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精选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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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析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

论文题目:浅析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兴盛

姓 名:__王国全_____ 学 号:__2012031132_ 院 系:__法政学院___ 专 业:__历史学_____

摘要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饮茶风气的普遍、陆羽《茶经》的问世、大宗茶市的出现、茶税制度的建立、饮茶习俗的外传等都说明了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关键词:唐代;茶文化史;形成;兴盛

中国是茶的故乡,从神农尝百草发现茶以来,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国人民在茶树的栽培管理、茶叶的加工制作、饮茶的方法、茶具的生产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生煮羹饮到饼茶散茶、从单一绿茶到多种茶类、从手工操作到机械化制茶、从饮茶的物质层面到品茶的精神层面等,期问经历了复杂的变革,并由此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茶文化。随着茶叶的外销,这种文化也传播至海外,并且派生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文化。本文拟从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唐代茶文化的成因方面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

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地位 1.全民饮茶蔚然成风

茶的发现是中华民族对于全人类的一个伟大贡献,它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健康的滋味丰富的饮料,也为人们感悟生命、修身养性创造了一种绝好的方式。但是,从“神农尝百草’夕的传说开始,历经两汉、三国、两晋和南北朝,人们对茶的认识和利用还局限在它的药用功能,只有到了唐代,饮茶才开始成为人们普遍的饮食习惯。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潮,它结束了自汉末以来四百年的混乱割据和异族入侵的局面,又吸取了隋末农民大起义的经验教训,其制度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照顾到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形成了一个国家统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文化空前发展的局面,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青春奋发的情绪,创造力蓬勃旺盛,音乐、歌舞、绘画、工艺、诗歌都以新颖的风格发展起来。这样的社会条件也为饮茶的进一步普及和茶文化的继续发展打卜了坚实的基础。也为饮茶这种更高级的物质享受创造了条件,人们有了更多的余闲和从容的心境去领略茶的美好滋味。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小寐,又小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小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夕就是说,到盛唐,由于佛教禅宗允许僧人饮茶,而此时又正是禅宗迅速普及的时期,世俗社会的人们对僧人的饮茶也加以仿效,从而加快了饮茶的普及,并很快成为流行于整个社会的习俗。喝茶的人多了,就出现了很多出售茶汤的茶馆,而且茶的产量和品种也开始增多。2.茶学著作相继问世 在唐朝安定富庶的社会条件卜,茶更普遍、更深入地进入了社会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饮茶成为一种全社会的生活习惯,一种极其广泛的嗜好。中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研究茶及茶文化的专门著作《茶经》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卜产生了。

封建文士和寺庙僧侣在茶学的形成和茶文化的发展传播方面有着特殊的贡献。寺庙僧侣经过长期的劳动实践,会种茶、制茶,而且精于茶术。而士大夫阶层创造性的发挥,又把茶的知识小断艺术化、理论化。从张孟阳“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左思的“心为茶奔剧,吹嘘对鼎沥”的诗句,我们可以看出魏晋时代的文士已小是简单的饮茶了,他们通过茶的烹煮饮用的全过程,精神上已得到了极大的享受。盛唐时期已处在我国茶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饮茶风尚也加速由南向北传播、普及。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卜,长期生活在南方产茶地区,从小在寺庙里长大的陆羽((737一804年,唐代竟陵人),小但熟悉茶事,而且以煎得一手好茶而闻名。作为一个有心人,陆羽一直注意收集历代茶叶史料,并亲自参与调查与实践,总结几十年宝贵经验,于唐上元初年隐居浙江菩溪,写出了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茶经》全书共分三卷l一节,七千余字。对唐代及唐代以前的茶的历史、产地、功效、栽培、采制、煎煮以及饮用的知识技术都作了充分阐述,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并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鸿渐(陆羽字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之法,造茶具二l一四事,以都笼统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于是茶道大行。”这就说明在陆羽及其《茶经》的影响和倡导卜,饮茶之风大盛,“茶道大行”。北宋诗人梅尧臣有诗曰:“自从陆羽生人问,人问相约事春茶。’夕说的也是陆羽及其《茶经》对唐代茶事活动的影响。应该说,在我国茶文化史上,陆羽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茶经》是我国古代最完备的一部茶书,并且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3.大宗茶市应运而生

我国茶叶贸易肇始于西汉,土褒的《憧约》内提到“烹茶尽具’夕和“武阳买茶”是茶叶进入市场的最早记载。这说明在唐代之前已经开始茶叶的贸易,但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当时已经出现以茶为大宗贸易物的茶市。茶市的出现应该在唐代。

茶树本是我国南方部分地区的一种野生植物,首先开始人工栽培的是地处南方山林的佛教僧侣。他们为了供佛和坐禅的需要,在寺庙周围种植茶树,采制加工茶叶。“寺院茶’夕成了寺庙经济的组成部分。唐代许多茶叶的名品当时都出自寺院。所以在中唐以前,寺庙茶园在茶叶生产上一直占据了重要位置。此后,由于对茶的社会需求量小断增加,地方官员还在南方原先小产茶的地区,通过行政手段推广制茶,因此,茶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茶产量越来越多,对茶叶的制作也越来越精,随着饮茶之风的进一步普及,茶叶已经在唐代具备了商品属性,进入了流通领域,进而出现城市商业茶馆,大宗茶市应运而生。4.茶税制度初步建立

早在汉代,盐和酒就实行了专卖制度。而税茶、榷茶则是唐代中期才开始实行的制度。其实,唐土朝建立后的很长的一段时期里,国家对盐铁木等山泽之利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对待茶类生产更是放任茶业私营自由发展。这种政策为茶业的飞速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制度基础,也正是由于茶业经济的欣盛繁荣使得封建土廷小得小重新审视茶以及茶税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唐德宗建中三年,户部侍郎赵赞以“常赋小足”为借口建议开征茶、漆、竹、木税,税率从价征一分之一。自此开了茶叶征税的先例。但此时并小是为茶而设的专税,只有到贞元九年张傍倡发的茶税课征才是真正的为茶专门设立的税种,他主张在茶叶产地和商路要道按品质优次将商人所携带茶叶分为三等,征收总价值的10%作为茶税。自茶单独课税以来,随着茶叶生产和贸易的发展,税额小断增加,茶税收入也逐渐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5.饮茶习俗陆续外传

唐代是中外交通空前发达的时代,因此与邻邦有着积极的文化交流,虽然茶叶在当时还小作大宗商品外销,但随着对外交流的扩大,茶叶的种植方法和饮茶习俗已影响传播到邻近的国家和少数民族地区。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朝鲜和西藏。茶的广为传播,得力于唐代佛教的发展与繁荣,当时僧众小但种茶自用,还常办茶宴招待香客与外来僧人。盛唐时期,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僧和留学生,他们在中国生活几年或几十年,完全过着与中国人一样的生活,连名字也改了,甚至还有人在中国娶妻生子,唐德宗年问,日本高僧最澄到中国天台山国清寺拜道邃禅师为师。学成回国时,特带茶种回到日本,并种植于日本近江一带,这是中国茶种外传的最早记载。

二、唐代茶文化形成的社会原因

陆羽《茶经》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道文化的正式诞生,伴随着饮茶的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追根探源,唐代茶文化的兴盛,至少有以下原因: 1.唐代茶文化的形成兴起于佛教的发展与繁荣

