对，以及双方的发展历史和共存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两者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混淆性近似，不足以对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造成损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的行为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认定结论并无不当。对于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的由单条鳄鱼与CARTELO文字组合而成的标识，其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具有显著区别，不能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被诉侵权产品在外包装及产品吊牌上使用“CARTELO及图”商标并未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无不当。

1993年12月24日，鳄鱼国际公司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使用商品为第25类服装、汗衫、运动衫、针织品(服装)等。该商标已于2007年12月14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7)高行终字第178号行政判决认定，予以核准注册，现判决已经生效。该判决认定，鳄鱼国际公司申请的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商标与拉科斯特公司合法拥有的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相比较，二者图形部分近似，但主要部分及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并不相同或近似。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在隔离状态下观察，并考虑第141103号“鳄鱼图形”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二者之间可能会产生某种联想，但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

原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诉标识是否构成对原告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权，以及如果构成侵权，两被告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其中关键在于被告使用的被诉标识与原告主张保护的商标是否相同或相近似，是否会造成消费者混淆。

根据查明的事实，两被告在被控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了“鳄鱼图形”商标即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均见附件一)，还使用了“CARTELO及图”即被诉标识

3、被诉标识4(均见附件一)。拉科斯特公司诉称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与原告主张权利的三个商标相同，被诉标识

3、被诉标识4与原告主张权利的三个商标近似。

1.关于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相同的问题

经将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鳄鱼图形”商标比对，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3个注册商标，其鳄鱼头朝向右，嘴巴大张，躯干及尾部上布满块状鳞片或装饰有横向条纹，其中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指定颜色鳄鱼身体为绿色，嘴巴张开露出红色；鳄鱼国际公司使用的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的鳄鱼头朝向左，躯干上的鳞片呈立体状，其中被诉标识2鳄鱼身体为黄绿色，嘴巴张开露出红色。因此，从比对情况看，二者均为鳄鱼图形，具有一定近似性，但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中的鳄鱼头部朝向、体型、鳞片、颜色均与拉科斯特公司主张权利的鳄鱼图形不同。

根据查明的事实，鳄鱼国际公司在进入中国市场后使用其被诉标识，系对其已有商标的沿用。从被诉侵权产品实物来看，男短袖衫领口及其吊牌、包装盒，袜身及其吊牌均使用了“CARTELO及图”标识，袜子包装袋封口处使用了“CARTELO”标识。被诉标识这种使用环境和状态，足以使双方的相关产品区别明显。可见，鳄鱼国际公司在实际使用中对诉争标识有意进行了区分。

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是指混淆性近似，即足以造成市场混淆的近似。认定商标近似除通常要考虑其构成要素的近似程度外，还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其他相关因素，再在此基础上认定诉争商标是否构成混淆性近似。原审法院注意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审理、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审理的拉科斯特公司(一审原告、二审上诉人)与鳄鱼国际公司、东方鳄鱼公司(均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侵犯商标专用权纠纷一案，拉科斯特公司在该案中对包括第141103号、第1318589号在内的4个注册商标主张权利。根据该案一、二审判决中查明的相关事实并结合本案事实，无论从本案双方当事人的相关认同和共识还是从相关国际市场实际看，双方诉争标识在亚洲国家和地区已经不致于产生市场混淆而可以共存，足以表明诉争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近似性并不必然构成混淆性近似，并不必然导致其不能共存。双方当事人签订1983年和解协议可以作为认定诉争标识可以共存的重要参考。从诉争标识在中国市场的共存和使用情况看，两者在中国市场内已拥有各自的相关公众，在市场上均已形成客观的划分，已成为可区别的标识。

因此，根据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在构成要素上的比对，以及双方的发展历史和共存状况及其他相关因素，应认定被诉标识

1、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相同、亦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混淆性近似，不足以对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造成损害。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鳄鱼图形”标识的行为，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2．关于被诉标识

