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

第一篇：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

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

发布时间： 2013-08-06 11:17:52 作者：邓正伟

来源： 北大法律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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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程序失当、适用条件失当、保证方式失当、执行与处理失当和差别适用等问题。在现...【正文】

公安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中存在诸多问题，学界对此的诘难从未停止，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推动了公安机关取保候审执法规范化建设。但是，这些诘难要么从理论演绎入手、要么从个案解读入手、要么是对法律法规本身问题的批判，并不能较为全面地反映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整体情况，也较少从公安机关本身的角度思考这些问题。鉴于此，为推动公安机关的执法规范化建设，维护公安机关声誉，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学界反映的公安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中存在的问题做一番梳理，从整体上把握公安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加以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维法度，以正视听，以求良策。对于公安机关在适用取保候审中存在的问题，学界的观点颇多，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程序失当、适用条件（理由）失当、保证方式失当、执行与处理失当、差别适用及档案管理不善等方面。

一、程序失当

根据《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的规定，取保候审包含呈请、批准、执行、监督考察、保证金保证、保证人保证、取保后案件办理、解除等方面的工作程序。[1]学界反映较多的与程序直接相关的问题集中在呈请与批准环节，具体表现为呈请程序失当和取保候审提请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两方面。

（一）呈请程序失当

实践中，取保候审呈请程序失当表现为办案人员不履行呈批手续、手续不全和擅自取保等情形，这些情形多发生在21世纪前期（现今，老少边穷、公安信息化建设落后地区仍然存在）。受当时的执法环境及社会（办案）条件等因素影响，公安机关存在较多的不履行呈批手续、手续不全、擅自取保的取保候审行为。有的是办案人员以口头方式向主管领导或部门汇报、申请后，未履行书面程序直接办理；有的是履行部分书面审批手续，提前办理：有的是未以任何方式汇报、申请，擅自办理、违法办理。与此三种情形相联系的是，与取保候审相关的档案管理混乱，卷内材料杂乱无章，归档标准不一，有关材料不齐全。[2]

取保候审呈请程序失当的情形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会存在。对此，各地公安机关一方面应大力推进网上办案（办公）平台建设，简化取保候审程序，实现网上办理和信息化管理，建立取保候审人员信息库，另一方面将取保候审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凡被取保候审的，一律在检查机关的侦查监督部门建立档案，既方便检察机关监督取保候审的落实、执行和处理情况，也方便追查无呈批手续、手续不全、擅自取保的办案人员的责任。

（二）取保候审提请程序相对封闭

取保候审可以由办案人员依职权提出，也可由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等申请，学界将前者称为内部启动，后者称为外部启动。但是，将二者相比较，“侦查部门的建议与犯罪嫌疑人一方的申请对程序启动的影响有所不同，后者的作用明显不及前者。在效果方面，内部申请与外部申请对是否取保候审决定的影响程度也相当悬殊。”[3]究其原因，除有学者论及的“执行主体各自为政，没有监督，犯罪嫌疑人没有参与的权利，决定不说理，权利没有救济”[4]等因素外，笔者认为还反映了办案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强势（办案人员的社会地位及公权力的强势），他们从心底里认为，是否（提起）取保候审，是办案人员自己的事，嫌疑人及其亲属、代理人无权干涉，当事人及其家属因担心触怒办案人员而不敢主张自身的权利（实践中，嫌疑人的亲属、代理人为提请取保候审而向办案人员说情甚至行贿的不在少数）；另一方面则在于当事人及其家属法律知识的匮乏，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之所在，而且办案人员或有意或无意地混淆法律规定，不告知当事人相关法律的规定及其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导致部分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道可以申请取保候审。

对于取保候审提请程序的相对封闭性，有实践部门的责任，也有制度规范本身的不足。在制度规范尚未变革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公安机关自身不妨大度、大方一些，建立犯罪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对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的，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其在各个诉讼阶段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责令其在书面告知上签名。这既履行了公安机关的普法宣传义务，也达到了侦查监督的目的，避免社会各界对公安机关的质疑和诘难，还可提高侦查的对抗程度，有效提升侦查人员的办案能力，严格依法办案，实现程序正义，以令己名。

二、适用条件（理由）失当

关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失当，学界论述颇多，观点基本一致，具体可以归纳为三方面。一是放宽条件，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适用，二是过度严苛，对符合条件的人限制适用或不适用，三是将取保候审作为结案的一种处理方式，下面分别予以评述。

（一）放宽条件，非法适用

虽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规定了不得取保候审的对象，但实践中对不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而取保的并不少见，学界对此虽有所反映但并无实例。[5]这是因为在取保候审审批环节，取保理由仅简略地写为“证据不足”或“情节轻微社会危害不大”甚或“其他”等，并没有与具体的取保对象条件对应，这就使得审批机关及领导无法掌握取保对象的实际情况（是否符合取保条件），给相关人员以“办人情案、关系案”的机会，非法取保。

此一问题与前已提及的“擅自取保”直接关联，办案人员或出于人情考虑，或因与犯罪嫌疑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枉法办案。无论是其中的何种因素，这样的非法取保，可能的直接后果是嫌疑人的脱逃、翻供、串供、强迫或诱使证人翻供、打击报复或迫害证人、产生新的犯罪等。针对此一问题的办法，有学者提出从“刑度条件、身体条件、事实条件、情节条件”等4方面进一步完善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6]笔者同意此一做法，并进一步认为应将上述4方面的条件明确记录在呈请取保文书上。同时，也如前所述，在实现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建立取保候审人员信息库，加强监督，有被害人（当事人）的，还应向被害人（当事人）通报嫌疑人取保候审的情况，允许其提出异议、协助监管。

（二）故意刁难，限制适用

故意刁难限制适用是指办案人员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当事人，在提出取保候审申请时，人为刁难，设置障碍，限制适用、不予适用或不予批复。与放宽条件、非法适用相比，学界对此的论述更多。对此，有学者提出一方面扩大取保候审的范围，一方面建立并完善取保候审救济机制；[7]也有学者主张一种“准司法化”的审查决定程序。显然，这两种建议都是针对取保候审制度本身，而没有针对公安机关在具体适用中的做法。那么，是否不改革制度就不足以保障嫌疑人的权利呢？在现行制度下，公安机关应如何确保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呢？正如大家所认识到的那样，嫌疑人取保候审权利得不到落实，根本原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无知”，消除这种无知的最好做法就是以制度的形式责令民警告知嫌疑人的权利，并有据可查。