我国佛教本自国外传来,最初是天竺教占上峰,天竺佛教教义与中国道家、儒家思想都发生冲突,到唐代出现儒、道、佛合流的趋势,于是产生了中国牌的佛教:禅宗。禅宗认为佛在心内,小在心外,心外之佛都是假的,所以主张“静心”、“自悟”,重视“坐禅修行”,即必须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枷跌而坐”、“过午小食”,而茶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肌饿,因此茶被作为首选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2.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关系密切

唐朝用严格的科举制度来选才授官,非科第出身小得为宰相。每当会试,小仅举子被困考场,连值班的翰林官也劳乏得不得了。于是,朝廷特命将茶送至考场,以茶助考,以示关怀,因而茶被称为“麒麟草”。举子们来自四面八方,都以能得到皇帝的赐茶而无比自豪,这种举措在当时社会上有着很大的轰动效应,也直接推动了茶文化的发展。3.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唐代诗风大盛有关 唐代科举把诗列为主要内容,其余考试科目被视为下等。以诗中第才是士人心中的理想目标。利禄所在,使文人无小攻诗,于是吟咏成风。尤其到中唐,出现诗歌的极盛时期,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的一页。写诗的人需要益智提神,故诗人多嗜茶。所以卢全赞美茶对引发诗兴的作用时说:“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字。四碗发轻汗,平生小平事,尽向毛孔散„„。杜甫说过“李白斗酒诗百篇”,但在卢全看来,茶对激扬文思的作用则更大。诗人常流连于山水自然之问,饮茶必有好水,而名山、名泉的发现和鉴赏,小仅进一步促进了饮茶之风,而且经过诗人的形容、夸张,使茶事活动艺术化,并且使饮茶直接向美学角度推进了一步。4.唐代茶文化的形成还与朝廷直接提倡有关

中唐以后各皇帝大多好茶,为提神消食、治病,便向民问搜刮名茶,贡茶因之兴起,如阳羡、顾诸都是当时名茶贡品,浙江的顾诸紫笋,唐中叶以后岁贡一万八千斤,大历年问专门在浙江顾诸山侧的金沙泉畔建立贡茶院,用于进贡宫廷御用茶叶,新茶出来后,必须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每年在清明节举办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小仅有土公大臣,皇亲国戚,还有外邦使者等。应该说,宫廷对饮茶文化的重视,直接推动了唐代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文化的兴盛是对历史上茶文化吸收和发展的结果。茶文化在唐代的最终形成,决定着唐代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的里程碑意义,也使得一系列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唐代都得以完成。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的历程.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2)封演.封氏闻见记.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李珏.论王播增榷茶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2.

第二篇:浅谈唐代的茶文化

浅谈唐代的茶文化

摘要: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文化的发祥地。寻根溯源,世界各国最初饮用的茶叶、所种的茶种以及品饮方法、茶事礼仪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中国传播出去的。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国力最强盛、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的时代,作为当时一个世界性的大国,唐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远远超出国界。长安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茶文化正是在这种大气候下形成,随而出现高潮,并且独具特色,空前繁荣,因而史称“茶兴于唐”。

关键词:唐代 茶 茶文化

茶叶是劳动生产物,是一种饮料。茶文化是以茶为载体,并通过这个载体来传播各种文化,是茶与文化的有机融合,这包含和体现一定时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树和制作茶叶的国家。早在西周初年,西南地区的巴族人民就已经在园圃中种茶了,还将茶作为贡品献给中原王朝。后来,茶叶生产推广到长江流域。唐朝时期,饮茶之风盛行,从南方传到北方,又从中原传往塞外。

唐朝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辉煌时期,鼎盛一时。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以及南北文化交流的密切,都为茶叶的生产和传播提供了条件。伴随着饮茶高潮,带动了茶业和茶文化的空前繁荣。唐朝茶文化的兴盛,具体体现在上至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诸子百家,下至挑夫贩竹,平民百姓,无不以茶为好。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文人雅士,无论是僧侣道士,还是普通百姓,都曾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饮茶这一生活艺术活动中来,也正是由于有了文人雅士的参与,才使得饮茶能够超越生活必须品的范畴而进入一种高尚的文化境界,从而实现了从单纯满足口腹之欲到精神愉悦的飞跃,从此,茶文化这样一枝深深植根于民族心理之中的艺术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绽放得更加鲜艳夺目,散发出无比诱人的芬芳。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著的生产事业和文化。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面临着沉重的财政负担和政治危机,“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④。为了解决迫切的军费问题,唐政府采取的办法之一就是征收茶税,充当国用。这种政府行为不但体现了唐朝茶业经济在整个国家经济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反映了茶业的社会经济意义。而这也说明民众对茶的强大消费能力,可以说奠定了茶叶消费习俗的物质基础。

唐代宫廷贡茶政策的实施在茶叶消费习俗的文化提升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茶叶的采摘时间,采摘程序,以及与由此衍生的各种习俗活动,更深层次提升了茶叶消费的精神内涵,唐代贡茶制度的推行是茶以物化形式转向精神化因素的重要依据。凡是贡茶都以早摘、早加工为贵。初时规定进贡茶叶的时间为冬季。由于茶叶一般产于春季,而且品质比较优良,后来唐政府就把春季定为进贡贡茶的时间。湖州顾渚紫笋和常州阳羡茶作为贡茶开始于肃宗和代宗。陆羽有诗云:“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发芽”。朝廷为了保证阳羡茶的来源,特派茶史太监赴唐贡山及顾渚茶山设“茶舍”和“贡茶院”,专管贡茶的采制、品鉴和进献。新茶出来后,要赶快到山里采摘,必须在十日之内,快马加鞭,昼夜兼程,于清明节前贡到。因为“清明茶宴”是宫廷清明节举行的最大的宴请活动,参加人员不仅有王公大臣,皇亲贵戚,还有外邦使者等。每年宫廷举办规模盛大的清明茶宴,主要是显示朝廷附近怀远、和谐万邦的政治气度。每年清明之前至谷雨之间,湖、常二州的地方长官奉诏进山修茶时,还要带上眷属、侍从、乐工、歌伎等人,到茶山举行盛大的“茶山境会”。同时还邀请临近州县的地方长官、乡宦名绅为宾客前来茶山助兴,在“境会”上品茗斗茶,饮酒赋诗,且歌且舞,鼓乐喧天。杜牧在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年)在湖州刺史任内奉诏修茶时,对茶山盛会也进行了描绘:舞袖岚侵润,歌声谷答回。„„好是全家到,兼为奉诏来。(26)

唐代为帝王采制用以祭祖的贡品茶时,地方官员还要选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举行隆重的开园仪式,然后才能采制贡品。如李吉甫在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撰写的《元和郡县图志》记载了采制“蒙顶茶”的情景:

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每年于清明节前,名山县令择吉日,沐浴礼拜,朝服登山,请山上寺院的和尚主持开园仪式,在焚香拜山后,在“皇茶园”中采茶叶三百六十片(合夏历全年之天数),炒制成茶,存入两个基银瓶,贡送京都,供帝王祭祖之用;同时,在蒙山上清峰、甘露峰、玉女峰、井泉

峰、菱角峰摘“凡种”茶叶,揉成茶团名“颗子茶”,贮于十八只银瓶内,陪贡入京,称作“陪茶”。

民间茶礼俗对唐代宫廷贡茶礼仪的传承是十分巨大的。茶被列为“荐新”礼俗的祭品之一,最早就是出现于唐代。唐代皮日休《包山祠》记载了唐代乡村以茶祭祀的礼俗,“村祭足茗粣,水奠多桃浆。”茶祭的礼俗一直流传至今。正式茶宴的名称出现在唐朝诗人吕温的《三月三日茶宴序》中。唐时最为风行的分茶也是由宫廷贡茶礼俗而来,士大夫把皇帝赏赐的贡茶分赠给亲朋好友,一般称为“分茶”,也有称“赠茶”、“赐茶”、“分甘”的。

