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白皮书)(2003.12)
中国的矿产资源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北京
目 录
前 言
一、矿产资源及其勘查开发现状
二、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目标与原则
三、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
四、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五、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六、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前 言
矿产资源是自然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取得巨大成就，探明一大批矿产资源，建成比较完善的矿产品供应体系，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目前，中国92%以上的一次能源、80%的工业原材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来自于矿产资源。
中国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矿产资源的合理利用，把可持续发展确定为国家战略，把保护资源作为可持续 发展战略重要内容。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中国政府率先制定了《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2001年4月批准实施了《全国矿产资源规划》，2003年1月开始实施《中国二十一世纪初可持续发展行动纲要》。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在新世纪头二十年的奋斗目标。中国主要依靠开发本国的矿产资源来保障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中国政府鼓励勘查开发有市场需求的矿产资源，特别是西部地区的优势矿产资源，以提高国内矿产品的供应能力。同时，引进国外资本和技术开发中国矿产资源，利用国外市场与国外矿产资源，推动中国矿山企业和矿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是中国的一项重要政策。中国政府认为，国外矿业公司进入中国，中国矿山企业走向世界，实现各国资源互补，对推进世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共同繁荣和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矿产资源及其勘查开发现状
中国现已发现171种矿产资源,查明资源储量的有158种，其中石油、天然气、煤、铀、地热等能源矿产10种，铁、锰、铜、铝、铅、锌等金属矿产54种，石墨、磷、硫、钾盐等非金属矿产91种，地下水、矿泉水等水气矿产3种。矿产地近18000处，其中大中型矿产地7000余处。
中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点是：
——资源总量较大，矿种比较齐全。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资源总量比较丰富。煤、铁、铜、铝、铅、锌等支柱性矿产都有较多的查明资源储量。煤、稀土、钨、锡、钼、锑、钛、石膏、膨润土、芒硝、菱镁矿、重晶石、萤石、滑石和石墨等矿产资源在世界上具有明显优势。地热、矿泉水资源丰富，地下水质量总体较好。
——人均资源量少，部分资源供需失衡。人口多、矿产资源人均量低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人均矿产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金刚石、铂、铬铁矿、钾盐等矿产资源供需缺口较大。
——优劣矿并存。既有品质优良的矿石，又有低品位、组分复杂的矿石。钨、锡、稀土、钼、锑、滑石、菱镁矿、石墨等矿产资源品质较高，而铁、锰、铝、铜、磷等矿产资源贫矿多、共生与伴生矿多、难选冶矿多。
——查明资源储量中地质控制程度较低的部分所占的比重较大。查明资源储量结构中，资源量多，储量、基础储量少;经济可利用性差或经济意义未确定的资源储量多，经济可利用的资源储量少；控制和推断的资源储量多，探明的资源储量少。
——成矿条件较好，通过勘查工作找到更多矿产资源的前景较好。石油、天然气、金、铜等矿产资源的找矿潜力很大。老矿山深部、外围和西部地区是重要的矿产资源接替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国家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政府大力加强地质工作，明确要求地质工作要走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面。提出了“开发矿业”的战略方针，并在每个五年计划期间，都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出了部署。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中国逐步成为世界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为经济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能源和原材料，提供了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推动了区域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以矿产资源开发为支柱产业的矿业城市（镇）的兴起与发展，解决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就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相继发现和探明了一大批矿产资源。以大庆油田为代表的一大批油气田，使中国由一个贫油国转变为世界上主要产油国之一。发现和扩大了白云鄂博稀土金属矿、德兴铜矿、金川镍矿、柿竹园钨矿、栾川钼矿、阿什勒铜矿、焦家金矿、玉龙铜矿、大厂锡矿、厂坝和兰坪铅锌矿、东胜—神木煤田、紫金山铜金矿、羊八井地热田等一批重要矿床。发现和探明了一批重要地下水供水水源地。西部地区矿产资源集中区逐渐显示出良好的找矿前景。在一批老矿山外围或深部找到了新的资源。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陆续取得一批成果。五十多年的矿产资源勘查工作，使中国从矿产资源家底不清到成为世界矿产资源大国;从已知地下水源地稀少到地下水在全国供水中起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形成了一支具有优良传统和作风、技术力量雄厚的地质勘查队伍，为中国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矿产资源开发规模迅速扩大。1949年，中国保留比较完整的矿山仅300多座，年产原油12万吨，煤0.32亿吨，钢16万吨，有色金属1.30万吨，硫铁矿1万吨，磷不足10万吨。经过五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先后建立了大庆、胜利、辽河等大型石油基地，大同、兖州、平顶山、“两淮”、准格尔等煤炭基地，上海、鞍山、武汉、攀枝花等大型钢铁基地，白银、金川、铜陵、德兴、个旧等大型有色金属基地，开阳、昆阳、云浮等大型化工矿山基地，形成了能源与原材料矿产品的强大供应系统。一大批矿业城市拔地而起，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建设。目前，中国的矿产品产量、消费量居世界前列。2002年，中国共有大型矿山489座，中型矿山1025座，小型矿山和砂石粘土采场14万多处，从业人员907万人。矿业产值4542亿元。生产原油1.67亿吨，天然气327亿立方米。矿石和砂石粘土采掘量48.49亿吨，其中：原煤13.80亿吨，铁矿石2.31亿吨，磷矿石2301万吨。十种有色金属产量1012万吨。目前，中国原煤、钢、十种有色金属和水泥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磷矿石和硫铁矿产量分别居世界第二位和第三位，原油产量居世界第五位。国有矿山企业是中国矿产资源开发的支柱，也是能源、原材料工业的稳定供应基地。原油、天然气和36%的其他矿石产量都来自7679个国有矿山企业。国有矿山企业不仅为工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综合国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多种经济成分的矿山企业也得到迅速发展。目前，非国有矿山企业达到14万个，其中港澳台商投资矿山企业132个，外商投资矿山企业160个。
——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水平逐步提高。五十多年来，中国物探、化探、遥感、钻探、坑探等矿产资源勘探技术和实验测试、计算技术取得了很大进展，提高了矿产资源勘查的科学技术水平。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和回收利用成效明显，资源利用率逐步提高。目前，中国废钢的回收率为40%，废旧有色金属的综合回收率为27.70%;铂族和稀散元素几乎全部来源于综合利用;近三分之一的硫酸原料也是由有色金属生产过程中综合回收。一些矿山企业对与煤伴生的瓦斯、油页岩、高岭土、高铝粘土进行综合开发，对煤矸石、粉煤灰进行加工利用，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矿产品对外经济贸易快速发展。2002年中国矿产品及相关能源与原材料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111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8%。原油、铁矿石（砂）、锰矿石（砂）、铜精矿、钾肥进口量较大。铅、锌、钨、锡、锑、稀土、菱镁矿、萤石、重晶石、滑石、石墨等优势矿产品的出口量较大。中国矿产资源领域的对外合作不断扩大。通过海洋油气资源对外合作勘查，陆续发现了一批新的油气田，海洋油气产量逐年增加。到国外勘查开发油气资源已具一定规模，到国外勘查开发固体矿产资源也已开始。在煤层气领域与一些国家建立了长期的研究开发合作关系。
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方面中国仍面临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有：
——经济快速增长与部分矿产资源大量消耗之间存在矛盾。石油、(富)铁、(富)铜、优质铝土矿、铬铁矿、钾盐等矿产资源供需缺口较大。东部地区地质找矿难度增大，探明储量增幅减缓。部分矿山开采进入中晚期，储量和产量逐年降低。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浪费现象和环境污染仍较突出。开采矿山布局不够合理，探采技术落后，资源消耗、浪费较大，矿山环境保护需进一步加强。
——区域之间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不平衡。西部地区和中部边远地区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差，生态环境脆弱,地质调查评价工作程度低，制约了资源开发。
——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市场化程度不高。探矿权采矿权市场体系有待进一步健全。矿产资源管理秩序需要继续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需要拓宽。
二、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目标与原则
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中国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矿产资源的需求总量将持续扩大。中国将加强矿产资源的调查、勘查、开发、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努力提高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中国将继续按照有序有偿、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要求，通过实施有效的矿产资源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矿产资源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中国二十一世纪初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总体目标是：
——提高矿产资源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保障能力。加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有效投入，扩大勘查开发的领域和深度，强化对矿产资源的保护，增加矿产资源的供应。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建立战略资源储备制度，对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矿产资源进行必要的储备，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和矿产品持续安全供应。
——促进矿山生态环境的改善。减少和控制矿产资源采选冶等生产环节对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和污染，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健全矿山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矿山生态环境防治的执法检查和监督。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矿山企业和全社会的资源环境保护意识。
——创造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运行规律，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调整和完善矿产资源政策，改善投资环境，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务，创造市场主体平等竞争和公开、有序、健全统一的市场环境。
实现以上目标，中国将继续坚持以下原则：
——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保护资源措施，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的关系。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加强矿产资源勘查，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资源，努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坚持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方向。在国家产业政策与规划的引导下，充分发挥市场在矿产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建立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资源优化配置机制。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总量的调控，培育和规范探矿权采矿权市场，促进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多元化和经营规范化，切实维护国家所有者和探矿权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坚持区域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统筹规划，正确处理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国有矿山企业与非国有矿山企业，以及规模开发与小矿开采之间的关系。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特别是优势矿产和国内紧缺矿产的勘查开发，支持矿业城市、老矿山寻找接替资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健康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发与照顾民族地区利益相结合。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加强对矿山环境的保护和恢复治理。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改善投资环境，鼓励和吸引国外投资者勘查开发中国矿产资源。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国际通行做法，开展矿产资源的国际合作，实现资源互补互利。
——坚持科技进步与创新。实施科技兴国战略，加强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勘查开发及综合利用、矿山环境污染防治等关键技术和成果的攻关和推广应用，加强新能源、新材料技术和海洋矿产资源开发等高新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加强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等基础研究。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一批掌握先进科学理论、有创新能力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科技队伍和人才，促进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由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的转变。
——坚持依法严格管理矿产资源。健全法制，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加强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监督管理。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秩序，促进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三、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
中国政府按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深化矿产资源勘查体制改革，实行公益性、基础性地质调查评价和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同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分开运行。1999年组建了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开展新一轮国土资源大调查，实施基础调查计划、矿产资源调查评价工程、资源调查与利用技术发展工程，重点开展地质工作程度较低地区的基础地质调查和矿产资源远景评价，特别是西部地区矿产资源潜力调查评价和短缺矿产资源的调查评价，为矿产资源规划和政府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提供地质矿产基础信息。国家出资的战略性矿产资源勘查工作拉动了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投资，一批成矿远景区成为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投资关注的热点。
中国政府鼓励并积极引导符合规划要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活动。鼓励在中西部地区、边远及少数民族地区等经济欠发达且具资源潜力的地区开展商业性矿产资源勘查。鼓励矿山企业在有市场需求和资源潜力的老矿山外围或深部开展商业性地质勘查工作，探寻新的接替资源。对以往由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矿产地，鼓励投资者通过公平竞争获取探矿权采矿权。鼓励开展石油、天然气、煤层气、低灰低硫煤、优质锰、铬、铜、铝、金、银、镍、钴、铂族金属、钾盐等矿产资源的商业性勘查。科学、合理开发地热、矿泉水和地下水资源，厉行节约，优水优用，防治污染。
中国将采取以下措施提高国内矿产资源的供应能力：
——加大能源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力度。中国煤炭资源丰富且居能源主体地位，但煤炭对大气环境污染严重，能源结构需进行某些调整。中国将充分利用煤炭资源和水能资源，发展以煤炭洗选加工、液化、气化等为主要内容的煤的洁净技术。煤炭开发在稳定东部地区生产规模的同时，将重点开发山西、陕西、内蒙古，合理开发西南地区，适当开发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的煤炭资源。加大煤层气开发力度。中国石油资源比较丰富，但和需求相比相对不足。解决油气供应不足的问题，将首先立足于开发利用国内的油气资源。西部地区已经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新疆塔里木、准噶尔，陕西、甘肃、宁夏、内蒙古、山西的鄂尔多斯和青海柴达木等盆地都有良好的开发前景。渤海海域也有重大发现。石油资源勘查开发，在深化东部、发展西部、加快海上的基础上，重点加强老油区的勘查工作，力争在新层系和地区取得新的发现，增加石油探明储量，保持合理的石油自给率。天然气勘探开发，以西气东输沿线的塔里木、鄂尔多斯、柴达木盆地和四川、重庆地区以及海上的东海盆地为重点，增加储量，提高产量，逐步改善中国能源结构。
——促进区域地质矿产勘查开发的合理布局。中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比较优势突出，分布集中，具备形成优势支柱产业的资源基础。全国已查明资源储量的158种矿产中，西部地区拥有138种。西部地区的煤炭、油气、钾盐、铬铁矿、稀土、磷、镍、钒、锰、铜、铝、锌等30余种矿产资源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建设力度加大，有助于把西部地区的资源及资源性产品迅速地和国内外市场连接起来，从而极大地改善矿产资源开发和矿产品入市的条件。中国政府鼓励以西部地区矿产资源集中区为重点，开展石油、天然气、煤层气、优质煤、铜、金、优质锰、钾盐、地下水等矿产资源的商业性勘查，推动西部地区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钾盐、磷等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深度加工，加快资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在中东部地区，重点挖掘矿产资源潜力，强化综合利用，拓展矿产资源加工产业链。根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标，开展钨、锡、锑、铅、锌、稀土等矿产资源的勘查。充分发挥中东部地区非金属矿产开发的区位、技术优势，提高非金属矿产的深加工水平和集约化利用程度，开拓新的应用领域，增强市场竞争力。同时，开展中东部地区老矿山接替资源的找矿工作。中国管辖海域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强海域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和其他矿产资源的研究，积极参与国际海底矿产资源的研究和勘查开发活动。
——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调整。中国矿产资源开采集约化、现代化程度偏低，需要优化结构、创新技术和加强管理。中国将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结构的调整步伐，增加产能，提高效益。通过矿山企业技术改造和机制转换，鼓励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中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应用成熟技术和高新技术，提高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水平。实行规模开发，提高集约化水平，淘汰落后、分散的采矿能力。依法清理关闭无证开采、污染环境、浪费资源、不具备安全办矿条件的矿山企业。通过市场和政策引导，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山企业集团。继续支持和帮助非国有矿山企业的发展。
——提高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中国已探明的矿产资源中有相当数量为品质较低、目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尚难利用的资源，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利用是解决中国矿产资源供应问题的一条重要途径。中国政府鼓励通过加强矿产资源集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矿山建设外部条件，利用高新技术，降低开发成本等措施，使经济可利用性差的资源加快转化为经济可利用的资源。开展资源综合利用是中国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一项重大技术经济政策。中国对矿产资源实行综合勘查、综合评价、综合开发、综合利用。鼓励和支持矿山企业开发利用低品位难选冶资源、替代资源和二次资源，扩大资源供应来源，降低生产成本；鼓励矿山企业开展“三废”（废渣、废气、废液）综合利用的科技攻关和技术改造；鼓励对废旧金属及二次资源的回收利用。积极开发非传统矿产资源。中国在1985年颁布实施《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1996年颁布实施《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并发布《资源综合利用目录》，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方面对矿产资源综合利用实行优惠政策，鼓励矿山企业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
——开展节能降耗。中国鼓励发展矿产品深加工技术，新能源、新材料技术，节能、节材、节水、降耗技术和工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核电，扩大利用洁净煤和煤层气，减少直接燃煤比重。发展新型金属、新型非金属及常规矿物原料的替代品，降低经济社会对常规矿物原料的依赖程度。
——建立战略矿产资源储备制度。国家根据矿产资源供需现状及现有国力，对重要战略资源分期分批纳入储备序列。
——逐步解决老矿山的资源接替问题。中国部分国有大中型矿山开采进入中晚期，接替资源不足。一些老矿山企业因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中国政府从政策上加大扶持力度，针对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特点，制定合理的财政、税收政策，为其生存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开展大型老矿山接替资源找矿工作，使部分老矿山摆脱资源枯竭的困境，延长其服务年限。
四、扩大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对外开放与合作
中国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参与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推进国内外资源、资本、信息、技术与市场的交流。
中国实行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政策。中国鼓励国内矿山企业与国际矿业公司合作，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引进先进技术，按照国际惯例经营运作。中国石油工业自1982年开始对外开放，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合作勘探开发油气资源，近年来开发范围逐步扩大，原油产量大幅度提高。目前，中国已参与境外油气资源开发。中国政府在进一步改善外商投资环境，扩大对外开放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已经或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进一步鼓励外商来华投资。中国于1999年8月发布《关于当前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的意见》，2000年6月发布《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2002年3月发布修改后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明确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鼓励外商投资企业技术创新，扩大国内采购；鼓励外商向中西部地区投资；进一步完善对外商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
——进一步完善油气资源勘查开发的对外合作。在油气矿产资源领域，中国政府一直实行一个“窗口”对外和以产品分成合同为基础的石油对外合作模式，已广为国外石油公司所接受。2001年9月，中国发布了修改后的《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和《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
——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发其他矿产资源。2000年10月，中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外商投资勘查开采非油气矿产资源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开放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允许外商在中国境内以独资或者与中方合作的方式进行风险勘探;对勘查作业区内发现的具有可采经济价值的矿产资源，保障其享有法定的优先采矿权；外商投资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可以依法转让；外商投资开采回收共(伴)生矿、利用尾矿、提高综合利用率、到西部地区勘查开采矿产资源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减免矿产资源补偿费优惠政策;外商独资或者与中方合资、合作开采《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鼓励类矿产资源的，免缴矿产资源补偿费五年；规定各级政府部门不得参与合资、合作办矿，不得对外商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不得乱检查、乱摊派，不得在法律、法规规定之外增加收费项目。
——进一步改善国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环境。中国政府信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议定书和有关承诺，在矿产资源管理领域，已经清理了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不一致的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外商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实行国民待遇。中央政府确保国家有关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在各地的统一实施，规范各级政府对外商投资办矿的管理行为。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透明度原则，修改了地质资料管理办法，放宽了公益性地质资料的范围，建立了公开的矿产资源信息服务系统，确保外商使用公益性地质资料。明晰、简化、规范了外商投资勘查开发矿产资源的审批程序。
——转变引进机制和经营方式。在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过程中，吸引外商勘查开发矿产资源，将从单纯强调吸引资金向引进资金、技术、现代化管理和优秀人才并重的方向转变，从单纯注重在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领域吸引外资向更多地发展矿业服务贸易领域的合资合作转变，从主要依靠对外借贷和外国直接投资向直接利用国际矿业资本市场的方式转变。
中国将继续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通过扩大矿产品国际贸易，实现矿产资源产品的余缺互补，促进矿产品对外贸易的发展。中国政府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制定统一的矿产品进出口政策，统一协调优势矿产品的出口和短缺矿产品的进口，调整矿产品进出口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鼓励深加工高附加值矿产品的出口和初级矿产品的进口。直接进口矿产品仍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利用国外矿产资源的主要方式。中国政府将逐步改变目前包括原油在内的矿产品现货贸易比重过大的状况，鼓励与国外公司签订长期供货合同，实施多元化、全方位的进口。对于钨、锡、锑、稀土、萤石、重晶石等中国传统优势矿产资源，将改善出口结构，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规范出口经营秩序，积极推进行业中介组织开展行业协调和自律，促进国内外矿产品贸易的健康发展。
中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参与矿产资源领域的国际合作，勘查、开发和利用国外矿产资源。按照国际惯例促进和保护境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投资，规范投资和经营行为。积极开展地质调查、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领域的对外合作，扩大双边和多边科技交流与合作。