（三）自找台阶，结案适用

对于此种情形，学界虽有所不满，但更多的是一种无奈。学界不满的原因是“侦查保障方面的作用则相当程度上被案件消化机制所替代，后者作为制度外的功能在取保实践中居于主要地位。取保候审的功能实践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工具化倾向，有悖于法治理念的要求。”[8]而无奈则在于“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的”是取保候审的法定情形之一。笔者认可学界的这种不满，但是，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去思考这一问题，办案人员的这一做法也是一种无奈，毕竟打击犯罪、为起诉奠定基础是公安机关办案人员的本职工作，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则是执法要求，对此冲突的两方面，取保候审是相对合理的解决途径，关键在于如何让这种途径用得既符合法制规范又符合情理。

三、保证方式失当

学界对保证方式存在的问题集中反映在“双重保证”和“保证金数额”上。对于双重保证，学界在批驳其违反法律规定的同时，对这一问题也存在两种看法。一是持赞同意见，有学者在借鉴民商事法中的双重甚至多重保证做法，认为实施双重保证，更能达到取保候审的效果，但是应加以完善；[9]二是持否定意见，既然现行法律规定不得“双重保证”，那么，作为执法者，更应遵守法律，不能因任何借口突破法律的规定，执法犯法。对于“保证金数额”问题，学界的批驳主要在于没有上限，随意确定保证金数额，甚至因此导致当事人无法取保候审（因缴纳不出保证金而无法取保）。学者们也因此推断，此为办案人员或故意刁难、或人为抬高保证金数额为公安机关创收（实践中较多取保候审人员不在乎或不敢提出解除取保候审、归还保证金，因此，保证金也就成为公安机关的收入）。但是，学界在诘难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意识到法律规范本身的不足。

对双重保证，笔者认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不得适用。公安机关在彻底贯彻落实“嫌疑人权利告知制度”基础上，自身应严格审批（保证方式的选择），结合监察部门的侦查监督，杜绝“双重保证”。[10]对于保证金数额的确定，实践中，办案人员反映，对于有权、有钱的嫌疑人，数额再高也无所谓，只要能取保；对于经济条件差的社会底层人员，即便是最低的1000元，他们也认为太高，对于一般的、生活稳定的人员，办案人员也不会提出巨额的保证金，一般都有缴存能力，还有少数嫌疑人员，因生计问题，宁愿生活在羁押场所，自由与权利根本不考虑，更别提交钱取保了。因此，笔者认为，保证金数额高低并不是值得追究的问题，应当说“保证金的数额应当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犯罪嫌疑人的经济状况、案件的性质、情节、社会危害性以及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等情况，综合考虑确定。”得到了较好的落实。有学者论及的“由于交不起高额保证金而不能被取保候审，导致看守所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或生产的事情时有发生”显然有言过其实之嫌。[11]

四、执行与处理失当

取保候审的执行与处理涉及多方面的工作，也是实践中的难题，学界对此方面的诘难也最多，有执行中的监管、逾期不解除、保证金收取与处理、保证人不履行保证职责、取保候审人员违反法定义务的惩戒等多方面问题。

（一）监管执行不力，保而不侦现象突出

取保候审作为强制措施的一种，兼具诉讼保障与人权保障两大功能。作为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公安机关既要承担监管的责任，也要承担继续侦查的责任。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取保候审一般由嫌疑人居住地派出所执行，主要承担监督、考察、告知和通知等职责。[12]但是，正如有论者所言，一些基层派出所面临人少案多、110等警务活动以及非警务活动繁杂、资金缺乏等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与精力去监督被取保候审人，往往规定其一月一报，但多流于形式，对被取保人是否遵守规定，保证人是否履行保证义务等情况难以监督，甚至对被取保人和保证人的一些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也难以及时管束。[13]与之相对应，原办案部门及侦查民警在取保候审中的职责则没有明确，仅模糊界定为“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对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根据案情变化，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解除取保候审。”[14]但是，这里的“不得中断侦查”是针对派出所还是原办案人员并不明确，这就造成派出所民警以“没有侦查权”为由不继续侦查；原办案民警则以“不再由我管辖”为由推脱责任，相互推诿，互相扯皮，导致监管不力，继续侦查更是空谈。

对此，公安机关应区别对待不同的取保人员。对检察院、法院做出的取保决定，可沿用现行办法，由派出所承担前述所及的监督、考察、告知和通知等职责，但是应强化落实，形成材料，定期向决定机关汇报，引入技术手段对其监督考察，对公安机关自行做出的取保决定，则应由提出取保申请的原办案人员承担监督、考察、继续侦查和变更与处理职责，责任到人，负责到底。

（二）对保证人督促不到位，惩戒难以执行

《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证人应履行的义务和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但是实践中基本没有保证人承担过相应的法律责任。有学者指出，实践中存在“保人不保，放任自流”、“保证责任难履行，对保证人处罚缺乏后续保障措施”、“保证人对自己的义务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不清”等问题。[15]关于此点，保证人也感觉极为冤屈，有保证人说：“他是一个大活人，他要去哪儿我不可能24小时跟着，我还要工作、生活。我要不担保吧，他找我，你们也找我，你们以为我愿意给他担保啊”。应当说这句话说出了绝大多数保证人的心声，也正是基于此，公安机关对于保证人是否履行了义务也就不再过多要求，对保证人的督促也就无从谈起，对保证人的责任追究就更缺乏情理基础。

对此，笔者认为，办案人员在采用保证人保证时，应做到如下几点：第一，让保人明白，其担任保人是犯罪嫌疑人的请求，不是公安机关的指令，是否担任保人可自行决定；第二，向其讲清担任保证人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及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第三，签署《保证人承诺书》，对其提出要求，界定其职责，确保其明了法律义务、明白法律风险；第四，指定固定联系人，要求保人定期以书面形式向联系人简要汇报取保人员的现状，有重大变动即时报告。在上述基础上，加大对保人的考核力度，对未尽其责的保人的惩戒落到实处。对于上述做法，全部形成书面或电子材料，人取保候审人员信息库保存。

（三）久“保”不决，脱“保”难处

“久保不决，脱保难处”既是一种问题，也是前述“自找台阶，结案适用”、“监管执行不力，保而不侦”、“对保证人督促不到位，惩戒难以执行”的一种结果。久保不决是指取保到期后无人过问，既不解除取保、退还保证金，也不变更强制措施或提起起诉。有学者调研发现“……74名被取保者既没有被解除取保候审手续，又没有被撤销变更为其他强制措施，均不了了之。”[16]脱保难处则是指取保的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逃跑或有其他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难以惩处。实践中存在这样的情况，一方面保人帮助取保人员逃跑，一方面向公安机关报告，宋英辉教授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17]久保不决、脱保难处的社会危险在于，此举给本就符合取保条件、胆量小、心性善良之人以莫大的心理压力，不知何时可解除取保，证明自己的清白；给存在违法犯罪、性格张扬、或恶霸型人员以夸耀之资，助长、巩固其违法犯罪心理，给普通百姓以“花钱买人”之印象，损害执法机关（尤其是公安机关）之声誉。

