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中国汇率制度走向讲稿
中国汇率制度走向
090360106
赵昱
我国的汇率制度的历史性变化
在近十年间,我国的汇率制度经过了三次重大的根本性调整。
1994年,我国实现了汇率并轨,并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我国主动收窄汇率浮动区间,虽然仍然保留“以市场供求为基础”,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演变为“准固定汇率”。2005年7月21日,人民银行公布了《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重新确立了我国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从盯住美元转向“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并将美元对人民币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2005年的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大大重于汇率水平的调整,它标志着中国在迈向真正有弹性和可浮动的汇率制度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历史一步。
人民币汇率变化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由8.2765上调至8.1100,上调2.1%。2006年5月1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突破8∶1的心理关口,达到1美元兑7.9982元人民币。
2007年1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突破7.8,同时人民币汇率13年来首次超过港币。
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首度“破7”,达到6.9920元人民币兑1美元。
2011年8月11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首破6.4,1美元兑换6.3991元人民币
人民币现行汇率制度特点
1、鲜明的市场导向性。更大幅度地引入了市场的力量,市场化导向更加鲜明,市场供求对汇价的形成作用更加显著。
2、“参考一篮子货币”:相较之前的单一盯住美元有更多的灵活性和局部可变性。参考一篮子货币有利于较好地应对美元不稳定所带来的影响,降低人民币多边汇率的波动,从而保障我国汇率的安全。参考一篮子表明外币之间的汇率变化会影响人民币汇率,但参考一篮子货币不等于盯住一篮子货币,它还需要将市场供求关系作为另一重要依据,据此形成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将有利于增加汇率弹性,抑制单边投机,维护多边汇。
3、浮动汇率制:与市场化导向的一致性。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的作用。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
现行汇率制度的正面效应分析
汇率制度由之前的固定汇率机制向浮动汇率机制转变后带来了一系列正面效应:
1、富有弹性。相比于之前的钉住单一美元的制度现行汇率制度更具弹性且经常波动,一篮子货币中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实际上较之原来是下降了,有利于稳定汇率预期。同时保留了央行对调节汇率的主动权和控制权,有效的规避世界上其他货币的汇率变动给人民币带来冲击由此引发的结构失衡,从而增强了我国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
2、与国际接轨。随着我国经济增长的不断加快,我国同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也越来越密切。从单一盯住美元到参考一篮子货币的变化,更加符合中国经济国际化、多元化的趋势,使人民币汇率制度日趋与国际接轨。
3、对市场反应灵敏。随着我国汇率形成机制的日益完善、市场作用在不断增强,人民币汇率的灵敏反应促进了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有利于间接融资企业的发展。
4、有利于以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现行汇率政策推动外需扩张,带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现行汇率制度的负面效应分析
在看到现行汇率制度的优点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存在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五方面:
1、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根据著名的“三元悖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资本自由流动、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三者不能同时实现,最多只能同时满足两个目标。)我国现行的汇率制度决定了汇率变动不能充分反映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是根据篮子中货币之间的汇率来被动调整的,是中央银行被动干预的结果。因此,目前的汇率制极大地限制了我国实行货币政策的能力,并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
2、汇率基本上不能发挥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汇率的变动可以起到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作用,因此它可以作为调节一国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但在我国现行的汇率决定机制下,货币的比率被基本固定,而且汇率的波动范围被限制在央行规定的一定幅度之内,从而使得汇率基本上失去了调节国际收支的经济杠杆作用。
3、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且维持成本较高。在汇率由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时,这一市场十分狭窄,而且仅限于由经常项目中的贸易项目派生出的外汇供求,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中央银行无法获取准确定价所需要的完全信息。此外,维持现行汇率制度增加货币政策灵活操作的难度,其总维持成本较高。
4、弱化了企业的风险意识。现有汇率制度约束了汇率变化的灵活性,使人民币汇率的经济杠杆功能被弱化,也淡化了交易主体的风险概念。如果人民币仅是小幅波动,企业通过适当的内部调整就可以应对汇率变化,但未通过运用金融市场工具防范和化解汇率风险,因而,企业缺乏汇率风险意识和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造成了风险的累积,而这些风险的累积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隐患。
5、银行风险增加。虽然间接融资企业对汇率的敏感性强于对利率的敏感性,但是对浮动汇率制下的市场波动适应性较弱。这些企业向银行的借款并不会随利率的升降而出现大幅变化,但是企业经营国际贸易的收益却会随汇率的变化而波动。企业还贷不确定性增加,银行贷款回收率下降,贷款风险增大,呆账坏账增加,银行利润率和收益率随之下降。
美国操纵汇率的手法
透过国际汇率制度历史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操纵汇率的惯用手法,其汇率政策的调整具有强烈的利己主义和单边主义色彩。美元一直是美国国家利益平衡和危机治理的有力工具,美元看似毫无规律的涨跌与美国的经济策略不谋而合。美国的汇率政策可谓是“予取予夺、随心所欲”,需要贬值时,就立即操纵贬值;需要升值时,就立即操纵升值,该汇率政策的关键条件正是“浮动汇率”。当经常账户急剧飙升或者对外负债急剧增加时,为了促进出口、改善国际收支、降低对外净负债,美联储则采取入市干预或迫使别国汇率升值等手段,操纵美元贬值。而当国际社会对美元信用有所质疑、资金流入美国速度大幅放缓之时,美国政府则会高唱强势美元,甚至主动入市推高美元汇率。
人民币升值的后果
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强进口购买力,有利于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有利于企业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减少资源消耗,转变外贸和经济增长方式。
但是,以我国目前的经济竞争力,在完成工业化之前,如果仓促让人民币汇率大幅升值,将会使我国陷入既无法化解升值带来的外部风险,也无法充分利用升值带来的积极影响,相反却会严重削弱现阶段的我国劳动力廉价等比较优势,严重影响我国出口,造成大量失业和社会动荡,过早结束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期。
当前人民币升值过快,已经给我国外向型经济带来严重的冲击。
迎接挑战的四大对策
为防止通货膨胀失控和防止经济大幅下滑,我们必须采用财政、税收、价格等经济杠杆。
一:暂缓人民币升值。目前,大量的热钱通过各种渠道进来我国,金融风险正在不断地累计。要扭转这种局面,除了采取严厉管制措施外,必须利用汇率工具,果断地暂缓人民币升值,切断国际投机资金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及国内承受能力,在一定的幅度内,使之有升有贬,并不断创造有利于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国内、国际环境。
二:推动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长期以来,我国企业以低价格要素制造价廉物美的商品来贴补国外的消费者,致使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同时,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环境成本越来越高。为此,要根据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针对不同产业和不同类别的资源能源产品推进价格改革,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强制企业承担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方面的社会成本。
三:加快经济转型的改革。转型的内容可以用三个“转变”概括:一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二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带动转变;三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依靠科技进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则人民币升值不仅能降低企业成本,而且会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所以,加快经济转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就会变成促进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
