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对我国启示（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对我国启示（写写帮推荐）

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武秋丽 王潼 张亚萍 高 勇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工作部

本文由《汽车工业研究》杂志 主编 范海涛 分享

摘要：目前，我国二手车市场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无疑对进入微增长时代的汽车产业具有极大地促进作用。但在高速发展的同时，我国二手车市场也暴露出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评估机构缺乏公信力和评估师水平良莠不齐等问题。本文在着重分析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发展的基础上，总结了对我国二手车行业发展的启示和经验，希望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关键词：二手车 评估标准

虽然我国汽车产业近两年由高速发展转变为微增长时代，但是二手车市场却呈现出旺盛的需求态势。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截止至2012年9月，我国二手车交易量347.74万辆，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14.33%，交易额 1797.79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23.65%。

然而，我国二手车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诸如评估标准不完善、评估机构缺乏公信力、评估师水平良莠不齐。2005年实施的《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也只是对于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的性质、人员、场地等进行了要求，并没有解决目前我国二手车市场发展所面临的棘手问题。这从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二手车市场的发展，所以借鉴国外二手车市场发展方面已有的经验，对于解决我国二手车市场发展遇到的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现状

通过分析国外二手车评估体系，不难发现由于国外汽车产业起步与国内相比较早，无论是二手车市场发展还是二手车评估体系与国内发展相比都处于领先水平。

（1）评估标准现状

美国、德国和日本均有权威的二手车评估标准，如美国最具权威的新车和二手乘用车信息发布媒体ALG、美瀚公司都具有自己的残值评估系统，其评估结果也被广泛认可, 许多买车人和卖车人在交易前都会查阅材料，这样就不用担心成交价格会很离谱；德国的机动车监督协会二手车评估标准也被广泛认可；日本成立了二手车评估协会，具有三个权威的二手车 1 评估标准，如Gulliver公司的“监价标准”、Aucnet公司的“AIS”等，现在日本市场上二手车评估表已经像标签一样不可或缺，就像商店里的品牌服装一样，有各种指数标注。

（2）评估机构现状

美国有许多专业性的服务公司为消费者提供车况信息、担保、保险、评估等服务。如美国的CARFAX公司、Kally Blue Book公司、POLK公司等，都能为消费者提供详细的车况信息，使在消费者买二手车时感觉放心；德国的机动车监督管理中心、TUV公司等，为欧洲的消费者提供检测服务，确保二手车的质量；日本也有二手车评估协会，如Gulliver公司、Aucnet公司等。

（3）评估师现状

美国没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协会，但是有美国评估协会，其评估师资格主要分为公认会员（AM）和公认高级评估师（ASA），其评估内容包括二手车；德国二手车鉴定评估师资格认证是由德国认证及职业评估师协会下设的认证中心承担的，在继续教育、义务、权力、检查、质量保证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规定；日本具有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协会，并设立大评估师和小评估师资格考试。日本规定要成立二手车经销商，必须得到当地公安部门（都道府县警察）的许可，并且在经营场所张挂标识。管理人员需要有3年以上经营旧货的经验，能够辨别非法物品（例如盗窃来的），有能力核实旧货的来源，如果怀疑旧货来历有问题，要及时向公安部门报告，交易必须有记录而且要保管3年；如果在经营场所以外的地方进行交易（例如到客户家里），这称为“行商”，要进行“行商”资格登记并获得批准。如果要想获得二手车评估资格的机构，必须通过日本二手车评估协会的认可。日本二手车评估协会规定要想具有二手车评估资格，申请者必须是二手车经销店，须有通过协会技能考试的专业评估师，然后向协会申请资格。国内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差异

对比国内外二手车评估体系可以发现，我国二手车评估体系与发达国家二手车评估体系相比有很大差异，主要表现为：（1）评估标准方面

我国二手车评估标准由政府相关部门负责制定，但至今仍未出台；标准出台后，能否适应市场以及能否得到很好的执行也存在疑问。而国外一般由行业组织制定标准，汽车再营销服务企业与二手车经销商也参与制定更加严格的“企业标准”并全面贯彻执行，为二手车消费者提供可靠的质量保证。而我国缺乏统一的二手车评估标准，如上海就制定了本地的二手车评估标准；评估业务也没有被广泛认可；评估业务主要集中在中高档二手车市场中；评估 多用于出现纠纷的二手车，上述三个现象均出现在国内主要城市的二手车市场中。

（2）评估机构方面

我国二手车评估机构为第三方评估企业，属于推荐但不强制评估。由于目前中国二手车交易现状十分混乱，第三方评估对私家二手车交易起不到丝毫作用。而在国外，二手车评估机构非常多元化，可以是行业内权威的组织机构，可以是第三方信息服务公司，也可以是大型二手车经销商。无论是哪种评估机构，都会在政府不干预的情况下制定严格的行业/企业标准，从而加强管理与自律，形成有效的二手车流通行业运营的规则体系，保证二手车交易透明、信息对称。而在国内的诚信环境下，尽管有很多二手车评估公司，但是市场并不认可二手车评估公司，目前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只有出现纠纷的二手车需要评估时，才会找第三方二手车评估公司评估，那些中低档的二手车交易时，鲜有客户来找二手车评估公司评估。

