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第一篇：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传统文化在乡村论略

艾莲

【摘 要】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乡村优秀文化可以从四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物态文化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制度文化，包括农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包括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将发挥凝聚认同价值、塑造新农民的价值，保持文化多样性、原生态的特点，促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开发。

【关键词】 新农村；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内涵价值；乡村软实力

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打下坚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中，乡风文明的具体内容包括：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繁荣农村文化事业，加强县文化馆、图书馆和乡镇文化站、村文化室等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扶持农村业余文化队伍，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开展和谐家庭、和谐村组、和谐村镇创建活动。

实现乡风文明的途径有两个：一是现代城市文明、工业文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浸润，移风易俗；二是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根基，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造，使之适应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2006年2月2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繁荣农村文化事业的方法之一是，保护和发展有地方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农村文化生活的载体和手段。农村业余文化队伍的成立发展、农民兴办文化产业、和谐文化的创建等都有赖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发扬。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乡土性的文化，它产生并服务于农耕社会。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实力”。新农村文化的建设，应该从梳理农村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将传统文化的精华成分与当代生活对接，使其既从乡土的土壤中萌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素质，构建起广大农民从内心深处的认同的、适应新形势的新农村文化。

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的内涵层次丰富，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制度、精神三层次说；物质、制度、风俗习惯、思想与价值四层次说；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号、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等。本文以四层次说展开论述。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物态文化层面包括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等；行为文化层面包括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①制度文化，包括农村生产生活组织方式、社会规范、乡约村规等；精神文化即观念文化，包括孝文化、宗族家族文化、宗教文化等。②

（一）物态文化③乡村的物态文化层面是农村有别于城市的显在表现之一，其文化的异质性强烈吸引着城市人。乡村山水风貌、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民间民俗工艺品、民族服饰都凝聚着一方乡土上人们的文化追求。

以乡村聚落乡村建筑为例，在农村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有不少地方出现了盲目追求小洋楼、建筑模式化城市化、千篇一律的现象。著名的作家、学者、民间民俗文化专家冯骥才在调研中发现，浙江杭州附近一些富裕的小县城，小村庄，村落里修建起一座座微型的“艾菲尔铁塔”；在广州的一些小村落，农民们修建起了小型的卢浮宫④；在海南岛，黎族传统的船形茅草民居在统一的钢筋水泥改造中岌岌可危„„

（二）行为文化层面⑤

农村传统文化的行为文化层面大致包括了民风民俗、生活习惯、传统文艺表演、传统节日等。

1.民族民间传统文艺表演

近年来，在农村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不断增长，各级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农村的文化工作，农村的民族民间文艺表演有所改观。民营剧团是其中活跃的分子，据统计，浙江农村民营剧团的数量大约有4、500家，这些剧团不光在本地演出还外出巡演。部分剧团如嘉善县陶庄镇的等民间表演曾经上过中央电视台。浙江还出现了一支“农村文化经纪人”队伍，农村各类经营性演出中60%的演出场次是由农村文化经纪人安排的。云南曲靖市陆良县马街镇21个行政村拥有农村文化团体28个。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石屏县的花腰彝歌舞团除在本地长期演出外，还积极探索与旅游业相结合的路子。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家家都有学习花鼓灯舞蹈的传统。2003年，88名村民自发成立了“花鼓灯农民艺术团”。2005年，该艺术团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民营文艺表演团体”。海南的艺术院团送琼剧下乡、河北承德剪纸、热河二人转都极大地丰富了当地的农村演艺市场。

民间传统文艺表演在农村是富有生长性的，表演的内容素材取自当地，表演形式喜闻乐见，表演人才后继有人，应当比任何外来的艺术形式都有生命力。2.传统节日

重大节日、纪念日、民族民间传统节日，是繁荣和丰富农村文化的有效平台中国的传统节日、重大节日、纪念日，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之一．

传统的节庆习俗，如汉族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少数民族的三月街、泼水节、火把节、花山节等，都是民俗文化的重要传承载体，要大力倡导。广东省番禺化龙镇南狮艺术、龙舟、飘色(抬阁)艺术展演；杭州萧山党山雷公庙会；浙江绍兴市红江村的龙舟竞渡、开渔、丰收、祭祀（祭祖、祭各种神）等等，都是利用传统节日进行文化活动的生动例子。

一些新开发出来的节日也为繁荣乡土文化增色不少。广西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四川成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搭建文化平台，宣传当地传统文化，增加了地方知名度，扩大了地方影响。3.民间艺术之乡

自20世纪80年代末始，文化部在全国开展了“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命名评选活动。该活动旨在弘扬中国民间艺术，促进民族民间艺术的繁荣和发展的工作。目前，我国已有400多个地方被授予“中国民间艺术之乡”和“中国民间特色艺术之乡”。这些民间艺术之乡是民间艺术之乡和民间文化传承基地，既保护了地方传统民间文化品牌，又在传承的基础上向经济市场渗透和延伸。浙江的江山、临安、桐庐；广东的东莞樟木头镇、湛江遂溪；甘肃的临夏、岷县、庆阳；湖北的宜昌青林寺；河南的桐柏县；河北的峰峰矿区、邯郸、永年等，有一批极富民间特色的民间艺术项目，很多地方都能推出具有传统和地域特色的剪纸、绘画、陶瓷、泥塑、雕刻、编织等民间工艺项目，戏曲、杂技、花灯、龙舟、舞狮舞龙等民间艺术和民俗表演项目，古镇游、生态游、农家乐等民俗旅游项目。

4.民间独特文化形态

民间独特的文化形态也是保持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载体。

以云南为例，纳西族东巴文化给丽江带来了无数好奇的游客；云南著名的旅游地宁蒗县永宁乡的落水村，其旅游发展所赖以安身立命的就是摩梭人（纳人）的母系制文化和“阿夏”走访婚民俗文化。

（三）制度文化

这个层面的文化也是非物态文化，包括社会法律法规、纪律制度、道德准则、社会约定等。当前农村大量兴起的非正式组织（又称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非正式制度）也属于这个层面。１.乡约

乡约是乡民基于一定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为某种共同目的而设立的生活规则及组织。传统的乡约在中国社会的秩序构造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教化乡里、促进乡治、劝善惩恶、御敌防匪、应付差徭、保护耕牛山林等方面有一定实效。传统乡约整体上呈现出不断消解的趋势。

云南的很多乡村有非常好的精神文明和伦理道德传统，民风真诚淳厚，各地乡村都有非常规范的社会控制、社会管理的机制，大量卓有成效的乡规民约就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有效地促进和维护了当地的环境资源保护、公共财产安全、社区和谐和尊老敬幼的风气。２.非正式组织、非政府组织、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组织是把双刃剑，当它与正式组织兼容时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反之产生负面影响，约束正式组织的绩效。成功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强力剂”，推动组织创新；失效的非正式组织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绊脚石”，阻碍组织创新。〔1〕 当前我国农村地区非正式制度有政治性组织、经济性组织、社区服务性组织、文化组织、娱乐组织等等。当然，各地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的差异、文化传统和习俗的不同以及受到城市文明冲击的程度不同，非正式组织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在各种非正式组织中，最具代表的是宗族组织、宗教组织、农民自发维权组织以及新型合作经济组织这几种类型。〔2〕