这是取保候审的综合性问题，牵涉到取保候审的各环节，有法律规范性问题，也有执行本身的问题。对此，笔者认为，应严格取保候审的审批程序，建立取保候审人员信息库，纳入侦查监督，加大监督、考核力度，责任到人，负责到底，以扭转久保不决、脱保难处的局面。

（四）保证金收取与处理失范，违规没收保证金

与保证金有关的问题，学界集中反映了数额确定随意（过大）、收取及保管部门错误、没收多且理由不充分、以没收代处罚、不及时返还等。关于保证金数额确定随意、过高问题，在保证方式失当中已论及，不再赘述。关于收取及保管部门错误，应当说这一问题早前比较突出，现在城区公安机关基本已不再有此类问题，但是在农村地区，此一问题仍然存在。正如有学者所言，有的虽已在银行设立了保证金专用账户，但由于相关储蓄点在城区，对家住偏僻农村的当事人交纳保证金带来了不便。[18]虽然该论者未进一步阐述，其隐含的问题已昭然若揭，即在农村地区，为了双方的“方便”，被取保人及其家属直接向办案人员提交保证金的情况仍然存在，至于其后是否向指定银行缴存，则不得而知了。至于没收多、没收理由不充分、以没收代处罚、不及时返还等问题，则联系在一起了。这些问题之所以存在，既有取保人不清楚自己的诉讼权利、也有“花钱买自由”的心态、更有“取保得逃”的侥幸，哪里还敢提出归还保证金。当前，“财保”较“人保”多的原因除“人保”不好找、不好处罚等因素外，办案人员更是可能存有利用取保人员上述心态的想法，同时也考虑到将保证金没收既是对办案人员及公安机关的一点补偿，也是对嫌疑人的一点教训和惩戒。故此，保证金没收较多返还较少，没收依据不充分、返还不及时也就顺理成章了。

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在处理保证金方面出现的上述问题，与取保候审决定不严肃、结案适用、取保人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等因素直接相关联，在现行制度框架下，解决之道在于公安机关应加强对保证金收取与没收处理的监督检查，将向取保人员及其亲属等送达《没收保证金决定书》落到实处，确保其知情权。

五、差别适用

取保候审的差别适用是一种客观现状，但越来越受到学界的批判，这种差别适用反映的是社会的不平等，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种讽刺。关于取保候审差别适用的现状，宋英辉教授、刘中发检察官等在调研的基础上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笔者将其概括为“五多五少”，即本地人多外地人少、女性多男性少、学历高的人多学历低的人少、未成年人多成年人少、财产状况好社会地位高的人多财产状况差社会地位低的人少。[19]应当说这“五多五少”客观地反映了取保候审在实践中的适用状况，与适用取保候审的条件、理由相吻合。

笔者认为并不是每一类差别适用的情形都值得诟病，比如说女性多男性少、未成年人多成年人少、学历高的人多学历低的人少这三种情形，显然，从社会危险性看，女性、未成年人、学历高的人比与之对应的另一方都要低。[20]对于另两种情形，学界既有理性的认可也有质疑。相对而言，外地人、财产状况差社会地位低的人无论在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还是自身的自由权利观念、法律意识、获得法律帮助的途径等方面都不及另一方，应当说这是造成差别适用的主因，但是，其中的权力寻租和司法腐败并不罕见。于普通百姓而言，他们只看到差别适用的结果，并不考虑形成结果的原因，他们直观地认为取保候审就是“靠关系花钱买人”，而本地人、财产状况好社会地位高的人显然“更有关系、更有钱”。虽说百姓的这种直观认识有其片面性，但是它也确实反映了社会的不公和公安机关在办理取保候审中的偏向性、差异性。对于本地人多外地人少的这一问题，虽然少数地方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21]采取了试点措施，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一情形在短期难以扭转。

在目前状况下，要扭转取保候审本地人多外地人少的适用现状，仅靠公安机关一家是无法实现的。但是，公安机关可以通过加大法制宣传、诉讼权利告知等手段提升取保候审在外地人、财产状况差社会地位低的人中的适用率，实现法律平等，改善公安机关在公众中的形象。

除上述几方面外，学界还反映了取保候审的宣传、案件的交接、嫌疑人脱逃、取保条件自由裁量权大、适用率低等问题，笔者在前述中或多或少有所提及，不再一一阐述。

六、结论

取保候审作为审前羁押的替代性措施，有极强的人权保障功能，应提高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适用率。对取保候审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在现行制度规范下，应加大公安机关信息化建设力度，全面实现网上办案；在此基础上，严肃取保候审的适用，严格审批条件，建立取保候审人员信息库，纳入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体系，以书面形式告知犯罪嫌疑人在各个阶段的诉讼权利，引入技术手段监督、考察取保对象，变革公安机关自行决定的取保候审执行归属，加大对保人的教育、监督力度，实现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的法治化、规范化。

【作者简介】

邓正伟，单位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

【注释】

[1]严格说来，适用条件（理由）、保证方式、执行与处理等环节的问题也与程序相关，但笔者认为其关联度不如呈请与批准环节，故分别论述，特此说明。

[2]蒋仕梅、洪星：《取保候审制度运行现状及反思——对H市L区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湘南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第31—35页。

[3]左卫民：《侦查中的取保候审：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第339—352页。

[4]门金铃：《对我国取保候审适用的实证研究——以某市基层侦查机关为视角》，《北京人民警察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8—13页。

[5]反映这一问题的学者很多，蒋仕梅、宋英辉、肖进成等在各自的论著中皆有提及。至于学界未反映实例，是因为公安机关、民警个人对此均讳莫如深，很少有愿意公开谈及。参见蒋仕梅，洪星：《取保候审制度运行现状及反思——对H市L区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湘南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第31—35页；宋英辉：《关于取保候审适用具体问题的调研分析》，《法学》2008年第6期，第34—39页；肖进成：《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法学与实践》，2008年第2期，第41—44页。

[6]郑树旭：《关于取保候审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第72—75页。

[7]肖进成：《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法学与实践》2008年第2期，第41—44页。

[8]左卫民：《侦查中的取保候审：基于实证的功能分析》，《中外法学》2007年第3期，第339—352页。

[9]冯露、李刚：《刍议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实践及完善》，《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4期，第73—79页。

[10]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同意“双重保证合法化”，但这涉及法律制度的修改，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

[11]肖进成：《对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法学与实践》2008年第2期，第41—44页。

[12]《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第90条执行取保候审的派出所应当履行下列职责：（1）监督、考察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遵守有关规定；（2）监督保证人履行保证义务；（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应当遵守的规定及保证人未履行保证义务的，及时告知决定机关；（4）取保候审期限届满十日前，通知原决定机关．