四:推进金融改革,建立风险防范系统。目前,我国金融业正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我们既要推进金融改革开放,又要加强对某项领域的管制,建立金融预防性、应对性管理框架,防范金融风险。
为此,首先,要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其次,稳妥地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第三、改善外汇储备结构,增加黄金及石油储备;第四、随着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可,要建立完备的金融风险识别、预警和控制体系。
对中国未来汇率体制发展展望
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增长是中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根本目标,包括人民币汇率政策在内的一切宏观调控政策都需以此为最基本的出发点。与人民币利率的完全市场化和资本项目管制的放宽一样,汇率形成机制对于中国这样自主的庞大经济体而言,只是诸种考虑的经济变量之一。判断其汇率制度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它与国内实体经济的关系,实体经济在这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下是否良性运行,以及经济增长是否能够持续。汇率应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
中国政策制定以自身考虑为主,同时也强调考虑亚太和世界的经济。中国正逐渐变为一个经济大国,既要考虑自己的经济发展和平衡,也历来重视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作用。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的互补性增强。稳定人民币汇率,一方面会带动我国外贸出口发展,有助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经济金融稳定,市场容量不断扩大,会增加进口需求,拉动其他国家出口扩张。完善汇率制度
浮动汇率制应是必然的选择。现阶段,我国必须在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之间寻求某种平衡,既能保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又能兼顾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同时使资本管制发挥一定效果。
1、适当扩大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幅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管理浮动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进一步提高以及央行调控能力的进一步加强,我国可以逐步由管理浮动汇率制转向单独浮动汇率制。但目前的主要工作还是加强完善现行汇率制度。
2、坚持汇率改革市场化方向的同时要打破市场对人民币单边升值的预期。近些两年来,人民币汇率较均幅的、缓慢的爬升,使市场上形成了强烈的、可预测的升值幅度预期。这使得国际投机资本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国内,进入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这不仅不利于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稳定,而且给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了很大困难。因此,打破市场上人民币可测算的升值预期刻不容缓。
3、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力度,保持改革的话语权并赢得外部支持。一国汇率的变动会影响到相关国家的利益,因此,一国汇率制度的改变也常常会引起国际上的干预或协调。随着我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和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国际上要求人民币加快升值的呼声也越来越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或是部分利益集团的压力不断地通过政治等途径对中国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我国要主动应对,加大国际游说和沟通的力度,保持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话语权,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赢得有利的外部环境。
4、大力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深化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改革。当前要加快发展外汇市场和各种外汇衍生品,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更多、更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例如在已允许开办人民币外汇货币远期和互换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推出人民币期货和期权交易等。从汇率改革的过程来看,今后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将难以预测,人民币升值的空间也可能会大于预期。因此,企业必须加强对汇率问题的研究,提高风险意识,学会应用各种金融工具规避汇率风险。金融机构应加快金融衍生品的研究与创新,为企业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
5、协调好汇率与利率等货币政策工具的关系,保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合理的利率水平是形成合理的汇率水平的基础。如果一个国家利率水平高于国外,则会推动本国汇率上升,反之则下降,因此汇率制度改革要与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保持同步,相互协调,共同维护币值的稳定,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面对重压下人民币汇率的选择
在短期内,从中国目前的具体经济环境看,现行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应是向自由浮动汇率制转型阶段的最优选择。目前面对外部重压下的人民币汇率的选择,我们要坚持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我们灵活解决对外争端的智慧,在充分揭露美国习惯操作国际汇率嘴脸的同时,耐心向全世界人们解释中国的汇率政策,在过去的几年中,中国已经采取了有效措施提高汇率灵活性,而且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已经大幅升值了很多,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和人们的理解,并且给出我们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切实可行的时间表。人民币升值一定是个渐进的可控的过程,要小幅逐步地进行,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该是根据自身的经济情况来调整,而不是屈服于国际舆论的压力和个别大国的操纵。
第二篇:汇率制度
案例研究1:阿根廷应该实行美元化吗?
20世纪90年代初,糟糕的经济形势严重地阻碍了阿根廷的发展。价格在12个月里疯狂上涨了20266%,而这一年的GDP却下降了23%。1991年决策者通过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计划,包括实施可兑换法,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货币委员会制度。阿根廷领导人希望货币委员会制可以给政府的政策带来可信性,并通过将政策与汇率管理分离来降低通货膨胀。到1998年,这些改革措施使通货膨胀率每年下降大约1%。
阿根廷货币委员会制度是独特的,与典型的货币委员会不同的是,它允许阿根廷的货币委员会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中央银行必须确保国内的货币基础完全取决于所持有的美元储备。央行绝大部分美元储备都是以带息金融工具的形式(如美元存款和短期美国政策债券)持有的。然而,中央银行最多可以用储备美元的1/3来购买阿根廷政府发行的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尽管中央银行还没有行使过这种权力,但这种规定还是使它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拥有一定的自由度。
1996年,决策者创立了或有回购工具,允许中央银行向出现流动性问题的商业银行提供贷款。这种最后贷款者的功能也是典型货币委员会制度所不具有的特征。这种工具所需要的资金是由超过货币委员会制度要求的储备资金提供的。1990年末,阿根廷外汇储备是货币委员会制度要求储备量的近两倍。
即使阿根廷已经将通货膨胀率下降到美国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水平,阿根廷的利率还是比美国的利率高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利率缺口是由于阿根廷政府还没有完全获得投资者的信任。因为政府已经持有了大量的美元储备,阿根廷货币实际上已经75%被美元化了,因此,阿根廷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完全实行美元化。通过使用美元取代阿根廷比索,阿根廷政府就一定会实现承诺的价格稳定。利率会下降到与美国相同的水平,这会带来额外的经济效率。
反对美元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阿根廷中央银行会丧失现在所拥有的有限自由度。美联储克利夫兰银行的大卫·阿尔提格和欧文·汉姆佩格认为,通过使用或有回购工具的方式持有美元储备,中央银行可以继续充当最后贷款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认为,“美元化给阿根廷货币政策带来的成本,远小于实行委员会制度所带来的成本。”
资料来源:[美]约瑟夫P·丹尼尔斯、戴维D·范户斯著:《国际货币与金融经济学》(中文本,第2版),李月平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7-58页。
关于阿根廷实行货币美元化的问题,还可参考以下文章:秦凤鸣:“从阿根廷货币危机看美元化的命运”,《拉丁美洲研究》,2003年第1期;蔡辉明、易纲:“美元化利弊及美国的态度”,《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第2期。
