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第一篇：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坚持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创造和谐稳定社会环境

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看家本领。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继承和创新群众工作，为建设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实现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是摆在全体党员干部面前的新考卷。

一、“枫桥经验”产生的背景探源。

浙江、江苏环抱长三角地区，上海市被其环绕。近现代以来，受到了现代文化洗礼，工商业发达，人们的权利意识十分强烈。因此，矛盾纠纷特别多。这用法国社会学家布厄迪惯习理论可以作出合理解释。惯习理论认为，行动是由关于在社会世界中如何运作的实践。它的特征是：其一惯习具有相对普通性与绝对特殊性相统一的特点；其二惯习是一种非形式化的实践知识，而非推论的或意识层次的；其三惯习具有使用上的迁移性；其四惯习抵制变化；其五客观结构的内化过程，不仅是心理的过程，而且是具体过程，体现在人们的姿势、步态和语言风格上。用惯习理论解释江浙一带经济发达、百姓精明，做事认真、讲求效率，矛盾纠纷繁多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枫桥经验”的变化、发展创新。

（一）枫桥经验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国农村开展了普遍的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如何达到团结最广大人民群众，教育改造少数人的目的，当时并没有一套真正成熟的做法，而枫桥镇创造了“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经验。1963年11月，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效仿，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第二阶段：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枫桥创造了依靠群众改造流窜犯，帮教失足青少年的成功经验。

第三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枫桥镇又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典范。

第四阶段：新世纪以来，在浙江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下，“枫桥经验”坚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突出以人为本，服务群众，注重德法兼治，创新方法，走出一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第五阶段：近日，总书记在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重要指示中明确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解决矛盾”，强调要“紧紧扭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提出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发展好。

（二）“枫桥经验”密码：发挥政治优势，相信依靠群众，加强基层基础，就地解决问题，减少消极因素，实现和谐平安。

（三）枫桥经验升华。2004年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将“枫桥经验”纳入“平安浙江”建设，创造性地发展了：综治工作中心、综治进民企、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民主恳谈、和谐劳动关系等。浙江省公共服务平台（81890）建设，已达86.5%的乡村，党员干部把“脚板”与“鼠标”“面对面”与“键对键”结合，把“枫桥经验”变成“网上枫桥经验”。

（四）时代在变，方法在变，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的根本目的始终不变。浙江省在坚持“枫桥经验”上，坚持五个注重：注重源头治理，预防在先，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注重整合基层力量和资源，夯实社会平安根基；注重专群结合，群防群控，构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防线；加强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着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注重统筹谋划推进，坚持发展稳定两手抓，“经济报表”、“平安报表”一起落实，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

浙江省平安浙江建设收到了明显成效，该省信访总量、刑事发案率，以及安全生产事故都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良好态势，主要体现为“两高三降”：两高即人民群众满意率“高”，矛盾化解成功率“高”。据统计部门数据显示，2012年浙江省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达95.93%，连续九年保持在较高水平，被认为是全国最安全的省份之一。2012年浙江省共排查各类矛盾41.4万件，成功化解40.51万件，化解率达97.85%。

“三降”即刑事发案、安全生产事故和信访总量明显下降4.3%和6.8%，连续九年实现三个“零增长”目标。

三、“枫桥经验”创新。

江苏省南通市贯彻“枫桥经验”，创造出南通大调解模式：党委政府领导，政法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方式，形成了集控制、调解、处置一体的工作格局。

南通模式呈现四个特征，即联动性、实体性、专业性、权威性。即：

其一联动性。南通市大调解的关键在于“大”，“整合资源，整体联动”是南通大调解最为显著的特征。（1）在组织架构上，建立了党委、政府统一领导，政法综治牵头协调，调处中心具体负责，司法部门业务指导,职能单位共同参与，社会各方整体联动的矛盾纠纷调解大格局。该市健全了市大调解工作委员会、县乡调处中心、村居级调处站、十户调解小组和基层调解信息员纵向到底的调解工作大网络。（2）在内涵建设上，融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于一体，形成了化解矛盾纠纷的大合力。县、乡调处中心整合司法、公安、城建、信访与环保等有关职能部门资源，健全公安、检察、法院与大调解对接机制，结合运用多种手段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调解。（3）在工作机制上，融矛盾纠纷调解、听证对话、风险评估、调解处置于一体，形成预防、发现、受理、调处和化解的工作大体系。县、乡、村调处中心（站）定期排查矛盾纠纷，实行“零报告”制度，对政府即将出台的政策措施与项目进行听证对话。

其二实体性。南通市大调解的运作在于“实”，“实体运作，规范运行”，是南通大调解的核心要素。一是做实专门机构。全市9个县（市、区）社会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均为党委、政府直属正科级事业单位，调处中心主任由党委分管领导担任，配备两至三名副主任，工作人员9—11人；122个乡镇（街道）调处中心作为大调解体系的主要支撑，各配备不少于二名专职调解员；2255个村级调解组织与村（居）综治办、警务室三位一体，各配备一名专职专干、一名驻村民警、二名专职调解员。二是落实工作责任。赋予县、乡调处中心矛盾纠纷分流指派调处调度、调处督办、“一票否决”建议和渎职责任追究五大职权。县级调处中心履行对辖区内调解组织的指导、协调、管理、培训、督查、考核职能，受理调处一些行政争议和跨地区、跨部门的重大疑难复杂矛盾纠纷。乡镇调处中心负责调处自身受理，上级指派和村居委协调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村（居）调处站负责调处本村居民一般民间纠纷的排查和调处。

其三专业性。大调解的活力在于“专”，“一综多专，专业调处”是南通大调解机制的成功创新。综就是县、乡大调解中心作为综合性的调处平台；“专”就是专业化调处机制，包括医患纠纷调处，劳资纠纷调处，环保纠纷调处、交通事故调处，以及公安、检察、法院与大调解对接机制。各县（市、区）相继建立了劳资、拆迁、环保、交通等专业专业化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使大调解工作显现出综合性平台不断加强和提升、专业性机制不断创新和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良好态势。