五、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
勘查开发矿产资源会改变和影响矿区周围的生态环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在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实行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治理同步发展。中国已公布实施的法律法规，对矿山环境保护、污染防治、土地复垦作出了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并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强工作：
——继续坚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制度、土地复垦制度和排污收费制度。严格执行矿山建设与矿山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施工与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积极引导企业在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过程中实施清洁、安全生产。
——限制对生态环境有较大影响的矿产资源开发。在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生态脆弱的地区，严格控制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禁止在自然保护区、重要风景区和重要地质遗迹保护区内开采矿产资源;严格控制在生态功能保护区内开采矿产资源。严格禁止土法炼焦、金属冶炼、炼硫、炼矾等；限制新建、改建含硫量大于1.50%的煤矿，禁止新建含硫量大于3%的煤矿。限制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开采矿产资源，禁止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开采矿产资源。未经批准，不得在铁路、重要公路两侧一定距离以内开采矿产资源。
——新建矿产资源开发项目应当论证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采取生态环境保护措施，避免或减少对大气、水、耕地、草原、森林、海洋等的不利影响和破坏。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应当包括水土保护方案、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并按照规定报批。加强对矿山“三废”治理的监督管理,严格按国家规定标准控制废气排放,加大对矿山有毒有害废水污染物的监督治理和查处力度。
——加强矿山环境调查、监测和灾害防治。国家组织开展全国矿山生态环境调查评价。矿山企业加强在矿山开发过程中可能诱发灾害的调查、监测及预报预警，及时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并向当地政府主管部门提交监测报告。建立信息网络，做好防灾减灾预案，最大限度地避免突发性灾害发生。
——建立多元化的矿山环境保护投资机制。建立矿山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履约保证金制度，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确保矿山环境能够得到有效恢复和治理。对废弃矿山和老矿山，国家将在示范项目的基础上，加大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力度，并鼓励社会资金投入。对生产矿山，建立以矿山企业为主的环境治理投资机制。对新建矿山，由企业负担治理资金。
六、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中国矿产资源管理逐步得到加强，并走上法制化、规范化和科学化轨道。
——制定并逐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中国现已建立了以宪法为基础，由矿产资源法和相关法律法规构成的矿产资源法律体系。1982年以来，中国立法机关陆续颁布实施了矿产资源法、土地管理法、煤炭法、矿山安全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法律，中国政府发布实施了《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对外合作开采海洋石油资源条例》、《对外合作开采陆上石油资源条例》、《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管理规定》、《矿产资源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地质资料管理条例》等20多项配套法规和规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制定了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确立了中国矿产资源管理的基本法律制度，为实行依法行政、依法管矿、依法办矿提供了法律保障。
——深化矿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为不断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中国对矿产资源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转变并加强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政事分开。1950—1981年，矿产资源的管理职能由原地质部和有关工业管理部门分别承担，地质部门主要承担组织开展全国地质勘查、矿产资源储量管理和地质资料汇交管理的职能,有关工业管理部门负责管理矿产资源的开采活动。1982年地质部更名为地质矿产部，负责矿产资源开发监督管理和地质勘查行业管理。1988年和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时，进一步明确地质矿产部对地质矿产资源进行综合管理，对地质勘查工作进行行业管理，对地质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进行监督管理，以及对地质环境进行监测、评价和监督管理等四项基本职能。1996年1月成立全国矿产资源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维护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益。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将原国家计委和煤炭、冶金等有关工业部门的矿产资源管理职能转移到国土资源部，实现了全国矿产资源的统一管理。目前，全国90%以上的地(市)和80%以上的县建立了地矿行政管理机构。
——加强矿产资源规划管理。矿产资源规划是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利用的指导性文件，是实施宏观调控的依据。中国政府正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规划管理，完善规划体系，严格规划责任、规划审查、规划公告、规划修编、规划监督等制度，加强规划宣传，建立规划实施保障和信息反馈体系，确保规划目标的实现。
——改革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制度。中国宪法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同时矿产资源法又明确规定“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近年来，中国改革了探矿权采矿权管理制度，明确了探矿权、采矿权的财产权属性，确立了探矿权、采矿权的有偿取得和依法转让制度。确立了探矿权人优先取得勘查区内采矿权的法律制度，强化了探矿权、采矿权的排他性。改革了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审批和颁发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权限。探矿权采矿权可以通过招标、拍卖、挂牌等竞争的方式有偿取得。转让探矿权采矿权，应当遵循市场规则并得到政府部门的许可，依法办理转让手续。中国政府将继续按照产权明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的要求，培育和规范探矿权采矿权市场，加强对市场运行的监管。
——健全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中国的矿产资源法明确规定对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制度。中国政府自1994年起对采矿权人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从而结束了无偿开采矿产资源的历史。征收矿产资源补偿费(海上和陆上合作开采油气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体现了国家作为矿产资源所有者的权益，建立了促进矿产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经济激励机制。中国政府收取的矿产资源补偿费纳入国家预算，实行专项管理，主要用于矿产资源勘查。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采矿权人可以免缴或减缴矿产资源补偿费。中国政府规定从1998年起对探矿权人、采矿权人收取探矿权使用费、采矿权使用费和国家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价款、采矿权价款。对在西部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政府确定的边远贫困地区和海域从事符合条件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可以免缴或减缴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与价款。
——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秩序。良好的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是矿产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前提。1986年矿产资源法公布实施后，中国立法机关多次组织执法检查。1995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整顿，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矿产资源管理秩序趋于好转。今后，中国政府将继续加大执法监察力度，整顿和规范矿产资源管理秩序，加强安全生产监督，依法维护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权益和探矿权人、采矿权人的合法权益。
——提高政府部门的服务水平。改善服务方式，按照公开、透明、规范、高效的要求，实行政务公开。各级矿产资源管理部门的办事制度、审批事项、要件、标准和时限等，要向社会公告，接受社会监督。建立健全内部会审、窗口办文、行政责任追究等制度。建立公报制度，发布矿产资源储量、勘查开发情况，逐步向全社会公开地质资料信息。建立信息查询制度，使全社会都能够及时、方便、快捷地查询国家矿产资源规划、政策、法律法规、资源储量分类标准，查询勘查区块登记信息、采矿登记信息、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费率及缴纳方法等方面的信息。同时，大力应用信息技术，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中国愿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国际资源环境合作，与世界各国一道，为实现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携手奋进。
第二篇：《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
《中国的能源政策（2012）》白皮书（全文）
新华社北京１０月２４日电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２４日发表《中国的能源政策（２０１２）》白皮书。全文如下：
中国的能源政策（２０１２）（２０１２年１０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能源发展现状
二、能源发展政策和目标
三、全面推进能源节约
四、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五、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发展
六、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
七、加快推进能源科技进步
八、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九、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结束语
前 言
能源是支撑人类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在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能源始终是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能源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形成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以及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体系，能源普遍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居民生活用能条件极大改善。能源的发展，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保持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着诸多挑战。能源资源禀赋不高，煤炭、石油、天然气人均拥有量较低。能源消费总量近年来增长过快，保障能源供应压力增大。化石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为减少对能源资源的过度消耗，实现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不断加大节能减排力度，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逐年下降。中国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切实转变发展方式，着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依靠能源科技创新和体制创新，全面提升能源效率，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推动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努力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坚实的能源保障，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一、能源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工业快速增长，实现了煤炭、电力、石油天然气、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全面发展，为保障国民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作出重要贡献。
——供应保障能力显著增强。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到31.8亿吨标准煤，居世界第一。其中，原煤产量35.2亿吨，原油产量稳定在2亿吨，成品油产量2.7亿吨。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达到1031亿立方米。电力装机容量10.6亿千瓦，年发电量4.7万亿千瓦时。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较快。石油管线长度超过7万公里，天然气主干管线长度达到4万公里。电网基本实现全国互联，330千伏及以上输电线路长度17.9万公里。国家石油储备一期项目建成，能源应急保障能力不断增强。
——能源节约效果明显。中国大力推进能源节约。1981—2011年，中国能源消费以年均5.82％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0％的增长。2006—2011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累计下降20.7％，实现节能7.1亿吨标准煤。实施锅炉改造、电机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一系列节能改造工程，主要高耗能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不断缩小，新建的有色、建材、石化等重化工业项目能源利用效率基本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淘汰落后小火电机组8000万千瓦，每年可由此节约原煤6000多万吨。2011年，全国火电供电煤耗较2006年降低37 2 克标准煤／千瓦时，降幅达10％。
——非化石能源快速发展。中国积极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2011年，全国水电装机容量达到2.3亿千瓦，居世界第一。已投运核电机组15台、装机容量1254万千瓦，在建机组26台、装机容量2924万千瓦，在建规模居世界首位。风电并网装机容量达到4700万千瓦，居世界第一。光伏发电增长强劲，装机容量达到30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集热面积超过2亿平方米。积极开展沼气、地热能、潮汐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8％，每年减排二氧化碳6亿吨以上。
——科技水平迅速提高。建成了比较完善的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技术体系，复杂区块勘探开发、提高油气田采收率等技术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3000米深水钻井平台建造成功。千万吨炼油和百万吨乙烯装置实现自主设计和制造。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和自主知识产权的煤炭直接液化和煤制烯烃技术取得突破。全国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60％以上，井下600万吨综采成套装备全面推广。百万千瓦超超临界、大型空冷等大容量高参数机组得到广泛应用，70万千瓦水轮机组设计制造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基本具备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站自主设计、建造和运营能力，高温气冷堆、快堆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3兆瓦风电机组批量应用，6兆瓦风电机组成功下线。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太阳能光伏发电制造产业链，光伏电池年产量占全球产量的40％以上。特高压交直流输电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用能条件大为改善。积极推进民生能源工程建设，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与2006年相比，2011年中国人均一次能源消费量达到2.6吨标准煤，提高了31％；人均天然气消费量89.6立方米，提高了110％；人均用电量3493千瓦时，提高了60％。建成西气东输一线、二线工程，全国使用天然气人口超过1.8亿。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升级工程，累计投入5500多亿元人民币，使农村用电状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青藏联网工程建设成功，结束了西藏电网孤网运行的历史。推进无电地区电力建设，解决了3000多万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在北方高寒地区建设了7000万千瓦热电联产项目，解决了4000多万城市人口的供暖问题。
——环境保护成效突出。中国加快采煤沉陷区治理，建立并完善煤炭开发和 3 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2011年，原煤入选率达到52％，土地复垦率40％。加快建设燃煤电厂脱硫、脱硝设施，烟气脱硫机组占全国燃煤机组的比重达到90％左右。燃煤机组除尘设施安装率和废水排放达标率达到100％。加大煤层气(煤矿瓦斯)开发利用力度，抽采量达到114亿立方米，在全球率先实施了煤层气国家排放标准。五年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减排二氧化碳14.6亿吨。
——体制机制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能源领域投资主体实现多元化，民间投资不断发展壮大。煤炭生产和流通基本实现市场化。电力工业实现政企分开、厂网分离，监管体系初步建立。能源价格改革不断深化，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开展了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制定了风电与光伏发电标杆上网电价制度，建立了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等制度。加强能源法制建设，近年来新修订出台了《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以及《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等法律法规。
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生产国，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发展能源，能源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0％左右。中国能源的发展，不仅保障了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也对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能源需求会继续增长，能源供应保障任务更加艰巨。
——资源约束矛盾突出。中国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在世界上处于较低水平，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67％、5.4％和7.5％。虽然近年来中国能源消费增长较快，但目前人均能源消费水平还比较低，仅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未来能源消费还将大幅增长，资源约束不断加剧。
——能源效率有待提高。中国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有待改进。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不仅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能源密集型产业技术落后，第二产业特别是高耗能工业能源消耗比重过高，钢铁、有色、化工、建材四大高耗能行业用能占到全社会用能的40％左右。能源效率相对较低，单位增加值能耗较高。
——环境压力不断增大。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大量耕地被占用和破坏，水资源污染严重，二氧化碳、二氧化 4 硫、氮氧化物和有害重金属排放量大，臭氧及细颗粒物(PM2.5)等污染加剧。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化石能源在中国能源结构中仍占主体地位，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压力日益增大，迫切需要能源绿色转型。
——能源安全形势严峻。近年来能源对外依存度上升较快，特别是石油对外依存度从本世纪初的32％上升至目前的57％。石油海上运输安全风险加大，跨境油气管道安全运行问题不容忽视。国际能源市场价格波动增加了保障国内能源供应难度。能源储备规模较小，应急能力相对较弱，能源安全形势严峻。
——体制机制亟待改革。能源体制机制深层次矛盾不断积累，价格机制尚不完善，行业管理仍较薄弱，能源普遍服务水平亟待提高，体制机制约束已成为促进能源科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中国能源发展面临的这些问题，是由国际能源竞争格局、中国生产力水平以及所处发展阶段决定的，也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开发利用方式粗放、相关体制机制改革滞后密切相关。中国将大力推动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努力实现能源与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二、能源发展政策和目标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艰巨任务。维护能源资源长期稳定可持续利用，是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任务。中国能源必须走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安全有保障的发展道路，全面实现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和安全发展。
中国能源政策的基本内容是：坚持“节约优先、立足国内、多元发展、保护环境、科技创新、深化改革、国际合作、改善民生”的能源发展方针，推进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构建安全、稳定、经济、清洁的现代能源产业体系，努力以能源的可持续发展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节约优先。实施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努力构建节能型生产消费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消费模式转变，加快构建节能型国家和节约型社会。
——立足国内。立足国内资源优势和发展基础，着力增强能源供给保障能力，完善能源储备应急体系，合理控制对外依存度，提高能源安全保障水平。
——多元发展。着力提高清洁低碳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比重，大力推进煤 5 炭高效清洁利用，积极实施能源科学替代，加快优化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
——保护环境。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统筹能源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积极培育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能源发展模式。
——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科学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增强能源科技创新能力。依托重点能源工程，推动重大核心技术和关键装备自主创新，加快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
——深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统筹兼顾，标本兼治，加快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构建有利于促进能源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机制。
——国际合作。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大力拓展能源国际合作范围、渠道和方式，提升能源“走出去”和“引进来”水平，推动建立国际能源新秩序，努力实现合作共赢。
——改善民生。统筹城乡和区域能源发展，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尽快消除能源贫困，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用能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到2015年，中国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10年降低16％，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降低17％。
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5％左右，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为实现此目标不懈努力。
三、全面推进能源节约
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要实现能源资源永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节约能源的道路。
中国始终把节约能源放在优先位置。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就提出了“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发展方针。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2007年，发布《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实施“十大节能工程”，推动燃煤 6 工业锅炉(窑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节能，形成3.4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重点企业生产综合能耗等指标大幅下降，节约能源1.5亿吨标准煤。“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19.1％。
2011年，中国发布了《“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提出“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工作，把降低能源强度、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倒逼机制”，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强化工业、建筑、交通运输、公共机构以及城乡建设和消费领域用能管理，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优化产业结构。中国坚持把调整产业结构作为节约能源的战略重点。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加速淘汰高耗能、高排放落后产能。加快运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提高加工贸易准入门槛，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改善外贸结构，推动外贸发展从能源和劳动力密集型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转变。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形成先导性、支柱性产业。
——加强工业节能。工业用能占到中国能源消费的70％以上，工业是节约能源的重点领域。国家制定钢铁、石化、有色、建材等重点行业节能减排先进适用技术目录，淘汰落后的工艺、装备和产品，发展节能型、高附加值的产品和装备。建立完善重点行业单位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标准体系，强化节能评估审查制度。组织实施热电联产、工业副产煤气回收利用、企业能源管控中心建设、节能产业培育等重点节能工程，提升企业能源利用效率。
——实施建筑节能。国家大力发展绿色建筑，全面推进建筑节能。建立健全绿色建筑标准，推行绿色建筑评级与标识。推进既有建筑节能改造，实行公共建筑能耗限额和能效公示制度，建立建筑使用全寿命周期管理制度，严格建筑拆除管理。制定和实施公共机构节能规划，加强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推进北方采暖地区既有建筑供热计量和节能改造，实施“节能暖房”工程，改造供热老旧管网，实行供热计量收费和能耗定额管理。
——推进交通节能。全面推行公交优先发展战略，积极推进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合理引导绿色出行。实施世界先进水平的汽车燃料油耗量标准，推广应用节能环保型交通工具。加速淘汰老旧汽车、机车、船舶。优化交通运输结构，大力 7 发展绿色物流。提高铁路电气化比重，开展机场、码头、车站节能改造。积极推进新能源汽车研发与应用，科学规划和建设加气、充电等配套设施。
——倡导全民节能。加大节能教育与宣传，鼓励引导城乡居民形成绿色消费模式和生活方式，增强全民节约意识。严格执行公共机构节能标准和规范，发挥政府机关示范带头作用。动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积极开展小区、学校、政府机关、军营和企业的节能行动，努力建立全社会节能的长效机制。推广农业和农村节能减排，推进节能型住宅建设。