专栏1:目前各国的汇率制度安排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999年以前对汇率制度的分类大致有以下几种:(1)钉住汇率制。它是一种汇率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一个国家会将本国货币钉住另一种货币或一个货币篮子。(2)联合浮动制度。这种汇率安排在1999年以前主要存在于欧盟内部,欧盟成员国之间汇率相对稳定,对外实行联合浮动。(当然,1999年1月1日起,欧元进入记账流通后,这种联合浮动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3)管理浮动汇率制度。这是指货币当局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以使市场汇率朝向有利本国政策目标的方向浮动。(4)单独浮动制度。这是指本国货币不与任何外国货币发生固定联系,汇率只根据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动。
上述传统的汇率制度分类有一个较大的缺陷,即IMF成员国对外公布或向IMF上报的汇率制度往往不是该成员国实际执行的汇率制度。一些宣称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实际上常常通过政府干预以稳定汇率,或者干脆实行实际上的钉住汇率制。为此,IMF从1999年开始对汇率制度进行了重新分类,见表8-1。新的分类方法区分了各种盯住汇率制度以反映各国货币当局在汇率上的自主性和责任权限。
表1
1999年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汇率制度的新分类
汇率制度
国家数目
1999.1.1
1999.12.31
2000.12.31
2001.12.31
1.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
2.货币局安排
3.其他传统的固定钉住安排
4.水平波幅内的钉住汇率
5.爬行钉住
6.爬行波幅内的汇率
7.不事先公布汇率轨迹的管理浮动
8.独立浮动
资料来源:IMF:《国际金融统计》,1999年4月,2001年5月
IMF:《2002年年报》,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4月
专栏2:各国货币合作的层次
根据区域内各国货币合作的程度,可将货币一体化的含义分成三个层次。一是指区域货币合作,即有关国家在货币问题上实行的协商、协调乃至共同行动,它在合作形式、时间和内容等方面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它既可以是松散的,也可以是紧密的;既可以是暂时的,也可以是长久的;既可以局限在某个方面,也可以是全面的。二是区域货币同盟,这是区域货币合作形式的深入发展,指通过法律文件(共同遵守的国际协议)就货币金融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的合作。三是通货区,它是货币一体化的一种高级表现形式,其特征是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互固定;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主导货币与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地自由兑换;存在一个协调和管理机构;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通货区(也可称为货币区)具有5个显著特征:(1)成员国货币之间的名义比价相互固定;(2)具有一种占主导地位的货币作为各国货币汇率的共同基础;(3)这种货币与成员国货币相互间可充分地自由兑换;(4)有一个适当的协调和管理机构;(5)成员国的货币政策主权受到削弱。
根据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第八章有关内容编写。参见姜波克《国际金融新编(第三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专栏3: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单一指标法:建立通货区的条件
最优货币区理论证明: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很大,那么,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对各成员国都最有益处。那么,如何判断和度量各国之间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呢?进而哪些国家之间最适宜建立最优货币区呢?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各种看法,下表概括了其中的主要观点。
指标名称
指标
代表人物
提出时间
要素流动法
速度/成本
蒙代尔
1961
经济开放性
可贸易产品/社会总产品
麦金农
1963
低成效的产品多样性
单一出品/出口比重
彼得·凯南
1969
国际金融的一体化
长期资金流动/总额
伊格拉姆
1969
政策一体化成效
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托尔和威莱特
1970
通货率相似性
原因和趋势
伯勒·弗莱明等1970、1971
第三篇:中国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人民币汇率制度历史回顾
内容提要:文章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过程: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从基本稳定到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是双重汇率时期;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则是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关键词:中华人民共和国 汇率制度 沿革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客观考察与分析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历史沿革,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及其目标,对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经济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也经历了一个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转变为在外汇留成和外汇上缴体制基础上的计划与市场结合的管理模式,然后再转变为建立在结售汇制上的以供求关系为基础、市场调节为主的管理模式。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演变以各阶段经济发展为基础,以各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为线索,以改革开放、汇率并轨为分界点,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统一平衡,国内价格长期保持稳定水平。与之相适应,当时人民币汇率是官方制定的固定汇率,只是作为编制计划和经济核算的标准,保持了稳定的方针,只在外国货币贬值或升值时作相应调整,人民币汇率与对外贸易联系并不密切。
1.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底):人民币汇率大幅贬值和起伏回升阶段。1948年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并发行了统一的货币——人民币。但因建国之初全国通货膨胀形势严重,各地区物价水平不一致,因此各地人民币在中央统一政策和管理下,以天津口岸汇价为标准,根据当地情况公布各自外汇牌价。1950年7月8日,随着经济秩序的逐步恢复和全国财经统一制度的建立,人民币实行全国统一汇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公布。(1)从1949年到1950年3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会议前,人民币汇率调整频繁,并大幅度调低。当时根据“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劳资两利”的经济政策,在“统制对外贸易”的原则下,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扶植出口,积累外汇资金,购买主要进口物资,确定人民币汇率的方针是“奖出限入,照顾侨汇”。奖出即奖励出口,保证75—80%的大宗出口物资私商获得5—15%的利润;限入即限制奢侈消费品进口,并照顾华侨汇款的实际购买力。由于国内物价猛涨而国外物价稳定甚至下跌,汇率大幅度波动,1949年3月人民币汇率为600旧人民币/美元,至1950年3月调至42 000旧人民币/美元,期间汇率调整达52次之多。
(2)从1950年到1952年,人民币汇率逐渐调高,起伏回升。1950年3月全国财政经济会议后,国内金融、物价日趋稳定,而国际市场物价上涨,为保障外汇资金安全,加速进口物资,汇率政策由“奖出限入”变为“进出口兼顾”。从1950年3月至l951年5月共调高15次,从42 000旧人民币/美元调至22 380旧人民币/美元,升幅46.7%。
总之,这一时期,国家用汇需求很大,但由于外国的经济封锁,外汇资源紧缺,进出口渠道不畅,侨汇汇率阻塞。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国家建立外汇集中管理制度,人民币汇率主要作用为调整对外贸易,照顾侨汇收入,制定的主要依据是物价。
2.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至l972年底(1953—1972):人民币汇率处于基本稳定阶段。
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国民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国内金融物价保持基本稳定。世界经济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基本能发挥作用,维持纸币流通下的固定汇率制度。鉴于对私营进出口商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的外贸专业公司按照国家规定的计划统一经营,外贸系统采取了进出统算,以进贴出的办法。1964年起还采取了对一部分进口商品加成的办法,即外贸为用货部门的进口商品作价,按进口成本加价103%,以进口盈利弥补出口亏损,不需要再用汇率来调节进出口贸易。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币汇率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上,按国内外消费物价对比,汇率已适当照顾侨汇和其他非贸易外收入,也无调整必要。为了维护人民币的稳定,有利于内部核算和编制计划,人民币汇率坚持稳定的方针,在原定汇价的基础上,参照各国政府公布的汇率制定,只有在外国货币发生升值或贬值时,才作相应的调整。l955年3月,新币代替旧币,直到1971年11月,人民币汇率在近16年时间里基本保持为2.4618人民币/美元的水平(如图1)。
3.从西方货币实行浮动汇率至人民币贸易内部结算价时期(1973—1978):人民币实行钉住一篮子货币的“钉住汇率制”,汇率调整频繁。