3、被诉标识4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是否近似的问题

本案中，被诉标识

3、被诉标识4由单条鳄鱼与CARTELO文字组合而成，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相比，两者在文字构成、呼叫、整体外观上具有显著区别，两者之间不会产生混淆和误认，不能认定为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因此，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使用“CARTELO及图”标识的行为，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综上所述，鳄鱼国际公司在被诉侵权产品上单独使用的“鳄鱼图形”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相同，亦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混淆性近似，使用的“CARTELO及图”标识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注册商标不相近似。鳄鱼国际公司的上述使用诉争标识的行为均不侵犯拉科斯特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原告之诉应予驳回。

据此，原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五十二条第(一)项、第(二)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第十条之规定，判决：驳回原告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本案一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010元，由原告拉科斯特公司负担；公告费人民币260元由被告鳄鱼国际公司、绅士公司各负担人民币130元。

判决后，拉科斯特公司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为：撤销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4)沪二中民五(知)初字第27号民事判决，由两被上诉人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为：原判违反“一般注意力”、“隔离比对”等商标比对原则有误，且未考虑上诉人注册商标较高的知名度；被诉标识1、2与上诉人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商标，被诉标识3、4与上诉人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商标；被诉标识即便与“CARTELO及图”标识组合使用，也构成侵权；最高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相关判决与在先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矛盾，不应作为本案的参考依据；被诉标识与上诉人注册商标在中国以外地区的共存，不能作为两者不近似的根据。因此，两被上诉人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上诉人注册商标相同和近似的标识，构成商标侵权。

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被上诉人绅士公司共同答辩称：原审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并无不当。原审遵循了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裁判原则，认定两者商标不构成近似，并无错误。两者商标在鳄鱼朝向、图形细节等多处存在不同；被诉标识3、4的主要部分是文字，无论是整体还是要部比对，均与上诉人注册商标有较为显著的区别；被上诉人鳄鱼国际公司的商标已在多个类别上注册；双方的商标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均已在世界范围内各自驰名，1983年双方也签署了双方商标共存的和解协议，原审据此作出的认定正确，判决无误。

二审中，各方当事人均未向本院提交新的证据材料。

经审理查明，原审查明事实属实。

另查明，鳄鱼国际公司确认授权绅士公司使用本案4个被诉标识，其中，被诉标识3为鳄鱼国际公司1993年12月24日申请注册的第1331001号“CARTELO及图”组合商标。

本院认为，商标相同，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二者在视觉上基本无差别。商标近似，是指被控侵权的商标与原告的注册商标相比较，其文字的字形、读音、含义或者图形的构图及颜色，或者其各要素组合后的整体结构相似，或者其立体形状、颜色组合近似，易使相关公众对商品的来源产生误认或者认为其来源与原告注册商标的商品有特定的联系。

判断商标侵权中的商标近似，不但要符合商标比对结果近似的条件，同时还必须符合“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混淆或误认”的条件，因此，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商标近似应是指混淆性近似，即即使被控侵权商标仅在构成要素上与原告商标具有一定的近似性，但尚不足以造成市场混淆或误认的，仍不应认定为近似商标。

在具体判断两个商标是否相同或近似的时候，应在隔离状态下，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既要进行对商标的整体比对，又要进行对商标主要部分的比对，还应考虑请求保护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同时，除了上述商标各构成要素的比对之外，法院还应根据个案的具体案情，综合考虑被控侵权人使用该标识的主观意图、双方标识使用的历史及现状等其他因素，综合认定被控侵权商标是否构成侵权。

针对拉科斯特公司认为被诉标识1、2与其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商标、被诉标识3、4与其注册商标构成近似商标、两被上诉人在同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和近似标识的行为构成商标侵权的上诉理由，本院对上述标识比对如下：

