阆中山水格局与城市形态演进的历史解析

第一篇：阆中山水格局与城市形态演进的历史解析

阆中山水格局与城市形态演进的历史解析

阆中古城作为中国风水典范，其城市形态变迁过程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先秦至汉晋时期，得山水之利，从山谷之城发展为巴蜀重镇；汉晋至唐宋时期，得山水之美，从琅嬛福地发展为阆苑仙境；唐宋至明清时期，得山水之胜，从堪舆胜地发展为风水典范；新中国成立到现当代，得山水之肥，从丝绸之都发展为风水之都；展望未来，得山水之韵，“山水之城、风水之都”应为阆中古城新的形象定位。（11）

引言

城市形态主要包括城市区域内城市布局形式、城市用地外部几何形态、城市内各种功能地域分异格局及城市建筑空间组织和面貌等。一个地域或城市的城市形态总是随着历史发展与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化更新。城市形态演进从时间维度看，是一个逐步演变、积累的过程；从空间维度看，城市形态是由自然、社会、经济等各个要素按照一定组合方式形成要素的空间布置结构。

198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阆中古城凭借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与巴蜀重镇的历史地位，与平遥古城、丽江古城、歙县古城并列为中国四大古城。“阆中”之名由山水而得名。《说文》曰：“阆阆，高大之貌也。”今就阆中地形而言，周围山形似高门，因名阆山，嘉陵江流经阆中这一段，称阆水。由于阆山四合，阆水迂曲，缠其三面，城在阆山阆水之中，故名阆中。（55）

山水格局是人们通过感知获得阆中城市整体印象的主要来源，古时阆中善于在自然环境的制约下，巧于因借，形成精彩绝妙的山水格局，阆中在嘉陵江河道迂回处形成的半岛建城，古城三面环水，北面靠山，形成背靠蟠龙山，面向锦屏山，左有大象山蜿蜒，右有西山映衬，呈“金城环抱”之势，形成“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的山水特色。

阆中的山水格局

阆中的山水格局造就了这坐山水之城、风水之都，一方面这些几千年来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山水格局具有极高的价值，必须加以保护，否则一旦遭到破坏将难以复原，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在现代城市建设中应合理选择城市用地发展方向及范围，保持原有的山水格局。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独特山水背后的精髓是古人建城时顺应自然、巧于因借的方法。现代城市发展迅速，不可能局限于原来的地域发展，必须根据各地不同的自然环境条件限制，在充分保护历史山水格局的前提下，寻找与更大范围山水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

因此，梳理阆中的城市形态演进过程，有助于了解过去城市的发展脉络，把握未来城市的发展方向。

阆中古城的发展脉络

阆中古城形态演进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秦汉时期：归于统一王朝后，带来第一次建城高潮。

2、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阆中在汉城的基础上平稳发展。

3、隋唐五代宋朝时期：迫于水患，城址东南移，政局稳定，城市繁荣，第二次建城高潮，阆中古城格局由此而始。

4、元明清朝：战乱频发，今古城由清初战乱后重建。第三次建城高潮，古城形态渐臻成熟。

（1）故巴子国都阆中于秦时筑城

公元前 314 年，秦置巴郡后重点修筑了阆中城。阆中作为故巴子国都，加之位于金牛道、米仓道交汇处，为汉中进入巴蜀的重要通道，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故在阆中筑城设防，作为县治。

西汉，阆中仍隶巴郡。明嘉靖《保宁府志》载：“郡城在嘉陵江北，与锦屏山相对，为后汉建安六年(201)益州刘璋所筑。”建安十九年，刘备派张飞镇守阆中，对汉城进行了增建据考古发现与文字记载的综合分析，汉城在今王家嘴与兰家坝一带，依地势构筑，平面呈矩形，南北长 1200 米，东西宽 900 米，平面布局基本规则对称，在东南西北四方位置城门，因嘉陵江水逼城，故西城门位置偏南，南城门位置偏东，东北角临古河床处地势低洼，城垣呈弧形向内收，西北隅为嘉陵江水所逼迫，城垣边线呈 30°角向东转折。（22）

（2）唐代风水阆中城初现

隋末唐初，嘉陵江河床变化加剧，逐步向东岸侵蚀，汉城西部城垣沦为河滩，房屋街衢，毁损严重，城址因而逐渐向东南移，位于汉城南侧，距汉城 1600 米，南北轴线与汉城东边城墙重合，似寓传承。由于城垣避开了江水冲刷，城址基本稳定下来，周长 4.5 公里，形状近长方形，城墙高 5.3 米，四向分设四座城门，东、西、北 三面均有护城河，南面临江，以江为濠，与今阆中古城格局大体相符。唐城三面环水，北面靠山，嘉陵江以大“S”形绕过古城，扼水陆之咽喉，易守难攻，自古就有“阆苑仙境”、“风水宝地”之誉。其选址准确地体现了风水理论中龙、砂、水、穴等原则，古城接蟠龙山之龙脉，以北面的蟠龙山为镇山，以南面的锦屏山为案山，以金耳山、印斗山为朝山，以四周远近起伏如波涛状之诸山为砂山。水口西入，以玉台山为天门，东去以塔山为地户，形成背靠幡龙，面向锦屏，左有大象山婉蜒，右有西山映衬，嘉陵江绕城三面的“千水成垣”和“金城环抱”之势，街道、建筑布局也讲究风水，是当今保存最完好、完全按照唐代风水理论建造的城市，被誉为“风水古城”。