（四）精神文化（观念文化）

精神文化层面包括人的政治思想的树立、精神的塑造、道德修养的熏陶、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素质能力的培训、思维方式的引导等方面。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会产生持续影响的精神层面文化包括了宗族文化、宗教文化、孝文化等。1.宗族文化

宗族文化曾在中国乡村发挥着悠久而重大的作用。近些年来，家族文化宗族文化有“复兴”之势，表现为修族谱、立宗祠、祭祖宗、恢复或重定族规族约等。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宗族组织的发展最为突出。

必须辩证地看待宗族文化与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关系。前者是血缘的、封闭的；后者是法治的、开放的，前者势必给后者带来负面影响；但也有学者指出，家族文化对建设和谐社会，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2.宗教文化

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些年来，随着政府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落实，曾被压抑的宗教活动从地下转入正常，各种宗教的入教人数都在不断增加，各种宗教都以农村为复兴的基地，使农村成为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

在广大的农村，修寺庙、传统节日求神拜佛的现象非常常见。这些活动聚集了族人、强化了村民的组织化程度，显示了村庄的团结与强大。这种组织化，如果能善加引导就能对提高农村宗族组织的内聚力、强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组织意识、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观念不无裨益。如果放任发展，就会令崇佛信鬼思想肆意泛滥、集体事件增多，影响乡村的安定。所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中一定要加强对农村居民宗教信仰的引导，决不能放任自流。3.孝文化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一－个以儒教为主导的伦理社会中，孝意识可谓深入人心。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农村现实问题不断增多；加上封建家长制的社会经济基础消失，家庭意识弱化、生活节奏快，父母的年龄不再是知识与经验的象征，不是年轻人学习的主要来源、社会流动增大、青年农民的自我意识膨胀，孝文化受到很大挑战，经常有农村父母状告儿女不赡养老人的报道见诸报端。孝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在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挖掘传承乡村传统文化，促进乡村传统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用乡村传统文化凝聚广大农民，重振乡村精神，增强农民的自豪感，重树农民的文化信仰，是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涵。乡村传统文化是生活在特定区域内人们独特的精神创造和审美创造，其包含的风俗、礼仪、饮食、建筑、服饰等，构成了地方独具魅力的人文风景，是人们乡土情感、亲和力和自豪感的凭借，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凝聚力和生命力。它既是教育后人、了解历史、凝聚国民、鼓舞人心、陶冶情操、净化灵魂的载体，又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它既是团结凝聚广大人民群众的重要纽带，也是长久的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

从上述乡村优秀文化各层面内涵来看，它们对于当前新农村文化建设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如在保护乡村聚落乡村建筑方面，近年来，建设部、国家文物局所评选出来的三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就比较完整地保持乡村乡镇朴素风貌。以云南为例，云南的乡村魅力首屈一指，保山市腾冲县和顺镇2005年被评为全国第一魅力名镇，主要得益于和顺独特而深厚的村落文化及其恬静优美的田园风光。浙江兰溪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也很有特色：在硕范村，村民门把村庄整治和村子里300多棵古樟树的布局相结合，既节约了经费，又保留了硕范村的历史文化；长乐村利用当地山里一种叫“乌石”的石块，代替钢筋水泥来铺路，既节省了一大笔的钱，又保存了古村落的整体风格。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要“加强村庄规划和人居环境治理。村庄治理要突出乡村特色、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保护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古村落和古民宅。” 再比如，“现代”的乡约在规范农村社会秩序方面有良好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部分内地乡村出现了与宗族活动复活相联系的村落家族法，还有更多的地区在乡镇政府要求和指导下订立了村民守则或乡约。如王沪宁等所著《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中介绍的深圳市宝安区《公明镇楼村村规民约》、广西贵港市《桥圩镇永梧村村规民约》等。

还有，非正式组织、非正式制度在当前新农村建设中也有良好推动作用。以新型合作经济组织的农地制度为例，中国现行的农地制度主要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及其次生的农地制度（非正式农地制度），其中次生制度主要包括北京顺义为代表的集体农场规模经营，江苏苏南和广东南海等地为代表的家庭农场和村农场经营模式、“区域种植、统种分管”形式，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反租倒包”形式，广东南海为代表的股份合作制等，这些次生制度如同20世纪80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制一样带来了巨大的制度绩效〔3〕。再看孝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养老问题上也有积极的作用，当然必须要对其进行现代性转化。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意义重大而深远。首先，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人类种系繁衍的要求。优秀的孝文化也有利于家庭关系的和谐，渐成风气之后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就会呈现良性发展状态，这对于维护社会的稳定乃至国家和民族的稳定与团结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次，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建立有时代特色的现代孝道以及以孝为起点和核心内容的家庭美德，是正确认识和处理家庭关系及老龄化社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的时代需要。最后，弘扬优秀传统孝文化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以“孝”为核心的家庭美德建设是农村家庭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总体而言，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有如下价值：

（一）凝聚认同价值

乡村传统文化资源是一定区域内人民群众的共同的精神认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容易产生共鸣，保护和传承、利用这些文化资源，可以使人们形成认同感、归属感，进而产生对家乡的荣誉感和自豪感。乡音乡情乡风乡俗乡品是一个地方区别于另一个地方的文化标志，不仅对本土本乡人有吸引力，也是游走他乡、远赴异国的游子魂牵梦萦的牵挂。个体不断学习、接受传统文化的过程就是个体不断社会化过程，不断与群体产生千丝万缕联系的过程。这种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感、归属感非常重要：从浅层次来看，是个人的心理需要、情感需要；从深层次来看，则是产生更为高尚的情感，如集体主义情感、民族主义情感的基础。群体认同、民族认同、社会认同是和谐社会建设的核心和目标，而文化认同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某些情况下，这种文化认同还能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

2005年10月四川省成都市洛带镇成功举办的第20届“全球客家恳亲会”，就是利用扩大的家族、宗族认同来促进地方发展的好例子。与会者有多达3500多名的客属代表，大会组织了“龙种客家，龙行天下”祭龙仪式等一系列联谊活动、举办了 “世界华商峰会”等经贸洽谈活动，签订正式合同项目近20个，引资总额达45亿元人民币。真正达到了“团结全球所有客家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更大力量”的办会目的，进一步增强了客家人的宗族认同感，紧密团结了海内外勤劳奋进的客家人。①贵州团省委发起的“春晖行动”也是利用文化认同促进建设的典型。〔4〕

（二）保持文化多样性、原生态的特点

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文化的同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同化有目共睹。在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村居民成为城市居民，他们丢掉了土地、放弃了传统谋生方式、忘记了来自乡间的传统文化，迅速地融入了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而即使身处乡间的人，由于信息沟通的日渐通畅，也在内心过起了城市化的生活（余秋雨语）。乡村传统文化的不断式微湮灭正在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化的多样性是促进文化繁荣、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是健全文化生态的保证。在文化的发展中，既需要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需要文化的独立和自我完善，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域的传统文化都是重要的。没有多样、多元的民间、乡村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很难获取文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动力。