首先，被诉标识1与拉科斯特公司的3项图形注册商标相比，虽都以鳄鱼作为标识的主体部分，但双方标识鳄鱼头尾部朝向相反。被诉标识1为黑白剪纸形象；拉科斯特公司的3项鳄鱼图形注册商标则较为写实。被诉标识1鳄鱼背部无鳞片，有较为明显的锯齿状突起，鳄鱼图形背部有一条明显的白色线条，尾部也以白色线条划段分割；而拉科斯特公司第141103号、第213412号注册商标中的鳄鱼图形，体型较胖，背部及尾部布满点状鳞片，无锯齿状突起，也无相应上述白色线条；拉科斯特公司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的鳄鱼形象，体型较瘦，指定颜色为绿色，嘴巴大张呈现红色，背部有一弯曲线条且无锯齿状突起，也无相应白色线条，因此，被诉标识1与拉科斯特公司的3项图形注册商标相比，在隔离状态下，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两者在绘画类型、头尾部朝向、背部图案、体态、颜色等视觉要素上均存在明显差别，不构成相同商标。

其次，被诉标识2与上诉人的3项图形注册商标相比，虽也都以鳄鱼作为标识的主体部分，但双方标识鳄鱼头尾部朝向亦相反。被诉标识2为绿色鳄鱼形象，体型较瘦，嘴部张开露出红色舌头，背部有锯齿状突起并有一线条延伸至尾部，腿部较长；而拉科斯特公司第141103号、第213412号注册商标中的鳄鱼图形，体型较胖，嘴部张开呈现白色，背部及尾部布满点状鳞片，无锯齿状突起，也无线条延伸至尾部；拉科斯特公司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中的鳄鱼形象，体型较瘦，指定颜色为绿色，嘴巴大张呈现红色，背部有一弯曲线条且无锯齿状突起，腿部较短。

经比对，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第141103号、第213412号图形注册商标相比，在头尾部朝向、体态、颜色、背部图案等视觉要素上存在一定差别，不构成相同商标。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相比，鳄鱼图形的头尾部朝向不同，且在背部图案和腿部长短等方面亦具有区别。其构成要素客观上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但综合考量本案案情，本院认为，两者仍不足以造成相关公众的市场混淆或误认，因此不构成近似商标。具体理由如下：第一，通过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长期以来在中国对各自品牌的经营和宣传，加上双方产品不同的价格区间定位等原因，已经在我国市场形成各自的市场声誉和各自的消费群体，相关公众对双方各自使用的标识已经能够根据头尾部朝向等因素进行明确的区分，不会产生对双方产品的混淆或误认，也不会导致各自的市场份额被不正当侵占。第二，鳄鱼国际公司在其使用被诉标识2的商品上，还同时使用了与拉科斯特公司3项注册商标区别较大的被诉标识3之注册商标，上述行为使该产品具有了整体上的识别性，相关公众能明确知悉商品的来源，客观上不会造成拉科斯特公司相同商品市场利益的损害。第三，拉科斯特公司和鳄鱼国际公司以各自鳄鱼形象为主体的标识，在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均获得注册并长期共存；双方也曾签订和解协议，对各自标识在同一市场共存不致导致市场的混淆表示认同。因此，双方标识的特殊发展历史、共存现状以及双方当事人对相关标识混淆性判断的共识，是本案在判断商标近似时应当考虑的因素。综上，即便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在商标构成要素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由于相关公众已经能够将两者标识进行区别，故仍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鉴于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不构成近似商标，且两标识在鳄鱼图形的头尾部朝向、背部图案、腿部长短等方面具有区别，因此拉科斯特公司在本案中主张被诉标识2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第1318589号注册商标构成相同商标的主张，本院同样无法支持。

再次，被诉标识3、4与拉科斯特公司3项注册商标相比，被诉标识3的主体部分为“CARTELO”白色文字，其中，“CAR”三个字母的底色为绿色，“TE”两字母底色为蓝色，“LO”两字母底色为红色，在该文字的中部偏下有一小型黑色线条的鳄鱼白描形象；被诉标识4也由“CARTELO”白色文字和中下部小型白色线条的鳄鱼白描形象组成，其标识的整体背景为黑色。与拉科斯特公司请求保护的3项鳄鱼图形注册商标相比，两者在主体部分、文字、构图及颜色、整体结构上均存在较为明显的区别，在隔离状态下，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不会对两者商品的来源产生混淆和误认，因此，被诉标识3、4与拉科斯特公司的3项注册商标不构成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意义上的近似商标。

