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优惠的法治化研究5篇

第一篇：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优惠的法治化研究

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优惠的法治化研究

摘要：金融优惠是国家履行其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是国家在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宏观调控。当前对民族地区实施的金融优惠政策主要有对民族用品、民族贸易提供贷款优惠、对民族地区金融机构提供政策优惠、为民族地区金融信贷提供补贴等。当前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的实施存在优惠政策的合法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不高、民族地区企业获得融资的法律扶持不够的问题。我国应在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强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市场化程度，完善民族地区企业融资的法律体系。

关键词：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法治化；合法性；市场化

金融优惠政策的目的在于弥补市场运作的缺陷，但金融优惠手段的运用仍需要依市场规律进行。而市场经济本身即是法治经济，其要求国家在市场中规范其行为，杜绝国家滥用其调控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即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制。在法治国家建设的背景下，国家对市场的调控一般是通过法律手段来进行的――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优惠政策也不例外，需要纳入法治的轨道内。这即是本文研究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问题并提出金融优惠政策法治化措施的目的。

一、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概述

（一）金融优惠的内涵

“金融优惠”产生于国家被赋予经济管理职能之后，是国家履行其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因此，“金融优惠”这一概念即包括了以下内涵：其一，就其属性而言，金融优惠属于宏观调控手段的一种。如上所述，市场的良好发展需要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有序发展更是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政府对经济进行干扰的机制即为宏观调控机制，这个机制由多种调控制度和调控手段构成，金融优惠是其中的一种。其二是金融优惠是国家履行其经济管理职能的重要方式，因而金融优惠的运用主体为国家的代表者，即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也包括地方政府，包括立法机关也包括行政机关。其三，金融优惠运用的目的在于维护经济的良好运转，政府通过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的方式干扰经济运行之目的在于弥补市场的缺陷，维护市场的良好发展，这也是民主政府实现对人民负责原则的必然要求。

（二）现行民族金融优惠政策

1、对民族用品、民族贸易提供贷款优惠。对民族用品和民族贸易提供货款优惠是我国政府实施的民族优惠政策之一。所谓的对民族用品和民族贸易提供货款优惠，即是指针对民族用品和民族贸易等行为所提供的货款优惠待遇。民族用品、民族贸易提供贷款优惠体现于《关于民族贸易和民族用品生产贷款继续实行优惠利率的通知》。该通知由中国人民银行于1997年颁布。依该通知的规定，民族贸易贷款实行优惠利率的范围为，县内国有商业企业、供销社、医药公司和新华书店经销少数民族特需用品、生产生活必需品、药品、书籍及收购少数民族农牧副产品所需要的流动资金贷款。

2、对民族地区金融机构提供政策优惠。对民族地区金融机构提供的政策优惠主要实施于西藏。2001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第四次西藏会议，本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即是讨论和决定对西藏所实施的系列优惠政策，据此维护西藏的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平衡发展。这次会议形成了《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确定对西藏实行的优惠政策》，这个文件对西藏在金融方面所获得的优惠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其一，西藏各商业银行资金头寸不足时，中民银行拉萨中心支行有权发放贷款；其二，保险公司执行优惠费率政策，其费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所造成的损失则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报财政部核定后给予补贴。

3、民族地区金融信贷支持。金融信贷支持也是政府对民族地区所实现的金融优惠政策之一。2001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该通知即规定了诸多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另外，《国家开发银行技术援助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了诸多的金融信贷支持政策。当然，这两个文件所规定的金融信贷支持主要是针对项目建设的支持。

二、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金融优惠政策的合法性问题

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国在促进特定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金融优惠政策的实施需要动用到大量的财政资金，因而救市计划一般是作为一个预算案由立法机关批准的。①从中也反应了国外在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其金融优惠资金的运用需要编制成财政预算案并经立法机关批准――只有这样政府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手段运用也才有足够的合法性。就我国政府而言，尽管国务院依宪法之规定负有管理经济事务的职权，但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金融优惠政策的做出并没有经全国人大进行批准，而是由国务院常务会议予以决定。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存在一定的合法性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在民族地区政府对金融优惠政策的使用也缺乏合法性。具体而言，依人民主权的一般原理，财政支出应经人民代表大会予以审批。而民族金融优惠政策的实施则使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在财政资金之外获得资金来源，而此笔资金的来源和使用又没有经人民代表大会审批，这即与人民主体的原则不相符合。当然，《国家开发银行技术援助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也规定了相应的监督机构，但这种监督并不能弥补因人民代表大会监督缺乏所造成的合法性困境。

（二）金融扶持的市场化问题

在我国，促进民族经济发展中金融优惠措施更多是依行政方式进行，而非依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具体而言，在我国，政府金融优惠的手段主要包括提供低息货款和进行货款补贴等手段，其目的在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和兴建公共工程。其中，兴建公共工程和货款补贴体现了强烈的行政性。也就是说，就公共工程的兴建而言，政府在此方面进行救市资金分配时，并不是由市场决定兴建何种公共工程，而是由行政系统进行决定。这种情况即决定了兴建公共工程中的金融政策实施时的资金分配缺乏市场性。就货款补贴而言，补贴资金的发放同样也是由行政命令所决定的，而非运用市场化的方式调动民族地区生产的积极性。因而，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在实施金融优惠政策的过程中，所运用的手段缺乏市场性，从而导致了资金的分配依行政命令而决定，而非由市场规律决定。

（三）民族地区企业获得融资的法律扶持问题

应该说，当前我国立法对中小企业之发展还是给予了必要的关注的，我国当前制定有《中小企业促进法》、《乡镇企业法》，国务院的工作部门也制定有《关于培育中小企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若干问题意见》、《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等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在很多方面给予了中小企业以优厚的待遇，帮助中小企业寻找销路、获得市场。然而，遗憾的是，以上立法和相关规范性文件中包括的扶助手段并没有与金融制度进行对接，从而使在获得银行融资方面并没有享受到优惠政策。这种情况即造成了民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

三、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的法治化进路

（一）提高金融优惠政策的合法性

我国实施金融优惠政策需要运用财政资金的，则首先需要明确在预算法或者其他法律规范中规定，国务院救市资金的运用，需要编制预算案并经全国人大的批准――只有这样，才符合财政民主主义之要求。②为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我国预算法即应当规定，国务院进行大规模预算支出的，应当先征得全国人大同意。据此，我国需要对预算法中的预备费制度进行修改。具体而言，我国预算法第32条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政府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笔者认为，随着社会风险的增加，预算中的1%-3%的预备费是不足以应付各种意外情形的。因而，我国应当提高预备费额度，并建立起预备费积存制度。具体而言，我国预算法可以将预备费提高到5%，并规定本年度没有使用的预备费即予以积存。这种制度的建构，即可提高政府所能够支配的预备费额度，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滞后时，政府即可一方面动用预备费进行应对，另一方面启动救市预算编制程序，争取其金融优惠方案尽快获得全国人大的批准，从而兼顾了效率与正义的要求。

（二）金融优惠手段选择上注重市场化

在当前的金融优惠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主要通过低息货款等方式支持民族贸易的发展，或者为公共工程建设提供资金支持。这在这些方式中，政府即直接决定了资金的流向，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未来的金融优惠政策实施可以采取以下两种方式以增加金融优惠的市场化程度：其一是设立具有政府背景的专门性投资担保机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担保机构的作用即在于，在企业需要获得融资而无相应的财产予以担保或其所能够提供担保的财产远远少于其所需的融资时，企业即可以向投资担保公司申请担保，在企业与银行签订贷款合同时，投资担保公司即可以以保证人的身份为企业提供担保，从而使其获得银行的贷款。当前市场中是存在各种各样的投资担保公司的，但许多投资担保公司由私人设立，其为减少风险，往往不愿意向民族企业提供担保。此种情况下，民族企业即难以利用市场中的投资担保资源来为本企业进行融资。为弥补市场的缺乏，政府即可通过设立政府性担保机构的方式提供政策优惠。其二是设立专门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即逐步实现了商业化的运营，商业银行具有高度的经营自主权，可以依自己的意愿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为解决民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国家可以设立专门性的开发银行，开发银行的资金虽由国家提供，但资金的流向则主要遵循市场规则，因此可以解决金融优惠政策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三）完善民族地区企业融资的法律体系

