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稳妥推进现代大学后勤保障体系建设

第一篇：积极稳妥推进现代大学后勤保障体系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现代大学后勤保障体系建设

发布于2005-11-09 被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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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快乐后勤

中山大学:积极稳妥推进现代大学后勤保障体系建设

大学后勤改革，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时代环境下展开的，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高校自发的伙食承包经营，90年代末的高校扩招和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掀起了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高校后勤体制改革。中山大学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和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广州市，近年来改革力度较大，树立“大后勤”观，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为大学后勤改革闯出一条有特色的新路子。

一、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思路

1．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简要历程。

中山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在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结束后，即把后勤改革列为校党委的一项重要工作，成立了以党委书记为组长的学校后勤改革领导小组，全面动员，深入调查，科学论证，精心组织，稳步实施，寻找突破。

2000年4月，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相对于2002年的改革方案，可称为“中山大学南校区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成立后勤企业党委，为改革保驾护航，发挥政治核心和监督保证的作用；成立后勤集团，统领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剥离出来的诸多后勤服务实体。2000年9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落成使用，后勤社会化一步到位，“珠海模式”形成。2001年10月，中山大学与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校党委抓住时机，对后勤工作做出适当调整。提出“统一政策，分区服务，分区核算”的要求，2002年4月，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山大学北校区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对原中山医科大学（北校区）实行“小机关，多实体”的后勤管理模式。2003年11月，在中山大学后勤务虚会上，首次提出“大后勤”观，后勤改革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必须统筹协调总务、基建、房产、保卫等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工作，胸有大局意识，促成改革合力，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2004年9月，中山大学东校区在广州大学城投入使用，治安保卫工作纳入社会化管理，后勤改革有了新的突破。

2．中山大学对后勤社会化改革认识的不断深化。

根据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9年1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政策规定，大学后勤改革的方向是实行社会化至于社会化的内涵是什么？则没有统一标准或明确表述，留给各地各高校在改革实践中去探索和思考。

1999年第一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后，我们普遍认为，大学后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进行社会化改革的实质，就是企业化、市场化。所谓企业化，就是后勤服务经营人员、相应资源和操作运行成建制地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中分离出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后勤服务实体或后勤集团公司。所谓市场化，首先是后勤实体或后勤集团与学校之间，按照“事企分开，两权分离”的原则，实行甲乙方的经济合同关系，改行政拨款为服务收费；其次是有序地引导社会企业参与校园市场的竞争，学校后勤集团和社会企业同台竞争、互相合作，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真正融入社会第三产业；最后是学校彻底摆脱办社会的包袱，实现经济学上所阐述的“不都是养人办事，而是用资源外购的方式来办事”。特别是中山大学地处广州市这样经济发达和市场比较发育成熟的沿海地区，更坚信了我们对后勤社会化涵义的理解。

五年来，既有艰难挫折带给我们的深层思考，也有成功实践激励我们推进改革的勇气，使中山大学对后勤社会化改革有了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大胆提出树立“大后勤”观，构筑“大后勤”保障体系的新思路。

我们提出“大后勤”的改革思路，既源于对后勤改革的综合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的清醒认识，更源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目标对后勤服务保障提出的新要求。这几年，后勤社会化改革造成一种误解：大学后勤要萎缩了，后勤职能要弱化了。另一方面，后勤社会化改革的这几年，正好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最快最好的时期，涌现出一批“超级巨型大学”。中山大学就是在这几年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伴随高校扩招、高校合并、大学城建设、“985工程”建设的发展机遇，在办学实力、办学规模和办学空间上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进入中国大学排行榜前10名的行列，从原来一个校区（117万平方米）扩大到四个校区，校园占地总面积达617万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有307万平万米，在校学生达到5.3万人（其中研究生1.4万人），在岗和离退休教职工近2万人（含七所附属医院职工）。面对这所“超级巨型大学”，基本建设、公房管理、水电管理、校园环境治理、教学科研设备采购等后勤保障服务的需求更大了，要求更高了。中山大学新成立的房地产管理处、招投标中心、综合治理督察办公室等职能部门，就是对近年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和自身大规模扩张的新情况、新特点，在学校内部管理职能转变方面作出的合理回应。自2003年提出“大后勤”观以来，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大后勤”的改革思路，可概括为十五个字：“全成本，强有力，多样化，分步走，大协调”。

“全成本”，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降低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为目标，充分认识后勤服务的产业属性，按照经济规律和市场法则要求，改革大学后勤管理体制和服务模式，实行全成本核算。市场经济是讲求成本和效益的经济，摆脱计划经济模式束缚的大学后勤，不限于为教学、科研、师生生活提供保障，更是学校经济工作的总管，是降低学校办学成本、提高办学效益的关键环节。强调“全成本”意识，在于改变过去对后勤服务习惯于“福利化、无偿化”的思想观念，改变过去对后勤工作依赖“统、管、包”的行政手段，转为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全成本核算，引入竞争机制，效益最大化），辅之于行政手段（加强监督检查，行政适当介入，政策性亏损补贴）进行后勤管理和改革，还原大学后勤的产业性为主、公益性为辅的本来面目。全成本核算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三全核算”，即全质量、全成本、全劳务，以提高后勤服务质量，优化配置后勤资源，激发后勤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强有力”，就是革掉过去那种统包而无活力、低效而又浪费的传统大学后勤服务模式，变“大而全”为“强有力”，变“粗放型管理”为“集约型经营”，变“封闭式自我服务”为“开放式服务社会”，建立起反应快速、支撑有力、服务优良、人员精干的现代化后勤保障体系，形成科学、高效、和谐的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社会化不是不要后勤，萎缩后勤，弱化后勤职能，相反，社会化的本意是要通过转换机制、创新体制，强化后勤保障功能，提高后勤保障水平。

“多样化”，一是多模式，基于中山大学四个校区的历史和现状，因地制宜，实行不同的社会化模式：老校区中，有南校区的“小机关，大实体”模式，有北校区的“小机关，多实体”模式；新校区中，有珠海校区完全社会化的“珠海模式”，有东校区的“创新模式”。二是多形式，基于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规律相结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的要求，推行多种社会化形式：有地方政府主导的外部化形式（如珠海校区和广州东校区的成功开辟，就是凭借省市政府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东风实现的，还有广州南校区价值1.5亿元的北门广场，也是适逢广州市政府规划珠江两岸景观，被作为市政设施投入建成的），有社会企业参与竞争的外部化形式（如南北校区教工住宅的物业管理社会化），有学校后勤实体承担的内部化形式（如南北校区学生饭堂的经营管理），有学校后勤集团与社会企业合作的内引外联形式（如东校区的数码店，南校区的教育超市），还有和兄弟院校后勤集团合作的校际联办形式（如与东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的合作协议）。

“分步走”，就是从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出发，从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多种模式和多种形式的实际出发，遵循渐进稳妥的原则，分步实施：第一步，大部分后勤人员和资源从学校行政管理系统剥离，组建后勤经营实体（后勤集团）；第二步，根据合校后的平稳过渡需要，对南、北校区的后勤实体，实行分区核算、分区服务，逐渐趋于融合；第三步，在立足于校内市场的同时，学校后勤集团实施“走出去”战略，或通过加入省高校后勤服务集团，或通过与社会企业互相参股，或通过联合学校产业集团，最终融入社会第三产业。