[13]宋英辉：《关于取保候审适用具体问题的调研分析》，《法学》2008年第6期，第34—39页。[14]《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修正）》第92条。

[15]王春旺：《公安机关实施取保候审的几个问题》，《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4期，第36—39页；徐晓玲：《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问题研究》，《法制与社会》2011年第7期，第259页；史宏民，柳向红：《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中国检察官》2010年第13期，第26—27页。

[16]蒋仕梅，洪星：《取保候审制度运行现状及反思——对H市L区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制度运行情况的调查》，《湘南学院学报》2008年第12期，第31—35页。

[17]宋英辉：《关于取保候审适用具体问题的调研分析》，《法学》2008年第6期，第34—39页。

[18]蔡高提、沈严勇：《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公安研究》2009年第5期，第55—57页。

[19]宋英辉：《关于取保候审适用具体问题的调研分析》，《法学》2008年第6期，第34—39页；刘中发、戚进松、曾静音：《取保候审制度运行现状调查》，《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06—115页。

[20]当然，不能绝对，从总体上看是如此。

[21]江苏江阴、张家港等地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丁正红：《平等保护涉罪外来人员取保候审权益的探索与实践》，《人民检察》2009年第20期，第55—56页；董启海：《张家港市检察院取保候审实证研究评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第26—30页。

第二篇：江苏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若干规定

江苏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若干规定

第一条为规范全省公安机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加强内控机制建设，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提高办案效能，保证执法安全，根据《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

（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三）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

（四）对拘留的犯罪嫌疑人，证据不符合逮捕条件的；

（五）提请逮捕后，检察机关不批准逮捕，需要复议、复核的；

（六）犯罪嫌疑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法定期限内办结，需要继续侦查的；

（七）移送起诉后，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需要复议、复核的。

对已被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不适宜继续羁押的，可以按照《公安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公安监管工作的意见》（公通字〔2009〕36号）的有关规定，变更为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

严重疾病的范围参照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制定的《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司发〔1990〕247号）执行。

第三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对罪行较轻且没有其他严重犯罪嫌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在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应当优先适用取保候审措施：

（一）预备犯、中止犯，或者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的；

（二）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过失犯，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犯罪后有自首、立功表现或者积极退赃、赔偿损失或者当事人双方已经就民事赔偿达成和解协议或者调解协议的；

（三）亲友、邻里、同事之间因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或者侵害家庭成员、亲友权益的案件，犯罪嫌疑人有悔罪表现，并取得被害人谅解的；

（四）犯罪嫌疑人系未成年人或者在校学生，本人有悔罪表现，其家庭、学校或者所在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具备监护、帮教条件的；

（五）犯罪嫌疑人系七十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身体状况不适宜羁押的。

第四条对累犯、犯罪集团的主犯，以自伤、自残办法逃避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暴力犯罪，以及其他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不得取保候审。

第五条采取保证金形式取保候审的，应当以保证被取保候审人不逃避、不妨碍刑事诉讼活动为原则，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社会危险性，案件的情节、性质，可能判处刑罚的轻重，犯罪嫌疑人经济状况，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情况，确定收取保证金的数额，最低不少于1000元。对经济犯罪、侵犯财产犯罪或者其他造成财产损失的犯罪，可以按涉案数额或者直接财产损失数额的3倍以下确定收取保证金。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10万元以上保证金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

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50万元以上保证金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报省公安厅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省公安厅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责令犯罪嫌疑人交纳取保候审保证金的，应当经法制处审核后，报分管厅领导批准。

第六条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严格控制适用监视居住措施，不得将监视居住作为刑事拘留的前置措施，以变相羁押的方式审查犯罪嫌疑人。

对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恐怖犯罪、重大毒品犯罪、经济犯罪、流窜作案的团伙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以及因既不交纳保证金又无保证人担保而无法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可以监视居住。

第七条 对犯罪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应当交由犯罪嫌疑人住所或者指定的居所所在地公安机关执行。

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有固定住处的，应当在其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不得指定居所执行。但是，对案件特殊，不宜在犯罪嫌疑人的固定住处执行的，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为其指定临时住处执行。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的市、县内没有固定住处的，可以根据办案需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指定在其临时住处或者其同意的其他场所执行。

公安机关不得建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对犯罪嫌疑人变相羁押。禁止在公安机关办案场所、办公场所执行监视居住。

第八条对犯罪嫌疑人决定监视居住的，办案部门应当在执行后一小时内通过电话、传真、网上督察系统以及直接送达法律文书复印件等形式，将被监视居住人员的姓名、年龄、性别、涉嫌的罪名、起止时间、执行地点及办案单位和主办民警等情况报本级公安机关警务督察部门备案。

第九条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下列事项，应当由办案单位提出意见，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法制部门审核后，报分管法制工作的局领导或者主要领导批准：

（一）对犯罪嫌疑人决定或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二）对保证人罚款；

（三）没收保证金。

对保证人罚款1万元以上、决定没收保证金2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决定没收保证金5万元以上的，应当经地级市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报省公安厅业务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省公安厅直接办理的刑事案件，对保证人罚款、决定没收保证金的，应当经法制处审核后，报分管厅领导批准。

第十条保证人、犯罪嫌疑人对公安机关作出的罚款决定、没收保证金决定申请复核，由上一级公安机关法制部门负责受理、提出复核意见，报分管法制工作的局领导或者主要领导批准后，作出复核决定。

第十一条被取保候审人遇有取保候审期限届满、撤销案件、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解除取保候审。被取保候审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也没有故意重新犯罪的，公安机关应当在解除取保候审、变更强制措施或者法院判决生效的同时，将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严禁以“赞助款”或其他名目违法截留、侵吞保证金。

第十二条 被取保候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安机关不得决定没收保证金：

（一）在被决定取保候审时已查明没有犯罪事实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

（二）公安机关没有依法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的；

（三）虽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二项的规定，但能够提供正

当理由证明没有故意违反规定，或者没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

（四）其他不应当没收保证金的法定情形。

第十三条办案部门采用书面、电话、传真、委托通知等方式传讯被取保候审人的，应当确保被取保候审人或与其共同生活的亲属能够接到传讯通知，同时应当给被取保候审人预留合理的到案时间，否则不得以传讯未到案为由没收保证金。第十四条各级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江苏省公安厅、财政厅《关于规范保证金扣押款银行账户管理及票据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苏公通〔2008〕172号）的有关规定，加强对保证金的管理。

第十五条公安机关办案部门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期间不得中断对案件的侦查，并按照以下规定依法及时处理：

（一）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及时变更强制措施；

（二）符合移送起诉条件的，应当在1个月内依法移送审查起诉；

（三）已查明排除犯罪嫌疑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立即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依法撤销案件；应当给予治安处罚、劳动教养或者作其他行政处理的，及时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理。

