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写写帮推荐）

第一篇：浅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写写帮推荐）

浅谈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

———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为例

苦难一直是余华小说中反复渲染的主题。尽管余华自己说，作为作家本人，变化是基于他本人对自己比较熟练的写作方式的一种不满

1作为作家本人，或慢慢产生疲惫感。○主观上总是想往前走，总是想2然而余华并没有对“苦难”这个主题产生丝毫厌倦。从1985变化。○年发表的《十八岁出门远行》开始，无论是八十年代的先锋小说，还是九十年代转型之后的三部长篇，“苦难”始终是贯穿其中的。在余华的八十年代先锋小说里，“苦难”主要以形式上的暴力和宿命来呈现的，死亡、血腥、杀戮充斥其中，每个人如小说篇名一样“难逃劫数”，宿命所归。而九十年代的作品正如余华自己所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内心的愤怒渐渐平息……作家的使命不是发泄，不是控诉或着揭露，他应该向人们展示高尚…...对善与恶一视同仁，用同情眼光看待世界。3在三部长篇中，余华不仅叙述手法有了改变，对于“苦难”余华多○了一层悲悯的情怀，不再以冷漠的叙事手法剖析现实（指其以前的先锋小说）。其实，对于“苦难”，写作时间相隔很短的《活着》（1992年）和《许三观卖血记》（1995）所蕴含的意义个人觉得也不尽相同。本人想在此尝试做些简单分析。

一 忍耐苦难

《活着》是一部十分感人的小说，主人公福贵从富家子弟到一贫如洗，随后又经历各种动荡，面对着亲人的一个个离去，直至只剩下自己一人。面对如此惨烈的苦难余华为福贵（或说是主人公自己）找到了面对苦难的办法—忍耐。正如余华自己说的，《活着》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

4文中最后，福贵就是这样，如陪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伴他的老牛一样忍耐一切苦难，为活着而活着。在这里，余华面对世间的苦难是同情的，没有愤怒，没有敌视（跟先锋时期的很不同），所以福贵面对家珍的病，有庆的死，凤霞的不幸，有根的撑死，女婿的压死，他没有挣扎，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都没有愤怒，唯有忍受，此外默默流下眼泪（余华觉得《活着》讲述了眼泪的广阔和丰富）这种忍耐在某种程度上是感人的，包含了余华的同情，包含了中国古代道家的“无为”和“超脱”.二 挣扎苦难

《许三观卖血记》的叙述方式相较于余华以前小说格外不同，无论是其对话模式还是带有音乐上重复的节奏和江浙腔调，都带给小说一个特点—幽默，如果加上文中主人公那一次次面对的苦难的话，就是黑色幽默。黑色幽默在阅读过程中消解了读者感受到的苦难，也成为许三观面对苦难的一种手段。其实，许三观最打动我的是他的挣扎苦难—卖血。在很多人眼里，卖血是许三观苦难的表现之一，但我更愿意把它归于面对苦难的手段。在这里，许三观通过十一次的卖血一次又一次的度过了难关。面对苦难，许三观已不像福贵一样去忍耐了，而是有了挣扎！他通过卖血来消解苦难，而且，在最后，他都成功了。福贵是孑然一身，许三观却有一家子人帮他在馆子吃猪肝。在《许三观卖血记》中，最让我感动的不是众多苦难，不是许三观对一乐（不是他的亲生儿子）牺牲，不是一家人苦难中的温情，而是许三观面对苦难那微不足道的惨烈的抗争手段。

三 总结

《许三观卖血记》是一部比《活着》更高尚的作品，虽然余华在《活着》前言里说，我感觉我写下了高尚的作品。但我个人觉得放在《许三观卖血记》上面更为合适。在《活着》中，福贵忍受苦难，对于苦难有着一种普通农民难有的宽广的包容，甚至对苦难有怜悯，福贵在最后可以说是带上了一种“高高在上”的神性，充满了道家的无为和超脱。在这里，人面对苦难后似乎成为了圣人，心甘理得的回归大地的怀抱。对于苦难，余华在《活着》中归纳为包容和忍耐（个人观点），这固然有一种感人的力量，也让人有一种震撼，但基于文中一个老农民一生的苦难内容，我更感到的是麻木，对于各种苦难的麻木，鲁迅笔下的麻木，而不是作者想述说的一种“中国生存哲学”。而且作者对于这种情况（我归为麻木，余华似乎认为是高尚的活着）洋洋自得。其实，文中最后福贵把那头老牛“智慧”的唤作福贵时，自己就失去了“人性”，麻木成神了。所以，我对于《活着》的苦难意识，感到“别扭”。

而《许三观卖血记》个人觉得其中苦难意识又有新的内涵。许三观的幽默可以说是与福贵的忍耐相对（我也觉得更为深刻），但他还有挣扎—卖血。就算许三观卖血是被动的，残忍的，这依旧是一种挣扎方式，这是一个卑微的工人可以做到的最大挣扎了，而且他每次都达到了目的，这种挣扎让我感到欣喜，它消解了麻木。可我依旧感到“别扭”，许三观能做到的最大努力依旧只能称为挣扎，对于苦难，他依旧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只能靠运气。而且到了最后，许三观不用卖血了，不能卖血了，他却为此感到悲伤！不管这最后的情节有多少其他的寓意，我感触最深的还是麻木。用卖血来挣扎，消解了福贵身上有的麻木，最后许三观却因为一次次的卖血而对血麻木了。我不知道余华是否是特意安排，还是我理解失误。在余华的作品中，我希望能读出人类面对苦难时更加深刻的东西，而不是又回到鲁迅所写的国民劣根性，而且还是以“高尚”的名义。但是从之后的两部作品《兄弟》和《第七天》来看，是不大可能了。余华是我很喜欢的一位作家，《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也是我很喜欢的作品，所以才有些不满足。某位作家说过，作家不需要是思想家。但我想，要想写下高尚的作品，光凭叙述的力量是不够的。

1○2《新年第二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三期 3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4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 ○

第二篇：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

摘要：余华，毋庸置疑，是当代先锋派作家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位。对苦难的关注与描写贯穿于余华的创作中。他在创作的初期，从人的精神生活对苦难展开形而上的探索，终极意义的拷问，后期逐渐转变创作风格，开始对人的生存困境进行现实的关注，将人类的苦难置身于现实的生活环境中，赋予人在苦难的困境中以温情的关注。

关键词：暴力

死亡

苦难

温情

先锋小说自产生之日起，就以其极强的先锋性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把自己的艺术激情抛洒在小说的形式实验上，在叙事和语言的‘狂欢’中耗尽了自己的艺术才情。”[

1、赵卫东 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而余华无疑是这个群体当中最能凸现先锋性的一位作家。他以其独特的暴力叙述、死亡叙述、述苦难叙，以及对人性方面的深刻挖掘，关注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余华对暴力的叙述，主要集中在其前期的作品中，通过其弥漫在文字中的暴力、杀戮、血腥、欺诈、阴谋，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的丑恶和黑暗。在那种超乎平静的暴力叙述中，叙述者叙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暴力行为。这种暴力行为，笼罩着一层神秘的阴影，弥漫着鬼气，“使人感到大地上的一切存在物对人来说都是可疑的，都充满了危险和阴谋。人只有活在地平线之下，就像《一个地主的死》中那个老人躲在茅坑里，才有些许安全。”[2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第4期]人物被置身于一个虚幻的现实中，世界有天无日，充满了黑暗。在暴力叙述中，死亡是一个永久的话题。于是在暴力叙述方面倾尽自己热情的同时，余华在死亡叙述方面也不遗余力。死亡是余华小说中不断重复的一个存在主义的主题。死亡从普通意义上讲有两类：正常死亡（自然生命的正常终结）和非正常死亡（自然生命的非正常终结）。把非正常死亡作为考察对象来看，有两种情况：他杀（生命被终止是源于外界力量）和自杀（生命被终止是源于自身内在的力量）。余华小说中的死亡叙述更多的是关注非正常死亡中的他杀现象（有时也包括病亡和失踪等）。《现实一种》中山峰、山岗兄弟的自相残杀，反目为仇，人间的温情被排斥在遗忘的角落。《河边的错误》疯子连杀三人，早已无理性可言，他最后也被马哲所枪杀。《活着》中福贵一生历尽苦难和艰难险阻，妻子、儿子、女儿、女婿、外孙都相继死去，只留下孤苦伶仃的他以老牛为伴孤独地生活在世界上。余华重点关注非正常死亡中的他杀现象，在对非正常死亡背后形而上的哲学探寻中，发现了死亡的宿命性和虚无性。《死亡叙述》一开头：“ 本来我也没准备把卡车往另外一个方向开去，所以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整篇小说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不可逃脱的宿命气氛。而《活着》中的一连串死亡给我门的显现的是死亡的虚无性。他们都是传统伦理和道德束缚下的好人，去都不幸死于特殊的事故。死亡被叙述的极其平常。从平常中逐渐消解了死亡的现实性，趋于死亡的虚无性。

在暴力叙述与死亡叙述之后，余华又将笔触伸向了人的生存困境，力图在深层次关注人的生存状态。余华创作中的暴力、死亡、人性恶、恐惧、自虐、自杀等叙述不过是他的一种表层的叙述，而在话语和故事的背后隐含着人类生活的最核心部分——人的生存困境。余华在开始关注人的生存困境时，首先对人的生存困境和生存条件提出自己的质疑。正是从这种质疑出发，导致了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这种苦难意识主要有几种表现形态：

1、对历史的重新审视。余华以过人的勇气和敏锐的眼光对历史进行重新审视，对历史残暴的一面予以揭露，对粉饰历史的行为予以批判。他的作品虽然缺少了诗意，却多了几分赤裸的真实。他对历史阴暗面的过多关注，不是为了否定历史，而是为了正视历史。

2、对传统文化的颠覆。传统文化告诉我们，长幼有序，亲人之间是不能乱伦的。可在〈世事如烟〉中，孙子与祖母同睡一张床，还使祖母有了身孕。在《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承担了双重反叛的形象，作为祖父孙有元的儿子，他不但不孝顺，反而想方设法折磨自己的父亲，盼望他早死。作为“我”的父亲，他对我漠不关心，还把我当作内心暴力欲望的发泄对象。

3、对人与人之间关系异化的思考。《现实一种》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冷漠的。母亲不关心儿子，儿子不关心母亲，哥哥不爱护弟弟，弟弟不尊敬哥哥。在《世事如烟》中，算命先生为了延长自己的寿命，竟然想方设法算计别人，连亲生儿子也不放过。在余华的作品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思议，亲人之间形同陌路，家庭内部危机重重。