其四权威性。大调解的权威性在于“公”，“公信力强，权威性高”是南通大调解机制的内在品质。南通大调解，既坚持党政主导，又保持调处中心作为社会组织较强的独立性，使之能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基础上，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势与政策调解、依法调解、以德调解结合起来，使矛盾得到公正化解，以公正赢得公信。南通市从司法、劳动、工商、医院等职能部门选聘一批群众威信高、熟悉法律政策、热心调解工作的人员担任调解员；乡村调解员以长期担任农村领导工作，情况熟悉，经验丰富的老干部为主，以他们在群众中心公道正派的形象赢得公信。坚持“阳光调解”，健全听证认证，公示公告、督查回访等制度，做到纠纷状况公开，调处过程公开，调处结果公开，以公开赢得公信。大调解在江苏生根开花结果。江苏省自2003年以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23.14万件，防止民转刑11935件，越级上访3993件，群体事件3448件。

四、主要启示：

从枫桥经验到南通模式，充分显示出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命力。但是，在建设法治中国的今天，包括平安中国的建设，如何在中央顶层设计的前提下，在省级以下地方如何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建设地方法治政府呢？我觉得要搞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赢得省市县乡党委一把手的重视。在**，中央赋予了先行先试试点工作，无疑是转型发展中的重中之重。但是，一手抓发展、改革，一手抓稳定，仍然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浙江、江苏的平安建设之所以卓有成效，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一把手重视。

二是要出台地方法规，为大调解给予立法支撑。在国家层面，《人民调解法》也已出台，为人民调解工作的开展，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从南通发端的大调解实践再次证明，没有省级人大细化《人民调解法》的地方立法，就没有办法解决大调解涉及的人、财、物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更不能解决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有机对接。因此，省一级的地方立法势在必行。

三大调解的社会化拓展势在必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调解面临许多新情况，广大人民群众对调解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因此，要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队伍建设。一要做好人民调解员的选任工作。注重地公道、正派、热心人民调解员工作并具有一定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人选任

到人民调解员队伍中来。二要做好人民调解员的法律培训工作。要下大力气，组织培训村级人民调解员，切实提高广大调解员的法律素养，为人民调解工作打好基础。三要做好人民调解员专业化、职业化工作。要从离退休法官、检查官、公安民警、部门离退休基层干部中，选任人民调解员，要注重邀请热心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及老教师、老专家、老学者参与人民调解。

刚刚结束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建立调处化解矛盾的综合机制。因此，认真落实“枫桥经验”和南通大调解经验，对我们来说仍任重道远。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第二篇：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随着我国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因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成为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探讨新时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成因，研究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的对策，已成为当前维护社会稳定工作面临的重要课题。本文试结合我镇实际，就当前群体性事件的特点、成因及预防处置对策，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群体性事件的特点

当前，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与社会转型、经济接轨和利益调整密切相关，纵观我镇近几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共同的目的性是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之所以能够聚集在一起的基础，也因此他们更容易引起共鸣，同气相报，同声相应。每起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共性的问题都是与权益息息相关，有的涉及经济利益，有的关系民主权利。人民群众非常重视自身的权益，当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或解决时，他们往往在信上不信下、信大不信小、信多不信少、信闹不信息的偏差思想支配下，聚集一起，群体上访，希望通过过激的行为来解决，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如我镇2008年在镇中心校发生的“12.31 学生伤亡事件”，死者家属在赔偿问题上与校方达成初步协议后又翻悔，继而组织了亲朋好友上100人赶赴到火葬场阻止火化，并到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上访，问题虽然得以解决，但给我镇带来较大的不良影响。又如今年7月28日，在我镇万寿村发生的“7.28儿童溺水死亡事件”也同出一辙，镇政府组织相关人员通过长达4天的疏导、解释和协调，才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二）具有规模的广泛性。一起群体性事件，往往聚集参与的人数少则十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操纵者、组织者、策划者，也有骨干和一般成员。其组织、煽动及闹事的骨干成员中，有的是被调整下来的基层干部，有的是游手好闲之徒，有的是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过或系“两劳”回归人员，还有的是仇视党和政府的不法分子，其中掺杂着个别反动非法宗教组织的骨干分子，一旦发生闹事事件，他们混迹于群众中间，蛊惑人心、煽风点火、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如我镇简湾村委应群众要求，为改善交通条件，采取“以林换路”的方式，在置原简湾村林场场长将村有林木出售给本镇一修路人并签订了合同而不顾，又将处于纠纷中的村有林木以同样方式出售给了外地的另一修路人并签订了合同，“一女二嫁”并产生纠纷。今年3月的一天，在三方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前一合同的买方当事人组织了社会上30余名各类人员前去砸了后一合同买方当事人的修路机具后，准备上山砍树，几个生产小组的村民闻讯纷纷操起锄头、棍棒前去阻止。镇政府接报后迅速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和机关人员前去控制和平息事态。通过数小时的疏导、劝解和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才使三方坐到谈判桌前。

（三）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在群体性事件中，大部分是有组织的，事件的聚散进退直接受指挥者和骨干成员的控制和影响，已由过去的较松散型向相对有组织的群体性转化，形成“台前”与“幕后”呼应。一些参与人数多、持续时间长、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往往事先由社会上或出自农村里的一些所谓“能人”、“大款”经过周密策划，目的明确，行动统一，筹划、指使、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站在“台前”设置障碍，甚至制造事端，并且前后呼应，甚至出现跨地区、跨行业的串联活动。有的还集资上访，寻求媒体支持。

（四）具有行为的公开性。群体性事件的参与者大都自认有理，因此他们毫无顾忌，行为偏激，以公开形式聚集、串连、打横幅、呼口号，甚至不惜违法使用暴力。如发生在社区的因农网改造产生的“普非电价争议纠纷”，两名主要当事人在长达8年中代表20余户动力用电户不断上访，并以公开形式聚集、串连，甚至在座谈会公然打出“喊冤”、“反电霸”等小横幅，高呼“抗电八年，还我公道”等口号。

（五）具有严重的危害性。随着社会利益群体的分化、独立，一些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

常常表现得十分尖锐、激烈，且对抗性倾向明显，围堵党政机关、堵塞交通要道、械斗等过激行为。如粮站一退休女职工，因一房屋居住权纠纷，不但在调解并履行了协议后又翻悔，且提出些过高的无理要求，在没有得到支持和满足后，就隔三差五的纠集家人到书记、镇长办公室和司法所吵闹、耍横，甚至发生抓扯，在正常的办公秩序受到严重干扰下，还得笑脸相迎，后经镇领导多次协调县级相关部门来镇座谈解释方才有所缓解。又如光明村村民张某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因村和镇级相关部门及时调查调处不力，导致张自2006年以来多次到县、市、省和北京上访，镇政府也多次派人将其接回，落实稳控人员和措施，不但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还给社会带来了不良影响。