第十六条上级公安机关及其监督部门、业务主管部门应当充分利用警务综合平台，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及其办案部门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情况的网上巡查、网上研判、网上预警，发现下级公安机关及其办案部门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或责令纠正。

第十七条各级公安机关应当按照“谁主办、谁报告”、“谁审核、谁督办”的原则，建立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情况预警通报制度。办案部门应当至少每两个月向本级公安法制部门报告一次案件进展情况。法制部门应当会同纪检、督察、审计、财务管理部门和各业务部门加强对办案情况的跟踪监督，对办案部门不报告案件进展情况或者违法办案、拖拉办案等情况及时预警通报，并纳入执法质量考评。

第十八条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执法过错责任：

（一）不按规定呈报、审核、审批、报备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二）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三）不依法及时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四）对犯罪嫌疑人不依法及时侦查、处理的；

（五）不按规定收取、没收、发还保证金的；

（六）截留、坐支、私分、挪用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吞保证金的；

（七）违法对保证人罚款的；

（八）不依法履行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监督管理职责，造成后果的；

（九）其他违法、违规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

第十九条本规定所称“以上”，均包括本数；“业务主管部门”指根据公安部和省公安厅案件管辖分工确定的办案主管部门。

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执行，由省公安厅法制处负责解释。此前省公安厅有关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措施的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规定。

第三篇：中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 问题及其完善

一、我国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缺陷

对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的问题和缺陷，可以从立法和实践两个角度归结为如下几点：

（一）立法上的缺陷：

1、未规定取保候审的审查决定期限及取保候审的申请的法律救济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只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和委托的律师，向羁押决定机关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但未规定羁押决定机关审查结束并告知申请人结果的时间和方式。申请人递交了取保候审的申请后，一切均由司法机关掌握，缺乏法律救济程序，从而使得一些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人被羁押，这也是造成我国取保候审比率较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2、未规定保证金的限额和收取办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应当责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对于收取保证金的数额以及收取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并无明确规定，从而给予决定适用者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由于没有相应的限制，极易导致权力适用中的滥用。在具体案件中，对保证金收取多少以及如何收取，均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造成执行中的差异过大。

3、关于取保候审的期限法律规定不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八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由于该条对取保候审12个月的规定，是指三个机关重复使用取保候审的总时限，还是每个机关单独采取取保候审措施的时限并不明确，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分别制定的实施细则，都规定每个机关可以重新计算取保候审的期限。这样，对于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来说，他可能被3次采取取保候审，期限可长达36个月。从而使得取保候审这种原本属于较轻的强制措施，事实上可能成为一项较长时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4、对于被取保人、保证人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惩处制度不严格。根据我国有关司法解释，被取保人在取保期间故意重新犯罪或者有违反刑诉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行为，仅规定没收保证金、上缴国库，缺少限制性较大、操作性较强的惩处措施。也就是说，对于弃保行为，最多是没收保证金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并没有实体上的法律责任。

5、虽然刑诉法规定了保证人和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但对执行机关如何监督保证人履行义务却没有相关的规定。由于上述原因，司法实践中取保候审的效果不好，弃保潜逃数量较多[1].（二）司法实践中适用取保候审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取保候审的对象和方式使用不当。一是对不应取保的人滥用取保手段；二是实践中保证人担保和保证金担保的“双保证”方式，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2、对保证金的收取不规范，收取保证金的程序不当，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对保证金管理不严。

3、取保候审的审

批不严，执行较为随意。

4、对同一对象反复取保候审。

5、律师难以发挥作用。

6、取保候审的保证形式单一。[2]

二、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国外保释制度的异同

取保候审，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求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提供担保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保证不逃避侦查和审判，随传随到，因而不对其实行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8种情形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对于已经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本人或者近亲属有权申请取保候审，但是否准许，由司法机关决定。大多数学者认为，我国强制措施中的取保候审与英国保释制度有类似之处，但更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表现为：

（1）立法思想、理念不同.保释制度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公民享有人身自由权而确立的，其实质是对被追诉人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在英国，保释是刑事司法中的一个重要制度和环节，不仅体现着保障人权的价值，而且支撑着对抗制的诉讼模式，使辩护功能在每一个诉讼阶段和环节都有所为。而在我国，取保候审只是较逮捕、羁押为轻的强制措施之一，其实质是对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缓和的方式限制其人身自由。我国法律设定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地行使司法权力，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这与保释的价值观念和出发点是不同的。

（2）在适用范围上明显不同。在英美国家，保释率是比较高的。在英国的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保释具有普遍性，立法在保释概念上并没有给予更多的限制。根据英国法律规定，对于大多数犯罪嫌疑人，除非有足够的理由证明继续关押他是合法的，并由治安法官决定外，一般都可以很快被保释出去等待审判。我国由于取保候审适用条件和方式的限制，取保候审的适用比例很低，远远不及英美法中的保释，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而处于羁押状态。甚至一些比较轻微的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成为被逮捕和羁押的对象。加之类似不得要求过高保释金条款的缺失及取保候审决定程序的行政化，进一步阻碍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取保候审权利的实现，造成取保候审的适用对象范围狭小。还有的学者提出，二者之间的区别还体现在我国的取保候审可直接适用于不需要逮捕的犯罪嫌疑人，也可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而保释制度一般只在犯罪嫌疑人被逮捕后适用。

也有的观点认为，取保候审制度与保释制度在功能和适用条件方面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两者都以设定一定的担保措施明确担保法律责任，并且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逃避、不妨害诉讼的顺利进行为条件，都是一种有条件的审前不羁押。也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将取保候审和保释制度相提并论，称取保候审为中国的保释制度。

最新的观点认为：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制度的本质区别是：前者是以保障被检控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为价值趋向，以无罪推定为理论依据，体现了当事人注意的诉讼模式；取保候审以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价值趋向，理论依据是打击犯罪和有罪推定，体现了职权注意的诉讼模式。两者的具体区别体现在：

1、两者的本质属性不同：保释是一种诉讼权利，而取保候审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

2、关于准予与不准予的主体不同：保释制度的准予与不

准予的主体是分离的，不准予的权力只属于法院；取保候审的准予和不准予的权力是合一的；

3、关于准予和不准予的条件不同：不准予保释的条件是法定的，准予保释是无条件的，而取保候审准予与不准予的条件是相同的；

4、关于不准予的救济措施不同；

5、关于期限不同；

6、关于律师的作用不同，保释制度中律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保候审制度虽然规定律师可以帮助申请取保候审，但司法实践中的作用不大；7关于适用的配套措施和保障机制不同。

[3]