融资制度的完善是解决民族地区企业融资难问题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而在我国金融领域，所有制歧视依然存在，民族地区企业无法获得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同等的对待。国家尽管制定了诸多法律规范和政策予以支持民族地区企业的发展，但这些法律政策较少涉及对民族地区企业融资的支持。为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当把《中小企业促进法》落到实处，特别是在金融方面给予中小企业全方面的支持。为此，我国即应当在《中小企业促进法》的基础上制定《中小企业担保法》、《中小企业融资法》、《产业投资基金法》等法律规范，形成完整的企业融资体系，在融资方面给予中小企业获得与大型企业同等的待遇。在此基础上，还需要对涉及金融事务的其他法律规范和制度进行修改。例如，我国应当取消对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进入金融市场的限制，鼓励其进入到我国金融市场中，从而加大金融市场中可贷存款的数量；③另外，我国还应当进一步完善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取消金融机构设立审批制度，而改为金融机构设立登记制度，从而放开金融市场准入，提高金融市场的供方数量及市场的竞争程度，从而为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来源。

四、结语

当前我国政府为促进民族地区的发展而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的金融优惠政策。这些政策被当前是政府调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当前，作为政府所实施的宏观调控手段，金融优惠政策的实施应纳入法治轨道内，这即是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也是以法治力量保障金融优惠政策实施的要求。在法治政府建设和市场体制改革同步推行的背景下，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既要考虑到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的合法性，也要考虑到政策实施与市场运行之间的关系。是以，我国应在民族地区金融优惠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强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市场化程度，完善民族地区企业融资的法律体系。（作者单位：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注解：

① 谭正航，尹珊珊.论民族地区发展与民族地区金融发展权的法律保障[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② 王欣.当前金融危机中全球救市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5）.③ 吴琼.浅析民间借贷合法化[J].商品与质量?教科与法，2011（10）.

第二篇：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综述

我国民族地区旅游开发起步很晚，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国内学者才开始关注民族地区旅游。

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分期

通过我国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历程和历年来所发表的有关民族地区旅游论文数量、内容等因素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学界关于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即起步期(1987年至1992年)，渐进期(1993年至2000年)、调适期(2001年至2004年)，繁盛期(2005年以后)。

1． 起步期。从1987年到1992年，研究多以经济服务为目的，从经济发展的角度阐述了民族地区旅游是发展民族经济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这一期间一些学者还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一些战略思想。

2． 渐进期。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各地再一次掀起经济发展热潮。一些民族地区积极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关注了旅游资源开发、旅游市场(旅游者)以及旅游影响等三方面内容。其中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研究最为集中，研究领域拓展到了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旅游精品线路等)和旅游商品开发(旅游区纪念品和工艺品等)。

3． 调适期。2001年至2004年由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过热，部分地区在发展旅游业时不注意调研，缺乏科学规划，造成旅游资源重复建设，旅游产品商业化、庸俗化，旅游产业整体质量下降等严重后果。同时，伴随着旅游业的迅猛发展，旅游资源和环境的衰退、破坏成为我们面l临的严峻事实。过热的旅游业对自然、生态、文化造成的负面影响逐渐暴露。这一时期学者们以理性的态度，下到田野做实地调研，运用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对旅游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4． 繁盛期。2005年以后，民族地区旅游业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以极大地热情投入到民族地区旅游研究当中，民俗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领域渗透到了旅游研究的各个方面，出现了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现象。同时，专项旅游课题研究也取得了重大突破，形成 了区域经济、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三个主要研究方向并立的局面。

二、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主要范式

1．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范式。

从全局的角度出发，宏观地分析了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意义和可行性，倡导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提出了全局的和区域的旅游业发展战略的设想。后来又提出对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进行调研分析，提出了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宏观开发措施。这些论述由于没有深入旅游地区实地作长期细致的调研，缺乏田野实证资料作支撑，讨论略显空泛，没有可操作性。早期民俗学和社会学都表现出了这种宏观性的研究。

2． 社会科学的微观研究范式。

由于宏观研究无法解决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一些实际问题，一些学者对民族地区旅游作了一些微观研究。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观点，通过对民族地区旅游事项的详细调查，为宏观理论找出实证。这种将微观考察和宏观视野相结合的研究，突破了以往民族地区旅游研究中的空泛议论、缺少实证依据的局限。但是，这种以实践验证理论的研究范式，容易将研究引向理论极端，而于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少有实用性。

3． 人文主义的微观研究范式。以微观个案人手，运用各学科理论方法，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学者的介入，一些原属于学科的研究方法被广泛用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民族地区旅游个案研究呈现出新的局面：从村落进入，运用学科方法作详细而整体的调查分析，以丰富的和典型的实 例来揭示实际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思考和检验前人的观点，进而尝试提出具体解决方法。

三、民族地区旅游研究成果综述

1． 旅游与区域经济开发。

第一，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意义及开发战略研究。民族地区旅游开发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需要。早期学者多从经济开发的角度来看待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认为旅游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李竹青在《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 中分析了旅游对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旅游资源是我国民族地区普遍的优势资源；旅游业以其低重心启动经济的先导性和高度关联的辐射带动功能，而成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廖日裕和曾大伟在《略论把旅游业纳人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一文提出了发展民族地区旅游的战略思想。吴昌考、李培林、张佑林等对中南、川西北、云南、湘西等民族地区旅游开发的战略开发作了有益的探讨。

第二，区域旅游开发研究。突出了区域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中的核心价值，强调了区域民族旅游开发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提出了政府在区域民族旅游开发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区域协作的战略思想。李竹青按照行政区域划分，把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分为13个重点地区。2001年，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 计划和2015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L3 明确提出了中国区域旅游(西北、西南、北方、东南四个片区)发展大思路。随后，学者们在此框架下，进行了区域旅游的研究，提出民族文化圈、经济圈等跨行政区的区域旅游研究，如林岚对闽东南畲族旅游“文化圈” 的重建构想，云南省社科联课题组对“泛珠三角” 区域旅游合作背景下的云南旅游资源开发的探讨。

第三，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研究主要有两方面的成果。一方面，从旅游资源的分类、开发、利用和保护上着手，重点依据区域资源特点，进行旅游业现状分析和评价，论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的措施。其中黄少辉对海南少数民族专项旅游开发的研究，徐飞雄关于湖南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的研究，管宁生对云南丽江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的研究 等具有典型性。他们提出了具体的民族地区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措施：如统筹规划，突出特色，建立科学合理的开发机制和立体的开发风格；加强民族地区旅游理论研究；培育旅游人才和树立民族地区旅游形象等。另一方面，对民族地区旅游产品的研究和设计，包括旅游路线设计和旅游商品开发设计。首先，一些易为旅游者所直接感受的旅游产品— — “民俗风情游”、“民俗村” 等类似产品— — 完美展示少数民族风情。金颖若指出“集市旅游” 是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梁敏关于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与旅游经济结合模式的初探》，对这类旅游产品开发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其次，从非物质文化层面开发旅游产品。在发扬继承民族文化传统、保持民族特色和满足现代旅游审美需求之间找到一个有机结合点。积极发掘各种民族风情、传统习俗、民间艺术、宗教信仰、人物掌故等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遗产，使它们更具浓郁的民族性、地方性、区域性而展现在游人面前。李坚的《现代审美心理与民族舞蹈文化传统》、金毅的《论民族文化旅游的开发》作了此方面的研究。再次，旅游商品开发作为民族地区旅游的象征符号，既要强调民族文化特性，还要对旅游商品市场进行调查、分析和预测。