（三）文化事业发展的载体、文化产业开发的依托

千姿百态的乡村传统文化为开展丰富的文化事业活动、进行文化产业项目开发起到良好的支撑。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乡村文化，挖掘它们，开发它们，将它们打造成一个个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深受农民喜爱的区域形象、活动和品牌，使每个新农村都拥有自己特定的文化符号和标识。现在很多地方都提出了自己的“一村一品”、“一镇一品”理念，如果没有乡村传统文化的给养，这种开发就会落空，就会进入虚假的“人造”，失去发展的活力与后劲。

乡村传统文化当中的物质载体、生活风俗，很多都可以作为商品开发、旅游开发。文化产品的开发，旅游业的兴起，又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四川绵竹的农民画、成都三圣乡乡村旅游的“五朵金花”、古镇黄龙溪的舞火龙表演、洛带古镇的会馆文化展示都是擅长开发其传统文化，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赢的好例子。

（四）塑造新农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的农民精神文化生活状况不容乐观。在农村，三听四难四无（“三听”即“早上听鸡叫，白天听鸟叫，晚上听狗叫”；“四难”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四无”状况，即无场地、无设备、无活动、无人管）的老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存在，基础设施落后、基本没有演艺市场；一些村级文化活动场所“空空荡荡一间房，密密麻麻蜘蛛网，破旧不堪几本书，冷冷清清不见人”。农民缺乏娱乐消遣方式，导致一些地方黄赌毒、封建思想、攀比之风、致富返贫等新问题层出不穷。

农民是农村生产的主体，是传承创造新型农村文化的主体，他们素质的提高直接关系到整个农村的发展水平，为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优秀的传统文化在实现现代转型后，应该为培养有适应新形势的文化知识结构、新技能、创新精神和能力，相应的政治素养、审美能力的新农村新农民作出贡献。

优秀传统文化是新农村文化的生长点，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软实力”。无论外来制度、文化多么完美先进，它的功能发挥都有赖于人们内心深处的认同。正如美国著名现代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谈到制度在国家间移植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一个国家缺乏一种赋予这些制度以真正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5〕我们今天进行的新农村文化建设，也应该从梳理农村传统文化根基开始，努力寻找现代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文化的契合点，构建起适应新形势的新农村文化，将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对接，使其既从乡土的土壤中萌发，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指导新农村建设、提升农村居民素质，助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参考文献】

〔1〕〔3〕马贤磊.东西部农村非正式制度与农地制度创新〔J〕.江苏社会科学,2005,(6).〔2〕何兰萍，陈通.农村社会控制弱化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兴起〔J〕.中国农学通报,2007,(6).〔4〕夏单坤.新农村建设应建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当前中国实际〔J〕.中国改革论坛，2007,(9).春晖行动网；刘义.春晖行动在贵州〔J〕.半月谈,2005,(18).〔5〕〔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森等.文化的重要作用〔M〕.新华出版社，2001.

第二篇：中小学法制教育论略

中小学法制教育论略

郑承友

十年前小平同志就提出了“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笔者拟对此谈一点看法，以期有利于此项工作的开展。

在今天进行全民普法教育十分重要，而中小学法制教育尤为重要，笔者以为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共和国民主法制建设的奠基工程、希望工程，其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这个国家明天的民主法制建设状况。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民主法制建设的百年大计，其“本”何在呢？是教育，是法制教育，中小学法制教育就是其“本”。民主法制建设可大致分为制度层的和观念层的两个方面，而后者又是更为根本的方面。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因为观念层出了问题。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国家现在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的或近现代的，而我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却是传统的或近传统的。如此制度层与观念层的脱节，造成了我们今天法制建设的不良状态。而要根治这一切，显然不是将制度退回到传统去，而是在观念上让人们进入到现代来。而我国人治思想根深蒂固，要想荡涤这一切只有大力开展普法教育，让人们的法制观念真正从传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唯有此，我们的法制建设才有希望。自然，中小学法制教育也就成了当务之急，重中之重。

中小学教育是最佳场所、最佳阶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中小学法制教育是国家民主法制建设的基础工程。

我们今天中小学法制教育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笔者在此并无意否定“一五”、“二五”普法的成绩以及过去从事此工作的人的努力，并且也从有关报道中得知有的地方搞的还相当有特色，比如天津市的某些学校，《法制日报》等报刊曾多次报道过。但从总体上来说，笔者认为不尽如人意。那原因何在呢？

首先看一下历史的原因。我们这个国家有两千余年的封建史，又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经历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因此“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对我们今天的法制教育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法制建设都不受重视，又遑论法制教育？小平同志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是指什么教育？教育什么？笔者以为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法制教育、纪律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法制教育。

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来自教育体制的。那就是应试教育结出的恶果。我们现在中小学法制教育的主渠道是思想政治课，该课的目标是基本正确的，但现实中为了应付升学考试，教育方针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结果好多地方变成了典型的应试教育。考前突击，考试也得了高分或基本还行，可考后也就基本忘光了，所起实效实在有限。

再次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学法制教育的师资存在问题。现在从事此工作的恐怕鲜有受过系统的专门法律教育的，因此对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水平笔者不敢作过于乐观地估计。以

其昏昏，何以使人昭昭？连自己都没有正确的法津意识、法制观念又怎能培养出有正确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的学生来？而这是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

最后一点原因笔者认为是由于法制教育的内容偏颇所致。受传统的法律意识影响，在内容上重刑轻民，重公法轻私法，重法律规定的学习轻法制观念的培养，法理、宪法和民法内容偏少。这样学生就会误以为法就是这些东西，法就是刑法，到头来培养的仍然是“法即刑”的传统法制观念者，导致了我不违法，法与我无关，学不学都无所谓的错误心态。

问题固然很多，但出路何在呢？笔者以为重要的是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借“三五”普法的东风，为中小学法制教育营造一个好的社会大环境，对“一五”、“二五”普法的成绩，现实不容许我们作过于乐观地估计。“一五”我们普的是十法一条例，“二五”是以宪法为核心，以专业法为重点，但笔者以为二者皆未触及“灵魂深处”，即没有在观念上、思维方式上对人们有所触动，只是让大家知道了常识----即法律规定是什么，至于人们是否真正从内心里认可了法律，并将其内化为自己行动的指南，进而达到自律，“一五”、“二五”普法显然无力顾及此（前者已述及制度与观念的脱节）。因此才有有识之士基于对现实的清醒认识，认为“三五”普法要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即让人们真正从内心里认可法律规定（我们传统的法律意识有一种对法律近乎本能的厌恶）。

二是将法制教育制度化、规范化，在中小学教育方针中固定下来，借素质教育的东风扭转不利局面。应试教育是英才教育，而现代社会不能、也不应抛弃任何人。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衡量一个国家水平的是其国民素质，即民众的常识水平而非少数高精尖。少数高精尖可以引进，而国民素质是既无法引进也无法输出的。素质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不二法门。无疑，法制教育水平、法制观念是国民素质中众多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必须下大力气使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使中小学法制教育规范化、制度化。

三是强化中小学法制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方面是现有师资队伍的建设。对这一部分人应该通过短期培训、函授等形式接受法制教育，或者请一些法学专家作一些专题报告，以期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二是后续师资队伍的建设问题。后续师资的建设更是关系重大，关系未来。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师范院校中开设法制教育专业，专门为中小学法制教育培养师资。近闻辽宁师范大学设置了为中等学校法律教育培养师资的法学专业，笔者认为此乃可贵之举。若条件尚不成熟，短时间之内不能设立此专业，可否在政教或政史专业中，隔几年对某一 届学生在现有基础上再加大法律课的比重，以培养法制教育的合格师资。还有就是能否让有条件的高等法律院系代为培养部分师资或与其联合培养。因为不接受系统的专业训练，是无法树立起角色意识、专业思维方式的。