唐朝禁酒令的颁行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唐朝茶叶的生产和消费。茶,作为一种酒的代替品而盛行于民间里坊。同时,唐代城市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交通十分发达,从京城长安、洛阳到四川、山东、河北等地的大中城市,都有频繁的商业往来。商人在外经商、交往,要住宿、要谈生意、要解渴、吃饭。为适应这种需要,开店铺煎茶卖茶,自是必然。同时,城市经济的繁荣,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城市居民阶级。他们既不是经常调换岗位的文人官吏与士卒兵丁,也不是完全老死乡里的农民,而是活跃在各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贩夫,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员。这些人,较之乡民见识广,而比上层社会则更重人情、友谊。他们生活在城市中,比邻而居,街市相见,却又不似乡间以血缘、族亲为纽带。但活跃的居民阶层却又需要彼此沟通。茶文化的出现,沟通人际关系便是其重要的功能之一。于是,茶馆文化便应运而生了。

较早明确的关于茶肆记载的是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约作于八世纪末)。该书卷6 《饮茶》一节提到,自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泰山灵岩寺僧学禅不能夜寐而饮茶以来,寺僧“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矮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3)。另外,《旧唐书•王涯传》记载王涯仓惶出走,“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34)。《太平广记》卷341《韦浦》条记韦浦“俄而憩于茶肆”(35),都证明唐代已有茶肆。

唐朝时,不但城市有茶肆,乡村也有茶店。《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唐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六月九日,日本僧人圆仁在郑州“见辛长史走马赶来,三对行官遇道走来,遂于土店里任吃茶”(36)。这个“土店”,很可能就是老百姓在交通要道旁开设的比较简陋但可供饭食、茶水的小店。唐代长安外郭城有茶肆,城外有茶坊。扬州海陵如皋镇也有茶店。此外,民间还有茶亭、茶棚、茶房、茶轩和茶社等设施,供自己和众人饮用。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唐代茶馆虽不能说很普及、很完善,多是与旅舍、饭店相结合,未完全独立,但也初具规模,为两宋茶馆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唐代后期,茶不但成为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和嗜好之物,甚至到了无异于米盐的地位。具有经济眼光的商人在城市中开设各种店肆来满足这种市场需求。正是由于茶在唐代社会生活中所独具的大众性,“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39)唐代是中国茶文化发展的第一座高峰。茶圣陆羽所撰的世界第一部茶书,享誉全球的《茶经》问世,构筑了一个气度恢宏、体系完备的茶文化体系。陆羽以其精湛的茶艺,科学的概括,丰富的理论思维,极大地推动了茶饮风习的普及和饮茶艺术化过程,使唐代成为一个茶文化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陆羽将唐代的煮茶技艺总结为:“一曰造,二曰别,三曰器,四曰火,五曰水,六曰炙,七曰末,八曰煮,九曰饮”(《茶经•六之饮》),就是茶叶采造、鉴别、茶具、用火、用水、炙茶、碾末、煮茶、饮用等九个方面。唐代盛行煮茶法,据《茶经•五之煮》记载是先将茶饼放在炭火上烘炙,两面都要烘到起小泡如蛤蟆背状,然后趁热用纸囊包起来,不让精华之气散失。等茶饼冷却后将它碾磨成茶末,再筛成茶粉。等水烧到冒起如鱼眼大小的水珠同时微微发出声响,称为一沸,要放点食盐进去调味。等水烧到锅边如涌泉连珠时为二沸,先舀出一瓢滚水备用,再用竹笑环击汤心,然后将茶粉从中间倒下去。过一会儿锅里的水翻滚为三沸,将就刚才舀出的那瓢水倒下去,此时锅里的茶汤会产生美丽的泡沫,称为“汤华”。这时茶汤就算煮好,分别舀人茶碗中敬奉宾客。

陆羽提倡的这套煮茶程序是:炙茶、碾茶、罗(筛)茶、烧水、一沸时加盐、二沸时舀水、环击汤心、倒人茶粉、三沸点水、分茶人碗、敬奉宾客。整套程序是相当完整的,其技术要求也是颇为明确、具体。

陆羽特别重视煮茶时要培育出美丽的“沫饽”。称之为“汤之华”,华者花也。指的是茶汤表面上浮泛的一层细密均匀的白色泡沫。

唐代茶肆中敬奉偶像也具有一定的精神意义。卖茶者将烧制的陆羽陶像放在煎茶的炉灶上和茶具间,奉陆羽为茶神。《新唐书•陆羽传》载:“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37)《大唐传载》也说:“今鬻茶之家,陶其像置锡器之间,云:宜茶足利,„„今为鸿渐(即陆羽)形者,因目为茶神,有交易则茶祭之,无则釜汤沃之。”(38)直到近现代,一些茶铺的炉灶上仍供陆羽神像。

不过,在唐代茶艺发展进程中,除了陆羽等人之外还有一位茶人的贡献值得注意,这就是临淮县(今江苏洪泽县西)的常伯熊。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6记载:“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临淮县馆。或言伯熊善茶者,李公为请之。伯熊著黄被衫乌纱帽。手执茶器,口通茶名,区分指点,左右刮目。茶熟,李公为啜两杯而止。既到江外,又言鸿渐能茶者,李公复请之。鸿渐身衣野服,随茶具而人。既坐,教摊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毕,命奴子取钱三十文酬茶博士。”

然而,唐代“茶道大行”,除茶圣陆羽其功不朽外,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推波助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作为最有文化、最有艺术品味的群体,文人士大夫阶层把饮茶视为一种能够显示高雅素养、寄托感情、表现自我的艺术活动,不断地雅化茶事,从而形成了以“品”为主体的饮茶艺术。士人相聚,必以烹茶,品茗清谈;迎宾待客,则举行茶宴、茶会、茶集,吟诗联句,其乐无穷;朋友之间,还时常不远千里,寄赠佳茗,共同品尝大好茶味。许多达官贵人、文人雅士嗜茶成癖,乐此不疲。在上层人士中,宰相李德裕、吏部尚书颜真卿、兵部员外郎李约、湖州剌史李季卿等,皆是酷爱饮茶之人。在诗人当中,醉心于茶事,有茶诗传世者,约有百馀人。其中如李白、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杜牧、刘禹锡、柳宗元、温庭筠等大诗人,皆有饮茶之佳作传世。尤其是诗人卢仝的一曲脍炙人口《饮茶歌》,用夸张的手法,把饮茶的感觉描绘得淋漓尽致,堪称千古绝唱,对饮茶风习的普及推广,起到了引导和推动作用。

自唐代起,文人开始历史地担当起饮茶的主角,著名的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几乎没有不嗜茶者。进入大唐盛世,茶圣陆羽所倡导的艺术品饮风习,风靡一时,在文人士大夫中大行其道,实现了从物质享受到精神愉悦的飞跃。陆氏在《茶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言下之意是说,只有“精行俭德”之人才适合饮茶。这“精行俭德”四字,规定的茶人应该具有的道德品行,在中国茶文化史上第一次把茶与人们的道德品质相联系,体现了陆羽所倡导的茶道精神。大约与陆羽同时代的裴汶在《茶述》一文中有言:“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烹之鼎水,和以虎形,人人服之,永永不厌。”其中,“其性精清”、“其味浩洁”,说的是茶本身高洁的品性;“其用涤烦”、“其功致和”,把茶能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功能作了高度概括,充分显示出文人饮茶重在精神的一面。