“大协调”，一是强调大局观，后勤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社会化不能囊括大学后勤工作的全部，公房管理、校园建设规划、校园环境治理等后勤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综合性的，涉及多个部门的职责和利益，解决起来有相当难度，必须在总务、基建、房产、保卫等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范围内，建立起“大后勤”协调机制，以学校大局为重，促成改革合力，破解难题，突破重点，推进后勤管理和改革，构筑现代化的“大后勤”保障体系。二是强调全面改革，对外开放校园市场，引入竞争机制，对内也要形成竞争机制，规范管理。从学校整体来讲，必须要有学校内部管理机构、经济政策、人事政策、分配政策和资产管理等的配套改革；从后勤自身来讲，在后勤职能部门和后勤集团的甲乙方关系中，少了哪一方的改革或哪一方的改革不到位，都会适得其反。因为社会化改革，是要实现后勤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的根本转变，也是大学办学模式重大转变的体现，故要求后勤实体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和后勤部门的管理职能、管理方式都要主动地适应并促进这一根本转变。

“大后勤”改革思路的确立，紧密结合中山大学所在地方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建设高水平、研究型、综合性大学的发展目标，特别是近年来办学实力、办学规模和办学空间的迅速提升和扩大，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色的后勤改革新路子。

二、中山大学后勤改革实践的闪光点

1．开创了服务地方经济、低成本扩张和社会化一步到位的“珠海模式”。

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后，广东省珠海市政府抓住机遇，提出“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办大学理念，而地处广州市区的中山大学也因办学空间饱和与完成高校扩招任务的矛盾，急于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于是，双方一拍即合。珠海市以地方政府少有的气魄和远见慷慨解囊，将位于唐家湾的3.48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原珠海大学（筹）校址上价值2.7亿元的建筑物，无偿提供给中山大学作为珠海校区水久使用，还投入1亿元支持珠海校区的基本建设，并为教师提供特区财政补贴。

2000年9月，中山大学珠海校区正式启用，4000多名新生报到，开始了大学生活。中山大学不仅实现了低成本扩张办学空间，而且，在没有历史包袱的新校区为实现后勤社会化创造了条件。珠海校区的饭堂、物业、环卫、绿化、交通、医疗、通讯、饮用水等生活服务所有后勤项目，全面引进社会企业经营管理。校区后勤办公室仅有9名管理人员，行使规划、招标、监督、协调、验收等职能，不再直接参与服务经营。在医疗保险方面，中山大学与太平洋保险公司签订了学生团体人身保险协议，又与唐家湾医院签订了医疗协议，将医疗、保险通过社会企业外部化，形成学校一一医院一一保险公司三方合作模式，这在全国高校尚属首创。珠海校区一步到位的后勤社会化，降低了校区办学成本，提高了专业化服务水平，节省了后勤管理人员经费。

珠海市也因移植名牌大学效应，颇受实惠。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启用才一年，校区所在地唐家湾镇的经济总量同比增长了16.88%，第三产业增长48%,财政收入增长56%。曾经面临摘牌的珠海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不仅保住了牌子，还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势头，两年内，工业产值从20亿元猛增到120亿多元。中山大学“珠海模式”的示范效应，使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吉林大学、暨南大学等名牌大学纷纷落户珠海，或设立珠海分校，或建立科技孵化园，充分体现了现代大学服务社会、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的突出功能。这是一种“双赢”的合作模式。2．充分发挥合校优势，很好地实现了医疗服务社会化。

在后勤社会化改革进程中，适逢2001年10月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组建新的中山大学，为学校医疗服务社会化改革创造了更好的条件。在“小而全”、“大而全”的办学模式里，几乎每所大学都办有校医院或设有保健科，为教职工和学生提供医疗服务原中山医科大学（北校区）拥有七所附属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相当高。合校后，根据属地化原则，中山大学将南校区的校医院改制为附属第二医院的门诊部，将北校区的保健科改制为附属第一医院的门诊部，将珠海校区的卫生所改制为原中山医科大学在珠海的附属第五医院的门诊部。2004年，附属第一医院黄埔分院直接在东校区设立门诊部。改制后，原学校110多名职工在岗期间的人头费由相应的附属医院承担，退休后由学校负责其工资待遇。由于附属医院都是法人单位，经济独立核算，改制使学校摆脱办医疗的包袱，但由于依托附属医院的技术力量，却使师生员工得到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另外，关于广州南校区、北校区和东校区的学生医疗保险问题，借鉴珠海校区的成功经验，已相继建立了学校一一保险公司一一附属医院三方合作模式。3．治安保卫工作成为扩大社会化改革的新领域。

传统上，学校保卫处被排除在后勤改革之外，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上物业保安市场的发育成熟，2004年9月中山大学抓住东校区在广州大学城投入使用的机会，将新校区的保安工作进行社会化改革。对前来竞标的十家物业保安公司，我们组织专家和实际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经济指标和服务指标两方面进行并重考核，最后选择了两项指标都最优化，并具有国家一级资质的珠海某物业保安公司。东校区保卫办按照中标合同规定，监督指导保安公司承担的治安保卫工作，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维护政治稳定、消防安全和证件管理的工作上来。通过企业化管理的有效机制，一方面，加大和提升了保安工作的强度和水平，另一方面，又克服了学校机构改革后人员不够、经费不足的矛盾，并强化了保卫部门的其他功能，所以这一创举很快就受到大学城其他高校的肯定和效仿，成为后勤社会化在东校区的一种“创新模式”。

伴随后勤社会化、合作办学和新增校区而来的人员混杂、秩序紊乱的负面影响，使大学校园的管理幅度、难度加大，为此，保卫处加强了对校卫队员的业务培训和纪律教育，着力提高干部队伍素质，并会同其他部门开展了清理违规办学办班、拆除违章建筑、整顿交通秩序、清理不合理公房使用等校园环境综合治理工作，为教书育人、钻研学问，为维护学校稳定、改善校园秩序，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正常进行提供了安全有序的保障。

4．学生公寓和学生饭堂建设管理的独特方式。与其他高校不同，中山大学没有将后勤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部分一一学生公寓和学生饭堂交由社会企业筹建或与社会企业合建，也没有向银行贷款建设，而是采取自筹经费建设的方式那是因为我们在谈判合建学生公寓时，社会企业普遍提出12-15年的投资回报期，但即使学校向银行贷款自建，也需要8-9年时间才能偿还贷款，这是我们心中的一笔明白帐。为此，我们把眼光转向广东社会融资渠道通畅的市场和学校财务内部控制制度下激活的资金周转，五年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筹集资金，新建学生公寓44万平方米，改造学生公寓3.5万平方米，新建学生饭堂4.6万平方米。后勤集团还自筹资金400多万元，全面装修学生饭堂。这样一来，我们也规避了学生公寓建在校外或学校周边所带来的学生管理风险。

后勤集团与学生处、团委合作，聘请学生辅导员助理参与学生公寓管理，选聘学生干部任学生饭堂助理，探索社会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加强信息沟通和监督管理的新路子。在“全成本”管理活动中，后勤集团的学生公寓管理中心于2004年6月顺利通过工IS09001: 2000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学生饭堂也相继通过了广东省高校标准化食堂建设的评估验收。5．强化房地产管理职能。

房地产管理处是学校根据办学空间急剧扩大、公房使用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和实行货币分房体制后的新情况而设立的新部门，显示了加强房地产工作在新形势下对学校发展的重要性。在开展公房大清查的基础上，房产处分析得出传统的公房使用管理模式存在两大弊病：公房租赁滋生腐败和公房使用分配严重失衡。改由学校统一行使公房租赁权并公开招标租赁，为学校净增了1100多万租金收入。利用经济手段，引入全成本核算，建立公房定额分配、超额有偿使用机制，将使公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

在货币分房的新体制下，为解决引进人才的瓶颈和青年教工的住房紧张问题，房产处转变思路，努力开辟住房资源：

一、通过公房清理，挖掘校内公有住房的潜力，去年以来，已清理出28套住房。按商品房交易价格，等于为学校节省开支900多万元；

二、学校牵头组织教工整体认购南校区附近祈乐苑的200多套住房，通过集团购买力把商品房价格压下去；

三、为加速单身教职工宿舍的有效周转，以安置每年毕业新参加工作的大批教职工，一方面，学校自筹资金向已签订购买商品房协议的教职工一次性发放100个月的首期购房借款（免息），另一方面，在前面工作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办法，对超过一定居住年限而未退房的教职工，逐年提高房屋成本租金。