三、应否借鉴及如何借鉴保释制度之学理争论

通过对英国保释制度的了解及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反思，大家普遍感到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有改革的必要。但对于是全面移植英国的保释制度还是在现有制度上加以完善，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有人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认为：其一，建立保释制度是“人的自然权利”和“无罪推定原则”所必然推出的结论。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据此，未决羁押是对公民人身自由的最严重的侵犯。只有全面引进保释制度，才能从观念上树立保释是犯罪嫌疑人一种权利的意识，既然是一种权利，就应当具有普适性，而审前羁押应当成为法律上有严格限制的例外。其二，引进保释制度有利于诉讼经济原则，避免审前羁押的交叉感染。其三，引进保释制度是解决超期羁押的良方。保释制度主张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前的基本人身自由予以保障，这样可以减少对犯罪嫌疑人的羁押，防止司法机关强迫犯罪嫌疑人配合侦查，使其沦为侦查行为的客体，防止由于超期羁押而导致的轻罪重判现象。

大多数人主张应在转变法律观念的基础上，借鉴英国保释制度在维护人权上的积极作用，改革、完善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他们认为：对于取保候审，我国立法者同样考虑了人权保障的因素，不能一味否定其积极的功能作用：其一，我国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能适用取保候审以外，其他案件都能适用。我们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其二，我国与英国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将其移植到中国来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作用。嫌疑人大量回归社会，对被害人及一般公民将产生极大的不公正及不安全感。其三，英国的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取得好的效果，是因为它有一系列保障措施。硬件上，它有先进的电子设备，有对无家可归的人的“保释旅馆”；软件上，有专门的社区机构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监控等等。而且，英国也充分注意保释对于保障诉讼进行的有效性。其四，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不能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通过身份证、信用卡等信息系统达到对人的有力控制，不能有效防止保释后的逃跑。还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存在一些问题，但并不是取保候审本质上不具备保释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和优点，而主要是存在于人们观念中的障碍。取保候审制度确实需要改革和完善，但这种改革和完善并不需要以保释制度取而代之。如果我们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引进保释制度上，可能使这种改革的形式意义超过实质意义。还有的学者提出，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看，保释制度在我国缺少适用的前提。取保候审制度改革不仅仅是一项刑事强制措施的改革，它涉及诉讼理念、实体法以及刑事侦查机制等诸多方面的同步改革，必须对改革方案的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循序渐进，逐步完善。

综上所述，大多数学者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对我过的取保候审制度在现有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完善，而不主张全面移植保释制度。学者们对如何借鉴保释制度对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进行完善提出了若干建议：

有学者主张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平衡点：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制，主要体现了立法者的权力本位思想，许多制度的设计理念主要是从如何保障国家刑事司法权力的有效行使出发。相应地，我国设立取保候审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安、司法机关有效行使司法权力，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应当说，这样一种设计理念，在有效地惩罚犯罪、保护公众利益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而英国保释制度的性质是一种权利制度，获得保释是被逮捕人或者被羁押人的法定诉讼权利。立法思想、理念不同，程序设计的重心自然不同。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最佳的契合点，才是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有效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取保候审权利的题中应有之义。

有的学者主张应当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关于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世界各国均采用法定主义为主，酌定主义为辅的立法例。如英国法律规定，保释可产生于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同时对不准保释的对象、范围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日本法律规定，除法定情形外，应当准许保释；此外法院可以依职权作出保释裁定。美国法律规定，对轻罪被告人，所有的司法区都适用保释，对死罪被告人均不适用保释。对非死刑、重罪被告人是否适用保释，有的司法区是由法官或者司法官酌情决定，有的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保释。我国可以借鉴世界上的这一通例，结合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本着既严厉打击犯罪，又确保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则，采取列举的方式，明确规定准予取保候审的条件，以及对于何种情况不适用取保候审，同时赋予司法机关若干自由裁量权。我国可通过明确规定取保候审的适用条件等，适当扩大取保候审的适用范围。

有的学者主张应加大对脱保人员的惩罚力度：目前我国对脱保行为的制裁措施不足以使其严格守法。在英国，嫌疑人在保释期间脱保的，产生的法律后果具体而明确：一是撤销具结保释，并令其重新具结保释；二是逮捕归案；三是没收担保物；四是独立构成犯罪，构成潜逃罪和藐视法庭罪，被判处罚金或者监禁。借鉴英国的做法，我国立法可考虑规定，被取保候审人违反应当遵守的法定义务，单独构成犯罪。如刑法可规定潜逃罪或逃保罪、藐视法庭罪，与原来的罪实行数罪并罚。只有这样才会使遵守取保候审制度具有法律意义。如果脱保者被抓获时，还是只就原被指控犯罪承担法律责任，而几乎不额外承担任何有威慑性的法律后果，那么有关取保候审制度就很难发挥约束力。

还有的学者主张：应当建立司法审查何救济机制，建立程序化的取保候审制度：我国的取保候审是公、检、法三机关单方面决定，不同意取保候审时申请人可要求答复，但无听证制度，更无复议权、上诉权等救济机制。因此，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与英国的保释制度相比，最大的欠缺是程序的欠缺。从程序公正和诉讼文明的价值观出发，取保候审的程序化应当是我国改革取保候审制度的路径选择。具体地说，借鉴英国的保释制度，把行政化手段改革为中立的司法审查，建立健全司法审查机制。在此基础上，在取保候审过程中更多地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参与。司法机关在作出取保候审决定的过程中，必须聆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陈述和辩解，同时要保障律师参与到取保候审中来，以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足够的力量影响取保候审决定的作出。对于被拒绝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被明确、详细地告知理由，并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拒绝的决定寻求救济。

除上述建议外，学者们还有如下建议：

1、立法思想应当实现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转变；

2、取保候审的决定权原则上应当赋予法官，特别是不准予取保候审的权力；在特定情况下，警察和检察官也可以批准取保候审；

3、应当改革保证形式，引进具结保释，允许以有价证券等财产作为保证金；

4、对未成年人不适用财产保，而应用人保。[4]

四、笔者的思考

正如上文所述，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保障人权原则的保释制度的确有许多值得我们在改革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时应借鉴的东西，绝大多数学者都这么认为，有少数学者甚至主张移植保释制度。笔者认为，学者们渴望借鉴外国经验改革我国司法制度的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他们主张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无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似乎存在一些错误的倾向。实际上，外国的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也不是一无是处，我国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相关配套措施等与英美国家也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下面就两种制度及学者们的改革建议谈一下笔者的看法：