唐初武德年间(618～626)，鲁王灵夔、滕王元婴相继为阆州刺史时建府第，造宫苑，还在城外东兴建华光楼和开元寺(现观音寺)、大佛寺、祈儿岩摩崖造像，城北玉台山建滕王亭，城南锦屏山修建吕祖殿和八仙洞等，成为阆中近郊名胜，“阆苑”之称，由此而始。唐代诗人杜甫盛赞“阆中胜事可断肠，阆州城南天下稀”，“曾城有高楼，自古丹艘存，迢迢百余尺，豁达开四门”。诗人元稹诗曰“蔼蔼复悠悠，春归十二楼”，是对当时阆中城的真实写照。

（3）宋城择定城市中心、街巷格局初具

到了宋代，随着商业兴起，唐时坊里制布局逐渐改为街巷制，形成南对锦屏 山，北迎玉台山的空间轴，以双栅子街、北街、迎恩街为城市南北向中轴线，以 铁塔寺、武庙街、城隍庙、西街构成城市东西向轴线。应“天心十道”之喻，向四面展开，形成“处处轩窗对锦屏”的胜景。

（4）元明清历经重建，保持唐宋风貌

明在元土城墙的基础上始筑成石城墙，并在四面各置城门一道，东曰富春，南曰锦屏，西曰澄清，北曰威德。城郭基本上恢复到宋时城郭规模。明城周长九里三分，城墙高一丈六尺，女墙二十六堞、高三尺，敌角楼十七串，四门外石筑月城墙高一丈二尺。护城河深一丈五尺，阔二丈五尺。

清初的战乱，阆中城市毁损严重，今古城为战后重建所留。清《四川通志》 谓：“乾隆三十四年(1769)知府宋思仁才补筑城墙，重建城楼。”嘉庆年间，开通济原以截山洪，筑西门堤御水啮，架筒车提嘉陵江水以补城壕水。因受江水冲刷，其时西城门外已是残垣溃壁，便在堤外建鱼翅以导洪水，拆月城边石匮、王爷庙，揽胜山房。

阆中新城的建设与发展

在清朝重建的阆中古城的基础上，由于国际局势和国内动荡缘故，民国至改革开放时期，阆中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依托古城和交通干道成指状和轴向发展，导致阆中城市用地布局松散。这时期城市主要向东部及北部稍拓展了一些。改革开放以后，随着阆中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空间受到限制，城市由外到内不断地填充，完善阆中城市集聚形态，旧城空间趋于饱和，这时期主要在半岛内发展。有少量开始向南跨江发展。随着交通干道及桥梁的贯通，现在阆中城市空间发展全面进入跨江时代。

在2012年最新一版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的建设发展特别注意了对老城山水格局的保护，完整地保留了“三面江光抱城廓，四围山势锁烟霞”的山水格局。在新城的规划中，对重要的山体和水体进行了控制（分级控制与保护山体，包括制高点、山体轮廓线、山脊山谷线、高度分区等手段进行山体控制；水体控制包括水域及消落带保护，岸线及节点控制等。）最终形成了“一江一环，一城一湖，风水太极魂；四水两楔，亦景亦城，古韵新风城”的山水格局。

（11）吴其付，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13第16期.（55）应金华，樊丙庚主编。四川历史文化名城【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2）四川省阆中市地方志编篆委员会编篆．阆中县志[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篇：浅谈跳远运动的历史演进与发展趋向

摘 要：跳远是田径运动中比较重要的一种运动，也是世界最古老的竞技项目之一。【1】本文根据现代世界跳远运动的技术发展现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分析法，从跳远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出了现代世界跳远的发展情况以及在训练上的一些特点，并对未来世界跳远运动的发展前景作出展望。

关键词：跳远；技术发展；发展趋势

前言近几年，我国的跳远运动在整体的运动水平上有了进步，而且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可以说，这应该是我国几十年以来跳远运动员和学者专家们努力攻关，突破科研的成绩。[2] 可以说他们在进行跳远技术的研究上，采取了很多种科研方法。并且还对跳远的一些训练的方法以及措施进行分析加以改进，才取得了我国目前跳远成绩的突破。可相比之下，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我国跳远运动员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我们应该对跳远运动的发展现状以及它自身的本质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以便为我国跳远运动员的技术水平提高一个台阶。1.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1.2 观察法

从历史学、运动学等角度对跳远运动的发展及趋向进行分析。1.3 数理统计法

根据优秀运动员的成绩对跳远运动进行分析。2．研究结果与分析 2.1跳远的起源

跳远的发展是起源于人类在猎杀野兽或逃亡时而采取的一种运动，之后变成了一种在军事上进行训练的手段。【3】我国没有跳远一词，但却有与之相近的运动，譬如“拔距”“距跃”“曲踊”等，是春秋战国时期骑兵主要练习的跳跃项目，“拔距”要求较短的时间内跃上奔驰的战车，“曲踊”则是步卒练习的跳跃项目，要求士兵跪坐姿势迅速转变为站立姿势。跳远在公元前708年成为奥运会五项全能项目之一。【3】现代跳远运动始于英国，1827年9月26日在英国圣罗兰.博德尔俱乐部举行的第一次职业田径比赛中，威尔逊越过5.41米的远度，这是第一个有记载的世界跳远成绩。男、女跳远分别于1896年和1948年被列为奥运会比赛项目。2.2跳远技术的发展