1968年我国在国际结算中试行人民币汇价结算,人民币汇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外商品的价格、外汇收支和外商的盈亏。同时,由于国际货币体系中以美元为中心的固定汇率体制岌岌可危,1971年8月,美国停止各国中央银行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1973年3月,西方货币纷纷实行浮动汇率,汇率波动日益频繁。在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背景下,为了避免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影响,推行人民币对外计价结算,保持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相对稳定,促进对外经贸的正常开展,我国采用钉住篮子货币的浮动汇率制度。主要选用与我国外贸有密切关系的国家和地区的货币组成“货币篮子”,再根据“篮”中货币浮动情况及我国政策进行调整,货币篮子的种类及其权重多少由国家统一掌握,并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加以变动,其中,美元、日元、英镑、西德马克、瑞士法郎等在货币篮子中始终占重要地位。由于选用货币和权重的变动,该时期人民币汇率变动频繁,仅1978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就调整了61次之多。人民币汇率基本上稳定在各国之间汇率的中间偏上水平。1971年12月、l973年美元两次贬值,以后美元汇率又持续
下浮,在1972年人民币汇率偏离2.46人民币/美元后,人民币快速升值,并于l979年达到1.49人民币/美元的水平,汇率高估现象不断趋向严重。这种“钉住汇率制”的汇率安排,操作简便易行,在很大程度上抵御或减少了国际汇率波动对本国货币的影响,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有利于对外经济贸易企业的成本核算、利润预测及减少汇兑风险。但该种方式却因篮子货币的币种选择和权数确定客观依据不足,而使汇率水平的合理制定失去可靠保证;同时国际市场价格和国内市场价格严重背离,汇率作为经济杠杆的作用逐渐消失,蜕化为外贸会计核算的标准,贸易和非贸易价格与世界市场拉大,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间矛盾加剧,从而影响整个对外贸易的发展。
纵观整个计划经济时期,人民币汇率由政府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定,成为计划经济的调节工具。但高度的计划性决定了市场力量对汇率几乎不起到任何作用,汇率水平无法真正反映外汇相对短缺的情况。为合理确定人民币汇率水平,发挥汇率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并逐步使人民币走向自由兑换,我国改革开放后便对人民币制度进行了改革,其目的是建立一个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二、经济转轨时期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的经济转轨时期1979年起,对外贸易体制改革,其中下放外汇经营仅,实行分散经营,使得由于汇率高估所造成的出口亏损成为一个迫切解决的问题。由此拉开了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的序幕。
1.人民币内部结算价和官方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时期(1981—1984)。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高估,长期以来的贸易与非贸易单一汇率制度已无法适应进出口贸易发展的要求,特别是对扩大出口不利。表1为1975—1979年间我国平均出口换汇成本与人民币官方汇率。如1979年我国出口1美元的商品,全国平均换汇成本为2.41元,而出口企业按银行牌价只能得到1.555 0元人民币,因此每出口1美元,企业要亏损0.855 5元,从而造成出口越多亏损越大,而经营进口反而赚钱的不合理现象。
1979年8月国务院决定改革外贸体制,包括打破外贸垄断经营、建立外贸企业自我运行机制、改革进出口和外汇管理体制、消除价格和汇率扭曲等。为促进出口,平衡外汇收支,我国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即对外贸易单位和出口生产企业把收入的外汇卖给国家,国家按一定比例拨给他们相应的外汇留成。而且,自1981年1月1日起,试行人民币对美元的贸易内部结算价,规定贸易内部结算价按照1978年全国平均换汇成本2.53人民币/美元加上10%的出口利润计算出来的,计算出来2.8人民币/美元。1981—1982年由于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变动不大,贸易内部结算价没有变动(如图2)。同时公布牌价,仍采用“钉住汇率制”的计价原则。这样人民币汇率在改革开放初期形成了贸易内部结算价和官方牌价汇率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贸易内部结算价限于进出口贸易外汇的结算,而官方汇率主要适用于旅游、运输、保险等劳务项目和经常转移项目下的侨汇等外汇结算。
贸易内部结算价的采用,解决了外贸部门出口换汇成本过高以至于出口亏损的问题,加上当时国内物价较为平稳,而美元汇率因采取扩大财攻赤字、紧缩通货等政策处于升值状态,西方国家经济走向复苏,我国的贸易收支明显好转,外汇储备明显增加。1984年外汇储备年末累计余额170.42亿特别提款权,为历史上和20世纪80年代最高水平。但实行内部结算价也暴露了一系列问题,它影响了非贸易部门的积极性,一定程度上使外贸亏损增大,在对外经济中陷入被动,造成了外汇管理的混乱,更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因此实行内部结算价注定成为一个过渡时期的应急措施。
2.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时期(1985—1993)。从1985年1月1日起,我国取消内部结算价,官方汇率应用于贸易结算和非贸易外汇兑换。为了消除汇率高估,使人民币汇率同物价的变化相适应,起到调节国际收支的作用,1985年至1990年根据国内物价的变化,我国多次大幅度调整官方汇率。1985年1月1日至10月1日由2.80人民币/美元逐步调整到3.20人民币/美元,下调12.5%。l986年7月5日调至3.70人民币/美元,下调21.6%。1990年11月17日调至5.22人民币/美元,下调9.6%。这几年人民币汇率的下调主要是依据全国出口平均换汇成本上升的变化,汇率的下调滞后于国内物价的上涨。
为鼓励出口,在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同时,1985年国家又一次提高外汇留成比例,采取按出口商品收汇金额比例留成的办法。1985年12月我国改变由中国银行多年举办外汇调剂业务的模式,在深圳成立第一个外汇调剂中心,调剂市场汇率日益成为补偿出口亏损、促进出口增长的重要手段。
1988年我国外贸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外贸开始推行承包责任制,并对轻工、工艺、服装三个行业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91年外贸由补贴机制转向自负盈亏机制,取消财政补贴。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人民币汇率成为调节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手段。人民币官方汇率虽然经过1981年到1990年汇率制度的改革,几次大幅度的下调,逐步得到改善,但由于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人民币汇率的下调,汇率依然偏高。同时,鉴于前几次一次性大幅度下调人民币汇率对国民经济和物价影响较大,企业难以承受,因此从1991年4月9日起,官方汇率的调整改为小步缓慢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单靠官方汇率,难以解决外贸核算问题。所以从1988年3月起各地普遍设立外汇调剂中心,增加留成外汇比例,扩大外汇调剂量,放开调剂市场汇率,利用市场利率,解决出口亏损,鼓励进口,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实行官方汇率和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官方汇率从l990年11月的5.22人民币/美元小步调整至1993年底的5.70人民币/美元,下调9.6%。调剂市场汇率按照市场供求状况浮动,波动较大。1988年至1993年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进口需求猛增,外汇求大于供,市场汇率不断下跌,由5.70/美元贬值为l993年2月的8.20人民币/美元。为了限制汇率投机性上涨,一度实行限价,造成外汇流向场外交易。1993年5月取消限价,市场汇率骤升至11.20人民币/美元。1993年7月以后,在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中国人民银行对市场进行干预下,到1993年底市场汇率回落到8.72人民币/美元。
作为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计划汇率向市场汇率过渡的形式,双轨制存在有一定的必然性。不过,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外贸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及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官方汇率和外汇调剂市场汇率的并存,造成了人民币两种对外价格和核算标准,不利于外汇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三、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后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人民币汇率制度
1993年11月14日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l994年初,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国务院推出了自改革开放以来最为综合的一揽子改革方案,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总体目标是“改革外汇管理体制,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统一规范的外汇市场,逐步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的货币”。1994年1月1日实行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并轨,人民币官方汇率由1993年12月31日的5.80人民币/美元下浮至1994年1月1目的8.70人民币/美元。实行单一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汇率的形成是以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改变了以行政决定或调节汇率的做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汇率的调节作用。并轨后取消了外汇留成和上缴,实行外汇的银行结售汇制,作为一项临时性措施,对经常性项目设立台帐制,取消国内企业的外汇调剂业务,建立统一的银行间外汇市场,并以银行间外汇市场所形成的汇率作为中国人民银行所公布的人民币汇率的基础。此后人民币汇率结束了长达16年的贬值过程,开始稳中趋升。12年来人民币汇率运行基本稳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划分也从“管理浮动制”转为“钉住单一货币的固定钉住制”。