四、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推进能源多元清洁发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坚定不移地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到“十二五”末，非化石能源消费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11.4％，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比重达到30％。
——积极发展水电。中国水能资源蕴藏丰富，技术可开发量5.42亿千瓦，居世界第一。按发电量计算，中国目前的水电开发程度不到30％，仍有较大的开发潜力。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的目标，一半以上需要依靠水电来完成。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移民安置的前提下，中国将积极发展水电，把水电开发与促进当地就业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切实做到“开发一方资源，发展一方经济，改善一方环境，造福一方百姓”。完善水电移民安置政策，健全利益共享机制。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环境影响评价，严格落实已建水电站的生态保护措施，提高水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和生态环境效益。做好水电开发流域规划，加快重点流域大型水电站建设，因地制宜开发中小河流水能资源，科学规划建设抽水蓄能电站。到2015年，中国水电装机容量将达到2.9亿千瓦。
——安全高效发展核电。核电是一种清洁、高效、优质的现代能源。发展核电对优化能源结构、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中国核电发电量仅占总发电量的1.8％，远远低于14％的世界平均水平。核安全是核电发展的生命线。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中国对境内核电厂开展了全面、严格的综合安全检查。检查结果表明，中国核电安全是有保障的，在运核电机组20年来从未发生过2 8 级及以上核安全事件(事故)，主要运行参数好于世界平均值，部分指标进入国际先进行列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继续坚持科学理性的核安全理念，把“安全第一”的原则严格落实到核电规划、选址、研发、设计、建造、运营、退役等全过程。制定和完善核电法规体系。健全和优化核电安全管理机制，从严设置准入门槛，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完善核电监管体系，加强在建及运行核电厂的安全监督检查和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建立健全国家核事故应急机制，提高应急能力。加大核电科技创新投入，推广应用先进核电技术，提高核电装备水平，重视核电人才培养。到2015年，中国运行核电装机容量将达到4000万千瓦。
——有效发展风电。风电是现阶段最具规模化开发和市场化利用条件的非水可再生能源。中国是世界上风电发展最快的国家，“十二五”时期，坚持集中开发与分散发展并举，优化风电开发布局。有序推进西北、华北、东北风能资源丰富地区风电建设，加快分散风能资源的开发利用。稳步发展海上风电。完善风电设备标准和产业监测体系。鼓励风电设备企业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加快风电产业技术升级。通过加强电网建设、改进电网调度水平、提高风电设备性能、加强风电预测预报等途径，提高电力系统消纳风电的能力。到2015年，中国风电装机将突破1亿千瓦，其中海上风电装机达到500万千瓦。
——积极利用太阳能。中国太阳能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十二五”时期，中国坚持集中开发与分布式利用相结合，推进太阳能多元化利用。在青海、新疆、甘肃、内蒙古等太阳能资源丰富、具有荒漠和闲散土地资源的地区，以增加当地电力供应为目的，建设大型并网光伏电站和太阳能热发电项目。鼓励在中东部地区建设与建筑结合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加大太阳能热水器普及力度，鼓励太阳能集中供热水、太阳能采暖和制冷、太阳能中高温工业应用。在农村、边疆和小城镇推广使用太阳能热水器、太阳灶和太阳房。到2015年，中国将建成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2100万千瓦以上，太阳能集热面积达到4亿平方米。
——开发利用生物质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中国坚持“统筹兼顾、因地制宜、综合利用、有序发展”的原则，发展生物质能等其他可再生能源。在粮棉主产区，有序发展以农作物秸秆、粮食加工剩余物和蔗渣等为燃料的生物质发电。在林木资源丰富地区，适度发展林木生物质发电。发展城市垃圾焚烧和填埋气发电。在 9 具备条件的地区推进沼气等生物质供气工程。因地制宜建设生物质成型燃料生产基地。发展生物柴油，开展纤维素乙醇产业示范。在保护地下水资源的前提下，推广地热能高效利用技术。加强对潮汐能、波浪能、干热岩发电等开发利用技术的跟踪和研发。
——促进清洁能源分布式利用。中国坚持“自用为主、富余上网、因地制宜、有序推进”的原则，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在能源负荷中心，加快建设天然气分布式能源系统。以城市、工业园区等能源消费中心为重点，大力推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技术应用。因地制宜在农村、林区、海岛推进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建设。制定分布式能源标准，完善分布式能源上网电价形成机制和政策，努力实现分布式发电直供及无歧视、无障碍接入电网。“十二五”期间建设1000个左右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项目，以及10个左右各类典型特征的分布式能源示范区域。
五、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仍将是能源供应的主体，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统筹化石能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加快建设先进生产能力，淘汰落后产能，大力推动化石能源清洁发展，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实现节能减排。
——安全高效开发煤炭。中国煤炭工业坚持科学布局、集约开发、安全生产、高效利用、保护环境的发展方针。按照控制东部、稳定中部、发展西部的原则，推进陕北、黄陇、神东等14个大型煤炭基地建设。实施煤炭资源整合和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发展大型煤炭企业集团。优先建设大型现代化露天煤矿和特大型矿井。实施煤矿升级改造和淘汰落后产能，提高采煤机械化程度和安全生产水平。大力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加大煤炭洗选比重，合理开发煤炭共伴生资源。按照能源密集、技术密集、资金密集、长产业链、高附加值的发展导向，有序建设煤炭深加工升级示范工程。鼓励建设低热值煤炭清洁利用和加工转化项目。加强煤炭矿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做好采煤沉陷区和影响区的生态综合治理、土地复垦等工作。
——清洁高效发展火电。中国坚持低碳、清洁、高效的原则，大力发展绿色火电。鼓励煤电一体化开发，稳步推进大型煤电基地建设。积极应用超临界、超超临界等先进发电技术，建设清洁高效燃煤机组和节能环保电厂。继续淘汰能耗 10 高、污染重的小火电机组。严格控制燃煤电厂污染物排放，新建煤电机组同步安装除尘、脱硫、脱硝设施，加快既有电厂烟气除尘、脱硫、脱硝改造。鼓励在大中型城市和工业园区等热负荷集中的地区建设热电联产机组。在条件适宜的地区，合理建设燃气蒸汽联合循环调峰机组，积极推广天然气热电冷联供。严格控制在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新增除“上大压小”和热电联产之外的燃煤机组。加强火电厂节水技术的推广应用。开展整体煤气化联合循环发电，以及碳捕捉与利用封存等技术应用示范项目。
——加大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中国将继续实行油气并举的方针，稳定东部、加快西部、发展南方、开拓海域。推进原油增储稳产，稳步推进塔里木盆地、鄂尔多斯盆地等重点石油规模生产区勘探开发。加强老油田稳产改造，提高采收率。加快天然气发展，加大中西部地区主力气田产能建设，抓好主力气田增产，推进海上油气田勘探开发，逐步提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优化炼油工业布局，建设若干大型炼化基地，形成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炼油集聚区，实现上下游一体化、炼油化工一体化、炼油储备一体化集约发展。
——积极推进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加快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是增强中国能源供应保障能力的重要手段。中国将加快煤层气勘探开发，增加探明地质储量，推进沁水盆地、鄂尔多斯盆地东缘等煤层气产业化基地建设。加快页岩气勘探开发，优选一批页岩气远景区和有利目标区。加快攻克页岩气勘探开发核心技术，建立页岩气勘探开发新机制，落实产业鼓励政策，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实现到2015年全国产量达到65亿立方米的总体目标，为页岩气未来的快速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加大页岩油、油砂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
——加强能源储运设施建设。综合考虑目标市场，产业布局调整，煤电、风电、核电、天然气发电、抽水蓄能等电源点建设和进口能源，以及资源地的水和生态环境承载力等因素，统筹谋划能源输送通道建设。加快既有铁路干线扩能改造和新建铁路煤运通道建设，提高煤炭跨区运输能力，建设配套港口码头。进一步扩大西电东送、北电南送规模，完善区域主干电网，发展特高压等先进输电技术，提高电网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加强原油、成品油和天然气主干管网建设，提高油气管输比例，完善区域运输网络，建设沿海大型油气接卸站。严格落实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律法规，确保油气管道安全运行。统筹资源储备和国家储备、11 商业储备，加强应急保障能力建设，完善原油、成品油、天然气和煤炭储备体系。提高天然气调峰能力。建立健全煤炭调峰储备。
六、提高能源普遍服务水平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能源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统筹城乡能源协调发展，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广大农村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用能条件，提高能源基本服务均等化水平，让能源发展成果更多地惠及全体人民。
——解决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增加财政投入，通过扩大电网覆盖面和发展分散式可再生能源，着力解决西藏、新疆、青海、云南、四川、内蒙古等省区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在无电人口集中地区，建立并完善承担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电力普遍服务体系。2015年前基本解决无电人口的用电问题。
——大力推进农村能源建设。加强农村能源建设，对改善农村民生，发展现代农业意义重大。坚持“因地制宜、多能互补、综合利用、注重实效”的原则，加强农村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农村能源管理和服务体系。推进农村电网建设和改造，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用电条件，建设安全可靠、节能环保、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的新型农村电网。大力发展农村可再生能源，因地制宜开展绿色能源示范工程，到2015年建成200个绿色能源示范县、1000个太阳能示范村。实施农村水电增效扩容改造，加强水电新农村电气化县和小水电代燃料工程建设。推广应用太阳能热水器。
——加强边疆地区能源建设。改革开放以来，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进步，用能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但与中东部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国家对边疆地区将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加强这些地区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能源工程建设，积极支持西藏、新疆跨越式发展。加快推进西藏、新疆和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藏区电网建设，扩大电网覆盖面，提高供电可靠性。制定和实施西藏能源发展规划，加大电力援藏资金支持，“十二五”期间直接援助资金将超过9亿元人民币。加快“气化南疆”、“气化北疆”等民生能源工程，继续加强新疆与西北电网联网工程建设，推进“疆电外送”能源大通道建设，尽快将新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在偏远农牧区建设一批太阳能发电、风光互补电站等新能源设施，提高农牧民生活质量。
——改善城镇居民生活用能条件。加强城镇电网改造和升级，提高供电质量和可靠性。做好电力供应保障，优先确保居民生活用电。加快发展天然气，建设和完善城市供气管网，让更多的居民用上天然气。在北方采暖城市，因地制宜发展热电联产机组，进一步改善居民供暖条件。
七、加快推进能源科技进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科技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能源科技进步在促进节能减排、优化能源结构、保证能源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能源科技水平仍存在较大差距，自主创新的基础比较薄弱，核心和关键技术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一些关键技术和装备依赖于国外引进。中国将更加重视科技创新，加快建设和完善适合中国特点的、产学研一体化的能源科技创新体系。2011年，中国发布《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这一首部能源科技专项规划，确定了勘探与开采、加工与转化、发电与输配电、新能源等四大重点技术领域，全面部署建设“重大技术研究、重大技术装备、重大示范工程及技术创新平台”四位一体的国家能源科技创新体系。
——加强能源科学技术研发。在地质、材料、环境、能源动力和信息与控制等基础科学领域，超前部署一批对能源发展具有战略先导性作用的前沿技术攻关项目，争取在能源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突破。依托行业骨干企业和科研院所，以应用为导向，鼓励开展煤矿高效集约开采、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高效清洁发电、海上风电、太阳能热发电、先进油气储运、大容量高效率远距离输电等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应用。继续实施“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两个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增强能源领域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推进能源装备技术进步。依托重大技术装备工程，加强技术攻关，完善综合配套，建立健全能源装备标准、检测和认证体系，提高重大能源装备设计、制造和系统集成能力。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体系，重点推进大功率高参数超超临界机组、燃气轮机、三代核电、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组、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等关键设备技术进步，积极推广应用先进技术装备。加强对能源装备产业的规划引导，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实施重大科技示范工程。围绕能源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转型升级，在大型先进压水堆、高温气冷堆、煤层气开发利用、页岩气勘探开发、煤炭深加工、储能、智能电网等领域，加大资金、技术、政策支持力度，建设重大示范工程，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完善能源技术创新体系。依托大型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在煤炭资源勘探、煤层气开发利用、页岩气勘探开发、海洋工程装备、大型清洁高效发电设备、智能电网技术、先进核反应堆技术等领域，继续建设一批国家能源技术创新平台，加强自主研发和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国家对技术创新平台的支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主体作用，做好创新成果的推广应用。引导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的科研力量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更好地实现产学研有机结合。完善科技评价和奖励制度，建立和完善能源创新人才的培养体系和激励机制。
八、深化能源体制改革
改革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中国将坚定地推进能源领域改革，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加快构建有利于能源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改善能源发展环境，推进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加快能源法制建设。完善能源法律制度，为规范能源市场、保护生态环境、维护能源安全提供法律保障。中国高度重视并继续积极推进能源法律制度建设，目前正在研究论证制定能源法以及石油储备、海洋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核电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法规，修改完善《煤炭法》、《电力法》等现行法律法规，推进石油天然气、原子能等领域的立法工作。
——完善市场体制机制。中国积极推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凡是列入国家能源规划的项目，除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以外，均向民间资本开放。鼓励民间资本参与能源资源勘探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管网建设、电力建设，鼓励民间资本发展煤炭加工转化和炼油产业，继续支持民间资本全面进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产业。加强和规范煤炭勘探开发权管理，逐步取消重点合同煤和市场煤价格双轨制，完善煤炭与煤层气协调发展机制。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稳步开展输配分开试点。积极推进电价改革，逐步形成发电和售电价格由市场决定、输配电价由政府制定的价格机制。理顺煤电价格关系。探索建立可再生能源配额交易等制度。成功实施成品油价税费联动改革，运用税收手段合理 14 引导能源消费。不断完善理顺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开展天然气价格形成机制改革试点。完善能源市场体系，发展现货、长期合约、期货等交易形式。
——加强能源行业管理。提高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促进能源行业科学发展，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必须加强能源行业管理。重视能源发展的战略谋划和宏观调控，综合运用规划、政策、标准等手段实施行业管理。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干预，简化行政审批事项。加强对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建立公开、公平、科学、有效的监管体系。加强能源统计预测管理，健全能源统计、监测和预测预警体系。
九、加强能源国际合作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中国在能源发展方面与世界联系日益紧密。中国的能源发展，不仅保障了本国经济社会发展，也为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和保持全球市场稳定作出了贡献。
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中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在双边合作方面，中国与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能源对话与合作机制，在油气、煤炭、电力、可再生能源、科技装备和能源政策等领域加强对话、交流与合作。在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能源工作组、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世界能源理事会、国际能源论坛等组织和机制的正式成员或重要参与方，是能源宪章的观察员国，与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等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在国际能源合作中，中国既承担着广泛的国际义务，也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在能源领域坚持对外开放，不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保障投资者合法权益。中国先后出台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优势产业目录》等政策文件。中国鼓励外商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开展页岩气、煤层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勘探开发。鼓励投资建设新能源电站、以发电为主的水电站和采用洁净燃烧技术的电站，以及中方控股的核电站。鼓励跨国能源公司在华设立研发中心。
中国能源企业遵循平等互惠、互利双赢的原则，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参与境外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能源工程技术服务合作。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合作 15 开发的能源资源，90％以上都在当地销售，增加了全球能源市场供应，促进了供应渠道的多元化。中国能源企业在对外投资合作时，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实现自我发展的同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能源贸易仍将是中国利用国外能源的主要方式。中国将按照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完善公平贸易政策，开展能源进出口贸易，优化贸易结构。综合运用期货贸易、长协贸易、转口贸易、易货贸易等方式，推进贸易方式多元化。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与合作，共同应对国际货币体系、过度投机、垄断经营等因素对能源市场的影响，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及价格的稳定。
能源问题关系国计民生，关系人类福祉。为了减少能源资源问题带来的纷争和不平等，实现世界经济平稳有序发展，推动经济全球化向着均衡、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需要国际社会树立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为了共同维护全球能源安全，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着重在以下三个方面作出努力：
——加强对话与交流。加强能源出口国、消费国和中转国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是开展能源国际合作的基础。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密切双多边关系，加强在提高能效、节能环保、能源管理、能源政策等方面的对话交流，完善国际能源市场监测和应急机制，深化在信息交流、人员培训、协调行动等方面的合作。
——开展能源务实合作。各国应秉持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原则，开展国际能源资源勘探开发互利合作，丰富和完善合作机制与手段，增加全球能源供应，促进供应渠道的多元化。共同稳定大宗能源产品价格，保障各国用能需求，维护能源市场正常秩序。发达国家应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转移清洁高效能源技术，共同推动全球绿色发展。国际社会应携手努力，帮助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能源贫困，扩大能源服务，促进可持续发展。
——共同维护世界能源安全。公平合理的国际能源治理机制是维护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重要条件。各国应加强合作，共同维护能源生产国和输送国，特别是中东等产油国地区的局势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安全和畅通，减少地缘政治纷 16 争对全球能源供应的干扰。通过对话与协商的方式，解决重大国际能源问题，不应把能源问题政治化，避免动辄诉诸武力，甚至引发对抗。结 束 语
能源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和富民强国的重要物质基础。中国将努力解决好能源问题，坚定不移地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
今后一段时期，中国仍将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能源需求还会增加。作为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立足国内增加能源供给，稳步提高供给能力，满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能源的需求。
能源安全是全球性问题，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能离开国际合作而获得能源安全保障。中国能源发展取得的成就，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密不可分。中国未来的能源发展更需要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有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走能源可持续发展道路，这是人类能源发展史上新的探索和实践。中国过去不曾、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对世界能源安全构成威胁。中国将在平等互惠、互利共赢的原则下，进一步加强与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国际能源组织的合作，共同推动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及价格的稳定，确保国际能源通道的安全和畅通，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应有贡献。
第三篇：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
中国对外贸易白皮书(全文)中国的对外贸易
(2011年12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结束语
前言
和平、发展、合作是当今世界潮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各国开展经贸合作。经过多年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经济最为活跃、增长最快的部分之一，中国也成为跻身世界前列的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将中国与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促进了世界的繁荣与进步。
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年来，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对外贸易的活力进一步增强。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发表白皮书，对中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作一系统介绍。
一、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逐步开展对外经济贸易交流，但受到当时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制约，对外贸易发展相对缓慢。
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中国加快现代化建设、改变落后面貌、促进经济发展和提高综合国力的重要途径。30多年来，中国利用世界经济较长时期繁荣、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机遇，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利用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国内产业，在全面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中，实现了对外贸易的跨越式发展。
--货物贸易总量跻身世界前列。1978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29740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了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总额15778亿美元，年均增长17.2%；进口总额13962亿美元，年均增长16.4%。中国出口总额和进口总额占世界货物出口和进口的比重分别提高到10.4%和9.1%，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
--货物贸易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了由初级产品为主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到90年代实现了由轻纺产品为主向机电产品为主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以电子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不断扩大。外贸经营主体除了国有企业外，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等，后二者的进出口总额目前均已超过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中国加工贸易蓬勃发展，成为外贸的半壁江山。在中国外贸发展中，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进出口市场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全方位发展对外贸易，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贸易伙伴已经由1978年的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到目前的231个国家和地区。欧盟、美国、东盟、日本、金砖国家等成为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新世纪以来，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持续较快增长。2005年至2010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占中国货物贸易比重由9.2%提高到9.8%，与其他金砖国家货物贸易所占比重由4.9%提高到6.9%，与拉丁美洲和非洲货物贸易所占比重分别由3.5%和2.8%提高到6.2%和4.3%。
--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服务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规模迅速扩大，结构逐步优化，排名也进入世界前列。旅游、运输等领域的服务贸易增势平稳，建筑、通讯、保险、金融、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咨询等领域的跨境服务以及承接服务外包快速增长。2001年至2010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不含政府服务)从719亿美元增加到3624亿美元，增长了4倍多。中国服务贸易出口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中的比重从2.4%提高到4.6%，2010年达1702亿美元，从世界第12位上升到第4位；服务贸易进口比重从2.6%提高到5.5%，2010年达1922亿美元，从世界第10位上升到第3位。