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目前的二手车评估公司公信度不够，缺乏权威的二手车评估公司提供令人信服的评估报告；其次很多消费者担心二手车评估公司同二手车经销企业存在利益关系；最后消费者关心的是二手车出售时能卖个高价格，购买二手车能买个低价格，货比多家之后，在有限的渠道内就会确定是否出售或是购买，此时消费者更关心的是价格而不是是否公平交易。另外，不同的评估公司给出不同的评估价格也常常让消费者质疑评估结果，原因是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评估标准，并且现在的评估标准主观性较强，这将导致车主对无法准确估量自己车辆的价值。（3）评估师方面

与国内“鱼龙混杂”的二手车评估师现状相比，国外的二手车评估师更加专业。这是由于发达国家不仅对评估师的考核更加严格，还对评估师进行长期的培训和资质审查，从而保证了二手车市场的健康发展。二手车评估师是非常看重职业经验的，同时还要了解车辆构造、技术状况鉴定，还要精通二手车市场价格。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二手车行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步，到1998年国内贸易部发布第一部与二手车交易有关的法规《旧机动车交易管理办法》，二手车交易由此开始步入规范化轨道。但是由于我国二手车流通起步较晚，至今仍存在着行业法规不完善、流通体系不健全、交易行为不规范、交易秩序混乱等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促进我国二手车行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应该学习和借鉴美、日、德等发达国家二手车行业的成果经验，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1）建立健全的二手车政策法规体系 无论在美国、日本还是德国，健全完备的政策法规体系永远是二手车交易正常顺利进行、公平有效运作、健康有序发展的前提和保障。美国和日本的二手车法规中对二手车经营主体都有非常严格的准入要求，从而保证了二手车经营主体的资质条件，净化了二手车市场环境，有利于全面构建二手车经营的诚信体系。同时，如美国、德国这样的欧美国家，其政策法规中规定二手车交易要透明且信息要对称。如美国的“Used Car Rule”、“Car Buyer’s Bill of Rights”等都规定二手车经销商在交易时要出具“二手车信息表”，其内容涵盖待交易车辆的基本信息、质量状况、维修历史、厂家或经销商的质量保证承诺等，并作为购车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在法律上确保经销商提供的二手车信息的准确性，同时将质量保证、售后服务等承诺合同化，保证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德国也有类似的法规而且更为严格。德国法规规定二手车交易必须通过专门检测机构的认证，从而保证了鉴定评估结果的公正客观。

（2）建立健全的二手车评估标准

国外二手车评估标准通常不是由政府制定的，也不一定是统一的，而是行业组织、第三方机构和二手车经销商参与制定。例如在美国和日本，二手车相关协会会制定二手车评估标准并定期发布二手车价格指导手册，对国内的二手车市场有整体的指导意义。另外，第三方汽车信息服务企业也会根据自己制定的评估标准发布价格指导手册，并通过出售信息的方式盈利。此外，大型二手车经销商多会根据自己的评估标准对待售二手车进行认证销售，由于经销商将对“认证”负有法律责任，因此，企业标准通常要比协会标准或第三方标准更为严格。不同于美国和日本，德国的二手车评估标准由经政府授权认可的民间组织制定。这些民间权威组织或机构负责制定并实施二手车的技术检测、鉴定评估标准，并对二手车消费者进行购前指导、销售认证和业务咨询等服务。（3）树立权威的二手车评估机构

如上所述，在发达国家，无论是行业组织、第三方服务企业还是二手车经营主体，都承担着二手车评估的工作。其中，行业组织和第三方服务企业都公正客观地对外定期发布二手车价格指导手册，德国的民间机构还同时担负着二手车检测和认证的工作。可以实施评估和认证的二手车经营主体都是经严格标准准入的，这些企业不仅严格遵守国家的标准法规，同时还会制定自己的行业标准，加强行业管理和行业自律，建立完善有效的经营准则、经营标准和管理办法，从而形成规范有效的二手车评估体系。

（4）培养专业的二手车评估师

在德国和日本，二手车评估师资质的考核都非常严格，而且评估师的执照都具有有效期，另外对二手车评估师的继续教育、义务、权力、检查、质量保证等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在美国，虽然没有专门的二手车评估师资格考试，但是由于其严格的行业标准，二手车评估师的技能也是相当专业的。而且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行业组织和企业都要为二手车评估师所作出的具有欺诈性的二手车评估结果负法律责任或承担相当严重的后果。因此，事实上，专业二手车评估师是健康、规范的二手车市场及评估体系的必然产物。（责任编辑 石荣）

本文略有删节，详细内容请查阅《汽车工业研究》杂志 第4期 参考文献 陈永革.二手车贸易[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9(1)2 刘恩华，于洪涛，武秋丽．国内外二手车交易机制影响因素差异研究［J］．北京汽车，2011（1）刘恩华，于洪涛，张嘉禾．国内外二手车交易环节差异分析［J］．上海汽车，2010（2）