唐人诗歌中,对饮茶描绘最生动、最贴切、最富感染力的诗,要算卢仝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其诗言:“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惟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骨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惟觉两腋习习清风生。”诗人每饮一碗,都会有不同的感觉,彰显了饮茶的多层次感受,除了“一碗喉吻润”属于生理需要外,其余皆贯串了特定的精神内容。诗僧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诗中,有“一饮涤昏寐”、“再饮清我神”、“三饮便得道”的描写,与卢仝《茶歌》有异曲同工之妙。晚唐的刘贞亮,则有“茶十德”:“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尝滋味,以茶养身体,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在作者看来,茶除了可以养生、除病、驱睡、尝味等生理功效外,还有修身、雅志、行道等精神功效,以及茶礼、茶仪等方面的社会功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唐人对茶之功能的认识。

在中国茶文化漫长久远的发展史上,是文人最先培养起对茶这种饮料的独特感觉,最先体会茶之神韵;是文人在品茗过程中不断雅化茶事,使饮茶这种普通的生活方式上升到文化的高度,实现精神与物质相统一;是文人不断丰富茶文化的内涵,引领茶文化的潮流,规范茶文化的发展方向。历代文人对茶文化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

自《茶经》后,不少有识之士,对茶叶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及时的总结,自唐代中,晚期至五代,出现了不少茶叶专著。如皎然《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 《十六汤

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裴汶《茶述》、温从云等的《补茶事》和毛文锡的《茶谱》等。

茶叶文化的通俗和高雅,代均具备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大众茶饮和宫廷茶饮之外,还有一个僧侣圈。这些人中有不少是陆羽的师友,如智积,怀海和尚,灵一和尚,及皎然、齐己等,都是陆羽的茶艺老师,由于陆羽的烹茶技术提快,烹出的茶汤滋味有自己的特色,智积到了非陆羽烹煮之茶不喝的地步。这也说陆羽从智积和尚的高超烹茶艺术中得到了精髓并有了新的发展。

唐代佛教兴盛,茶与佛门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唐代佛教禅宗盛行,禅宗重视“坐禅修行”,“坐禅修行”必须要排除所有的杂念,专注于一境,以达到身心一致。所以要求参禅的僧人“跏趺而坐”,“过午不食”。而茶则有提神养心之用,既能促进思考,又能减轻饥饿感,所以就首选茶作为其饮料,于是寺院饮茶之风大盛,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全国各地。

当时寺院十分讲究饮茶之道,寺院内设有“茶堂”,是专供禅僧辩论佛理、招待施主、品尝香茶的地方。法堂内的“茶鼓”是召集众僧饮茶所击的鼓。另外寺院还专设“茶头”,专管烧水煮茶,献茶待客,并在寺门前派“施茶僧”,为香客施惠茶水。寺院中的茶叶,称作“寺院茶”,一般用途有三:供佛、待客、自奉。僧人待客以中等茶,自奉以下等茶,供佛则用上等茶。“寺院茶”按照佛教规矩有不少名目,如每日在佛前、堂前、灵前供奉茶汤,称作“奠茶”;按照受戒年限的先后饮用的茶,称作“戒腊茶”;化缘乞食得来的茶,称作“化茶”等等。我国的不少佛门圣地、名山寺庙都种有茶树,有“自古名寺出名茶”之说。如四川雅安出产的“蒙山茶”,亦称“仙茶”,福建武夷山出产的“武夷岩茶”,前身叫“乌龙茶”,江苏洞庭山水月院的“水月茶”,即现今有名的“碧螺春茶”,产于普陀山的“佛茶”,黄山的“云雾茶”,云南大理感通寺的“感通茶”,浙江天台山万年寺的“罗汉供茶”等都是最初产于寺院中的名茶。僧人自采自制,饮茶念佛,修身养性,研究茶的烹煮、品饮艺术,在饮茶中融入“清净”的思想,融入山水、自然之中,使精神开释,在饮茶中开悟得道。

茶与佛教的缘份很深,到了唐代这种缘份联系得更加紧密了。近年来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僖宗时期的金银茶具,也反映出唐代佛的茶饮之间的特殊关系。陆羽《茶经》将茶具定为二十四事,即二十四种,并对各种茶具的制作和用途作了详细说明。1987年,法门寺地宫出土了一套唐代宫廷茶具,系唐僖宗李儇御用珍品。据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记载,这批茶具有“笼子一枚重十六两半,龟一枚重廿两,盐台一副重十一两,结条笼子一枚重八两三分,茶槽子、碾子、茶罗、匙子一副七事共重八十两”等。僖宗皇帝将这批茶具作为国宝重器奉献于佛祖,一是表示虔诚礼佛的心愿,二是代表佛教的茶供养。这批茶具,展示了从烘焙、研磨、过筛、贮藏到烹煮、饮用等制茶工序及饮茶的全过程,且配套完整,自成体系,为世界上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金银茶具,反映了唐代茶文化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确凿地证实了唐代宫廷茶道和茶文化的存在。它既是唐代宫廷饮茶风尚极其奢华的历史印证,同时又是一件件完美的艺术精品。

对茶叶的色、香、味及艺术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国茶艺的重点。这种变化的终极目标是越来越追求茶叶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赋于品茶以丰富审美情趣的艺术性,无疑,这是一种人性化的追求,它符合中国文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应该说,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推崇士人茶文化,并不是要否定大众茶文化。茶文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士人茶文化仅仅是中国茶文化发展之一端,或者说它主要体现了茶文化中“雅”的一面,士人茶文化的勃兴与发展,不仅不会影响和妨碍大众茶文化之发展,而且还会极大地促进和推动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同样地,大众茶文化的发展,各地区、各阶层饮茶习俗的形成,不仅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且为士人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文化动因。实际上,士人茶文化与大众茶文化,只不过是同一个事物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两极,二者相互影响、互为因果、互相转化、互相促进,共同构成了绚丽多彩、美妙绝伦的中国茶文化体系。

唐代茶文化随着佛教的传播而传入朝鲜、日本,以后又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茶文化作为大唐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在日本得到了登峰造极的发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茶道文化,并成为日本的国粹,饮誉世界。

茶也是我国国饮,以茶敬客,成为中华民族优良的传统习俗。茶对于人类来说,—可让人啜英咀华,尽享茶之美味;二可醒神明目,有益健康;三可陶冶性情,修身养性;四可聚集亲情,有融洽感情之功能。茶文化已成为华夏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资治通鉴》卷226,第7284页。

(26)杜牧《茶山》,《全唐诗》卷522,第5969页。

(33)《封氏闻见记》。

(34)《旧唐书•王涯传》,第01462页。

(35)《太平广记》卷341《韦浦》,第2704页。

(36)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第18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37)《新唐书•陆羽传》,第05609页。

(38)(39)唐•佚名:《大唐传载》,中华书局1985年版。

第三篇: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3 [2]张天健.唐诗答客难.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0 [3]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3 [5]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