四、由热心并熟悉房地产知识的教职工组成住房项目小组，以房产处名义寻找商品房合作开发项目或谈判团购楼盘；

五、提供房地产市场信息咨询服务等等。

通过宣传政策法规、完善物业设施、学校给予补贴、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和面向社会企业招投标，2005年3月，使南北两个老校区的教工住宅如期实现物业管理社会化。6．逐步做大做强的后勤集团。

后勤集团是在社会化改革中剥离出来的诸多后勤实体的基础上组建的大实体，与后勤职能部门在南校区建立了“小机关，大实体”的模式。集团旗下有饮食服务中心、通讯服务中心、学生公寓管理中心、园林服务中心、水电管理中心、修缮工程服务中心、环卫服务中心、运输服务中心、劳动服务公司、紫荆园宾馆等16个后勤实体，这些实体是由事业向企业转制的结果，尽管挂上实体的牌号，但它们的运行模式、人员素质、思想观念不会自然转变过来。为此，后勤集团模拟现代企业制度，在管理、人事、分配、制度方面苦练内功

在内部管理体制方面，对重要决策、重大投资、工资政策、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中层经营管理人员的考核任命等由集团集中管理，实行二级核算，学校对集团进行核算，集团在学校财务处统一设立一个帐户；集团对各实体进行内部独立核算，各实体在集团财务部开设帐户。

全面实行企业化用工改革，按照定编定岗，公开招聘，双向选择，竞争上岗，动态考核的原则，建立现代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机制。利用学校师资力量培训员工，并对中层经营管理人员进行大换血。改革使广大职工树立了岗位危机感和竞争意识，改变过去“等、靠、要’，的思想，摒弃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旧习气。

建立现代企业的分配制度。改革传统的不可变动的事业工资制为可随企业效益和岗位变动的企业工资制，逐步加大工资中的浮动部分，使工资与效益挂钩，新的工资结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效益工资三部分，充分体现了“强化岗位，以岗定薪，按劳取酬，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狠抓制度建设，实行规范管理。五年来，后勤集团在规范经营、规范管理方面建立健全了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工资管理办法、物业管理制度、物流管理制度、热线电话和网上后勤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为后勤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

改革初期，后勤集团实现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从学校方面来讲，集团承接了从学校分离出来的440多名职工，每年可为学校节省1000多万元的人头费开支。从集团自身来看，2001年销售总收入不足9千万元，2002年销售总收入突破1亿元，利润稳中上升。而且，这些成绩是在学校偏紧的经济政策下取得的，实属不易。但与此同时，一些后勤实体在经营思想上出现了偏差，如学生饭堂一度以涨价为手段，以赢利为主要目标，对利润大幅增长引以为荣，从而诱发了一些事端。现在，通过总结经验，科学反思，重新确立了学生饭堂“微利保本，学校扶持”的经营指导思想，并经受了2004年社会农副产品大幅涨价、国家有关补贴政策尚未到位的严峻考验，受到学校和学生的肯定。

后勤集团在社会化改革中探索了多种形式：有和华南理工大学后勤集团保持长期沟通磋商的形式，有和东南大学后勤服务集团签署合作协议的形式（对采购联盟、干部互派、旅游项目、部门项目等方面进行实质性合作），有和外资企业美国因特尔、香港OK分别合作经营数码店、教育超市的形式，还有委托专业公司（中国石油）经营加油站的形式。

经过努力，2004年，后勤集团销售总收入超过l.5亿元，现有员工1500多人，除去学校分离的400多名职工外，为社会解决了1000多个就业岗位。2005年开始，后勤集团实现了对南校区和北校区后勤实体的统一管理，统一财务，统一政策。从此，两个老校区的社会化模式并轨为“小机关，大实体”。7．总务处转变职能，勇挑“大后勤”改革的重担。

后勤经营服务的职能被剥离出去后，总务处开始发生角色转变，从“运动员”转为“裁判员”，从“管制人”转为“调控者”：监督合同履行，监管后勤实体和社会企业的经营行为，尤其是监管学生饭堂的饭菜价格、食品卫生和服务质量。加强调研，做好学校后勤发展的系统规划和政策制订，做好后勤项目的招标工作，严格认真地做到“货比三家，价比三家，质比三家”，选好承接学校后勤服务的投标者。

把工作重点转向加强后勤基础设施建设，完成水电扩容任务。南、北校区实现21890KVA的电力扩容，更新6000多米的电缆，确保了国家实验室运转、学科建设发展、以及图书馆等公共服务体系的正常用电需求。另外，为遏制水电浪费的严重现象，将改革水电的使用管理方式，纳入全成本核算，实施水电定额使用、超额收费的办法。

承担起协调“大后勤”工作的职能。两年来，协调推进了教工住宅物业管理、停车场选址、校园违章建筑拆除等跨部门、难度大的后勤工作。

建立校园管线（水管、煤气管、电缆、排污管等）地理分布信息系统，为铺设管线或进行校园建设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整治美化校园环境，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对西湖，松园湖、竹园、中山楼下、中区两侧、马岗顶附近等大规模的改造维护和绿化，不仅为80周年校庆献上焕然一新的校园面貌，也大大改善了广大师生员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环境。

三、对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环境的体会

以上后勤改革所取得的实践成果是与中山大学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分不开的。从外部环境看，1999-2003年，国务院办公厅牵头召开了四次全国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工作会议，使大学后勤改革成为这一时期高等教育领域改革的重头戏；国家计委、财政部、教育部、建设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等中央部委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改革、指导改革的优惠政策；地处改革开放先行、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和社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广州市；这都是有利于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大气候。从内部环境看，近年来，中山大学急速提升的办学实力和名牌大学效应为后勤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学校党政一把手高度重视和支持后勤改革，先后出台的两个后勤社会化改革方案都在党委常委会讨论通过，后勤改革的重大举措一般都列入党委常委会或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现任后勤副校长和后勤集团总经理是经过公选的两位年轻的经济学教授，为后勤社会化改革提供了专业人才和组织保障。广大师生员工能顾全大局，认同和接受后勤社会化改革，广大后勤干部职工在这场体制性根本变革中，敢于割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敢于承受改革带来的阵痛。这些都是有利于中山大学后勤改革的内部因素。

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山大学后勤社会化还处于初级阶段，后勤保障改革还大有可为。同时，我们对改革的内外环境从某种程度上也有所顾虑。

从外部环境讲，中山大学虽然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和市场经济比较成熟的广东省广州市，但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引进社会产业资源为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服务，但另一方面又不利于起步较晚、未经市场风浪考验的学校后勤实体的生存发展，而且，市场竞争的平等意识和规范的财税制度，往往使中央部委的优惠措施很难通过地方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加以落实。后勤社会化的第二步目标，即组建区域性高校后勤服务集团公司，但相对于沿海其他省市，政府主导作用尚未发挥出来，大学各自为战，难以形成规模经营、规模效应，现有十所高校进驻大学城，也不失为一个机遇大学历史悠久，校园面积广阔，往往是城市的公共场所，其地下管道、电缆的铺设，是否可以考虑纳入市政设施建设项目而实现社会化呢？由学校事业编制的职工改制为后勤企业的职工后，在下岗问题上，能否按照国有企业职工下岗的做法，交由社会（街道办事处）接纳安排呢？这些都是大学后勤社会化改革过程中需要政府考虑采取的相应配套措施，以进一步改善改革的外部环境。