第二篇：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及对我国的启示

林水中

盐城生物工程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 要：在分析了世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的基础上，就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主体，法律规范，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行业协会、企业参与，服务体系社会化，提高服务人员的素质等六个方面，阐明了国外农业技术推广建设对我国的启示。关键词：国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启示

农业科技的推广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客观需要。我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现代化必须依靠科学技术。一方面需要大量的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农业技术推广，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尽快传送到农民手里，以促使农业科研成果和实用技术尽快应用于农业生产，保障农业发展。正视我国目前农技推广体系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学习国际先进经验，对我国农技推广体系和创新机制的研究，在当前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一、世界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现状

农业推广体系是农业推广机构设置、服务方式和人员管理制度的总称，是农业推广工作的基础和组织的保证。

由国家建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和推广工作的正规化始于20世纪初，其发展壮大则是在二战以后。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对全球113个国家中200个国家级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调查，1910年以前，全世界仅建立了14个国家级推广机构，只是现有国家级推广机构数的7%，且主要是在英、美等发达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全世界约建国家级推广机构48个，占现有数的20%左右，主要在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二次大战以后，一方面由于已建的推广组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由于一些发达国家的援助，加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试图通过农业技术推广解决粮食的短缺问题，便纷纷开始建立推广组织。世界上约150个国家级推广组织（约80%）都

建立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家农业推广体系是当今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发展的主流。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调查，目前全世界约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54.2万（中国仅含种植业部分）。其中：非洲约5.9万人，占全世界的10.8%；亚太地区约39万人，约占72.1%；欧洲约5.9万人，约占10.8%;拉丁美洲约3.3万人，约占6.1%；北美约1.5万人，约占2.7%；远东地区约3万人，约占5.5%。随着全球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显现出多元化格局，大致可分为六大类：

1．以政府农业部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类推广体系的特征是，推广体系隶属政府农业部门的直接领导，农业部下属的推广局和推广站（中心）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这一类型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以日本为代表。

2．以大学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类推广体系的典型代表是美国，其特点是农业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大学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中心），大学的推广部门负责组织、管理和实施基层推广工作。

3．附属性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类推广体系是指一些商品生产组织或一些开发机构所附属的推广体系。如马来西亚的橡胶生产和咖啡生产组织等建有自己独立的推广体系。

4．非政府性质的推广体系。这类推广体系是指一些协会和一些宗教组织经常从事社会经济和家政等方面的推广工作。

5．私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这类推广体系是指一些私人企业为推销产品所建的产品推销部门。如英国、法国等的一些农药、种子生产企业为推销产品而成立的推销部。

6．其他形式。这类推广体系是指在欧洲一些国家的青年组织和妇女组织。他们以农村青年和妇女为推广对象，向农民推广一些实用的农业技术、健康、保健等知识。

各国政府均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起相应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形成以一种推广体系为主兼有其他推广体制的多元化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在这些体系中，以农业部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占全球推广体系总数的81%，大学为基础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占1%；附属性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占4%；非政府的推广体系约占7%；私有推广体系占5%；其他类型的推广体系仅占2%。可见，以国家政府领导为主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当今农业技术体系发展主流，但是，世界上没有一个推广体系是最完美的，任何一个推广体系的建立均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同时也都存在一些问题，并且建立和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农业技术推广投资方面，我国和其他国家相比主要有以下差距：一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投资强度低，1999年的投资强度仅相当于国际上低收入国家1980年的平均水平，远低于工业化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经费大部分用于发放工资，达到80%以上，远高于欧洲的74%，北美的57%，拉丁美洲的55%；三是我国中央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的投资比例较低，不到10%，90%以上是来自地方政府，远高于美国的67%，日本的64%，荷兰的40%。

另外，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综合素质方面，我国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一是我国农业技术人员人均负担的农民数高于发达国家，平均一个推广人员服务

1178个农业人口，而美国平均一个推广人员仅服务200个，表面上来看，似乎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比美国高，其实不然，如果用平均每个推广人员服务的耕地面积来衡量，美国是中国的46倍，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二是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缺乏规范的资格认证，多数国家的专职农推人员实行任职资格制度，荷兰和丹麦农推人员的录用要有一个严格的程序，并经考试才能录用，所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必须具有大专以上专业技术学习经历，我国目前推广人员的资格认证制度、在职教育制度、职称评定和用人制度还需健全和完善。

二、国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农技推广体系建设对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具有如下启示：

1．尽快修订并制定农业推广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从国外农技推广体系的形成和发展看，美国、日本等国家，较早地对农技推广工作进行了法律规范，并在实战中不断加以完善。从而保证了农技推广工作的健康进行。日本的《农业改良普及法》自颁布至今，已做过八次大的修改，通过实践不断地加以完善。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到1993年才正式颁布实施，比美国晚近一个世纪。自颁布以来，新的情况不断出现，并且由于该法出台时就很仓促，对许多重要的问题只做了原则性确定，实施主体不明确，可操作性不强，在现实执行中往往有法难依，关于农业技术商品化问题，更没有涉及。因此，需要尽快修订，并制定农业推广管理条例和实施细则。同时，要加大执法监察力度，真正作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把农业推广工作落到实处。