第四篇:唐代的茶文化调研

唐代的茶文化调研

摘 要:中国何时开始饮茶,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都于洛阳。茶文化在唐朝的最终形成和发展是它在历史上重要地位和意义的奠基石,茶文化的兴盛成功的将我国茶文明传递给后人和传扬到世界。它被许多诗人词家艺术化,不仅成为人们所喜好的一种饮品,还是许多艺术家们的精神载体。本文通过阐述茶的形成与发展、禅宗对茶文化的影响、唐诗对茶文化的描述这一主线详细介绍唐朝时期的茶文化。

关键词:唐朝 洛阳 茶马古道 丝绸之路 茶

一、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茶与中国一样,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这是一段不解缘,我国各阶层人民对茶的研究甚是透彻深刻。

据文献记载,茶的形成在于远古时期,那时便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在汉代,茶便成为了饮品。两晋时期,茶风便得到发展,在民间已开始风行。而论茶最兴盛的时期便是唐朝,因为此时期诗人数量、质量是历史上最为多的朝代,诗人多艺术,常常通过茶寄托自己无限的感情,将茶的物化形态遂变为艺术化的神态,茶文化开始成为精神的载体,超越现实功能,成为一种文化的象征。加之茶叶的生产与贸易在唐朝越来越鼎盛,饮茶习惯也空前普遍,茶道、茶礼逐渐产生,茶不仅成为寻常百姓普通的饮品、而且也是极多诗人精神上的“饮品”。

二、唐朝时禅宗对茶文化的影响

(一)推动茶叶生产

禅宗寺庙大多建设在深山古林中,有优越的地理条件生产茶叶,为僧侣们能生产出大量的茶奠定了基础。西汉时便有记载,在蒙山,禅师植茶。“自古高山出好茶”,再者,“天下名山僧侣多“,故好茶大多出于寺庙僧侣之手。如南岳,寺庙众多,茶叶由僧侣们悉心焙制而成。武夷茶、南海普陀茶、南岳云雾茶、径山禅寺茶等均出自寺庙,是我国茶叶发展史上茗茶精品的象征。由此,茶叶的快速发展,成为经济作物。茶风盛行的唐朝,茶叶贸易发展最为显著,也是能得到较为丰硕利润的农业作物之一。在禅宗寺庙古院茶的发展带动下,民间茶园的数量和质量也得到了快速的壮大。

(二)拉动了茶叶生产水平的发展

唐朝一诗人政治不顺,在西山寺看到寺院僧人们创造出了茶叶新的制法,便成就了《西山兰若试茶歌》。据记载,陆羽创造了蒸青饼茶,在社会上流行持久,多数人几乎都喝这种茶。两种资料足够证明了当时的禅宗寺庙有足够的智慧创造出了炒青绿茶这种制法。李白曾在游玩南京时,在接受宗侄中孚禅师的赠茶后,大喜,作“曝成仙成人掌,似拍洪崖肩,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李白的诗将这种茶的制法道于尘世,日晒而成,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啊。我们看出当时僧侣们在制茶技术上的突破,勇于创新,不安于现状,对茶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首次提出“茶道”

皎然,唐代诗僧,用心钻研佛家经书,在文化造诣上也颇为深厚,他对茶文化的见解甚是深刻,有自己的独特见地。在他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中,“ „„一饮涤昏寐,情思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在他这三饮中,循序渐进,让人如进这通幽静寂这地,得道成神之界。他的这整首诗,茶道贯串始终,在茶中明了道,在感茶之余也在悟道,把茶从物质形态转化为精神境界,首次提出茶道的概念。笔者认为这是禅宗对茶道的影响,皎然心里所想的是佛经,喝的是清茶,亦边喝茶边悟道,才有了茶和道的结合,故“茶道”萌生出世。

三、唐诗对茶文化的描述

茶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后来人对茶的领悟及挖掘,茶渐渐成为了诗体里精神文明,艺术文化的载体。茶能助兴、助情、助诗,茶味隽永深刻。品茶品茶的滋味,品茶的境界,更品诗人的精神底蕴。从古至今,中国承载了茶业的创造和延续,更是促进了世界茶业的发展和文明。唐朝,诗体鼎盛的时期,关于茶文化的描述越来越多,许多诗境里均出现茶的描述。白居易的《琴茶》中“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成彦雄《煎茶》中“岳寺春深睡起时,虎跑泉畔思迟迟。蜀茶倩个云僧碾,自拾枯松三四枝”。刘兼有一首《从弟舍人惠茶》,吕岩有《大云寺茶诗》等诗人均用不同词汇不同意境表达自己对茶的喜爱之情。

郑谷在《峡中尝茶》写道“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吴僧漫说鸦山好,蜀叟休夸鸟嘴香。合座半瓯轻泛绿,开缄数片浅含黄。鹿门病客不归去,酒渴更知春味长”。该诗是他客居小江园饮茶时所写,从摘茶制茶到品茶一步步的写,不直接写小江园的美(小江园在峡州,是当地最有名的茶园),而是通过比较的手法间接地表达。作者通过该诗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小江园的喜爱,而且表达了品茶时的愉悦心情。

钱起的《与赵莒茶宴》中写道“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诗里用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一同参加茶宴,饮的是紫笋茶,并且志趣相同,风格品味也一致,都认为茶的味道比仙酒还好。饮下之后,达到忘我的境界,超脱凡尘,毫无杂念,清静安详。两人品茶,尽兴尽意,直到夕阳归回时才离去。中国是诗的国度,茶的故乡。唐朝茶文化的快速发展是历史上延续相传并不断改革创新所筑成的里程碑。茶文化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奠定了今天茶在世界的地位,在中国的意义。茶文化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在唐朝时种植生产、经济贸易的繁荣和昌盛。唐朝是社会饮茶最为鼎盛的时期,无论是奢华贵族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宫廷皇室还是文人墨客,茶已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必备饮品,只是茶的品种不同罢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茶具,不同的情景不同的宾客,茶的制法、饮法均不相同。唐朝时期的饮茶生活随处可见,僧侣、文人只要强调和谐、宁静、与世无争的思想,都饮茶用以内省自修。

茶文化在唐诗的发展史上是一朵奇葩,金银靓丽,美不胜收。茶道的诞生和发展是茶文化中精髓的一部分,但至今却从未在各种有权威、受广大读者普遍认知的字典、词典等工具书中查找得到。如果人们非得要给茶道一个概念,就把茶道给禁锢了。道本身就是个玄的意向体,而不是用白话文可以解释得了的,茶道亦然。一个定式的概念会产生一个定式的思维,反倒使茶道失去了参悟的意义和本质。本文在茶文化的诞生发展及禅宗对茶文化的影响、唐诗对茶文化的描述详细的阐明了茶文化在唐朝时期的地位和意义。本文对茶文化的叙述,表明笔者对茶文化的喜爱和赞赏,希望茶文化能一直延续并在现社会也能得到极好地发展。