四是有关法制教育内容的改革。要想树立起正确的现代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就必须对现代法有个人概的了解，明了现代法的精神，尤其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的精神，这要求必须改变以往重刑轻民，重公法轻私法的教育内容，突出法理方面的内容和法制观念的培养。当然对中小学法制教育内容的不同以及各部门法和法理等具体内容的安排，可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再由专家来论证决定。

至于其它措施，笔者不再赘述，唯期望有识之士亦能贡献出自己的高见来共同搞好此工作。总之，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关系社会主义的命运，丝毫不可懈担而树立现代法制观念、培养现代法律意识又是当务之急。若说对一般人进行普法教育是治标之举，那么中小学法制教育则为治本之举。

第三篇：从王朝更替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论略

从王朝更替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论略

作者：杨凯

摘要：

中华上下五千年，经历了夏商周的先秦时期，也经历了秦汉时期，更经历了唐宋元明清时期。中华文化在不同时期所展现出来的各种风采不仅影响着当时的思想。也决定着这些朝代的命运。

关键词：王朝更替、政治体制、传统文化、发展 一：夏商周时期的传统文化

夏商周时期的是我国的先秦的时期，它是我国奴隶制社会的典型代表。奴隶制从夏禹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国——夏，到周烈王五十九年——周的灭亡。总共经历了1800的历史。在这1800年中一共经历了三个朝代。它的年份是东汉到清朝的总和。为什么夏商周的政局会这么稳定。第一：夏商周的思想是奴隶主思想，贵族生下来就是贵族，奴隶生下来就是奴隶。这种思想深深地印刻在夏商周每个人的心中。第二：夏商周的思想崇尚上天的意志，国家的大事小情都得经过占卜决定。君王所颁布的每一条法令都是上天的意志。下级平民都认为这是真理。就无法形成反抗思想。夏商周三朝的更替也是建立在贵族之间的权利争斗。代表商部落的汤灭掉了夏朝的国王桀，代表周部落的武王灭掉了商朝的国王纣，从而实现了权力的交替。夏商西周三代极力维护这种社会思想。到了东周。周王室的权利已经日渐衰微，已经无力管理王翦以外的地方。周王室封分的诸侯国势力逐渐加强。奴隶制的思想正在瓦解。人身依附关系逐渐消失。天下共主的思想荡然无存。从夏商周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和思想文化已经名存实亡。

二：秦汉时期的传统文化

秦汉时期的思想继承了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的思想脉络。秦朝是从春秋战国三百年**的年代中完成统一的国家。经过三百多年的封分统治。中华各地的思想、政治、文化早已异彩纷呈。随着秦国的变法日渐成功。统一全国的重任就留在了秦国的身上，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齐国，完成统一。摆在秦国的一个重要难题就是如何快速的统一全国的政治思想防止叛乱，这时就需要法学思想家的理论来统治国家。废藩置县，通过秦始皇钦定的官员来传播法学思想，实现国家的真正大一统，但是法学家的思想过分强调依法治国，崇尚重刑，导致本来就破败不堪的农民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再加上夏商周时期已经建立起来的贵族思想荡然无存，各种起义不断爆发，在这种时候出现了陈胜吴广的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虽然他失败了，但是他又进一步打击了贵族思想，最后由南方楚国贵族发动了波澜壮阔的灭秦起义。结束了秦王朝21年的统治。秦朝的法家思想文化注定在刚刚统一的秦帝国不适用，汉朝吸取了秦朝覆灭的历史经验，在汉朝前三代，极力推崇黄老思想，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安定国家内外隐患，保证了汉朝建立之初的发展，它所适用的黄老思想是建立在秦朝所同意的政治思想基础上，到了汉武帝时期，国力逐渐恢复，边患严重，汉初实行的黄老思想已经不再适用于统治帝国的需要。汉武帝运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加强对内统治，以抵抗匈奴的进攻。

秦汉时期贵族阶级所推崇的思想文化，深刻影响这下层平民的生活习惯。造成了一种崇尚孔孟之道、崇尚法治，崇尚以人为本的美好理想社会。

三．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传统文化

经过了秦汉时期的思想文化熏陶，特别是汉朝后期推行的儒家文化，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汉朝人的个人修养，但是过度的儒家文化思想导致了东汉时期的文弱之风盛行，公元220年，东汉灭亡。中国进入了三国争霸的时期，公元280年，晋朝灭掉南方的吴国，晋朝完成统一。虽然经过了三国东汉时期的磨练，中原人的武力有一定提高，但是由于儒家思想对人的影响根深蒂固，晋朝也没能改变国家的文弱之风，甚至于晋朝采用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导致国家统治内部矛盾复杂。公元360年，北方少数民族一举消灭了文弱之风盛行的西晋王朝，建立了以北方少数游牧民族为基础的少数民族政权。在他们的统治时期内，虽然对当地的思想文化有一定的修改，但是由于儒家文化盛行，北方少数民族的思想无法抵御中原汉族思想文化的冲击。公元462年，从北魏孝文帝的迁都洛阳的计划，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文化终于战胜了北方少数民族。

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文化不断遭到外来思想的冲击，但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凝聚力，融合力彻底同化了少数民族，由于魏晋南北朝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外来少数民族独有的思想文化，不断冲击不断碰撞，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四．隋唐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

公元581年，隋国公杨坚取代周朝皇帝的地位，建立隋朝，在这个时期，由于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思想不断融合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民族大融合思想。统治国家的贵族们不仅拥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孔孟之道，也带有少数民族的精神色彩。在这个时期社会财富不断增加，导致了隋朝第二代皇帝好大喜功，他希望通过武力交通来传播帝国的思想。最终导致帝国人民不堪重负，纷纷起义。公元681年，隋炀帝被缢死在扬州，隋朝的唐国公，占领长安，建立了唐朝。唐朝的统治者们继续推行隋朝以来的思想文化，用各种政策是各种民族大容和的思想深入人心。由于唐朝的统治者们，继承了隋朝遗留下来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保证了唐朝的政治清明和社会安定。

唐初的三位皇帝，李隆基分别开创了贞观之治、贞观遗风、开元盛世这三个中国封建社会最繁荣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既包括了外国传来的思想文化，也包括了中国本土所生长出来的道教文化。同时还吸取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三教合一的思想主流。

纵观隋唐时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传统文化是开放的和多元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空前繁荣。统治者已经不满足现有的统治现象。开始希望把中国的思想文化传播到外国去。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们开始以武力输出。和文化输出两种形式。武力输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隋炀帝三征高丽。在文化输出的表现形式是玄奘西行鉴真东渡。在武力输出上。中国的统治者无疑是失败的。但是在文化输出上。中国的统治者成功的。它成功的使高丽、暹罗成为唐朝的附属国。从而形成了东学西渐之风。五：宋辽金元时期的传统文化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发动兵变。夺取后周柴氏家族的皇位，建立宋朝。公元907年，在唐僖宗迁都洛阳之际。在北方逐渐强大起来的契丹族建立了契丹国。公元1124年，在北方的白山黑水之间，女真族头领完颜阿骨打带领他族人建立金国。