二、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

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社会环境、政策等宏观方面的原因，也有个体、群体心理等微观方面的因素。概括起来说，导致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体制机制转换和利益格局调整，导致部分群体心态失衡，这是产生群体性事件的深层次原因。当前，改革正在向纵深推进，新旧体制矛盾交织凸现，体制机制转换、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直接或间接影响部分人的利益。在这样的新形势下，人们的旧思想和旧观念受到冲击，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一部分小农经济意识较强，守旧思想较重的人的思想观念难以适应形势发展，出现了因利益失衡而产生的心理失衡，这一失衡直接导致思想方式的失衡和行为规范的失衡。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贫富差距的拉大，一些人对分配不公，对不正当致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情绪，当弱势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或忽视时，他们极易产生相对剥夺感，不满和对抗情绪往往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农村基层组织战斗力不强，这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根本原因。一是有的村“两委”班子不团结，意见不统一，相互拆台，或者在办理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务时，决策随意，方法简单，态度粗暴，工作不具体、不到位，出现矛盾时处理不及时，对群众的合理要求推诿扯皮、敷衍塞责，使小矛盾酿成大矛盾，加之防范工作不到位，给个别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二是有的村干部在做思想政治工作或处理政策问题时方法失当，缺乏民主，办事透明度不高，群众误认为囊中有鬼，失去群众信任, 或让个别群众借机“搭车”，使一些立场不坚定又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容易被人利用、煽动，从而激化了矛盾。三是有的村党员干部正义感不强，怕得罪人或受气，不敢站出来讲公道话，助长了别有用心者的气焰,有的甚至就是闹事的支持者、组织者、策划者。

（三）群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导致群众利益受损，这是酿成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农村土地征用中，补偿金偏低、征地手续不齐全、补偿费用不到位、补偿分配不合理、失地后农民生活无着落；城镇房屋拆迁中，补偿标准低、政策不透明、补偿标准不一致；因土地的升值而产生的组与组之间，户与户之间的耕地、林地及林木权属和边界纠纷没有得到及时调处或调处不力而升级。如正化村十组与同村九组村民米吉香的林地边界纠纷，正化村八组与六组的林地权属纠纷等；部分非公企业中，企业任意压低、拖欠和克扣工人工资，不缴或少缴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赔偿不到位；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矛盾时，相关部门往往重经济轻环境，致使一些地方环境受到严重污染，影响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等等，当群众经济利益和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

（四）群众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与其自身的法律素质之间的差异，导致维权行为失控，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原因。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和社会主义法制的日益完善，人民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有所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增强。但不少群众对法律法规了解不深，理解不透，有的甚至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片面强调政策、法律法规中有利于自己的一面。也有一些群众由于法律意识淡薄，道德失范、心理失衡不知道或不愿意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摩擦或纠纷时，存在“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

决，快闹快解决”的错误心理，误以为聚众闹事、集体上访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通过法律程序或者其他方式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事件。

(五)职能部门不负责任，把关不严，这是形成群体性事件的重要诱因。一些相关职能部门工作不负责任，作风不够深入，使群众办事难，利益受损，或职能部门为了让业主单位早日发挥投资效益，时有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手续未齐全的情况下也让业主单位先行施工，而忽视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让群众抓住了不“依法施工”的把柄，造成了工作被动，导致矛盾激化。

三、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及处置对策

（一）建立健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的综合预警机制。群体性事件必须坚持“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起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各单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消除职责不清、信息不灵、反应迟钝、互相推诿的现象。

（二）加强社情控制，及时准确的掌握情报信息。信息是对策的依据，只有及时准确的掌握情报信息工作，才能产生有效的处置对策。这就要求政府各职能部门，充分运用各自的优势，广开信息渠道，深入开展并发掘信息的来源，最大限度地搜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信息，做好分析、加工、传递、反馈工作，为领导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正确地决策指挥提供可靠依据。具体地讲，就是要求把握好三个环节：第一，在事件发生之前，要全面地、及时地、准确地搜集信息，特别是要善于捕捉策划和酝酿闹事的信息，做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以便把各项工作做在前头，把闹事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在事件形成之后，要及时准确的掌握全面的情报信息，及早判明事件性质，有针对性地采取处置对策，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全面了解参与者的态度和表现，为充分分化瓦解和依法查处奠定基础，从而牢牢掌握主动权。第三，职能部门应对各种群体性闹事事件制定预案，临阵不乱。首先明确任务分工，根据不同群体性事件的性质和规模大小明确规定各警种、部门的职责、任务、权限，使各部门、单位迅速，紧张、有序地开展工作，各负其责、协同配合，充分发挥整体作战的优势。其次，明确处置程序，包括组织指挥方法、处置力量，应携带的装备、出动时间、处置工作纪律，提高反应速度。三是形成处置预案系统，根据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发展的过程，分别制定或分层制定具体处置预案，形成分别处置、整体配套的处置预案系统，使处置人员明确现场各自的工作岗位，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发挥主动性与积极性。在实践中，应充分发挥保卫组织、保卫干部、农村治保会、治保人员和各级调解组织及人员对所在单位情况的了解，在要害单位、重点部位，部分企业单位及农村物建信息人员，从多渠道、广途径获取情报信息，使各种关系国计民生和政治稳定的深层次情况都能及时反馈上来。