从内部环境讲，由于刚剥离出来的后勤服务实体，包袱重，竞争力低，缺乏市场经验，人员费用成本高，在学校对外招投标项目中，如果没有一定的政策扶持，显然敌不过社会企业，面临生存问题。同时，社会企业在与学校后勤实体竞投标时，会不顾一切地压价格，而一旦中标后，实际操作时又兑现不了承诺或服务质量大打折扣，容易造成学校被动。学校后勤集团属于教育服务产业，它既要模拟企业运作营利，又要遵循教育事业的公益性要求，服从学校全局需要，做一些保本、甚至亏本的服务经营。站在这个高度去看，学校层面制定经济政策时，还不能完全断掉对后勤社会化改革的各种必要的支持。

第二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建设

实现工业化、推进城镇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既有经验，也有教训。由于推进城镇化任务艰巨而复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明确要求：“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遵循城市发展规律，促进城镇化发展。坚持科学规划，严格管理。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管理和服务水平。因地制宜，分步推进，把有稳定劳动关系并在城镇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对暂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农民工，要解决好他们在劳动报酬、子女就学、公共卫生、住房租赁、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和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切实保护农民承包地、宅基地等合法权益。城镇化要同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相互促进，这是必须坚持的正确方向。

“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的目标是把城镇化率从47.5%提高到51.5%，并要做到完善城市化布局和形态，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这是我们未来五年的任务，也是针对目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问题而提出的要求。比如说，目前城镇化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的统计中，包含了1亿多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但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并没有享受到城市户籍所附着的社会福利，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这种现象被描述为“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或“半城镇化”。当然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如产业支撑、资源环境、基础设

施承载能力等问题。所以，“十二五”时期推进城镇化建设，要贯彻实践科学发展观，树立正确的城镇化观念，少走弯路，逐步提高我国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

首先，要大力发展二、三产业，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有产业就有就业机会，而相对充足稳定的就业是城镇化的基础，要让农民家庭进入城市定居，最基本的条件是能够就业、在城镇有基本稳定的收入。这就要避免盲目的城镇化，不能以为圈了地、建了城区就是城镇化了。从根本上讲，城镇化是非农产业劳动者，这样他们才能在城镇长期、稳定地生活下去。

第二，做好城镇建设和发展规划。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将“城乡一体化”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的统筹，其中首先就是要求做好土地利用和城乡规划。推进城镇化必须要考虑到资源、环境、公共设施的承载能力，不能盲目地扩大城镇的建设规模，不能以为大就是好，不能以为大楼高、马路宽就是城镇化，城镇化除经济功能外，还要具备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功能。

第三，要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推进城镇化，必须打破城乡之间二元分割的体制，除了搞好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外，更重要的是打破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藩篱，建立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制度，只有这样，城乡间人口与劳动力的流动、转移才可能变得自然。

第四，在城镇化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进城农民工及其家庭在就业、教育、看病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问题。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应

为他们通过努力逐渐融入城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要充分尊重农民在进城或留乡问题上的自主选择权。在现阶段，还不能急于割断农民和农村的联系，首先要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其宅基地的用益物权。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不能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必须尊重农民自由选择的权利，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将放弃这些权利作为农民进城的一个条件。

第五，在农村土地问题上，必须认真执行现行法律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政策规定，不能以城镇扩张为由去侵占农民和农村集体土地权利。允许在规定范围内进行试点探索，但是不能违法侵权。应按照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目标，探索农村非农用地进入建设用地市场的途径与机制。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方面，应严格执行政策（国务院2010年47号文），不能擅自扩大试点范围和违反“增减挂钩”具体规定。

第六，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落实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即“三化同步”）的战略和工作要求，既要克服冒进、盲目的城镇化建设，也不能忽视农业和农村的建设，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真正促进“三化同步”发展。

第三篇：现代后勤保障体系

加速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

本版导言

《孙子兵法》中“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讲的是后勤保障在战争中的重要性。现代战争形态，预示着我军后勤保障体系必然进行一次发展转型的脱胎换骨；时代飞速发展，昭示着我军后勤各个领域必将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革故鼎新。

改革，后勤建设发展的加速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后勤保障积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军事斗争准备要求，在探索中不断开创后勤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看，从白山黑水到青藏高原，从西北边陲到南海之滨，军用物资网上采购，地方饮食公司取代非作战部队自办食堂，公交车开进军营大院……一项项创新带来的新景观，折射出我军后勤发展战略的历史性变革。

听，从万里长空到浩瀚大洋，从密林绿地到茫茫戈壁，处处响起推进后勤建设历史性变革的铿锵足音，新型加油机为战机翱翔输入“血液”，补给船为战舰远航提供保障，战场抢修车为“铁甲”驰骋保驾护航……一组组壮观的演练画面，反映出我军野战化后勤装备正成系统形成保障力。

抚今追昔，我们欣喜地看到：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正稳步推进，后勤保障面貌正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军后勤建设焕发出勃勃生机。

三军联勤，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

2008年9月下旬，济南战区“联合―2008”实兵对抗演习紧张进行。

某港口，野战油料补给站正在快速铺设油管；某机场，野战油库正为战机加注油料；某登陆艇上，维修分队正紧急抢修受损装备……演习中，陆海空三军采取定点立体保障、跟进伴随保障、支援协同保障等多种保障方式，实现了作战区域内横向“联”军种、纵向“联”地方的联合保障目标。

这是济南战区实施大联勤改革以来呈现的喜人一幕。2007年4月1日，大联勤体制在济南战区全面启动，标志着我军后勤保障一体化改革迈出实质性步伐。

联勤保障，是我军后勤保障体制改革的“世纪梦想”。传统的三军后勤保障自建、自管、自用模式，不但平时保障效益低，造成重复建设，而且很难适应未来联合作战的要求。

经过多年调查论证，2000年我军建立以军区为基础的联勤体制，一举打破了以往三军门户独立、互不往来的局面，使我军后勤保障体制初步适应联合作战需要。2004年7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济南战区实施大联勤改革试点，深化以“联勤机构三军合编、保障实体统管共用、保障活动统一组织、后勤管理分工协作”为主要内容的大联勤改革。

春华秋实。从自成体系到三军联勤，从“通专”保障“两个渠道”到大联勤后“一条线”运行，大联勤改革将诸军兵种后勤保障力量综合集成、集约使用，大大提高了保障效益，建立和完善了三

军一体、军民兼容、平战结合的联勤保障体制。以往，三军部队野外驻训、演习，几乎都要千里迢迢自带粮秣、油料。如今，一体化保障模式使部队告别“坛坛罐罐”，集中力量抓战斗力建设，走出了一条低投入、高质量的现代化后勤保障之路。

2005年盛夏，“和平使命”中俄联合演习在胶东进行，记者在演习现场看到，海军陆战旅一登陆山东半岛，济南军区军需系统就为他们安排好了充足的给养；空军空降兵一落地，油料部门就快速把输油管铺设至营地；隆隆炮声中，联勤系统野战救护所、海上医疗队、空中直升机医疗救护组构成立体救护网，凸现了联勤保障的高效快捷。

寓军于民，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

一道由总部下达的紧急采购命令，通过网络迅速传遍东北三省20多个地方采购部门，仅10多个小时，一支支满载物资的车队便从四面八方奔赴驻辽东某师集结地……2005年9月，总后东北军用物资采购局开展应急采购保障模拟演练，积极探索从政府、企业直通部队的军民一体化应急采购保障新路。

此后不久，演练的成果反映到我军保障体制变革的战略思路中：经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批准，《“十一五”期间推进军队后勤保障和其他保障社会化的意见》下发实施。

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保障体制，使座座军营形成了一个个“小社会”。一位从事后勤管理多年的领导感叹：从吃喝拉撒到生老病死，“当家人”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办后勤了。惟有改革才有出路！

改革，从顶层设计开始。胡锦涛主席审时度势，明确提出，要强化军民结合、寓军于民意识，能利用民用资源的就不自己铺摊子，能依托社会保障资源办的事都要实行社会化保障。这为我军深化社会化保障改革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2002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政府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推进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搞好这项利国利民利军的重大改革。