四、丝绸之路也是茶叶之路

公元前216年,由陕西商人乌氏倮发现并经秦始皇推动最终由公元前139年陕西人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是十五世纪以前连接欧亚地区唯一的贸易通道,它谱写了十五世纪以前人类历史上做壮丽的贸易画卷。所谓丝绸之路,就是中国以丝绸为主的商品交换丝路沿线乃至于欧洲各国黄金的贸易之路。在丝绸之路上交易的商品,除了中国的丝绸制品外,还有大量的其他中国商品,尤其是中国出产的茶叶。因为西域高原上的少数民族,他们主要需求的并不是中国的丝绸,他们需要中国的丝绸,主要是为了以此交换罗马人手里的黄金,对他们来说更需要的则是中国的茶叶。因为中国西部广大少数民族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他们多居住在高寒地区,为抵御寒冷,增加热量而吃牛羊肉、喝奶酪和性热的青稞成为主要生存方式。由此而产生消化不良和便结的生理问题,需要饮茶化解油腻,帮助消化。同时,草原民族需要摄取生命的绿色素,而草原不出产蔬菜,也需要通过饮茶来摄取生命的绿色素,以维持身体元素的平衡。这便使得饮茶成为西域地区少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形成“嗜茶”的生活习性,甚至达到“不得茶,则困以病”的程度。而中国内陆,山清水秀,农耕经济,出产各类茶叶,植茶、饮茶从唐代以来成为中原民族最具文明特质的生活方式。而在冷兵器时代,战马是基本的作战工具和军需物质,但内陆不产良马,战马多产自西域草原地区,明代就有“腾骁可用者不逾陕西”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以茶易马,用内陆的茶叶换取西域少数民族的战马,进行茶和马之间的交换,使少数民族得茶而生活安定,又使中原得马而壮大军威,形成互惠互利的交换关系。

这样,从唐代起就开始了丝绸之路上茶叶与马匹之间的交易,到明代初年,这种贸易更达到了国家垄断经营的程度。明代洪武年四年上谕,令:“陕西汉中、金州、石泉、汉阴、平利、西乡诸县,茶园四十五顷,茶八十六 万余株。四川巴茶三百五十户,茶二百三十八万余株。宜定令每株官取其一。无主茶园,令军土摄取,十取其八,以易番马。”从此,在国家直接经营下,为向西域运送茶叶,逐渐开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陕甘茶马古道。这条贸易古道,从陕西紫阳始发,经石泉、西乡到汉中,在汉中“批验所”检验后,经褒斜道通往凤县、两当到秦州(今天水市),再经秦州通清水到庄浪,由庄浪趋兰州、宁夏,与丝绸之路并轨,直通西域各国。明代初年,每年“转茶一百万斤,赴西番易马”,到清代增加为 1500 吨。

到明代中叶,由于陕南绿茶味淡,又产量有限,加之不是紧压茶,不便于包装、运转和长期保存,不能适应西域少数民族的普遍需求。明代中叶,陕西商人发现湖南安化地区所产的红茶味重,产量颇大,又为粗枝茶,便于紧压,遂冲破明政府“陕茶不得输境贩卖”的政策规定,贩运湖南安化的“湖茶”原料到陕西泾阳,压制成“茶砖”,即“泾阳青砖”,也叫“黑砖茶”,驮运西域,这就是明中叶后“湖茶”,也叫“副茶”“茯(令)茶” 的兴起。这一贸易品种的调整,使陕甘茶马古道的下限向湖南延伸。陕西商人们将安化、湘潭各地的茶叶原料装船入洞庭湖进入长江水道,再经“九省通衢”的汉口导入汉江,由汉江趋两河口换小船入丹江至龙驹寨起旱,用骡马驮运翻秦岭至泾阳,加工成砖茶后,沿西安至兰州的丝绸之路输入西北各地以至于西域各国,从而使陕甘茶马古道与安化茶马古道相衔接,演化为陕、甘、湘茶马古道,贯穿了几乎大半个中国。这条古道在陕西泾阳又与古丝绸之路并轨,直通西域丝路沿线各国和欧洲,从而也使丝绸之路真正成为连接欧亚地区的贸易大陆桥,从明代中叶起,每年将4100万斤茶叶输往西域,满足西域各国的需求,使丝绸之路也成为真正的茶叶之路。

五、唐朝的茶文化

大唐是中华民族的鼎盛时期。随着唐帝国强大的国际影响和频繁的国际交往,中国的茶香、茶艺,远播海外。大唐皇帝在六迎佛骨时,曾将一套价值无与伦比的宫廷茶具,奉献给法门佛祖。1987年4月3日,这批稀世珍宝重见天日,立即引起世界轰动。这说明唐代已是我国种茶、饮茶以及茶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茶叶逐渐从皇宫内院走入了寻常百姓的家庭,因此无论是宫廷茶艺、宗教茶艺、文士茶艺和民间茶艺,不论在茶艺内涵的理解上还是在操作程序上都已趋于成熟,形成了多种多样各具特色的饮茶之道。

大唐君臣清平茶说的是唐明皇李隆基邀请大学士李白品尝全国各地进贡的新茶贡品之事。李白诗性大发,挥毫写下了千古名篇《清平调三首》。大唐君臣清平茶程序繁多,分为备器、鉴赏茶饼、炙茶、碾茶、筛茶、候汤、投盐、舀汤、置茶兑汤、分茶、敬茶、闻茶、观色、品茶、谢茶等十六个步骤,是盛唐时期的宫廷茶艺。

长安汇萃了大唐的茶界名流文人雅士,他们办茶会、写茶诗、着茶文、品茶论道、以茶会友。文士茶道分为备器、凈手、焚香、礼拜、赏茶鉴茶、鉴水、烹茶、闻茶、观色、谢茶等。受邀参加茶会的文士用弹琴、吹笛、舞剑烘托茶会气氛和答谢主人。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大唐宫廷茶具,证明唐代佛门禅茶已经非常兴旺。钱易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唐宣宗曾问一位130多岁老僧,吃了什么药能这么长寿?老僧说没吃什么药,唯一的嗜好是饮茶。法门禅茶是佛教中的一种茶道,是禅师茶艺、佛门品茗的高雅艺术。茶道程序繁多,分为礼佛、凈手、焚香、备器、放盐、置料、投茶、煮茶、分茶、敬茶、闻茶、吃茶、谢茶等。

所谓“吃茶”是将茶与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等熬成粥吃,在唐代已经非常流行。陆羽在《茶经》中就记载了这种吃法。

大唐时期“茶道”的出现表明,饮茶已不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是一种境界,一种修身养性的方式。

六、茶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

茶源于中国,中国历史最久,因此,也最懂得情趣。尽管,在中国历史上,富贵之家,过的是“茶来伸手,饭来开口”的生活;贫困之户,过的虽是“粗茶淡饭”,但都离不开一个“茶”字。总之,“有清茶一杯,便可随遇而安”。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世界上的茶树原产地并不是只有中国一个,在世界上的其它国家也发现原生的自然茶树。但是,世界公认,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类的有着卓越的贡献,这主要在于:最早发现并利用茶这种植物,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并且逐步地传播到中国的周边国家乃至整个世界。

1、茶文化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把品茶作为一种艺术修养,讲求心平气和,和就是平和、柔和。在品茶中品情、品理、品德、品人生,享受修身养性,清静心灵的妙处,“志绝尘境,栖神物外”。品茶的最高境界,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2、茶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和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茶文化,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

3、有利于社区文明建设。经济上去了,但文化不能落后,社会风气不能污浊,道德不能沦丧和丑恶。改革开放后茶文化的传播表明,茶文化是有改变社会不正当消费活动、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4、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茶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品尝名茶、茶具、茶点,观看茶俗茶艺,都给人一种美的享受。茶道的目的不是为了饮茶止渴,也不是为了鉴别茶质的优劣。而是通过复杂的程序和仪式,达到追求幽静,陶冶情操,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

5、促进开放,推进国际文化交流。国际茶文化的频繁交流,使茶文化跨越国界,广交天下,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精神财富。茶本身也好,围绕在它身边的事物也好,都是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更加和谐的生活艺术,将其推广,必有助于人类的和平与幸福。