（三）明确处理原则，制定准确无误的处置措施控制事态。对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除了必须遵循其处置的总原则外，在实际工作中，还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坚持疏导为主的原则。目前，群体性事件基本上是利益纠纷而起，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尽量坚持疏导教育为主的原则，多做说服教育工作，特别是对因群众的合理要求未得到满足而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做好教育疏导工作的同时，更应该及时答复和解决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敢于同群众见面，深入到群众中去，面对面地做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增强工作效果。二是适时介入与“冷处理”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要在做好超前工作的同时，准确地把握政法机关介入群体性事件的“火候”，绝不能过早地动用执法力量，特别是针对那些按政策、法律程序，并比较理智的闹事群众，更不能轻易动用警力，以免强化闹事群众的逆反心理，从而将矛盾激化。但是，也不能等事件闹大后再出动警力，致使事态不可收拾，具体何时出动较为有利，除了遵循所制定的预案外，还需要在工作中灵活掌握。另一方面，也可采用“冷处理”的策略，对于那些已经形成的闹事事件，特别是坏人与不明真相的群众搅在一起的时候，要尽量不在闹事现场抓人，以免当场激化矛盾，而要采用公秘结合的方法，利用各种技术手段，摸清情况，获取证据，在群

众情绪平静以后，再对其中的骨干、违法犯罪分子打击处理。三是分化与威慑相结合的原则。对那些参与人数较多，群众情绪激烈，极易发生越轨行为的事件，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派出足够的警力，配备精良的装备，迅速赶赴现场，形成大兵压境之势，使闹事人员不敢轻举妄动，同时利用各种关系和有效的形式做宣传教育工作，讲明真象，讲明政策、法律、以分化瓦解闹事人群，孤立少数为首的闹事者，迅速平息事态。

（四）周密部署，多管齐下，强行处置，分化瓦解。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引发的原因较多，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因此，必须坚持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通力协作，多管齐下，综合整治，充分发挥其各自的职能作用，切忌公安机关孤军作战、简单从事，激化矛盾。同时，也应看到，群体性事件真正起带头作用的只是少数，绝大多数带有很大的盲从性和随意性。因此在处置过程中，必须认真调查，摸准缘由，坚持“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激”的原则，在开展有关法规、政策宣传教育和说服劝解工作的同时，准确把握处置时机，而不能一概而论动用警力强行处置。

(五)切实抓好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班子建设，努力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一要切实加强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班子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村党支部是村级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党和政府联系农村工作的桥梁纽带。江泽民同志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这是做好农村工作、巩固基层政权的政治保证。”实践也证明，班子强，事业兴，班子软弱涣散，农村各项建设就无从抓起。因此，乡镇党委、政府要把提高基层工作战斗力作为当前基层组织建设的头等大事，注意选拔和培养农村工作带头人，永葆基层工作活力；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注意抓好村级班子的团结、统一和协调；要大力支持党员干部敢于讲公道话，敢于碰硬，敢于与歪风邪气作斗争，努力增强党员干部的正义感。二要建立农村干群矛盾释放机制，努力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农村的事，就是公道二字。要解决农村的千难万难问题，形成政通人和，干群关系融洽的良好局面，必须建立农村干群矛盾释放机制，即：算清一本账(农民负担)，贴出一张榜(村务公开)，填好一张票(村民选举)，捧出一颗心(群众感情)。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增加办事透明度，做到清正廉洁，推进民主政治建设。

（六）加强普法教育，转变工作作风。要不断加强普法工作，增强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通过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强化普法宣传教育，用社会主义的思想和法制观念教育广大干部和群众遵纪守法，引导群众正确处理好各种关系，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自觉地把自己的行为纳

入社会主义法制轨道，通过合法的程序解决各种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及利益冲突。

另外，从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原因，我们不难看出，不少是由于决策失误，或者处理问题简单草率，工作方法不当，或者是对问题听之任之，久拖不决，致使矛盾加剧，从而将事态扩大。因此，各级党政机关，基层组织以及企事业单位的领导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水既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因此，我们要转变工作作风，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幸福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联系群众，少说空话，多办实事，认真听取群众的呼声，切实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统筹安排好他们的生活，特别是注意安排好受灾群众、效益不好和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低收入家庭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护人民群众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注意潜在的不安定因素，把各方面的积极性汇聚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上来。

总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的问题将暴露得更加明显，今后一段时期，群体性事件还可能继续增多，对此，我们要有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认识，要增强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保持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进一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必须认真分析、准确估测群体性事件在初获平息后可能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精心研究预备

针对性强、实效性强的新方法、新举措。既要积极协调督促有关单位真正落实跟踪回访制、领导接待日制度，又要进一步完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复杂形势下处置群体事件的能力。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强化措施，创新方法，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三篇：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与创新

枫桥经验的诞生、发展与创新 2013-10-11 14:56 来源： 浙江日报

枫桥在哪里？

在中国的版图上，枫桥只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小镇。但是，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枫桥，一直没有离开过人们的视线。“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963年，毛泽东同志在枫桥人创造的这一经验材料上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从此，“枫桥经验”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面高扬的旗帜，一直引领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创新。

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总书记提出，全力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在催人奋进的新号角吹响之际，回顾“枫桥经验”的诞生与演进，我们可以发现，它依然是一面必须高举的鲜明旗帜，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

有了这面旗帜，将使我们更加坚定地走好“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的路线，让群众真正成为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平安和谐的中流砥柱。

有了这笔财富，将使我们更加有信心按照“一手拿经济报表、一手拿平安报表”的要求，脚踏实地建设“两富”浙江，同心协力共筑中国梦。

诞生记—— 可贵探索 宝贵经验

枫桥经验，起源于上世纪六十年代改造“四类分子”(地、富、反、坏分子)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许多地方在具体推行过程中，依然是定指标、“关一批”、“判一批”、“杀一批”的做法。1963年6月19日，浙江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精神，派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宣传部长林乎加率领的省委工作队到诸暨县枫桥区，会同诸暨县委在枫桥区7个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试点一开始，当地一些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也提出了不少过激要求。针对这一情况，省委工作队发动枫桥群众开展“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倒敌人，擦亮社员眼睛”的一致看法。

试点的西畴大队有一个原有1400多亩地的大地主，土改后一直拒绝参加劳动，留恋过去不劳而获的地主生活，把现在自己居住的十多平方米房子比喻为仅容纳一个膝盖，还写了一本署名“容膝斋”的反动诗抄。先后斗了他20多次，都没有制服，群众称他为“橡皮碉堡”。这次运动试点中，群众同他进行充分说理，其他四类分子也揭发他在家偷偷写反动诗。这个被称作“橡皮碉堡”的地主分子，终于交待了制造谣言、记变天账、写反动诗等事实。群众高兴地说：“说理斗争真是好，橡皮碉堡攻破了！”他自己也说：“这次评审，对我很有助益，我服了。” 试点中，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斗争会上干部、群众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许斗争对象申辩，结果没有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随后，浙江省公安厅将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创造的“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经验，报告公安部。1963年10月下旬，当时的公安部领导谢富治向正在杭州视察的毛泽东同志口头汇报了这一做法。