跳远是当代国际田径比赛中影响比较大的项目之一。它的历史悠久，早在古代希腊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就已出现了，当时是作为五项运动中的一项。而正式列入田径项目是从1864年开始。这一年英国人麦切尔跳出5.48米的远度，人们把这个成绩作为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纪录。四年后另一名英国人图西埃尔刷新了这个纪录，成绩是6.40米。再过六年，爱尔兰人兰恩跳到7.045米，成为第一个跳过七米的人。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希腊雅典举行，美国人埃·克拉克奇得第一名，成绩是6.35米。1901年英国运动员奥康纳刨造了7.6l米的优异成绩。这项纪录整整保持了二十年。1921年美国黑人运动员古尔丁创造了7.69米的新纪录。在以后的十几年中，强手辈出，纪录不断被刷新，1931年日本选手南部忠平跳出了7.98米，1935年美国黑人德·欧文斯跳出了8.13米的优异成绩，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跳过八米的运动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到五十年代末期，跳远成绩进展不大，十四、十五、十六届奥运会的冠军成绩都没有超过八米。女子跳远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是从1948年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十四届奥运会开始的。这一届的冠军是匈牙利运动员奥佳尔玛蒂，她的成绩是5.695米。在这以前女子跳远已在各国开展了，第一个世界纪录是由日本运动员人见娟枝于1928年创造的，成绩是5.98米。1939年德国运动员舒尔茨以6.12米的成绩首先突破六米。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女子跳远有一定的进展，多名运动员相继刷新了世界纪录，直至五十年代末，世界纪录是由波兰运动员克舍辛斯卡以6.35米的成绩保持着。

第二十届和二十一届奥运会的冠军成绩分别为6.78米和6.72米，都没有超过罗马尼亚运动员维斯科波列亚努在十九届奥运会所创的6.82米的奥运会纪录。在跳远发展的过程中，世界各国运动员不断地改进技术。右古代希腊的跳远比赛中，运动员双手拿着哑铃，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提高远度。以后随着训练水平的提高，助跑、起跳、腾空和落地动作都在不断改进，尤其空中动作改进得比较明显。三十年代以前，多数运动员采用“蹲踞式”跳远，三十年代出现了“挺身式”，以后又出现了“走步式”以及“挺身与走步的混合式”。在六十年代，有些国家的运动员曾进行了“空翻式”跳远的试验。1975年国际田联宣布比赛时禁止使用这种技术。七十年代后期有些国家的运动员开始采用“跑步式”跳远技术。通过运动实践，人们越来越感到助跑以及助跑与起跳结仑的技术是提高跳远成绩的关键。五十午代的高抬大腿的快节奏助跑和穿拖鞋式的“制动式”起跳的技术，在六十年代之唆弃了。而相应地出现了步幅火的快速助跑，以及自然址进入准备起跳．不改变最后几步结构和节奏的“跑动式”起跳技术。由于塑胶跑道的应用，在七—卜年代有更多的优秀运动员采用了大步幅快频率的助跑技木来积极提高水平速安。

第三篇：司法救助的历史演进与制度构建

摘要: 最早产生于英国的司法救助是随着欧美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对于穷人、弱者的诉讼救助，始终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因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收入存在差异，一部分公民因经济困难支付不起必要的法律费用、难以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要实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对这部分公民提供必要的司法救助。构建完善的司法救助制度，能够从程序上实现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平等，从而保障其实体权利最终实现的可能性，体现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 司法救助；公平；弱势群体

司法是法治社会中的一个极富实践性的环节，是连接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主要桥梁，是法律制度是否完备的监测站，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殿堂。[1]它作为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不仅仅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的处理，而且还要在协调和处理这些利益关系的方式上公平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已经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了，它被宪法、法律、法规所固定，成为了金科玉律。它要求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对一切公民，都要平等对待。对于任何公民，不论其民族、种族、性别、职业、社会出生、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如何，都既不能给予特殊的优待，也不能给予任何歧视。然而，法律的规定仅仅是使大家在法律面前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可跑得快慢、早晚不是凭自身就能够决定的。这是因为诉讼本身，除了是一个最公平的解决方式外,还是一个最为昂贵的成本的解决方式,最复杂的解决方式。这就如阿瑟•奥肯所指出的那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被誉为我们权利中最高的精华。而这项权利的付诸实现，即便从最低限度说，获得法律咨询和辩护的花费对穷人也是高昂的。”[2]

现代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要求由形式平等走上实质平等，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建立相应的制度对弱势群体予以保障，而使用司法救助制度来平衡诉讼权的行使就成为必需。

一、国外司法救助制度的历史进程

包含司法救助内容的法律援助起源于英国。早在1424年，苏格兰的一项法规创立了穷人登记册，据此，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可以免费得到法律顾问和代理人的帮助。1495年，英格兰承认穷人享有免付诉讼费的权利, 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依据《最高法院章程》对不能支付民事诉讼费用的人给予法律援助。1903年，英格兰又对所诉刑事案件请求辩护人帮助的问题作了专门规定。经过近五百年的发展，1948年，英国制定了《法律援助法》，是世界上法律援助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民事诉讼费救助是随着欧美市场经济福利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早在1921年，德意志魏玛共和国就开始了一项政府资助的诉讼费援助计划，此后英国、荷兰、新西兰、挪威等国家分别通过了诉讼费用援助法。在福利国家中，既然个人有获得法院审判及获得律师帮助的社会福利权利，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资力支付诉讼费的人或群体，国家或社会应给予经济上的帮助，使诉讼成为可能。由于消费者、环保主义者、穷人和受歧视者是传统上有可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身权利的群体，因此，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诉讼援助制度，主要是针对这类人而设。对于穷人的诉讼援助，始终是该制度的核心内容，这是因为各国都以受助人的财力即经济状况作为确定诉讼费用援助的依据，差别仅在于对“贫穷”的界定标准不同。在德国，诉讼援助按当事人的收入额和财产额决定：收入额在标准线以下的，一概给予全部诉讼援助；收入额在标准线以上而又未超过一定限度的，给予部分诉讼援助，即准许分期交纳诉讼费用，但以48个月为限。当事人收入的计算，依照《联邦社