2．农业技术推广以政府行为为主。发达国家政府对农业推广工作的领导和支持是政府的重要职责。推广经费来源受到政府的强制监督，以政府拨款为主，保证农业推广的顺利进行。我国目前政府农业推广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地方财政拨款和国家设立的推广项目经费。由于总体投入不足，加之渠道不畅，有限的经费往往也得不到有效保障，据全国农技推广中心2000年的抽样调查表明，经费缺口约在50%左右，经费严重短缺是制约我国农业推广发展的重要原因。另外，美国、法国、日本等国在推广机构建设、人员培养、立法等方面都有健全的制度，并在价格、信贷、物资供给等方面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对从事农业推广的人员，在待遇、奖励等方面，制定了有关优惠政策，以鼓励和稳定他们从事农业推广工作。如日本对农业推广人员实行“普及津贴”制度，工资高于其他部门公务员。因此，农技推广人员不会为自身的生活发愁，能够专心致志地从事农技推广工作。为此，我国政府应用法律形式固定财政拨款中用于农业推广人员的金额比例，保证推广人员的工资、津贴，同时，为推广人员提供优惠政策，使推广人员能安心工作。

3．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等市场组织的农业推广作用。发达国家在发挥政府推广职能的同时，都能充分发挥农业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的作用。如美国的大豆协会、日本的农民协会等在农技推广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同时，各国的农业企业在农业推广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许多生产农业机械、农药、化肥和种子的公司，在推销产品的同时，向农民传授农业技术，加快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推广。中日两国农业在经营方面有两个相似：一是土地规模小，二是生产经营方式分散。两国都是以家庭为基础、以农户为基本生产单位的分散经营方式。这就决定了中日两国农业的经营具有相互借鉴的直接条件和自然联系。借鉴发达国家经验，我国政府应大力扶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企业等市场组织，将其纳入正常有序的农业推广体系中来。

4．构建以农业大学、农业职业院校、科研院所为主体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农业教育、科研、推广职责分明、密切合作。农业教育、科研坚持为推广服务。美国的农业推广体系以农业大

学为主体，大学教授既从事教学工作，又可能是农业技术的研制者，同时又能直接参与技术推广工作，因而对技术在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农民对技术的需求能更及时地等到信息，真正做到农业教育、科研、推广的密切结合；日本的农业科研、教育与推广虽然自成体系，但日本的农业科学院与农业推广组织都与农民有密切的关系。我国的农业科研、教育和推广体系，是世界上机构及人员最庞大的体系之一，长期以来三个部门缺乏有效的内在结合机制，自成体系。科研机构不过问推广系统的工作，推广部门不能了解科研进展情况，所需解决的生产技术难题，没有列入科研计划的正规途径，从而使农业推广体系没有发挥出整体效应。我国应在这方面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建立起三者协调机制，同时，建立双向沟通渠道，推广部门及时向教育和科研部门反映实际推广中遇到的问题，科研和教育部门也加强同推广部门的联系，形成紧密的结合体。

5．推广手段现代化。在发达国家的农业技术推广已广泛采用卫星通讯、Internet等手段，推广人员装备有汽车、移动电话等新技术新装备，我国还有很多的基层农技推广站没有自己的办公用房，经费短缺到连推广人员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农业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业推广的手段也更加现代化，美国、日本、芬兰等国家，农副业推广机构已形成全国性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户对农业科技的需求。我国目前广播电视等大众推广媒介，已成为部分农民获取技术信息的主要渠道，通过计算机联网实现信息的快速传递，已在一些农业大户中出现，这就要求农业推广部门要不断加强农业信息网络建设，加大设备、技术培训等方面投入，提高农业推广的效率。

6．重视提高推广人员的素质。许多国家对推广人员都要进行职前培训，并实行任职资格制度，农技推广人员在取得资格时，必须通过严格的考试。参考文献：

[1] 王慧军.农业推广学[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8-9.[2] 吴坤福.美国农业技术推广考察见闻[J].农技推广（1）：29.[3] 汪荣康.农业推广项目管理与评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年：90-108.[4] 王春法.美国的农业推广工作[J].中国农村经济.1994（4）.[5] 聂闯,吴俊.农业推广的重要趋势国际研讨会论文汇编[C].北京：农业出版社.1993.[6] 杨映辉．农业推广的国际比较

（一）[J]．中国农技推广．2004(4).林水中（1969--），男，江苏兴化人，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蚕桑技术及农业推广研究。

第三篇：国外农业推广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摘要：迄今为止，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根据本国农业发展实际，形成了较为合理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本文在介绍了我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概况的基础上，以美国、以色列、荷兰等3个国家作为代表，介绍了国外农业推广服务体系，并以此为借鉴对我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提出了几点发展策略。关键词：农业推广；体系；发展策略

1前言

农业推广体系是农业推广工作的重要环节，作为渗入到基层的科学技术，是连接土地与科研院所、农民与高校的桥梁，是保证农业体系升级，农业产量增长的重要环节[1]。综观世界各国或地区的发展史，建立完善的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是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最重要、最普遍的举措之一。因此，深入认识国外典型国家的农业科技推广方式，对我国现代农业体系的建设和运转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1我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概况