毛泽东同志对枫桥“一个不杀，大部不捉”、采取说理斗争的方式教育说服“四类分子”的做法很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遵照毛泽东同志指示，1963年11月，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蹲点研究和讨论总结，最终形成以浙江省委工作队和诸暨县委署名的《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作“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此件看过，很好。讲过后，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发到县一级党委及公安局，中央在文字前面写几句介绍的话，作为教育干部的材料。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 11月22日，毛泽东同志在和当时的公安部领导汪东兴谈话时说，公安部日常的具体工作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如何做群众工作，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做一般性的公安工作。从诸暨的经验看，群众起来之后，做得并不比你们差，并不比你们弱，你们不要忘记动员群众。

至此，枫桥经验宣告正式诞生。演进史—— 风雨嬗变 历久弥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枫桥经验主要是改造“四类分子”的经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枫桥经验主要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经验。1964年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2月，第13次全国公安会议提出在全国推广“枫桥经验”。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高潮在全国形成。1971年

文革期间，枫桥经验受到冲击并一度中断。1971年春的第15次全国公安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讲话。会议以纪要的形式由中共中央转发，再次肯定“枫桥经验”是依靠群众专政的好典型。1973年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以及《对一般流窜犯就地改造比矛盾上交好》等8个典型材料。1977年

1977年10月6日，公安部组成联合调查组，在枫桥蹲点调查长达14个月，调查总结出普及枫桥经验的6条标准：教育改造有违法犯罪行为的人，成效显著；发案少，治安好，巩固了集体经济，促进了生产；等。1979年

枫桥区干部群众在全国率先给改造好的“四类分子”全部摘帽，为全国开展摘帽工作提供了范例，得到当时的公安部部长首肯。1979年2月5日，《人民日报》就此发表《摘掉一顶帽，调动几代人》长篇通讯，全面介绍枫桥区给“四类分子”摘帽的经验。1980年至1990年

上世纪80年代，枫桥区率先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口号，并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形成“打、防、教、管”融于一体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新经验。1990年9月，中央政法委员会向全国推广“枫桥经验”。1991年 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我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1991年3月21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

半个世纪过去，有多少红极一时的典型、样板，在岁月的涤荡下销声匿迹。

“枫桥经验”，却一直与时俱进，在新时期展示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时代价值。薪火绵延的奥秘在哪？

在于，“枫桥经验”不管处于哪个年代，“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一根本始终没变，“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一目标始终没变。

在于，浙江省历届党委、政府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坚持不懈地拓展和丰富“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使其始终呈现鲜明的自身特色和时代特点，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于是，我们看到，“枫桥经验”的工作理念在逐步发展—— 从“党政动手，依靠群众，立足预防，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到“靠富裕群众减少矛盾，靠组织群众预防矛盾，靠服务群众化解矛盾”„„ 我们看到，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工作方法在不断改进—— 从“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预防工作走在调解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四前工作法”，到“预警在先、矛盾问题早消化；教育在先、重点对象早转化；控制在先，敏感时期早防范；工作在先，矛盾纠纷早处理”的“四先四早”工作机制，再到“治安联防、矛盾联调、问题联治、事件联处、平安联创”的“五联”社会管理模式„„

我们看到，新时期“枫桥经验”的创新做法在遍地开花—— 从浦江的领导下访，到普陀的“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从温岭的民主恳谈，到武义的村务监督；从余杭的综治中心到金华的应急联动；从慈溪的和谐促进会，到江东的邻里中心„„ 正如今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在浙江调研时指出，“枫桥经验”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要充分珍惜、大力推广、不断创新。

面对纷繁复杂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创新和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时代内涵，不断形成新的实践成果、制度成果和理论成果，使这个老传统历久弥新，让这棵常青树更添活力。十大创新做法 民主恳谈聚人心

温岭民主恳谈会的雏形，是1999年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其创意在于变“干部对群众的说教”为“干部与群众的对话”，是探索构建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基层地方治理新模式。目前已在全省推广，并于2004年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领导下访解民忧

2003年9月18日，时任省委书记习近平率部分省领导和省直15个部门负责人到浦江县下访，开了全国省级领导干部下访的先河。如今，领导下访这一做法，不仅成了全省各级领导干部一以贯之的自觉行动，也已在全国推开。综治中心促稳定

2004年初，全国首家乡镇综治中心在杭州市余杭区乔司镇成立。中心集综治办、信访办、司法所、巡防队、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等部门于一体。这是新形势下如何做好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创新做法。目前，全省所有乡镇（街道）均已建立综治中心。村务监督更阳光

2004年6月，武义县率先开展村务监督委员会试点工作，在后陈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村级民主监督组织，由群众选举产生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实行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的村务监督特别是村级财务监督。目前，全省所有行政村都建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老乡警察管老乡

2004年8月，诸暨市公安局与江西省遵义县等地公安局协商，遵义县先后派出4名民警，与店口派出所建立本地民警和外来民警共同组成的外来人口管理警务组。“外警协管外口”模式，是我省外来人口管理的大胆探索和制度创新。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公安部长***先后3次批示，要求在全国推广。法律服务一体化

2009年开始，省司法厅在国内率先建立公益、专业、便民的司法行政法律服务中心，为群众提供窗口化一站式服务，并大力开展“法律服务进社区（村）”活动。目前，所有县（市、区）均已建立法律服务中心，基本实现村居都有法律顾问，唱响了城乡公共法律服务一体化的浙江“好声音”。这一做法，已推向全国。应急联动保民安

2008年，金华市在国内率先成立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将原公安

110、消防119、交警122、卫生120、工商12315、城管96310、供电95598等多个部门的报警接处平台合并为新的110，构建了以应急联动指挥中心为中枢、以政府各部门为骨干的应急大联动工作体系。此举在全省推广，曾获得全国管理科学创新奖。邻里中心激活力