讨论宋朝时期的传统文化：主要是看宋朝和辽国、宋朝和金国的社会关系，自从宋朝和辽国签订《檀渊之盟》之后，宋辽进入相对安定的时期。在宋朝方面，由于统治者自身的关系，社会风气是重文轻武，导致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文化得到大力发展，宋瓷、宋刻本、盛极一时，出现了大量的文人雅士；在辽朝方面，辽朝的统治者重用汉族官吏，积极推行汉族文化，导致社会安定、政局稳固，再加上宋朝每年进攻给辽朝的金银财宝促进了辽朝的经济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契丹文化。

在这个时期，北方的汉族文化蓬勃发展，南方的理学思想进一步促进。

公元1125年，金国灭掉辽国。随即大举南侵，北宋灭亡。绍兴31年，南宋政府和金国签订绍兴合议。南宋和金国进入相对安定的时期，由于金国占领中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中原文化的冲击。再加上统治者们积极的推行汉族统治，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弱之风，在金国盛行。从金世宗完颜雍以后，女真族的文化逐渐融入汉族文化当中，为后来形成满族奠定了基础。在南宋方面，统治者们未能吸取北宋灭亡的教训，仍然是以重文轻武为国策，这一政策虽然保持了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但不能扭转失败的结局。再加上这一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程颢，朱熹，他们的理论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过于沉闷迂腐，致使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源动力正在消失。

公元1279年，宋朝自建立之初的社会诟病再也无法抵御强大军事力量的冲击，盛极一时的宋代文化就此覆灭。

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立元朝。他所统治的帝国是在他们祖孙三代不断开拓中建立起来的。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它统治着亚洲二分之一的土地，正是由于这么大的帝国，才导致了元朝的文化既有中土文化的色彩，也充斥着西域文化，更兼杂着南方文化。大都是当时国际上最大的大都市。来自世界各国的官员、商人、探险家汇聚于此。带来他们各国的文化，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在这一时期，科技迅猛发展。但是在元朝统治者的统治过程中，导致种族歧视政策这个科技高速发展的朝代，仅仅存在了九十八年就轰然倒塌。

纵观元朝的文化，他以关汉卿、白朴、马致远为代表的官员阶级推崇的社会精神文化，又以黄道婆、狄连珠所推崇的社会民间文化，展现在世界面前。由于元朝统治者实行的种族分离的统治，导致中国传统的理学文化在这个时期被严重遏制。六．明清时期的传统文化

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建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汉王朝——明。明朝自建立之初，就积极的推行儒家思想，通过理学的理论来证明自己的合法地位。明朝是一个统治混乱的朝代，自从建立之初就发生了靖难之役。社会不安定因素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朱棣设立锦衣卫制度，来巩固他的统治。他以后的继承者进一步完善了这一制度最终形成了明朝严密的监察体系。在这种体制之下，社会虽然表面上安定，但是内心却充斥着对社会的不满与反抗，以儒林外史、金瓶梅为代表的长篇巨著深刻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严重腐朽。

纵观明朝的社会文化发展，既有郑和下西洋、戚继光抗倭、万历朝鲜战争，这种光荣事迹也有锦衣卫东厂西厂荼毒全国百姓的耻辱。明朝的社会文化在相对矛盾中不断发展，再加上程朱理学在这时期的不断深入人心，导致社会思想和经济严重不匹配。出现了以王阳明、王夫之为首的资本主义思想萌芽。他们形成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缢死于景山。北方的满族占领京城，建立了以满族贵族为统治基础的清王朝。在这个朝代初期，由于人们的害人思想，满族贵族和汉族贵族时常发生斗争，影响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公元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他逐渐重用汉族重臣。他缓和满汉关系，促进了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在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有康熙字典，是社会文化上主要以画艺术品最为显著。郑板桥的《竹》，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曹雪芹的《红楼梦》，表现出来了社会精神文化的高峰。但是，从明朝衍生出来的科举考试弊端和清朝兴起的文字狱又阻断了人们的思想文化交流。再加上明清时期所推行的闭关锁国制度，导致中国在科技文明、思想文明上与西方的差距不断拉大。封建社会所创立起来的繁荣与昌盛已经腐烂不堪。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风雨飘渺。

公元1841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一举打开了中国这个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的大国。他以武力和鸦片摧毁着中国人的精神和财富。又用船坚利炮摧毁者着中国传统文化。再加上统治者无力阻挡这一事件的发生蔓延，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于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政治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七、结束语

纵观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王朝更替的不断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从一开始单纯的汉族文化发展到后来的中华多民族文化。这些成就靠的是历代统治者不断改革和发展。最终中华文化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展现在我们面前。

参考文献：

1.袁腾飞《两宋风云》、《历史是什么玩儿意》 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3.白寿彝 《中国通史》 4.胡汉达《中华上下五千年》

5、张建《中国传统文化》

6、孙皓辉《大秦帝国》注：秦朝建立之初的阶段

第四篇：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马克思思想整体结构论略

摘要:本文以“改变世界”统摄马克思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以“实践思维”作为改变世界的唯一有效思路，从实践思维的必然要求推究出改变世界必做的课题，根据课题相应把马克思全部思想分为人道主义社会学说、唯物主义历史学说、资本主义经济学说、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又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将马克思著述分为理论主导和实践主导两大系统。文章认为，实践思维不仅是理解马克思，而且也是批判和超越马克思唯一正确的思路。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一、笼盖四十年的总纲领

1845年春，马克思写下了文前引录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最后一条，表明了“改变世界”这个支配了他的思想研究工作的总纲领，此时已然确立。三十八年之后，当他的全部工作划上句号时，恩格斯在他的墓前总结道：“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1]。显然, 这毕生使命的内容，就是马克思早年所定目标即“改变世界”的具体化。

如果只是看到马克思在二十七岁上一语定平生，而忽视他人生抉择的理性思考依据，那就把马克思神化了：他一个主观动念，居然能够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事实上，马克思1843年开始“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2]，通过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并运用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完成了社会结构分析、现存社会价值批判、人生及未来社会价值确定，以及历史转化必然性的初步认定，改变世界的整体思路於1844年已初具轮廓。这就是马克思于1845年做出人生抉择，1846年便投身社会实践运动[3]的理性心理基础。由此看来，“改变世界”这一轮太阳在马克思心中升起，整整照耀了他四十个春秋的人生行程。

一个主题愈是历久不衰地被奉行，其对奉行者的人生覆盖面便愈益宽广。只要略作审顾便不难发现，“改变世界”这一主题不仅统一了马克思的主要理论思考，同时也是统一其理论与实践的灵魂。