4、对社会强势群体的批判。在《活着》中，有庆的死耐人寻味。我们如果探讨有庆他抽血过度而死的原因，可以发现主要在于医生对县长权力的敬畏，而忽略了弱势群体的生命价值。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许三观每次卖血都要送礼给医院的血头，血头没有什么政府官衔，但是他们仍然是那个社会的强势群体，他们手中握有决定谁卖血的权力。余华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出发，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呼唤着公平与正义。

余华凭借其对苦难的深刻感知能力，对苦难进行了不同凡响的叙述。从他早期的作品《十八岁出门远行》到他创作历程中非常重要的著作〈许三观卖血记〉，我们可以从中感觉到，余华所描述的苦难，其表现形式是在不断嬗变的。如果仔细探究，我们可以将余华所叙述的苦难的分为两大类：抽象的、行而上的苦难和实在的、行而下的苦难。余华八十年代的作品绝大部分表现的是一种抽象的、形而上的苦难。这种苦难非常具有神秘感，令人难以捉摸。在《世事如烟》这部小说中，父亲把女儿一个个卖掉；6在江边与无腿的人三次邂逅；接生婆为一个怀孕的女尸“接生”；死而复活的司机要求为他娶亲；祖母和成年的孙子同床而眠，并且怀了孕„„道德沦丧，梦魇横生，生命处处受到压抑、摧残和戕害。然而，这些苦难是怪诞的，不可理喻的，所有的一切都如梦如烟，永远都找不到理由，永远都不明真相。而到了九十年代的《活着》中，苦难消失了它的神秘感，消失了它的行而上性质，而只有了炊烟般的气息，它实实在在地和大众的苦难发生了联系，走到了一起。主人公福贵经历的苦难都是有其现实世界的理由和动机的，福贵被拉壮丁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内战；有庆之死是由于给县长夫人输血，更始由于医务人员唯官是从的“官本位”文化思想的作祟；家珍生病因无钱医治而死；因为饥荒，苦根吃多了豆子而活活胀死„„福贵所遭遇的每一次苦难都是有现实依据的，并且能打动人心激起人们的同情。形而上的苦难与形而下的苦难，概括了余华苦难叙述的所有类型。我们更进一步的探究这两种苦难类型的根源，则会发现，这一切都和余华与现实对抗的激烈程度有关。余华与现实并不是和睦共处的，而是始终保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对抗。当他与现实紧张的时候，他的作品里叙述的苦难是形而上的、抽象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余华正是与现实的紧张相处时期。在当时他作品已经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他还需要进一步的认可，以达到超越同辈作家的目的。另一个方面，当时中国大众正从“文革”的历史大灾难中中走出来，集中精力轰轰烈烈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余华对身处的现实环境表示怀疑，他看到了社会犯罪率明显提高，环境污染进一步恶化，认为这和大众传媒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信息大相径庭。随着年龄的增长与人生阅历的丰富，余华对现实的认识不断提高，对现实的态度不断发生变化。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已过尔立之年的余华开始了对现实的重新审视与思考。也许是看的多了，听的多了，经历的风雨多了，看惯了希望的失落、理想的破灭，他的心态反而平静了、从容了，不在意气用事。对待现实的态度，不再走极端，不再像过去那样欲将对方置之死地而后快，而是冷静的思索，客观的批判。现实毕竟是有两面性的，我们既要看正面，也要看反面。对待正面，我们应该褒奖、歌颂；对待反面，我们应该揭露、批判。余华说：“一个作家总是要表达他的理想，过去我的理想是给世界一拳，其实世界这么大，我那么小的拳头，击出去就像打在空气一样，有屁用。当然还有一些现实因素的作用，我现在没有工作，一个人呆在家里，不可能和任何人发生直接冲突，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变的美好起来了。我觉得，一个人在一种疲于奔命、在工作中老是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很艰难的状况下才会发出对世界的仇恨，而我现在确实感到现实很美好„„[

3、余华 《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三期8页]这是1996年余华的心声，它表明余华和现实的关系开始变得缓和多了、融洽多了。此时的余华在中国文坛大有名气，在外国又获得了多项文学大奖，与现实已经没有冲突了，他付出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他可以和现实和平共处了。他笔下的苦难不再是抽象得难以理解而是使人感到实实在在，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

伴随着苦难类型的不断嬗变，他对苦难意识的阐述也在跟着发生逐渐的变化，具体来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彰显苦难

余华说：“作家要表达与之朝夕相处的现实，他常常感到难以承受，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

4、《活着》前言，《活着》第一页，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这是余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创作时的一个重大发现。在这一时期，刚从“文革”的噩梦中醒来的中国大众，经过短暂的思索，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而此时的余华，正在海盐的一家医院里干着令他索然无味的牙医工作，凭着对文学的爱好与勤于思考的性格，在业余时间思索人性的美丑善恶。在沉默的思考中，余华对所处的现实开始表示怀疑的态度，不在认为现实是美好的，而是丑陋的，现实是不真实的，而是虚假的。于是，作家以先锋的姿态，对传统的创作方式进行颠覆，对传统的日常生活诗意进行消解，转而着手建构一个虚幻的精神世界。在这个虚构的的精神世界，不再充满善良与美好，不再弘扬淳朴与高尚，不再传播文明与思想，弥漫与我们眼前的，充塞于我们心间的是那种铺天盖地的血腥的图景，血流成河，尸骨横陈。这个虚构的精神世界充斥着暴力与血腥，充斥着荒谬和可笑，充斥着狡诈和阴险。余华的初期创作，先锋的姿态锋芒尽露。我们试看《死亡叙述》：

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冲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的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那过程十分简单，镰刀像是砍穿一张纸一样砍穿了我的皮肤，然后就砍断了我的盲肠。接着镰刀拔了出去，镰刀拔出去时不仅又划断了我的直肠，而且还在我的腹部划了一道长长的口子，于是里面的肠子一涌而出。当我还来不及用手去捂住肠子时，那个女人挥着一把锄刀朝我脑袋劈了下来，我赶紧歪了一下脑袋，锄头劈在肩胛上，像是砍柴一样地将我的肩胛骨砍成了两半。我听到肩胛骨断裂时发出的“吱呀”一声，像是打开一扇门的声音。大汉是第三个冲过来的，他手里挥着一把铁搭。那女人的锄头还没有拔出时，铁搭的四个刺已经砍入了我的胸膛。中间的两个铁刺分别砍断了肺动脉和主动脉，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一盆洗脚水似的。而两旁的铁刺则插入了左右两叶肺中。左侧的铁刺穿过肺后又插入了心脏。随后那大汉一用手劲，铁搭被拔了出去，铁搭拔出去后我的两个肺也随之荡到胸膛外面去了。然后我才倒在了地上。我仰着脸躺在那里，我的鲜血望四周爬去。我的鲜血很像一棵百年老树隆出地面的根须。我死了。

余华对暴力的叙述，近乎麻木，失去了知觉，只是保持“零度情感”对暴力与血腥进行陈诉，将人性的残忍进行夸张的暴露，达到将苦难彰显到极至的目的。在这个凶杀的片段中，我们没有看到丝毫善良人性的闪光，我们接触到的是没有情感的近乎动物之间的猎食行为。余华在这里将人性的丑恶张扬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使我们看后仍然心有余悸。在这一时期，余华以一种创作的理念刻意的带给我们惊悚，使我们去深度的体会那种人性美缺失后人性恶支配人的行为所造成的苦难后果。在《祖先》中村民们面对施暴的场合，人人激情澎湃，奋勇向前，不但将祖先乱刀砍死，还将他分而食之。余华在这里将“祖先”置换到了人的位置，而人则被置换到了动物的角色。人在某个时候，连畜生都不如，人性比兽性更加残酷。在《古典爱情》中，人吃人的场面更是惊心动魄，为了保持肉的新鲜，竟然不把人杀死，而是从活人身上割肉下来卖。人吃人的事情在古代确实有过，余华在这里将它夸大，进行历史的重现，将人等同于畜生，人性的凶残可见一斑。在《现实一种》中，哥哥的儿子摔死了弟弟的儿子，弟弟踢死了哥哥的儿子，哥哥又用更加残忍的手段将弟弟谋杀，最后弟媳又盗用嫂嫂的名义将哥哥的尸体捐献给医院，让他死无全尸。人物一连串的死亡，我们从中看不到点滴人物的眼泪，感觉到的一系列的复仇行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亲情的严重遗失，让我们不寒而栗。疯狂的复仇使我们毛骨悚然。人性的善已离我们仿佛有几亿光年的距离，而人性的恶则如影相随，不离左右。在《一九八六年》中，历史教师在精神错乱的支配下，疯狂的对自己进行残忍的自戕，动用历史上存在的各种酷刑对自己进行可怕的肢解。人性又被余华置于历史的时空中进行一种纵向的对比参照，丑恶仍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从古至今，我们主流的意识形态一直宣扬人性本善。可是人性本善，为什么我们生活的社会还时常充斥着暴力，弥漫着浓郁的血腥气。余华创作的目的就是要撕去人性本善的面纱，正视人性丑恶的一面。

余华为什么要这样偏执的展现人性丑恶？我们知道，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回答这个问题。余华一意孤行的去彰显苦难，我认为这与他当时所处的时代（历史时间）、个人童年生活、工作经历、阅读视野有关。

历史因素。余华生于1960年，童年时代正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号召、揭发、批斗、斗争„„这些充满了暴力意味的革命性话语，开始频繁的出没在这个略知世事的孩子面前。他无法理解人们那种癫狂的理想，只能从亲眼目睹的许多残酷的杀戮、各种各样的迫害中，去感受成长过程中的迷茫。直至余华长大之后去回想那段苦涩的岁月，感慨良多，浮想联翩，间接的加深了他思想的深刻性，对苦难有了个性的理解。当时，“大字报”是人民群众之间相互攻讦的最有力的武器，他被人们大肆利用，张贴在每条大街小巷。它们一片鲜红，一层覆盖一层，每隔一会儿就有新的出现，其刷新的速度几乎不亚于如今网站上的新闻页面。余华在当时阅读资料非常匮乏的条件下，开始注意了街头小巷的“大字报”。无独有偶，这正好引领了余华的文学之路。余华曾说：“„„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侯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小时。„„在大字报的时代，人们的想象力都得到了极度的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5、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大字报就是一种暴力文学，余华在这种文学模式的影响下，其前期创作所体现出来的捩气，也就不会令人奇怪了。再者，正如余华这段话中所言，大字报上的人他“都认识都知道”，一方面自己眼见过的熟悉的人，一方面是暴力文学对人的改编，两相比较，幼小的余华自然不能给自己一个解释——他过早的体验到了人世的荒诞性。荒诞的人性就给暴力的产生制造了一个无需理性的理由，人在荒诞的支配下，使用暴力已成了一种常态。