2004年初，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建设部、国土资源部、中国人民银行和总后勤部联合下发《关于推进军队人员住房供应社会化有关问题的通知》，加快了实现军队住房保障货币化、商品化、社会化的步伐。

2007年，经国务院、中央军委军队后勤保障社会化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我军后勤保障社会化试点工作在江苏、湖北、陕西同步展开……

展望今日军营，5200多个营区实行供水、供电、供热等社会化保障，160多个单位停开通勤班车，96％的军队被装物资由社会提供……一个既适应中国特色军事变革需要，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新型后勤保障体系显现雏形。

精确高效，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

2007年伊始，我军后勤保障手段信息化改革发出新春第一声：“军用购粮卡系统”在全军和武警部队及地方军粮供应系统正式启用。自此，我军沿用几十年的军用粮票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票

证供应时代宣告结束。

保障手段信息化的要旨是综合运用信息技术、网络环境和信息资源，逐步实现保障需求实时可知、保障资源实时可视、保障活动实时可控。如今，这一目标在后勤保障部队正在加速实现。

记者在北京军区某分部看到，他们启动联通三军受供单位的信息指挥系统后，一组组保障物资储量、流向及管理状态的数据立即呈现在眼前，上级机关可随时对库存物资进行精确盘点，对物资流向、流量进行远程调拨补充。过去需要经历十天半月流程的物资请领工序,如今在短短几分钟之内就能全部落实。

随着我军后勤信息系统综合集成课题研究取得重大进展，总部、大单位两级后勤一体化指挥平台初步建成，后方仓库和各专业系统信息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目前我军后勤装备信息化建设已迈开新的步伐。

发展无终点，创新无极限。科技牵引是实现后勤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的必由之路。经过多年发展，我军后勤保障建设已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一系列现代化成果在一次次保障演习中大显神威——

2005年，我陆空军首次联合卫勤保障演习成功实施；2006年，全军实施联勤部队首次军事训练考核；2008年，抗震救灾部队在四川地震灾区构筑起一个强大的后勤保障网络……

创新模式，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

电脑自动分析、荤素科学搭配、膳食营养合理……如今，在基层连队，司务长只要往计算机《军人食谱系统》中输入伙食费标准和主副食品名称，系统就会自动生成若干套食谱。这一系统，被官兵形象地称为“电子营养师”。

青藏高原，车轮滚滚，满载各类后勤保障物资的集装箱运输车队沿着崎岖山路驶上钢桥。车辆经过时，桥头架设的“射频读写站”逐一识别集装箱上的电子标签，将采集到的物资信息实时传输到军交运输指挥所，指挥员足不出户即可知晓在运物资的全部信息……

这一幕幕场景，是我军科学改造传统后勤管理的缩影。

2007年，经胡锦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颁发《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这是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按照时代发展要求，稳步实施后勤改革，加强正规化管理，推动后勤建设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举措。

推进后勤管理科学化，就是向科学管理要效益、要保障力、要战斗力，努力走出一条投入较少、效益较高的后勤现代化建设路子。为提高后勤管理水平，我军加强后勤法规和标准制度建设，探索建立集供应、消耗、管理于一体的标准化体系。据了解，“十五”时期以来，全军后勤标准制度进行全面清理，废除一大批过时法规、规章和供应保障标准，新修订和制定各类后勤法规、规章300多件。

建立完善后勤保障标准体系。按照内容完整、结构合理、相互衔接、齐全配套的要求，逐步

建立一个适应不同部队、不同地区、不同物价水平，集供应、消耗、管理于一体的后勤保障标准体系。

强化后勤管理监督。重点完善党委统一领导下的财务部门归口、事业部门分工负责机制，建立健全各项监督制度，促进后勤的清正廉洁，提高保障效益……

“声如千骑疾，气卷万山来。”方兴未艾的我军后勤建设改革，正乘着科学发展观的春风，一路向着更高处攀升。

经胡锦涛主席批准 中央军委颁发《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

我军后勤保障建设在转型中步入快车道

经胡锦涛主席批准，中央军委日前颁发《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要求着眼全面履行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历史使命，按照时代发展要求，稳步实施后勤改革，积极谋求科学发展，将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推动后勤建设又好又快发展。

《纲要》指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把全面建设现代后勤作为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后勤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现。目前，我军后勤还处在机械化半机械化阶段和信息化全面发展起始阶段，迫切要求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阐明了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总体设想、本质要求、根本目的和实现途径，确定了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指导思想、原则和目标。

《纲要》围绕保障体制一体化、保障方式社会化、保障手段信息化、后勤管理科学化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要重点构建12个体系：三军一体的后勤指挥体系，结构合理的后勤力量体系，高效顺畅的联勤运行体系，更广范围的社会保障体系，快捷灵敏的后勤动员体系，军民结合的军事物流体系，复合发展的后勤装备体系，综合集成的信息网络体系，功能完备的保障设施体系，科学民主的后勤决策体系，完善配套的法规和标准体系，严格规范的管理监督体系。

《纲要》提出，到2010年，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取得实质进展，全面具备应急作战后勤保障能力；到2020年，全面建设现代后勤任务基本完成，为建设信息化后勤、保障打赢信息化战争奠定坚实基础。

《纲要》还从组织领导、检查评估、人才培养和作风建设等4个方面，明确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措施要求，动员和号召广大官兵积极投身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实践。《纲要》自12月12日起正式施行。

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工作

——访总后勤部司令部参谋长刘铮

2011年伊始，总后勤部下发了《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目标任务框架》，引起全军尤其是后勤战线官兵高度关注，记者为此专访了总后司令部参谋长刘铮。

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又好又快发展

记者：请您谈谈《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目标任务框架》制定的背景和意义.刘铮：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军后勤围绕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提高有效履行使命的能力，广泛展开理论和实践探索：2005年形成全面建设现代后勤战略构想，得到了胡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充分肯定；2007年10月，“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成为引领新世纪新阶段我军后勤建设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同年12月，军委颁发《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提出“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保障手段向信息化迈进、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的“四化”目标及“十二个体系”的建设任务，明确分2010年、2020年两个阶段实施。

经过这些年全军上下共同努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2010年前取得阶段性成效”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为实现“到2020年基本完成全面建设现代后勤任务”的第二阶段目标，经中央军委批准，总后勤部决定2010年、2011年在全军开展为期两年的试点工作，探索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思路模式、政策制度和办法措施，以积累经验，树立标杆，在新的起点上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又好又快发展。

整体推动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是一项宏大的复杂工程，必须有一个系统性强、任务清晰、标准明确的直观抓手。经过集思广益，总后勤部制定了《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目标任务框架》，把试点目标任务归纳为“四十二条”主要内容。“四十二条”是对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特点规律的深刻认识，是组织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工作的重要纲目和抓手。

将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方针政策引入实践操作层面

记者：制定《框架》即“四十二条”的依据与作用是什么，请您作个介绍。

刘铮：把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的方针政策引入实践操作，把战略任务转化到部队落地生根，我们确实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一开始提出“四化”，主要是提出战略指导和长远目标，方向十分正确，但需要细化，之后就有了《纲要》“十二个体系”。此后，总部机关相继出台一些落实的业务标准规范，对推动具体工作起到了较好作用，但考量起来则显得“细”和“散”，难以全面反映和把握《纲要》的精神。总后勤部依据《纲要》“四化”和“十二个体系”，围绕后勤“供、管、建、训、改”，把试点主要目标任务归纳为《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目标任务框架》即“四十二条”。