对外贸易发展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引进先进
技术、设备和管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极大促进了中国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了企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壮大使中国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加快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对外贸易直接带动就业人口超过8000万，其中60%以上来自农村，就业者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显著改善。对外贸易与国内投资、消费一起，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引擎。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性进步是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前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资金、技术、产品、市场、资源、劳动力等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和配置更加活跃。以信息、通讯为主导的科学技术进步使生产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国际产业转移不断深化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和各国之间加强合作等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历史性机遇。中国政府顺应时代潮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合理有效利用外资，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促进了国际产业链分工的深化，为对外贸易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个进程中，外国企业尤其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中国获得大量投资机会，其拥有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和销售渠道等要素实现增值，分享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经济全球化，得益于坚持走互利合作共赢道路。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也离不开中国。
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与世界贸易强国相比，中国出口产业仍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资源、能源等要素投入和环境成本还比较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些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相对较弱等。实现由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进程，还需要付出艰苦努力。
二、中国外贸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和国家统负盈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体制经历了由指令性计划管理到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由经营权高度垄断到全面放开、由企业吃国家“大锅饭”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的转变。在中国争取恢复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地位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外贸体制逐步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建立起统一、开放、符合多边贸易规则的对外贸易制度。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贸体制改革主要是改革单一计划管理体制，下放外贸管理权和经营权，实行外汇留成制度并建立外汇调剂市场。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使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新的经营主体进入外贸领域，打破了国有外贸企业的垄断。此后，中国推行了外贸经营承包制，用指导性计划逐步取代指令性计划。按照国际贸易通行规则，建立了出口退税制度。1992年10月，中国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根据这一目标，对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和外汇体制进行了全面改革。1994年1月，中国政府取消对出口的所有财政补贴，进出口企业转变为完全自负盈亏。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市场调剂汇率并轨，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外贸经营领域进行了企业股份化和进出口代理制试点。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正式颁布实施，确立了维护公平、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等原则，奠定了对外贸易的基本法律制度。1996年12月，中国实现了人民币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与此同时，中国多次大幅度自主降低关税，减少配额和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这些改革使中国初步建立起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充分发挥汇率、税收、关税、金融等经济杠杆作用的外贸管理体制和调控体系。
2001年12月11日，历经16年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第143个成员。根据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中国扩大了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投资便利化。在履行承诺过程中，中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外贸法律法规体系，减少贸易壁垒和行政干预，理顺政府在外贸管理中的职责，促进政府行为更加公开、公正和透明，推动开放型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加快对外经济贸易法制化建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集中清理了2300多部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对其中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分别予以废止或修订。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减少和规范了行政许可程序，建立健全了贸易促进、贸易救济法律体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对与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进行了修改，基本形成了体系完整、符合中国国情、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
--进一步降低关税，削减非关税措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中国进口商品关税总水平从2001年的15.3%逐步降低到2005年的9.9%。到2005年1月，中国绝大多数关税削减承诺执行完毕。根据承诺，中国自2005年1月起全部取消对424个税号产品的进口配额、进口许可证和特定招标等非关税措施，仅仅保留了依据国际公约以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下为保证生命安全、保护环境实施进口管制产品的许可证管理。2010年，中国关税总水平已经降至9.8%，其中农产品平均税率降至15.2%，工业品平均税率降至8.9%。关税约束率自2005年起一直维持在100%。
--全面放开外贸经营权。根据2004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自2004年7月起，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外贸经营权由审批制改为备案登记制，所有对外贸易经营者均可以依法从事对外贸易。取消外贸经营权审批促进了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多元化外贸经营格局的形成。在国有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持续增长的同时，民营企业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进出口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经营主体。2010年，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民营企业进出口分别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0.9%、53.8%和25.3%。
--进一步扩大服务市场开放。中国认真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为境外服务商提供了包括金融、电信、建筑、分销、物流、旅游、教育等在内的广泛的市场准入机会。在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分类的160个分部门中，中国开放了100个，开放范围已经接近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2010年，中国服务业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3905家，实际利用外资487亿美元，占全国非金融领域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分别为50.7%和46.1%。
--营造更为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国通过建立、完善公平贸易法律制度和执法、监督机制，遏制与打击对外贸易经营中的侵权、倾销、走私、扰乱市场秩序等不公平贸易行为，努力为境内外企业提供一个宽松、公平、稳定的市场环境。中国政府依据国内法律和国际贸易规则，加强预警监测，同时利用贸易救济和反垄断调查等措施，对贸易伙伴的不公平贸易行为予以纠正，维护国内产业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一起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严格遵守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定，在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时平等地对待境内外产品，促进了境内外企业的公平竞争。
截至201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所有承诺全部履行完毕。中国认真履行承诺的实际行动得到世界贸易组织大多数成员的肯定。2006年、2008年和2010年，中国政府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三次贸易政策审议。世界贸易组织所倡导的非歧视、透明度、公平竞争等基本原则已经融入中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制度。市场意识、开放意识、公平竞争意识、法治精神和知识产权观念等在中国更加深入人心，推动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
三、中国外贸发展对世界的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提高了13亿多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使中国经济成为世界经济一部分，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向有利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最近10多年来，中国与其他新兴经济体一起，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日益重要的力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比2001年增长4.6万亿美元，占同期世界经济总值增量的14.7%。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值的比重增加至9.3%。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9年，中国出口量和进口量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和15%，远远高于同期世界贸易总量3%的年均增长速度。
中国对外贸易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率先趋稳，促进了全球经济复苏。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及时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稳定进出口规模。2009年，世界货物贸易进口量下降12.8%，中国进口量增长2.9%，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增长的国家。中国因素支撑了许多受危机冲击国家的出口，刺激了全球大宗商品市场需求，提振了人们的信心，对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起到巨大拉动作用。世界贸易组织在对中国进行第三次贸易政策审议时指出，应对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刺激全球需求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提高了中国与贸易伙伴的国民福利。随着加速融入世界分工体系，中国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较强的产业配套和加工制造能力、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逐渐发展成为世界工业品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为世界各国和地区提供了物美价廉的商品，满足了国际市场多种多样的需求。中国在全球制造业环节的规模经济优势和加工成本优势，部分地消化了上游生产要素的价格上涨，起到了抑制全球通货膨胀、提高贸易伙伴消费者实际购买力的作用。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广阔市场。2001年以来，中国货物进口总额扩大了约5倍，年均增长约20%，中国迅速扩张的进口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为贸易伙伴扩大出口创造了巨大市场空间。目前中国已经是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巴西、南非等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是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是美国和印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内需持续增长，不断扩大和开放的市场将为贸易伙伴提供越来越多的发展机会。
中国是对最不发达国家开放市场程度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截至2010年7月，中国已经对36个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原产的4700多个税目商品实施进口零关税，约占全部税则税目的60%。中国已承诺将继续扩大对已建交最不发达国家的给惠范围，使实施零关税商品达到全部税则税目的97%。零关税措施促进了最不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出口。自2008年以来，中国一直是最不发达国家第一大出口市场。2010年，中国自最不发达国家的货物进口总额比上年增长58%，约占这些国家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全面参与并推动了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中国政府积极倡导以“均衡、普惠、共赢”作为多边贸易体制改革的目标，努力推动建立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贸易新秩序。作为迅速成长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积极参与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多哈回合谈判等国际对话和合作机制，努力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及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加强与新兴国家在经济、金融、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公正、合理、共赢的方向发展。
中国严格履行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义务。中国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一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坚决反对此类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中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对裂变、聚变物质或者衍生此类物质的货物、技术进出口，以及与武器、弹药或者其他军用物资有关的进出口采取必要的限制措施。中国认真遵守有关出口管制的国际公约，履行防扩散承诺，为国际和平与地区稳定作出了积极努力。近年来，中国政府广泛采纳国际通行规范和做法，形成了一整套涵盖核、生物、化学和导弹等敏感物项和技术的完备的出口管制体系，为更好地实现防扩散目标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
四、促进对外贸易基本平衡增长
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是顺差还是逆差，主要由其经济结构以及产品或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决定。中国并不刻意追求对外贸易的顺差。中国服务贸易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一定逆差。中国货物贸易在1990年以前多数年份都是逆差。1990年以后，随着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工业制成品竞争力增强，出口增长速度超过进口，中国的货物贸易由总体逆差转变为总体顺差。2005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并持续4年大幅攀升。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达到2981亿美元历史高点，此后逐渐收窄。2009年和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957亿美元和1816亿美元，比上年分别下降34.4%和7.2%。2010年，中国货物贸易顺差占进出口总额的6.1%，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1%。在全球贸易差额(顺差或逆差)最大的9个国家中，中国的这两个比值并不处在偏高水平。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反映了现阶段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中国目前在工业制成品加工组装环节具有较大优势，是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美国、欧盟等是最主要的终端消费市场。由于大量劳动密集型加工组装环节由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等转移到中国，这些国家和地区原来对美、欧的顺差也转移到中国。其结果是，目前中国货物贸易顺差主要存在于中美贸易、中欧贸易之间，而中国与日本、韩国、东盟等工业中间品主要生产国则长期存在贸易逆差。2010年，中国对美国、欧盟的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428亿美元，对日本、韩国及东盟的货物贸易逆差共计1416亿美元；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货物贸易逆差860亿美元。中国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需要大量进口初级产品，因此与一些初级产品出口国的货物贸易呈现逆差。正是现阶段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的水平和地位不同，所以中国货物贸易存在着大量顺差，而服务贸易则长期逆差。
中国的货物贸易顺差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企业和加工贸易。在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过程中，由于分工的细化和规模经济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由跨国公司主导，是基于价值链分工的产业内贸易或加工贸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主要由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的加工贸易在中国货物贸易中的比重都保持在50%左右。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是中国货物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2009年和2010年，外商投资企业货物贸易顺差分别为1270亿美元和1243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货物贸易顺差总额的64.8%和68.4%，加工贸易顺差分别高达2646亿美元和3229亿美元，大大高于同期中国顺差总额。在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和加工贸易存在大量顺差的同时，国有企业进出口、一般贸易和其他贸易方式则存在逆差。
发达国家对部分高新技术贸易设限也影响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的贸易平衡。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对发达国家的先进设备和高新技术有着较大的进口需求。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却仍然坚持旧有思维，对向中国出口高端装备和高新技术产品设置了诸多限制，导致其相关产品对中国出口增长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国自这些国家的进口，不利于双边贸易的平衡。
中国货物贸易由逆差转变为顺差改善了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增强了中国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但是顺差急剧扩大也给中国经济带来困扰。出口结汇人民币大量投放增加了宏观经济调控的难度和复杂性。货物贸易顺差急剧扩大还使得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摩擦增多，对人民币形成了持续和较大的升值压力。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不平衡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抑制顺差过快增长。第一，积极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扩大内需，尤其是增加改善民生投资，刺激居民消费增长。第二，出台一系列扩大进口政策，简化进口管理和进口付汇手续，降低部分商品进口暂定税率，完善进口促进体系，提高进口便利化程度。第三，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先后降低或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的出口退税。第四，修改加工贸易禁止类和限制类目录，扩大禁止类的范围，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第五，改变自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人民币兑美元变动区间收窄的状况，从2005年7月21日起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自2005年7月汇率机制改革至2011年8月末，人民币兑美元名义汇率升值了约30%。
中国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增长的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货物贸易顺差自2009年以来持续减少，顺差与进出口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自2008年起逐渐下降，对外贸易正在趋于平衡。中国的这些努力既是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推动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和再平衡的具体行动。
五、构建全方位互利合作经贸关系
中国的对外贸易是全方位发展的对外贸易。中国坚持不分大小、贫富，与所有贸易伙伴发展务实合作和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
中国与发达国家贸易持续稳定增长，实现了优势互补和互惠互利。中国与欧盟贸易近年来稳步发展。欧盟对中国出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其中技术领先的机械、电子产品、运输车辆、成套设备、核心零部件和精密元器件等在中国市场颇具竞争力。中国与美国贸易有着坚实的发展基础。中国出口丰富多样的消费品适应了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同时不断扩大自美国的电子、航空、生物、医药、农产品以及服务贸易进口，也满足了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中国与日本贸易具有地缘相近的有利条件。中日贸易促进了两国产业的持续合作和进步，也带动了东亚区域经济分工与合作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贸易及投资合作均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国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增长强劲，发展潜力巨大。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全面实施，90%的商品实现零关税，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东盟双边贸易迅速增长。中国与东盟各自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商品自由进入对方市场，适应了双方多方面的需求。中国与韩国贸易保持持续稳定增长，两国相互投资和经济合作领域十分宽广。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近年来快速增长，带动了各自优势产业的强劲发展，显示了新兴经济市场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近年来，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贸易也以较快速度增长，与阿拉伯国家源远流长的贸易进一步发展，与拉美国家经济贸易合作领域不断拓宽，与非洲国家的贸易充分发挥双方资源条件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优势，促进了各自发展。
中国十分重视双边和区域经贸合作的机制化建设。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贸易协定或经济合作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超过150个。中国与美、欧、日、英、俄等主要经济体均建立和保持着经济高层对话机制。中国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东亚峰会、中非合作论坛、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大图们倡议”等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中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和发展多种形式的边境经济贸易合作。
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并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经与五大洲2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5个自由贸易安排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谈判，签订和实施了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正在进行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5个。中国倡议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与10个自由贸易协定或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伙伴(东盟、巴基斯坦、智利、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的双边货物贸易总额达到7826亿美元，超过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
中国深入参与和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性。中国强调谈判要有利于贯彻落实多边贸易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体现多哈回合作为发展回合的目标。中国全面参与了多哈回合的农业、非农产品、服务、规则等议题的谈判，独立提交谈判案文40多份，联合其他成员提交案文100多份。为推进多哈回合谈判，中国多次表示愿意为谈判作出建设性的、与自身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贡献。
中国在解决与贸易伙伴的争议时兼顾各方利益，求同存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随着进出口持续增长，中国与贸易伙伴的争端和摩擦有所增多。涉案产品主要集中在纺织品、鞋类、轮胎、汽车零部件、钢铁和化工产品，争议问题主要涉及知识产权、贸易平衡、公平贸易、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领域。中国始终认为对话比对抗好，合作比施压好，应当努力通过协商谈判解决贸易伙伴之间的争议。中国坚持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体制内，利用多双边渠道，通过对话、协商和谈判来解决争议。近年来，中国在扩大市场开放、保护知识产权、促进贸易平衡、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规范进出口经营秩序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充分照顾到贸易伙伴的关切。在协商不能解决争端的情况下，中国通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与贸易伙伴的贸易争端，维护了多边贸易体制的稳定。