在农业推广过程中，除国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以外，各级农业科研、教育单位等，都在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的推广服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营的农业科技型企业、农产品加工企业、涉农企业和农民自办的合作组织，为了自身发展，或满足当地农民的需要，也在农业技术转化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2]。

1.1.1 国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推广活动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已经基本形成了以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以农民自办服务组织为重要补充的中央、省、市、县、乡、村多层次、多功能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在中央层次，设有“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是农业部直属事业单位，农业部还设有全国畜牧兽医总站、全国水产技术推广总站、全国农机化技术推广总站和农业经营管理站，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与这些不同专业的服务组织联系较弱，没有横向的协调作用。在省和地级市这两个层次，按照上下对口，农业厅(局)下设农技站、种子站、植保站和土肥站，作为国有的事业单位，负责与国家层次相对应的职能。

县乡两级的农业技术推广部门是直接面向农民、为农民服务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是当前政府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的基础。县乡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属于事业单位，按专业领域分为五大系统：种植业、畜牧兽医、水产、农业机械、经营管理。

在村级，过去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农科队开始让位于新出现的科技示范户。这些示范户素质较高、影响较大，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农技人员、科技信息，能带头示范新技术、新成果，在推进技术转化、带动周边农户使用新技术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国有的农技推广机构在组织结构设计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农业部一级同时设有农业技术推广、植保、种子、土肥等各专业站，而畜牧、水产和农业机械尚未脱离专业司局。省级和地区级推广机构设置也呈现出类似的情况。从中央到乡(镇)，上下一般粗，各按专业形成体系，各系统之间的推广机构相互独立、各自为政、联系松散，在管理上造成信息系统分散，相互隔绝，可用信息量减少，难以产生综合效应；在职能和资源配置上造成重复，各专业机构相互扯皮，内耗严重，限制了机构效能发挥，降低了资金、设施和人力的利用效率。

1.1.2 农业科研、教育单位的推广活动

主要通过公益性无偿服务的方式推广农业新成果、新技术。

主要推广形式：1）与地方政府或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合同方式，建立比较稳固的利益关系，进行成果转让、技术承包、技术开发、科技示范等活动；2）通过自力科技型企业，直接将农业应用技术研究中的科技成果开发成科技产品，使农业科技成果直接进入农户；3）与涉农企业联合，解决理论和关键技术问题；4）建立农业新技术、新成果示范基地、科技示范园等；5）选派科技特派员和科技副县、乡长等。

1.1.3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推广活动

改革开放以来，包括各种形式的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在内的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迅速发展，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农民为主体，吸收部分科技人员作顾问，以农民技术人员为骨干，以加强与农业科研单位和农业教育单位的联系，主动寻求、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品种、谋求高收益的经济组织。由于其不断引进、开发新技术和快速而有效扩散技术的运行机制，适应众多农户的要求，加快了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农业的步伐，有效地改善了乡镇农技推广机构到村级单位的推广缺位现象。

1.1.4 科技示范户的推广活动

随着我国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和农民科技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全国各地涌现出了许多对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有浓厚兴趣的科技示范户，他们通过各种途径掌握大量的农业技术信息，并亲自试验示范，从而辐射带动周边农户广泛利用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科技示范户的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农技推广活动，是“以户带户，以户带村，以村带乡”的农业技术推广新模式，也是联系农户最密切的科技推广活动。

1.1.5 涉农企业的推广活动

越来越多的涉农企业都认识到参与农业技术推广活动能实现“双赢”，即不仅实现了企业利益，也确保了农户的正当收入。他们采用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种养加一体化运作的产业化经营模式，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进行新技术、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以优质品种投入和科学种植、养殖技术服务于农户，建设标准化农产品生产基地，确保了所需原料供应和品质[3]。外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介绍

2.1美国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开展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的国家，其社会化服务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经济系统、科技系统和社会系统。从组织系统来看,可分为公共农业推广服务系统、私人农业推广服务系统和合作社农业推广服务系统，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有补充[4]。

对于公共农业推广服务系统，美国政府一直把农业的教育、研究和技术推广作为自己重要的职责,形成了极有特色的教育、研究、推广“三位一体”的体系。美国公共农业推广系统是建立在《莫里尔法》、《哈奇法案》、《史密斯·利弗法》等3个重要的农业立法基础上的。这3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奠定了美国教育、科研和推广“三位一体”合作推广体系的基础。此外,美国国会还通过了大量有关农业的法律,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指导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法律体系。

私人农业推广服务系统在美国农业推广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美国拥有一批世界规模的农业企业,它们组成的私人农业推广服务系统实力大、效率高。该系统包揽了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绝大部分，提供某些教育、科研和推广方面的服务。该系统客观上适应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的要求，对美国农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乃至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均起了重大的作用。

合作社在美国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家庭经营占绝对优势的美国,为了解决单个农场难以办到的问题,需要非盈利的合作社提供各种服务,降低生产成本。经过200 多年的发展，美国的农业合作社形成了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农场主们出于不同经营的需要往往同时参加几个合作社,据统计平均每个农场主参加2.6个合作社。