马克思的理论业绩，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举其大要，谓有两大发现，即“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还发现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4]。这两大发现，前者形成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后者构成他的政治经济学。从思想内容看，这两大学说占据了马克思理论的主体部分；从研究时间来看，这两项研究则基本前后相续，纵贯了马克思改变世界四十年工作之始终，其中凝结了他毕生的主要精力，耗费了他四十年中绝大部分光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这两大学说由于具有科学的性质，因而其作用超出了特定目的界限和实践范围，在学术和实践的实用中伸展，马克思也因此得以作为思想家在学术界发挥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影响。马克思思想的这种科学普遍性是很容易掩盖其当时的实践目的性的。罗素就在《西方哲学史》中批评说：“把马克思纯粹当一个哲学家来看，它有严重的缺点。他过于尚实际，过分全神贯注在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上。”[5]这是一位思想史家对马克思的中肯批评，然而却道出了马克思理论的现实性特征。马克思的研究课题不是得自思想史的研究，而是在社会的斗争和思考中孕育出来的。马克思的研究成果，是直接为改变世界的实践主体群服务的。他说《资本论》“能代表的只是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6]所以当“《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时，他认为这“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7]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同样也是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这只要回顾一下该原理的发表过程，就可悟出他的良苦用心。本来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作了正面、系统、全面的表述，从学术价值上看，是无论如何应设法出版的；但从宣传价值上看，同青年黑格尔派的论争，就不如直接诉诸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的著作。所以，马克思“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8]，而不惜另外花费精力，将原理放到《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哲学的贫困》、《雇用劳动》等著作和演讲稿中去宣示。这些著作和演说正是直接面向共产主义者和工人群众的；《哲学的贫困》虽然是批判蒲鲁东个人，但由于这个人在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群众中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批判他实际上也就是向法国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作宣传，其意义非一般的批判可比。

这些最具科学普遍意义的理论成果，却具有如此明确的现实实践目的，我们由此可以想见马克思思想的其他方面。

从马克思后四十年思考与实践内容来看，“改变世界”足以提挈他这段人生。如果说，在他的前期也有这种思想苗头的话，那还只是朦胧的愿望和没有整体目标的局部摸索。进入后四十年才形成“改变世界”的整体目标，并进入有目标的实质性操作。而今，马克思贡献予这个宏伟纲领的实践活动已经消逝，而其经天纬地之思考却借文字传留给了我们。但我们在解读他的遗文时，如果忽视或撇开他那宏大的实践意向，坐在经院书斋中作纯学理之猜度，或牵就别种目的强作理解，那都不是接近马克思的做法，而是以“经”注“我”，肢解、重构马克思的做法。

第五篇：2、《诗经》“赋”法论略

诗经》“赋”法论略

在《诗经》表现方法的研究中，人们往往重“比、兴”而轻“赋”。有关诗之“比兴”及其演进、发展的论述比比皆是，而认真研究“赋”法的文章，却廖若晨星。我以为，在《诗经》“赋、比、兴”三法中，“赋”法的运用更为普遍，其灵活多变、千姿百态和达到的艺术境界，同样令人叹为观止；在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上，也不在“比、兴”之下。下面，试具体地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一 《诗经》“赋”法的主要特征

前人之所以重“比、兴”而轻“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诗经》“赋”法的特点作了片面、狭隘的理解，大多只把它看作是一种“直陈”其事的方法，例如——

郑玄曰：“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郑玄《周礼注》)；钟嵘

曰：“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诗品序》)；朱熹曰：“赋者敷陈

其事而直言之也”(朱熹《诗集传·葛覃》注)。

现代的文学史家一般均取朱熹之说。但是，上述解释并没有抓住“赋”法的主要艺术特征。因为，“赋”法决不仅仅是一种陈述铺叙的方法，它还包括精细的描绘、刻划和情感的直接或委婉曲折的抒写。我们且以《小雅·无羊》为例，作一简要分析——

谁谓尔无羊?三百维群。谁谓尔无牛?九十其犉。尔羊来思，其角濈濈 ；尔牛来思，其耳湿湿。或降于阿，或饮于池，或寝或讹。尔牧来思，何蓑何笠，或负其餱。三十维物，尔牲则具。尔牧来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尔羊来思，矜矜兢兢，不骞不崩。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大人占之，众维鱼矣，实维丰年；旐维旟矣，室家溱溱。

这是一首歌咏牛羊蕃盛的诗，全诗没有一处“比、兴”，其运用的艺术手法自是“赋”法。但是，它所展现的放牧图景却又多么美妙!诗中既有精雕细刻的描绘，如“其角濈濈”、“其耳湿湿”，刻划牛羊群聚时的千角簇集、百耳耸动景象，何其逼真!也有行动、神态的展示，如“或降于阿”三句，状牛羊在山坡漫步、池边饮水、草间躺卧的自得之情，有多传神!还有“麾之以肱，毕来既升”二句，化静为动，画面骤然一变，化为群畜奔逐、咩哞相唤的登高景象，将牧人的高超牧技和牛羊的训练有素，表现得栩栩如生。最后“牧人乃梦”一章，更是机杼别出，由实景变为虚景，将近景推为远景，迷离恍惚，花团锦簇，令人读后浮想联翩。前人评论此诗“其体物入微处，有画手所不能到”、“末章忽出奇幻，尤为匪夷所思，不知是真是梦，真化工之笔也！”(方玉润《诗经原始》)“赋”法在《无羊》中如此精妙的运用，岂是“直陈”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

从《小雅·无羊》可以看到，《诗经》“赋”法的艺术特征，并不只是在于“陈述铺叙”，还在于不借助于比兴，对事物的形貌、人物的神态、心理和感情，作直接而形象的描绘和抒写。所谓“直言”，并非只是直接叙述之意，而是与“比、兴”的须借助外物相对待而言，更有直接描绘、刻划、抒写之意。对于这一点，宋人李仲蒙、清人李重华，倒是提供了很好的意见。李仲蒙说，赋，“叙物以言 情，情尽物也”(见宋人胡寅《与李淑易书》引)；李重华说，“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解。须知化工妙处，全在随物赋形”（李重华《贞一斋诗话》)。所谓“叙物以言情”，所谓“随物赋形”，才真正触及了《诗经》“赋”法的根本特征。可见《诗经》“赋”法，作为一种表现方法，在艺术上的要求是一点也不比“比、兴”为低的。它同样需要对事物有精细入微的观察，奇妙、丰富的想象，生动形象的描绘。就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表现方法，因为不借助于“比兴”，而又必须达到“比兴”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形象性，在艺术表现上，其难度也许更为大些。

二 “国风”“赋”法的多方面成就

对《诗经》“赋”法的解释还有一种误解，即把“赋”法说成是大事铺陈、极尽彩饰的方法。例如，刘勰《文心雕龙》说：“诗之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刘勰此处虽是论述赋体的起源，但他在对“赋”法的理解上，显然包含了“铺采摛文”的意思，重点即落在铺排和彩饰上。这种解释倘是针对了楚辞以后的新文体“汉赋”的特征而言，那还不失为公允之论；倘要拿来说明诗之“赋”法，以为只有“铺张”、彩绘之诗，才是运用了“赋”法，那就不妥当了。可惜的是，有些文学史家正是作了这样的误解。因此，他们断言“雅诗、颂诗中多用这种方法，‘国风’中则较少使用”(见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我以为，诗之“赋”法，主要在于不借比兴而对事物、人情作直接的描绘和抒写；至于是否“铺张”其辞，这须视表现需要而定，并不能作为衡量“赋”法的标准。诚然，在雅诗中确实有不少铺张其辞的诗作，在艺术上显示了一定的特色；“国风”中如《小戎》、《七月》、《硕人》等，也运用了层层铺叙的方法，对后来的诗赋均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赋”法并不表现为“铺张”。断言“国风”较少使用“赋”法，不过是一种错觉。我曾对“国风”作过一个大略的考察，其中较多使用“比、兴”的，约50余篇，只占总数160篇的三分之一；其余一百余篇，或全篇用赋，或大部用赋，怎么能说“国风”较少使用“赋”法呢?