2008年开始，宁波市江东区开始探索建立社区邻里中心。有了邻里中心后，不仅很多处于休眠状态的社会组织活跃起来，还孵化出更多居民急需的社会组织。目前，江东58个城市社区都设有邻里中心。这一做法已在全省推开，并获得去年的“中国社会创新奖”。网格管理强服务

2007年，“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舟山市普陀区桃花镇诞生，全镇被分成32个管理服务网格，所有居民被纳入单元网格中，每个网格配备一支服务团队，团队里有乡镇干部、社工、民警、教师、医生等。目前，已在全省推开。

第四篇：开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专题调研报告

开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专题调研报告

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枫桥经验"，坚持"发动和依靠群众"，取得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社会治理效果。1963年毛泽东同志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区司法局把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为贯穿平安建设、法治建设的主线，坚持将政治建设摆在基层各项业务建设的首位，努力锻造“ 忠诚、干净、担当”的基层司法行政队伍，高点定位，靶向发力，夯实基础，打造品牌，取得显著成效。

一、基本情况

全区有乡镇街道调委会14个，新村（社区）调委会88个，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5个，人民调解员383名。2022年以来，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 2005 起，成功1989件，调解成功率99.2%。创立合彬品牌调解室1个，个人品牌调解室14个。合彬品牌调解室受到司法部表彰。

（一）调委会组织网络体系不断健全

1.优化推进“三牌一团+”人民调解员队伍工作机制。2022年5月聊城市**区委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全面优化推进“三牌一团+”工作机制 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三牌一团”，指“金牌”、“银牌”、“老牌”调解员和乡镇（街道）法律顾问团。在各乡镇（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设“金牌”调解员，新村（社区）设“银牌”调解员，村（居）设“老牌”调解员，对各类矛盾分级分层进行调解，充分发挥乡镇（街道）法律顾问团在人民调解工作中的骨干作用。在区各专业性行业性委员会，采取递进升级的形式，区分“金牌”、“银牌““老牌”调解员，结合实际，开展“金牌调解”活动。“三牌”递进活动正在推进中。

2.推进“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建设。2022年3月聊城市**区委办公室、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加强区“一站式”矛盾调解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由区政法委牵头，依托区综治中心，按照“前台后厂”的模式，建设“一站式”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人社局、自然规划局、公安局等业务部门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进住，司法局组织法律服务人员现场咨询服务，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14个乡镇 （街道）都建有“一站式”人民调解中心。

3.推进“有事来聊”等调解品牌建设。在各乡镇（街道）推进“有事来聊”调解品牌。以“合彬调解室”为龙头，推进“品牌调解室建设。贾寨镇在各新村推荐的基础上，以全国人大代表耿遵珠为代表，聘请了40名公道正派、政治素质高、群众认可“五老”（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老模范、老乡贤）义务调解员，成立了“乡里乡亲”调解委员会。在派出所设立警调工作室，整合信访、法律援助、律师等资源，在区“一站式”调解中心，开展访调对接、援调对接。胡屯、冯屯、杜郎口、韩屯调解土地纠纷、邻里纠纷的做法，深受群众好评。

（二）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员队伍不断壮大

**区司法局联合交警队成立了道路交通事故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办公地点在区交警大队事故科，选聘各乡镇、社区以及政法系统退休的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员担任专职人民调解员。我区依托交调委设立了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人民法院、司法局、交警队、保险公司多部门无缝对接，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效融合，实现了交通事故认定、人民调解、保险理赔的“一站式服务”，打造出一条道路交通事故纠纷调解“快车道”。道交调委会本着合法自愿,合情合理的原则,平均每天受理1件，调解效率高，最快时从受理到交付结案仅用两小时，以德依情化解矛盾，减少了当事人的成本支出，帮助受损方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合理赔偿，为保险部门理赔提供合法的理赔资料，为法院解决交通事故案件准备基础证据，为交警部门补充了警力，实现了调解程序简便快捷，同时减少了因交通事故导致的暴力冲突和上访事件，起到了普法和宣传作用，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我区在交调委不断完善的基础上，依托**区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工作平台，借助律师和基层法律工作者等专业资源，区司法局联合卫计局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把既懂法律又懂医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聘为专职调解员；同时联合人社局成立了劳动争议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2022年5月23日，聊城市**区商事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备案成立，由区人大副主任曹志程任主任，委员38人。我区专业性、行业性调委会的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了以人民调解为基础的“大调解”工作体系，进一步拓展了人民调解工作领域，形成了社会各方参与化解矛盾纠纷的强大合力，提高了社会管理水平。

（三）调委会在促进社会和谐服务区域性建设中的作用不断增强。通过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具有时间短、成本低、方便快捷的特点和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小的时候、化解在初始阶段的优点。在当前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大背景下，矛盾纠纷的内容已由婚姻、家庭、邻里等常见性、多发性民间纠纷，发展为劳动争议、征地拆迁、医疗纠纷、交通事故赔偿纠纷等具有突出的行业性专业性特点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就有可能激化和演变，发展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通过调委会及时化解这些矛盾纠纷，不仅减少了群众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而且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四）人民调解员在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各调委会和广大人民调解员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参与诉调对接等调解模式的探索，为构建以人民调解为主体的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构建“大调解”的工作格局做出了有益探索。在接待矛盾纠纷双方当事人，开展调解工作的过程中，人民调解员积极向群众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讲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成为普及法律知识、传播法治精神、提升全体市民的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区的一支重要有生力量。

二、问题思考

**区在开展“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效，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按区委、区政府的要求、与人民群众的期盼相比，我区调委会的网络体系建设、规范化建设、经费保障以及调委会作用的发挥上，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认识不够到位。没有充分地看到调委会在及时化解行业性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中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没有把这项工作看作是一项硬指标，而把它当作是一项软任务，在落实党委政府要求和上级文件精神上，行动不够积极。

二是经费保障不够到位。调解工作需作大量的走访和调查，有的案件需反复几次组织调解，占用调解员的精力、时间较多，经费不足对调动调解员工作积极性有较大影响。司法部文件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会同相关部门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积极争取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把人民调解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政府保障，保障到什么程度、什么标准，没有明确规定，经费上的支持力度不够，调动不了调解人员的积极性，制约了工作的开展，影响了调委会作用的发挥。