《框架》“四十二条”与《纲要》一脉相承、高度一致。《纲要》是源泉、是行动纲领，着重回答和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后勤、怎样建设现代后勤”的重大问题，管根本管长远；“四十二条”是抓手、是生动实践，源于《纲要》又实于《纲要》，是《纲要》的深化、细化、量化和具体化，管试点工作管实际操作。“四十二条”涵盖了《纲要》的核心内容，突出了整体推进试点工作的关键指标，使试点建设任务纲目更加清晰，一看就懂、一说就知、一做就明，是组织开展试点工作的基本遵循，较好解决了现代后勤与现实后勤、当前试点与未来发展、全面建设与重点突破、规范程序与改革创新、夯实基础与提升水平、机关筹划与基层落实等重大关系，有利于普及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试点的基本内容，使官兵进一步了解试点任务、预期成效以及由此带来的实惠，调动他们关心支持和参与试点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为加快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奠定坚实基础

记者：“四十二条”的主要内容有哪些？

刘铮：在保障体制向一体化推进方面，围绕建立完善后勤指挥体系、后勤力量体系和联勤运行体系，着重明确了后勤战备、重大保障行动、军事交通运输军民融合机制、后勤教育训练、后勤人才队伍、联勤供应保障、集约化联合采购等试点任务标准。

在保障方式向社会化拓展方面，围绕建立完善社会化保障体系、后勤动员体系和军事物流体系，着重明确了社会化保障、人事劳动、后勤动员、现代储运基地与军事物流建设等任务标准。

在保障方式向信息化迈进方面，围绕建立完善后勤装备体系、信息网络体系、保障设施体系，着重明确了科技创新、后勤装备、现代指挥手段、信息系统集成应用、军兵种保障基地与国防工程建设等任务标准。

在后勤管理向科学化转变方面，围绕建立完善后勤决策体系、法规标准体系和管理监督体系，着重明确了党委理财、理论与决策机制创新、现代业务管理、后勤标准一体化、军营饮食文化、后勤优质服务、医疗体系改革、现代军营与节能减排、后勤安全管理等任务标准。

需要指出的是，“四十二条”只确定了试点目标任务框架，实践中有关部门和单位，还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充实和拓展，形成不同专业、不同类型单位的具体建设标准和管理规范体系。

记者：请您谈谈试点进展情况以及下一步总体安排和工作部署好吗？

刘铮：总体看，试点工作呈现全面有序推进，整体快速发展的良好格局，初步成效比较明显。全军后勤坚持大事大抓，总部机关凝聚共识谋试点、齐抓共管推试点、同心协力保试点。试点大单位及部队将试点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筹划早行动快，组织指导有力，研究论证深入，工作筹划到位，职责分工明确，工作思路清晰，抓得紧抓得实，建设重点突出，创新力度较大。

按照军委总部指示要求，今年试点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全面建设现代后勤纲要》为依据，以“四十二条”为抓手，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改革创新，实施重点突破，加快分类建设，确保圆满完成试点任务，为“十二五”加快整体推进全面建设现代后勤奠定坚实基础。(范炬炜)

第四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进程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形成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机制。“十二五”规划提出，“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加强城镇化管理，不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和水平。”准确把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精神实质，需要更加注重构建城镇化战略布局，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更加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加注重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促互进机制的形成。

一、我国城镇化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目前有设市城市655个，其中特大城市122个（人口超过400万的超大城市13个）、大城市118个、中等城市151个、小城市264个；建制镇19234个。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0年的47.5%，年均提高0.93个百分点。目前，我国城镇化水平已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平均水平，长期存在的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开始扭转。

我国城镇化进程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农村富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离土不离乡”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年均提高0.65个百分点，打破了城镇化水平长期徘徊乃至逆向发展的坚冰。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10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深化，依托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吸纳农民工流动就业，成为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形式，这一时期城镇化率年

均提高1.25个百分点，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最快、转移农村人口最多的时期。三是自“十二五”规划起的未来20年。这一阶段，我国城镇化发展将出现新趋势，城市群、城市圈和小城镇将成为吸纳农村人口的重要两极。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一些具有区位和产业优势的地区，已逐步形成相对集中的城市群、城市圈，如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以不足4%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18%的人口，实现了全国40%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些地区以及其他大城市群周边地区，将是今后统筹城乡发展的重点地区，城镇化水平将有一个量和质的同步提高。另一极是小城镇。目前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45%以上，小城镇企业创造的税收占全国地方税收总额的四分之一以上，人口、产业和财政聚集效应正在逐步显现，随着国家政策的倾斜，小城镇将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极。

上述三个阶段中，前两个阶段约30年时间，主要是通过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为工业化提供廉价劳动力，工业化带动了城镇化。正在进行中的第三个阶段，约20年时间，则是要通过城镇化解决农村人口的市民化问题。可以说，前两个阶段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工业。第三个阶段，则是转向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第三阶段是攻坚阶段，涉及的多是体制、机制问题，比前两个阶段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但如果政策对头，效果会更加明显。我国用50多年时间，走过国外需要百年才能完成的城镇化历程，将在中国历史上写下彪炳青史的一页。

二、“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我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超出预期，已成为经济增长的引

擎，这是有目共睹的，但增长质量不高的问题同时存在。

主要表现为：一是一些一线和中心城市的宜居、生态功能退化。由于人口规模快速膨胀，人口聚集过于集中，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增长不同步，交通、住房、公共服务不堪重负。有些城市的水、电、气、热、煤等供应常年紧张运行，资源承载能力逼近极限，城市的生态功能弱化。二是城市建设规划稳定性差。一些城市功能定位不清，同构性竞争导致重复建设。一些城市规划修编占地过多，用地扩张和耗费资源过度，集约化程度低。三是公共服务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不少农村人口进城后的居住、生活条件较差，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这部分人群基本集中在城乡结合部，由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公共服务出现缺口，一部分成为城市的边缘群体。四是社会管理滞后。面对庞大的流动人口，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方面还没有行之有效的对策，基础管理工作薄弱。

“十二五”时期的城镇化发展，要认真总结过去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妥善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好大城市规模扩张与提高增长质量的关系，更加注重城镇化发展的质量和效率。我国的一线城市和中心城市，要坚决遏制城市发展中的“马太效应”，不能再走“摊大饼”式的外延扩张和人口无序增长的发展道路，而要重视内涵式增长，在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社会管理，提高城市化质量上狠下功夫。大城市发展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区域的资源、环境条件相适应，要着力提高单位土地的人口承载能力及集约化水平。二是处理好大城市发展与中小城市、小城镇建设的关系，更加注重推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是联结农村和大城市的桥梁纽带，在城镇化

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担负着双重职责。大城市应加快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增长方式转变，把高新科技、优质高等教育、先进文化、医疗卫生、金融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高端制造业等作为发展重点，其他产业则可有步骤地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应抓住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科学、均衡布局并聚集产业，构建发展平台。三是处理好城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系，更加注重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互促互进机制的形成。坚持城乡统筹发展，建立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互促共进的新型城乡关系，使广大人民共享城镇化成果。要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步提升城镇和乡村现代化水平。防止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忽视新农村建设，使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加强城镇化过程中的土地管理，保护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不以牺牲农业、农村和农民利益为代价推动城镇化。

三、“十二五”城镇化发展要解决好五个问题

一是认识问题。城镇化过程既要遵循规律，顺应发展，又要统筹协调，量力而行，在财力可承受、群众可接受、发展可持续的前提下积极推动。要警惕形式上的“城镇化”，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或县改市、市改区，在产业未发展，农村人口住所、职业、社会保障等都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将农民统计为市民，单纯追求所谓的“高城镇化率”，这种不反映经济社会实际发展真实水平的城镇化，没有实际意义；要警惕用高负债支撑城镇化，防止寅吃卯粮，透支未来，急于求成；要警惕“贪大求洋”式的城镇化，一切从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多搞实惠有用、群众欢迎的东西，少搞哗众取宠的东西。