六、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还存在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出口增长主要依赖资源、能源、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及耗费，科技、管理、创新等要素投入不足，外贸发展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企业研发、设计、营销和服务等方面的竞争力还不强，自有知识产权和自有品牌出口产品所占比重不大；外贸发展对三次产业的贡献还不够均衡；中西部地区对外贸易规模和水平还相对落后；外贸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等。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采取积极措施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实现外贸的可持续发展。
努力培育外贸发展的综合竞争优势。面对近年来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资源和能源等生产要素价格大幅上涨、出口产业传统的低成本优势大大弱化的新情况，中国政府提出了外贸由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的战略目标。“十一五”规划期间(2006－2010年)，中国政府调整进出口税收政策，深入实施科技兴贸战略、市场多元化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开展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试点，改进对进出口企业的融资保险服务，推动企业加快技术进步和产品结构优化，增强了外贸的综合竞争优势。大部分进出口企业经受住了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进出口贸易在危机后实现了较快复苏。“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中国将努力保持现有出口竞争优势，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质量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促进工业转型升级，延长加工贸易增值链，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协调发展。继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推动服务外包发展，努力扩大新兴服务出口。财政税收、金融保险、外汇管理、海关通关、检验检疫、物流和运输等领域都将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国家相关政策，加快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努力推动对外贸易的稳定健康发展。
加快推进外贸发展中的节能减排。早在1994年，中国政府就制定并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节能减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都把降低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作为约束性指标。2004年以来，中国多次下调甚至取消部分高耗能、高污染和资源性商品出口退税，禁止和限制部分此类产品的加工贸易，鼓励进出口企业向国际上先进的环保标准看齐。近年来，中国出口商品中“两高一资”商品的比重大幅下降，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品出口大幅增长。大部分达到一定规模的进出口生产企业都已经获得ISO14000等与环保有关的标准认证。中国将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加快先进节能环保技术的应用，促进对外贸易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更加协调发展。
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中国履行国际义务的需要，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多年来，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立法、执法、宣传、培训及提高全社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加以推进。2006年至2011年，中国连续6年颁布《中国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实施了包括立法、执法、教育培训、文化宣传和对外交流等多个领域的1000多项具体措施。2010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出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到12295件，比2009年增长55.6%，增速居各国之首，世界排名从第五位上升至第四位。当前，加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的潮流。中国政府将在有关国际公约和各自法律框架下，与世界各国和地区加强知识产权交流与合作，共同推进知识产权事业的健康发展。
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和安全要求。中国出口商品质量总体上不断提高，受到全球消费者欢迎和认可。2009年和2010年，经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检验检疫的中国出口货物分别为1103.2万批和1305.4万批，不合格率分别为0.15%和0.14%；出口货值分别为4292.7亿美元和5521.8亿美元，不合格率分别为0.12%和0.13%。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的食品为12.7万批，合格率99.53%；出口欧盟的食品13.8万批，合格率99.78%。日本厚生省进口食品监控统计报告显示，2010年日本对自中国进口的食品以20%的高比例进行抽检，抽检合格率为99.74%，高于同期对自美国和欧盟进口食品的抽检合格率。但是，中国国内仍有少数企业为降低成本而忽视商品质量和安全，也有一些外国进口商不讲质量和诚信，压低商品价格甚至直接授意中国生产商使用不合格原料。这些行为损害了“中国制造”的信誉。针对这些问题，中国政府近年来不断完善商品质量安全法律法规，加强了各环节监管，严厉查处少数违法违规造成质量问题的企业。2011年3月，中国启动“外贸商品质量提升年”活动，进一步健全外贸商品质量和安全的许可、认证和监督机制，提高了对出口商品质量与安全保障的效率。
增强进出口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认识到，企业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不仅有利于社会和谐进步，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中国各级政府正通过倡导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念，推动企业提高社会责任意识，尊重劳工权益，维护消费者权利，保护生态环境。同时，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接受有关的社会责任标准，争取获得必要的社会责任认证。2008年新的《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施行以来，进出口企业普遍建立了“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制度。中国政府把增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推动外贸转型升级的一项重要任务，今后将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和培训，建立和健全进出口企业诚信管理体系，完善全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监督，开展企业社会责任培育和管理的国际合作，推动进出口企业不断提高承担社会责任的水平。
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于外贸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中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科技水平不断提高，工业体系逐步完备，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了坚实基础。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新兴产业仍然处在初步发展阶段。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加速发展新兴产业，中国把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产业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推动重点领域的发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中国政府加强政策引导，规范市场秩序，改善投资环境，鼓励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中国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本政策符合国际贸易规则，愿加强与世界各国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能力建设等方面的交流，为开创新兴产业国际合作和发展的新局面共同努力。
结束语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还在不断显露，世界经济复苏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更加凸显，全球经济结构和贸易格局面临着深刻调整。中国对外贸易也将进行新的调整，努力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高转变，从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向增强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
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仍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制约，会遇到新的困难和压力。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进一步扩大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促创新，努力发挥自身优势，加强全方位国际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融入世界经济。中国愿意与贸易伙伴一起，共同应对世界经济和贸易发展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对外贸易实现更平衡、更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与贸易伙伴共享繁荣，实现共赢。
第四篇：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白皮书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1）
（2011年1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录
前言
一、减缓气候变化
二、适应气候变化
三、基础能力建设
四、全社会参与
五、参与国际谈判
六、加强国际合作
七、“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行动
八、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本立场
结束语 前言 气候变化是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问题。近年来，全球酷暑、干旱、洪涝等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显现。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化，共同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能源资源匮乏，气候条件复杂，生态环境脆弱，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历史任务，发展很不平衡。201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2.9万元人民币，按照联合国的贫困标准，还有上亿贫困人口，发展经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的任务十分艰巨。同时，中国是最易受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国家之一，全球气候变化已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挑战。
中国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议题，纳入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06年，中国提出了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指标，2007年在发展中国家中第一个制定并实施了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2009年确定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
为完成上述目标任务，中国在“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采取了一系列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重大政策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2011年制定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确立了今后5年绿色、低碳发展的政策导向，明确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中，中国一直发挥着积极建设性作用，努力推动谈判进程，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使国际社会充分了解中国“十一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采取的政策与行动、取得的积极成效以及“十二五”期间应对气候变化的总体部署及有关谈
一、减缓气候变化 “十一五”期间，中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途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优化产业结构
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制定和发布汽车、钢铁等十大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出台《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高高耗能行业准入门槛，对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进行节能评估和审查，加强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促进企业兼并重组，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对煤炭、部分有色金属、钢坯和化肥等产品征收出口关税，抑制高耗能、高排放和资源性产品出口。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通过“上大压小”，累计关停小火电机组7682万千瓦，淘汰落后炼钢产能7200万吨、炼铁产能1.2亿吨、水泥产能3.7亿吨、焦炭产能1.07亿吨、造纸产能1130万吨、玻璃产能4500万重量箱。电力行业30万千瓦以上火电机组占火电装机容量比重由2005年的47％上升到2010年的71％，钢铁行业1000立方米以上大型高炉炼铁产能比重由48％上升到61％，电解铝行业大型预焙槽产量比重由80％提升到90％以上。钢铁、水泥、有色、机械、汽车等重点行业的集中度明显提高，重点行业能耗水平显著降低。2005年到2010年，火电供电煤耗由370克／千瓦时降到333克／千瓦时，下降10％；吨钢综合能耗由694千克标准煤降到605千克标准煤，下降12.8％；水泥综合能耗下降24.6％；乙烯综合能耗下降11.6％；合成氨综合能耗下降14.3％。
培育和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制定并发布《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明确了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选择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实施了若干重大工程，建设了一批重大项目。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创新工程和技术创新工程，加强重大技术攻关。启动新兴产业创投计划，发起设立了20只创业投资基金，支持节能环保、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创新企业成长。2010年中国高技术制造业的产值达到7.6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比2005年增长了一倍多。
加快发展服务业。制定实施《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等重要文件，大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出台《加快发展高技术服务业的指导意见》。2005年至2010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9％，比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高0.7个百分点，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由40.3％提高到43％。(二)节约能源
加强目标责任考核。分解落实节能目标责任，建立了统计监测考核体系，对全国31个省级政府和千家重点企业节能目标完成情况和节能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定期评价考核。2010年，全国18个重点地区开展节能减排专项督查，进行严格的目标责任考核和问责，促进了全国节能目标的实现。
推动重点领域节能。实施工业锅炉(窑炉)改造、热电联产、电机系统节能、余热余压利用等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开展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加强重点耗能企业节能管理，推动能源审计和能效对标活动。开展“车、船、路、港”千家企业低碳交通运输专项行动，大力发展城市公共交通。提高新建建筑强制性节能标准执行率，加快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推动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的应用，对政府机构办公用房进行节能改造。截至2010年底，全国城镇新建建筑设计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为99.5％，施工阶段执行节能强制性标准的比例为95.4％。“十一五”期间，累计建成节能建筑面积48.57亿平方米，共形成4600万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开展零售业节能行动，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抑制商品过度包装。
推广节能技术与节能产品。发布三批共115项国家重点节能技术推广目录，在钢铁、建材、化工等行业重点推广7项节能技术。实施节能产品惠民工程，通过财政补贴推广高效照明产品、高效空调、节能电机等节能产品，通过中央财政补贴支持推广了3.6亿只高效照明产品、3000万台高效节能空调、100万辆节能汽车，实现年节能能力200亿千瓦时。开展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工作，率先在公共服务领域推广使用混合动力、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汽车。建立节能产品优先采购制度，制定了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对空调、计算机、照明等9类节能产品实行强制采购。“十一五”期间，纯低温余热发电、新型阴极铝电解槽、高压变频、稀土永磁电机、等离子无油点火等一大批高效节能技术得到普遍应用，高效照明产品市场占有率达67％，高效节能空调市场占有率达70％。
发展循环经济。开展国家“城市矿产”示范基地建设，推进重点城市报废机电设备、废旧家电、废塑料、废橡胶等废弃资源的规模利用、循环利用和高值利用。积极推进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十一五”期间，综合利用粉煤灰约10亿吨、煤矸石约11亿吨、冶炼渣约5亿吨。安排中央投资支持再制造产业化项目建设，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形成汽车发动机、变速箱、转向机、发电机共25万台(套)的再制造能力。
推行节能市场机制。积极利用合同能源管理、电力需求侧管理、节能自愿协议等市场机制推动节能。2010年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促进节能服务产业发展的意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实行税收扶持政策，完善相关会计制度，改善金融服务，加强对节能服务产业的支持。2005年到2010年，节能服务公司数量由80多家增加到800多家，从业人员由1.6万人增加到18万人，节能服务产业规模由47亿元人民币增加到840亿元人民币，形成的年节能能力由60多万吨标准煤增加到1300多万吨标准煤。
完善相关标准。完善严寒和寒冷、夏热冬冷和夏热冬暖三个不同气候区居住建筑节能工程设计标准、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和建筑节能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发布27项高耗能产品能耗限额强制性国家标准、19项主要终端用能产品强制性国家能效标准，制定15项主要污染物排放国家标准，颁布71项环境标志标准，出台实行能源效率标识的产品目录。
实行激励政策。加快推进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对高耗能行业实施差别电价，对超能耗产品实行惩罚性电价，推动供热计量收费。设立节能减排专项资金，“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累计投入2250亿元人民币，重点支持节能技术改造和节能产品推广，形成节能能力3.4亿吨标准煤。稳妥推进资源税制改革，不断完善出口退税制度，调整车辆购置税政策，改革车船税，出台了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等方面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效、节能、低碳产品实施进口税收优惠政策。
经过各方努力，中国完成了“十一五”规划提出的节能目标，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05年累计下降19.1％，相当于少排放二氧化碳14.6亿吨以上。“十一五”期间中国以能源消费年均6.6％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11.2％的增速，能源消费弹性系数由“十五”时期(2001—2005年)的1.04下降到0.59，缓解了能源供需矛盾。
(三)发展低碳能源
加快发展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大力开发天然气，推进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出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发电上网、电价补贴等政策，制定实施煤矿瓦斯治理和利用总体方案，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化利用，引导和鼓励煤矿瓦斯利用和地面煤层气开发。天然气产量由2005年的493亿立方米增加到2010年的948亿立方米，年均增长14％，天然气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比重达到4.3％。煤层气累计抽采量305.5亿立方米，利用量114.5亿立方米，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1.7亿吨。
积极开发利用非化石能源。通过国家政策引导和资金投入，加强了水能、核能等低碳能源开发利用。截至2010年底，水电装机容量达到2.13亿千瓦，比2005年翻了一番；核电装机容量1082万千瓦，在建规模达到3097万千瓦。支持风电、太阳能、地热、生物质能等新型可再生能源发展。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实施“金太阳示范工程”，推行大型光伏电站特许权招标。完善农林生物质发电价格政策，加大对生物质能开发的财政支持力度，加强农村沼气建设。2010年，风电装机容量从2005年的126万千瓦增长到3107万千瓦，光伏发电装机规模由2005年的不到10万千瓦增加到60万千瓦，太阳能热水器安装使用总量达到1.68亿平方米，生物质发电装机约500万千瓦，沼气年利用量约140亿立方米，全国户用沼气达到4000万户左右，生物燃料乙醇利用量180万吨，各类生物质能源总贡献量合计约1500万吨标准煤。(四)控制非能源活动温室气体排放
强化对工业生产过程、农业活动、废弃物处理等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控制。应用电石渣替代石灰石生产水泥熟料等原料替代技术、高炉渣和粉煤灰等作为添加混合材料生产水泥等工艺过程，采用二级处理法和三级处理法处理硝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催化分解和热氧化分解处理己二酸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热氧化法对HFC-23进行捕获和清除等。加快畜牧业生产方式转变，减少农田种植和畜禽养殖中甲烷和氧化亚氮排放。启动实施土壤有机质提升补贴项目，累计推广秸秆还田、绿肥种植、增施有机肥等技术措施面积近3000万亩。完善城市废弃物标准，实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推广利用先进的垃圾焚烧技术，制定促进填埋气体回收利用的激励政策。积极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技术研究与示范。据初步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工业生产过程的氧化亚氮排放基本稳定在2005年的水平上，甲烷排放增长速度得到一定控制。
(五)增加碳汇
增加森林碳汇。继续实施“三北”重点防护林工程、长江中下游地区重点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生态建设项目，开展碳汇造林试点，加强林业经营及可持续管理，提高森林蓄积量，中央财政提高了造林投入补助标准，每亩补助由100元人民币提高到200元人民币，建立了中国绿色碳汇基金会。目前，中国人工林保存面积6200万公顷，全国森林面积达到1.95亿公顷，森林覆盖率由2005年的18.21％提高到2010年的20.36％，森林蓄积量达到137.21亿立方米，全国森林植被碳储量达78.11亿吨。
提高农田和草地碳汇。在草原牧区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划区轮牧等草原保护制度，控制草原载畜量，遏止草原退化。扩大退牧还草工程实施范围，加强人工饲草地和灌溉草场的建设。加强草原灾害防治，提高草原覆盖度，增加草原碳汇。到2010年，全国保护性耕作技术实施面积6475万亩，机械化免耕播种面积1.67亿亩，秸秆机械化粉碎还田面积4.28亿亩。
(六)地方积极推进低碳发展
推进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2010年启动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并选择广东、湖北、辽宁、陕西、云南等5省和天津、重庆、杭州、厦门、深圳、贵阳、南昌、保定等8市作为首批试点。目前，各试点省区和城市均成立了低碳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编制了低碳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提出了本地区“十二五”时期和2020年碳强度下降目标，并在经济发展中积极转变发展方式，部署重点行动，推进建设低碳发展重点工程，大力发展低碳产业，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各地积极探索低碳发展经验。北京市围绕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加快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加快现有建筑、交通体系低碳化改造，倡导低碳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上海市加快推进能源结构优化，在虹桥商务区、崇明岛等地区推进低碳发展实践区试点，在世博园规划、建设、运营各环节全面落实低碳发展理念，开展“低碳世博自愿减排行动”。江苏省确定了4个城市、10个园区和10家企业开展低碳经济试点工作。判立场，特发表本白皮书。
二、适应气候变化
“十一五”期间，中国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和影响评估，完善法规政策，提高重点领域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减轻了气候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不利影响。(一)农业领域
加强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大规模旱涝保收标准农田建设，开展大型灌区续建配套与大型灌溉排水泵站更新改造，扩大农业灌溉面积、提高灌溉效率，推广农田节水技术，开展农业水价综合改革暨末级渠系节水改造试点工作，提高灾害应对能力。建立和完善农业气象监测与预警系统。研究培育产量高、品质优良的抗旱、抗涝、抗高温、抗病虫害等抗逆品种，扩大良种种植面积，进一步加大农作物良种补贴力度，加快推进良种培育、繁殖、推广一体化进程。目前，全国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95％以上，良种对粮食增产贡献率达到40％左右。
(二)水资源领域
编制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七大江河流域防洪规划、全国山洪灾害防治规划、全国城市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规划、全国主要河湖水生态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加强流域管理和水资源调度工作，组织实施引黄济津、引黄济冀、引江济太等应急调水，并实施了黑河、塔里木河生态补水。加快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完善水资源开发、利用、节约、保护政策体系。开工建设一批流域性防洪重点工程，加快骨干水利枢纽和重点水源工程建设。加大水土流失治理力度，完成水土保持综合治理面积23万平方公里。完成规划内的全国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任务。增加农村饮水安全投入，解决了2.1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提前6年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的相关目标。
(三)海洋领域
加强海洋气候观测网络建设。通过开展海洋观测系统的建设，初步形成对全国近海和部分大洋的海洋关键气候要素的观测能力，初步构建典型海洋生态敏感区监测体系，有效提高了海—气二氧化碳交换通量监测体系能力水平。全面启动全国和沿海省级海洋功能区划修编工作，开展了海域海岸带和重点海岛整治修复工作。积极开展红树林栽培移种、珊瑚礁移植保护、滨海湿地退养还滩等海洋生态恢复示范工程。开展风暴潮、海浪、海啸和海冰等海洋灾害的观测预警工作，有效降低了各类海洋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开展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水入侵和土壤盐渍化监测、调查和评估工作，对沿海94个验潮站的基准潮位进行了重新核定。开展中国近海海洋综合调查与评价工作，系统梳理中国海洋灾害时空分布特征。发布中国海洋环境状况公报、中国海平面公报和中国海洋灾害公报，为有效应对和防御各类海洋灾害提供支撑。
(四)卫生健康领域
印发《全国自然灾害卫生应急预案(试行)》，明确了水旱灾害、气象灾害、生物灾害等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的目标和原则，确立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体制、响应级别和响应措施，制定了不同灾种自然灾害卫生应急工作方案。制定《高温中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试行)》和《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组织开展饮用水卫生、空气污染健康影响、气候因素相关传染病监测及气候变化对媒传寄生虫病、介水传染病影响等研究，开展气候变化对环境相关疾病的影响机制研究，为研究制定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提供技术支持。
(五)气象领域
气象部门发布实施《天气研究计划(2009—2014年)》、《气候研究计划(2009—2014年)》、《应用气象研究计划(2009—2014年)》、《综合气象观测研究计划(2009—2014年)》，印发《中国气候观测系统实施方案》，促进了中国气候变化监测、预估、评估工作。建立中国第一代短期气候预测模式系统，研发新一代全球气候系统模式，开展气候变化对国家粮食安全、水安全、生态安全、人体健康安全等多方面的影响评估工作。