童年生活与工作经历。众所周知，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对写作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童年记忆中的一切都是一个人最初获得的人生经验，它的新奇特征、鲜亮程度、陌生化效果，都会以异常丰实的景象存留于他的内心中，并构成他的潜在的记忆资源。余华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医院里游荡，所有的鲜血、死亡、病痛的哀号、亲人的绝望„„都像一张张图片存储于他的内心。这所有的一切成了他日后重要的写作素材，也是我们考察他为什么迷恋暴力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余华曾毫不避讳地认为：“我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现在回想起来和我童年的经历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的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侯我和哥哥两个人没有事做，就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我父亲每次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衣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着提着一桶血肉模糊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当时我们家的对面就是医院的太平间，我可以说是在哭声中成长起来的，我差不多听到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哭声，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我差不多每个晚上都要被哭声吵醒。”[

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后来，在父亲的帮助下，19岁的余华成为了一名牙医。每天都有面对血腥的场景，还要不断的处理各种手术过程。这种整日与淋漓鲜血打交道的工作经历，成为了余华描写血腥场景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写作《现实一种》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应用。余华对于自己的工作经历对创作的影响，有过这样一段话：“我觉得拔牙这个工作对我写小说影响很大，因为我很小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所以我前期的小说的血腥气比较重，也与那个有点关系。而且，当了牙医之后，我还曾经去继续那个血淋淋的事业。”[

7、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余华的这种特殊经历，给了他一般作家所不具备的叙事资源，为日后叙述血腥、暴力、场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阅读视野。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文学艺术开始解禁。外国的各种文学理论如现代派理论、魔幻现实主义、存在主义等和一些意识流小说、唯美伤感小说陆续传入中国。余华这个文学爱好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选择了卡夫卡、川端康成、马尔克思、福克纳、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模仿创作对象，进行反复揣摩，逐渐培养了暴力美学的审美趣味，可以说，阅读的启发在余华的早期创作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余华在研究川端康成的写作技法上发现了他注重细节描写。余华学以致用，在自己的写作过程中也非常注意细部的叙述，尤其是在叙述暴力的施展过程中，将施暴的过程放大。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暴力的沉醉同样使余华痴迷，如果我们将血腥施暴的细节叙述与三岛由纪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他们叙述方式上的某些同样的思维特征。

二 忍受苦难

在经历了七八年的中短篇写作训练后，余华的写作技巧已日臻成熟，逐步的找到并确立了自己相对稳定的创作思路，开始按部就班的着手长篇小说的尝试了。随着《在细雨中呼喊》的最后定稿，余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了。这部小说是余华创作潜力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是创作主体自身的一次艰难嬗变——由冷静、强悍、暴烈向温暖、缓和、诗意转移，由人性恶的执迷陈诉转向人性善的深情呼唤。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已不在叙述凶狠暴力的凶杀场景，读者也很难嗅到心惊肉跳的血腥味。余华已另有所爱，对苦难的彰显退居其次，着重于突出人物对苦难的惊人的忍受能力。同时余华对人类苦难的的承受载体作了转移，不再以前期的肉体受苦为主要载体，而转向以精神为受苦的主要载体。作品中人物受精神的折磨是其受苦的主要原因。

《在细雨中呼喊》它以一个江南少年孙光林的成长经历作为主要的叙述主线，通过双重叙述者的分分合合，展示了中国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成长中的孤独、迷茫、痛苦和无助，同时又通过时间的自由穿梭和往返更替，在孙光林的成长主线中，不断融入了父辈（包括孙光林的父亲孙广才和母亲，养父母王立强和李秀英等）、祖辈（爷爷孙有元）等三代人的生活经历和苦涩命运，折射了几代人精神上的各种痛楚。在这部小说中，主人公孙光林的受难是通过心灵的恐惧和战栗来表现的。幼小的孙光林一开始就被置身于一种恐惧的状态，在一个凄风苦雨的黑夜里独自聆听来自远方的凄惨的哭声。一种绝望的呼喊声在黑夜里久久得不到人间的回应，孤独与凄凉的氛围弥漫在整个故事的始终。在故事中孙光林似乎是个多余的人，任何一个家庭都可以将他像废物一样抛弃。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心灵找不到温暖的归宿，他渴望亲情的甜蜜，友情的温暖，可现实的处境总与企盼背道而驰。在六岁之前的南门生活中，在毫无道德感与尊严感的父亲孙广才的暴力统治下，他处在一种惴惴不安的困顿之中。无论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均无亮色可言也毫无希望之说。暴力、恐吓、辱骂、如影相随。从六岁开始，孙光林又被送往远离南门的另一个小镇孙荡镇，给县武装部干部王立强当养子。当陌生的王立强身着军装来到南门将孙光林领走的时候，他还在逃离的冲动中显示出盲目的乐观：从此远离那个暴力、恐吓维持下的家庭，开始新的幸福生活。可事实并不如此，在王家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和安全感，在孙荡体验到了与国庆、刘小青等少年伙伴的友情快乐，可好景不长，随着王立强的自杀和李秀英的出走，他再一次陷入了被抛弃的命运，甚至连家也没有了。在极度的恐惧和绝望之中，十二岁的孙光林，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再次回到了南门。

重回南门的孙光林，在经历了一番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生活之后，面对在无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父亲孙广才，显得更加孤立无依。于是他选择以游离的方式希冀获得更多的安全。可这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现实的隔膜，使他小小的心灵在孤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连自己的兄弟都不愿和他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自留地**后，孙光林陷入了更大的绝望和孤寂之中，甚至被排斥在家庭之外。这种不受关注与重视的情态，这种被漠视与忘却的对待，使孙光林内心的恐惧与战栗无限增加，性格上也变得越来越敏感与内敛。因此无论是他与苏宇、苏杭、郑亮等人在青春期启蒙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焦灼和惶恐，还是他与冯玉青的儿子鲁鲁之间神秘而又奇特的友情；无论是他对同学曹丽的暗恋与失望，还是在考取大学之后对亲人和朋友的冷漠感受，都表明了他在那个成长的记忆中所留下的，除了伤痛还是伤痛，除了无奈还是无奈，除了恐惧还是恐惧，也就是说，他以孤独与敏感的方式，承受来自感情上得不到满足的精神折磨。

事实上，除了孙光林的苦难成长之外，作品中还有许多人物的经历体现着受难这一主题。年轻漂亮的冯玉青因为遭到王跃进的抛弃，从负气出走到后来一步步地沦为暗娼；父亲孙广才因为弟弟孙光明救人而死，日复一日地等待着“英雄父亲”的称号，结果不但梦想没有实现，反而因治安事件而拘留；因为青春期性本能的骚乱和冒险，苏宇被处以劳教；由于妻子的多病而导致了王立强的婚外情，结果却被人们无情的跟踪和捉奸，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因为母亲的死亡，再婚后的父亲无情地将年幼的国庆抛弃于世；在母亲冯玉青被劳教之后，无家可归的鲁鲁只好在监狱外流浪；音乐老师因为与学生曹丽发生关系，从此毁灭了自己的一生；在没有生理教育的年代，孙光林、苏宇、郑亮等同学整天因为手淫而惶惶不可终日„„余华在这一系列的受难事件中，使小说人物有了某种自觉的受难意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忍受生活中没有预告的苦难折磨。

如果说在《在细雨中呼喊》这部作品里，余华笔下的人物忍受的苦难都是形而上的、抽象的，那么在《活着》这部作品里人物忍受的苦难则是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我们在《活着》这部作品里能够看到人物如何去忍受苦难，看到人物生存的超强韧性，能够强烈的感受到人活着的不易。余华在《活着》韩文版前言中说：“这部作品的题目叫《活着》，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去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作为一部作品，《活着》讲述了一个人和他的命运之间的友情，这是最为感人的友情，因为他们互相感激，同时也互相仇恨；他们谁也无法抛弃对方，同时谁也无法埋怨对方。他们活着时一起走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死去时又一起化作雨水和泥土。与此同时，《活着》还讲述了人如何去承受巨大的苦难，就像中国的一句成语：千钧一发。让一根头发去承受三万斤重压，它没有断。我相信，《活着》还讲述了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在这里，余华给活着下了一个定义，顽强地忍受生活中不期而遇的苦难。因此，《活着》就是关于生活中如何忍受苦难的书。福贵作为一个纨绔子弟，年轻时的他在女人的胸脯上找寻快乐和眼泪，在他们的肩膀上招摇过市风光无限，在赌场上心竟摇荡地体味生命的激情和冒险。然而当这一切都如海市蜃楼般轰然倒塌之后，当这一切都被他轻而易举地毁掉之后，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为所欲为的沉重代价，也同时看到了苦难对他的一次次无情的打击。自此以后，所有的厄运开始紧紧地追随着福贵的脚步，并毫不含糊地夺走了每个与他相依为命的亲人的生命，一次次将他逼进绝望的深渊，使他成为一个深陷于孤独而无力自拔的鳏夫。只有与自己影子似的象征物——那头叫富贵的老黄牛相依为命了却残生。但是，福贵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苦难，他却始终相信：即使生活是最为悲惨的，即使命运是最为残酷的，自己也应该鼓足勇气和拼足力量熬过去，直到人生的最后一刻。福贵平静的直面苦难，面对汹涌而来的苦难他以平静如水的心态咀嚼人生的苦难。

在《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中，我们看到余华一直在强调人如何去忍受苦难，承担生命中的诸多不幸，在创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他那悲悯的情感已渗人文本中，对人物的命运有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如果我们探究其由彰显苦难到忍受苦难的原由，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原因：

1、注重内心真实。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通常是以迎合常识性生存状态为起点，即一切话语形式（包括故事的情节和人物的性格命运）都必须遵循世俗性生存现实，符合日常生活的真实性。这种真实性，使得作家在发挥创造性想象的过程中受到无处不在的理性钳制，客观现实的钳制，一切艺术的真实被客观化。创作主体的审美目标是与现实世界高度吻合，因此，作家的想象和自由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而现代作家的自由禀赋和创造欲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受制于这种现实生活的常识性逻辑，他们的独创性、不可重复性也都要求他们必须对一切常识性生活逻辑进行义无返顾的超越和反叛。余华在《虚伪的作品》中“内心真实观”的提出，突破了这一传统现实真实观的局限，充分深入拓展了创造主体个体想像力，使想象力在超越经验的层面上获得了生机。作家在创作中找到了自身独有的创作方式。同时这种内心真实观的提出，颠覆了以往常识和固有经验，为创作主体心灵的自由舒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向度。