会救助法》的规定，即把诉讼援助与社会救助联系起来考虑，这一点突出体现了德国福利国家的特点。1998年法国对法律救济概念进行了扩展，使公民享有以下权利：（1）对其权利和义务的知情以及了解帮助其实现其权利的机构；（2）在享受其法律权利或履行其法律义务时，获得法律救济，以及在非司法程序中获得帮助；（3）获得法律咨询；（4）在制定和缔结法律文件时获得帮助。除上述制度外，还有最初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的“诉讼保险”制度以及《法国民法典》第2044条规定了协商解决纠纷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民事救助制度形成了完备的制度体系，对救助对象、范围、主体等作出了具体规定。[3]司法救助制度的历史发展与进程表明了它源于公民平等的诉讼权，是对平等的制度化阐释，是一国民主法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一国现代文明程度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准之一。公平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理念和基本的行为准则，司法救助制度正是公平理念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二、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现状剖析

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有其不断发展的过程，从制度层面而言，1989年《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以下简称收费办法）首次对诉讼费用的缓、减、免作了规定，但该规定非常简略，仅仅宣称“如果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缓交、减交、免交。”但没有涉及到适用的条件，对象及具体程序的问题。1991年的《民事诉讼法》仅仅重申了《收费办法》的规定。1999年6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概念，但没有进行具体阐述。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救助规定》），对司法救助的概念、对象以及审判程序等内容作了规定。针对近年来经济确有困难群体出现的新的变化，最高人民法院于2005年4月5日修订了《救助规定》，通过了《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以下简称《新规定》），相比《新规定》比《救助规定》进步主要表现在：（1）重新阐述了司法救助的概念；（2）进一步扩大了司法救助的范围，加大了司法救助的力度；（3）完善和简化了司法救助的审判程序；（4）相对明确了提供经济困难标准的部门。[4] 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了要探索建立诉后司法救助制度，包括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和执行救助基金制度。这个意见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基本确立。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现行的司法救助制度主要是指：“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行政诉讼，但经济确有困难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5]这里的司法救助的概念定义比较狭隘，仅仅将司法救助限定为诉讼费用的减、缓、免交，即司法活动中对弱势者给予的司法负担的豁免，没有将为当事人提供诉讼上的便利、为困难者提供司法救济界定进来，尤其是没有将给予生活极度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或刑事被害人进行经济救助予以明确规定。“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特别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就很难获得正义的平衡。”[6]

三、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们的这个社会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和谐的社会，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和谐的现象和因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之间等不同方面的利益变动也进一步加剧，在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异拉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7]现行司法救助制度的不足和缺陷逐步也显现出来。

（一）司法救助的性质不清

一般人认为，司法救助制度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一种诉讼制度的保障。其实这种理解是狭隘的。司法救助的性质不仅仅如此，司法救助制度的设立是为了维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及保障司法公正。因此，它属于社会救助的性质，应该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然而目前人们对此的认识并不如此，从而在立法及其实际操作上产生了较大的误差。

（二）司法救助的定位不准

目前一般都将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相区别，认为司法救助是审判机关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通过对当事人缓交、减交或者免交诉讼费用的救济措施。而法律援助是指在我国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法律制度。其实，这种区分割裂了两者之间本是紧密的关系，不但不利于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而且也不利于社会保障机制的构建。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应该是相容关系，司法救助应当被包含在法律援助制度范围内。

（三）司法救助的立法滞后

衡量一个国家司法救助制度是否健全，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看其司法救助法制体系是否完备。我国司法救助制度本身就不健全，没有形成体系，更不要说作为保障的司法救助法律体系了。而许多司法救济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都有健全的司法救助法律体系作保障。

（四）司法救助的规定不成体系

对于司法救助的规定一般散见在法律、法规中，成为一鳞半爪。在为民、便民、利民的思想指导下，各部门又相继出台了一些规定、意见。如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的《关于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规定》，司法部、民政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建设部、卫生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家档案局联合出台《关于贯彻落实《法律援助条例》切实解决困难群众打官司难问题的意见》等等，这些规定相互之间缺乏衔接，不能成为体系。

（五）司法救助的实践操作不具体规范

不论是法律援助，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对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在实际操作上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这种随意性表现在衡量标准、监督机制等等方面。这使司法救济缺乏透明度，让人敬而远之，反而不易实现设置它的目的，造成了司法救助的范围随意地被扩大或者缩小。

（六）司法救助的方式较为混乱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除了诉讼费用的缓、减、免及法律援助外，部分法院还开辟了执行救助的渠道，对于因为执行不能而确有生活困难的当事人进行执行救助，预付执行标的款。还有的法院在执行中，运用并案执行，以节省司法救助的案件在执行中实际发生的费用来达到司法救助的目的。这些措施，有的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如前者。

有的只能说是便民措施，如后者，而不宜列入司法救助的行列。

四、司法救助制度的构建与完善

（一）立法层面

应对司法救助的相关法律规定进行完善。法院作为救助法规制定者和实施者的作法违

背法院的中立地位，不利于司法救助的长远发展，建议制定《司法救助法》以及相应的地方性法规，对司法救助的条件、范围、形式、程序、经费等作出具体规定，与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体系相衔接，明确司法救助的职责主体。

1、以司法机关为救助职责主体，由当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确认和发放救助金；

2、政法委牵头，由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财政局等成立专项工作办公室，作为救助辅助主体，实施司法救助；

3、由法院确认是否进行司法救助，政府或其职能部门（如民政局）发放救助金；

4、人民法院为唯一的司法救助机关，同时协调好和有关部门的工作职能与分工，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二）实践层面

1、适当扩大司法救助对象的范围

将不属于低收入群体，但诉讼中出现经济困难的当事人和确有经济困难的单位列入救助范围，可适用缓收或适当减收诉讼费。若其胜诉，赢得利益超过受诉法院对其减收的那部分诉讼费，可要求其足额补缴。