三、基础能力建设
“十一五”期间，中国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统计核算研究及制度建设，提高科技和政策研究水平，加强气候变化教育培训，能力建设进一步加强。(一)制定相关法规和重大政策文件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或修订《可再生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土保持法》、《海岛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颁布《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抗旱条例》，出台《固定资产投资节能评估和审查暂行办法》、《高耗能特种设备节能监督管理办法》、《中央企业节能减排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规章。开展了应对气候变化立法前期研究工作。
制定并实施《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明确应对气候变化的指导思想、主要领域和重点任务。根据方案要求，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已编制完成了地方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并已全面进入组织落实阶段，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已逐步纳入到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布局，提上了地方各级政府重要议事日程。相关部门相继出台了海洋、气象、环保等领域的相关行动计划和工作方案。
出台一系列重大政策性文件。发布《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一五”规划》、《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等重要文件。2007年发布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明确了节能减排的具体目标、重点领域及政策措施，对“十一五”时期开展节能减排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完善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
建立并完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归口管理、各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各地方各行业广泛参与的应对气候变化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2007年，中国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国务院总理任组长，相关20个部门的部长为成员。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承担领导小组的具体工作，并于2008年设置应对气候变化司，负责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相继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职能机构和工作机制，负责组织开展本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10年，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框架内设立协调联络办公室，加强了部门间协调配合；调整充实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提高了应对气候变化决策的科学性。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工作领导小组和专门工作机构，一些副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也建立了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机构。国务院有关部门相继成立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应对气候变化研究中心等工作支持机构，一些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成立了气候变化研究机构。
(三)加强统计核算能力建设
完善能源等相关统计制度。印发《节能减排统计监测及考核实施方案和办法》，进一步完善能耗核算制度，新建了10项能源统计制度，基本涵盖了全社会各领域能源消费。各地方完善能源统计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加强能源统计工作。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成立了能源统计机构，重点用能单位也加强了能源统计和计量工作。建立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制度，规范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报告报送工作。制定林业碳汇计量监测技术指南，推进了林业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
加强温室气体排放核算。继2004年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缔约方大会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气候变化初始国家信息通报》后，组织编制中国2005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和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建立中国温室气体清单数据库，发布《省级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启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工作，开展一系列培训活动。
(四)增强科技和政策研究支撑能力 加强基础研究。组织编制第一次、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开展气候变化与环境质量关系、温室气体与污染物协同控制、气候变化与水循环机理、气候变化与林业响应对策等研究。建立未来气候变化趋势数据集，发布亚洲地区气候变化预估数据集。组建了若干个海—气相互作用与气候变化专门实验室，开展了大量基础研究工作。
推进气候友好技术研发。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科技支撑计划中开展能源清洁高效利用技术、重点行业工业节能技术与装备开发、建筑节能关键技术与材料开发、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关键技术与装备开发和低碳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及关键技术集成应用等节能技术研发，取得了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发明专利和重大成果。推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智能电网关键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研发。开展温室气体提高石油采收率的资源化利用及地下埋存、咸水层封存能力评价及安全性、新型高效吸附材料的制备筛选等研发工作。在“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中部署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的关键技术研究、典型脆弱区域气候变化适应技术示范等项目专题，在碳排放监测方面组织开展嗅碳卫星研究。通过“863”计划和支撑计划，设立了主要农林生态系统固碳减排技术研究与示范、林业生态建设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农业重大气候灾害监测预警与调控技术研究等项目。实施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重点行业节能减排技术评估与应用研究》。2010年国家工程研究(技术)中心、国家工程实验室分别达到288个和91个。
加强气候变化战略和政策研究。围绕“十二五”应对气候变化重点任务，研究应对气候变化的长远战略，开展中国低碳发展战略、全国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碳排放交易机制、国内外应对气候变化相关法律法规等研究。启动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科技专项行动，总投入经费约1.1亿人民币，开展中国绿色发展的重大战略及技术问题等相关研究。(五)加强教育培训
将气候变化内容逐步纳入国家教育体系。中、高等院校加强环境和气候变化教育，陆续建立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专业，加强气候变化教育科研基地建设，为培养气候变化领域专业人才发挥了积极作用。
加强对领导干部气候变化知识的培训。通过举办集体学习、讲座、报告会等形式，有效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气候变化意识和科学管理水平。中央政府有关部门举办了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环境管理培训班、应对气候变化省级决策者能力建设培训班、地方政府官员清洁发展机制管理能力建设培训班、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培训研讨班、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能力建设培训班等。地方政府也积极开展了气候变化相关培训。
四、全社会参与
中国积极宣传应对气候变化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的低碳发展意识，注重发挥民间组织、媒体等各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渠道和手段引导全民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一)政府积极引导
从2008年开始，每年编写出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报告，全面介绍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政策与进展。组织开展“节能宣传周”系列活动，普及节能减排与气候变化知识。利用世界环境日、世界气象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海洋日、世界无车日、全国防灾减灾日、全国科普日等主题日，积极开展气候变化科普宣传。北京、天津、贵阳等一些地方政府通过举办气候变化、节能环保等领域的大型国际研讨会、论坛和展览等活动，加强与世界各国在低碳发展方面的经验交流，增强公众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低碳的意识。充分发挥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作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和节能低碳的宣传教育。
(二)民间组织积极行动
中国国土经济学会开展低碳国土实验区创建活动，中华环保联合会和中国旅游协会在48家旅游景区开展首批全国低碳旅游试验区试点，中国钢铁工业协会与全国总工会组织开展全国重点大型耗能钢铁生产设备节能降耗对标竞赛活动。中国节能协会等举办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中国煤炭协会、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中国建筑材料联合会、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等在行业节能规划、节能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节能技术推广、能源消费统计、节能宣传培训和信息咨询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民间公益组织也积极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了公众应对气候变化意识。
(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
中国媒体不断加大应对气候变化与节能低碳宣传报道力度。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气候变化与气象灾害防御的科普宣传画册，制作了《面对气候变化》、《变暖的地球》、《关注气候变化》、《环球同此凉热》等影视片，及时跟踪报道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热点新闻，积极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和进展，倡导低碳生活理念，增进社会各界对气候变化的了解和认识，展示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四)公众广泛参与
中国公众以实际行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广泛参与自备购物袋、双面使用纸张、控制空调温度、不使用一次性筷子、购买节能产品、低碳出行、低碳饮食、低碳居住等节能低碳活动，从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用等细微之处，实践低碳生活消费方式。各地公众积极参与“地球一小时”倡议，在每年3月最后一个星期六晚熄灯一小时，共同表达保护全球气候的意愿。开展千名青年环境友好使者行动等活动，在机关、学校、社区、军营、企业、公园和广场等宣讲环保理念，倡导低碳生活，践行绿色消费。在全国一些大中城市，低碳生活成为时尚，人们开始追求简约、低碳的生活方式。上海、重庆、天津等城市开展“酷中国——全民低碳行动”，进行家庭碳排放调查和分析。哈尔滨等城市开展了节能减排社区行动，动员社区内的家庭、学校、商服、机关参与节能减排。中国各地的大、中、小学积极宣传低碳生活、保护环境，一些高校提出建设“绿色大学”等目标，得到广泛响应。
五、参与国际谈判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以高度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建设性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加强与各国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多层次磋商和对话，努力推动各方就气候变化问题凝聚共识，为推动建立公平合理的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积极参加联合国进程下的国际谈判
中国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双轨谈判机制，坚持缔约方主导、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协商一致的规则，积极发挥联合国框架下的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主渠道作用，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建设性参与谈判，加强与各方沟通交流，促进各方凝聚共识。2007年，中国积极建设性参加了印尼巴厘岛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为巴厘路线图的形成作出了实质性贡献。中国在此次大会上提出的三项建议，包括最晚于2009年底谈判确定发达国家2012年后的减排指标、切实将《公约》和《议定书》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转让的规定落到实处等，得到了与会各方的认可，并最终被采纳到该路线图中。
2009年，中国积极参加哥本哈根会议谈判，为打破谈判僵局、推动各方形成共识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政府公布《落实巴厘路线图——中国政府关于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的立场》，提出了中国关于哥本哈根会议的原则、目标，就进一步加强《公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以及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一步量化减排指标等方面阐明了立场。在出席领导人会议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呼吁各方凝聚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程。会议期间，温家宝总理与各国领导人展开密集磋商，推动形成了《哥本哈根协议》，为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作出了突出贡献。
2010年，中国全面参与墨西哥坎昆会议谈判与磋商，坚持维护谈判进程的公开透明、广泛参与和协商一致，就各个谈判议题提出建设性方案，为坎昆会议取得务实成果、谈判重回正轨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在关于全球长期目标、《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发展中国家减缓行动的“国际磋商与分析”以及发达国家减排承诺等分歧较大的问题的谈判中，积极与各方沟通协调，从各个层面与各方坦诚、深入交换看法，增进相互理解，凝聚政治推动力。利用“77国集团+中国”和“基础四国”等机制加强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沟通协调，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与发达国家的对话，为开好坎昆会议做了有效铺垫。中国还与会议东道国墨西哥密切沟通，提供了有益建议和全面支持。2010年10月，在坎昆会议召开前，中国在天津承办了一次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为推动坎昆会议取得积极成果奠定了基础。
(二)积极参与相关国际对话与交流 利用高层互访和重要会议推动谈判进程。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亚太经合组织等重大多边外交活动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努力促进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凝聚共识，共同推进全球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进程。2009年9月22日，胡锦涛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发表了题为《携手应对气候变化》的讲话，阐明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立场和主张，并表达了加强国际合作的意愿。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东亚峰会、中欧工商峰会、亚欧峰会等重要国际会议中，多次就深化应对气候变化国际交流和合作、发展绿色经济等问题阐述中国的立场和采取的行动，呼吁加强气候变化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国际合作，加深各方对彼此立场的理解。
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相关国际进程。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东道国举办的部长级非正式磋商会议、“经济大国能源与气候论坛”领导人代表会议、彼得斯堡气候变化部长级对话会、小岛国气候变化部长级会议、气候技术机制部长级对话会、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融资高级别咨询小组会议和国际民航、国际海事组织会议及全球农业温室气体研究联盟等系列国际磋商和交流活动。中国积极参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及其工作小组的活动，中国科学家参与了历次评估报告的编写。
加强与各国磋商与对话。加强与美国、欧盟、丹麦、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部长级磋商。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沟通，推动建立“基础四国”协商机制，并采取“基础四国+”的方式，协调推动气候变化谈判进程。加强与非洲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国家的沟通。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积极开展与其他国家相关智库的学术交流对话，推动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技术转让、公众教育和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国际合作。
六、加强国际合作
中国本着“互利共赢，务实有效”的原则积极参加和推动与各国政府、国际组织、国际机构的务实合作，为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挥着积极的建设性作用。2010年3月，中国颁布《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对外合作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和促进了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一)拓展与国际组织合作
加强与相关国际组织和机构的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和务实合作，签署了一系列合作研究协议，实施了一批研究项目，内容涉及气候变化的科学问题、减缓和适应、应对政策和措施等，主要包括：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欧洲投资银行开展项目合作，与亚洲开发银行、碳收集领导人论坛、全球碳捕集和封存研究院开展碳捕集、利用和封存领域相关合作，与全球环境基金开展了中国技术需求评估项目合作，与能源基金会合作开展编制温室气体清单能力建设及相关政策、技术路线研究、气候变化立法研究等。中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科技合作计划，如地球科学系统联盟框架下的世界气候研究计划、国家地圈—生物圈计划、国家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全球对地观测政府间协调组织、全球气候系统观测计划等，相关研究成果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加强与发达国家务实合作
中国与美国、欧盟、意大利、德国、挪威、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气候变化领域对话和合作机制，签署相关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等，将气候变化作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推动中日节能环保合作，与美国在建筑节能、清洁煤／碳捕集与封存、清洁能源汽车等三个优先领域开展联合研究，与德国在电动汽车领域开展深入的科技合作，与澳大利亚开展二氧化碳地质封存合作，与意大利开展清洁能源／碳捕集与封存技术合作，与欧盟开展建筑能效与质量的合作，与英国推进绿色建筑和生态城市发展合作，与加拿大开展采用现代木结构建筑技术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与瑞典开展城乡可持续发展领域合作。
(三)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务实合作
与南非、印度、巴西、韩国等国家签署相关的联合声明、谅解备忘录和合作协议等，建立气候变化合作机制，加强在气象卫星监测、新能源开发利用等领域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援建200个清洁能源和环保项目。加强科技合作，实施了100个中非联合科技研究示范项目。加强农业合作，援建农业示范中心，派遣农业技术专家，培训农业技术人员，提高非洲实现粮食安全能力。注重在人力资源开发上的合作，实施援外培训项目85个。2008年12月，中国在吉布提举办了清洁发展机制与可再生能源培训班。2009年6月，在北京举办了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官员研修班。同年7月，在北京为来自非洲国家的官员和学者举办发展中国家气候及气候变化国际高级研修班。2010年，共安排19期应对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国际研修班，为受援国培训548名官员和专业人员。中国还向南太平洋、加勒比等地区小岛屿国家提供支持与帮助，先后为太平洋岛屿国家援建130多个项目，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提高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四)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
为促进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在中国的有序开展，2005年中国制定和颁布实施了《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2010年，为提高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和审定核查效率，又对该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大力开展相关能力建设，提高推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开发的能力。每年组织专家计算电网基准线排放因子，及时公布和共享信息。截至2011年7月，中国已经批准了3154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主要集中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节能和提高能效、甲烷回收利用等方面。其中，已有1560个项目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占全世界注册项目总数的45.67％，已注册项目预计经核证的减排量(CER)年签发量约3.2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世界总量的63.84％，为《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提供了支持。
七、“十二五”时期的目标任务和政策行动
“十二五”期间，中国将把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牢固树立绿色、低碳发展理念，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作为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机遇，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综合运用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节约能源和提高能效、增加碳汇等多种手段，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广泛开展气候变化领域国际合作，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主要目标
2009年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中国政府宣布了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温室气体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行动目标，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2011年3月，中国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十二五”时期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约束性目标：到2015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1.4％，新增森林面积125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1.66％，森林蓄积量增加6亿立方米。这彰显了中国政府推动低碳发展、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
(二)政策行动
围绕上述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中国将重点从十一个方面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相关工作。
一是加强法制建设和战略规划。按照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要求，研究制定专门的应对气候变化法，并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需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条例、标准等作出修订。开展中国低碳发展战略、适应气候变化总体战略研究，提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及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发展路线图。组织编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1—2020)》，指导未来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
二是加快经济结构调整。通过政策调整和体制创新，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抑制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加大淘汰落后产能力度，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和产品推广，逐步形成以低碳为特征的能源、工业、交通、建筑体系。
三是优化能源结构和发展清洁能源。合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制定能源发展规划，明确总量控制目标和分解落实机制。加快发展清洁煤技术，加强煤炭清洁生产和利用，促进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推进煤层气、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能，因地制宜加快水能、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开发。
四是继续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实施锅炉窑炉改造、电机系统节能、能量系统优化、余热余压利用、节约替代石油、建筑节能、绿色照明等节能改造工程，以及节能技术产业化示范工程、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合同能源管理推广工程和节能能力建设工程等重点节能工程，推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节能，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五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进一步统筹协调低碳发展战略与其他资源环境政策，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示范推广和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资源产出率。编制全国循环经济发展总体规划，深化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工作，加快建立反映循环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和统计制度，通过循环经济技术和市场机制使重点企业、园区、城市生态化。
六是扎实推进低碳试点。组织试点省区和城市编制低碳发展规划，积极探索具有本地区特色的低碳发展模式，率先形成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政策体系和体制机制，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组织开展低碳产业园区、低碳社区和低碳商业试点。
七是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借鉴国际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结合中国国情，逐步推进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通过规范自愿减排交易和排放权交易试点，完善碳排放交易价格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跨省区的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以最小化成本实现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目标。