2、“贴着人物写”。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我们可以发现，余华已充分意识到人物自身的生命价值，使小说叙事明确的回到了生命内在的丰饶性上，从而尽力回避创作主体对人物形象的过度干预。同时，余华作为创作主体在叙事过程中的身影已经退场，代之而起的是人物本身按照自己的个性命运前行。当人物成为叙事的主宰，话语的叙述基调、故事的情节发展，都会因为人物变化而产生自身的逻辑规定性，他常常会不受创作主体的理念控制，甚至连作家自己都无法预测故事的未来走向。对此，作家惟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沿着叙事的自然发展，尽可能地突出那些具有艺术质感的细节场景，展示叙事中特有的艺术灵性，或者在叙事中尽可能地使自己的审美理想获得强调。有一次在谈到《活着》的写作心得时，余华曾不无感慨的说：“我觉得福贵这样的人就是我生活中的一个朋友。你在写这个人物的时候，你就是不断地在了解他。他说的每一句话，有时候你写下来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好，我马上在电脑上把它删掉。为什么？因为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所以，马上删去。连续这样下来后，写到后半部，你基本上发现，不是你，是另一个人在写，这时候你们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写。最后那个福贵走出来的那条人生道路，不是我给他的，是他自己走出来的，我仅仅是一个理解他的人，把他的行为抄在我的纸上而已，就这样。”[

8、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余华的这种感受，其实表明了人物一旦确立了自己在小说中的身份，便会不受约束地按自己的命运奔跑。

三、消解苦难

从某种意义上说，《许三观卖血记》仍然继续了《在细雨中呼喊》和《活着》的主题——生命的受难本质。它同样以博大的温情描绘了苦难中的人生，以激烈的故事形式表达了人在面对厄运时求生的欲望，以种种不可预测的劫难展示了人物的韧性品质。但是，它们又有所不同。《活着》里的福贵面对一次次无情的死亡打击，依然要顽强的活下来，凭借着生命的韧性去忍受亲人的相继而亡带来的沉重苦难。而《许三观卖血记》里的许三观面对一次次生活中的难关，不仅艰难的忍受而且还用自己的鲜血开始去进行漫长的救赎。许三观面对接踵而至的生活中的苦难，开始了充满温情的消解。

《许三观卖血记》主要讲述了许三观面临物质的匮乏与生活的困惑时，以弱小者的身份，出于自己本能的善良性格，一步步将它们消解的故事。这个故事一直围绕许三观精神上的困惑展开，物质上的苦难只是余华为了深化故事的主题而铺下的一条隐线。许三观用第一次卖血的钱，以极其幽默与荒诞的理由娶得了被称为“油条西施”的许玉兰，不久之后，许玉兰替许三观生下了长子许一乐。随着一乐逐日的成长，许多人都发现许一乐越来越像许玉兰的旧情人何小勇，不像许三观。街坊们的大肆谈论与嘲笑，使许三观注意了这个现象并询问许玉兰。许玉兰对此以不加解释予以默认，并在夫妻俩为此事拌嘴时而大肆张扬，弄得人人皆知许家家丑。妻子给丈夫带绿帽子，在中国传统伦理体系上说，这是一个男人最不能容忍的事情。许三观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为自己作了几年的“乌龟“而不知道这个事实感到无比的恼怒。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与脸面，发泄心中的怒火，从此许玉兰与不是许三观亲子的许一乐成为了他仇恨与报复的对象。许三观的报复方式不是使用常见的家庭暴力，而是对许玉兰与许一乐进行精神折磨，从精神上去刺激他们俩，使他们内心产生愧疚，自己冷眼旁观。许三观的这一报复方式开始时进展的很顺利，但后来在生活的苦难面前，毁与自己善良忠厚的本性。

许三观一家生活在一个生存资料相对匮乏的时代，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加剧了生活物资的贫乏，全国人民生活步履维艰。可这个时代有一个方法去获取正常劳动收入之外的收入去临时补救这种生活之苦的方式，那就是卖血。许三观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在这部小说中，许三观总共有十二次卖血的经历。其中有九次都是在苦难来临时被迫地去卖血，靠卖血获得的钱去解燃眉之急。在这十二次卖血中，其中有七次是为了给自己带来“王八”名号的非亲身儿子一乐卖血。本来是报复的对象，可在苦难与亲情面前，许三观举手投降了。他为了讨好一乐的下乡的队长，卖血买肉，凭着孱弱之躯陪无赖的队长饮酒。为了筹集一乐的医药费，卖血差点把命给卖了。许三观凭着自身有限的珍贵的鲜血，以它为救赎苦难的工具，消解了生活中没有征兆的苦难。我们在惊叹许三观拯救苦难的魄力时，也能够从许三观身上感受到那种强烈的亲情震撼力。

从彰显苦难到忍受苦难，这已是人生的一次跨越，也体现了余华对苦难的更深一层的理解；而从忍受苦难再到消解苦难，则无疑是人生的更大一次跨越，也折射了余华对苦难与生命存在的双向深入。余华改变了以往苦难在精神上极度抽象、遥不可及的面目，把苦难叙述的非常平实，更能够让我们看到苦难的确实存在，生存的艰辛，让我们内心的悲悯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余华把苦难与生命存在进行了有机的高度艺术化的结合，他对生存的苦难赋予了深切的关注与真情的体恤，重新发现了人生人性的温暖。他从精神的先锋已彻底的回到了现实的底层，回到了生命的存在，回到了悲悯的情怀，用他的悲悯之力，为那些善良而普通的生命寻找着苦难的救赎与消解方式。“我知道自己的作品正在变得平易近人，正在逐渐地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不知道是时代的变化，还是人在变化，我现在更喜欢活生生的事实和活生生的情感，我认为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的同情和怜悯之心，并且将这种情感彻底的表达出来。文学不是实验，应该是理解和探索，它在形式上的探索不是为了形式自身的创新或者其他的标榜之词，而是为了真正地深入人心，将人的内心表达出来，而不是为了表达内分泌。”[余华 《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余华对苦难的消解，正是因为他看到了苦难之于生命存在的独特意义，高度尊重人物的生命存在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意识到了人的精神存在的丰富性，意识到了希望的存在，因而把善良和爱重新上升到了文学审美当中。

小结 综观余华的创作过程，我们可以知道，在余华的眼中，人类的苦难就是人类的生存本质。人的存在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苦难历程，苦难是人类不可超越的生存状态。于是，当他满怀激情叙述人生苦难与不幸时，同时也表达了一个优秀作家面对丑恶与阴暗的价值取向与基本立场：在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表现为对苦难的个性化解读，用暴力、血腥、死亡表现对人性恶的冷眼旁观；到了九十年代创作《在细雨中呼喊》与《活着》时，对人类的苦难产生了自觉的悲悯意识与人文关怀，以忍受的方式去理解生存的苦难；到了《许三观卖血记》，冷酷无边的苦难中开始闪烁出温情的光芒，体恤的情怀始终伴随着许三观一家人度过那段苦难的日子。余华一反传统文学中的对人性善的歌颂，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而对人世苦难进行异彩纷呈的叙述，并非故意渲染人生的苦难，让人感受生活的艰难，而是要告诉我们，生命是孤独的，人类的生存过程其实是一个不断遭遇苦难甚至直面死亡的过程，而生命就在对死亡与苦难的不断超越中升华。生相对死而言是一种永恒的强大。这是一个神圣而庄严的哲学文化命题。透过余华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余华在这些小说中寻求到了一条人类精神超越历史困境、超越生命苦难的自我救赎之路，找到了一个民族生生不息、永不屈服的精神。

注释：

1、赵卫东 先锋小说价值取向的批判 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1996

2、郜元宝《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文学评论》第4期

3、余华：《新年第一天的文学对话》，《作家》1996年第三期8页

4、余华：《活着》前言，《活着》第一页，南海出版社1998年版

5、余华：《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6、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8、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3-64页

参考文献：

1、《先锋浪潮中的余华》，邢建昌、鲁文忠著，华夏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2、《先锋余华》，徐林正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3、《余华评传》，洪治纲著，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余华创作中的苦难意识》，郜元宝著，《文学评论》第4期

5、《余华生存小说创作的精神气度》，孙小兵、张学昕著，《齐鲁学刊》2004年第6期106页

6、《人性之恶与人世之厄——余华小说中的苦难叙述》，富华著，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9月第34卷第5期

第三篇：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浅析余华小说中的暴力情结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余华的小说常常呈现出一种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对鲜血、暴力和死亡的叙述构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特色。这种倾向与他的童年记忆、阅读经验以及80年代的先锋文**流有关。对暴力的残酷书写决非余华内心的真正向往，实是作者采取极端和隐喻的方式对人文关怀的重新提倡和对人生苦难的痛切关注。

关键词：余华；鲜血；暴力；死亡；人文关怀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创作中，余华通过冷漠残酷的叙述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斥着血腥、暴力与死亡的世界。90年代创作转型后，余华小说的潜在主题依然与暴力有关。这种极端而强硬的叙述方式其实隐喻了作者对人和世界本身的独特理解。令许多读者关注的是，余华为什么这样迷恋于血腥和暴力的书写？或许，只有解开了这个谜底，余华精神世界的最后一道大门才会向我们真正敞开。

<一>

余华对鲜血的钟情由来已久。在中国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血莫不与道义、气节联系在一起，而余华笔下的血已无关宏旨。“鲜血像是伤心的眼泪”，在《十八岁出门远行》的成名作里，余华不动声色地将自己鲜红的血液稀释成了“眼泪”，第一次向读者显示了他冷酷的一面。而在那篇以《鲜血梅花》（1989年《人民文学》第一期）命名的小说里，他就兴趣盎然地玩味道：“一旦梅花剑沾满鲜血，只须轻轻一挥，鲜血便如梅花般飘离剑身。只留一滴永远盘踞剑上，状若一朵袖珍梅花。”到了《死亡叙述》，余华则是这样描述鲜血的：“动脉里的血“哗”地一片涌了出来，像是倒出去的洗脚水似的。”而“我”却以欣赏的眼光看着自己的鲜血在地面留下的印痕，毫无痛惜之感。余华曾经坦言：“暴力因为其形式而充满激情，它的力量源自于人内心的渴望，所以它使我心醉神迷。” ①［P162］对暴力的迷恋，使余华在描写鲜血时，禁不住会以一种超然于物外的欣赏的眼光来打量，甚至以华丽的语言来不厌其烦地精描细写。如在《一九八六》里，余华这样写道：“破碎的头颅在半空中如瓦片一样纷纷落下来，鲜血如阳光般四射……溢出的鲜血如一把刷子似的，刷出了一道道鲜红的宽阔线条。”在这里，鲜血四溢的视觉冲击，给人的不再是惊心动魄的畏惧，而是豪奢的感官盛宴。与此同时，余华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结也愈来愈清晰地展现给了读者。