1996年7月起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实行银行结售汇制。1998年12月1日起,关闭外汇调剂中心,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买卖全部纳入银行结售汇体系。此外,对境内居民个人因私用汇大幅度提高供汇标准,扩大供汇范围,超限额货超范围用汇,经外汇管理局审核其真实性后由外汇制定银行供汇。至此,自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以来尚存的其他经常项目汇兑限制基本消除。我国1996年12月1日接受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款,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所有正当的、有实际交易需求的经常项目用汇都可以对外支付,这是实现了人民币自由兑换的重要一步。
在资本帐户方面,我国虽然刚引入了QEII(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等一些准入制度,但是总体而言管制仍十分严格,与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还有相当差距。如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现代宏观调控体系的健全,资本市场的成熟,利率、汇率作用的改善等条件,都有待逐步创造。
并轨后的人民币汇率在运行机制上,在对外贸易、外商投资以及对外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上都受到严峻考验。特别是1997年7月,由泰铢贬值引发东南亚金融危机,东南亚各国货币纷纷贬值,东亚各国家日本、韩国货币也不断下跌,而人民币汇率却在国内通货紧缩和外汇储备充足的前提下保持了货币稳定的态势,由银行间统一外汇市场形成,并接受国家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这对亚洲金融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极为重要。
第四篇: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 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 发布日期:2012-01-03 | 浏览(2472)人次 | 投稿 | 收藏 ] 王希恩
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向作了宏观分析。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的强烈冲击以及国家和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着力弘扬的双重作用,使当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呈现出复兴、衰退和变异并存的状况;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的完成,这种状况将持续存在并加剧或扩展。为此,文章提出了正确对待衰退、引导健康变异和促进全面繁荣等应对建设。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趋向
一、影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两个社会背景
(一)现代化的强烈冲击
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伴随着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这是世界现代史和当代社会发展中极具普遍性的问题;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占人口多数的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都是如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引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交流空前扩大,各种现代传媒的传布速度和传布范围达至空前,各种传统文化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也都达至空前。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一般较汉族和汉族地区的发展要滞后一些,但至少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便已面临危机:一些民族歌谣、曲艺、传说等开始失传;一些精湛的民族工艺和建筑开始衰微;一些灵验有效的民族医药失去了市场;一些有利于培养人类美德的传统礼仪和习俗被逐渐废弃等等。时至今日,这种状况有增无减。
关于民族传统文化在某一地区具体的纵向变化,云南大学的李子贤教授在一篇文章中提供了他三下怒江峡谷进行田野考察的印象。
第一次是1963年9月。他从昆明出发,乘车、骑马和步行,几乎花了一个月时间才抵达目的地。当时所见所闻,都是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村寨里的人们都是清一色的民族服饰,人人会唱传统民谣,都能讲上几则故事,能滔滔不绝地讲解各种习俗礼仪的由来,讲述该族神话。每进一家,均受到传统礼仪的接待。村民中几乎没有会讲汉语的。
第二次是1991年秋。一路乘车,仅花了三天的时间。当年只有几间瓦房、十多间草房的贡山县城,已有了一条大街和高层建筑。傈僳族和怒族村寨中已有人经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已穿上了城里人的时装。村里讲汉语的人多了,但唱传统歌谣和讲述神话、民间故事及各种民俗由来的人则不多了。
第三次是1997年8月。这里的变化已令人惊讶:贡山、福贡、泸水县城高楼林立,各类商店、餐馆、旅馆应有尽有。有的卡拉OK厅的老板就是少数民族。一住进旅馆,就可以和昆明的家人通电话,让人几乎没有已抵达边境少数民族地 区的感觉。当年闻名省内外的民间歌手,大多已过世;通晓一切的民间艺人,已很难找到。过去收集到的神话和民俗,现在能够知晓的人已不多,而此次收集到的民俗文化及口头文学,已发生了较大变异。当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部分,正在不断丧失。要想真正了解到当地各民族系统、完整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内隐文化,已很困难了。(注:参见李子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存教育刍议》,《思想战线》1998年第4期。)
对于怒江地区的这些变化恐怕没有人怀疑,因为这种变化实际上在很多地区都在发生。从我们在民族地区的直接感受来看,传统文化色彩在大多数地区都已很不明显,或者说,除了大跨度的空间距离造成的地区文化差别之外,相近民族之间的文化特征已不清晰。从我们回收的民族问题问卷调查来看,58.72%的应答者认为近年来本民族的传统文化“逐渐减少”,23.68%的应答者认为“大大减少”。当然,由于发展程度、环境、生产方式、既有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天然抗御力等因素的不同,各民族和各个地区传统文化的受冲击程度是有较大差别的。如居住于广西防城港市的大板瑶(瑶族的一支)现今的政治、经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那里的“阿宝节”、“盘王节”等节庆活动的对歌、婚礼等民俗民风都保存完好,尤其是在服饰方面,“妇女们无论是外出到乡里赶集、上山劳动、下地干活或是做家务,她们都一丝不苟地身着民族服装,把颇具特色的民族服饰认认真真穿在身上”。(注:徐正荣:《大板瑶:把民族服饰一丝不苟穿在身上》,《民族团结》1998年第1期。)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受冲击较少或自身保存较好的例证。但显然,受影响发生变化是绝对的,不变则是相对的。一般而言,同一民族聚居区和封闭程度较大的地区变化要小一些,反之则要大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把冲击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外来文化都说成是汉文化是不确切的。因为,除了汉语之外,当今处于主导地位的社会思想、价值观念,流行的服饰、音乐、交际方式、建筑风格、生活器物等等,都很难说有多少真正属于汉族的文化成分。实际上,传统的汉族文化也在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冲击传统文化的是与之相对的现代文化,它们属于普同文化范畴,而很难说是哪一个具体民族的文化。当今普同文化的成分确切地说源于西方的成分多一些,这是由近现代及至当代西方在世界经济和文化上的强势地位所决定的。而在我国,由于汉族在人口、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汇入普同文化的成分要多一些,但这不等于普同文化就是汉族文化,更不能把现代文化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冲击看作是汉族文化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威胁。
(二)国家和社会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着力弘扬
我国社会主义的民族政策是促进民族繁荣的政策。这种繁荣既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教育和思想道德水平及人口规模和素质等方面的全面提高,也包括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充分发展。因此,党和国家历来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继承和弘扬,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如此。
首先,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实施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面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日渐湮灭、损毁和流失的危险,国家本着“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动员各种力量努力予以抢救性的保护、发 掘,并适时加以整理和研究。如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江格尔》和《玛纳斯》一直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60年代即展开了有关资料的调查收集,80年代又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截至1998年,仅《格萨尔》的藏、蒙古文手抄本和记录、整理民间艺人的说唱本就收集各300多部;出版藏文说唱本70多部,总印数达300多万册。又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举世闻名。东巴文是世界上唯一保留完整的“活着的象形文字”,用东巴文书写的《纳西族东巴舞谱》是我国最早的民族舞谱和世界上仅存的象形文字舞谱。因此,1981年在云南省社科院专门设立了丽江东巴文化研究所。经过多年的努力,迄今已把2万多卷1000种的《纳西族东巴古籍译注全集》全部译成汉文,而云南省有关部门也已首次把东巴象形文字输入了电脑。此外,对西藏布达拉宫和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青海塔尔寺、新疆克孜尔千佛洞等大批重点少数民族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都投巨资进行了大规模的维修。同样有意义的是,1984年,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等几个部门组织成立了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筹划编纂《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和《中国歌谣集成》等十部文艺集成志书。这一被称为“文艺学大百科全书”和“文化长城”的巨大工程将囊括56个民族的所有的民间文艺成果,是对包括每个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艺的空前完整的收集和展示。