综上所述，鳄鱼国际公司在本案中使用的被诉标识1、2，与拉科斯特公司的第141103号、第1318589号、第213412号注册商标不构成相同商标；被诉标识3、4，与拉科斯特公司的上述3项注册商标亦不构成近似商标。因此，鳄鱼国际公司在相同商品上使用上述标识的行为不构成对拉科斯特公司第141103号、第1318589号、第213412号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原审法院据此驳回拉科斯特公司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综上，上诉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应予驳回。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五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8，800元，由上诉人拉科斯特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钱光文

审 判 员 王 静

代理审判员 马剑峰

二0一一年九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董尔慧

第四篇：法国与美国总统制比较分析

法国半总统制与美国总统制比较分析 当代西方，就政治体制而言，西方所有国家都是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但在具体的组织方式上不同国家又各有自己的特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的总统制模式和法国的半总统制模式以及英国、德国的议会内阁制模式，而这些国家均以自己的形式进行着良好的运转。下面我就法国的半总统制与美国的总统制不同的现象进行浅近的比较分析，并探究形成这种现状的产生原因。

（一）比较美国总统制和法国半总统制异同

总统制与半总统制，二者仅仅相差一个“半”字，但总统拥有的权利却有很大的不同，老师曾说法国总统是所有国家中总统权利最大的，因而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美国的总统制与法国的半总统制绝非一字之差那么简单。法国的半总统制究竟与美国的总统制有怎样的不同，我就 总统的产生方式、总统与内阁的关系、总统与议会的关系 三个方面对美国总统与法国总统之间的权力差别进行了比较

1、总统的产生方式

现在美国总统是由选举人团间接选举产生，即选民不直接投票选举总统，而是先选出选举人，再由选举人组成选举人团选出总统。

法国第五共和国初期，其总统与美国总统一样，是间接选举产生的。1962年戴高乐总统建立了公民直接选举总统的制度。由此看来，两国总统都由选民选举产生，都不受议会的限制，其权力都来自于人民，尽管美国总统仍然是间接选举。但是从宪政制度上，法国总统的地位是高于三权之上的，而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同时是三权之一，受到其他两权的制约。所以总体看来，美国总统地位不如法国总统的地位高。

2、总统与内阁的关系。

美国1787年宪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一句话就是“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这是总统制的一个重要特征。美国总统不仅享有任命权，而且享有免职权。另外，美国政府的各种政策均出自总统府，决策权属于总统而不是内阁，因为宪法上只是提到行政权属于总统。内阁会议由总统召集，讨论的议题由总统确定，内阁只是辅助总统做出决定的集团顾问，但最后决定是由总统个人做出，内阁一般不进行集体表决。内阁是否受到重视，甚至内阁有哪些官员组成，完全取决于总统的好恶。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享有广泛的任命权。宪法还规定：“共和国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免政府其他成员。共和国总统任命国家的文职人员和军职人员。”另外，法国总统还负责主持内阁部长会议，而部长会议不采取投票表决，主要是为总统提供咨询，对国内外的重大事件做出评论。

由此看来，法国总统的权力和美国总统不相上下。然而，法国毕竟存在一个政府首脑——总理，虽然总理的任命可以不考虑议会中的党派势力，但是为了贯彻自己的政策，总统一般都要任命议会多数派的人为总理。这样就出现了“左右共治”的局面，使得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

3、总统与议会的关系

美国总统与议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总统任命政府组成人员须获参议院通过，任何行政机构的设置和废除，都要通过国会立法决定；

2、财政预算须获得议会通过，总统的所有国内发展项目、外交活动和国内外军事行动都依赖于国会的财政支持，而过会有有效地控制着税收和拨款；

3、议会有权弹劾总统；

4、国会通过的所有法案都要经总统批准之后才能生效，总统有权否决国会议案。

5、总统的国情咨文对议会立法的重要方向性影响，而且总统也享有一定的委托立法权。

由此可见，虽然美总统的权力不断膨胀，但是其与议会之间仍然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关系。而法国则不同，法国总统在这方面有着美国总统无法匹敌的权力。