（一）保释制度并非十全十美。让我们看一下保释制度在其发源地英国的现状。据调查，英国目前的保释制度主要存在如下问题：有12%的被保释人没有按时出庭；有四分之一的被保释的人在保释期间犯了一个以上的罪；被保释的人毁灭证据、威胁证人的情况普遍存在。针对上述问题，英国司法当局本着有利与被告人和社会公众、减少犯罪的目的，提出了如下改革措施：授予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被起诉前的保释进行条件限制的权力；扩大公诉方请求反对所有可能被监禁者保释的权力；加大法官对保释请求进行否决的自由裁量权；设置换押候审或用其他方法限制被保释者的人身自由；加强保释期间的监督管理；等等。[5]许多学者好象对这些现状缺乏了解，他们把更多的目光投向了过去，只看到了保释制度保障人权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其不利于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众、不利于惩罚犯罪、不利于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以及不公平的一面。而实际上上述两个方面是不可偏废的，这也是英国司法当局的认识，他们与我们相反，过于强调保护人权而忽视了控制犯罪，在这方面，他们甚至应该借鉴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

（二）取保候审也不是一无是处的。一些学者将取保候审批得一无是处，甚至建议移植保释制度取而代之。的确，取保候审制度有许多缺陷，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取保候审制度对于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对于打击犯罪、对于防止被告人重新犯罪危害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国的取保候审适用率很低，审前被羁押是常态，被保释是例外，但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取保候审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理论上除了可能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及流窜作案等情形不适用之外，都能适用。不能把执法中的问题归咎于制度本身。

（三）我国与英美国家的社会背景、法制观念以及软硬件设施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与英美国家的文化传统和历史发展阶段不同，如果一味地模仿保释制度会产生相当大的负面影响，社会公众会产生极大的不公正感和不安全感；英国保释制度之所以能很好的适用，是因为它有一整套配套措施，硬件上他们有保释旅馆，有先进的电子监控系统，软件上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体系，有专门的处理保释事务的机构。而我们什么都没有。我国地域辽阔，发展不

平衡，发展相对落后，不能向西方国家一样有效地对被保释人进行控制，不能有效的防止被保释者逃跑和再犯罪。总之，我们目前还远不具备实施保释制度的条件。“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虽然保释制度在英美是色鲜味美的橘子，但种在中国难保会变成枯涩的枳子。

简言之，笔者认为，不仅完全移植保释制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而且借鉴保释制度完善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观点也要防止一些错误倾向。我们在借鉴保释制度的时候应当保持冷静的头脑，将我国取保候审中重视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控制犯罪的优点，同保释制度中重视保障人权的长处结合起来，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建立一种既能保证刑事诉讼顺利进行又能充分保障人权的新的取保候审制度。

注释：

[1] 参见载陈卫东主编《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中国方正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4页。

[2] 参见卢平权《我国取保候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455页。

[3] 参见周伟《保释解读与我国取保候审改革》，载《法学》2004年第12 期，第40页。

[4]参见徐静村、潘金贵《论英国保释制度及其借鉴意义》，载陈卫东主编《保释制度与取保候审》，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8月版，第141页。

[5] 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编译《所有人的正义-英国司法改革报告》，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年2月版，第30页。

第四篇：取保候审为何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取保候审为何在实践中难以适用

笔者近日曾对自己办理案件的取保候审比例进行过统计，发现取保候审率为6.86%，羁押率为93.14%。而现实中，很多地区看守所不得不扩大场地面积以满足越来越多的羁押需求。

羁押候审在我国公诉案件中究竟有多少比例呢？

可以参考以下数据：某大城市甲区检察院起诉一处2000年羁押率为79.3%，乙区检察院起诉二处1999年羁押率为88.3%，而取保候审率则分别为11.7%和13.8%；北京某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及审查起诉的犯罪嫌疑人中，仅有16%的犯罪嫌疑人获得取保候审，其余84%均处于捕后羁押状态。

笔者认为，现行刑诉法对于如何办理取保候审，在立法层面上的态度可以用三句话描述：客观条件苛刻、可做可不做、主观随意。

一、客观条件苛刻

刑诉法五十一条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的客观条件有二：(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具体列举了七种可以取保候审的条件：如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妇女等。综合以上取保候审的客观条件会发现，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判决管制、拘役、独立附加刑的案例可以用“极其罕见”或者用“几乎没有”来形容；而正在怀孕和哺乳自己未满一周岁的婴儿的犯罪嫌疑人妇女在实践中也十分罕见。在人群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肯定是少数，而犯罪嫌疑人中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当然也不是普遍现象，因此，能适用这一条件的人当然仍是少数。特别是“严重疾病”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也非常难，病患达到什么程度才算是严重？笔者在实践中遇到过患有“重症肌无力”、“癌症”、“尿毒症”以及严重高血压、心脏病等重病的犯罪嫌疑人，均未获得取保候审，理由是这些疾病可以通过在看守所内给药控制，或者办案机关干脆将患病的犯罪嫌疑人送到监狱医院继续羁押。因此，因“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的案例也十分罕见。

二、可做可不做

刑诉法在“取保候审”的专门规定里所选用的关键词均是“可以”而不是“应当”。

三、取保候审条件的主观随意性

刑诉法五十一条规定的取保候审适用的条件有二：一是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是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首先，是否可以取保候审需要办案人员对未来人民法院判决可能出现的判决结果进行主观推测或者猜测。任何一个人在法院判决之前都很难作出判断，所以，普遍适用羁押对办案人员来说没有任何违法的风险，自然不会自找麻烦办理取保候审了。

其次，刑诉法把取保候审的另一个条件规定为“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也是一个非常难以把握的条件。

上述分析可见，取保候审的条件要么在客观上不存在或者很少存在，要么需要办案人员进行主观猜测。如果办案人员猜错了，反而要承担“放错人、办错案”的危险，甚至可能会因办理取保候审而遭受他人质疑其受贿。所以，对办案人员来说，在“可做可不做”的选择中，选择不做。

除立法原因外，在司法实践中也有其必然的原因。

这是因为羁押实际上还有着一个不被常人注意到的“预审破案”的重要功能。羁押的意义除了防止犯罪分子继续危害社会外，还可以通过羁押让犯罪嫌疑人与外界失去联系进行突击审讯，达到侦破案件的重要目的。与大规模外出调查所付出的成本相比，从口供直接获取破案线索实际上节省了更多的侦查成本。羁押的目的不仅仅是等候审判，还能方便破案，这是羁押的一个潜在的重要功能。刑讯逼供、指供诱供等广受诟病的情况正是“羁押预审”的副产品。

笔者认为可以尝试以下几种解决的方法：

1、加强对取保候审条件适用的科学研究及试点，将取保候审的概念量化为各种详实的数据，并从立法上对取保候审的条件做出明确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硬性规定，使之不是虚无缥缈的、可有可无的。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客观条件与法定取保候审条件吻合时，取保候审将成为必然的结果。