2． 旅游与民族文化开发保护。

第一，民族地区文化开发新路的探索。学者们认为，开发民族文化旅游资源应该实施集中开发“亮点” 和高起点、新思路的发展战略； 突出文化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大力营造民族文化旅游的氛围和加强区域协作以求得优势共享。较为成功的案例是云南丽江，周智生以云南丽江为例，指出类似丽江的诸多西部多民族交错聚居区在文化旅游二次创业过程中突出自身区域主体民族文__化特色的同时，必须要重视非主体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开发，让各民族社区参与能力的塑造和培育都能在旅游开发中得到协调发展。孙九霞分析了节日在原生地直接展示和在异地进行移植性的集中开发，认为丧失节日民俗的民族由于旅游开发的需要而重新建构。

第二，旅游中的民族文化保护。薛群慧的《民俗风情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探析》和马晓京的《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再认识》等都曾论述了旅游对旅游地的影响问题。刘红梅在《关于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中提出“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的民族文化保护措施，明确保护对象，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周星从1997年开始对黔东南的苗族民俗旅游村进行了实地考察，他的《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02]专门论述了贵州黔东南的民族风情村寨游。他除了对如何开发和建设旅游村寨、旅游村所要具备的条件、民俗文化展示的逻辑等给予了独到的关注外，还提出对旅游带来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研究，如传统复兴、文化再生产、文化商品化、民族意识等。

3． 旅游与生态环境协调。第一，关于旅游开发中生态环境保护误区的探讨。吴晓萍在《浅析民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某些限制性因素》中指出，民族地区旅游业极大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在民族旅游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地区的自然和人文资源都受到了威胁和破坏。李曦辉在《西部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认为，造成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收效不大的原因是体制、利益和结构三方面的深层制约。第二，生态旅游开发的有效探索。刘玉安等人以石河子地区为例，介绍了生态旅游的出现、内涵及发展，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全新的旅游业。谢杰和李幼妮论证了我国西部地区绿色旅游生态景观战略，建议景观建设首先应该从保护和发展原生态人手，结合西部地区的发展绿色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优势，完善生态景观。和勇在《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与生态旅游产品的开发— — 以云南红河哈尼梯田为例》中认为，生态旅游产品应该是文化与自然巧妙结合的产物。民族地区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应该认识自然生态的文化因素，重视保护民族文化资源。邓光奇进行了民族地区旅游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对旅游与环境的理论基础、旅游与环境关系和环境问题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借鉴国外经验，提出我国旅游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具体对策和发展生态旅游的原则，并对生态旅游前景作了预测。

第三，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实践。民族生态博物馆是把少数民族自然、社会和文化进行整体保护、传承和研究的生态博物馆。1998年，我国和挪威政府联合在贵州省六枝梭嘎乡建成了中国第一个生态博物馆。李波对这个生态博物馆作了民族与生态社会研究。刘艳以贵州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为例，对我国生态博物馆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适合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保护的新思路，即将地方生态博物馆与文化旅游的发展相结合，同时注入民间资本，由社区居民来管理社区文化、解释自己的文化并选择其发展的方向，从而促进传统民族文化的保护，实现少数民族社区发展的可持续性。

综上所述，笔者从民族地区旅游研究的发展轨迹、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三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地区在旅游产业发展中，一方面经受着商业化、表演化、异文化植入等文化冲击，另一方面民族地区正固守着自己的传统，极力展示文化的多样性。在任何情况下，民族地区旅游发展要避免走弯路，必须树立旅游、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全方位的协调发展观，努力实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在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有机统一。

参考文献：

[1] 李竹青．如何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业[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0．

[2] 廖日裕，曾大伟．略论把旅游业纳入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J]．民族研究，1989(1)．

[3] 国家旅游局．中国旅游业发展“十五”计划和2015一年2020年远景目标纲要

[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

[4] 黄少辉．开展海南岛少数民族专项旅游[J]．热带地理，1989(3)．

[5] 徐飞雄．我国少数民族风情旅游资源特点及开发：试以湖南省为例[J]．经济地理，1990(3)．

[6] 管宁生．云南丽江纳西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J]．地域研究与开发，1996(3)．

[7] 金颖若．集市旅游—— 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的新形式[J]．贵州民族研究，2003(3)．

[8] 梁敏．少数民族地区传统节日与旅游经济结合模式初探—— 以理塘县“八·一”国际赛马节为例[J]．湖北民族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1)．

[9] 周智生．多元文化资源整合与区域文化旅游创新发展—— 以云南丽江为例

[J]．资源开发与市场，2007(1)．

[10]孙九霞．节日符号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运用及问题[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6)．

[11]刘红梅．关于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几点思考[J]．开发研究，2004(3)．

[12]周星．旅游产业给少数民族社会带来了什么[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5)．

第三篇：浅谈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

浅谈我国农村法治化建设

摘要：农村法治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难点。本文先从分析我国农村法治的现状入手，探明原因，论述其必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关键词：农村法治化建设

现状

原因

必要性

措施

一、我国农村法治的现状

从历史因素来说，中国是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几千年的封建“人治”思想在农村根深蒂固。农民的维权意识不强，对法律存在陌生感和不认同感。当自身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解决途径，而是依靠人情、关系、“走后门”。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要么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于不顾，“以暴制暴”。

二、农村法治化建设的原因分析

1、农民法律意识、权利意识淡薄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法律意识、权利意识还是比较淡薄，其表现于农民对权力的崇拜、权利义务的模糊、主体意识的淡漠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当自身权利被侵害时,要么浑然不知,以“法愚”的形态展现于社会;要么屈从于权威,忍气吞声;要么置法律规定而不顾,“以暴制暴”。

2、农民法律能力的不强

农民法律能力不强集中地表现于法律意识淡薄导致的漠视法律、法律知识缺乏导致的无视法律和法律实践的缺乏导致害怕法律。

3、村民自治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

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是农村法治建设系统工程中的核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依法治村、农村实行民主管理提供了法律保障。但由于诸种因素的存在，该法在实践中还没有真正贯彻落实，我国农村村民民主意识总体上还相当微弱，尤其在一些贫困地区，人们的文化素质、法律知识和民主意识远远低于全国的总体水平。

4、农村和农业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农村执法和监督力度不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发展，但我国农村和农业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

5、贫困制约农村法治化建设的进程

我国农村物质条件的匮乏使得法治没有茁壮成长的土壤。由于贫困，反过来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也阻碍了农村法治化的进程。贫困还导致农村的治安状况不良。只有让农民丰衣足食，公平分配社会的物质、精神财富，生活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农民才有盼头，社会才会稳定。

三、加强农村法治建设的必要性

1、推进农村法治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 农村人口多。显然, 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法治化的中国。如果法治仅着眼于城市, 任农村游离于法治之外，“法治中国”的建构就会是空中楼阁。因此, 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是法治国家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2、推进农村法治建设是和谐社会建构和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在经济社会蓬勃发展的今日中国, 和谐社会建构的关键在于和谐农村的建设，而和谐农村的建设关键在于农村法治建设。

3、推进农村法治是确认和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要。

农村现代化的目标是农村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及城市一体化。这既要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 也要以法律的支撑为保障。

四、推进农村法治化的措施

1、建立健全农村法律制度，为农村法治化提供制度前提 法治社会的前提是有一套良好的法律法规体系。然而，目前我国现行立法中对农民的权益保护的重视不够，不能使农民分享社会的文明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把农民排斥在国家的市场体系和政治生活之外。可以说，如果不用法律去规范农村、农业、农民问题，那么中国的法治建设只能是空中楼阁而已。

2、深入普法，提高村民法律意识，为农村法治化提供精神内核

法制宣传是培养正确法律观的重要举措，在当前的法制宣传中要着重提高村民的权利意识和主体意识。如利用广播、电视、电影、报刊杂志以及文艺演出等方式，进行法制教育宣传；又如通过公开的具体的审理案件，向广大村民进行法制教育宣传，提高村民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加强农村中、小学的法制教育，把法律知识教育转化为法律素质教育，使之学科化、制度化、规范化。

3、加强农村执法，提升农民对法律信仰度

法律生活中对农民影响最为深刻的，莫过于国家机关的执法状况。农民的法律感知、观念、意识最直接地来自于执法机关的具体执法行为。只有加强农村执法和司法，才能提升农民的对法律的信仰程度，使他们自觉学法、懂法、守法和护法。