八是增加碳汇。大力推进植树造林，继续实施“三北”重点防护林工程、长江中下游地区重点防护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以及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等生态保护项目。深入开展城市绿化造林，加快建设城市森林生态屏障。开展碳汇造林试点，促进碳汇林业健康有序发展。继续实施农田保护性耕作和退牧还草等工程，增加农田和草地碳汇。九是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重视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能力建设，提高农业、林业、水资源、卫生健康等重点领域和沿海、生态脆弱地区适应气候变化水平。研究制定农林业适应气候变化政策措施，保障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水资源，强化各项节水政策和措施。加强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监测和保护，提高沿海地区抵御海洋灾害能力。完善应对极端气象灾害的应急预案、启动机制以及多灾种早期预警机制。
十是继续加强能力建设。建立温室气体排放基础统计制度，加强对可再生能源、能源供应和消费的统计。加强科技支撑，推进关键低碳技术自主研发，扩大低碳技术示范和推广。进一步完善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提高人才队伍素质。通过多种大众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普及应对气候变化知识，积极倡导低碳消费。
十一是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继续加强与发达国家的交流与对话，全面启动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与培训，实施适应气候变化技术合作项目，组织节能、节水、新能源产品与设施推广赠送活动，为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切实支持，逐步形成具有总体规划指导、专项经费支持、成熟稳定队伍，能够有效覆盖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各领域的综合性对外交流与合作体系。
2011年，中国政府发布《“十二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等，对“十二五”期间开展节能减排和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作出了全面部署。
八、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基本立场 中国积极建设性参与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双轨谈判机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进展。2011年11月底到12月初，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中国认为，德班会议应落实2010年坎昆会议上各方达成的共识，确定相关机制的具体安排，并就坎昆会议未能解决的问题继续谈判，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取得积极成果。
(一)中国参与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原则立场
为促进联合国气候变化德班会议按巴厘路线图的要求取得积极进展，中国政府坚持以下原则立场：
一是坚持《公约》和《议定书》基本框架，严格遵循巴厘路线图授权。《公约》和《议定书》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框架和法律基础，凝聚了国际社会的共识，是落实巴厘路线图的依据和行动指南。巴厘路线图要求为加强《公约》和《议定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应确定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进一步量化减排指标，并就减缓、适应、技术转让、资金支持等作出相应安排。
二是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200多年的工业化过程中排放了大量温室气体，是造成当前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理应承担率先大幅减排的历史责任。从现实能力看，发达国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掌握着先进的低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缺乏应对气候变化的财力和技术手段，还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应对气候变化等多重艰巨任务。因此，发达国家应率先大幅度减排，同时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的支持下根据各国国情采取积极的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措施。三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当代的发展不应损害后代的发展能力。应当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统筹考虑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护气候，积极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双赢。
四是坚持统筹减缓、适应、资金、技术等问题。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应当同等重视。减缓是一项相对长期、艰巨的任务，而适应对发展中国家尤为现实、紧迫。资金和技术是实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必不可少的手段，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是发展中国家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保证。
五是坚持联合国主导气候变化谈判的原则，坚持“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中国不反对通过《公约》和《议定书》谈判进程外的非正式磋商或小范围磋商探讨《公约》和《议定书》谈判中的焦点问题，推进谈判进程，但上述会议均应是对《公约》和《议定书》谈判进程的补充，而非替代。“协商一致”原则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精神，符合联合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对增强决策的民主性、权威性和合法性有重要意义。因此，必须坚持“协商一致”的决策机制，在确保谈判进程公开、透明和广泛参与的前提下，以适当方式提高工作效率。
(二)德班会议成果预期
中国认为，德班会议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具体成果：
一要明确发达国家在《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进行大幅度绝对量化减排的安排。《议定书》是巴厘路线图双轨谈判机制中的一轨，其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底结束。为落实《坎昆协议》关于确保《议定书》第一、第二承诺期不出现空当的要求，应尽快确定《议定书》发达国家在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安排，这是德班会议最为紧迫的任务，直接关系到德班会议的成败。二要明确非《议定书》发达国家在《公约》下承担与其他发达国家在《议定书》下可比的减排承诺。根据巴厘路线图的要求，《议定书》发达国家在《议定书》下承担减排指标，非《议定书》发达国家也要在《公约》下承担与之可比的减排努力，这种可比性包括了减排的性质、范围和遵约机制等。在此情况下，发展中国家也应在可持续发展的框架下，在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下开展积极的减缓行动。很多发展中国家已经提出了到2020年的自主减排行动目标，在发达国家在《公约》和《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分别承担到2020年有国际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指标的情况下，可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适当的法律形式明确发展中国家的减缓行动，认可发展中国家的减排努力。
三要细化并落实适应、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方面的机制安排，细化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别的“三可”(可测量、可报告、可核实)和透明度的具体安排。目前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积极行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国际社会仍缺乏对发展中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有效支持。只有建立有效机制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新的、额外的、充足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发展中国家才能有效开展减缓行动和适应行动。《坎昆协议》明确了有关“三可”和透明度的原则，中国支持在德班会议上就发达国家减排承诺及其对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的“三可”和发展中国家自主减缓行动“国际磋商和分析”问题作出具体安排，这种安排也应充分体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结束语
在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中，中国清醒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作为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将从基本国情和发展阶段的特征出发，坚定不移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将继续积极推动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积极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支持即将召开的气候变化德班会议在落实巴厘路线图的谈判方面取得全面、均衡的成果，就加强《公约》及《议定书》的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作出公平、合理、有效的安排。中国愿意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共同推动德班会议取得积极的成果。
第五篇：中国直销银行白皮书
本期为第一期，报告正文如下：
国内大部分直销银行目前正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即直销银行1.0 时代。直销银行 1.0 是指传统零售银行业务互联网化、用户自助化，该阶段直销银行是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的简单延伸，具有以产品为中心、注重“存投贷支付”产品服务、以零散获客为主等特点。
第一节 直销银行 1.0 运营模式
考察我国 100 多家直销银行，1.0 时代的直销银行主要存在三种运营模式：一是纯自主线上综合平台模式：不设实体机构，仅利用电话银行、互联网营销平台、网上银行和移动银行等电子化渠道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客户开户无需去到实体网点，在互联网上操作就能完成，开户成功后即可享受直销银行金融服务。二是“自主线上综合平台+线下自助门店”模式：采取线上、线下融合互通的方式，线上渠道由互联网综合营销平台、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多元化电子服务渠道构成；线下渠道则是布放 VTM、ATM 和缴费终端等多种自助设备，客户可借助门店的自助设备与银行客服人员进行实时视频对话，并完成开户、开卡等步骤，客户在现场拿到银行卡后即可办理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业务。三是“自主线上综合平台+第三方互联网企业”模式：直销银行通过此模式在线上建设综合平台，同时与有经验的第三方互联网企业形成合作联盟，通过共享大数据信息等方式，对客户和产品进行共同开发。
第二节 直销银行1.0 功能服务
从功能服务来看，直销银行1.0主要有金融产品交易、借贷服务和生活服务三大类。在金融产品方面，行业内超过半数直销银行提供银行理财、货币基金和非货币基金等理财产品。其中货币基金占比最高，银行理财排在第二位；部分直销银行还提供保险、贵金属和外汇等理财投资服务。在贷款端，超过半数直销银行部署了贷款功能，各直销银行积极创新该业务，通过提供差异化服务打造自身特色，如平安银行在汽融贷方面提供车贷、车险、延保等一揽子金融产品，南京银行推出“你好 E 贷”个人消费信用贷款，支持手机 App 7*24 小时自助申请。丰富多彩的生活服务板块也是直销银行提升客户体验、增强用户黏性的另一条主要途径。超过半数直销银行，支持生活缴费，少数直销银行支持信用卡还款，极少数直销银行提供票务、医疗和出行等方面的服务，例如民生直销银行生活服务、南京银行“你好+”增值服务板块等，为客户提供缴费充值、医疗、旅行、网上商城等服务。
直销银行 1.0 在发展初期，有助于提升银行获取增量用户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银行运营成本；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功能单
一、产品同质化、高替代性等问题逐渐暴露。网络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新的经济生态，加速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来临。直销银行有望升级到 2.0 版本，主要表现为经营主体独立化，产品服务专享化、定制化场景化、生态化。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第三节 直销银行 1.0 业务规模
从规模来看，直销银行 1.0 时代，上海银行、民生银行、光大银行、江苏银行在 2016 年底均已超过 300万户，2017 年 6 月末上行快线客户数突破千万，民生银行于同年 12月初超 1000 万。资产规模方面，江苏、光大等多家银行管理资产已达小几百亿元，民生银行资产增长最快，2017 年 10 月中旬跨越 1000亿元大关。然而与传统银行业相比，无论是从客户数量还是资产规模上看，直销银行业务规模仍然较小，还有较大发展空间。
第四节 直销银行 1.0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直销银行引入中国后经过 4 年多的发展，尽管市场需求旺盛，在产品丰富度、用户数量和资产规模等方面均领先直销银行发源地国家，但随着用户需求的日益多元化和监管政策趋严等各方面因素影响的加强，发展中的问题愈益凸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体制机制需要变革。我国直销银行在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考核机制上都需要进行改革创新。
（1）非独立法人经营模式不利于直销银行快速发展。目前，国内直销银行除百信银行外均无独立法人资质，从长远来看，缺乏独立规划和自主研发权等将成为未来直销银行发展一大掣肘。具体来讲，国内直销银行大多以传统银行的一级或者二级部门形式存在，附属于母银行，不具备独立法人地位，大部分银行没有构建专属的产品研发团队，更未实施独立的成本收益核算，受母银行传统体制机制影响，很难快速迭代做出成效。
独立法人地位的缺乏使得直销银行很难建立起独立的运营机制，因而只能选择与母银行共享推广渠道、产品研发系统、风险控制体系、客户信息管理系统与后台服务等资源。与母银行的资源共享，导致产品和业务模式在创新、合作、推广等方面自主性不强，加之没有构建独立的成本收益核算体系，无法对产品和业务进行精准的成本收益考核和进行有效的成本控制。另外，由于未建立独立的产品研发部门，产品开发、设计等权责由非直销银行部门负责，这种机制下，产品设计和开发路径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母银行研发理念和机制的影响，难以针对互联网用户需求研发出创新性、个性化强的产品。而且部门之间协调沟通成本高，开发周期长，无法快速响应市场，在与互联网企业的金融服务竞争中优势全无或者不明显。
（2）层级制管理导致市场响应效率损失严重。出于安全性等方面的考虑，国内直销银行机构设置和业务管理模式在传统银行体制内运行，实施的依然是层级制管理模式，无论是人才招聘引进、激励晋升还是业务创新和调整、产品设计与开发等均需要层层审批，与互联网金融文化和理念格格不入。而互联网公司多采取扁平化组织架构，快速决策、迭代开发，市场敏捷反应能力强。
（3）直销银行与传统银行共用一套考核机制，与互联网经济发展规律相悖。国内众多直销银行仍沿用传统银行考核机制，即以创利来衡量直销银行贡献度，并据此配备开发和市场推广等资源，而互联网用户拓展规律，一般是先投入培育用户，通过跑马圈地，把流量做大；然后采取综合化手段，精心经营用户，提升用户价值，赢得收入回报。传统银行模式下的直销银行经营，多了些急功近利，少了些对互联网经济发展规律的尊重和敬畏。因此，中国直销银行亟需按照互联网思维和理念，构建起助推而不是掣肘直销银行快速发展的考核机制。
2、产品服务能力亟需提升。与互联网企业提供的线上金融服务相比，我国直销银行在产品种类、销售渠道、用户体验等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解决。
（1）产品种类单一，同质化程度高。在产品单一方面，我国直销银行围绕客户“存”、“投”、“贷”、“支付”四方面需求，推出了存款类、投资理财类、贷款类、便民缴费类产品，大部分直销银行的产品种类较为单一，每类产品序列下的具体产品数量偏少。在直销银行用户体验调查中，有 44％的用户认为直销银行产品种类不够丰富。以贷款业务为例，调研结果显示，只有 52.2％的直销银行上线了贷款类产品，以股份制商业银行、大型城商行为主，而且存在产品数量较少、种类雷同等问题。如果产品过于单一，将会导致大家围绕同一客户群体开展恶性竞争，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如果产品过于单一，互联网用户的其他大量真实金融需求容易被忽略，由此造成供需结构不匹配和金融服务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产品过于单一，直销银行服务客户的能力和创利来源窄狭，收入结构不合理，将不利于做大收入规模，也增加了经营风险。
在产品同质方面，直销银行产品的同质性主要表现在横向（不同银行间）与纵向（本行内）两方面。从横向的同质性来看，目前各家直销银行上线的产品，不管是存款型还是投融资型产品，同质化程度都相对较高，产品类型普遍集中在货币基金、智能存款、定期存款、理财产品、贷款产品五类。从纵向的同质性来说，直销银行所提供的产品在母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或实体网点均有相似产品提供，如果把手机银行和网上银行同质化产品排除在外，仅有四分之一的直销银行有自己独立的产品。
直销银行产品普遍集中于存款型产品和投资型产品，増值服务也仅仅局限于生活缴费和信用卡还款等，这直接导致了直销银行相对于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银行优势的不明显和市场规模难做大的问题。就投资型产品而言，主要集中在货币基金等低风险活期理财产品，且均呈现出风险较小、期限较短、收益较为稳定的同质特征，同业之间的产品类型极为相似。直销银行产品在市场中不仅面临着互联网金融机构的竞争，而且还要应对同业其他直销银行同质化产品的竞争。而产品的同质性会引发诸多的危害。一方面，直销银行产品同质性强、区分度低、可替代性强，会导致提升客户黏性和忠诚度的难度加大。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直销银行没有特色金融产品与显著特征来提高辨识度，大多直销银行选择在初期通过提高资产收益或降低贷款成本的方式来培育种子客户，而同质化竞争的大量存在会导致获客成本与客户经营成本的大幅増加，长此以往，高成本市场拓展模式将成为直销银行发展的沉重负担。
（2）销售定位不清晰，推广难度大。目前国内直销银行服务客户的产品主要是母行的线上产品，与电子银行渠道销售的产品差异性不明显。与母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柜台销售的银行理财产品以及存款相比，只有直销银行余额理财货币基金产品优势明显。无论直销银行销售母行产品，还是售卖自身特色产品货币基金等，都参与了对母行客户的争夺和对母行存款和资产的分流，对传统银行增存和做大资产体量形成压力。因此，传统银行的零售银行部等与直销银行客群交叉较大的部门及其客户经理，推广直销银行的积极性不高，甚至部门之间矛盾升级，这使直销银行 O2O 获客模式面临巨大困难，迫切需要谋求市场拓展模式的新突破。
（3）用户体验参与机制需要完善，整体服务水平有待提升。由于直销银行具有纯线上的特征，其服务的客户群体集中在年轻、愿意尝试新生事物的互联网用户。这类群体很在乎使用体验和售前售后服务。而国内直销银行受到母行传统经营文化的影响，在产品设计、用户在线交互以及售后服务跟踪和反馈等方面，并未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用户参与产品设计、体验测试功能和服务、通畅的客户需求和建议反馈机制以及快捷的投诉工单处理机制等，或者需要健全完善，或者需要从零开始新建，这些机制的不全或者缺位，不利于直销银行良好口碑的形成和用户黏性的增强。
一是便捷性不够。国内直销银行产品服务普遍存在便捷性有待提升的问题。不同于国外监管部门对直销银行账户与传统银行账户的同质认可，我国直销银行相关政策在账户权限与远程开户方面并未完全放开，实体银行卡与直销银行电子账户在功能服务上差异明显，而且开立直销银行电子账户要求客户必须绑定一张实体银行卡进行验证，验证环节多，而且非绑定卡入金或者向非绑定卡支付，需要前往柜台完成面签，使原本纯线上的服务无法实现完全线上化，给客户办理业务造成极大的不便。
二是缺乏完善的客户服务体系。目前国内直销银行的客户服务体系较为落后，在登录直销银行界面后，除初次使用时弹出的产品介绍外，客户办理业务全程都只能自力更生、自主完成，客户服务仅限于银行呼叫中心的电话服务，缺乏在线客服或者智能客服提供及时帮助和疑难解答。这种缺乏实时交互的客户服务体系，一方面会导致银行无法通过智能客服过滤通用疑问，增加了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人员解答压力。另一方面，客户在办理直销银行业务过程中，遇到疑惑或者困难难以得到及时解答和帮助，业务办理积极性或者成功率会降低，从而导致客户满意度下降。
三是尚未构建流畅的问题反馈机制。由于直销银行的纯线上特征，客户办理业务主要依靠自己查阅业务流程，并根据系统提示自助办理，全程无银行人工干预，这是直销银行最鲜明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一特点，直销银行服务缺少温度，需要在客户办理完业务后对客户进行售后调查与信息收集，传递银行服务温度的同时，了解客户对产品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不但有利于提升客户对直销银行的好感，还能促使产品服务不断完善，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构建和实施销售跟踪和反馈机制，对直销银行的服务提升十分紧迫和重要。
第五节 直销银行 1.0 市场竞争对手
国内直销银行诞生之时，便面临着与国外直销银行发源地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主要体现在第三方支付机构快速发展带来的冲击。国外推出直销银行，是在互联网迅速崛起的 1998 年到 2000 年，因为发现互联网与传统银行业务结合能碰撞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在国内这一商业模式被第三方支付公司实践，国内发展直销银行更多地是追赶第三支付机构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三方支付 App 功能已然十分完善的当下，即使直销银行能加速追赶上第三方支付 App 的功能、用户体验，也早已错过了积累用户规模的互联网红利期。参考一些官方数据与行业研究结果可知，第三方支付机构发展至今，主要在以下方面具有优势。
1、获客能力更强。第三方支付机构在获客能力上较一些同类型金融服务机构存在两大优势，分别是市场占有率和客户认知度上的先发优势以及深耕场景带来的变现效能优势。
（1）第三支付机构发展互联网化业务较早，抓住了互联网发展的用户红利期，已发展了海量的用户规模。国内首家第三方支付公司诞生于 1999 年，首家直销银行诞生于 2013 年 9 月，比前者整整晚了4 年；而截至 2013 年 1 月，央行累计发放了 223 张第三方支付牌照。同时，类似微信红包的“现象级”产品不仅在第三方支付内部市场份额中占据绝对垄断地位，也截留了同类金融支付服务市场中大部分客源：2017 年 12 月 26 日，易观发布的《2017 年第 3 季度第三方移动支付市场份额报告》显示，2017 年第三季度，中国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市场交易规模达 29.5 万亿元，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交易规模合计份额高达 93.1%，并且仍然保持着万亿级规模的增长速度。
（2）第三方支付业务已深入电商、社交、理财等场景，发展第三方支付业务可以利用既有用户资源持续实现流量变现。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例，2013 年余额宝出现后，理财马上成为新的规模增长点；2016 年，以春节微信红包为契机，点对点转账成为交易规模的增长新动力；随着移动设备的不断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提升，用户的购物和商旅支付习惯向移动端迁移，场景将拓展到网络购物、线下商超购物、公共缴费、手机话费充值、公共交通支付等诸多领域。
2、用户体验更优。在金融服务上，第三方支付机构已覆盖了“存、投、贷、汇”四项商业银行的主营业务。在“存”和“投”方面，第三方支付机构已建立起以“宝”类理财为代表的体量非常大的货币基金产品申购业务体系；在“贷”业务上，大部分第三方支付机构都推出了自有的贷款产品，如支付宝“借呗”、微信“微粒贷”等，甚至部分采用了线上信用卡的模式；在“汇”服务方面，第三方支付机构利用社交网络的高频场景，为用户提供便捷的支付转账服务。
同样是提供金融服务，在用户体验上，商业银行直销银行与第三方支付公司和互联网企业相比差距明显。第三方支付公司的投资理财产品自余额宝诞生后普遍沿用“所见即所得，所见即可用”的交互理念，把过去的基金术语做出了产品级的分割和解构，实现了“简单留给客户，复杂留给系统”。信贷消费金融产品多数依托电商数据和支付数据建立大数据风控模型和信用评估体系，实现了全线上申请审批放款，且贷款门槛较低，操作指引清晰；在转账支付业务上，第三方支付实现了与众多银行合作从而实现一站管理众多银行卡，同时，第三方支付应用内社交关系的建立为转账带来便利，有逐步替代以往银行卡转账优先地位的趋势。
反观直销银行，纯线上贷款因电子账户开立需要五要素验证导致客户体验急剧下降，支付转账业务由于Ⅱ类户向非绑定卡转出或者从非绑定卡入金需要面签等监管要求而大面积受影响。但是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三方支付平台及其所衍生出的互联网金融综合服务板块，在存贷汇三大块业务的开展过程中没有这么多制约因素，因此业务丰富度较高的综合互联网金融平台对业务单一的直销银行替代性极强。民调显示，在选择可以替代直销银行的互联网金融机构时，33.7%的用户选择了蚂蚁金服，超 10%的用户选择了 P2P平台、京东金融和腾讯理财通，然而仅有 8.2%的用户认为直销银行不可替代。
3、运营模式更灵活。第三方支付机构以互联网模式起家，公司组织架构多扁平化，在运营上能实现快速决策，在产品创新上采用滚动开发机制，市场响应速度更为敏捷。
第三方支付市场巨头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都在 2010 年前后改制事业部、子公司经营模式，实现组织扁平化。扁平化组织与传统的科层制组织有许多不同之处。科层制组织模式是建立在以专业分工、经济规模的假设为基础之上的，各功能部门之间界限分明。这样的组织必然难以适应环境的快速变化。而扁平化组织中的员工直接面对客户，向公司总体目标负责，可以以群体和协作的优势赢得市场主导地位。
在互联网行业基本得到公认的是以“产品线”划分公司组织架构为最理想最高效的模式，在此模式下一个产品的所有参与者受共同价值观的驱使，所有人的节奏和目标理应一致，“事业部”组织架构即是如此，各事业部其实是相对独立的产品或产品群体系。当某个事业部即使在市场竞争中遇到瓶颈，也可以快速地调整事业部的结构和方向，甚至放弃，以便更灵活的适应市场发展要求。
4、新兴技术应用快速。第三方支付机构对新技术极为敏感，能较快投入研发和实践。如通过各种认证识别技术完成整个购物过程的无人超市，推广线下 POS 消费信贷的“白条闪付”，基于点对点实时支付、将支付融入社交的视频转账，基于区块链安全认证的新型跨境支付等。2017 年 10 月 11 日至 14 日，阿里巴巴集团在杭州云栖小镇主办云栖大会，主题为“飞天·智能”，聚焦了目前蚂蚁金服的主要金融成果，包括金融智能大脑、区块链技术、智能风控蚁盾、芝麻信用、ZOLOZ 金融级可信身份核验平台、蚂蚁金融云等。金融科技的率先应用将助推第三方支付公司和互联网企业更加快速、全面、细致地捕捉用户需求，提高产品创新能力和综合服务水平。
由此可见，在当下互联网金融的风潮中，直销银行需针对改善自身体制、适应用户习惯等进行改变。如在设计过程中应更多的契合用户生活场景，团队建设应注重吸纳有互联网金融经验且有创意的人才，落实“小步快跑，快速迭代”的产品研发理念，提高产品研发效率等。
第六节 直销银行 1.0 用户情况分析
根据 2017 年 9 月最新调研显示，直销银行 1.0 用户主要呈现以下特征。
1、服务对象主要为年轻群体，年龄集中在 25 到 35 岁之间的用户超一半，其中男性用户较多。从具体年龄分布来看，使用过直销银行的用户中 90 后、80 后群体的比例分别为 23.6%、54.9%，高于了解过但未使用过直销银行群体中 16.5%、50.6%的比例。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分析：发展直销银行旨在不改变用户用卡习惯的前提下，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减少客户去银行柜台办理业务时排队所浪费的时间，而这方面与年轻用户追求简单方便的需求不谋而合，同时年轻用户对于新产品的接受能力也比较高。因此，直销银行在25 到35 岁的消费者中大受欢迎。在性别上来讲，理财需求度较高的男性对于直销银行的热情也更高。
2、直销银行用户人均月收入主要处于 3000-8000 元之间，占比达到了50.1%。对比使用过直销银行的群体和了解过但未使用过直销银行的群体，前者收入水平高于后者。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分析：目前直销银行产品以“宝宝类”货币基金、定期理财产品为主，处于3000-8000元月收入的人群对于这种小额的理财需求旺盛，除选择钱包类 App 外，直销银行是其进行理财的不二选择。拥有银行背景的直销银行相比于其他互联网金融平台更能获得消费者的信任，与钱包类 App 里“宝宝类”产品所不同的是，直销银行里的资产想要在消费时使用比较困难。因此即便是直销银行的安全性比较高，消费者也不会放弃钱包类 App。
针对优质用户，直销银行可以提供适合该群体的增值服务，更广泛地挖掘用户价值。结合直销银行用户年龄分布来看，直销银行的受众群体更多的是年轻、优质人群。针对这一情况，直销银行可围绕该群体开展针对性强的营销活动，以吸引这部分群体。
3、用户使用直销银行投资理财的金额占其全部理财金额比例偏低，过半数的用户只有 20%占比。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分析：直销银行的商业理念本是通过减少固定成本来提高理财收益率，从而吸引用户投资。但是目前，中国直销银行因为政策限制，没有独立运营也无法脱离母银行的物理网点，其金融产品收益率仍与传统银行处于同一水平，比照许多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产品，其收益率偏低。这也直接导致了消费者在直销银行投资额偏低。
4、在问及消费者对于直销银行的认知时，26.4%的消费者认为没有物理网点的银行最符合直销银行理念，56.1%的消费者认同直销银行是“不用排队的银行”这个看法。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分析：直销银行从 2013 年正式在中国诞生，经过近几年的推广宣传后，大部分消费者对于直销银行有了类似“没有物理网点”、“不用排队”等较为直观的认识，但是仍有部分用户对直销银行的理解偏差很大，比如 15.3%的用户甚至认为直销银行“是一种违法行为”。因此，要加强直销银行特点和优势宣传以及正面引导和解释。
5、对比互联网金融机构与直销银行，虽然 59.2%的消费者都认为拥有银行牌照是直销银行的优势，但是谈及他们认为的直销银行最显著优势时只有22.3%的消费者选择了银行牌照，有23.9%以及23.7%的消费者认为直销银行最显著的优势是其刚性兑付能力以及理财产品的可靠性。而认为银行更懂金融及所积累的数据能够在银行体系内使用是直销银行显著优势的用户比例较低，仅为 15.1%和 14.5%。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分析：在理财时，大部分消费者属于风险厌恶者，乐于选择更可靠平台、更稳妥的投资方式，因此消费者会选择直销银行多半是因为其具有的银行背景。而且金融机构最爱标榜的金融专业性及数据价值其实并不受消费者的重视，消费者选择直销银行的核心原因还是对银行及其刚性兑付能力的认可。
综上可知，直销银行 1.0 时代，用户对其最满意的几方面分别是：资金安全性、银行的背书以及客服的质量。直销银行作为互联网时代下商业银行的新模式，拥有银行的品牌和资金背书，安全性相对较高。且由于目前直销银行仍旧是银行的一个内设部门，在客户服务方面与商业银行还处于同一系统，因此，消费者对于其客服质量好评颇多。总体上来看，银行系直销银行在消费者心中的印象比较好，无论是品牌还是服务都有较高的竞争力。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而直销银行 1.0 在用户体验方面的短板在于，目前国内直销银行功能较少，除去信用卡还款、理财的基本功能外，其他产品及服务并没有获得用户认可。
直销银行由于支持服务较少，面对其他综合性互联网金融平台的竞争力不高，这是影响国内直销银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金融科技的日新月异、用户需求的愈益多元以及市场环境和监管政策的发展变化，直销银行亟需顺应时势、优化升级，解决 1.0时代存在的发展瓶颈问题，向业务发展多元化、特色化、场景化、生态化以及经营模式独立化方向发展，开启直销银行 2.0 时代。
数据来源：艾瑞咨询《2017 年直销银行发展研究报告》
第二期：
第一节 直销银行 2.0 发展背景和机遇