2、确定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弱化羁押预审的功能和作用。

3、加强取保候审的管理，增加对取保候审后逃跑等行为的罪名，加大打击逃跑的力度，保证取保候审实现预期的目的。

第五篇：公安机关执法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安机关执法监督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摘 要：公安机关执法监督是国家民主与法治建设、约束警察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以及加强公安队伍建设的需要。当前，公安机关执法监督工作还存在着不正确的执法监督观念、监督力量分散、缺乏监督合力、监督措施不到位，监督力度不够等不足，制约了监督功能的发挥。在从严治警的形势下，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公安机关执法的监督，充分利用监督资源，保障公安机关依法行政。

关键词：公安机关；执法监督；存在问题；对策

马克思主义监督学说认为，监督是国家机关的一种职能，是维护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手段。监督，源于信任、期望，寓于关心、爱护。法律监督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国家，都是国家法制建设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公安机关执法监督是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从严治警，保障严格执法，提高公安队伍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公安机关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追诉等重要职责，其依法行使职权，既是充分有效地履行自身职责的需要，也是保障其他国家机关充分有效地履行其职责的需要，是国家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正人先正己，治安先治警”。没有一支高素质真本领的公安执法队伍，严格公正执法将无从谈起。而加强新时期公安执法能力建设必须以加强执法监督为切入点，在保证严格公正执法这个核心问题上做文章。要保证正确从严执法，就必须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强化对公安民警执法活动的有效监督制约，这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题中之义。

可以说，严格公正执法是公安工作的生命线。但是，当前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公安机关执法活动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何加强执法监督，进一步促进严格公正文明执法，是各级公安机关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执法环节及监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重实体，轻程序。一些民警在执法办案过程中，注重搜集证据，证明事实，却忽视调查取证中的程序规定、时效要求，不仅侵害了被调查人的权益，而且出现行政败诉和刑案退捕、退查现象，不仅浪费了警力，而且损害了公安机关形象。

（2）重打击，轻保护。一些民警的执法思想滞后，缺乏人权观念，只强调打击犯罪，往往出现为惩治坏人，不惜侵害好人利益的现象。

（3）重形式，轻实效。执法监督缺乏针对性，不按照规定内容监督检查，大胆监督的勇气不够，往往是走马观花，搞花架子，缺乏实效。

（4）重事后，轻事前。日常监督往往是浮于表面，新的法律规范颁布后，即组织力量对下级的贯彻落实进行监督检查，整个监督检查过程都体现了应付性，而很少深入到民警中去掌握民警对法律规范熟知情况，对运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缺乏及时性、警示性、前瞻性的监督。

（5）重单干，轻整合。公安机关目前尽管有政工、纪检、监察、督察、法制、审计、信访等内部监督部门，但公安监督部门的设置，也还存在力量分散、职能交叉、工作重叠等方面的问题。

（6）重制度，轻落实。遏制民警执法问题发生的监督制约制度存在不少漏洞和薄弱环节，有的制度缺乏监督、制约和奖惩的配套机制；有的制度针对性、操作性不强，难以执行；更为普遍、更为突出的问题是许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没有抓好落实，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加强公安机关执法监督的对策

（1）健全执法监督机制。国家相继制定和颁布了《人民警察法》

《国家赔偿法》《行政诉讼法》及新《刑事诉讼法》和《刑法》等，公安部也制定了《公安机关内部执法监督工作规定》《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等，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大事情，也是公安法制建设不断进步的重要标志，这些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对公安机关的执法活动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各级公安机关要依据上述法律法规，围绕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这一根本点，制订出公安执法行为的具体操作程序、规则，将上述法律法规具体化、细则化，努力建立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制约有效的执法监督制约机制，确保公安机关和公安民警的权力行使到哪里，监督的触角就延伸到哪里，真正将各项执法活动全面纳入执法监督范围内，把监督贯穿于执法活动的全过程，使监督者有章可循，受监督者有章可守。

（2）完善内部执法监督。内部执法监督是公安机关内部具有监督权力的部门对公安执法主体在刑事、行政执法当中，是否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履行职责和义务、行使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加强内部监督工作主要任务就是解决执法中存在的问题，克服和纠正办案、办事中的不正之风，达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目的。要保障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必须加强对执法活动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

（3）整合内部监督资源。公安机关各业务职能部门作为执法活动的主体，对执法活动中容易发生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最清楚，对如何防范解决也应该最有发言权。因此，各业务职能部门要主动加强对下级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指导、监督、检查，并积极探索从源头上预防治理执法问题的有效措施。同时，要积极整合内部监督力量。要按照“二十公”提出的“在地市以下公安机关试行纪检、监察、督察、审计等部门合署办公”的要求，在搞好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整合内部监督力量。要通过整合，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健全机制，避免工作上的交叉和重复，充分发挥各自的职能优势和整体效能。纪检监督部门要加大暗访力度，对有执法问题的线索，要想方设法了解真相，并积极主动地与各业务部门搞好配合，联手监督，从而发现产生执法问题的原因，采取治本之策，预防和减少因监督失控而发生执法问题。

（4）强化外部监督力量。公安机关自觉、主动、积极地接受外部对公安执法活动的监督，主要是接受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审判机关、行政监察机关等专门机关的监督；接受各级人大等权力机关的监督；接受律师和当事人的监督；接受特邀监督员的监督；以及接受新闻媒体和人民群众的舆论监督，形成多方位、立体式监督网络，强化监督合力，保障公安机关严格执法、依法履行职责。

（5）加强监督力量建设。公安机关要加强对监督工作的领导，支持纪检、监察、督察、审计、法制等监督部门全面履行职责，从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关心和爱护监督干部。公安监督干部要保持理论上的清醒和政治上的坚定，不断提高抵御腐蚀的能力，要牢记使命、勤奋工作，坚持原则、求真务实，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严肃工作纪律，不断提高业务素质，提高执纪执法水平，切实担负起反腐倡廉的重任。

（6）营造良好执法环境。各级党委、政府在指导公安机关正确行使权力、维护好社会稳定的同时，也要重视公安执法，不干预公安执法，不指令超出公安职责范围以外的工作，帮助公安机关排除不利于执法因素的干扰，这样才能为公安机关依法履行职责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

（7）加强队伍自身建设。坚持“政治建警、从严治警”方针，不断加大干警教育培训力度，努力提高政法干警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继续深入开展纪律作风教育整顿，在政法干警中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和纪律意识，树立良好的职业道德。要进一步转变作风，提高办案效率。要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增强服务意识和宗旨意识。

我们在开展执法监督完善监督机制工作中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和教训，但是，任何事情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执法的多变性、复杂性对我们今后的执法监督工作提出了更为严峻的挑战，我们应将继续本着求实、认真、负责的态度，逐步完善执法监督制度，提升警队整体执法素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好的法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