4、通过村民自治，推进农村法治化进程

村民们在村民委员会领导下，参与农村政治生活，对自己的事务实行民主管理，根据国家法规，结合本区域情况制定自己的乡规民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乡规民约的制定，使国家法与农村习惯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既弥补了国家法律对农村的空缺和国家力量在农村的局限性，又能使农村中顺乎社会发展的习惯做法得到进一步发扬，使乡村规约的遵守有着内在的自觉自愿的精神基础。村民们参与乡规民约的制定，能拉近与国家法律的距离，产生极强的法律意识，为农村法治建设打下牢固的精神基础。参 考 文 献: [1] 易虹.我国农村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江西社会科学,2003,(9):171.[2] 周丽.浅谈农村法治化的障碍[J].山东农业,2003,(8):19.[3] 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J].社会学研究,1998,(2):51.[4] 刘冰.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辨证统一[J].行政与法,2005,(2):

第四篇：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研究

金融1223班 王丹霓 A08120837

摘要：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意味着中国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全新的挑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需要进行多层次、宽领域的创新。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文针对这一现状对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所存在的问题，制约因素以及创新的思路策略等进行着重分析。

关键词：商业银行；金融创新； 制约因素；思路策略

金融创新是指那些由金融家主导的，在金融业内部通过各种要素的重新组合和创造性变革所创造或引进的新事物。广义的金融创新包括产品、营销、组织管理以及制度等

【1】方面的创新。金融创新是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

一、我国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

1.金融创新的立法滞后及制度缺失。

自我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银行业经历了由行政管理体制向市场化发展过渡的过程，不可否认，一些相关法律和制度在银行业市场化的初级阶段，对规范市场发展和防范金融风险，的确发挥了它们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环境的变化，这些法律和制度的不足也逐渐显示出来，如有些地方监管过度，而有些地方缺乏规范。因此，我国急需加强金融创新方面的立法，金融创新中立法的滞后和政策的缺位，给银行的金融创新带来了很多困难。

2.金融创新的监管不完善。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的许多方面还不规范，自我约束性不强，经常出现违规行为，我国金融法规仍不健全，金融创新的监管手段仍很落后，还没有交金融创新活动纳入正常轨道。

3.利率的市场化进程加快。

我国利率市场化的目标是：建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货物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帽，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调控和引导市场利率，使市场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所以，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渐推进，银行业必须进行相应的创新，强化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以达到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的目的。

4.金融创新信息技术支撑不够。

金融市场机构的经营管理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进步。比如，建立现代化的计算机通信网络，实现网络互联，资源共享，建立健全金融系统计算机安全体系，提高防范计算机犯罪的能力，确保金融资金和信息的安全。然而，我国的信息处理能力相对较差，信息分享程度相对较低，只有尽快赶超发达国家金融业的信息水平，才能真正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创新能力。

5.市场的逐渐放开。

随着新措施的出台，我国资本项目将进一步开放。资本项目的放开，将使国际资本对我国的影响日益增强，中国的金融市场与国外的金融市场联动性增强，国内，国外的金融机构将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基于风险规避和风险投资的需求，中国的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有必要考虑如何使用创新的金融工具来回避汇率，市场风险，并且尽可能地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筹集低成本资金，提升创造利润的能力。

6.金融人才短缺，技术水平落后。

进行金融创新，要依托高科技手段，在金融信息化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而我国的银行业目前只基本完成了金融电子化建设金融信息化在有些银行只是刚刚起步，技术创新

【2】 成为我国金融创新的薄弱环节。

二、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思路策略

1.创新金融服务意识

金融创新的前提是商业银行从业人员金融服务意识的创新。银行员工的服务态度代表着银行的服务质量，保证文明热情的服务态度，对不同的顾客制定不同的服务方式，取得相应的信任；树立客户作为核心的服务理念，随时了解经济环境化变化时顾客的金融需求，改变由需求推动的被动型服务方式为主动的服务方式；树立与客户共创成功理念，探索潜在价值内容，帮助客户制定理财计划，解决资金问题等来寻求银行的有效利润，达到银行与客户共创成功的目标；树立服务先行的观念，拓展服务内容，及时调整金融服务渠道，拓宽金融服务范围；树立金融创新理念，拓宽金融服务空间。

2.金融创新要着眼于需求,要加强产品的营销力度

金融创新是银行业获取经营效益的重点,是增强银行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措施。每种金融产品的创新,都要与客户需求密切的联系，要寻求经营利润最大化。各个银行，无论做那种金融创新，都需要将市场及客户的需求放在[2]孟锐 《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分析及解决对策》.商业经济 2009年第23期

[3]徐世杰,蒋波.商业银行创新管理:国际经验、比较与借鉴[J].国际金融,2012,01:43-45.[4]蒋波.基于市场需求的商业银行创新机制研究[J].武汉金融,2011,04:68-70.[5]赵健.商业银行创新产品发展状况探究[J].当代经济，2011,13:124-125.[6]应海芬,林键.商业银行贸易融资风险管理[J].企业研究,2011,10.[7]陈小宪.强化风险监管促进银行创新[J].银行家,2010,01:54-58.[8]曾震.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策略[J].东方企业文化,2011,03:114.[9]陈婷婷.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1,21:201

第五篇：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定稿）

目

录

内容提要························································································································ 1 引言································································································································ 2

一、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的概念与类型................................................................2

（一）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2

（二）“反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5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及其借鉴....................................................................7

（一）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 7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10

三、中国现行反腐败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15

（一）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现状···································································· 15

（二）存在问题的分析················································································ 17

四、完善中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对策..............................................................18

（一）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 18

（二）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19

（三）加大从严治党力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22

（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健全与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建设················································································································ 23 结束语·························································································································· 28 参考文献······················································································································ 29

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研究

内容提要：腐败是公职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互相联系，利用自己公职人员的地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行为。其本质是掌握特殊社会权力的统治阶级作为腐败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资源达到个人目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化改革巩固成果积极拓展，不断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围。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形势下，反腐败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本文在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通过对美国、英国、俄罗斯、韩国反腐败法律制度梳理概括，分析总结其反腐败法律体系建设的基本做法和经验。通过对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基本状况及进展的研究综述，结合国外反腐败法律制度经验及启示，论证了构建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文章在对国内外反腐败法制研究的一系列分析总结前提下，提出了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的相关对策，认为构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反腐败法律体系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并通过引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的新理念，尝试完善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的惩治腐败犯罪的规定和改善中国反腐败法律机制，进

而提出了构建中国反腐败法律体系的思路与对策。

关键词：反腐败

法律制度

廉政建设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的法制建设做出了重要的战略部署，中国的法制建设也迎来一个重要的机遇期。依法反腐是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切实推进法治建设和反腐动工作的情况下，法治与反腐呈现出良性互动的局面。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思想。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扎紧制度的笼子，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要体现。

反腐败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规治党的新形势下，作为纪检监察机关公务人员更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反腐败法治化进程提供根本保证。

一、有关腐败与反腐败的概念与类型

（一）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腐败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概念从广义上讲，是指公职人员直接利用自己的公务职权谋取个人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讲，通常

是指公职人员在意识清醒状态下 做出的非法决定，该决定有利于某一方（例如公司接受政府订单违背既定程序），而公职人员自己从该缔约方获取非法酬金的行为[1]；在整个法律体系，并没有“腐败”二字，只有贪污，受贿，行贿等法律条款，这使得人们同是在说“腐败”，但在实际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中纪委通过研究，形成了共识，对腐败和腐败官员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首先，身份必须是公务员，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委托者；其二，行使方式的特点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也就是说动用了公共权力；第三，公共权力谋取私利，情节严重者将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给予惩处。