三是人员保障不到位。司法部文件要求，“每个人民调解委员会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人民调解员原则上不应少于三名。人员配备从要充分发挥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官 、律师 、公证员等法律工作者以及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专业优势，参与调解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形成年龄知识结构合理、优势互补、专兼职相结合人民调解员队伍”。实际这些人员资源有限，加上经济因素，真正专门从事人民调解工作的很少，难以实现人民调解员队伍专业化、社会化。

四是作用发挥不够到位。对调委会建设重视不够，支持不力，舍不得投入，有的甚至只有一个空架子，办公场所、人员、经费均没有，致使调委会的作用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三、对策和建议

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紧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新变化，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社会治理现代化能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法治**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一)进一步深化对抓好调委会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当前，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各类矛盾的凸显期，特别是劳动争议、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征地拆迁等行业性的矛盾纠纷更易引起社会关注，更易成为社会焦点，如得不到及时化解，也更容易激化和升级。因此，各级各部门党组织、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抓好调委会建设作为落实第一责任的一项重要内容之一，列入党委(党组)的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认真抓好落实。

(二)进一步强化各相关责任主体的责任。各相关单位要确保各级调委会应建尽建，要协调解决好调委会的工作场所、办公设备等，为调委会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三)进一步建立健全调委会工作经费保障机制。人民调解委员会提供给社会的是公益性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因而必须要有财政经费予以保障。将司法行政机关的工作指导经费、调委会的工作经费和人民调解员的补贴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切实保障调委会工作的正常开展。

(四)进一步加大对调委会建设检查考评的力度。各级各部门要在区委、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综治部门牵头、司法行政机关指导、有关部门积极参与的要求，履行好各自的工作职责。区委、区政府加强协调督办和检查考核的力度，并将调委会的工作纳入综治目标考核之中，为调委会化解矛盾纠纷、服务社会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和条件。

第五篇：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 不断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坚持和发展好“枫桥经验” 不断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

55年前，浙江省诸暨县（1989年改为诸暨市）枫桥区创造了以“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为主要内容的“枫桥经验”，不仅成为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也是全国实践党的群众路线的一面旗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土的“枫桥经验”历久弥新、与时俱进，对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向世界庄严宣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那么，“枫桥经验”在新时代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有哪些？在新时代的群众工作中如何把握“枫桥经验”的核心蕴涵？怎样坚持好、发展好“枫桥经验”，不断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中国时事评论员顾伯冲。

《领导文萃》：“枫桥经验”的产生与发展，无论在当时还是延续至今，都对我们实践党的群众路线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请您谈谈“枫桥经验”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演进过程。

顾伯冲：任何社会活动的发生与发展，都有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条件。”“枫桥经验”的产生不是一种偶然现象，是在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中，枫桥人紧贴实际、敢于创新的探索结果，是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引领新社会建设的伟大实践。

20世纪六十年代前后的国际局势及我国大陆周边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局势，1963年2月，中央决定在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在试点的基础上，各地在部分县、社逐步展开。农村社教运动开始以“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为主要内容，后期发展成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四个方面。“四清”对于解决当时一些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不良作风和经济管理方面的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一些地方夸大了基层阶级敌人的数量。虽然中央决定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方针，但部分基层群众遭到不应有的处理和打击，损害了他们的感情。当时，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起草的有关报告上批语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作为浙江省社教运动的试点单位，诸暨县（1989年改为诸暨市）枫桥区7个公社有67名“四类分子”被列为重点对象，干部、群众在斗争会上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不打不骂，并且允?S斗争对象进行申辩，结果没有抓捕一个人，就把全部“四类分子”说服了，促使他们重新做人。1963年10月下旬，正在杭州视察工作的毛泽东同志听了当时公安部领导口头汇报了这一做法后很感兴趣，当即指出：“这叫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同年11月20日，毛泽东同志在公安部起草的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所做关于《依靠广大群众，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反动势力中的绝大多数改造成为新人》的发言稿上批示：“其中应提到诸暨的例子，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964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中央关于依靠群众力量，加强人民民主专政，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的指示》，同时转发《诸暨县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此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热潮在全国形成。

《领导文萃》：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曾两次做出重要指示，对进一步推动群众工作的创新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顾伯冲：2013年10月，总书记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做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早在2003年10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对“枫桥经验”做过重要批示。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将“枫桥经验”置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中进行思考，放在加强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大格局中加以谋划，不断赋予了“枫桥经验”时代内涵，有力地推进群众工作的时代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促进了社会大局的和谐稳定，为实现党在不同时期的战略目标创造了良好的环境。2013和2014年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宗旨意识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改进工作作风，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夯实党的执政基础，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实践“枫桥经验”的一种延伸，也是“枫桥经验”时代化的成果。总之，各地通过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牢固树立正确的群众观念，坚持正确的群众路线，察民情、解民忧、集民智、聚民心，把广大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巩固和扩大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

《领导文萃》：“枫桥经验”作为我们党群众路线实践的一个缩影，它的产生说明了什么？

顾伯冲：善于发动、组织群众是中国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改革不断发展的基本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明确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1939年，为了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抗战力量，中央做出了《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关于群众工作的决定。党的七大强调了密切联系群众的极端重要性，将“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概括为党的“三大作风”之一，提出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但是，历史上党的群众工作也出现过一些失误，狂风暴雨式、命令式和当群众“尾巴”等极端化的问题，时有不同程度地存在，伤害了一些群众的感情。对此，我们党始终以巨大的政治勇气纠正自身问题，通过制定并实施一系列政策措施，划底线、立规矩、亮红灯，不断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枫桥经验”的产生与发展是党的群众工作与时俱进的一个缩影。“政之所兴在得人心，政之所废在逆民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要求党必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枫桥区在社教运动中对“四类分子”采取先评审后重点斗争的分步骤方法，即先以生产队为单位评审，对守法的进行鼓励；对基本守法的鼓励好的一面也批评不守法的一面；对违法的给予批评；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除了在评审中制服外，个别坚持顽固立场的，以生产大队为单位进行摆事实讲道理的说理斗争，并允许对象申诉。这些柔性的群众工作经验体现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现实国情的准确地把握，也是对群众工作历史经验与教训的深刻总结。