“暴力”也是贯穿和理解余华小说的一个关键性词语。早期如《一九八六》、《现实一种》、《河边的错误》、《古典爱情》等作品，写的多是一种纯粹的肉体暴力，并希望用肉体暴力这个寓言转寓“精神暴力”和“思想暴力”。后期如《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作品，表面看起来似乎没有了血腥和暴力的场景，但它们的潜在主题其实依然与暴力有关。

以中篇小说《现实一种》为例，尤其能够说明余华那冷酷的暴力美学。这篇小说不仅有最为阴郁、冷酷的血腥场面，更重要的是，余华让我们看到了，人是如何被暴力挟持着往前走，最终又成为暴力的制造者和牺牲者的。暴力起源于一个叫皮皮的孩子，他虐待和摔死了自己的堂弟。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可是已经开始学会使用暴力来获取快乐——

“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儿，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了一个耳光。他看到父亲经常这样揍母亲。挨了一记耳光后堂弟突然窒息了起来，嘴巴无声地张了好一会儿，接着一种像是暴风将玻璃打开似的声音冲击而出。这声音嘹亮悦耳，使孩子异常激动。然而不久之后这哭声便跌落下来，因此他又给了他一个耳光。”

接着，皮皮抱着堂弟到屋外去看太阳，似乎是出于本能，当他觉得手上的孩子越来越重时，就松开了手，那一刻，他“感到轻松自在”。就这样，暴力的旋涡在孩子一次无意识的罪恶行动中形成了。山岗和山峰两兄弟及其妻子，都被不由自主地卷入到暴力的旋涡中。成人世界的暴力一旦展开，可绝不像孩童世界那样是非理性的，它是有计划、有安排、有目标的，它要求每一个人都用暴力来还击暴力，否则你就无法继续获得做人的尊严。比如，山岗开始时对自己儿子的死有点漠然，但他立刻受到了妻子的谴责：“我宁愿你死去，也不愿看你这样活着。”这个世界似乎不能允许任何一个人对暴力坐视不管，他必须反击，可是，除了暴力本身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能够制止和惩罚暴力呢？于是，报复性的暴力活动就在山岗和山峰一家展开了，它像一阵暴风，将每一个人的内心启动，似乎就无法停下来了，直到把所有人都席卷了进来。结果，每个人都具有了双重角色：他既是施暴者，也是受害者。而暴力作为一种力量，一旦在人的内心启动，似乎就无法停下来了，直到把所有人都带进毁灭之中。这也说明,暴力不是一种外在的手段，它其实潜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一有机会，它就会奔泻而出，甚至最终主宰一个人的意志和精神。

作为暴力的一种极端方式和结果，余华的小说几乎都涉及到了屠杀和死亡。如《一九八六》里的疯子自戕，《古典爱情》里的吃人场面，死亡简直与人同在，如影随形。即使在题为《活着》的小说里，余华也多次写到死亡：福贵的儿子有庆为救活县长太太抽血过多而死；哑女凤霞因难产流血过多而死；媳妇家珍因丧女、贫困与疾病而死；偏头女婿二喜因意外被砸死；外孙苦根因饥饿饱食被撑死；以及战友老全，冤家龙二，县长（亦为战友）春生先后以不同的方式死去，故事主人公福贵则在尘世以送别的姿态默默地活着。在目睹和耳闻的死之中，活着竟变得悲壮起来。仿佛正因为此，活着才显得难能可贵，“似乎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活着成了唯一的目的和理由”。②［P293］

然而，令许多人关注和好奇的是，余华何以在内心积淀如此深厚的暴力情结呢？

<二>

对于这样的疑问，余华曾经声称“这是作家的难言之隐”，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不过他却提出反问：“为什么生活中会有这么多的死亡和暴力”呢？尽管如此，我们从余华的《现实一种》（1997年意大利版）的前言里，仍然不难发现，余华对鲜血和死亡的迷恋，其实与他的童年经历不无关系。他在这篇序言里写道：

“对于死亡和血，我却是心情平静。这和我童年生活的环境有关，我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经常坐在医院手术室的门口，等待着那位外科医生的父亲从里面走出来。我的父亲每次出来时，身上总是血迹斑斑，就是口罩和手术帽上也都沾满了鲜血。有时候还会有一位护士跟在我父亲的身后，她手提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③［P232］

余华在序言里还提到，童年时他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他常常在炎热的夏天独自一人跑进里面乘凉。那时的余华几乎听到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哭声，因为几乎每天都有人在医院里死去。时间长了，面对亡者亲属的哭声，他渐渐失去了常人所有的恐惧与震撼，以至于竟然“觉得那已经不是哭泣了，它们是那么的漫长持久，那么的感动人心，哭声里充满了亲切，那种疼痛无比的亲切。”④［P233］此外，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余华被动地接受了当时的语言暴力，人际关系的紧张与不可信任，以及批斗、武斗中触目惊心的暴力形式所带来的血腥场面，从而造成了他童年生活中的信任破灭。这就使余华产生了一种认识，即惟一能够确证自身存在、力所能及并能带来快感的东西，便是暴力。

当然，童年经历和儿时记忆决不是余华后来迷恋血腥和暴力叙事的全部原因。余华的创作风格之所以迥异于其他作家，还与他的阅读经验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余华在谈到写作过程中对材料处理的感觉时曾经坦言：这样的感觉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阅读的体验。余华还说，他主要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在这些外国作家中，给他影响最大的是川端康成、卡夫卡和陀斯妥耶夫斯基，而在中国作家中，则只有鲁迅一人。“女儿的脸生平第一次化妆，真像是一位出嫁的新娘。”川端康成曾经这样描写一个母亲凝视死去的女儿时的感受。正是“由于川端康成的影响,使我在一开始就注重叙述的细部。”后来，“卡夫卡救了我，把我从川端康成的桎梏里解放了出来。”“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 ⑤［P146-147］我们可以发现，是川端康成教会了余华如何写作，卡夫卡则给了他想象和勇气，使他对生存的异化状况（扭曲的变形的原始的罪恶）有了特殊的敏感。此外，陀斯妥耶夫斯基暴力叙述的慢镜头特写和鲁迅的冷峻笔法则使余华在进入血腥的暴力世界时，能够不动声色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任何一个作家的创作都不能完全脱离开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文学环境。余华的极端叙事方法也与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实验有着必然的联系。尽管当时的中国文坛已相继出现“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一系列创作潮流，然而文学自身的革命仍然无动于衷。到了80年代中叶，先锋文学实验在中国形成了强大的阵容和声势，马原、莫言、残雪等作家的先锋创作一开始就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同时进行。这些作品“以不避极端的态度对文学的共名状态形成强烈的冲击。⑥［P291］在当时诸多的文学思潮中，中国作家对人的关注，还多是停留在人的社会属性（如“伤痕文学”）、人的文化属性（如“寻根文学”）等方面，对人的存在属性的书写，则几乎是一个空洞。而人文领域里人道主义关怀的泛滥，却已渐渐沦落成为一种假惺惺的虚拟口号。正是在这个时候，余华脱颖而出，他继承发展了先锋派作家残雪等人对“人的存在”的探索，作品很快引起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因为余华一出场就没有像大多数作家那样，满足于对日常生活中那些表面的真实的书写，而是采用极端残酷的书写作为其叙述的根本指向，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以彻底改写人的欲望、精神、历史和文化的内在结构。余华渴望冲破日常经验的藩篱，以更自由的形式去接近真实。但他指的是想象中的真实。“对于任何个体来说，真实存在的只能他的精神。”“当我不再相信现实生活的常识时，这种怀疑便导致我对另一部分现实的重视，从而直接诱发了我有关混乱和暴力的极端化想法。” ⑦［P46］所以，我们在余华的小说里几乎看不到常态的现实生活，一切都是非常态的。《现实一种》里的家庭杀戮，《鲜血梅花》里的江湖恩怨、《一九八六》里沉浸于暴力幻想的疯子，《世事如烟》里飘忽的人物关系和无常的宿命等等，处处都显示出一种与现实极度紧张的关系。但是值得关注的是，无论早期的先锋实验，还是90年代转型后的创作，余华一直紧紧握住的都是人和人性的基本母题。他握住的其实是文学中恒常的部分，而不是像一些作家，在语言和形式革命上用力过猛，以致最终在思想上却显得空洞而贫乏，徒剩一个毫无意义的姿态。

《三》

由此可见，理解余华小说中的人文立场，是进入他小说世界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荒诞的故事背后,我们却发现了感人的真实。余华的创作其实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对人的悲剧处境的体验过程。正如他所说，极端的暴力书写只是一种“虚伪的形式”，它隐喻着他所发现的“另一部分的真实”——从古老的奴隶角斗，到现在的拳击甚至南方人的斗蟋蟀，余华都从中看到了“文明对野蛮的悄悄让步”，意识到“暴力是如何地深入人心”。事实上，早期的先锋作品里，余华眼中的人大多都是欲望和暴力的俘虏，是酗血者，是人性恶的代言人。在这些作品里，余华单纯地把一部分现实极度夸大，尽现了人性之恶和个体生命的悲剧。乍看上去，他似乎抛弃了知识分子所固有的人文关怀的传统。实际上，余华是以语言叙述背叛传统作为切入点，与传统的人道主义关怀的泛滥相决裂，谋求确立真正的人文关怀。90年代后，余华的小说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因着记忆而有的温情，他在《在细雨中呼喊》里对人生存的终极意义开始予以探讨，过去作品中那些发黑的血迹和浓重的血腥味被细雨冲淡了许多。随后，到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小说里鲜血横溢的暴力场面少了，形式上带有装饰性的东西少了，余华的叙述重心转移到了小人物的命运上。这个时候的余华，尽管表面看起来似乎丧失了暴力叙述的热情，其实他是通过现实的苦难深重来指认生活的暴力——一种更潜在更强大更难以抗拒的暴力形式。于是人的命运和精神问题再一次被尖锐地标示出来。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发现，无论是在先锋实验时期赤裸裸的暴力叙述，还是创作转型后披上温情面纱的暴力叙述，余华始终都在关注着人的苦难，他是在借助内心的暴力倾向、死亡情绪的抒发与宣泄，来探讨人生与命运，以达到重树真正人文关怀之目的。从这一点来讲，背离传统的余华是清醒而深刻的。是他，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个将人生置于本能和形而下的层面进行观照，通过对暴力的残酷书写，揭示出人和世界的黑暗景象。余华所发现的，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人性限度，他的作品更为丰富当代文学对人的认识和对人性的反思提供了新的参照。这也许才是余华小说魅力的真正所在。

第四篇：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

论余华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特征

——以《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中的徐福贵与许三观为例

叶

政

【摘要】余华作为一名崛起于八十年代后期出色的先锋作家。他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土壤之上，运用传统的写实手法和民间叙事技巧，表达出了中华民族对生命、人性、世界和历史的独特感受，也在作品中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本文主要以《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这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的形象特征进行分析对比，更进一步的去解读作品，探求作品所反映人物的共同特征。通过具体的人物形象，从人物本身出发，揭示出描写了近半个世纪来中国城镇社会中低层人民所遭遇的苦难与种种的不幸。【关键词】余华