其次,对少数民族文化制定和实施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如文化部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提出对这些地区实行文化设施建设、人才培养、文物保护和对外文化交流“四优先”的政策。1992年我国政府在边疆地区开始实施“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建设,1994年,党中央把这项计划列入《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项目,其后,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又把它作为国家社会发展的一项战略目标列入其中。这个计划自实施以来,中央和18个边疆省区及共建部门已投入50.68亿元。国家民委和文化部还曾举办过全国少数民族文艺会演,每年都要请少数民族艺术团体到北京进行文化展演,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定期举办少数民族艺术节。1982年以来,每四年举办一次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等。(注:参见方鹤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和发展》,在中国—瑞典第二届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8年9月;陈琪林、陆濯儒:《加快民族文化事业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稳定繁荣》,首都民族理论春季研讨会论文,1999年。)
除了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措施之外,随着人们对保护民族文化自觉性的提高和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强,一些社会有识之士及少数民族的社会团体和个人也自发地作出各种努力,对各民族不同的传统文化内容进行了保护或弘扬。如1995年著名作曲家田丰以个人力量筹资创办了“云南民族文化传习所”。其宗旨是抢救挖掘云南各民族濒于失传的舞蹈艺术珍品,其方式是由各民族中老年艺人带本族的青年,脱产半年或一年到传习所来系统整理、研习、表演和传授。而由宣科、杨曾烈等纳西族民间音乐家所创立的“大研古乐会”也是着力于本民族音乐艺术的传承。他们的演奏以洞经音乐为主,又融会了纳西族传统民间音乐成分,被称为“活着的音乐化石”。与此不同,所谓的“彝族文化学派”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开创了文化传承的新途径。最近10多年来,刘尧汉教授带领一批彝族中青年学者,邀约一些传统头人、祭司共同深入田野,以文化人类学、民族史等学科的理论方法为指导,以田野调查、典籍整理、口传史诗家谱的发掘为手段,陆续推出了20余本《彝族文化研究丛书》,成为一种保护、弘扬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模式。(注:参见黄泽:《云南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几种模式》,《思想战线》1998年第7期。)
二、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的基本估价
在现代化的强烈冲击和国家及社会各种力量自觉保护的双重作用下,当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状况是复兴、衰退和变异三种现象并存。
(一)复兴
国家及社会在弘扬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已构成了一种复兴的景象,此外复兴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得到了推广。一些使用传统文字的少数民族,如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朝鲜族等已经具有了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民族语文教学体系;而使用新创或改进文字的民族也采用了形式多样的双语教学体系。中央和少数民族聚居的省、区、市、县、乡都开办了少数民族语言广播,一些电视台建立了少数民族语言频道。我国已有民族出版社36家,每年出版各类民族文字图书3000多种,少数民族文字报刊89种、杂志183种。
少数民族地区文化设施大量建设,文艺人才大量涌现。截至1998年,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建有专业艺术表演团体526个,图书馆596个,群众艺术馆、文化馆738个,博物馆134个,文化站7129个。全国至少有24所高等和中等艺术院校专门培养少数民族艺术人才。一些国家重点艺术院校还不定期地开办少数民族班。大批的少数民族艺术人才在全国乃至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至1997年第五届少数民族文学奖评奖时,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作家。(注:参见方鹤春:《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研究和发展》,在中国一瑞典第二届少数民族问题研讨会上的发言稿,1998年9月。)
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文化活动开展广泛。许多地区对传统民族节日开始重视,自觉地利用这些节日推广传统文化。不少地方开办了各式各样的文化节、文艺节、文艺会演和体育活动,而这些活动又着力体现民族特色。
许多少数民族正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为经济活动融入民族文化内涵。如一些民族地区大做民族服装生意,将自己制作的服装打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在此过程中也将自己民族传统的工艺、质料、风格等发扬光大。近年来西南苗族、布依族和瑶族的蜡染、挑花、刺绣等都在各地市场上走俏。更为普遍的是民族旅游业。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独有的旅游资源,辅之以当地民族文化的内容,发展了经济,也发展了自身的文化。
凡此种种,都是传统民族文化正在得到复兴的表现,甚至可以说,当今的民族文化正处于繁荣和发展的最好时期。正因为如此,当今中国各少数民族文化也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率汇入普同文化,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二)衰退
但是无庸讳言,与上述复兴的景象相悖,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也面临着相当的衰退局面。现代文化不断增多的过程也基本成为传统文化衰退的过程,而且,与复兴相比,衰退似乎更为强烈。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其一,各地传统文化的衰退正是在各种挽救和弘扬措施不断实施时发生的。还以纳西族的东巴文化现状为例。因为蕴含内容的丰厚、珍贵和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特地位,东巴文化受到了上自政府下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普遍关注,从政府及社会各界对它的投入和取得的成就来看不能不说已相当可观。然而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的杨福泉研究员近来著文谈到:目前东巴文化这一“文明瑰宝正在民间不断绝迹,所剩无几的东巴多至耄耋之年,且无人传承。„„如照目前各地所剩无几的老东巴无传人的情况发展下去,十多年之后,将不复有东巴文化活动存活民间,被视为丽江旅游一个支柱人文资源的东巴文化将只存在于博物馆、研究所而成为死去的文化,东巴文化将只是一门钻故纸堆的学科”。“纳西族民间丰富多采的民俗活动正日趋衰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民歌谣谚舞蹈衰微没落,民间歌手寂寥冷落,年轻的民歌手如凤毛麟角。年轻一代痴迷于影视流行歌曲,过去遍布城乡的歌手一唱三叹,听众如醉如痴,很多人能出口成章(民歌),年轻人甚至即兴编歌斗歌谈情说爱的盛况已成如烟往事。电视文化对过去民间故事、礼俗谣谚的家庭传承的冲击犹如风卷残云。此外,传统民居、服饰、节庆等正在咄咄逼人的‘现代趋同’浪潮冲击下消失和隐退。”(注:杨福泉:《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思想战线》1998年第5期)杨福泉同志在纳西族地区进行了多年田野调查,其所谈情况应当是可信的,而在其他地区,情况一般也是大同小异。
其二,已有的复兴尚多与民间生活脱节,衰退是深层的。如上所述,因党和国家的重视及各民族群众的自觉参与,各民族文化正在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展现。但这种展现很多却是游离于民间社会生活之外的。像东巴文化在媒体的曝光度上,在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整理、出版或演出展示等方面实在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同时它在纳西族民间,也即在它的原生土壤上却大大失落。勿庸讳言,民族文化和经济活动的结合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使民族文化得到了传扬。但因为这种结合一开始就是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的,因而这里的文化传扬就不能不带有与本族实际生活脱节的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由此我们也就看到,大量表现民族特色的用品堆满货架,但本族消费者却日益减少,外族消费者对这些物品的需求也大多出于新奇,而随着新鲜感的减退,这些物品便被束之高阁。在“民族村”或其他形式的少数民族旅游区,虽然表现民族文化的各种建筑、用具、服饰和礼仪等随处可见,但这些东西很多已不是民族文化的自然显露,而是出于商业利益的着意夸示甚至扭曲,与民间的本色已有相当的距离了。这些现象说明,当今传统民族文化表现出来的复兴,更多还仰赖一种表层的人为造设,在它下面还泛动着衰退的潜流。
民族传统文化既得到了复兴,又在严重衰退,这种评价似乎是矛盾的,但又的确如此。国家及社会的着力弘扬与现代化的猛烈冲击是两种影响传统文化状况 的主要社会因素,而它们的作用力却是相反的;在此两种不同社会因素作用下,传统文化的不同内容、不同层面呈现出不同甚至相反的性状是合乎逻辑的。
(三)变异