1、腐败形式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再到利益冲突

在中国，贿赂也逐渐成为腐败犯罪的主体。从腐败罪名的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腐败犯罪先后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从贪污挪用到行贿受贿。贿赂犯罪的增加可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和发展，利益交换的市场也随之繁荣起来，许多不正当利益在交换中得以实现。二是贿赂犯罪更加隐蔽，由于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隐秘的违法行为，往往很难被举证。从中国腐败犯罪的特点来看，越来越多的腐败发生在利益冲突领域。帮助官员把子女送到国外读书并提供学费生活费，承诺官员在退休之后高额年薪返聘，官员利用影响力以亲属的名义经商办企业或直接受贿，这些都是常见的利益冲突形式。

2、腐败范围从公共部门到私人部门，再到社会组织 传统上来说，腐败的主体主要被界定为政府官员，或者是公职人员。例如，中国刑法就曾经主要将贪污、受贿等罪名的犯罪主体界定为国家工作人员。随着涉及企业腐败犯罪行为的逐渐增多，中国对于腐败犯罪主体的界定范围也在发生调整。我国在反腐败实践中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社会中介组织中的腐败越来越突出，对原有的法律体系产生了冲击。

3、腐败趋势从个人腐败、单位腐败到集体腐败

腐败集体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腐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也是各类腐败现象的一个重要共同特征，是未来中国反腐败工作必将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根据腐败行为的主体，我们可以将腐败划分为三种类型：个人腐败、集体腐败和单位腐败。个人腐败指的是腐败的主体主要为个人，他们独立进行了贪污、挪用和受贿等腐败行为。集体腐败的主体是一群人，他们所进行腐败行为的收益主要归他们自己。而单位腐败指的是一个单位或该单位领导层以单位的名义而进行的腐败行为。它与集体腐败的区别在于，集体腐败的收益归少数腐败者所有，而单位腐败的收益是归整个单位所有的，单位的领导层并没有直接占有腐败的全部或大部分收益。集体腐败与腐败一样是隐蔽的行为，而单位腐败由于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往往可能是半公开的。单位受贿、行政垄断和私设“小金库”就是典型的单位腐败行为。

4、腐败结果从影响政策执行到影响政策制定

根据腐败发生在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环节，我们可以将腐败分为大腐败和小腐败这两种类型。大腐败也称高层腐败（grand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发生于政治决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如行业发展政策、出口政策、行业标准的制定等。小腐败也称下层腐败（petty corruption），主要指的是发生于政策执行，如交通违法执法、申办执照、卫生许可检查等过程中的腐败行为。小腐败涉及到的经济利益可能并不太多，主要表现为“速度钱”，能够通过行贿的方式促进执法的放松或提高办事效率，但是这种腐败由于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社会污染特别巨大。

（二）“反腐败”的概念及类型

反腐败，亦称“反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作为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是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败”，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败”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新形势下反腐败出现以下类型转变：

1、反腐从反黑色腐败到反灰色腐败

与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不同，中国转型中的行政体制存在着许多灰色领域，即“不合法”，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合理”的腐败现象，我们称之为灰色腐败。按照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对腐败的容忍程度，可以将腐败分为黑色腐败、灰色腐败和白色腐败。黑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都公认的腐败行为，例如贪污、挪用、受贿等。坚决惩治黑色腐败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共识。灰色腐败指的是社会精英认为是，但是社会大众却不认同的腐败行为，例如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费出国出境等。白色腐败指的是尽管从定义上来看是，但两者都不认为是的腐败行为，例如收受小额礼品。在东方社会，赠送和收受礼品是文化中的一部分，社会接受度一般比较高。

灰色腐败的存在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反腐败努力。它模糊了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提高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容忍度，经常是黑色腐败的温床，还助长了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消除灰色领域的努力不仅有助于明晰公域和私域的界限，解决利益冲突问题，而且对于提高政府效率，提高透明度也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灰色腐败的治理不能简单地靠教育和惩治，更重要的是进行系统的改革，减少腐败机会，铲除其产生的制度土壤。然而总的来看，中国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进展步伐缓慢，许多腐败问题无法得到有效根除。

2、反腐从惩治需求方到惩治供给方

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是腐败行为的受益者。但是我国现在的现实是，受贿者往往被严厉惩处，但得到更大利益的行贿者却逍遥法外。检察机关查办行贿和受贿案件的巨大差距主要是司法惩处倾向性的结果。对受贿者和行贿者查处的严重不对称已经成为国外对我国反腐败工作的重要批评之一。

通常情况下受贿者以官员居多，而行贿者以商人为主，因此严厉惩治受贿者，即腐败的需求方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领导干部更加严格要求的体现。由于贿赂往往是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隐秘的行为，鼓励行贿者成为“污点证人”确实也是查处腐败分子，特别是受贿者的需要。然而从司法公平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太正常的，而这种不平衡惩处的局面也必然会削弱对行贿者腐败动机的约束，降低他们的腐败行为被发现的风险和成本。尽管索贿可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毕竟这只是少数情况。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腐败定义为公职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互相联系，利用自己公职人员的地位达到谋取私利的目的，给社会秩序带来破坏性影响的行为。其本质是掌握特殊社会权力的统治阶级作为腐败关系的主要参加者，旨在利用公共资源达到个人目的。这些关系具有隐藏、非正式和自愿的性质，往往不断演变，变得更加复杂。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及其借鉴

（一）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

1、美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在不断的修改和完善过程中，美国已建立起一套相对完善的反腐败法律体系。美国的专门反腐败法主要包括:《文官制度改革法》、《联邦贪污对策法》、《政府道德法》、《道德改革法》、《涉外反贿赂法案》等。这些法律主要涉及到: 确立文官行为准则和政治家从政道德

准则；设立直属于国会的特别检察官；要求公职人员必须申报财产；限制政治捐款及防范涉外贿赂等。这些规定构成了美国惩治和预防腐败行为的严密而周全的法网[2]。

2、英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英国是世界上较早制定反腐败法的国家。早在19世纪30年代，英国就通过制定一整套文官制度来约束其文官的行为，保证了文官队伍的廉洁。1889年，英国颁布了第一部专门反腐败法《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该法严格禁止公共机构成员的主动或被动的贿赂行为。依据该法，任何行使公共职能或法定职能的机构均被认定为公共机构，公共机构的任何人员被严格禁止在与公共机构有关的任何交往过程中收受或者要求收受、同意收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也严格禁止他们在此类似事务中承诺或提供任何形式的礼物、贷款、费用、酬劳或利益[3]。1906年，英国在修订《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的基础上，颁布了《防止腐败法》。1916年，英国又对《防止腐败法》作修订，进一步将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地方性和公共性机构。2003年3月，英国政府又颁布了新的《反腐败法》[4]。2010年英国通过《反贿赂法案》，该法是建立在美国 《反海外腐败法》和一系列英国参加的反腐败贿赂的国际公约的基础上，严格规范英国或者与英国有密切联系的企业和个人行贿和受贿的行为，其打击范围之广、惩罚力度之大使其成为最为严厉的反腐败法律。

3、俄罗斯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1992年4月4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签署了一项法令。在公务员系统中开展反腐倡廉，其中强调，政府机构中的腐败行为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利益，破坏了民主制度和法律秩序，破坏了国家机构的威信，扭曲了法治的原则，阻碍了经济改革。1992年10月8日，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法令关于保护公民的权利保护法制的措施，加强打击腐败犯罪的斗争，成立了一个跨部门打击犯罪和腐败的俄罗斯联邦安全理事会。随之，1992年12月14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发表执政声明关于打击犯罪和腐败的法制状况指出，俄罗斯的法治状况到达了危机的地步，俄罗斯的腐败已经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势头，这一切都构成了对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俄罗斯反腐败的实践已经清楚地表明了，现阶段，在反腐败领域需要的不仅仅是国家制定一部完整的法律规范，还需要现代化的反腐败法律政策[5]。

4、韩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研究

韩国作为年轻的后起国家，自建国起一直注重反腐廉政建设，并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防腐与反腐机制。

1950年，韩国政府发表了《公职伦理确定宣言》，其中，最重要的是《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该法案要求公务员登记财产。1961年5月16日，建立了第三共和国的军事政权，并于1975年发动了“庶政刷新运动”的反腐败运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反腐败，全斗焕开始了“社会净化运动”。1992年金泳三当选韩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