法国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对外代表国家，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他有一系列的外交权力。总统任命驻外使节，进行国际谈判，缔结和批准条约在军事上，总统是武装部队的统

帅，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总统在行使外交权和国防权时，一般具有排他性。而美国总统的这些权力，多半要经国会通过才能生效。法国宪法虽然没有像美国宪法那样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但是他不受议会制约的行政任命权，主持部长会议无需经过表决的决定权，以及宪法赋予的“保留的职权”，却切切实实完全掌握了行政大权，并把议会抛到了一边。

法国总统权力中，美国总统决不可比的一点表现在法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任何原因解散国民议会，不需要任何人的副署。所谓同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通常仅仅是一个形式而已。所以这项权利可以制约议会，而且确确实实将总统置于了三权之上。

另外，法国总统的广泛的任命官员的权力并不需要国会同意，如前文所述，甚至总统任命内阁总理也不必考虑议会中的党派力量对比。相反，总统要参与国会的立法。总统不仅享有宪法赋予的法律审批权，而且还亲自行使部分立法权。法国总统拥有的立法权中最有意义的是提交公民投票。

综合以上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从总体上来说法国总统的宪法权力和实际权力都要大于美国总统。在权力来源方面，两国总统都有全民选举产生，但是法国总统是直选产生，而美国是间接选举。但是在行政权力方面，美国总统要大于法国总统。因为美国宪法明确规定总统享有行政权，总统直接组织政府并行使行政权，这就要比法国总统通过总理行使行政权更直接。在于议会的关系方面，法国总统的权力就要远远大于美国总统。法国总统不仅在宪法地位上高于议会，而且拥有提交公民投票权。

（二）美国与法国分别选择总统制与半总统制的原因

由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总统制与法国半总统制拥有众多差异，那么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认为与两国的历史背景已经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元素是分不开的1、美国

美国是世界时最早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制也宣告了人类一种新型政府的诞生。在总统制建立以前，美国的政府体制经历了殖民时期的总督体制和邦联时期的州际委员会体制两种政府形式。从英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到美国独立前，美国实行总督体制。总督为北美各殖民地最高行政长官，因北美13个殖民地法律地位不同，各殖民地总督的任期、权利、产生方式也各不相同。总督权力的大小也因殖民地而异。但一般而言，总督权力大致包括任命官吏、外交权、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和军事权等。虽然殖民地代表议会逐渐成长壮大并对总督的权利进行限制，但总督基本上可以说是大权在握。

由于总督主要为英国代表及许多总督的高压政策和残酷统治，家室代表会议为人民政权权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故而从殖民地时期总督的历史作用及其权力演化中，美国人民得出了一个深刻教训：行政权危害人民自由，立法权保障人民自由。基于这样的认识，美国人民在赢得民族独立后建立起的邦联政府中，没有设独立的行政部门，而代之以“州际委员会”，它也仅仅在邦联国会休会期间履行其职责，故其权力也十分有限。

缺乏一个行政部门显然不适应现实政治发展需要。邦联制也暴露处许多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在面临谢司农民起义时中央政府的束手无策更是引发了许多美国人民的思考。正式在这种背景下，围绕着1787年宪法的许多问题被提上了日程。不同的利益集团提出了多种方案，在围绕着总统制的许多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和交锋，最后达成一致，通过1787年宪法，在美国建立了总统制。在这种制度下，总统不仅是政府首脑，也是国家元首；他由民间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他与立法机关既分权有相互制衡，虽然权力巨大但同时可被罢免。

2、法国

法国实行半总统制，既受政治精英人物的影响，又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总之，各种原因的综合造就了法国的半总统制。

（1）戴高乐政治主张的影响。早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戴高乐就建议改革法国的政治体制，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思想没有得到系统的阐述也未被法国民众所接受。1946 年4 月16 日，戴高乐在诺曼底的贝叶城发表了著名的“贝叶讲话”，在“贝叶讲话”中，戴高乐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关于改革国家政治体制的主张：一，是强化总统权力，使其成为国家权力的核心。二，是提高政府的地位，打造强有力的政府。他说:“我虽然放弃了个人独裁的思想，但是仍然相信我国需要一个能使政府强有力而能持久的制度。”三，是消弱议会的权力，主张三权分立，尤其是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立。