二是规划问题。“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应按照城乡统筹、层次分明、功能清晰的原则，编制城乡融合、相互衔接、全域覆盖的总体规划，同步推动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社会事业规划向农村延伸，改变过去城乡规划各自为政的二元格局。应维护规划的稳定性和权威性，未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调整，就是对经过中期评估或经济社会状况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规划的，也必须符合法定程序，维护规划的稳定性。要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监督，包括人大监督、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

三是户籍制度问题。城镇化意味着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相应社会管理体制的根本性转变。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进城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已经发生变化，相应的户籍、住房、教育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配套改革就需要跟进。“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符合落户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目前，全国已有十多个省（市）出台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正逐步建立以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以合法固定住所和稳定职业（生活来源）为户口准入条件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登记管理制度。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籍划分，只是打破二元户籍制度的第一步，关键是要把户籍制度与相关福利制度逐步分离，逐步弱化或取消依附在户籍上的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保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差异。这种分离，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迈的步子可以大一些，在特大城市，由于城市容量等因素制约，要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防止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

倾向。

四是小城镇管理体制问题。对于人口多、经济总量大的重点镇，要研究解决其“责大权小”的问题，积极探索“强镇扩权”，理顺管理体制，提高行政效率。可考虑向重点镇下放行政执法权限，把公安、交管、环保等部门行政执法权及必要的行政许可权下放，提高其社会管理的控制力和执行力；推进镇级财政体制改革，研究按实际人口规模确定财政分配关系，减轻重点镇在基本公共服务投入上的财政压力；根据城镇集中居住的常住人口及财政收入规模，解决其机构设臵、公共服务队伍人员编制等问题。

五是资金问题。推进城镇化进程，不仅需要增加对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还要加大对进城人口的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服务的支出，资金需求量大，这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更为突出。“十二五”时期，要认真研究解决中小城市、小城镇发展的资金来源问题。在继续调整公共财政分配格局的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各类投资主体参与城镇化建设。探索市政公用事业投资体制改革，实行市场化运作、社会化服务，形成投资、经营、回收的良性循环。要高度重视城镇化的债务负担问题，发展目标要明确，速度要适度，步伐要稳妥，使城镇化走上持续、健康、协调、均衡发展的道路。

第五篇：积极稳妥推进人民陪审制度改革

积极稳妥推进人民陪审制度改革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院座谈会综述

胡夏冰 高领 刘淑丽 金晓丹

2014年12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在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全国部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法院座谈会。与会代表就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今后的改革重点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研讨。大家一致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是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要司法改革任务，改革试点法院要严格按照中央的要求和部署，结合地方实际情况，认真梳理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革建议，积极稳妥地推进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现将会议研讨情况综述如下。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基本情况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周玲指出，广东省目前人民陪审员队伍已经达到9800多人，提前完成“倍增计划”任务。根据中央精神和最高人民法院的要求，广东法院积极探索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力争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人民陪审制度改革经验。

广东省珠海市香洲区人民法院院长徐素平指出，香洲区法院在改革中注重扩大选任范围和渠道，严把人民陪审员资格审查关口，建立随时报名机制，增强人民陪审员的广泛性和代表性。同时完善人民陪审员参审机制和奖惩机制。今年以来，香洲区法院探索试行“5人制”大合议庭审理案件机制，实行人民陪审员在裁判文书上亲笔署名制度，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副院长薛春江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要实行陪审员深度参审机制，让陪审员了解案情、查阅案卷、庭审询问、参加合议、参与裁判文书制作，庭审中给陪审员提供询问当事人的机会，合议时让陪审员率先发表意见，保障人民陪审员深度参与案件审理。为此，东城区法院制定了《关于人民陪审员深度参审的规定》，效果明显。

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张云指出，南充法院在坚持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群众公认的基础上，将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从大专放宽至初中和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将大部分群众公信度高、社会感召力强的基层群众和村社干部纳入候选范围，注重吸收不同行业、性别、年龄的人员参加陪审工作，改变了人民陪审员“官多民少”、“城里人多乡下人少”的局面。对所有人民陪审员根据地域、行业、专业等特点，分类建立信息库，开庭前由法院随机抽取并通知案件当事人。同时充分考虑人民法庭和中院、基层院机关案件不同特点，按地域、行业、专业有所侧重地随机确定，确保人民陪审员产生的随机性和广泛性。充分保障人民陪审员的参审权利，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审理的，承办法官必须提前3日通知陪审员阅卷。庭审过程中，陪审员享有与法官一样的调查发问权。案件评议时，为确保独立发表意见，由人民陪审员首先发表意见，如与法官意见出现严重分歧，主审法官在案件判决前向分管副院长请示或提交审委会讨论；审委会讨论有陪审员参与的案件时，邀请陪审员参加并发表意见。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人民法院政工科科长高旗指出，雁塔区法院建成陪审员信息库，为做好陪审工作提供了详实的基础数据。实行专业人才“小循环”定案抽取方式，有效发挥了人民陪审员专业特长，提高了案件审判质量和效率。建立陪审工作QQ群，每天上传开庭安排表，运用信息技术规范日常陪审活动，确保陪审工作有序开展。

云南省富源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金福全指出，富源法院在选任陪审员过程中坚持个人申请与组织推荐相结合，坚持农村与城镇相结合，放宽了学历条件，将熟悉社情民意、善于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层乡镇干部、综治维稳人员、人民调解员、村（居）委会干部以及农村德高望重的老同志纳入陪审员队伍，该部分陪审员占陪审员总数的78%。并且建立申请陪审制度，在立案和送达时，让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选择是否申请陪审员参审，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建立随机抽取制度，对陪审员信息进行编号公示，立案时告之当事人该项权利，如当事人申请，经审查符合陪审员参审规定的，于开庭前7日从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确定。目前随机抽取仅限于城区案件，乡镇中心法庭辖区案件因地域跨度太大，不宜实行随机抽取。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夏雯指出，鼓楼区法院落实“倍增计划”后，对人民陪审员实行分组管理。同时对人民陪审员参审程序进行改革，建立人民陪审员信息库，当事人可选择人民陪审员。

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马贤兴指出，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要注重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民陪审员的阅卷权。至少在开庭3日将有关阅卷材料交给陪审员。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人民陪审员应当至少在开庭3日前来法院阅卷。二是人民陪审员发问权。建立庭前提示制度，开庭前法官应主动向人民陪审员介绍案件争议焦点，耐心解答人民陪审员有关案情的提问。在法庭调查过程中，人民陪审员如有疑问，经审判长同意可以随时发问；审判长也可以视案件具体情况提示人民陪审员是否发问；在法庭调查程序结束以前，审判长应当询问人民陪审员是否需要发问。三是人民陪审员评议权。合议案件前，法官应对本案的争议焦点、涉及的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主要证据等作详细介绍。合议案件时，应按照人民陪审员、普通审判员、审判长的顺序进行。人民陪审员评议案件时应当围绕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充分发表意见并说明理由。人民陪审员应当认真阅读评议笔录，确认无误后签名。

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敖广恩指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应当坚持以问题为导向，认真全面地分析目前人民陪审制度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问题的改革方案。

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副部长、最高人民法院特约监督员孙文彬认为，人民陪审制度目前存在的问题，除缺少宪法依据和现有法律规定不够完善外，还表现在：人民陪审员实行固定五年任期制，造成实际参与司法程序的公民人数较少；由人民法院直接聘请或邀请某些特定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导致社会公众参与司法的广泛性、代表性不够。同时，有的陪审员参审意识不强，使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人民陪审制度难以落实；庭审过程在有的地方基本由法官操纵，陪审员参与审判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法官的陪衬，并且在合议庭评议案件时陪审员往往只是点头附和，结果使得人民陪审员制度成了摆设；不少受理案件较多的法院，安排少数人民陪审员常年参加陪审工作，使人民陪审员成为“编外法官”。人民陪审员的管理和培训工作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主任金军认为，目前人民陪审制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人民陪审员在司法活动中存在着 “陪而不审、审而不议、议而不决”等现象。人民陪审制度改革中遇到的问题，单靠法院很难解决。人民陪审制度改革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人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