《诗经》“国风”不仅大量运用了“赋”法，而且在其运用上呈现出一种变化无端、千姿百态的气象，为人们展现了许许多多艺术上的绝妙境界!考其大端，在以下三方面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

一是运用“赋”法描摹景物、烘托氛围。

“国风”中的许多抒情短章，都具有即景抒情的特点。它们善于将主人公放在特定的环境之中，用极简炼的笔墨描摹人物所处的环境、景物，渲染、烘托某种氛围，以传达主人公的思想感情。在创造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上，“赋”法的运用，有时竟能达到精妙入微的地步。例如《秦风·蒹葭》对景物的描绘，只每章两句，逐章递进，即把清晨的寒意，旭日的霞彩，霜露的渐渐融化、蒸腾，荻芦的舒散摇曳等种种形态，包括主人公追求伊人的时间推移和惆怅失意之情，全都融汇其中了。其间没有一句比兴之语，却表现得情景如画，真可称得上梅尧臣所谓“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见欧阳修《六一诗话》引)！如果说，《蒹葭》在“赋”法的运用上，是以体物的精妙入微见长的话，那么，《王风·君子于役》则在素朴的白描之中显示了动人的诗情：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2 如之何勿思?„„

全诗抒写一位倚门而望的妻子久待征夫不归的怀思和忧伤。诗人对于家乡暮景的描绘，语言朴实，不着一点色彩，意境却苍茫、辽远：夕阳西沉了，牛羊归来了，鸡群也栖息在墙洞里了。服役在外的丈夫啊，我怎么能不思念你呵!悠长的、绵绵不尽的思情，寓于最平常、最习见的乡村景物之中，令人读来倍觉亲切。

人们曾经指出，《诗经》的写景往往“古简无余词”(恽敬《游罗浮山记》)，“诗笔所及，止乎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但它所展现的景象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动人的光彩。例如《陈风·东门之杨》：“东门之杨，其叶牂牂。昏以为期，明星煌煌”。写的是一位女子与情人约会不遇的情景，其落墨处只在一“杨”、一“星”而已，而深沉夏夜那婆娑起舞的树影，灰蓝天幕上冉冉升起的启明星的光辉，不以其全部迷人的魅力，展开在了读者眼前?女主人公那依恋、期待和失望懊恼之情，又被烘托得多么感人!现芳华于素朴，“于淡处藏美丽”，“国风”赋法在写景上，正显示了这样一种妙处。

二是运用“赋”法再现某种场面。

说到场面的铺叙和描写，人们总会想起《诗经·大雅·绵》中的两节：“廼慰廼止，廼左廼右，廼疆廼理，廼宣廼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层层铺排，将周人整治田亩、兴作宫室的宏伟场面、热烈气氛，表现得有声有色。这种张扬、铺排的描绘，在表现某些壮阔景象时，自然是需要的。但它在《诗经》“赋”法的表现中，毕竟只占少数。“国风”在描绘劳动场面时，更多采用的则是“少少许胜多多许”的写法，只对场面景象稍一勾勒，其热烈、紧张的情景就跃然纸上。例如《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

前三句诗，绘形绘声，把众多奴隶“坎坎”伐木的艰辛，肩扛木材来往河边的繁忙情景，连同清亮的河水波起涛涌的景象，全再现了出来。不仅如此，在这一阵高似一阵的伐木声中，在一浪推着一浪的波光水影中，我们不是还感受到了伐木奴隶胸中那愈蓄愈烈的愤懑和不平?尔后，它们终于冲口而出，化作了对剥削者不劳而获行径的强烈责问和反抗之音。有些研究者将此诗开头几句，说成是“起兴”。其实，它们恰恰是对伐木劳动场面的直接描绘，与“起兴”是不同的。描绘妇女采摘车前子(或曰车轮菜、野李)的《周南·芣苡》，更是一首运用“赋”法再现劳动场景的杰作——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采采芣苡，薄言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

全诗三章十二句，只换了六个动词，就展现了众多妇女采摘劳动的递进和果实愈采愈多的景象。于重沓复迭之中，传达出妇女们的喜悦和欢快。前人评论此诗说：“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绣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方玉润《诗经原始》)可知，诗之“赋”法，不借助于比、兴，亦能达到诗之妙境。我们甚至可以说，在表现某些场景时，“赋”法的直接描绘，比起“比、兴”来，倒是更多地显出了长处。

三是运用“赋”法刻划人物形象

“国风”大多是抒情诗，而且体制短小，并不需要创造鲜明的人物形象。但是，由于诗人在抒发感情的时候，往往结合着个人的身世、遭际，注意对主人公的神态、话语、行动细节等进行描绘和刻划，因而常能在抒情之中，同时再现出 人物形象。在这方面，《诗经》“赋”法可说是找到了自如运用的广阔天地。

先看对人物肖像、神态的刻划。“卫风”中有一首《氓》，诗人从女主人公眼中，开头即以“氓之蚩蚩”四字，勾勒了嘻皮笑脸、假作多情的倖薄男子的嘴脸，令人读罢久久难忘。随着情节的展开，诗人又写了他婚期延迟时的发“怒”，写他“总角之宴，言笑晏晏”的神情，以及发出“及尔偕老”、“信誓旦旦”的情景。可是，当女主人公真的嫁给了他，他却“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最终将她活活抛弃了。应该说，《氓》的主要成就在于再现了一位性格鲜明的弃妇形象，但同时将这位假作多情、“二三其德”的男子，连同他那卑劣的灵魂，全给刻划了出来。“郑风”中有一首《大叔于田》，写的是一位壮年猎手的狩猎。诗人先是描绘他“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这是运用了“比”)的娴熟御车技艺；进而刻划他在“火烈具举”之中“襢裼暴虎”的壮举；然后又描述他“抑磬控忌，抑纵送忌”，即忽而按辔缓行、忽而疾驰射矢的神态；最后写他从容不迫地盖上箭袋、收弓入弢的情景。全诗对人物举止神态的描绘，步步展开，极有层次。一位艺高胆大、从容沉着的剽悍猎手形象，简直呼之欲出!

再看对人物行动细节的刻划。“国风”在表现人物性格和特定场合的心理状态时，很善于抓住那些富有特征的细节，进行直接的描写和刻划。这种刻划，就远非“比兴”的间接表现所可取代的了。例如《氓》在描述女主人公婚前的恋情时，有这样一段细节：“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这一“泣”一“笑”的行动细节，把女主人公的痴情、天真和率落的性格，以及特定环境中既带疑惧、复怀希望的复杂心理，刻划得入木三分。又如《邶风·静女》：“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写一位男子到城角楼与情人相会，因为见不到意中人，竟至于搔首徘徊起来。“搔首踟蹰”这一细节描写，传达这位男子情急焦躁的心理，有多生动!