命运

现实

特征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都属于余华后期创作的作品，与他前期的作品在内容和写作手法上都有明显的区别。这两部作品，所有在形式上带有装饰意味的东西都消失了，叙述的重心倾倒在了人物的命运上。这个时候的余华，看起来像是一个诚实的现实主义者，余华的叙述也就变得老实而含情脉脉起来。而这两部作品，也被众多的批评家和媒体评选为九十年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

《活着》主要讲主人公徐福贵是地主家出身，年轻时是个浪荡公子，经常去城里的一家妓院吃喝嫖赌。后来他中了别人的套，把家里包括田地、房产的全部家产输了个精光，于是全家一夜间从大地主沦为了穷人，福贵的父亲郁闷而故。这个打击如当头棒喝，亦如一瓢冷水，使福贵清醒过来，决定重新做人。从此，他成了租种过去属于他家的田地的佃户，穿上了粗布衣服，拿起了农具，开始了他一生的农民生涯。不久，福贵的母亲生病了，他拿了家里仅剩的两块银元，去城里请医生。可是在城里发生了意外：他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辗转两年，最后他被解放军俘虏并释放了。这时回到了家乡，他的母亲早已故去，女儿凤霞也在一次高烧后成了哑巴。福贵的一生经历了中国历史的变迁，社会的动荡，如解放后的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度、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等，都通过男主人公的眼睛和亲身经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生动的再现。而在此期间，福贵也经历了与每个亲人、朋友的悲欢离合：为了让儿子有庆上学，他把女儿送给了别人，不久后女儿跑了回来，全家重又团圆；县长的老婆生孩子需要输血，结果儿子被一位不负责任的大夫抽血过量致死，后来发现县长竟是福贵在国民党军队时的小战友春生——春生在后来的文革中经不住迫害，悬梁自尽；几年后，凤霞嫁了个好女婿，可不久死于产后大出血；两个孩子去后，妻子家珍也去世了，只剩下他和女婿二喜、外孙苦根祖孙三代相依为命；几年后，二喜在一次事故中惨死，福贵便把外孙接到了乡下和他一起生活；可是好日子没几年，小苦根也在一次意外中失去了幼小的生命。最后，福贵买了一头要被宰杀的老水牛，也给它取名叫“福贵”，一个人平静地生活下去。

《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发生于解放初的五六十年代，那时主人公许三观还是一个青年，他被周围生活不断地压迫，为了生活，不得不拼命地工作，但是依然无法保证生活。后来在自己家乡农村得知，卖血可以换钱，也是身体强壮的表现。虽然卖血可以成为他生活的经济来源，但是，他没有用卖血来维持生活，除非在非常无可奈何或者无助的时候，他才会卖血来解决。他为了给儿子治病，坚持十五天卖一次血，以还清欠债，最后导致大病不起。小说围绕着卖血的经历，展开许三观生活中的琐事，体现出一个男人所应当承担的某些责任，或许这也正是一种人生的无奈。小说饱含辛酸的经历，但也不乏幽默之处，比如每次卖血前喝足八碗水，这样身上的血就会多起来了，诸如此类的奇怪想法非常多。小说的最后一节尤其精彩，随着岁月的流逝，许三观身体一日不如一日。许三观想吃猪肝，身边又没钱，他决定为自己卖一次血，但是到了医院，医生说他的血只能卖给油漆匠漆 家具，在这时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走到了尽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他坐着，哭了。这两部作品，从内容看起来有着天壤之别，而作品主人公徐福贵和许三观之间好像有着某种联系。表现了在当时那种社会大背景下，低层人民对生活的无奈，为了活着而活着的希望，所具有的共同特征。

一、盲目的乐观主义

福贵和许三观他们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对自己身上的伟大品质也没有任何发现，他们只是被动、粗糙而无奈地活着。他们不是生活的主人，而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的人。无论是徐福贵，还是许三观，他们都是被命运俘虏的人，他们没有任何能力承担命运的变幻无常，也没有任何一刻有“痛苦的清醒意识”。福贵对于苦难的承受是被动的，他的乐观主义也是盲目的，他虽然学会用同情的眼光看待世界，也仿佛有着和那头老牛一样的超然，但是，存在的幸福并不会因此而到来。小说开始就写到：“赌场里的先生龙二，他常赢少输，可那天他载到了我的手里，接连的输给我。每次输了还嘿嘿一笑，两条瘦胳膊把钱推过来时一百个不愿意。我想龙二也该惨一次了„„龙二和另外两个债主拿出帐薄，一五一十的给我算起，我才知道半年前就欠上他们了，半年下来，我把祖辈留下的家产[1](P19-21都输光了。”福贵认为自己可以把爹先前输的一百亩地赢回来，光宗耀祖，可没想到龙二一开始就在算计他，最后使他倾家荡产。福贵是没有抗争，没有挣扎，对自己的痛苦处境没有意识的。自己倾家荡产、凤霞成了哑巴、友庆抽血致死、凤霞难产死亡、二喜在施工中意外死亡、苦根活活的被毛豆胀死，他已经麻木了，没有知觉了，只是被生活卷着往前走。《活着》到最后写到：两个福贵脚上沾满了泥土，走去时却微微晃动着身体，我听到老人对牛说：“今天友庆，二喜耕了一亩，家珍，凤霞耕了也有七八分田，苦根还小都耕了半亩。你嘛，耕了多少我就不说了，说出来你会觉得我是要羞你。话还得说回来，你年纪大了，也是尽心尽力了。”[1](P194)福贵主动将那头老牛称 为福贵，与自己同名，主动将自己的存在等同于动物的存在，而这种乐观所表现出来的平静，实际上只是一种麻木之后的寂然而已。

到了许三观，这种感觉就更加强烈了。这个人，好像很善良，很无私，身上还带着顽童的气质，但他同时也是一个讨巧、庸常、充满侥幸心理的人，每次家庭生活出现危机，他除了卖血之外，就没想过做一些其他事情，当他生活极其槽糕时，因为别人的生活同样槽糕，他也会心满意足。说白了，这就是许三观的平等思想，他不在乎生活的好坏，但是不能容忍别人和他不一样。他自己做了乌龟，许一乐因为打破了别人的头，要出医疗费，他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如今还要替何小勇的儿子还债务，自己没钱家里东西也被别人搬走了，他感到不公平就教导许二乐和许三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想到这里他笑了，决定自己可以去卖血了，他觉得公平了，也乐观了；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在林芬芳病的时候也搭上一腿，他觉得这是公平的，所以他很乐观，觉得没有对不起妻子；他卖血养大儿子，时刻想着的是儿子将来如何报答他的养育之恩，因为以后可以来报答我，所以就去卖血„„这些就是许三观乐观的“平等”思想又有点像鲁迅笔下的阿Q的形象，而最终表现出的只是一种盲目的乐观。

二、人物自身的“执著”

关于余华笔下人物的“执著”，可以说既是人物本身具有的非理性本质的造成，又有整个社会、文化的大环境的作用。我们可以通过福贵和许三观这两个人物形象来看看他们的“执著”。

在《活着》一书中这样解释“活着”：“‘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叫喊，也不是来自于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2](P4)《活着》中而当福贵的亲人一次次的离开自己：凤霞成了哑巴、友庆抽血致死、凤霞难产死亡、二喜在施工中意外死亡、苦根活活的被毛豆胀死，一系列的死亡对福贵来说是始料 未及的。在读者看来，是上天不公，让一个人承受这么多亲人死亡，经历如此多的苦难，福贵承受了这样命运的无常，他也学会了平和坦然的接受，不然他不会在晚年和老黄牛超然相伴。直至最后剩下自己一个人，这里面的惨烈是不亚于余华小说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但余华成功的为福贵找到了一条缓解苦难的有效途径——忍耐。这使得整部小说的叙述也因这种宽阔的忍耐，变得沉郁，悲痛而坚定，没有血泪的控诉，没有撕心裂肺的尖叫，甚至没有愤怒，有的只是福贵在生活中磨练出来的无边无际的忍耐包容一切，以至于大的苦难来临，福贵也能将它缓解在忍耐之中。最终，福贵真的是达到了与孤单相依为命的地步。而作者本身也说：“《活着》讲述了眼泪的丰富和宽广，讲述了绝望的不存在，讲述了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而活着”。[2](P8)确实是这样的，福贵到了最后还是孤独而执着的活着。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主人公许三观同样也是这样“执著”地活着。“执著”首先突出表现在许三观对“血液”的非理性的疯狂崇拜，应该说有一种“血液情结”在其中。我们看许三观不论是他要娶媳妇也好，还是在面对三年自然灾害，许一乐得病亟需救治等一系列困难，需要救急的时候，他都是依靠出卖自己的血液来维持着家庭的运转，这使得他的“血液情结”越来越死，使他无法自拔，“执著”已极。我们可以看到书的最后，当许三观年过六旬再去卖血时，年轻的“血头”拒绝的了许的请求，甚至讥笑道：“你身上死血比活血多，没人会要你的血，只有油漆匠会要你的血„„”[3](P247)这令他感到恐惧万分，因为一旦没法再卖血意味着人的身体已经“败”掉了，尤其回想到过去四十年中，家中无论遇到什么事，都是依靠自己卖血，现在不能再卖，今后再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办？于是许三观不由得悲从中来，在街头痛哭。“灾祸”来临时的支柱没有了，人立即处在了崩溃的边缘。作者显然将这一份“执著”发挥到了极致。

还有许三观在各种行为中对自己的妻子许玉兰也有着一种“执著”，但是这个“执著”并不是像“血液情结”那样十分明显地表露 在外，而是较为隐性的。我们知道许三观对绰号“油条西施”的许玉兰是一见钟情，然后采取一步到位的手段得到了许玉兰。应该说这样的感情基础是极不牢靠的。但是就在发生了“许一乐”事件以后，许三观仅仅是采取了打骂、体罚、最多自己去偷情等手段，他没有进一步采取离婚这样的激烈手段。这说明他还是放不下。在文革中，许玉兰被诬陷而遭批判，许三观对许玉兰依然很好，在家里给许玉兰倒热水烫脚，给她送饭，甚至偷偷给她做了红烧肉，看到许玉兰由于长时间弯腰接受批斗“脊背弯得就像大字报上经常有的问号一样”时，“心里一阵一阵得难受”。在那个荒诞的时间，他们的儿子都已经不再理自己的母亲。家庭批斗会上，许三观说了自己曾去偷情的事情，教导儿子说：“其实我和你们妈一样，都犯过生活错误，你们不要恨她„„”[3](P173)这份“执著”是在生活和患难与共中生出的。余华在《许三观卖血记 韩文版自序》中说：“许三观一生追求平等”。[3](P6)的确如此，许三观还有一份对平等的“执著”。但是他追求的平等是非常简单和表面的，就是生活上的平等，吃穿用这方面的东西。其实这也是几千年来国人共有的一份“执著”。