2、扩大司法救助的方式

救助方式的多少与实现的可能性决定着司法救助实现的广度与深度。由于司法救助是由人民法院对弱者进行的一种保护，从法院的“中间裁判者”的法律地位和诉讼的“公正、平等”的精神实质分析，法院不可能对弱者保护得面面俱到。如果这样，弱者一方由于法院这个国家权力机关的支持，倒可能变成强者，双方当事人的地位会重新失衡。因此，在设计司法救助的方式时应把握好一个度，使本来地位失衡的当事人地位实质上接近平衡，不能“矫枉过正”。一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担任辩护人或诉讼代理人。二是要注意为进入诉讼的弱势群体及时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这主要是针对受害人为弱势群体的刑事自诉案件而言。当前，一些刑事自诉案件的受害人由于调查取证能力弱而使得案件无法立案，自己的合法权利得不到保护。本来就处于生存和发展弱势的人群，自己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再得不到及时的救助，无异于雪上加霜。对此，人民法院有必要建议公安机关调查取证。

3、拓宽司法救助的途径

具体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立案救助。立案是司法救助工作的第一道关口，在审判实践中应改革立案方式，采取各种便民、济民措施，既要履行好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责，又要有助于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对因文化程度低或身体有残障等原因写不了诉状而要求立案的，积极推行口头立案方式。同时，要加强立案阶段的释明工作，当事人在起诉时，立案法官要在审查起诉状后，作好如下释明，即诉讼请求是否适当的释明，权利义务的释明，诉讼举证的释明以及诉讼风险的释明等。二是案件审理救助。创新现有的审判体制，为弱势群体及时、低成本地维权创造条件，应尽力做到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为弱势群体在诉讼中提供更多的便利，以帮助其充分实现合法权益，降低诉讼成本。三是案件执行救助。在执行阶段，涉及弱势群体的，则应做到既要维护法制权威，又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充分实现“弱势群体生存权保护原则”。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1）对同一被执行主体有多个申请执行人中的弱势群体优先兑付执行款、物；（2）对被执行人确属下岗、失业人员，无力履行生效裁判的，应优先中止或终结执行；（3）对涉及赡养费、抚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和劳动报酬等内容的法律文书，人民法院应依职权由审判庭直接送执行机构执行，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和会公益。

4、救助资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建立司法救助基金

经费保障是司法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最根本条件之一，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司法救

助工作往往就无从谈起。在一些司法救助制度较为健全的国家，司法救助经费都依法被纳入国家财政预算，设立专项的司法救助基金由国家财政予以支付。同时建议尽快纳入社会救助体系的司法救助基金，该体系应由党委牵头、政府出资、法院承办。首先救助基金应独立核算。以各级财政解决为主，接受各界捐赠为辅，单独设立帐目核算。救助基金只针对当事人，原则上“救急不救困”，实行一次性救助。在救助功能上与一般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保障区别开，即只是临时承担救助功能，在法院发放救助金后，执行到位的款项会优先补入司法救助基金。其次是明确救助范围和标准。建议将司法救助基金与执行救助基金相结合，将未获赔偿的刑事附带民事受害人、被执行人无力履行且生活困难的申请执行人、无力支付各种诉讼、鉴定费用的当事人，都列为基金救济对象。救助金额以基本达到救急为标准，不以当事人实际损失为标准。再次是申领程序必须严格。严格执行当事人申请、法院初核、财政主管部门复核、法院执行的步骤进行，基金使用达到公开、透明、高效。

5、实行联动的司法救助机制

鉴于困难当事人在现行司法救助制度中无法在诉讼中获得必要法律服务，建议将司法救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有效衔接，扩大司法救助制度内容，改善弱势群体进入诉讼后的不利地位，提高司法救助的工作效能。同时，人民法院应积极争取党委、人大、政府等部门的积极支持，联合司法、民政、基层政府、人民调解组织等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将弱势群体案件纳入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从源头上消除弱势群体“诉讼难”问题。

6、增设司法救助的监督制度

规范司法救助工作的职责分工，将司法救助纳入流程管理体系，明确立案、审判和执行各个环节的法官在司法救助工作的职责，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同时要充分发挥法院内部纪检监察部门的作用，由法院纪检监察室每月对司法救助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符合司法救助条件而未给予，或者不符合条件而错误给予救助的，都要及时纠正，并给予相关责任人以相应的纪律处分。此外，对缓交期限届满，当事人未交纳诉讼费用的，如果案件在审判阶段，则有审判庭法官催缴，拒不交纳移送执行部门强制执行。如果案件已在执行阶段，则由执行部门法官催缴，拒不交纳的，强制执行或从已执行到的财物中扣除。

7、明确出具经济困难证明的部门

由于人口流动的日益频繁，信用意识的淡漠、税收征管体系的缺陷导致对具体个人或企业的收入情况并没有完全的掌握，导致相关部门难免出具与实际完全符合的困难证明，这些客观原因的消除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针对该问题，目前可规定公民经济困难证明的出具由民政部门或劳动保障部门。企业经济困难证明的出具由税务部门，但故意或重大过失出具与实际情况不符的困难证明的，要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和谐社会首先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核心内容是正义、公平。由于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受教育程度不同、尤其是所拥有的社会财富的不同，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法律保护机会的不均等，从而致使实际享有权利上的差异。消除这种事实上的差异，实现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护，使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进而推动社会稳定、有序的发展，就要进一步完善司法救助制度，这不仅仅是提高司法文明的需要，更是整个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条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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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协助[M].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4]徐来.最高法司法救助新规:扩大司法救助范围，简化审批程序[N].法制日报,2005年4月7日.[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予以司法救助的规定.2000年7月12日.[5]马勇霞.开展法律援助，共建和谐社会[EB/OL].人民网,2005年7月20日.[6]闵建生.和谐社会背景下执行救助制度的建立[J].法律适用,2007.5.