“国风”运用“赋”法刻法人物，还常采用富有个性特点的“人物语言”和“对话”。例如《齐风·鸡鸣》——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

全诗均是男、女对话，将天亮时妻子催促丈夫上朝，唯恐自己贪欢而使丈夫遭受非议的担忧，男子却贪恋床笫，用苍蝇鸣叫、月出之光来搪塞妻子的情景，表现得活龙活现。不用一句叙述、刻划之辞，而男女主人公的性格，在对话中被传达无遗。《召南·野有死麕》前两章描述“吉士”挑逗一位“怀春”女子；第三章却突然以人物语言作结：“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尨也吠”(“你这个好人儿哪，不要动我的佩巾哪，莫要让狗叫唤、惊动了人哪”)!这位女子在被她悦慕的男子追求时又惊又喜、扭捏作态的含羞心理，正是在人物话语之中，委婉曲折地表现了出来。

以上所举，只是“国风”运用“赋”法，描绘景物、展现场面、刻划人物形象的众多表现中的少数实例。仅从这些例子就可证明：断言“赋”法在“国风”中“较少使用”，只是一种错觉。而与“比、兴”二法比较，“赋”法的运用，在“国风”中又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许多研究者，其实也都注意到了这些成就，并为之赞赏不已，却未能从诗之“赋”法的角度上，进行总结和评价，反而将它们划在诗之“赋”法的表现范围之外，这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三 《诗经》“赋”法“浅露”吗

在探讨诗之“赋、比、兴”三法的长短时，有这样一种见解：单用“赋”法作诗，容易流于“浅露”。只有同时运用“比、兴”，才能达到意蕴深沉、含蓄不露的境界。《诗品》的作者钟嵘就是这样主张的：“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诗品序》)。现代也有研究者认为，“单用赋体的诗历来很多，传诵的却是少数。《诗经》里优美的句子，很多是兴句。比兴的句子往往凝结了作者的思想和感情，艺术上更精巧，更有感染力”。

作诗应该“赋、比、兴”交互为用，这见解无疑是正确的。但不等于说，运用“赋”法，就一定“浅露”。这里都存在一个观察是否精细，构思是否巧妙，描绘是否动人的问题。运用“比、兴”，当然有可能把内心情感表达得形象些、含蓄些；但倘若不谙此道，也一样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赋”法的运用也是如此。高超的作手，不借助比兴，只用“赋”法，同样可以将思想情志表现得含蓄深沉，令人读之余味无穷。前文所举《魏风·伐檀》，用的是直抒己怀的“赋”法，其艺术表现则一波三折：有伐木场面的生动再现，有发自肺腑的严峻责问，而在结尾处则又巧妙地一顿：“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运用“反语”作结，真是机智极了!何尝显得“浅露”?《周南·芣苡》看似平淡、重复，却如此耐人涵咏，妇女们“群歌互答”的种种情景，全可从言外得之，诗味难道不浓?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再举几例。

一是《豳风·东山》。诗之二章运用想象，展现了家乡故园的一片荒废景象：“果臝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耀宵行。”铺排、渲染，“曲尽荒凉之态”。接着却笔锋一转，慨然叹曰：“不可畏也?伊可怀也!”一问一答，包蕴了离乡戍卒对于苦难中家乡故土的多少怀恋，和那终于可以回返家园的又苦又甜、又忧又喜的多么复杂的心情!诗之末章，诗人又忽生奇思，在回忆中将妻子当年嫁来时的景象写得如火似锦：“之子于归，皇驳其马。亲结其缡，九十其仪。”然后突然跌转，拄笔而问：“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问得多么有情致!诗所运用的主要是“赋”法，却“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梅尧臣语)。清人姚际恒评其末章曰：“骀荡之极，真是出人意表”，认为它可与杜甫名句“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相通(《诗经通论》)。“赋”法的含蕴之妙，于此可见。

二是《周南·卷耳》。诗中描述一位贵族妇女对外出征战的丈夫的忆念。除了第一章直抒其“嗟我怀人，置彼周行”的怀思外，其余三章却全在“悬想”之中展开，用丈夫的骑马登上山冈，眺望家乡妻子，甚至“姑酌彼金罍”以借酒浇愁的情景，来表现自己对于丈夫的苦苦思情。于“赋”法之中开出一种“悬拟”方式，诗致曲折委婉，意蕴更加深长，方玉润评曰：“下三章皆从对面着笔，思想其劳苦之状，末乃极意摹写，有急管繁弦之意。后世杜甫‘今夜鄜州月’一首，脱胎于此。”(《诗经原始》)

三是讽刺诗《陈风·株林》。其首章曰：“胡为乎株林?从夏南。匪适株林，从夏南。”揭露的是陈灵公君臣前往株林与夏姬私通的秽行。夏南，则是夏姬之子夏徵舒。马瑞辰解释此章说，“不言夏姬言夏南者，上二句诗人故为设辞，若不知其淫於夏姬者，以为从夏南游耳。”(《毛诗传笺通释》)明明是去干那见不得人的勾当，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诗人偏不说破，还语带诡秘地说：“那是去找夏南的吧”!一句未用比兴，寓揭露于巧妙的嘲讽之中，比之於义愤填膺的直斥，其抨击力量强似百倍。《诗经》“赋”法的运用，就是在这类讽刺小诗中，也闪射出了动人的光芒!

由此可见，“赋”法的使用，并不像钟嵘断言的那样，必然趋于“意浮”或“文散”，以至产生“芜漫之累”。与“比兴”的运用一样，“赋”既可以表现深刻的思想内容，也可以抒发感人的情志，达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佳境。《诗经》中广为传诵的名篇，诚然有不少是“比兴”诗，但也不乏“赋”体诗。如《伐檀》，如《东山》，如《君子于役》，如《褰裳》、《葛生》，如《载驰》、《将仲子》，如《蒹葭》、《大车》，如《生民》、《无羊》，差不多都是不用比兴而纯用“赋”法的。它们的“精巧”和“富于感染力”，为历代诗论家所公认。从诗歌的表现艺术上看，“赋”法在抒发某种喷薄难遏的感情时，在表现海阔天空的想象上，在描绘景物、展现场面方面，或是刻划鲜明的人物形象上，还常常显示出“比、兴”二法所无法取代的长处来。一部《诗经》，在赋法的运用上千姿百态、变化无端，创造和形成了许多别开生面、机杼独运的表现方式，诸如：“倒叙”、“插叙”、“悬想(拟)”、“反衬”、“客主问答”、“铺垫”、“跌转”、“重沓复迭”、“象声”、“反语”、“细节描写”、“人物对话”等等。在抒情、叙事、体物、写志上，都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和富于启迪的借鉴，并为伟大诗人屈原、曹植、陶渊明、杜甫、李白等所继承和发展。

人们或许会问：这篇文字是否想扬“赋”而抑“比、兴”?我决无这种意思。本文无非是要说明，“赋”法之用与比兴一样，具有不可轻视的重要作用而已。至于“赋”、“比”、“兴”这三法，本无所谓有高低上下之分，它们的关系应该是相辅为用、各尽其长。清人吴雷发说得好：“尝见论人诗者，谓赋体多而比兴少，此世俗之责无已也。诗岂以兴、比为高而赋为下乎?如诗果佳，何论兴、比、赋?”其意虽在为“赋”法鸣不平，其言则不失为公允之谈，值得某些看轻“赋”法者深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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