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吴家金认为，目前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不够广泛。一是数量不够，即使全国所有法院都完成了人民陪审员“倍增计划”，陪审员数量与全国总人口相比仍然只占极少的比例，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目前仅仅极少数社会公众享有参与司法的权利，通过这些人反映的民意，也不一定是社会的主流民意。二是构成不科学，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所占比重远远高于普通民众，致使人民陪审员队伍“官员化”现象普遍存在。公务员队伍及参照公务员管理单位的陪审员，其价值取向、立场等，与普通群众有所区别，他们与职业法官更接近，致使他们不能相互弥补职业及价值偏见。三是社会阶层代表性不足。城镇居民的陪审员数量远远高于农村村民陪审员数量。这背离了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国情，也造成了陪审员与其所代表的阶层、行业人口数量成反比的尴尬现象。

广东省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尹振宇指出，目前社会对人民陪审员制度不够了解，法律层面没有形成人民陪审员参审支持体系，许多民众对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积极性不高。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中级人民法院政治处副主任周明辉指出，目前陪审员参审作用发挥不够理想，有时随机抽到的陪审员以在外地、工作忙或其他种种原因为由不参加案件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庭审活动的开展。法律没有规定陪审员不参加陪审应承担的责任，导致有些陪审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有的长期不参审，影响了陪审制度的落实。尤其是实行“倍增计划”后选任进来的农民陪审员，由于对案件事实缺少正确判断或对法律规定掌握不多，不敢发表意见，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徐素平指出，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中仍然存在着“陪审走过场”现象，削弱了人民陪审制度监督司法的积极作用。同时，一些专业领域（如保险、会计、建筑工程、证券、医学、知识产权等）的专家型人民陪审员数量不足，不利于特殊类型案件的审理。

薛春江指出，过高的学历条件阻止普通群众进入陪审员队伍；有关规范性文件对哪些公民不能担任陪审员规定得不够具体和明确；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较为模糊，操作性不强，导致实践中哪些案件由陪审员参审不好掌握。目前对陪审员参审案件比例的硬性规定不太符合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有相当一部分案件没有必要让陪审员参加。随机抽取方式有时难以落实，随机抽到的陪审员有的借口有事不能参审，法院对此没有相应的解决措施。

夏雯认为，人民陪审员与法官在案件信息方面存在着不对称的现象，人民陪审员对案件审理难以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导致人民陪审员不能实质性地参与案件审理。

高旗认为，我国法律没有明确如何处罚违法违纪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不属法院人员，对其管理存在一定的难度，出现违法违纪问题难以处罚。部分人民陪审员的风险意识、责任意识不强，容易形成人情案、关系案。部分人民陪审员作风纪律不好，给法院造成了不良影响。而对人民陪审员的廉政纪律处分最多是免职，承担责任的往往只是法院和法官。

金福全指出，随着陪审员“倍增计划”的实施，陪审员误工费、交通费、伙食补助费等体量增大，加之地方经济近年来不够景气，地方财政入不敷出，陪审工作经费十分紧张，已严重影响到陪审工作的顺利开展。

人民陪审员制度未来改革的建议

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院长助理王韶华认为，应当重新建构陪审员参审案件的诉讼结构和组织形态，可以称之为“参审团”或“陪审庭”。具体构想： 一是将陪审员从合议庭中分离出来，组成独立的参审团或陪审庭，保证陪审员独立参加庭审，独立进行评议，独立提出事实认定意见。独任法官或法官合议庭负责对法律适用作出裁判；二是增加陪审员人员的数量，保证其对事实认定审理的质量和水平。参审团或陪审庭至少要由3名或5名以上陪审员组成；三是参审团或陪审庭在法庭上单独设置席位，可参照英美陪审团，设在审判台一侧；四是参审团或陪审庭独立对事实认定，独立进行评议并提出意见，不受法官影响和干扰；五是参审团或陪审庭与法官对事实认定不一致的，应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确定，或者参审团或陪审庭意见一致的，而与法官意见不一致的，原则上以参审团或陪审庭认定为准；六是长远设计实行参审团或陪审庭完全独立负责事实认定，法官只负责法律适用，对于参审团或陪审庭作出的事实认定，除非有重大情事外，原则上不能提出上诉。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政治部地方干部处副处长黄必良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应当依法进行，建议适时制定“人民陪审员法”，规定人民陪审的性质和功能、人民陪审员的选任条件和机制、人民陪审员参审案件范围和程序、人民陪审制度的保障措施等。

河北省沧县人民法院政治处主任李兴昌认为，人民陪审制度是国家的一项司法制度，其主要目的是通过陪审制让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司法，因此参与案件陪审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其基本义务。担任人民陪审员的资格和条件应该放宽，尤其在农村基层法院，更应当降低学历条件的要求。

山东省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院长梁伟认为，要完善人民陪审员的抽取机制，保证陪审员参审的随机性。建议采用法院随机初选与当事人最终选定相结合的方式确定陪审员的人选，增加当事人抽选环节。开庭时，双方在听取候选陪审员基本情况后，可选择自己的人选，双方都有一定数量的否决权；经多次选择后，确定双方都同意的人选作为该案陪审员，这样可以提高人民陪审制度的公信力。

徐素平指出，人民陪审制度改革应当正确定位人民陪审制度的价值和职能。陪审制度的核心目标是发挥司法的民主性，避免由职业法官垄断司法权的行使。建议陪审制度入宪，在未来修改宪法时把陪审制度增加进来。同时，要修订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立法，尽快制定专门的人民陪审员法，对人民陪审员的资格条件、选拔程序、任职办法、职责范围、权利义务、解任条件、处罚规则等问题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

薛春江指出，陪审制度作为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普通群众有序参与司法的渠道，陪审员通过普通的认识判断能力对案件事实认定发表意见，不再参与法律适用。规范陪审员的选任资格和条件。应当放宽现行的对陪审员学历条件的限制，除必要的政治条件外，规定只要具有正常的识别能力和判断能力、达到一定的年龄、没有犯罪记录就可以成为陪审员候选人，以便让更多的群众参与到司法审判中来。

尹振宇指出，随着人民陪审员队伍的迅速扩大，管理和经费保障压力剧增，建议落实人民陪审员管理专门编制人员，尽快解决人民陪审员经费保障问题，以便全面落实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孙文彬认为，人民陪审制度应当坚持并不断完善。现行规定人民陪审员任期五年过长，这实际上减少了公众参与陪审的人数，不符合四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扩大社会公众参审范围的要求，应当适当缩减人民陪审员的任期。同时进一步明确适用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案件范围。

吴家金认为，要按照“平民陪审”的要求扩充陪审员队伍，争取使每个大的农村村庄和城市社区都有一名人民陪审员。增补陪审员时，应改变以往的以组织推荐为主的陪审员选拔机制，推行“海选”，注重提高基层群众的比例，吸收社会不同行业、不同年龄、不同民族、不同性别的人员，以体现其来源的广泛性和代表性。适当放宽学历要求，把品行良好、公道正派、群众威望高作为主要选任标准，把敢于主持公道、热心陪审事业、善于做群众工作作为重要考察指标。

马贤兴认为，不应当将人民陪审员的培训目标定位于达到专业法官的水平。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民陪审员来说，特别是在陪审员仅仅只需要认定案件事实的前提下，这样的目标既不现实也无必要。应当将人民陪审员培训的目标仅仅定位于掌握基本的参加审判所应当知晓的知识，比如关于审判纪律、司法礼仪、陪审流程等，并围绕这个目标设计培训方案。建议为人民陪审员发简明扼要的陪审小册子，小册子用通俗、简明的语言介绍人民陪审员应当掌握的基本知识。同时实现人民陪审员管理的法律化、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