中国茶文化是经过数千年发展演变而成的独特的文化模式和规范,是多民族、多社会结构、多层次的文化整合系统。中国茶文化博大精深,包容着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人生等多方面的内容,涉及到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艺学、宗教学等多门类的学科。在经历了千回百转的历史岁月后,中国茶文化带着全部的文化密码,横陈在我们面前。漫长的历史积淀使中国茶文化是那样的深沉和凝重,在它的广袤和无限丰富性面前,我们难以估量出那沉甸甸的分量。

第五篇:唐代茶文化的特点

唐代茶文化的特点

(生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技术一班201042160326李柽钖)

摘要: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高峰期,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唐代的茶文化因当时的社会环境而出现一个繁荣景象。唐代茶文化的发展与茶饮的进一步普及和贡茶的发达密切相关,由于民间和宫廷的共同参与,掀起了一个高峰。本文试图从唐代各种茶品开始,论述介绍唐代茶文化中茶的加工工艺,品茶步骤以及茶的功效,并引用唐诗中的一些有关文字来探讨说明。

关键字:唐朝茶文化加工工艺品茶

正文

一、众多的名茶

饮茶之风的兴起,使得产茶之地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根据陆羽《茶经》记载,当时的主要产茶区共42个州,涉及到现在的17个省份,西北至安康,北至淮河南岸的光山,西南至云贵的西双版纳和遵义,东南至福建的建瓯等,南至岭南的两广。各地的茶叶品质因气侯、地理等环境、种植加工方法等差异而呈现不同的特质,从而较大范围内适应不同的品评者之希翼,形成了一个名茶系列:

1.蒙顶茶:又名蒙顶紫笋茶,产于今四川蒙山; 2.仙人掌茶:又名玉泉茶,产于今湖北当阳县; 3.顾渚紫笋茶:产于今湖州顾渚; 4.石癝茶:产于今湖南衡山市西; 5.九华英:产于今蜀中地区;

6.邕湖茶:产于今湖南岳阳;

7.小江园:产于今湖北宜昌、远安、宜都等地; 8.鸦山茶:产于今安徽宣城; 9.鸟嘴茶:产于四川;

10.天柱茶:产于安徽潜山; 11.武夷蜡面茶:产于福建武夷山;

12.华顶茶:又名华顶云雾茶,天台云雾茶,产于浙江天台; 13.剡溪茶:产于浙江嵊县; 14.碧涧春:产于湖北宜昌。

根据唐李肇《国史补》中所列举的当时被人们所公认的名茶,在上述多种之中,有的没有被列入,如仙人掌茶、石癝茶、九华英、鸦山茶、天柱茶、蜡面茶、剡溪茶、东川神泉小团、昌明兽目茶、峡州的碧涧明目、芳蕊、茱英寮茶、夔州的香山茶、福州的方山露芽茶、江陵的南木茶等;在其他文献中尚有些记录,如婺州的东白茶、睦州的鸠坑茶、洪州的白露茶、寿州的黄芽茶、蕲州的团黄茶等。

二、采摘及加工工序、工具

唐代的茶叶从采摘开始到加工结束,工序分为七道,从诗文中也有一些表现。当时的诗文中,“具”表示加工茶叶的工具,“器”表示煎茶的工具。

(一)采摘茶叶:

多在清晨进行,如张籍《茶岭》所记“自看家人摘,寻常触露行”;皮日休《茶籝》诗中:“开时送紫笋,负处沾清露”;郑谷《峡中尝茶》“簇簇新英摘露光,小江园里火煎尝”等都可看出。采茶所用的茶篮,多为竹制,唐人称为“籝”。

(二)蒸茶:

常是釜中盛水,水中放甑,甑有木制与陶制两种,甑中吊放一小竹篮,用来盛鲜茶叶,烧火将水烧干即可。蒸好的茶叶取出来后再倒入甑中,用桑木制的三叉杈加以搅拌,目的是让里面的茶叶不致挤压而流失膏汁。蒸茶的灶多是专用的,形状比较特殊,常设在茶山里。

(三)捣茶:

所用的工具为“杵臼”,又叫“碓”,把蒸好的茶叶放入碓中,捣烂成糊状。捣茶又叫研茶。研茶所用的工具曰研,盆状,内壁带棱(或曰槽),考古发现过此类器,多是陶制。在一些较大型的茶场,使用大型或组合的研,当时称研架,一次可以研制较多的茶叶,如李郢《茶山贡焙歌》:“蒸之馥馥香胜梅,研膏架动轰如雷”。

(四)拍茶:

捣过的茶膏,放在一定形状的模子里拍制成茶饼。模子是专门用于制茶,当时称“规”,以铁制成,形状多样。这个过程,如陆龟蒙《茶焙》:“左右捣凝膏,朝昏布烟缕,方圆随样拍,次第依层取”。茶饼制成后,退出茶模,排放在竹席上,竹席称“芘莉”,并在茶饼上穿一个洞(称穿眼),穿眼的工具称“锥刀”。还有一种工具称“朴”,或“鞭”,是用来刮去粘在锥刀的茶糊。

(五)焙茶:

即烘焙茶饼,通常是在地上挖一个二尺深、二尺半宽、十尺长的坑,四周砌上高二尺的矮墙,用泥抹平,或用砖砌成焙灶。灶上用木编成二层架,叫作“棚”,或曰“栈”,上层叫上棚,下层叫下棚。用竹子做成的长筷,长约二尺半,叫做“贯”,用于穿茶饼放在棚中,初焙时放于下棚,焙干后放于上棚,务必去尽水分。如皮日休《茶焙》“凿彼碧岩下,恰应深二尺。泥易带云根,烧难碍石脉。初得燥金饼,渐见干琼浆”。

(六)穿茶:

茶饼烘干后,要穿成一串,以便贮存和运输。穿茶饼所用的绳索也称“穿”。“穿”也是计量单位,也称“串”,一穿的重量因地而不同。绳索所用的材料因地而异,如江东、江南一带多用竹制;巴山、峡州一带多用蔑青搓绳。也有一些地方用芦获等。

(七)封茶:

也就是贮存茶饼,所用的工具称“育”。育用木制成,用竹编围四周,再用纸裱糊;里面分隔层,上有盖,下有架,一侧开门。将茶饼放入育内的上层,下层空档置一贮火器,平常置热灰,梅雨时节放微燃的炭火。一些选料精细、加工讲究的高档茶,多是富人或士大夫之类饮用和馈赠,商人对此多有特别的包装,如用丝织品,用玉盒的。

三、茶之种类和饮用方式

上述的七道加工程序,只是茶饼的加工过程,当时饮茶方式尚有另外三种,这在陆羽《茶经》中有记载,其一为粗茶,陆羽称之为“斫茶”,即把采摘来的茶叶不分叶、枝、埂等,一起用刀切碎,放入锅中煮饮。

其二为散茶,陆羽称之为“熬”茶,即把采回的茶叶不作任何加工,直接放入锅中煮汁饮用,如陆希声《茗坡》:“二月山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病酒兼消渴,惜取新茶旋摘煎”。

其三为末茶,陆羽称之为“场”茶,即把采回的茶叶烘炒后碾成粉末后煮饮。

四、对茶的认识

唐代人们对茶的近乎疯狂的喜爱,其中有许多原因,与人们对茶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在唐人的认识中,有的是科学的,有的有夸大之嫌,有的有偏颇之义,这些认识在唐人诗歌中有所反应。