民族传统文化的衰退是指这种文化的减少和消失。然而,有些现象其实不是衰退,而是变异。因为许多传统文化成分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减少或消失,而是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自身得到了适应新环境的演化变迁。如土家族过去有迎请“土老师”的习俗。土老师被认为是神的代言人,是祛鬼邪、求吉祥的神的化身。因此,人们凡遇到疾病、灾祸,都认为是碰到了邪魔鬼怪,必定要请土老师司法驱鬼,消灾免难。现在人们仍请土老师,但用意大多是办喜事图吉祥,或为12岁的孩子“度关煞”,盼其长大成人;或为耄耋之年的老人冲傩还愿,祝其健康长寿。其形式活泼、优美滑稽,使参与者都能感到愉悦满足。(注:参见李霞林:《土家族风俗习惯与精神文明建设》,《贵州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不少民族地区的群众仍然保持着传统服饰,但在款式、质料和制作方式上已发生了变化,揉进了现代技艺和时尚。(注:参见林春峰:《“新民俗”与“旧民俗”:现代卫拉特民俗生活(1949-1996年)及其民俗文化特征》,《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此外,许多少数民族群众仍保持着自己的饮食习惯,但也开始注意吸收其他民族的饮食方式,注重营养、卫生和多样性;许多地区仍然保持了传统的民居,但从建筑材料、样式到内部装饰都已十分考究并具有了相当的现代气息;许多地区仍保持着传统的节庆,但在节庆活动中也开始大量地掺杂着现代形式的娱乐和商品交易的内容;许多传统音乐引入了西洋乐器和流行音调,许多艺术形式得到了改造、填充了新的社会内容等等。
变异是传统文化在新形势下得以保留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社会在发展,产生和滋养文化的大环境发生了变化,文化本身要存在和发展就必须适应这种改变。实际上,作为各民族主要特质的传统文化不会轻易从生活中消失,却会以改变的形式长期存在;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繁荣也是在变异的基础上得到展示的。变异是阻断衰退的重要途径,也是促成繁荣的前提。
三、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趋向预测
(一)衰退和变异仍将持续
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这一国策不会改变;西部大开发正在从决策走向实施;随着中国加入WTO的完成,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再度加快。这几个因素意味着现代化将向少数民族聚居区和各民族生活的纵深层次推进。与此相应,现代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渗透、冲击也将愈加剧烈,传统文化面对这些渗透和冲击所出现的衰退和变异也将愈加明显。
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环境将进一步丧失或改变。传统文化是特定社会和自然条件的产物,特定环境是传统文化生成和保持的土壤。因此,当这种环境丧失或改变以后,传统文化也必然难以生存或保持原样。许多在原始生产条件下使用的生产工具无论如何在当代已不再有使用价值,它们被淘汰和消失也将成为必 然,而那些适应极端落后生活状况的生活器具和习俗也将随着现代生活的来临来失去生存的意义。如果说,由于发展的局限,我国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至今还相当封闭,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还很低,保持传统文化的完整性还有着适宜条件的话,那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重心的西移,这种状况将迅速改变,但这也意味着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将面临更严重的威胁。
现代传媒的迅速普及将阻碍传统文化的传承。作为高效的信息传载工具,电视、广播、电信、互联网等将是未来社会重点发展的产业,而这些现代传媒对社会的覆盖范围、传导速度、影响效果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它将大大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看法。相对于现代传媒的影响,传统文化传承的手段落后,影响微弱。于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如民间艺术、习俗、礼仪、服饰、观念以及民族成员对传统文化内容的兴趣等等都将受到直接的威胁。21世纪是信息社会,面对随现代传媒大量涌入的外来文化,传统文化如何应对立足,的确是一个严峻考验。
改革开放的深入将大大扩展族际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这将直接导致作为交往工具的语言和行为方式的普同化。在我国,汉语普通话不但已成为汉族成员的通用语言,也成为少数民族与汉族以及不同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的通用语言。这种状况的形成在于汉族人口分布的广博以及各民族之间交往的广泛。在未来的世纪中,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将使族际交往得到更大的扩展,这也使得原本得到流行的汉语普通话更加普及,而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将缩小。与此相对应,汉语文也将因具有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在少数民族地区进一步得到推广,而少数民族文字的使用范围也将受到局限。与语言的境况相类似,由于族际交往日趋广泛,原来在不同民族或不同地区流行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礼仪习俗等将趋向普同化,或者在当地民族和地区文化基础上吸收新的文化要素,形成传统文化的变异。
现代生活的实惠、便捷和时尚化趋向将造成对少数民族传统服饰、生活方式和艺术形式等方面的取代或改造。现代化的进程总是给人们带来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体现社会进步和时代风貌的各类物质和精神产品将会层出不穷并不断更新,而它们所体现出的共有特点将是实惠、便捷和时尚。但这些特点显然又与传统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尤其是服饰、生活方式和艺术上的既有形式和内容相悖。现在的少数民族群众,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在服饰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大都是从实惠、便捷和时尚的原则作出的选择,而并不是对传统的东西有意抛弃。因此,面对现代生活的急剧变迁,产生于旧时代的传统文化要么发生与现代生活合拍的变异,要么走向衰微。
传统文化的衰退和变异总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对应,而就以往20年的情况来看,衰退和变异呈加速度态势。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在新世纪的深入,这种加速度的态势恐怕会更加显著。
(二)复兴局面也将持续并扩展
首先,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复兴将会继续得到党和国家有关政策的支撑。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保护和整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大力繁荣少数民族文艺 创作,加强各级各类文化设施建设,积极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发展少数民族艺术教育等,都是党和国家始终不渝的政策。这些政策在未来也只会得到完善和发展,而不会改变。这就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复兴能够得到基本的政治保证。
其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复兴也基于各少数民族对繁荣自身传统文化要求的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随之,各民族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有了显著提高,这使得各民族人民在追求物质文明进一步提高的同时,也相应有了在文化上表现自己、振奋自己,并藉以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要求。所谓的“文化民族主义”是一种具有世界性的倾向,它是世界在向全球化推进过程中各民族为追求个性和自身利益努力在文化上张扬自己的表现。我国少数民族对传统文化复兴的要求既是民族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显然与这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潮流合拍。正如前文所述,自觉保护、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现象正在增多,由此而推动的传统文化的复兴也只能持续而不会中断。
再次,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继续复兴还具有良好的基础。对于繁荣民族文化,国家和各地有关部门已确实给予了相当的重视,从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民委到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都已在具体的政策措施、财政投入、组织协调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所以不论是即将湮没的文化遗产的抢救、发掘,民间文艺的收集、整理、出版,还是少数民族文化队伍的培养建设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绩,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复兴。
四、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应对建议
针对上述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现状及发展趋向,我国未来的相关对策思路应该是正确对待衰退,保存、摒弃和弘扬并举;传统和现代结合,引导健康变异;上下结合、表里结合,促进全面繁荣。
(一)正确对待衰退,保存、摒弃和弘扬并举
衰退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的主要威胁,因此,阻断衰退是传统文化繁荣的首要工作。当前处于衰退状态的传统文化实际上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与之相应也必须要有三种不同的应对态度。
有历史价值,但已不可能在现实和未来社会中存在和发展的传统文化。对此作的基本工作应该是保存。许多正在衰退的传统文化其价值不是现实的,而是历史的。如旧的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它们都有浓郁的民族文化特色,在现实社会中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使用价值,但却忠实地反映着某一或某些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印刻着这一或这些民族的历史痕迹。又如一些已经不再使用的文字和无法传承的技艺、艺术、原始宗教及礼仪等,它们都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反映着民族特色,也记载着人类的文明。对这些文化内容应该采取保存的方针,即要尽力使这些即将消失的且不可能再生的文化成为“标本”保留下来。要充分认识到这些东西的价值和不可再生性。应通过适当的形式,投入一定的人力和财 力进行抢救性的记录和保存。博物馆、影视、文字档案、文物收集等都是有效而应该充分利用的手段。我国五六十年代以来进行过这类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又有所加强,但显然还很不够。