从各类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功能来看，均为经济性质的组织，以提高农民经济地位、提供各项服务、建立营销秩序、维护农民权益、保护自然资源为主要宗旨，且兼具表达农民意见、影响并促成保护农民的法律和政策的功能

2.2以色列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以色列的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农技推广、私营农技推广、农业专业协会、农业教育培训机构等推广系统组成。

政府农技推广服务系统。在以色列的农技推广体系中，政府农技推广服务系统发挥主体作用。这主要是由以色列农业发展特点决定的。以色列农业发展环境极其恶劣，国土狭小，可耕地占国土面积近20%，淡水缺乏，发展农业缺乏比较优势。因此，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加大农业发展的科技含量。为此，政府建立一套相对完善的农技推广系统，依靠政府力量加强农业科技推广，以保证农业科技成果迅速运用到农业生产、加工过程中。随着以色列农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以色列政府也在考虑更多地发挥市场作用，适当改革政府推广机构为主体的格局。

私营农技推广系统主要提供专业技术指导、推销产品(包括种子、农药、化肥、饲料、农机、灌溉设备等)和信息咨询等,开展的是有偿服务。

以色列主要农产品生产都成立了自己的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协会的预算来自生产者交纳的会费,会费按销售的农产品数量计算。

以色列的教育投资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9% ~12%,高于其他发达国家。建国初期,以色列全国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是农民,特别是从国外移民归来的农艺师、工程师等,大多进入了农业部门。

2.3荷兰农业推广服务体系

荷兰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由4个部分组成:一是政府主导的公益性农技推广系统;二是农会的社会和经济推广系统;三是农民合作社的农技推广系统;四是私营部门的农技推广系统。

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系统 在中央一级,国家农渔部的畜牧局设养殖业推广处,园艺、大田作物局设种植业推广处。省一级按自然区划设有12个种植业和17个养殖业的地区(区域)推广站。地区推广站为荷兰的基层推广站,担负着直接为农民提供无偿服务的职能。目前,荷兰全国共有推广人员约1 000多人。

农会的社会和经济推广系统 荷兰农业和园艺组织联合会(简称“农会”)是荷兰国家级中央农民联合会,代表和促进农户的经济和社会利益,促进各地市场导向生产链的结合等。

农民合作社的农技推广系统 这是指由各类农民合作社开展的农技推广。荷兰许多农民合作社,在农技推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荷兰皇家养牛协会”、“吕伐登(Leeuwarden)奶制品合作社”等。

私营部门的农技推广系统 全国各类私人企业(农业商业公司、农业银行等)有推广员2 500多人,负责推销种子、农药等产品和信贷咨询工作,这类推广活动属有偿服务或把服务费包括在销售产品的成本中。

3对我国的启示

3.1创新农业推广体制

3.1.1 农业推广机构职能科学定位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将公益职能与经营性职能科学划分，公益性农业推广职能由国家财政确保经费供给，经营性服务职能逐步分离推向市场，逐步成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实体。县乡两级实行垂直管理，人、财、物、事“四权”归县，县乡统编，编制实名到人，工资刷卡到人。

3.1.2 创新农业推广主体多元化体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要逐步建立一个符合我国国情，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要求的多元化农业推广体系，在体制上以国家专业技术推广机构为主体，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涉农企业、各类专业技术协会等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从产前到产后，从专业到产业的多元化、多功能的农业推广服务体系[5]。

3.1.3 建立各种形式的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大体可归纳为技术交流型、技术经济服务型、协会＋公司（基地＋农户）型，它以技术为依托，以利益为纽带，以公司或基地为龙头，以广大农民为基础，把一家一户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进行有效对接。各类农村专业协会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采取“会长自选、活动自定、经费自筹”的办法，走自我服务、自我积累、自我发展”市场经济之路。

3.2创新农业推广机制

3.2.1 创新用人机制

实行一套能够不断激发农业推广人员主动性、积极性和创新精神的人才使用制度，承担公益性职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执业资格准入制度，应聘人员必须首先取得执业资格证书，方能应聘。实行竞争上岗，全员聘任，量化目标，定期考核，责任追究，责权利挂钩制度，鼓励农业推广人员到第一线为农民提供优质服务。

3.2.2 创新服务机制

一是大力开展农民职业教育，利用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培训各种先进实用农业技术。二是建立各种示范园区，培育科技示范户，引导农民跟着干、看着学、照着做、得实惠，让农民在实际操作中掌握技术。三是搞好各类信息服务，要为农民提供生产信息，种什么、怎么种。提供市场行情，卖得出、卖得好，切实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 李雯雯.国外农业科技推广服务体系比较与借鉴[J].中国乡村发现,168.[2] 陈夏莉.我国农业推广体系现状、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2011（16）：175-177 [3] 潘鸿等.我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优化问题研究[J].当代生态农业,2011(3):34-36.[4] 安杰，孙境鸿，等.美国农业推广发展及启示.商业经济.2010（7）:21-23 [5] 梅雷等.新形势下农业推广服务体系的创新思考[J].决策·参考.2013:9