直销银行从欧美国家发源到引入中国生根发芽，从最早的少数几家发展到目前的 100 多家，从一开始的弱监管到当前的强监管周期，背后都有深刻的政策、市场和技术缘由。
1、逐渐完善的监管环境为直销银行 2.0 发展提供政策支持。监管政策对直销银行发展的有利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监管鼓励银行开展金融创新，电子账户成为标配模式。根据央行 261 号文件对 II、III 类账户功能的界定，电子账户将应用于更多的场景，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而 I 类户作为“金库”只有在大额交易或特殊交易时才会使用，这为互联网银行的发展创造了机遇。
（2）让账户回归本质，银行账户与支付账户各司其能。央行在规范银行账户的同时，也对非银支付机构的账户及权限进行了明确。整体来看，要求银行回归到以存贷汇投、支付结算等业务核心，支付机构更多的是结合应用场景，为用户提供方便、快捷的小额支付服务，并对投资理财、贷款等做了限制，规范了一些行业乱象。这对银行发展直销银行提供了政策利好。
（3）监管鼓励快速发展直销银行，运作模式多元化。各银行都紧跟监管导向，大力发展 II、III 类户，参与主体有四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运作模式多种多样，包括银行内设立一级部、二级部、事业部，有网金部负责、个金部负责、科技部负责，还有完全独立法人形式，直销银行与传统银行的业务边界越来越模糊，但大家基本达成共识：顺应政策风口，依托 II、III 类账户提供便捷优质服务，打造极致用户体验，建立良好品牌形象。
2、线上用户持续扩大为直销银行 2.0 发展奠定良好的市场条件。我国互联网用户庞大，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加速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成为促进我国消费升级、经济社会转型、构建国家竞争新优势的重要推动力。用户的消费特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1）移动互联网主导地位继续强化，线下消费场景开始发力。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由 2016 年底的 95.1%提升至 96.3%，手机上网比例持续攀高。上半年，各类手机应用的用户规模不断扩大，场景更加丰富。移动支付用户达 5 亿，线下场景使用特点突出，4.6亿用户在超市、便利店等线下消费时使用手机网上支付结算的习惯进一步加深，网民在线下购物时使用过手机网上支付结算的比例达到61.6%。
（2）商务交易类应用持续高速增长，消费升级特征显现。2017年上半年，商务交易类应用延续高速增长态势，网络购物、网上外卖和在线旅行预订用户规模分别增长 10.2%、41.6%和 11.5%。网络购物市场消费升级特征进一步显现，用户偏好逐步向品质、智能、新品类消费转移。同时，线上线下融合向数据、技术、场景等领域深入扩展，各平台积累的庞大用户数据资源进一步得到重视。
（3）用户互联网理财习惯已养成，互金行业快速规范发展。2017年上半年，互联网理财用户规模近1.3 亿，半年增长率为 27.5%，互联网理财领域正在整合各自在流量、技术和金融产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从以前的对抗竞争走向合作共赢的发展阶段。网贷理财产品收益率持续下降，行业朝规范化方向发展。
3、新兴科技日新月异为直销银行 2.0 发展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撑。近年来，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技术快速发展，开启了金融科技新时代。银行利用平台合作优势和数据优势，大力发展金融科技。
（1）平台合作优势。各商业银行纷纷拥抱互联网巨头、平台型企业，形成战略合作，共建“金融+科技”生态。比如之前工行与京东金融、农行与百度金融、中行与腾讯金融、建行与蚂蚁金服、民生银行与小米、360 以及中国联通、搜狐、凤凰网等纷纷开展合作，这说明银行业巨无霸和互联网平台开始从激烈的竞争关系发展到携手合作的友好伙伴关系，共同打造金融科技生态。这也为其他股份制银行、民营银行等起到了很好的示范效应。
（2）数据优势。相较于互联网公司，银行掌握着用户最完善和真实的数据。不仅包括个人的收入、支出、消费等财务信息和用户行为信息，还包括对公企业信息及其 C 端客户信息、供应链企业信息等。自 2016 年下半年起，各银行陆续推出智能投顾产品，截至 2017年底，共有 7 家银行上线了智能投顾服务。海量的客户金融交易数据，是银行业相较于互联网公司和平台型企业具有的独特优势。
第二节 直销银行 2.0 产品和功能分析
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的快速攀升和线上金融消费习惯的养成，用户的金融服务需求日益多元化，单一的线上理财产品难以充分满足用户需要，更难以在互联网金融浪潮汹涌的市场搏杀中出奇制胜。改变直销银行 1.0 时代产品单一和获客渠道单一的不利竞争局面是直销银行 2.0 时代的必然之路和核心使命。
1、覆盖个人和企业客户的多元化财富管理服务。为打造多受众、多元化的财富管理体系，直销银行需从四个方面着手。
（1）进一步丰富财富管理产品。国内直销银行财富管理产品从1.0 时代的只有宝宝类余额理财自有产品向多元化发展，主要产品种类包括基金、银行理财、保险、贵金属、存款类、信托计划、资管计划（券商、资管公司）等，形成针对不同客户群的产品线，有效分散市场风险。以民生银行为例，经过四年探索和创新，从初上线的只有随心存、利多多两款存款产品和如意宝一款活期理财产品，发展到能够提供存款、基金、保险类理财、银行理财、贵金属等丰富多样的理财产品。
货币基金是直销银行财富管理的蓄水池，资产在直销银行金融资产总规模中占比很大。以民生银行为例，如意宝产品因具有银行信用背书、强垫资能力、500 万实时赎回、10 款产品供选择、收益率领跑行业等优势，资产数增长显著，总规模达到 700 多亿元，在直销银行总资产中占比达 72%。
直销银行 2.0 时代，要继续保持线上余额理财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供丰富的场景与高流动性，要增强产品稳定性、降低收益敏感性，要侧重替代产品的研发与储备，尽量避免余额理财产品一家独大，要实现百家争艳、百花齐放。
银行理财产品，由于直销银行在中国上市初期，以获取他行客户为目标，鲜有销售传统渠道发售的银行理财产品，但有些银行为整合线下资源拓展直销银行业务，发动物理网点开展厅堂营销与获客，并将银行理财产品上架直销银行，吸引他行卡客户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如民生银行于 2016 年 5 月在直销银行开辟银行理财货架，提供直销专属、新客专属、白名单客户专属等银行理财产品。与传统电子渠道和柜台购买理财产品相比，直销银行提供银行理财服务具有以下优势：一是不改变客户用卡习惯，他行卡客户只需在线开立电子账户，并到民生银行柜台一次性完成理财首次风险评估，即可购买；二是理财产品起息前，仍然享有相比活期更高的余额理财收益，没有收益真空期，这是柜台、电子银行没有的优势，传统渠道买理财，如果买早了起息前没收益，买晚了又可能因额度不够而理财愿望落空。
未来，直销银行银行理财要根据监管要求，向净值类产品转型，要合理应用银行信誉，充分发挥银行服务优势，一方面争取以有竞争力的银行理财产品开展直销银行存量客户经营，提升客户黏性和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定制新客专属银行理财产品，继续发挥银行背书优势，大力拓展新客户。
保险产品。直销银行 1.0 时代，保险产品较少，从 2016 年开始，陆续有些银行试水直销银行保险产品销售。直销银行 2.0 时代，无疑需要丰富保险产品种类，增加互联网保险理财产品的引入，以场景化方式，实现互联网保险产品的销售，根据保险理财的中长期属性，针对特定客群的特定需求推出特色产品，例如民生银行 2017 年开始推出的具备养老、医疗等保障功能的保险理财产品。
基金超市。直销银行基金超市通过代销种类丰富的基金产品，满足客户差异化的投资需求。调研结果显示，直销银行 1.0 时代约有39.1%的直销银行部署了基金超市业务，其中兴业、民生等直销银行基金超市产品较为丰富，兴业银行目前在售近1000 种基金产品，用户可按照开户机构、基金类型、收益率、风险等进行排序筛选，依据基金名称或代码搜索，方便找到适合自己的基金。民生直销银行已上线 2200 多支基金产品，还上线了基金定投功能，可以实现在固定的时间以固定的金额投资到指定的开放式基金中，为投资者对抗震荡行情、长期战胜市场再添利器。
今后，要想做大基金超市规模，需要面向中小金融同业，与基金公司、合作机构联合，提供体验优、产品丰富、手续费优惠、场景多样的基金超市综合服务，要设立量化、权益类等精选专区，由基金公司入驻经营，按市场化原则管理，周期轮换。
（2）着力布局企业线上财富管理，满足企业客户需求。我国直销银行 1.0 时代，主要是针对个人客户提供投资理财服务，目前尚未有对公线上银行面市。随着越来越多平台型企业的涌现和企业互联网化步伐的加快，企业线上理财需求快速攀升，打造企业客户线上财富管理产品线正逢其时、市场广阔。直销 2.0 时代，银行应积极探索实践对公线上银行，紧抓发展机遇，围绕平台和行业企业的资金需求，开发面向企业的货币基金、大额存单、存款增值、银行理财等产品，以便满足不同类企业对财富管理风险、收益、流动性的差异化需求。
（3）实现资金和资产闭环服务模式，提升产品竞争力。打通资金和资产，是直销银行 2.0 时代打造财富管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直销银行贷款业务形成的金融资产，通过证券化运作，对接直销银行财富管理产品，实现线上资金与资产的及时撮合，形成资金、资产闭环流转的产品生态圈，加快资产证券化运作，提升产品竞争力。
（4）提供线上理财定制化服务，为做好客户经营奠定良好的产品基础。面向个人、中小微企业、高净值客户提供分层的线上理财服务，为互联网高净值客户提供专属服务，要搭建定制化专户订单平台，打造产品定制能力，真正实现以客户投资需求为中心，在线匹配个性化产品，方便客户进行资产配置。
2、网络贷款产品种类日益多样。考察中国网络贷款发展情况发现，直销银行 1.0 时代，银行系直销银行、第三方支付公司、电商平台及其他互联网企业等，均尝试通过内外部数据对用户进行画像、建模和授信，主要为个人用户提供信用贷款、消费贷款，还有部分金融和非金融机构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提供生产性或者经营性贷款，如网商银行、徽商银行等。直销银行 2.0 时代，线上贷款将呈现以下特点。
（1）个人贷款产品将进一步丰富，更充分地满足不同客户的差异化融资需求。
一是大力发展白名单主动授信线上贷款。为进一步提高直销银行纯线上信贷业务市场竞争力，扩大直销银行基础客户群，增强优质客户黏性，充分满足优质白名单客户的消费融资需求，“白名单主动授信模式线上个人消费贷款”将成为直销银行线上贷款的发展方向。白名单线上消费贷款客群来源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优质政企单位受薪员工；二是外接公积金、税务、社保等数据平台引流客户。通过优质政企单位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员工工资收入情况、员工职级岗位情况的分析，直接掌握收入数据，或者通过对接三方平台，收集分析客户公积金、税务、社保、物业费等缴纳情况推断客户收入，为优质客户提供综合授信服务。
二是围绕场景金融打造特色贷款产品。围绕客户的各类大额支付场景，例如购房、购车、旅游、留学等消费场景，提供特定场景的线上贷款产品。以汽车金融场景为例，聚焦客户“学车、购车、用车、养车、换车”等相关场景，直销银行可提供一揽子金融产品，整合汽车销售前、销售中以及销售后市场相关产业资源，打造汽车金融综合服务平台，并实现业务平台化、轻型化发展。通过与驾驶培训学校、互联网汽车电商平台、020 汽车保养平台、保险公司等外部平台合作，分别发挥直销银行在资金实力、传统风控、账户体系等方面优势以及对方平台在流量、互联网风控、线下抵押、车辆控制和贷后处置方面的资源优势，携手打造“线上申请、实时审批、自动发放、集中风控和跨地域全国支持”的线上汽车消费金融产品，解决客户在汽车金融各环节的融资需求。
三是传统贷款业务线上化趋势。近几年来，商业银行开始发力个人信用贷款，主要采取线下申请、审核材料和面签的方式，住房贷款也均为纯线下操作，申请审批手续繁琐、放款速度慢、人力成本高。通过直销银行，可以将线上、线下相结合，打造线上房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联合第三方房产信息服务平台，为用户提供选房、看房、购房、按揭等一站式方便快捷的住房金融服务。
（2）外部平台合作贷款将成为线上贷款重要发展方向。通过与第三方平台合作，由平台提供客户流量、业务场景并承担风险兜底责任，直销银行通过输出银行风控并提供信贷资金，与合作伙伴开展线上消费贷款业务。在具体的第三方平台选择方面，互联网头部平台及独角兽企业将会是各直销银行抢占流量合作的重要对象。在合作平台不具备担保能力的情况下，可引入保险公司，通过信用履约保证保险产品为线上贷款提供担保。目前，第三方平台和保险公司担保的线上消费贷款产品市场上已出现成功案例，产品模式已形成。此类产品具备以下优势：依托合作平台的流量导入，业务发展快；直销银行与平台的联合风控，可帮助直销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快速积累互联网贷款风控数据和经验。
（3）依托新供应链的企业线上贷款将迎来大发展。直销银行可依托平台企业构建的供应链平台，汇集的商流、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数据，借助供应链平台对小微商户经营能力的把控，为线上商户提供融资服务，此类模式相比传统线下小微贷款，具有纯线上申请、审批和提用，申请手续简便等优势，市场需求大，是直销银行做大小微商户线上经营贷款、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发力点。
3、着力构建新型网络支付生态体系。随着移动支付的发展和无卡时代的来临，直销银行支付业务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直销银行2.0 时代，可紧抓政策趋势和市场机会，以 II、III 类账户为抓手，加强内外部合作，利用渠道优势和内外部资源，打造多渠道、多方式、多功能的支付体系，针对重点行业形成标准化行业应用方案，构建“账户+支付+场景”的线上金融生态。
（1）丰富基础支付功能，打造直销银行行业应用。一是依托电子账户开户便捷的特性，结合新型支付市场趋势，以扫码、闪付、代收、代付、网关、快捷、监督、归集等产品为基础，进一步完善支付产品功能，构建直销 II、III 类户支付体系，支持跨屏、跨行、跨境支付，实现支付场景全覆盖。二是结合行业发展趋势，运用电子账户对外输出的特性，实现支付产品和场景有机结合，以支付业务为切入点，以金融增值服务为补充，提供行业综合解决方案，将支付服务嵌入客户日常生活场景。通过和行业优质商户合作，打造典型行业应用，形成标准解决方案，快速覆盖市场，低成本在线获客。深度挖掘小额高频支付场景，以小额免密为基础，打造公共交通快速支付等综合解决方案。
（2）加强内外部合作，构建直销银行支付生态圈。一是加强与银联及其他银行之间的合作共赢，切入各种场景，做大生活圈；联手通讯运营商、快消企业、公共事业单位等各类市场主体，围绕客户的“吃、住、行、购、娱”生活场景，创新和拓展移动支付服务。以一站式服务为目标，将金融产品嵌入到各类应用场景中，同时全方位地为客户提供其他便捷的非金融服务。二是积极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共创金融新生态，尤其是要加强与电商平台、社交平台、搜索平台等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深度合作，互为平台，互为流量，协同服务平台上的企业和用户，从而弥补商业银行缺乏用户消费数据、市场敏锐度迟缓、场景搭建滞后等方面的不足。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跨界联合营销，实现从原来的单一获客模式转向深入生态链、产业链的批量获客方式，构建“场景+金融”新生态。
（3）树立直销银行支付品牌，塑造核心竞争力。一是整合直销银行产品，统一渠道账户体系，统一用户支付体验，统一产品标识，同时加强支付产品创新，提升支付效率与风险防范能力，打造用户有口碑、行业有影响、产品有深度的统一支付品牌。二是加强与互联网企业、垂直平台、金融科技公司等合作，通过战略合作推动品牌宣传和营销推广，提升行业影响力和知名度。
（4）拥抱新兴技术，创新新型支付产品。一是引入新兴技术，完善支付工具，丰富支付介质，简化支付流程，提升支付安全。跟进声纹、人像、虹膜等技术应用，围绕客户需求，持续优化客户体验；积极推进移动支付与可穿戴设备的结合，拓展支付工具范围。二是紧跟前沿金融科技，挖掘新技术应用价值。深入研究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超声波、VR/AR 等最新技术，融入支付及其他各类服务场景中，在增加客户新鲜感、提升客户体验的同时有效降低客户风险；通过探索机器学习、智能应用等，为支付业务提供智能化风控和业务创新驱动力；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和金融生态思维，推动平台化、场景化、智能化金融服务和构建多元化的网络支付体系。
4、打造大数据应用和服务能力。在当今大数据不断壮大的时代，无论新兴行业还是传统行业都在思考或者探索如何利用大数据进行创新与变革，直销银行作为一种新型银行经营模式，加强大数据应用，进一步提升其风控、获客和客户经营能力和水平，是 2.0 时代的重要课题。在直销银行领域，大数据运用大概分为三个阶段。
（1）加强内外部数据整合，夯实大数据服务基础。一是定义统一的客户标识，形成客户信息统一视图。设置直销客户统一标识，支持直销银行自有渠道与三方平台客户信息、资产信息的数据整合，以便在后续深化与其他行业的合作时，能够快速匹配同一用户信息，为数据整合提供基础。二是多渠道采集用户多维度数据，深度刻画用户特征。在植入直销银行服务的互联网渠道、移动端埋点采集用户多维度信息，提取用户金融交易附加信息，这些数据的采集可供研究了解用户的消费行为习惯参考。三是整合不同来源的外部数据对行内数据形成补充。加强同业金融产品、征信记录、失信名单、金融资产、社交媒体、互联网电商、旅游出行等外部数据整合利用，有助于更精准地预测客户需求、风险变化，并为产品的差异化设计提供辅助支持作用。
（2）强化大数据精准营销和风控建模，提升数据应用能力。一是大力开展大数据精准营销。通过全端数据采集与治理、用户标签画像、数学算法模型、营销效果分析等，构建“策略设定--投放管理--数据回收--效果调优”完整闭环，借助营销投放数据标签，不断迭代用户洞察，优化投放效果。二是增强大数据反欺诈及风险防控能力。一要打造线上风险决策引擎。全面加强反欺诈授信准入控制，判别客户信用风险水平，优化客户准入标准，核定适当限额，实现差异化风险定价；通过决策引擎，高效一致的管理模型及决策规则，及时有效地实现策略变换，以应对快速变化的环境及业务需要，对市场上的风险动向做出更快速反应，形成一个更智能化、信息化的强大风险决策中枢，让模型释放大数据中所蕴含的风险信息能量。二要构建高效的自动化交易监控机制。加强风险的发展动向侦测、风险事件监测及可
疑情况监测，实现全局化、系统化、自动化、可视化、实时化，从而合理高效地调整贷中风险管理策略，确保及时掌握客户的最新风险动向，最大限度地捍卫资产安全。三要完善贷后风险组合管理。通过对授信组合的风险表现实时评价，定位风险发生部位、发现风险整体趋势演变规律、掌握风险变动情况，从而针对性开展及时贷后管理，控制风险水平。四要建立健全风险联防和风控数据共享机制。通过大数据，全面分析及评估合作平台的真实风险水平和风险控制能力，依据风控水平、风险表现、风险控制能力、风险吸收能力等差异化因素，实施合作平台及合作客户的分级分类针对性管理，确保整体资产层面的安全和风险可控。
（3）创新数据产品，提升输出数据服务的能力。随着直销银行多维度数据的不断积累以及精准营销、反欺诈风险防控实践经验的逐渐丰富，数据应用能力与技术模型能力日趋成熟，可将大数据计算能力、数据产品与服务能力向第三方平台输出，带动整个产业链数据应用能力提升。一是提高大数据计算能力。大数据基础计算服务是为生态链企业提供大数据应用的底层技术平台，通过计算引擎、数据开发工具、运用数据所需的各类应用引擎来加速提升企业应用数据能力，有助于降低其自建平台所需的周期与成本投入，快速发挥大数据价值。二是打造大数据产品与服务。通过直销银行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数据积累，形成基于客户信息交易数据等领域的基础数据产品、开展网贷过程中积累形成的实时风险防控服务、基于精准营销提炼形成的CRM 数据产品以及不同行业的金融数据分析产品，为企业在业务经营决策、产业结构优化、合作伙伴选择等方面提供重要的支持。三是助推生态链数据应用能力提升。生态链中的企业在使用大数据提供的数据产品与服务时，也在不断与大数据平台进行数据交换，多个行业的数据通过大数据平台融会贯通，使直销银行数据资产向体量更大、维度更广方向发展，数据产品与服务也由于数据领域的增长得到持续丰富提升，并向各行业拓展深度与广度，从而形成良性健康发展的数据生态。
第三节 直销银行 2.0 客群和获客分析
直销银行 2.0 面对的主要客群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以平台企业为纽带，与核心平台企业相互连接的各类互联网平台企业，一类是使用互联网平台服务的个人用户。直销银行通过创新客群经营模式，为这两类客户提供便捷的支付结算、融资、财富管理等金融服务。
1、围绕 B 端和 C 端客户提供差异化线上金融服务。
（1）向 B 端用户输出强大的金融服务能力。目前很多电商、核心企业等平台型客户发力自金融领域，但受制于服务主体的服务能力、技术条件等因素，市场上仅出现了针对部分需求的解决方案，缺乏为平台企业提供的整体服务方案。直销银行 2.0 时代，应该充分发挥金融全牌照服务商的力量，围绕平台提供一整套综合服务方案。平台型企业拥有丰富的流量资源、数据资源，希望与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实现平台自身流量和数据的商业化，在创造新的利润增长点的同时，可有效降低其经营成本和风险，提升经营效率。此外，平台型企业聚集了海量的中小型企业。在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是行业内的痛点，平台上中小企业对融资存在普遍需求。第三，平台上消费者数量庞大，在消费升级的背景下，消费者的融资类需求增多。
直销银行 2.0 应充分利用金融科技、依托Ⅱ类户，深植不同平台的服务生态，与合作方共同打造场景金融，实现平台赋能。通过与平台对接模式，将平台企业、其聚集的中小企业和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综合解决方案，以产业链为依托、以交易环节为重点、以资金调配为主线、以风险管理为保障、以实现共赢为目标，将金融服务植入整个供应链，全面满足平台企业自身、其聚集的中小微企业以及消费者的需求。
以民生银行为例，其直销银行先后服务三大电信运营商、国家电网等国家支柱型企业，助力宇通、富士康等传统实体制造业降本增效，紧跟卫计委家庭医生服务项目、国家驾培考试制度改革要求，提供医疗费用便捷在线结算服务、驾培“先培后付”培训费全流程监管服务，助力京东、支付宝、百度等大型互联网平台践行普惠金融精神等。2017年末，民生银行直销银行注册用户超 1000 万，管理金融资产超 1000亿元。
（2）为 C 端用户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从余额宝的火爆到 P2P、众筹、互联网支付、消费贷款的百花齐放，C 端用户尤其是长尾用户的金融需求一直没有得到充分满足。直销银行 2.0 拥有“互联网+银行”的双重基因，可以为核心平台企业的 C 端用户，提供丰富、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更好地践行普惠金融的理念。
市场调研显示，个人用户对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需求旺盛。据宝象金融相关报告，中国网民中有 44.1%进行投资理财的首要目的是为了规避市场波动和结构性变化所带来的风险，更看重的是资产安全性和稳定性；30.2%的网民期望投资收益率在 5%-10%，29.1%的网民期望投资收益率在 11%-15%，而 P2P 网贷年收益率基本维持在8%-15%；33.4%的网民可接受损失在 15%-25%，26.1%的网民可接受损失在 5%-15%；45.9%的网民看好“互联网+金融”前景。
直销银行 2.0 要继续秉承互联网的便捷基因和银行的安全基因，力争满足 C 端用户的各类金融服务需求。一方面，要对标先进互联网企业，充分发挥互联网便捷基因优势，继续简化产品和服务流程，为 C 端用户打造极致体验，改变金融服务低频的特征，为盘活金融服务能力注入活力；另一方面，借助银行多年积累的风控经验，为客户提供稳定收益和低风险服务，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用户对银行系直销银行的认可和信赖。
江苏银行直销银行自 2015 年末陆续推出“税 e 融”、“商 e 融”、“享 e 融”等产品，在国内直销银行中率先在线上贷款领域做出尝试，与国税、银联、自有渠道开展合作，为个人用户提供基于大数据、人脸识别等新技术，全自助操作、全在线处理、全自动审批、全程无纸化的服务。
2、直销银行 2.0 向平台获客、批量获客大转变。在获客方式上，直销银行向平台获客、批量获客转变，秉持服务客户的理念，助力合作方提升客户经营能力。具体实施策略分为两类，构建细分领域的产投融平台金融服务模式、融入产业链和生态链的金融服务模式。
一是构建细分领域的产投融平台金融服务模式。对于在关键节点尚未出现核心平台的产业链以银行侧为主，打通产业链的关键节点，覆盖全场景，构建入驻式的产融投平台。
二是融入产业链和生态链的金融服务模式。以平台侧为主，银行与平台间直连，输出金融服务能力，构建产业链上平台与平台之间相互嵌入模式。对已形成生态圈的产业链，银行应开放合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充当产业生态链的培育者。
民生银行已与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等运营商以及国网电商、搜狐、凤凰网、小米、360 等互联网企业进行战略合作，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在支付缴费、资金监管、电子账户、消费金融、供应链金融等领域开展创新，打造“通讯+金融”、“科技+金融”、“生活+金融”等互联网金融新生态，更好地服务平台、平台供应链上的中小微企业以及平台上的客户，挖掘金融服务深度，与平台一起携手努力谋求“共生、共赢、共未来”的新局面。
综上可知，我国直销银行从 1.0 演进到 2.0，主要是受宏观政策、市场环境、科学技术等众多因素变化的影响，积极探索创新经营模式、产品业务形态以及获客模式等，谋求更好地服务客户、实现更健康快速发展的过程。两个阶段的直销银行主要差异如下图所示。
第三期：
当前，在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战略背景下，数字普惠成为重要的实现抓手，而直销银行作为一种数字普惠具体形式，在国家政策鼓励支持、金融科技快速发展以及用户线上金融消费习惯养成等多方面有利因素综合作用下，发展空间十分广阔，将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服务好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用户、践行普惠金融的生力军。
第一节 直销银行发展趋势展望
展望未来，我们认为直销银行发展将呈现以下四个趋势。
1、技术赋能直销银行发展。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科技的应用将从根本上改变直销银行运行模式，并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降低服务成本，具体途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通过引入机器学习、虚拟现实、生物识别等新技术，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和服务效率；二是通过云计算、分布式架构等方案，重构基础设施部署方式，降低运营成本，打造服务海量客户的能力；三是利用大数据手段，提升风控反欺诈、产品定价、精准营销、智能投顾等方面水平。此外区块链等技术可为新的金融交易模式提供强大支撑。
直销银行在金融科技的运用过程中，一方面应把握金融科技发展趋势，通过加强人才储备和技术积累、与第三方交流与合作等多种形式布局金融科技领域。在不断增强核心技术自主掌控能力、优化提升整体科技系统效率的过程中，开展对新兴前沿技术的学习研究、应用创新，培养数据思维，建立内外各方合作机制，加强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方面前沿高科技企业互利合作，可以共建的形式设立智能风控、精准营销等创新实验室，研究、落地创新项目，打造具有强大云计算、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智能金融科技体系。另一方面要构建标准化的开放业务平台，制定标准化合作对接流程，打造集对接、联调、测试、上线、运营管理等于一体的标准化商户合作平台体系，快速、高效推进各方技术对接和金融服务标准化输出，利用科技手段提升业务产能。
2、平台化发展策略将成为未来直销银行的优先选项。近年来，平台经济正在快速崛起，在 2017 年全球市值前 10 的公司中，平台类企业占据多达 6 个席位，即苹果、谷歌、Facebook、亚马逊、阿里巴巴、腾讯。平台经济已成为全世界趋势性的商业模式、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推动了生产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革，日益发展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既带来机遇也产生了挑战。平台企业聚集大量的商户和客户，商户和客户有金融服务需求，平台有金融跨界合作、数据商业化、业务合规等需求，对商业银行传统的获客方式和服务模式提出了新要求。平台具备商流、物流、资金流等丰富的资源，是商业银行的重要客群。
直销银行服务平台化将成为未来趋势。直销银行通过构建金融服务中介平台，在产品端实现本行、银行同业、非银同业、其他机构的基础产品和服务整合，打造财富管理、网络融资、支付结算、大数据服务的金融云，在客户服务方面将通过平台化融合方式，实现对平台企业、平台上中小企业、平台上的消费者的全面、综合服务。
《中国直销银行白皮书》：直销银行发展趋势展望和竞争格局分析
面对消费、产业、政务等领域的不同平台化程度，银行所构建的金融中介服务平台策略也是不同的，总体上可按照三种模式搭建。
（1）相关领域尚未形成聚合专业化平台的，直销银行可整合行内外资源，通过自建、并购、投资等形式打通关键节点，搭建入驻式金融中介服务平台，覆盖细分行业的全场景。以 2016 年平安信托收购汽车之家为例，汽车之家作为国内汽车垂直专业媒体，除获得平安集团资本方面的大力支持外，也将成为平安集团打造全方位汽车服务生态圈的重要一环。构建平台模式，一般需依赖集团或母行资源，形成对公和零售业务协同；另外，银行需明确自身服务边界，避免做大而全的平台，导致过大的资源投入，而且难以满足个性化的需求。
（2）相关领域已形成专业化平台，或受制于监管要求，平台还未向金融领域延伸的，直销银行可通过与此类平台进行对接，输出金融产品和服务。
（3）相关领域已形成具有垄断地位资源整合者，服务已延伸到金融领域的，银行很难自建平台让参与方入驻，直销银行相对可行的方案是向平台提供资金和金融服务的补充。
3、服务场景化。未来直销银行产品将是一个可以很简单的嵌入到各个金融场景当中去的标准化的产品，按照某银行资深金融从业者的观点就是金融介质化，未来，互联网银行、直销银行会成为一个银行进行移动金融化转型的介质化工具，在互联网维度空间里，成为像空气一样的一个介质，渗透到金融服务的各个场景当中去。
4、组织结构独立化。国外直销银行多采用独立法人经营模式，我国直销银行也将逐渐朝着独立化方向发展。伴随着我国首家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百信银行的正式开业，后续可能会有若干独立法人的直销银行获准批复。直销银行组织结构独立化，将在产品创新、与母行风险隔离、调动团队积极性、成本核算、客户经营、科技开发机制等多方面带来积极影响。
直销银行独立法人化进程中，引入外部战略投资者将成为可选路径之一。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可提升资本实力，同时通过与股东的资源、技术、场景等对接，可快速提升直销银行生态的构建和发展能力，实现直销银行与股东的协同和共赢。
除了成为独立法人直销银行，成立单独事业部、独立团队等组织结构形式，也是各行根据自身条件和内外部环境，推动实现直销银行快速发展的在组织形态上的可选方案。
第二节 直销银行未来市场竞争格局分析
经过 4 年多的发展，直销银行市场参与者众多，发展水平参差不起，中小银行发展直销银行的动力相对较大，以弥补其网点覆盖少、服务区域受限等不足，未来直销银行 2.0 阶段，竞争格局将发生显著变化，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1、国有大行：晚来的大象。国有大银行具有广泛的用户基础，直销银行在 1.0 阶段更多将其定位为获客工具，导致国有银行只有工行和中行开设了直销银行，农行、建行两家均未发布独立的直销银行产品。国有银行虽具备广泛的用户基础，但其用户活跃度相对较低，缺乏场景，在金融生态融合化趋势无法避免的背景下，国有银行也在寻求外部平台的场景对接，以纯线上的方式提供服务。在直销银行2.0 阶段中，竞争的舞台上将增加其身影，国有银行具有丰富的产品体系、广泛的用户基础等优势，在与平台场景对接中，具有显著优势。
2、中小银行：差异化的发展思路。
（1）民生银行：传统银行事业部模式，产品服务丰富。民生直销银行创新推出一系列投资门槛较低、规则明确、种类丰富的金融产品，形成集“存、贷、汇、投、支付缴费”于一体的金融服务体系，业务开展渠道包括 PC、手机 App、H5 和微信，还通过空中营业厅、10100123 客服热线等专属服务渠道优化服务，并将账户与产品服务输出到一系列第三方合作平台。2017 年初，成立直销银行事业部，定位为直销银行业务的一级经营机构。
（2）平安银行：回归集团内交叉获客，提升客户价值。平安橙子银行是平安集团旗下的直销银行，2014 年上线之初进行独立运营推广，2016 年平安橙子与平安口袋银行（手机银行）实现入口统一，口袋银行开发 II 类户注册功能，支持客户绑定他行卡注册，打通平安集团旗下客户，借助一套账户体系，一方面共享客户与资源，综合营销，节约成本；另一方面减少客户录入要素，提升体验。
（3）百信银行：拥有互联网基因的独立直销银行。作为首家获批的直销银行独立法人，百信银行的成立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传统银行与互联网企业的联姻，将为直销银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目前信息来看，百信银行将坚持市场化、差异化、智能化，树立普惠金融理念，以客户为中心，聚焦个人、小微和“三农”，并借助百度的科技力量，打造智能账户、智能风控等核心能力。
3、互联网银行：新锐力量，不容小觑。
（1）微众银行：聚焦个人消费贷款，市场规模扩张迅猛。微众银行是国内首家开业的民营银行，由腾讯牵头发起设立，2014 年 12月获得由深圳银监局颁发金融许可证。微众银行客户主要是个人用户，借款用途主要是个人消费，主要产品为“微粒贷”。截至 2017年 9 月末，微众银行资产规模近700 亿元，累计发放贷款突破 6000亿元，管理贷款余额超 1200 亿元，管理资产余额逾 300 亿元，有效客户近3800 万户，覆盖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 567 座城市，其中近400 万客户在主流金融机构没有享受到任何融资服务，笔均贷款仅 8100 元，户均余额约 1.2 万元，近93%的客户贷款余额低于 5 万元。
（2）网商银行：深耕小微和个体创业客户。浙江网商银行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纯互联网运营，于 2015 年6 月 25 日正式开业。网商银行客户主要是电商商户与农户，生产性贷款居多，主要产品为“网商贷”、“惠农贷”。网商银行 2016 年营业收入 26.4 亿元，比 2015 年的 2.5 亿元增长 10 倍以上，净利润近3.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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