（2）法国国内政治经济的需要。在政治方面，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一方面被国内政党政治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深陷阿尔及利亚泥潭不能自拔。1958年6 月27 日，戴高乐在发表电视讲话时向法国人民说:“有三件事左右了我们的局势。这三件事是：阿尔及利亚问题、财政经济问题以及国家体制的改革问题。”戴高乐主张，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解决其他所有问题(包括稳定问题)的前提，如果不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其他问题的解决都无从谈起！戴高乐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体制的创建工作中。新体制旨在革除议会制的弊端，重新调整了总统、议会、政府的关系，扩大了总统的权力，削弱了议会的权力，法兰西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被改造成一个半议会半总统制共和国。在经济方面，法国经济在20 世纪40 年代末期已经得到初步恢复，50 年代开始进入发展时期，50 年代末期更是开始高速发展时期。资本输出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其中多半流向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垄断资产阶级要求加强行政权力，建立一个稳定的、强有力的、办事效率高的政府,以处理纷繁复杂的国内外事务，适应经济大发展的新形势。显然，造成第四共和国政局动荡不安的政治体制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

（3）法国谋求大国国际地位的需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受到重创，国际地位下降。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建立的世界格局，更刺激了法国人民尤其是上层政治精英们谋求世界大国的激情。在同世界大国的斗争实践中，法国人民也深切地感到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难以实现统一意志、统一行动，不能集中全民的力量同其它大国进行较量。为此，就必须建立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戴高乐在“贝叶讲话”中说:“当我们的民族是一盘散沙的时候，就遭到巨大的痛苦，而在一个坚强的政府领导下团结成一个自由民族的时候，就出现丰功伟绩。”他明确指出：第四共和国宪法“不能保证法国的伟大，而使法国伟大则是我心上的唯一目标和我生命中最崇高的目的。党派政体是有害的，它妨碍执行伟大的外交政策，正如它危害国内的和平与稳定一样。”所以，必须建立以强有力的国家元首为中心的政治机构，总统应该是法国的“向导”、“引路人”、“仲裁者”和国家的“栋梁”，法国“需要一个能使政府有力而持久的制度。”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究竟确立何种政治体制，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下去，并不是少数统治者能够主观决定的，正是一个国家特殊的历史条件、政治经济文化情况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因素早就，是国家本身及其国民共同的选择。各种政体均有其利弊，没有必要崇洋媚外，在中国，我们特殊的历史、特殊的国情决定了我们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说明它是最适合我们的，一路上会有荆棘有迷雾，但我们应该而且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第五篇：美国的行政制度和法国的行政制度比较分析[范文]

美国的行政制度和法国的行政制度比较分析

一、美国国会与法国议会

1.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1）选举

美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出，每州 2 名，实行各州代表权平等原则。任期6年，每 2年改选1/3。众议员数按各州人口比例分配，由直接选举产生，每州至少1名，人数固定为435名，任期 2年。（2）权力

国会拥有宪法所规定的其他权力，如对外宣战权、修改宪法权等。参众两院各自还拥有特殊权力。如总统与外国缔结的条约及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须经参议院“咨询和同意”；参议院还有权审判弹劾案，有权在特殊条件下复选副总统；众议院有权提出财政案和弹劾案，有权在特殊条件下复选总统。国会立法活动常受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

2.法国议会——上下两院（1）选举

议会是法国最高立法机关，由国民议会和参议院两院组成。国民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5年；参议院议员由选举团间接选举产生，任期6年，每3年改选1/3。（2）权力

议会两院拥有立法、监督政府、审批国家预算等项权力，但其权力受到总统和政府的制约。两院以公开投票方式并由议会组成人员的绝对多数作出相同表决时，可以对总统的叛国罪提出控告。