第四篇：国外支付体系的发展对我国启示

国外支付体系的发展对我国启示

支付体系是实现货币债权转移的制度安排和技术安排的总和。支付体系在现代经济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安全、高效的支付体系对于方便人们生产生活、加速社会资金周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畅通货币政策传导、防范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支付体系的发展是一个持续、复杂的动态过程。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金融融合、监管革新和需求变化，虽然各国支付体系的发展路径主要受本国经济、政治、文化、人口、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但各个国家支付体系的发展还是体现出一些共同的趋势。研究这些趋势及其原因和影响，对于更好地完善我国支付体系有着重要的启示。

一、国外支付体系的发展

现代支付体系主要由支付工具、支付系统和支付体系监督管理等要素组成。

1)支付工具的发展趋势

支付工具是传达收付款人支付指令、实现货币转移的载体。在国际上，一般将支付工具分为贷记支付、直接借记支票、支付卡和电子货币。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引入和消费者偏好性的变化，发达国家支付工具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①随着票据、汇兑、银行卡等非现金支付工具的大量使用，现金的使用相对量呈下降趋势。②在非现金支付工具中，支票、汇票和本票等纸基支付工具的相对比重下降，而银行卡、汇兑等电子支付工具的相对比重呈上升趋势。同时，原来票据使用比重较高的国家也通过引入票据影像和票据截留等技术来实现“无纸化”处理。③是支付工具和支付方式创新不断涌现。例如，ATM和POS等终端正在扩展其功能以提供更为广泛的服务；因特网和移动设备成为新的支付渠道；出现了个人在线支付、电子票据提示和支付、电子货币等许多新的支付工具和方式。同时，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银行行内系统与企业等客户的内部管理系统逐步整合，以实现支付交易的“直通处理”和自助化。例如，在芬兰，大中型甚至大部

分小型公司通过网络自动处理其支付业务，许多个人客户也通过家庭PC和移动电话在线处理支付业务。目前，该国大约有90％的银行业务都是通过自助模式(主要是互联网)实现的。

2)支付系统的发展趋势

支付系统是支撑各种支付工具使用，实现债权债务清算和资金最终转账的通道。根据处理对象不同，支付系统一般可以分为大额支付系统和小额支付系统。其中，大额支付系统主要为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转账服务，具有交易量较小但单笔交易金额大的特征。由于大额支付系统直接与金融市场连接并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平台，因此，其安全与效率直接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效率，成为各国中央银行关注的重点。小额支付系统主要为企业和个人提供支付结算服务，直接面对最终消费者，具有交易笔数大但单笔交易金额小的特点。近年来，伴随着技术创新、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全球化，发达国家支付系统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①支付系统的结算安排更加安全，风险控制和防范机制更加合理。传统的大额支付系统一般采用两种设计框架，即实时全额结算系统(RTGS)和延迟净额结算系统(DNS)。RTGS具有结算风险小但对参与者流动性要求高的特点，相反，DNS能够节约参与者流动性但结算风险较高。RTGS的引入和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各国大额支付系统抗风险的能力。同时，各国通过在DNS中引入支付限额、参与者标准、抵押、保证金、违约分摊机制等措施，进一步降低了小额支付系统的风险。此外，各国更加重视支付系统灾难备份机制建设，努力降低支付系统和参与者内部系统的运行风险，以确保支付业务的连续性。②更加注重控制风险和提高效率之间的权衡，不断提高支付系统的效率。

3）支付体系监管的发展趋势

支付体系监管是指为提高支付体系的安全与效率，特别是为减少系统性风险而进行的公共政策行为。支付体系监管是中央银行的职能。中央银行通过监测、评估现有和规划中的体系，并在必要时引发变革，以提高整个支付体系的安全和效率。近年来，发达国家支付体系监管呈现出如下趋势。①监管目标愈加清晰，安全和效率成为各国中央银行支付体系监管的核心目标。实务中，优先选择哪个目标依据对整个体系及其薄弱环节的评估，但中央银行始终把应对潜在的系统性风险放在优先位置。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央银行在控制系统性风险时，采取了许多旨在提高支付体系效率的举措，例如，为大额支付系统提供日间流动性。除了安全和效率外，其他公共政策目标，如反洗钱、保护消费者、避免竞争缺失等也成为部分中央银行支付体系监管的目标。②监管标准日益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或参考国际通用的监管标准。监管标准是监管目标的具体化。在国际清算银行、国际证券业监管委员会等国际组织和有关中央银行的共同努力之下，支付体系监管的国际标准更加完善。③监管范围在不断拓宽。支付系统、支付工具以及与支付系统相关的证券结算系统是各国支付体系监督的传统范围。但近年来支付体系监管范围有扩大的趋势，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部分国家开始将大型代理银行纳入监管范围。这是由于，随着银行之间的合并，支付流将集中于少数几家代理银行，而这有可能会造成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运行风险集中于少数几家银行并引发系统性风险。四是区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和运营职能。中央银行在支付体系中可能要扮演多种角色，例如支付系统的直接运营者、支付体系的监管者、支付创新的促进者和支付服务的使用者，等等。为了更好地实施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目前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一般都直接运营本国的大额支付系统，有的中央银行甚至运营部分零售支付系统。在一个国家，如果除了中央银行运营的支付系统外，还存在私营的支付系统，那么中央银行应当严格区分其监管职责和运营职责，以确保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监管标准的一致性。目前，合理定位政府的边界，严格区分监管职能和运营职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付体系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趋势。综上所述，发达国家支付体系改革发展的共同趋势是：适应技术创新、经济发展和需求变化，支付体系变得更加安全、高效和发达。