统，标志着韩国军人政权的结束。1998年金大中当选总统，宣布要彻底清除腐败，明确提出要制定一部规制一切腐败现象的综合防止腐败专门法。1996年，金大中在野时就提出建立《防止腐败法草案》，对现有的反腐败规定进行归纳整理，全面分析产生腐败的原因，进而制定出以防止腐败为目的的综合性法律。2001年，《防止腐败法》经过多次修改被国会通过。2003年起，韩国每年实行对全国所有政府和公共机关清廉度调查举措、面向社会全面调查资金账户往来、不法收入证据和民间举报等情况。2006年，韩国政府提出了反腐三大目标和五大推进方向。2006年3月9日，韩国政府、政党、工商界和市民团体等各界代表签订了《反腐败—透明社会协议》，其目标是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6]。

（二）国外反腐败制度研究的借鉴及启示

1、建立专门反腐败法，重视法律在反腐败领域内的作用 国外社会十分重视法律，西方各国普遍重视腐败立法，内容上相对完善和协调，涵盖面上具有广阔性和全面性。从类型上看，专门反腐败法有实体型的、程序型的以及实体和程序内容兼备的综合型的。实体型反腐败法，即规定贪污贿赂等腐败行为的客观表现和处罚标准的法律，这类专门反腐败法往往是对刑法的补充或修改，如英国的《公共机构腐败行为法》、《防止腐败法》；美国的《联邦贪污对策法》。程序型反腐败法，即规定如何保证实体反腐败法得以实现的法律。它以规定对腐败行为的举报、调查、侦察和处理的特别程序为主。如新加

坡《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加拿大《舞弊行为调查法》；综合性反腐败法，是既规定实体内容,又规定程序内容的反腐败法。如新加坡《防止腐败法》就是综合型的，它对新加坡重要的专门反贪污机构——贪污调查局的权力作了全面规定,赋予它广泛的侦查权,并规定了具体、详细的侦察措施，对一些适用于反腐败的特别诉讼程序和证据制度也作了规定，包括贿赂推定、财产来源不明证据、习惯证据、共犯证据、证人免责、贿赂人的证据效力等内容。从功能上看，专门反腐败法有惩罚性、预防性的，也有两者兼备的。惩罚性反腐败法通过对腐败行为的严惩，给腐败分子以切肤之痛，警示他们以后不要再发生腐败行为。预防性反腐败法通过确立一系列预防腐败的法律制度防范公职人员发生腐败行为。如2001年韩国制定的《腐败防止法》是预防性反腐败法，它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预防腐败的发生。这部法律规定了对腐败行为的举报、设立国民监察请愿制度、扩大财产登记及公开对象的范围、加强审查事项、设置没收不当财产的机构、实施持续高强度的监察活动、发动市民进行行政评价和召开听证会等内容，以遏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的发生。从效力上看，专门反腐败法在对事、对人、时间和空间的效力范围和力量上都有扩大和增强的趋势，如美国的《涉外反行贿法案》。在时间效力上，有的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法为加强对腐败行为的追究，规定了溯及既往的效力。

由于国外在预防和惩治腐败方面研究较早，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制定一部综合型的专门反腐败法，规定具体、明确、操作性强的惩治、预防腐败的措施和程序，将分散在党规党法和行政措施中的反腐败制度和规范进行梳理、整合，吸收进专门反腐败法中，以使中国反腐败的制度措施更加有力。

2、设立专门反腐败机构并赋予其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国外严格法律条文规定：反腐机构只和该部门内上级领导之间有明确的隶属关系，不受其他机构干预。在许多国家包括联邦制国家里，各地方反腐部门自成体系，不受其所在地势力干扰，倾向于采用中央主导型的反腐败模式。如韩国的腐败防止委员会和监察院；美国的司法部公共廉洁处、监察长办公室、政府道德办公室；英国的罗兰委员会、议会监察专员署、国民保健署等。从当前情况看，各国专门反腐败机构呈现出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特点。

独立、高效、权力集中的工作体制和机制保证了专门反腐败机构职能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它们在各国的反腐败斗争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尚没有设立独立的垂直领导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在中国，对腐败行为的预防、监督和处理是由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它们内部设立的职能部门以及党内的专门监督机构——纪律检查委员会来完成的。这些机关、组织和部门，尽管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查办了大量案件，取得了一定的工作业绩，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专门反腐败机构，仍缺乏独立性、统一性和权威性，影响了我们反腐败的力度和效率。因此，中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在进一步强化现有反腐败机关和部门职能的同时，建立起由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垂直领导，独立行使职权的专门反腐败机构，并赋予它们广泛的权力。

3、明确法律条文吸收公众参与反腐败

当前世界发达国家普遍将坚持程序公正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核心理念。在现实工作中，有严格法定程序指导着公权机关行使自身权力，达到预防权力运行时有可能产生的人为随意性，进一步控制以权谋私的存在空间，促进权力监督的有效进行。

从各国的反腐败实践中可以看到，公众参与是每个国家反腐败的一支强大的不可或缺的力量。许多国家用法律赋予了公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而且规定了周密的保障此项权利实现的方式、途径和程序。如一些国家法律规定公众对腐败行为有举报的权利，并对接受举报的机关、举报的方式和程序、对举报人的保护和奖励等作了详细的规定，为公众参与反腐败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和切实有力的保障。此外，有的国家还根据需要适时开展反腐败活动，如韩国为反腐败就开展过“庶政刷新”运动、“社会净化”运动、“新秩序，新生活”运动、“国民清正”运动等，美国开展过文官改革运动。这些规模宏大的运动对腐败分子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压力，也促成了许多反腐败制度的完善，加速了各国反腐败斗争的进程。

中国应大力依靠人民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中国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及一些党规党法赋予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广泛的监督权。但人民权利的具体内容还有待细化，保障人民实现权利的程序还有待完善，渠道还有待进一步畅通。今后，中国在这些问题上还应下大功夫，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研究如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的落实。

4、坚持教育监督兼顾注重教育惩治联动

在整个预防和惩治腐败法律体系中，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之间应当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在当今国外在反腐倡廉法律体系中，通常将教、防、惩互相结合，注重教育预防，但对已发生的腐败行为也决不手软，坚决给予重惩让。值得指出的，是当今一些国家对腐败行为的重惩不仅表现在量刑上的从重从严，而且还表现在对腐败违法犯罪多适用罚金罚和资格罚。许多国家对腐败违法犯罪规定要追回不法财产和处以倍计的罚金，规定在一定时间段内不得再担任本职务或从事与本职务有关的工作。如韩国《腐败防止法》规定，如果公职人员在职期间因腐败行为被免职，3年内不得从事原所属部门的工作，从退职之日起，5年内不得在有关的赢利和私人企业中就业。

中国法律对腐败行为适用罚金罚和资格罚的范围相对来说比较狭窄，只是刑法规定对贪污、受贿犯罪该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才附加剥夺政治权利，而且中国对限制担任原有职务或从事原来职业的规定较其他国示范区也较狭窄，内容也不够具体、明确。腐败行为是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或职业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果对行为人不适用资格罚，那么，当他们再次拥有了这样的资格时，其主观恶意又能与其权势或业务相结合，难以避免再次犯罪的可能性。因此，中国法律有必要扩大对腐败违法犯罪行为适用资格罚，剥夺行为人的政治权利、担任原有职务或从事原来职业的权利，以防止其再犯。这对防范和打击腐败行为是非常有益的。

三、中国现行反腐败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一）中国反腐败法治化现状

截止2014年9月30日，我们党内法规，涉及到党风廉政建设总计为1部党章、2部准则、7部条例、2部规则、50个规定、31个办法、7个细则，以及大量的规范性文件。从2012年底开始，中央部署开展了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历时两年半的时间，从中央各部门到省区市各党委全覆盖，经过清理摸清了家底，解决了一些不适应不协调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四中全会之后，党内法规建设快马加鞭，制度之“笼”越织越密——党的历史上首次中央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全部完成，《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等党内“立法法”出台，出台了《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等规章制度重在强化作风建设，《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修订工作全面启动。