三、人物的非理性

余华是善于描写暴力的，也是善于描摹苦难的，更是善于塑造暴力和苦难中隐忍着的悲剧人物和他们荒诞的命运。他所塑造的人物通常都是冰冷的，有着偏执怪诞的思维方式，如他在《细雨中呼喊》中胆怯、冷漠、绝望的孙光林，在《许三观卖血记》中麻木、隐忍与命运抗争的许三观，在《现实一种》中的冰冷的山峰、山岗两兄弟。这些人物不仅性格怪诞还有着独特的审视世界的眼光，有着超出常人的生命体验。

最典型的就要数《活着》这部小说了，一个农民在草地上平静的叙述一家人是如何一个一个的死去。小说在一开就写到：“我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什么浪荡的事都干过。我常去的那家妓院是单名，叫青楼„„里面有个肥胖的妓女，我经常让她背着我去逛街，我骑在她身 上像是骑在一匹马上。我的丈人，米行的老板，穿着黑色的绸缎站在柜台后面。我每次从那里经过时，都要揪住妓女的头发，让她停下，脱帽向丈人行礼：“近来无恙？”我丈人当时脸就像松花蛋一样„„”[1](P10)福贵面对自己的丈人时，表现的是不恭不敬，没有晚辈对待长辈的理性态度，而表现出的是一种无知的，地痞流氓式的态度，甚至有一点调戏的感觉。这在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中，的确是罕见的、也是难以想象的、也是非理性的。在小说写到福贵的妻子家珍去找正在赌博的福贵时：“家珍又扯了扯我的衣服，我一看，她又跪到地上。家珍细声细气地说：“你跟我回去。”要我跟一个女人回去？家珍不是存心出我的丑？„„我对她又打又踢。我怎么打她，她就是跪着不起来，我就在赢来的钱里抓出一把给了旁边站着的两个人，让她们把家珍拖出去，我对他们说：“拖得越远越好。”家珍被拖出去时，双手紧紧捂着凸起的肚子„„”[1](P19)面对自己的妻子已经怀孕七个多月，福贵对妻子又打又踢，最后被拖到了大街上。我相信世界上很难在找出第二个这样的丈夫，对于福贵这种非理性的表现，也只能是一种丧失了人性的悲剧。福贵的爹是被他气死的、娘是病死的、儿子死于给县长老婆献血、乖巧的哑巴女儿凤霞死于难产、女婿又死于工地事故、只剩下一个小外孙却竟然是吃豆子涨死的，写遍所有离奇的死法。显然，余华的文字是有感染力的，余华的文字是最煽情的，却又是最抽离人物冷峻旁观的。当一个人承受着所有亲人都离奇死亡，而自己还能坚强的活着，这本身就是一种非理性的。

《许三观卖血记》中，我们看到余华已成功地将他的“非理性世界”本质与看似传统的故事情节融为一体。《许三观卖血记》讲述的是一个出身于农村的丝厂送茧工许三观三十几年的生活经历。回乡探亲的许三观偶然得知乡人们“卖血”的习俗后随同前往医院，并以换取的三十五元钱在城里娶下了“油条西施”许玉兰。在以后的几十年中，每有家庭变故，许三观就以卖血来挽救危机。直到三个儿子终于各处组建家庭后，他才恍然发觉岁月已夺去了他的健壮，“卖血救急”的好时光一去不返，对未来灾祸的忧虑，使他在街头痛哭起来。《许 三观卖血记》无疑是一个家庭故事。这个家庭在中国最近的三十几年的戏剧性极强的政治、经济变故中，取得了理所当然的戏剧性效果。然而正是在这个曲折但并非离奇的家庭故事之下，随处埋藏着“非理性——荒诞”的影子。

小说的开头就具有强烈的非理性色彩。写到：“许三观把徐玉兰带到那家胜利饭店，吃了一笼小笼包子、吃了一碗混沌、吃了话梅、吃了糖果、吃了半个西瓜。„„我不能嫁给你，我有男朋友了，我爹也不会答应的，我爹也喜欢何小勇，„„于是许三观提着礼物来到徐玉兰家里。许三观对徐玉兰的爹说：“你只有一个女儿，徐玉兰嫁给了何小勇那家就断后了，生出来的孩子不管是是男是女，都得姓何。要是嫁给我，我本来就姓许，生下来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姓许，你们许家的香火也就接上了。”[3](P14)许三观娶妻之举也并非在理念计划之中，而是在拿到钱后的突发奇想，并采取了怪异的求婚方式——请素不相识的许玉兰吃饭，饭后计算出给许玉兰花用的钱数“总共是八角三分钱”，紧接着就理所当然地提出“你什么时候嫁给我。”而玉兰父亲的允婚则基于两点原因：首先，许三观的钱比何小勇多；其次，双方都姓许，女方的香火亦可以延续。许玉兰父没有考虑自己女儿的主观意愿，然而这一非理性方式又恰恰是中国传统的成规惯例，没有人会对这一情节的真实性表示怀疑。无论是对于求婚过程，还是求婚的原因，都将是非理性的。小说中不是写到：“许三观把徐玉兰带到那家胜利饭店，吃了一笼小笼包子、吃了一碗混沌、吃了话梅、吃了糖果、吃了半个西瓜。”[3](P17)最后把吃剩下的半个西瓜给了许三观。在当时的那个年代，购买的食物的量是很足的，一个二十多岁年轻的少女，是不可能吃掉怎么多东西的，何况在对徐玉兰的描写中写到她的身材婀娜，有“油条西施”之称。所以非理性贯穿了整部小说，小说的处处表现着非理性。

在许三乐受到欺负时，作为大哥的许一乐给自己的弟弟许三乐报仇。因为打破了别人的头，要出医疗费，他自己做了乌龟，他替何小勇养了九年的儿子，如今还要替何小勇的儿子还债务，自己没钱家里 东西也被别人搬走了，他感到不公平就教导许二乐和许三乐长大后去强奸对方的女儿，想到这里他笑了，决定自己可以去卖血了，他觉得公平了，也乐观了。他知道妻子曾经和何小勇有过私情后，在林芬芳病的时候也搭上一腿，他觉得这是公平的，所以他很乐观，觉得没有对不起妻子最后他甚至发现长在自己身上的毛都不平等，于是抱怨道：“屌毛出得比眉毛晚，长得倒比眉毛长。”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余华两部长篇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人物在那样的社会大背景下，小说中人物所表现的种种特征。

参考文献：

[1] 余华．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2] 余华．活着·序言[A].活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 年.[3]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

第五篇：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

]

摘 要：余华小说中普遍存在着一组具有独特特征而又被人容易忽略的群体——儿童形象，他们既是暴力死亡的承受者，又是苦命孤独的见证者，更是成人世界的映射者。这些大量的儿童形象，既表达了余华内心的童年印记，同时又借助儿童的目光和思维表达了自己对现实世界的直观感受和真实体验。

关键词：余华；儿童形象；特征；童年记忆

余华，盛名于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中国当代作家，从其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发表之后，就很受文艺评论界的关注，直到余华的近作《兄弟》面世之后，社会上又掀起了一轮新的研究热潮。对余华的研究已有24个年头，到目前为止，余华研究大体上从五个方面展开：1．在对余华创作观的探讨方面；2．在先锋精神与创作转型领域；3．在其作品的表现内容方面；4．在关于余华“怎么写”的文本形式研究中；5．在关于本土和外来影响层面。[1]本文所探讨的内容属于第三个层面。但是，在众多的关于余华小说表现内容的研究中，依然存在着一个被遮蔽的群体：儿童形象。在余华的小说世界里，儿童群体是“在场者”而非“缺席者”，因此，对这一群体形象的特征分析与作者创作这一群体形象的原因探究确实是很有必要的。

一、暴力死亡的承受者

余华早期的小说以冷静的表现暴力和死亡著称，并由此形成了其小说创作一个极为明显的主题。儿童是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正是他们被首先推到了暴力的舞台上，以承受者的角色游走在暴力的阴影中。

余华是描写暴力的天才，他冷酷客观而又出神入化的白描着针对儿童的暴行。《古典爱情》中屠夫为了保持人肉的新鲜，对作为菜人的幼女采取了凌迟般的宰杀：“店主的利斧猛劈下去，听得‘咔嚓’一声，骨头被砍断了，一股血溅得店主一脸都是。幼女在‘咔嚓’声里身子晃动了一下。然后她才扭回头看个究竟，看到自己的手臂躺在树桩上，一时目瞪口呆。半晌，才长嚎几声，身子便倒在了地上后哭喊不止，声音十分刺耳。”[2] 《现实一种》里四岁的皮皮因为好奇而失手摔死了自己的堂弟，在得知自己的儿子是由皮皮摔死的，山峰马上朝皮皮走去，残酷的暴力便开始了：“接着他看到山峰把皮皮的头按了下去，皮皮便趴在了地上……与此同时山峰飞起一脚踢进了皮皮的胯里。皮皮的身体腾空而起，随即脑袋朝下撞在了水泥地上，发出一声沉重的声音。”

《黄昏里的男孩》尽管没有把人物的命运定格为死亡，但我认为这是一篇将暴力承受者的形象刻画到了极致的作品。衣衫肮脏的男孩深受饥饿折磨，在孙福的水果摊前苦苦乞求，然而得到的只是孙福粗暴的拒绝和呵斥。男孩趁孙福不注意偷走了一个苹果，于是，一场由孙福主导的追捕和暴力惩罚就开始上演了：“追上来的孙福挥手打去，打掉了男孩手里的苹果，还打在了男孩的脸上，男孩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孙福一只手抓住他的衣领，另一只手去卡住他的脖子。……接着孙福两只手一使劲，‘咔’地一声扭断了男孩右手的中指。”孙福对男孩的摧残既有殴打、致残的肉体暴力，更有示众、自我羞辱的精神折磨。孙福对男孩实施残酷的惩罚，是在道德的名义下进行的，他一再振振有词的声称：“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小偷”，“我也是为他好”。“这样，道德的维护者对男孩实施的不道德行为就既合情又合理了。更让人震惊的是，小说中的旁观者对这残酷的一幕竟然无动于衷，他们都不知不觉的站到了孙福的立场上，至此，不道德的惩罚被合法化了。”[3]而黄昏里的那个男孩有可能会