第四篇：旅游演艺的历史、形态、格局与类别

旅游演艺的历史、形态、格局与类别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化、民营资本进军演出市场解缚、旅游市场进入文化生态产业开发层次等“环境”因素的改善，中国旅游演艺业异军突起。短短数年之内，旅游演艺已经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一道自然人文新“景观”，成为旅游业、演艺业可持续发展的强劲助力。一批优秀的旅游演艺产品品牌剧目，以其清新独特的艺术魅力，以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态与营销方式，成为受旅游者欢迎的文化精品，在中国演艺业市场的传统格局中，拓展出一片新天地。

旅游演艺，作为既传统又新颖的表演艺术行业类别，正在成为当代中国演艺业重新崛起、文化旅游产业扩大发展的重要路径。

旅游演艺的前世今生

我国以旅游游客为观众的旅游演艺活动，最早可以上溯到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一种满足旅游消费者求乐、求美、求新、求知欲望的文化创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深圳华侨城集团为开发文化旅游主题园区、增加文化魅力而推出了在旅游园区内上演的大型驻场演艺节目，其观众主要是购票入园的游客。这一创新模式获得了游客的热烈欢迎，演艺节目的高水平艺术质量，更成为华侨城文化旅游产品的竞争力要素。

其后，以雄厚的文物资源称雄文化旅游市场的陕西省，为了改变游客“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旅游市场资源“浪费”的格局，也开始发展旅游演艺。他们的观众面更广，不仅包括国内游客，更有大批外国旅游者。陕西省当时创作生产这类演艺产品的主力是国有剧院团，其演出场地也是在自己的剧院，因此，他们在吸引来西安旅游的团体游客的同时，也面向社会零散观众。陕西省歌舞剧院为此精心打造的《仿唐乐舞》和《唐·长安乐舞》等一批旅游演艺产品，成为我国最早的文化遗产演绎型旅游演艺品牌。而在首都北京，宣武区恢复了湖广馆京剧老戏台由北京京剧院驻场演出，前门饭店首创的“梨园剧场”茶座欣赏模式，东城区雅宝路北京歌舞团常年演出的旅游歌舞《北京之夜》等等，都是以游客为夜间演出的目标观众的旅游演艺产品，它们为开拓旅游市场做出了积极贡献。

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内旅游景区大型演艺活动风起云涌，各地陆续推出的品牌项目如杭州的《宋城千古情》、广西的《印象·刘三姐》、云南的《印象·丽江》、杭州的《印象·西湖》、湖北的《盛世峡江》等，均成为旅游业发展的亮点和时尚。

旅游演艺业的出现和勃兴，是旅游业界为了适应消费者希望改善过去“白天看庙，晚上睡觉”“去过一次，少有回头”的消费体验旧模式的市场需求，通过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结合的多元化的审美感受形式，来营造“山水不可易，人文日日新”的新的感官体验消费新模式与文化艺术氛围的积极探索。它的出现，不但是演艺观念创新思维的结果，是高新科技发展导致舞台声光电技术的整体性提升的结果，而且是社会资本介入扩大了演艺机构的融资能力，并由此产生演艺效果和演出效益的颠覆式扩大和增长的结果。许多过去依靠旅游者在白天活动，以单一展示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为内容的山水游览、庙寺拜谒、名胜瞻仰、园林徜徉的旅游产品，20 多年来逐步向文化旅游产品转化，而以展示本地区人文历史特色为主体的旅游演艺产品，包括民族特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演示类、山水实景类的旅游演艺产品的相继出现，正是适应市场需要的结果。

旅游演艺改变和丰富了传统旅游产品内涵，旅游产业亦因此开辟了保持可持续发展动力的一条新途径，旅游业者亦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社会与经济效益，这正是当前一批著名旅游演艺产品受到热捧，旅游演艺在旅游业投资者和经营者中备受青睐的主要原因。

旅游演艺产品的形态特征

从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和文化产品的特征来看，旅游演艺是一种新的演艺形态，旅游演艺产品也是一种新的演艺产品。它的本质仍然是演艺，不过已经与传统演艺有了较大的区别。

作为一种大众化的表演艺术产品，旅游演艺的表演形式仍以舞台演出居于主流地位，但它在诸多方面对传统演艺又有新的突破和发展。主要表现在：

旅游演艺的“舞台”演出空间，已不完全受制于“四堵墙”的传统剧场内部舞台，由于演出规模和表演内容的需要，特别是某些特殊的依托于自然山水的实景演出，已突破或不得不突破传统剧场“四面墙”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观众人数的限制，有些实际上已经实现了对传统演出观念与实践的彻底颠覆；

在表现特点上，旅游演艺产品也十分重视对艺术的表现，但它对观赏性、时尚性、商业性演出目标的追求，与传统表演艺术产品以演员个人艺术创造作为第一追求已有较大区别，因而同一产品驻场演出和外出巡演时，会表现出更多的“克隆性”；

在运作和经营模式上，旅游演艺以驻场演出为主，特别是实景演出，极受天时地利因素的影响。而非实景演出则以驻场为主，辅以有选择的城市巡演活动；

在观赏方式上，有些实景演出已经改变了传统的被动观赏方式，而是更多地让观众置身演出环境之中，去寻求某种体验式感觉；

在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旅游演艺产品大多采用歌诗类、章节型的大型歌舞综合表演方式，当然也有时装表演式、剧目式、音乐会式等等；