在清理的基础上，中央又出台了《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纲要》提出要在未来5年重点制定45件党内法规项目，其中与党风廉政建设有关的就有14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全面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新，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高度评价。党中央、国务院等部门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廉政建设的重要规定。这些规定具有极强的指导性、针对性、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是全面改进工作作风的基础。比如，在制度建设方面，十

八大结束后不久，就出台了我们大家后来都耳熟能详的中央八项规定《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之后中办、国办又联合下发了中央八项规定实施细则，《八项规定》和《实施细则》为我们党开展作风建设、改进作风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如在强化干部监管方面，出台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节选）》、《关于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严肃整治“会所中的歪风”的通知》、《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在引导示范带头方面，出台了《关于在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开展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的通知（节选）》、《关于党员干部带头推动殡葬改革的意见》、《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在提倡厉行节约方面，出台了《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在规范公务接待方面，出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在严禁公款送礼方面，出台了《关于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决刹住中秋国庆期间公款送礼等不正之风的通知》、《关于严禁公款购买印制寄送贺年卡等物品的通知》、《关于严禁元旦春节期间公款购买赠送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的通知》、《严禁干部用公款互相宴请、赠送节礼、违规消费》。

同时，中国还开启了国际反腐新阶段。目前，中国已缔结39项引渡条约和52项刑事司法协助条约，与93个国家签署检务合作协议

或谅解备忘录，与189个国家建立了警务合作关系，初步建构起国际合作网络。把2014的“主场打虎”和“客场猎狐”势头延续下去，必将成为新常态。政务平台的开通，标志着纪检监察工作进入了互联网时代，迈入了‘开门反腐’的新阶段。”

反腐与法治的紧密关系，需要通过逐步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形成了一套反腐败的基本战略思路，核心是法治反腐，即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预防和惩治腐败。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

（二）存在问题的分析

1、中国现有腐败的成因

长期的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给予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即做官者以种种物质利益，并赋予他们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经济利益的特权。这种封建糟粕是今天的腐败思想得以产生的历史渊源。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缺乏完备的监督机制，腐败现象的伴生具有某种必然性。主要有几个问题：其一，没有一套完备的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其二，执法行为缺乏力度，不能有效地实现法律的目的。其三，立法的质量有待提高，与广大人民的利益需求还有差距。其四，情大于法，在过去甚至是现在，不是把法摆在第一位，在法、理、情问题上没有摆正关系，而是情、理、法，人情第一，把法放到次要的位置。

2、存在问题的分析

中国反腐败并没有完全建立起“制度反腐”和“法治反腐”的体制机制，在立法、机构建设、民主参与、制度、体系构建等方面还存在差距，必须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提升反腐败治理水平，为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建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环境还尚有差距，笔者认为，关键的是不能腐。

反腐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主要采用的是党纪、政纪和法纪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法治反腐在中国长期处于既无专门立法、又无理论体系的状况。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反腐败势必将从政治斗争型转向法律治理型，建立反腐败国家法律制度，构建反腐败法治理论体系，培养反腐法治类高端人才，既是当务之急，又是战略任务。

四、完善中国反腐败法律制度的对策

（一）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加快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坚决遏制和预防腐败现象。

最高检提出，将积极推动反腐败国家立法，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同时，检察机关将围绕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积极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完善立法的建议。同时提出推动完善惩治贪污

贿赂犯罪法律制度，把贿赂犯罪对象由财物扩大为财物和其他财产性利益。首先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权力一旦失去制约，就会滋生腐败。现实生活中，违法乱纪、权力膨胀腐败、司法公信力丧失，一些民众信访不信法等问题的存在，都是权力失去制约造成的。其次建立高素质的执法队伍，中国依法反腐才能做到做好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律不能做到被严格执行和有效实施，就会变成随意搁置的一纸空文。再次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有效规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利，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从源头上反腐的关键。最后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坚定全社会的反腐信心和全党反腐倡廉的决心。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是分不开的，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实现和保障；法治是依法办事。

有较为系统、完备的反腐败法律制度是依法反腐的基本前提，反腐败国家立法要注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关于掌权者的权力设置边界及权力行使和运行的规则；另一方面是追究腐败者的规则和安排，即关于违反规则构成腐败及其追究的规则。具体一点说，反腐败立法应适应反腐败现实需要，整合散落在公务员法和刑法等国家单行立法以及党内法规中的规定，推动反腐败综合性立法。

（二）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 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要善于用法

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十八届四中全会在中央全会的层面第一次专题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开启了依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时期，也预示着反腐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工程，进入加强法治化的新阶段。要大力推进反腐法治化，必须首先在反腐法制刚性运行上多下功夫。

刚性运行须强化依法反腐思维。法治思维主要是指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过程中具有很强的法治观念，法治原则、法学原理、法律制度、法律方法等在思维中有很强的约束力，是实施法治方式的思想基础。长期以来，反腐败作为我们党的重要政治任务，主要采用的是党纪、政纪和法纪等多元治理方式，因而无论在思想观念、理论体系还是在立法、司法、执法实践中，法治反腐都比较薄弱。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全社会的法制意识日益增强，但传统的“人治”思想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一旦遇到复杂问题或涉及个人利益，以言代法、权大于法、徇私枉法等现象就可能发生。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这为加强依法反腐建设提供了空前的机遇和良好的环境。所以必须借助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东风，强化全党和全国人民反腐的法治思维，把反腐工作纳入依法治国的总体部署，将依法治国要求贯穿反腐工作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预防和惩治腐败，不断提高反腐工作的法治化水平。

刚性运行须完善反腐法制体系。要使反腐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必须大力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以宪法和党章为依据，建立和完善

一套功能齐全，立得稳、行得通、管得好，能够适应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需要的法律制度体系。包括制定国家反腐败基本法，完善反腐败行政法规、地方法规和行政规章等配套法规，从制度源头上堵住或减少公权力寻租的可能。要突出重点，加强与反腐败有关的行政、刑事和司法方面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客观公正审判制度，建立行政违法责任追究制度。同时，健全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以严于国家法律的标准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增强党纪和国法双轨反腐的法治新思维，强调依法反腐，并不意味着党的纪律检查部门可以弱化反腐职能，相反要积极与国家司法机关“双轨”并进、分工配合，做好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衔接，定期研究双方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整合各种反腐资源，提高反腐工作成效。

刚性运行须严格依法依纪反腐。强调让反腐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强调要严格依纪依法反腐。一方面，要严格运用党内法规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在惩治腐败的问题上，要始终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另一方面，又要严格按照党内法规、国家法律以及有关制度规定进行。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坚持证据客观与证据合法并重，切实提高证据的法律效力，同时注意维护被调查人的申辩权、申诉权、人身权、知情权、财产权等各项合法权利，努力使查处的每一起案件都成为客观公正、令人包括腐败分子信服、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此外，还

要加强对各级领导干部和反腐工作人员依法反腐情况的监督检查，把依法反腐纳入政绩考核指标体系，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反腐作为考察干部的重要内容，以此促进依法反腐观念的增强和能力的提高，不断推进反腐工作法治化的进程。

（三）加大从严治党力度，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现阶段从严治党呈现出体系化、结构化、制度化的特征，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局中的一个枢纽，与依法治国、全面深化改革等各项事业紧密联系。

从查办***的“打虎”行动到境外追逃的“猎狐”行动，从中央巡视组的“问题清单”到中央纪委官网的“正风清单”“打虎拍蝇”新常态得到确认。这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以八项规定、高压反腐等从严治党举措，给中国政治生态带来的新局面。在国际上，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志性反腐新政”赢得了广泛认同，预示着中国将在未来持续收获“反腐红利”。

众所周知，党纪严于国法，执纪越严，党纪与国法的无缝衔接将更趋常态化。事实上，中国存在着纪律和法律的“制度双笼”，关键是如何加密加固、互补互促。2014年，依法治国与依纪治党齐头并进，党纪与国法正趋于“双笼合围”。例如在刑法修正案中，将贪污贿赂犯罪的数额标准改为视情节性质而定，并保留死刑；以“财产刑”加大对行贿犯罪处罚力度，严格对行贿罪从宽处罚的条件；完善预防性规定，对利用职业便利犯罪实施禁业等。又如，建构纪律审查、党