属于传统文化的内容,但却与社会主义现代文明相悖。对此应取的态度只能是摒弃。每个民族要进步,在不断创立和吸收新的文化因素的同时,都必须舍得丢弃自己落后的东西,切不可在强调传统特色的同时形成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文化并不等于优秀文化,不等于文明。如一些民族中存在着的原始的平等观念、婚姻上的近亲习惯、“坐家”习俗等等都是与民主、法制、竞争、优生优育等现代观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它们的确是传统的东西,但却代表着愚昧和落后,它们的失落、衰退实在是民族文化的进步。对于这些文化内容,我们所采取的态度不应是保留,而是摒弃。
优秀的文化成分,既体现着民族特性,又属于民族文化的精粹。对此应采取的态度只能是弘扬。我们讲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主要是就这部分内容讲的。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在各民族的观念、习俗、礼仪、制度、宗教、艺术、文学以及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因而弘扬这些文化的工作也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我们要防止传统文化的衰退,就必须通过各种措施弘扬优秀文化。当然,在具体工作中,对传统文化的弘扬又常需要与对落后因素的摒弃结合在一起,因为许多文化现象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常常是裹合一体的。事物具有两面性,我们也要一分为二。弘扬精华、摈除落后,实际上两者是需要同时进行的。
(二)传统和现代结合,鼓励和引导变异
任何文化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自身创新和外来文化的补充,因而变异也是传统文化在现代条件下获得生存和发展的重要途径。我们讲要把坚持发扬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同积极学习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结合起来,其精神也是文化变异的问题。保护传统文化不是制造“保留地”,追求“原汁原味”是不现实的。实际上,在现代化过程中,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变异都在发生,因为不与现代文化相结合,不从现代生活中汲取养分的文化都将走向枯萎。但我们在这方面的态度应该是鼓励变异、引导变异。鼓励变异是说应该赋予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一种主动意义、自觉意义;引导变异是说我们追求的变异应该是健康的、积极的,而不能是消极和腐朽的。这里,应该强调要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总体目标来规范变异。此外,引导变异也要注意处理传统成分和现代成分在新文化形成中的关系。我们所希望的新文化应该是向未来的以传统文化为底色的现代文化。
(三)上下结合、表里结合,促进全面振兴
上下结合是说政府行为和民间行为的结合。这种结合需要沟通,而政府行为应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比如,前述云南省为恢复传统文化而出现的“民族文化传习所”、“大研古乐会”和“彝族文化学派”等都是有志于民族文化的人士和团体利用自己的资金及影响创办的,这些人士和团体在运作过程中如果能得到政府在资金、组织和舆论上更有力的支持,对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深入肯定会产生更 积极的作用。传统文化的变异主要是在自发状态下发生的,而如果政府对此加以研究并有意识地引导,无疑会减少或避免一些消极现象的产生,促进健康传统文化在民间的繁荣。
表里结合是说传统文化的表层繁荣应该与民间社会生活结合。传统文化是发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的;民间社会是传统文化的土壤。当代传统文化的复兴与民间的相对游离是现代化过程对传统社会的冲击过于迅猛,而社会不同层面对于传统文化的容留和需要有着较大的落差造成的。国家和各民族的有识之士对于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是要先于一般社会成员的,他们为容留和复兴传统文化所作出的努力总是和一般社会成员对于传统文化的不自觉丢弃形成反差。这里,一般社会成员认识上的滞后是主要问题,而解决的办法也只能是教育。对此,已有相应的经验可供借鉴。如注重利用各种大众传媒,广泛宣传保存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及相关措施;利用某种组织将当地各民族文化工作者和民间艺人组织起来,使其成为保存民族传统文化及进行这方面教育的骨干力量;参与组织和资助当地的主要传统节日,使其成为较大规模的群众性民俗活动,培育新的“文化积淀场”;定期举办民间文艺调演,聘请民间老艺人培养民族文艺新人等等。这些都是行之有效且可以推广的作法。此外,民族传统文化也应该作为民族常识和民族团结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中小学教育中占有一定的比重,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族常识和民族团结一般教育的同时,也应适当增加一些介绍本地少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或教材,让学生从小就培养起热爱乡土、民族和本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把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发展“文化经济”是繁荣民族传统文化的正确路子。由此,几乎每个有条件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已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有了不同的举措。但在发展文化经济的同时也有两个容易出现的偏向应该引起重视:一是对待传统文化的随意性。表现为急功近利,不尊重当事民族的意愿,甚至歪曲、丑化某些民族的风俗。这样作的结果,伤害了民族感情,影响了民族团结,也损害了传统文化的形象,是与振兴民族传统文化的初衷相背离的。二是将传统文化仅仅作为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这种极端实用主义使文化成为经济的奴隶,丧失了文化的尊严,实际上是对民族本身的不尊重。尽管有上述两个容易出现的有害倾向,但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条可行的途径,我们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地方能够重视文化和经济的结合,希望藉此促进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真正繁荣。
(本文原载《民族研究》2000年06期,第8~16页)
第五篇:外汇与汇率讲稿+教案
3.1外汇与汇率
一、导入新课
随着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外汇”一词越来越频繁进入人们的生活领域,同外国人做生意,出国旅游,留学等,都需要用到有关外汇的知识,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些知识。
二、进入新课
(一)、外汇 1.定义:
是以外币表示的、用以清偿国际债权债务的一种支付手段。
2.特征:
①它必须是以外币表示的资产,包括外币现钞、外币存款凭证、外币支付凭证和外币有价证券。(凡用本国货币表示的有价证劵、信用工具均不属于外汇。)
②、它可以自由兑换成其他形式的资产或支付手段。(凡不能自由兑换成其他国家货币和支付手段的外国货币不属于外汇。)提问学生:根据外汇的基本特征,可以说外币等于外汇吗?(学生回答)
是的,外币不等于外汇。
必须能与其他货币自由兑换的外国货币才属于外汇。小结:所以注意 外币
≠外汇
(过渡)要想兑换外币,就需要了解汇率的含义
(二)、汇率
(过渡)那么,不同的货币之间究竟要如何进行兑换?100元人民币能够兑换成多少美元呢?这就涉及到汇率的含义及标价方法。要了解汇率的标价方法,首先我们要学习汇率的含义。
1.含义
顾名思义,汇率是一种比率。汇率是两种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又称汇价、外汇行市或外汇牌价。下面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在第一个例子中,我们把人民币视为本币,把美元视为外币。根据昨天的外汇牌价我们可以得到:一美元可以兑换6.2224元人民币。
例一:USD1 = CNY 6.2224(5位)
(外)
(本)
也就是说:美元兑换成人民币的比率为6.2224 等号左边的货币(USD)—— 基准货币 等号右边的货币(CNY)—— 报价货币
汇率数值是保留五位有效数字,最后一位为一个基本点,简称1点,也就是说1点=0.0001 例:USD一个月后升值10点,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新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USD1=CNY6.2234
再来看第二个例子:
这一次我们把英镑视为本国货币,把美元视为外国货币。那么根据昨天的外汇牌价我们可以得到:1英镑能够兑换到1.6018美元,例二:GBP1 =USD1.6018(5位)
(本)
(外)也就是说:英镑兑换成美元的比率为1.6018 在这里,英镑是基准货币,而美元是报价货币。同样的,我们仍然保留5位数字。
对比例一和例二,我们不难发现,例一使用的是以一定单位的外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若干单位本国货币的表示方法(写“外币1=本币N”)。这种方法我们通常称为“直接标价法”【写“1.直接标价法”】。例二使用的是以一定单位的本国货币为标准,折算为若干单位外国货币的表示方法(写“本币1=外币N”)。我们称之为“间接标价法”【写“2.间接标价法”】。这两种标价方法构成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部分内容(写“
二、标价方法”)。
需要注意的是,当本币相对于外币较为弱势的时候,为了方便交易,我们一般采用“直接标价法”。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此种标价方法,这其中就包括中国。
与此相对的,当本币相对于外币而言比较强势的时候,通常采用间接标价法,目前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使用这种方法,包括美国,欧盟和部分英联邦国家(写“美、欧、英联邦”)。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就讲完了,希望大家在课后,认真复习所学的内容,掌握汇率的概念和特征,理解汇率的两种标价方法和具体形式,并且能够做到熟练运用。下一节课,我们继续讲解汇率的不同种类,大家可以提前预习一下。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