二、对中国支付体系改革和发展的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支付体系的建设进程不断加快。特别是

近几年来，中国在支付体系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非现金支付工具推广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目前，中国已经形成现代化的支付体系格局。借鉴国外国家支付体系建设和发展经验，中国应当在支付工具、支付系统、支付体系监督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建立一个更加安全、高效和发达的支付体系。

1)支付工具方面

借鉴发达国家支付工具发展经验，中国支付工具体系的发展目标应当是：建立以现金为补充，以票据和银行卡为主体，以电子化为发展方向，适应多种经济主体及其活动需要的支付工具体系。①继续大力推广非现金支付工具，提高非现金支付工具在支付工具体系中的比重。非现金支付工具的推广和普及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加速资金流转，促进消费和投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社会信用水平，加强税收征管，打击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②进一步推动支付工具的电子化。计算机技术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引入、相关法规制度的健全以及消费者偏好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电子支付工具的发展。减少支票等纸基支付工具的使用，实现支付工具的电子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支付工具发展的共同趋势。目前，虽然汇兑、银行卡等电子支付在中国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支票、汇票和本票等纸基支付工具仍然是中国支付工具的主要形式。电子支付的不发达，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银行服务水平特别是支付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时也制约了电子商务的发展。适应支付工具发展的国际趋势，中国有必要在规范票据等纸基支付工具发展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推动支付工具的电子化：(1)通过完善技术标准和业务规则、优化利益分配机制、加快受理市场建设、加快联网通用创新等措施，大力发展和普及银行卡；(2)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建立行业标准等措施，促进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新型电子化支付工具的健康发展；(3)通过引导商业银行行内系统改造，采用支付“直通处理”等技术，促进汇兑、直接借记等电子化支付工具的发展。

2)支付系统方面

目前中国已经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额支付系统，完成了小额支付系统在全国的推广运行，实现了大额资金交易的实时结算，支付清算的整体效率和安全程度大为提高。不过，与发达国家支付系统的发展趋势相比，中国支付系统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之处。①在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运行维护机制、灾难备份机制和监督管理机制，引入支付限额、抵押、保证金、违约分摊机制等措施，控制支付系统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要引入新的支付排队释放方法，完善中央银行日间信贷，优化清算账户结构，进一步提高支付系统的清算效率，节约参与者的流动性；要合理设计支付服务收费结构，完善参与者准入和退出办法，进一步增强与相关系统之间的兼容性、关联性和应变性，为社会提供更加高效、优质、低廉的公共支付服务。②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境内外币支付系统目前，中国外汇、B股和外币债券市场交易的外币需要通过多个境外代理银行完成，外币支付安排存在结算风险较大、交易费用较高、支付效率低下的弊端。③建设全国性票据交换中心。目前，支票仍然是中国企事业单位使用最为广泛的支付工具之一。不断扩大支票使用范围、努力降低支票使用成本、大幅提高支票使用的方便程度，对于方便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活动、提高社会诚信水平、促进生产生活发展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3)支付体系监管方面

近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健全支付法规制度，改进支付体系监管方式，努力防范支付体系风险，支付体系监管水平和效率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还应当在如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支付体系监管。①制定更加清晰透明的支付体系监管框架，完善支付体系法规制度。支付体系监管框架应当明确中国支付体系监管的目标、范围、原则、标准和主要方法。安全和效率显然应当成为中国支付体系监管的核心目标；同时，可以考虑将反洗钱、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中国支付体系监管的辅助目标。要适应中国经济形势的变化，尽快修订和完善相关的法规制度。②可以考虑将部分商业银行的行内系统纳入支付体系监管的范围。在中国，商业银行的行内系统是支付清算体系的基础。近

年来，部分商业银行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数据集中，其行内系统处理的支付业务量呈较快的增长态势。部分商业银行特别是中、农、工、建等国有银行的行内系统已经成为重要的零售支付系统，其安全高效运行对中国整个支付体系的安全高效运行将产生较为重要的影响。因此，应当考虑将部分重要的商业银行行内系统纳入支付体系监管的范围。目前，首先可以考虑采集商业银行的支付交易等系统设计、运行和交易的信息，并评估其在整个支付体系中的重要性。③正确区分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和运营职责，并确保监管政策的一致性。目前，中国已经出现一些私营的支付清算系统和支付服务组织。可以预见，随着支付服务市场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私营支付清算系统和社会化的支付服务组织。因此，作为中国支付体系的监管者和跨行支付系统的主要运营者，中国人民银行应当正确区分其监管职责和运营职责。在合理定位政府和市场关系的前提下，进一步增强支付体系监管政策的透明度和一致性。四是努力采用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来实施对中国支付体系的监管。适应国际支付体系监管的趋势，我们应当结合国情，努力采用国际通行的监管标准来实施支付体系监管，以进一步提高中国支付体系监管水平和效率。

第五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