纪处分与移送司法、证据认定等的“绿色通道”，对重大腐败案件依法公审等，这些均是执纪执法实践中的热点领域。法治领域的这些重大进展，扎紧了约束权力的制度之笼，成为反腐治本之策。

“打虎拍蝇”为党的治理创下佳绩，“纪检体改”则为改革释放红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项部署，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前所未有，一手抓从严惩治，一手抓从实改革，两手抓、两手硬，是2014年从严治党的主基调，也将是2015年的重大课题。纪检体制、司法体制等关键改革的路线图渐次展开。根据《关于加强中央纪委派驻机构建设的意见》，中央纪委将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人大、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把监督重点落到驻在部门领导班子上，避免“派”的虚化和“驻”的牵制。在惩治中深化改革，在改革中强化惩治，将确保“纪律部队”不断做大做强，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保障力量。2014年的反腐实践使我们相信，综合治理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政治生态和国家社会面貌，必将使清明常在。

（四）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框架，健全与完善中国反腐败法治化建设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于2003年10月31日在联合国第 58届会议上审议通过。作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通过的首部专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本，《公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接受，《公约》共有包括中国在内的95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奠定了国际社会共同合作打击腐败犯罪的法律制度基础。《公约》共

分为8章71条，核心内容涉及预防腐败犯罪的法律机制、腐败犯罪的定罪与执法机制、腐败犯罪的资产追缴机制三个方面。中国政府于2003年12月10日签署《公约》，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0月27日批准《公约》。

作为迄今为止关于反腐败问题的最完整、全面而又具有广泛性、创新性、科学性的国际法律文件，《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所倡导的新理念，如预防和打击腐败犯罪并重，坚持多学科、综合性、广领域的预防战略，实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相互促进，以及坚持各国依法独立开展反腐败同时加强国际合作等，将改进中国反腐败的法律机制，增强中国反腐败的法律力量。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中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7]。

1、进一步扩大贿赂的范围

在“贿赂”范围的问题上，《公约》的表述是不正当好处，我国刑法的规定是“财物”。贿赂范围的大小影响犯罪的成立和对犯罪的打击力度，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贿赂已经不单纯限于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在现实生活中，一些新的贿赂手段层出不穷，如性贿赂、安排就业、解决升学问题等等，这些都符合贿赂犯罪以权换利的本质特征。因此可以借鉴《公约》有关贿赂的规定，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不正当好处”，“好处”既包括财物、财产性利益，也包括其他一切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和精神欲望的各种事物。

笔者认为，贿赂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应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

不可交换（收买）性。贿赂犯罪的实质就是权、利的交换，是对职务行为的收买，因此将贿赂犯罪所保护的法益界定为职务行为的不可交换性是符合贿赂犯罪的实质的。那么一切予以和职务行为交换的财物、财产性利益以及非财产性利益都可以成为贿赂犯罪中的“贿赂”，因此扩大贿赂的范围既有利于严密我国贿赂犯罪的刑事法网，同时也符合司法实践打击犯罪的需要。

2、完善行贿犯罪的相关立法

《公约》在第15条、第16条、第18条以及第21条分别规定了对本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影响力行贿罪以及对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行贿罪。中国刑法目前规定的行贿犯罪包括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行贿罪（第389条）；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第164 条）；对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行贿罪（第164 条）；在行贿犯罪类型的设置上与《公约》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

在行贿类犯罪构成要件的设计上，我国与《公约》的构成要件存在冲突。我国关于行贿类犯罪的成立，均以“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为构成条件，相比《公约》的规定，在主观要件上只要行贿人明知是本国公职人员、外国公职人员、国际公共组织官员或者私营部门工作人员而许诺、提议、实际给予不正当好处的就符合行贿类犯罪的主观要件，而不需要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且我国刑法关于 谋取不正当利在今后的立法活动当中关于行贿类犯罪，我国可以借鉴《公约》的做法，直接取消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的主观限制条件，这

有利于行贿犯罪刑事法网的严密，符合“严而不厉”的立法原则。

3、废除相关犯罪的死刑

针对腐败犯罪分子大量外逃的事实，《公约》第44条对引渡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其中“死刑犯不引渡”作为国际惯例理应予以遵循，且《公约》并未排除该国际惯例的适用。中国目前有关贪污罪、受贿罪均存在死刑的规定，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废除了贿赂犯罪的死刑，这在实践中可能会导致被请求国以刑罚为理由拒绝向我国引渡外逃的腐败分子，增加引渡的难度。

鉴此，中国刑法有必要废除贪污罪、受贿罪的死刑条文。贪污罪、受贿罪属于非暴力的经济性犯罪，我国要减少和废止死刑首先应当从非暴力经济性的犯罪着手。当然，对非暴力犯罪废止死刑也应当区分轻重缓急而分步骤进行，其中尤其是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废止应当特别慎重，应当等待时机成熟时方可提上日程，以免给刑法改革和社会文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比较合适的做法是在司法实践中减少贪污贿赂犯罪死刑的适用，具体以数额加情节加后果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死刑适用标准。

4、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针对贪污贿赂犯罪存在大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潜逃的现象，对犯罪涉及的赃物的追逃已成为打击此类犯罪的首要任务。因此关于判决前财产没收程序的规定具有普遍性《公约》第54条规定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规定。

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缺席审判制度（与

缺席判决相对应，即法院在一方当事人缺席时所作的审判），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缺席审判制度，且根据《公约》的规定，在腐败犯罪没收资产的返还问题上，必须基于请求国的生效判决，并且引渡的依据往往也是请求国的生效判决，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于缺席审判制度规定的缺失，增加了我国追缴流向海外的腐败犯罪的资产，引渡外逃的腐败分子的难度。鉴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建立缺席审判制度，不过应当对其适用范围做出严格的限制 对于腐败犯罪而言，适用缺席审判应仅限于犯罪分子外逃且涉案金额巨大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畏罪自杀的案件,同时构建缺席审判的法律救济机制（重新审判机制、上诉机制）。

5、进一步明确技术侦查的规定

所谓“技术侦查”是指采取一定的科学技术手段获取案件信息 证据和缉拿犯罪嫌疑人等侦查行为的总称[8]。当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包括监听、秘密摄录等。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犯罪种类和手段呈现多样化特征，某些犯罪行为更加隐蔽，传统侦查手段效果不尽人意。鉴于腐败犯罪的隐蔽性、手段的多样性以及取证的不易性的特点，《公约》在第32条第2款以及第50条明确规定了对于腐败犯罪可以采取视听技术等高科技手段提供证言，可以酌情使用电子监控、特工行动等特殊侦查手段，并允许法庭采信通过这些手段获得的证据。

中国原《刑事诉讼法》并未规定针对腐败犯罪的技术侦查措施，造成对此类犯罪的技术侦查缺乏法律的明确授权，导致侦查活动合法性的困境以及人权保障上的漏洞，而无法可依又容易造成技术侦查的

滥用。鉴此，新《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技术侦查的措施，并且明确了人民检察院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

综上，中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的惩治腐败犯罪的规定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还有许多不一致和不够完善的地方。对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应尽快进行立法完善, 以便能够使中国和国际上其他国家一同共筑一道坚强的反腐败屏障, 更好地开展国际间反腐败的交流与合作, 使中国打击和预防腐败的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

结束语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以后，中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己经步入了法律法规制度体系建设的新阶段。我们应当聚焦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会议精神，在深入分析和解读廉政制度建设现状的基础上，对现有庞大而复杂的廉政制度体系进行进一步的梳理和规范。以建立国家廉政基本法的手段，来规范和管理中国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的确定和实施。在充分借鉴世界各国关于廉政立法的优秀成果和先进经验基础上，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反腐败法律制度，构建一整套框架科学、层次清晰、运行顺畅、监督有效的反腐败法律法规制度体系，为中国打击腐败提供坚实的法律基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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