二、美国总统与法国总统 1.美国总统

（1）总统的选举

美国总统由选民间接选举产生。凡年满35岁，出生时即是美国公民，并在合众国境内居住已满14年者，都可以成为总统候选人（2）总统的权力

根据宪法，美国总统拥有如下权力：行政权、法律执行权、官员的任命权和免职权、立法动议权和立法否决权、行政立法权、外交权、军事指挥权和军队官员任命权、赦免和缓刑权以及宣布紧急状态权。

（3）美国总统不得解散议会，但议会可以弹劾总统：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在外交权和司法权方面，美国总统完全受制于议会，必须议会讨论通过，而且在六个月后便自动终止。2.法国总统

（1）总统的选举

法国总统由选举团选举产生，任期七年。选举团由议会议员、省议会议员、海外领地议会议员及市议会议员选出的代表组成。（2）总统的权力

根据宪法，法国总统拥有如下权力：任免总理和组织政府、任命国家文职和军职人员、支持内阁会议、解散国民会议、颁布法律、发布咨文、军事权、外交权、关于举行公民投票的权力，司法权以及紧急状态权力。

（3）法国总统可以解散议会，议会虽然拥有对总理的弹劾权，但只有当总统犯有叛国罪时才能进行弹劾；法国总统是国家元首，也掌握有最高的行政权力，但之下还有总理，在名义上，总理才是政府首脑；在外交权和司法权方面，法国总统的权力似乎更大一些，在使用非常权力方面，法国总统只需与议长磋商，无需由议会通过。

三、美国政府与法国政府 1.美国政府

（1）美国政府首脑是总统，联邦政府的行政机构可以分为三种，一是总统办事机构，二是联邦政府各部，三是独立机构。

（2）美国政府实行文官制度，具体制度如下：职位分类制度、考任制度、培训制度、考绩与晋升制度以及退休与抚恤制度。2.法国政府

（1）法国政府首脑是总理，中央政府由总统、总理、部长和国务秘书组成。

（2）法国政府实行公务员制度，其内容包括：公务员的职位分类、公务员的招收与培训、公务员的纪律、惩处与考核晋升、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与退休以及公务员的管理机构。

四、美国司法制度与法国司法制度 1．美国司法制度

（1）联邦法院系统由联邦地方法院、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组成。（2）司法诉讼程序

民事诉讼程序采用辩论制,独任审理;部分诉讼,特别是侵权诉讼等由陪审团裁断,法官判决。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是：联邦和若干州保留大陪审团审查重罪起诉的制度；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得采纳；广泛使用审判前的“答辩交易”，辩护时,民事案件中的原告、被告律师，刑事案件中的公诉人和被告律师相互对抗争辩，法官不主动调查，仅起“消极仲裁人”的作用。

（3）司法审查制度

作为联邦原则正式确定，始于1803年联邦最高法院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首席法官J.马歇尔代表法院认为,“违宪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取缔一切与之相抵触的法律”，明确宣布国会1789年颁布的《司法条例》第13条违宪，从而确立了法院拥有审查国会通过的法令的职权，逐步形成司法审查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权由普通法院，主要由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其方式是审理具体案件所适用的法律是否违宪，审查对象除国会制定的法律外，还包括总统的行政措施

2.法国司法制度

（1）法国法院分为三个系统：一是普通法院系统，二是行政法院系统，三是争议法庭和特别高等法院系统（2）司法审查制度

法国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宪法委员会执行的。由总统任命主席的宪法委员会在保证公民选举总统、议员和公民投票程序合法性的同时，还对法律、组织法、法令和条约是否违宪进行预防性审查，并受理政府、议员关于法律、法令违宪的控告案件。自第五共和国成立以来，司法审查制度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日益起着重大的作用。

五、美国地方政府制度与法国地方政府制度 1.美国地方政府制度

（1）州是美国联邦构成的基础，州长是州的行政首脑

（2）美国地方政府一般均分为县、市、镇（或称乡）三级。此外，还有学校区和特区。2.法国地方政府制度

省是中央下属下属的一级行政区划，市镇是省下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

六、美国政党与法国政党

1.美国政党：民主党、共和党和第三党

2.法国政党：保卫共和联盟、社会党、法国民主联盟和国民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