成为下一个恶毒的孙福。

以为余华小说中儿童的死亡仅此而已是大错特错的，《河边的错误》中发现人头的男孩被疯子用柴刀砍死；《在细雨中呼喊》里的孙光明被淹死；《难逃劫数》中打电话的男孩被打死；《死亡叙述》中两个女孩被汽车轧死；《兄弟》中孙伟被红袖章用理发推子绞断颈部动脉而死……余华在作品中不厌其反的描写儿童的受暴和死亡，把儿童置于最直接、最赤裸裸、最野蛮的行径中。

二、苦命孤独的见证者

余华小说中的苦命儿童形象也为数不少，在暴力阴影笼罩下生活的儿童是一类，还有一类则是命运对他们的不眷顾。

《蹦蹦跳跳的游戏》中，一对年轻的夫妇带着他们的儿子——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到一家医院去治病，没写小男孩得了什么病，病了多长时间，病情如何，只写了他们在医院门外的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他们第一次送孩子来医院，医院没有空出来的床位，他们就回家了。第二个镜头，第二天他们第二次来医院，孩子终于住了进去。第三个镜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这对夫妇走出医院，孩子死了，他们安静的走了。

这个孩子无名无姓，在病魔的手中他没有一丝的反抗，只能顺从，幼小的生命就这样无声无息的消失了，他可能还没有体会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没有体会到童年的快乐，他的父母或者就是他短暂生命的慰藉，蹦蹦跳跳的游戏亦或是他最开心的事情。如此巨大的痛苦悲伤，却写得这般不动声色；不写痛苦悲伤，却能够感受到痛苦悲伤的声音，这只有写过《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余华才能写得出来。

《活着》中的有庆也没有幸免于苦命的玩弄。他每天一大早起来，给他心爱的羊割草,喂食,然后跑步去上学。中午再回来,给羊喂食,再跑步上学。为了不把鞋子跑坏,他习惯了把鞋子拿着跑,到了目的地再穿上，甚至在下大雪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很喜爱他的羊,在公社把羊充公以后,仍然每天去看他它们,他只是想抱抱它们。这样可爱的孩子,最后也死了.他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时常挨饿受冻。肚子饿了，就去喝凉水。这个孩子的血型和县长夫人的一样，不幸就这样发生了，县长夫人活了,可有庆却被抽血抽死了。他躺在医院那个小房间冰冷的床上,他在等着他的父亲把他带走,接他回家.这样一个孩子,他只想他的羊吃得饱饱的,然后跑步去上学,有时候会有一分钱一颗的糖吃。可惜,他就这样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凤霞——有庆的姐姐,在很小的时候她还是会说话的，但在富贵被拉去当兵之后她生了场大病，就不能再说话了，成了一个哑巴，从此她的人生轨迹就彻底发生了转变。渴望爱情和婚姻的凤霞只经历了短暂的幸福，后因生孩子难产死在医院里。凤霞的孩子苦根，从名字上就已经定位了他的身世和往后的命运。自打苦根一出生就失去了自己的母亲，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孤儿，谁料想最后的结果更残忍，苦根竟然被撑死了。《活着》中把苦命儿童的人生推向了极端。

《兄弟》里的宋钢，怎么看都像一个苦命受难的形象。在母亲去上海治病、父亲被批斗关押的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和弟弟李光头相依为命。父亲被造反派毒打致死安葬乡下老家后，母亲把他留下来照顾风烛残年的老地主爷爷，一呆就是十年。在那个视地主为阶级敌人并时时刻刻对其进行专政的年代，一个未成年的孩子要去照顾一个没有任何经济来源且生命快要走到尽头的老人，谈何容易？这十年他和爷爷是怎么过来的，其中的苦难辛酸，局外人恐怕是难以想象的。

这些儿童形象不仅是苦命的，同时也是孤独的。《在细雨中呼喊》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在小说中，胆小怯弱、敏感丰富的“我”整个从六岁到十八岁的成长过程中，充满了无尽的孤独，“我”经常来到池塘边独自派遣孤独，在村人眼中，“我也越来越像一个怪物”。[4]这种对孤独的深刻感受真切地写出了一个孩子的内在体验。“我”的哥哥孙光平在爱情失败后，在被城里孩子出卖和抛弃后，感受到的孤独更是接近绝望。而鲁鲁、苏宇他们也处在无尽的

孤独中。孤独意识深深困扰着这些年幼的孩子。

三、成人世界的映射者

儿童本应该是天真无邪的，他们正处于人生的萌芽期，生命的花朵刚刚开始绽放，儿童的双眼本未经世事的熏染，稚嫩、纯真、美好是他们的代名词，但在余华的作品中却出乎人们的预料。

如果说成人对儿童的残害依然属于成人世界的罪恶，那么孩子对孩子的和成人的伤害则不能不让人感到震惊。余华小说中的儿童形象不仅是暴力和罪恶的承受者，还是制造者和执行者。

《现实一种》中的皮皮抽打和卡扼自己的堂弟，并最终将堂弟摔死：“这哭声使他感到莫名的喜悦，他朝堂弟惊喜地看了一会，随后对准堂弟的脸打去一个耳光。……他就这样不断的去卡堂弟的喉管又不断的松开，他一次次地享受着那爆破似的哭声。……”他在堂弟的痛苦和那流淌的鲜血中获得的是无比的快感。皮皮或许长大后就是另外一个山岗或山峰。

《死亡叙述》中有这样一个情节：“那个十来岁的男孩从里面窜出来，他手里高举着一把亮闪闪地镰刀。他扑过来时镰刀也挥了下来，镰刀砍进了我的腹部。……”正是这个十来岁的男孩“在我被别人推了一下后，又用镰刀给了我致命的一击，他狂热的加入了对我袭击的队伍中，用他的镰刀伴随着那个女人的锄头和大汉的铁器共同完成了对我的‘惩罚’”。

《细雨中呼喊》中，相对于孙光林略带压抑的性萌发和成长过程，苏杭则以一种大胆激进的方式来完成这一成长过程，他毫无顾忌地谈论异性，追求女生，传看女性生理图片，甚至于非礼老妇人。相比之下，苏宇的成长过程则充满了更多的现实悲剧，他既没有像孙光林那样将忍耐、压制和温和的探索进行到底，吔没有像苏杭那样自始就走上自我放纵的道路，他在科学探索而不得的时候，以一种严重违反社会道德、法律法规的方式爆发。余华将不同类型的被性意识笼罩下的儿童的生理和心理都做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他们或者无法抵御“性”的诱惑，或者无法抗拒青春期“性”的猛醒和泛滥。为了情欲，他们或者背叛自己的家庭、基本的伦理规范，或者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兄弟》里的李光头，他的人性质量在七八岁时便初见端倪，到十四岁那年的“偷窥事件”发生时基本定型。八岁时，李光头性欲勃发，偷看了父母交欢后在长板凳上磨擦下身，后来还在木头电线杆上磨擦，并且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磨擦，他觉得很舒服，磨擦得红光满面。后来别人告诉他这是“性欲”。再后来他每逢磨擦，就呼喊着“我的性欲来了”。后来他到了十四岁，便胆大地将眼睛瞄准了白的胖的瘦的小的大的不大不小不胖不瘦的女人屁股。小说中通过一个儿童在欲望的驱使下发生的偷窥行为，诱发了刘镇男人们集体性的变相偷窥，以一种荒诞的充满幽默的叙述，写出了那个禁欲与反人性的时代人们的性压抑，以及用人性扭曲的形式有限度地宣泄被压抑的欲望。

余华在此一反在他的其它小说中将儿童置于成人暴力和罪恶的牺牲品之下的书写形式，将儿童推置暴力者和实践者这一惊心动魄的角色之上，而孩子的暴力行为和性意识不能不让人将其根源归因于人的本性。余华一方面借助孩子的眼睛完成了对成人世界的独特发现和结构，另一方面又将探索的笔伸向孩子本身，将人们通常意识中的纯洁无比的孩子形象进行了彻底的颠覆。余华正是借用儿童的视角来表现他的令人震撼的现实却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儿童眼中的世界给人以无法抗拒的真实感。正是在儿童视角之下，余华鲜明地展现出现实世界的混乱、罪恶与龌龊不堪，余华自己的情感表达和价值判断也自然得以凸显。

余华为何这么偏爱儿童形象？

这一切皆出自作者童年的记忆。童年记忆对作家的创作有重要作用。童年，是一个人认识社会、认识自然的初始阶段，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童年记忆会在他的创作中留下深刻的印迹。正如余华自己所说：“一个作家的童年其实就是决定了他今后写作的方向，我小时候的感受就是这样。”[5] “我的写作全部是为了过去。确切来说，写作是过去生活的一种记忆

和体验。世界在我的心目中形成最初的图像，这个图像是在童年的时候形成的，到成年以后不断重新地去组合，如同软件升级一样，这个图像不断变得丰富，更加直接可以使用。”[6] 那么，余华童年时期的感受是什么呢？余华父母都是医生，这一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忙于自己的工作，常常忙的连饭都吃不上，更没有时间照顾孩子，对孩子的管束少之又少，但是生性胆怯的余华在童年时期并没有过得自在和狂野，更多的时候是父母将他们兄弟俩关在上锁的阁楼里，很少得到父母的关爱。在余华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们家搬到了医院里住，并且家的对面就是太平间，所以余华说：“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的恐惧。”“我喜欢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对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由此可以看出这些经历导致了他童年时期温情的缺失，而多了对孤独、恐惧的体验，同时也造就了余华在写作中特有的沉着与冷静。从而可以看出余华为什么总在小说中表现鲜血和死亡的原因了，童年特殊的经历和记忆，使余华习惯了鲜血和死亡，甚至于迷恋。

所以，余华童年的特殊经历，使得他过早地接触到了暴力、鲜血和死亡，这些经历伴随着他的成长慢慢进入了潜意识里，当后天写作时，这些东西就会不自觉地蹦出来，影响他的创作。

参考文献： 【1】张崇员,吴淑芳.20年来余华研究综述[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9月,第33卷第5期.【2】余华.古典爱情[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第256页.【3】王达敏.余华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余华.余华作品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第369页.【5】余华.我的文学道路[J]当代作家评论,2002，（4）第14页.【6】张英.文学的力量[M]民族出版社,2001版，第6页.Images of Children in Yu Hua's Novel

Li Guang-lei

Abstract: In the Yu Hua's novel has a group to have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community--child image which easy to be neglected by the human generally, they are not only the violence death heirs, is also the cruel fate lonely witness, is the adult world mapping.These massive child image, both expressed the Yuhua innermost feelings childhood mark, simultaneously and drew support from child's vision and the thought expressed itself to the real world direct-viewing feeling and the real experience.Key words:Yu Hua;The image of the child;Characteristic;Childhood memo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