(一)兴奋作用

因茶叶中所含的成份,饮茶达到一定的量后会出现兴奋状态,当时人们对此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甚至有夸大之嫌,这在唐诗中可了解到,如齐已《尝茶》:“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咏茶十二韵》“嗅觉精新极,尝知骨自轻”;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洗尽古今人不倦,将至醉后岂堪夸”。

(二)解酒功能

茶能解酒,这个认识到目前尚存在,在唐代已是被公认的,从科学的角度来认识,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但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个认识。唐代人们的这个认识可以从文献和诗歌中找到。如白居易《肖员外寄新蜀茶》:“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

李群玉《答友寄新茗》:“愧君千里分滋味,寄与春风酒渴人”;李德裕《忆茗茶》:“欲及清明火,能清醉客心”等。

(三)清心定神作用

在一定的数量、一定的速度、一定的环境等情况下饮用茶,会起到清心定神的作用,唐人多在环境幽静、细品慢赏之中寻求清心定神。品茶如参禅,品茶所需要的静谧的心境以及追求的“自省”境界,和佛教禅宗相似,寺庙道观等宗教的环境为人们寻求清心定神提供了一个好的场所,如颜真卿等五人《五言月夜吸茶联欢句》:“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流华净肌骨,疏沦涤心原”。

五、有关的茶俗

在唐诗中还能窥见当时的一些茶俗这些茶俗有的保留至今,有的消失,具体情况如下:(1)茶中有添加盐和姜的习俗,如薛能的“盐损添常诫,姜宜著更夸”;(2)以茶为宴的习俗,即茶来宴请宾客,也称茶会。在各地举办的茶宴中,以顾诸山举办的大型茶宴最为著名。白居易《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将茶宴的盛况与自已“自叹花时北窗下,蒲黄酒对病眠人”的惨境相对比,让人感叹良多;

(3)喝茶粥的习俗,即将茶叶直接放入锅里煮烂成粥样,直接用来饮用,如储光义《吃茗粥作》:“淹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薇”。(4)野外饮茶的习俗,当时人们,特别是一些文人雅士,喜好到野外与人一起饮茶并聊天等,如皮日休《茶瓯》:“松下时一看,支公亦如此”;灵一《与亢居士青山潭饮茶》:“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等。

六、有关饮茶的工具

陆羽《茶经》中所详细介绍的饮茶工具共计24种,即风炉、筥、炭挝、火策、鍑、交床、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辘水囊、瓢、竹策、鹾簋、熟盂、碗、备、札、涤方、滓方、巾、具列等。

当时的茶具尚是刚从酒具中分离出来的,故一些名称还沿用酒具的名称,陆羽《茶经》有关茶具的名称还有不少是沿用当时酒具的名称,如称茶盏为“碗”,并认为能够与茶色相浑映者为最佳,以越窑所产的釉色似玉且微泛淡青色的茶碗最好。当时人们还认同越州、婺州、岳州、鼎州、寿州、洪州、邢州等地所产的茶碗。唐诗中称茶碗多为“瓯”,其中缘由是否认为这样更雅,或是其他,不得而知。

(一)茶碗,即茶瓯

皮日休《茶瓯》“邢客与越人,皆能造滋器”;陆龟蒙《茶瓯》:“岂如圭璧姿,又有烟岚色,光参筠席上,韵雅金罍侧”。

(二)煎水工具一一鼎、炉

唐人饮茶,首先是煎水,用具有盛水工具与容火工具,盛水用鼎(陆羽称之为“蝮”),容火用炉(专门的鼎式炉或一般的炉)。秦韬玉《采茶歌》:“看着春天早日明,鼎中飒飒筛风雨”;白居易:“白瓷欧甚洁,红炉炭方炽”,“绿蚁新酷酒,红泥小方炉”。

(三)煮水煎茶的燃料

唐人主张首先选用炭火,其次才选用一些木材来作燃料,木材以“劲薪”为主,即桑木、槐木等坚固细密的木材,反对用松、柏、桂、桧等含油脂的木材,因为这些木材燃烧时气味会损坏茶味;同时也反对用腐烂、死枯等木材作燃料,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用上述的燃料,这一般指野外。

(四)加工茶饼的工具—茶碾、茶罗

唐人饮茶多用茶饼,加工茶饼的工具就是茶碾和茶罗。茶碾,有木质、石质的,少数用玉质的,如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茶碾由两部分组成,一为碾盘,另一为“堕”。碾盘一般外形四方,中心剜成圆孔,正好容“堕”。堕是一根圆木,中间安有轴,转动碾堕,碾堕与碾盘的挤压使茶饼碾碎。通常还配有用来扫净茶末的小扫把一拂末”,一般是用鸟的硬羽毛制成。茶罗,也称“罗合”(类同今之筛子),多用竹子或杉木经烘烤弯曲而成,如是用拓木制成的则称“拓罗”,罗面多用纱绢做成,常配盖,以免茶末飘散。

七、品茶的过程

品茶的过程,包括煎水、煎茶到细品慢饮,其中每一步骤有许多讲究和许多评品标准。

(一)煎水

唐人品茶时,对水的要求和认识也颇丰,在一些文献中能见到,以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合理的。

唐人煎水有“三沸”之说,用三沸水煎出的茶曰“三沸之汤”。第一沸曰“鱼目沸”(鱼眼沸),李群玉《龙山人惠石癝方及团茶》:“滩声起鱼眼,满鼎漂清霞飞”;第二沸曰“连珠沸”,如皮日休《煮茶》:“杏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第三沸曰“鼓浪沸”,属于老水不可食。

唐人对沸水的分类,在上述三种的基础上还加以细分。水刚开始沸时的水泡稍小,称之为“蟹眼”(蟹目),以后出现的水泡较大,称之为“鱼眼”,如皮日休《煮茶》:“时有蟹目溅,乍见鱼鳞起”。

(二)碾茶

即将茶饼放在茶碾中碾碎成粉末,有时还用茶筛(茶罗)筛选。如元稹《一字至七字诗·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等。罗后的茶末如是金黄色,则被认为是上等好茶,常被诗人歌颂,如李群玉:“碾成黄金粉,轻嫩如松花”。

(三)煮茶 将碾好的茶粉放入沸水中,并加以搅动,搅的目的是使之出现饽沫,诗文中多用“花”来表示饽沫,如刘禹锡《西山若兰试茶歌》“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尝茶》“今霄更有湘江月,照出霏霏满碗花”。

(四)品茶

煮好茶以后即倒入茶瓯(碗)中饮用,一般是慢咽细品,领略茶之韵味,文人雅士们多在此时进行交流,甚至是作诗唱和,有时是在茶后作诗,唐人有关的茶诗多是在品茶以后所作,著名的《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就是在此情况下所作;颜真卿等五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也是如此。

唐代多姿多彩的茶文化为唐代诗歌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诗人们的佳作给后人留下了难得的精神财富,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唐代茶文化成为其中的一支奇葩,我们有理由相信,茶文化在未来将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陆羽《茶经》; 《唐诗三百首》;

《大唐茶文化》丁文; 《中国茶经》于观亭; 《茶史初探》朱自振; 《煎水茶记》张又新; 《唐朝文化史》徐连达; 《茶业通史》陈橼;

“隋唐五代茶文化”爱爱(网络昵称),豆瓣网; “试论大唐茶文化”韩金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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