在营销上，旅游演艺往往与旅游产品本身捆绑在一起，共同打造品牌效应。其目的是改变旅游消费者“白天看庙、晚上睡觉”的被动状态和单调感觉，使自然山水与人文风情在旅游过程中相得益彰，增加旅游活动的魅力，也使之成为吸引旅游消费“回头客”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综合各类旅游演艺的特色，其基本特征大体上可以概括为：编演阵容庞大、艺术叙事宏观、音乐舞蹈原创、舞美声光时尚、服装道具华美、演出场地自由、观众层次广泛、观赏效果逼真、市场需求稳定、经济效益明显等十大特点。

旅游演艺的格局与类别

我国旅游演艺产品市场已经形成了民族风情、山水实景、文化遗产三分天下的格局。这一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让朝阳产业旅游业和传统文化产业演艺业携手并进，打造出一个双赢的前景。除了对旅游业的助推作用，它对于中国的演艺业在新时期的发展和创新，更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旅游演艺市场的出现，直接刺激了旅游演艺产品的创作生产，成为演艺行业新的发展动力；第二，大批具有强大经济实力的旅游企业，进入演艺产品投资领域，为演艺产业的投资开辟了新的渠道；第三，旅游演艺产品的生产营销模式，成为推动中国演艺业发展的有效范例，对于深化我国传统演艺业机制的变革，正在产生巨大的作用；第四，旅游演艺产品的创作实践及其效果、方法、手段，对于我国传统和现代表演艺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启示作用；第五，旅游演艺产品市场的日益扩大与完善，对于弘扬民族文化精神，传承优秀文化传统，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具有积极作用。

从旅游演艺产品的文化内容、文化生态、艺术特色综合观之，从旅游演艺产品的内容与形式特征来划分，基本可概括为三类，即：民族风情展示型、山水实景演出型、文化遗产演绎型。

之所以如此划分，是因为究其形成，一定与所在地区的旅游文化资源特色相关，与本地区的表演艺术传统有关，与当地的自然人文优势密切相关，与本地区旅游产品市场的构成有关。这是由旅游演艺产品必须追求独一无

二、有我无它的品牌特色否则就难以生存的规律决定的。旅游演艺产品这种“依山傍水”“土生土长”的特性，揭示出演艺业适者生存的本质。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而大步前进的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演艺应运而生，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旅游演艺品牌如雨后春笋，在各地都获得了发展机遇，取得了良好效益，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第五篇：我国监狱行政处罚形式的历史演进与适用程序

内容摘要：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应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形式宜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或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监狱规范执法活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必须用一套程序制度保障实施。

监狱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应执行《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形式宜为警告、禁闭、罚款、没收非法财物、责令赔偿或科以某种作为的义务。对罪犯适用行政处罚过程中，监狱规范执法活动，保障罪犯合法权利必须依据法定程序，必须用一套程序制度保障实施。

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监狱对罪犯违反监规纪律的处罚形式主要包括日常生活处遇限制和禁闭，行政处罚没有单列。但是，受惩罚过程中罪犯的权利种类逐渐增多，处罚形式也有逐渐趋向人道、文明的趋势。建国以后，在有关监狱的法律、法规中，行政处罚才从对罪犯日常生活处遇的限制、制裁中分离、单列出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方式中却列出了一个不规范的“记过”。

1、清朝末年与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监狱规则》

清朝末年是早期监狱立法的雏形期，监狱改良运动是北洋军阀政府正式颁布《监狱规则》的前奏。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监狱法典是《大清监狱律草案》。1904年清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沈家本任修订法律大臣。他同武廷芳等人进行了一系列狱制改良的立法活动。1908年，清政府聘请了日本监狱学家小河兹次郎出任狱务顾问，起草监狱律及设计改建监狱的规划。同年《大清监狱律草案》递交法律馆审查，于1910年上奏，但未颁布实施。据《大清监狱律草案》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

一、叱责；

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

三、废止赏遇；

四、三次以内禁止接见；

五、三次以内禁止发受书信；

六、三月以内禁止阅读书籍；

七、十五日以内停止陈请作业；

八、一月以内停止使用自备之衣类卧具及杂具；

九、一月以内停止自备粮食；

十、七日以内 停止运动；

十一、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十二、七日以内之减食；

十三、二月以内之独慎；

十四、七日以内之屏禁。独慎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其课作业与否得斟酌情形定之。屏禁令受罚人昼夜屏居于罚室内，暗其罚室，禁用卧具。”

《大清监狱律草案》第十二条规定了在监人不服的申诉权、申诉方式、监狱官员的回避及申诉裁决的效力。

《大清监狱律草案》是中国第一部独立的监狱法，基本上照搬了日本的监狱法。虽然没有颁布施行，但是却成为191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的《监狱规则》的蓝本。

北洋军阀统治前后持续了16年，从1912年起到1928年起到1928年奉系军阀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洋军阀政权宣告覆灭。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是袁世凯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1920年至1924年、1924年至1928年分别为皖系、直系、奉系军阀统治阶段。由于政权更迭，连年战争，虽然全国创办了80座新式监狱，颁布了一些监狱法规，但是，由于国库空虚、监狱经费拮据，新监难以维持，受战乱影响较大。这一时期的《监狱规则》规定：在监者违反监规纪律时处以面责，停止发受书信、接见及阅读书籍，减食、停止运动，减削赏与金，慎独、暗室监禁，酌减赏与金等惩罚。受罚者有疾病及其他特别事由时得停止惩罚。受惩罚者，有悛悔情状时免除处罚。以上条款与《大清监狱律》的内容大同小异。

2、民国时期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民国时期1927年至1949年的监狱，一方面基本上承袭清末、北洋军阀政府的狱制，同时又吸取了资本主义国家监狱立法的一些内容，监狱法规比较完备、严密。这期间南京国民政府于公布了《监狱规则》和《监狱处务规则》（1928年10月），《监狱行刑法》和《监狱条例》（1946年1月19日）。军政部公布了《军人监狱规则》（1930年8月）。监狱的内部机构设置、各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等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至今没有规定，可见其详细和完备。

民国十七年十月国民政府司法部公布的《监狱规则》第八十六条规定：“在监者违反监狱纪律时得处以下各种之惩罚：

一、面责；

二、三月以内停止赏遇；

三、撤消赏遇；

四、三次以内停止发受书信及接见；

五、三月以内停止阅读书籍；

六、七日以内停止运动；

七、减削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八、二月以内之慎独；

九、五日以内之暗室禁闭。前列一与各种惩罚得并科之。”

民国十九年八月军政部公布的《军人监狱规则》增加了“掌责”（由监狱长酌量情节轻重得施以四十板以下之掌责）。

康德四年十一月公布的《伪满洲国监狱法》第六十二条规定：“惩罚之种类如下：

一、叱责；

二、七日内停止运动；

三、二月内禁止阅读书籍；

四、二月内禁止使用笔墨；

五、削减作业赏遇金之一部或全部；

六、七日以内之屏禁；

七、二月内停止赏遇；

八、废止赏遇；

九、十五日以内停止著用自备之衣类、寝具；

十、十五日以内停止自备饮食。第一项各款之惩罚得并科之。”

台湾监狱，罪犯受行政处罚时，其权利较以往已有所扩大。

台湾现行的《监狱行刑法》是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公布三十六年六月十日开始施行的。以后经过多次修订。该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受刑人违背纪律时，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数款之惩罚：一训诫。二停止接见一至三次。三强制劳动一至五日，每日以２小时为限。四停止购买物品。五减少劳作金。六停止户外活动一至七日。”第七十八条规定了告知与辩解权，第七十九条规定了撤消惩罚的情形。

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建立的监狱溯源于1927年11月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期间，早期是在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过程中，各地肃反机关建立的拘留所、看守所。关押对象主要是各种反革命犯和部分刑事犯。由于政权不稳，经常处于游击状态，因而以看管住犯人不逃跑为主，管理简单，没有制定专门的监狱法规。1932年8月10日，中华苏维埃司法人民委员会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感化院暂行章程》，这是工农民主政权的第一部监狱法规，监狱管理初步有法可依。劳动感化院既是改造机关又是生产单位，是后来人民民主政权监狱机关的雏形，这时除看守所关押未决犯外，还设立了苦工队 用以关押短刑犯。这一时期曾出现了左倾错误，如：1934年5月人民委员会发布训令，在战争地区对地主全部编入永久劳役队，富农编入临时劳役队，强制劳动。后来随着南方根据地的丧失，监狱数量逐渐减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中国历史进入了抗战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各根据地的监狱陆续产生。抗日民主政权的监狱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37年至1940年时期缺乏监狱管理经验和统一的监狱管理制度以及旧的监狱管理制度和思想的影响，各监狱不同程度的出现过管理方面的偏差。1941年至1943年期间，监狱形态由单一的看守所发展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自新习艺所和监狱，1937年7月12日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成立并建立了高等法院看守所，1941年后，县级看守所设立。1942年9月陕甘宁高等法院监狱建立。1943年至1945年，颁布一系列监狱法规和监狱管理制度。

陕甘宁边区的监狱规定了罪犯不服处罚的申诉权。

1944年《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在押人犯服刑奖惩办法》第十三条规定：“如人犯服役有消极怠工或其他不良行为者，得按情节之轻重给予下列惩罚：“

（一）批评（包括个人及小组批评）；

（二）全体讨论斗争；

（三）停止或撤消奖金之一部或全部（此项所称一部或全部分月季年三种，视其情节轻重定之）”。第十六条规定了不服惩罚的申诉权。即：“实施第十三条第三款惩罚应经各部门会议通过，如被惩罚人不服，得向本院申诉”。《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监狱管理规则》第十三条规定：“守法人如有违反规则，按情节轻重予以下列各种处分：

一、打扫公共卫生；

二、于工作时间外加工或分配较苦的工作；

三、扣除应得奖励或红利之全部或一部；

四、刑事处分。”

陕甘宁边区政府将“刑事处分”与不属于同一层面的内容混列在一起，反映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立法的局限性。

解放战争时期成立的管训队以收押俘虏为主，劳动改造队以生产为主、半军事化管理，这一时期主要是专项打击的文件、政策，没有产生专门的监狱法规。

4、建国以后的监狱和监狱法规

建国初期的监狱主要是关押土改、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和国民党军队的俘虏，当时，国家财政十分困难。1951年5月在全国第三次公安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示“为了改造这些犯人，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着手组织劳动改造工作”。于是，全国的县、专署、省、大行政区、中央各级均设立了劳动改造管理部门，开始劳动改造罪犯。1954年8月2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以下简称《劳改条例》）。

1966年至1976年十年**时期，监狱工作受严重破坏。全国监狱数量减少百分之六十，法规、正常秩序被践踏，制造了以一大批冤假错案。

行政处罚的名称和形式是在建国以后的监狱法规中开始出现的，这是监狱立法的进步，但是，在行政处罚的形式中却出现了不规范的“记过”这一“罚种”。清末至建国前成文的监狱法均没有“记过”之规定。正式出现“记过”规定的是《劳改条例》第六十九条：“犯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可以依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记过或者禁闭等惩罚：

（一）有妨碍其他犯人改造的行为的；

（二）不爱惜和损坏生产工具的；

（三）在劳动中懒惰怠工的；

（四）有其他违反管理规则行为的。”第七十条规定奖励和惩罚“经过劳动改造机关负责人审核批准后，宣布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