《领导文萃》：请您谈谈“枫桥经验”产生的具体过程。

顾伯冲：1963年6月，浙江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副厅长吕剑光根据省委工作队领导的指示，派出省公安厅8位同志参与枫桥社教运动试点工作，并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起草了《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敌斗争总结》。10月底，这一经验经公安部领导汇报后得到毛泽东同志肯定。11月初，公安部派一局局长凌云和办公厅副主任陈光逵来到枫桥，召集在枫桥参加试点工作的省、地、县三级公安干部到紫薇大队群众中开展调查研究，听取了大家对这次运动中对敌斗争的看法和对监督改造“四类分子”的意见。凌云同志回到杭州后与省厅参加试点的8位同志共同研究讨论枫桥区社教运动中对敌斗争的有关问题，在指导思想、不同对象的区别对待、是“文斗”还是“武斗”、少捕还是多捕、监督改造5个方面形成共识。后来，这8位同志重返枫桥，总结出了“少捕，矛盾不上交，以说理斗争的形式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为新人”的经验。公安部接到这个经验材料后，又组织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的同志一起进行了集体修改。随后，形成了以中共浙江省委工作队、中共诸暨县委名义上报的《诸暨枫桥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同年11月得到了中央的推广。此后，公安部和浙江省公安厅领导多次亲赴或派员到枫桥蹲点、调研，不断完善“枫桥经验”，并分别于1971年3月第十五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1977年12月第十七次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持续推广，使之成为了全国政法战线的一面旗帜。

《领导文萃》：“枫桥经验”产生于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而今我们推广学习这一经验，需要把握什么？

顾伯冲：恩格斯说过：“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任务和要求，这种任务和要求反映到社会活动中，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当时的时代特征。“枫桥经验”也一样，从最初的“调和阶级矛盾”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维护社会治安”；从新世纪初“加强社会管理”到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尽管一些具体做法深深地烙上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但其“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核心与灵魂始终未变，对于新?r代走好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具有普遍的示范和推广价值。学习弘扬“枫桥经验”，最重要的是领会其中蕴含的精神实质和实践价值，并转化为亿万人民为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发展战略而不懈奋斗的磅礴力量。

《领导文萃》：能否请您具体谈谈？

顾伯冲：概括起来，“枫桥经验”的主要核心蕴涵体现在以下五种精神上。一是“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人本精神。“枫桥经验”产生于“左”倾严重的年代，但他们没有打人，没有捕人，更没有杀人，而是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就把“四类分子”改造为社会主义新人。这无疑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保护、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也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快速发展，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时代内涵也随之变化，反映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过去5年，我国贫困人口减少6800多万，贫困发生率由10.2%下降到3.1%。居民收入年均增长7.4%，超过经济增速。到2020年，将消灭绝对贫困。当前，在思想、人格、精神等方面得到更加尊重、关心和爱护，是人民群众向往美好生活的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与时俱进地把握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层次性，是贯彻人本思想的基本方法，也是学习、推广“枫桥经验”的时代要求。

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在社教运动初期，枫桥区的部分干部群众也希望采取这种激烈斗争方式。针对这种情况，当地党委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针对当地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开展了“武斗好还是文斗好”的大讨论，广大干部和群众形成了一致看法：“武斗斗皮肉，外焦里不熟；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后来“四类分子”没有了，就及时把工作着力点放到了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稳定上，创造了“群防群治”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的新经验。“枫桥经验”的一个鲜明的亮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既不照搬别人的做法，也不回避当地的矛盾，因地制宜，尊重规律。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形势的发展变化，考虑到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要善于处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是“枫桥经验”能够持久发展，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谛所在。

三是“坚持矛盾不上交”的担当精神。“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这本身就是敢于负责的担当精神的体现。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中，枫桥区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除现行犯外一律不捕人。同时，评价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表现好坏以是否守法为标准。他们在困难面前不偷奸耍滑、问题面前不瞒天过海、矛盾面前不自欺欺人，而是坚持原则、认真负责，没有这一点担当精神是难有作为的。“枫桥经验”昭示我们，坚持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党性原则出发，顶着压力也要干好应干的事，冒着风险也要担好应担的责，只有做到不怕事、不误事，才能实现不出事、做成事。

四是“敢于突破条条框框”的创新精神。当年，枫桥区不随大流，勇于突破各种禁区，敢想、敢做、敢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此后的55年里，他们始终坚持“枫桥经验”的基本精神，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任务，不断丰富和拓展“枫桥经验”的时代内涵，把处理敌我矛盾经验发展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经验；由政治斗争的实践转为社会治安的实践；由社会治安发展到包括民事调解在内的综合治理，其中贯穿的一条主线就是创新。创新是任何事物发展的一个必要环节，如果不创新，因循守旧，就会被时代所吞噬。当前社会治理中不敢创新的主要原因是：思想不够解放，墨守成规，面对新情况、新问题，不能以开拓的精神面对、分析和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工作不够大胆，怕出问题，怕担责任，在解决复杂问题和局面时，守摊有余，创新不足；知识不够全面，满足于运用简单的直线思维来思考和解决问题，在面对和处理复杂问题和局面时，习惯于在“非白即黑”之间进行简单的抉择，思维不开拓，视野不开阔，心有余而力不足。“枫桥经验”的发展过程，充分说明了只有创出与新形势、新矛盾相适应的新路，工作才会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创新虽然伴随着风险和失败，但不创新工作就会处于一种缓慢甚至停滞不前的状态。

五是“既合大法又合民意”的善治精神。在具有强烈政治化色彩的年代里，枫桥区通过发动和依靠群众，开展说理斗争，实现了既不捕人、又治安好的目标。这一经验做法具有“上符国家法律精神、下合社情民意”的特征，表现出对和谐秩序的追求，是善治精神的具体体现。现阶段存在的影响社会和谐的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错综复杂，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引发的问题与不充分造成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历史遗留、积累的问题与新产生的问题交织在一起，现实利益矛盾问题和思想认识差异问题交织在一起，官僚主义、工作方法不当造成的问题和落后的乡风民俗引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善治礼序是法治的价值导向和最高境界，让人民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法律范围内的权利。学习推广“枫桥经验”，要求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基础上，充分汲取我国几千年形成、积累的重礼明法、追求和谐等伦理精神。这是实施法治的深厚土壤，通过综合施策、久久为功，实现法治建设的本土传统与现代法治文明的内在统一，共同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共同构建社会的一个基本框架。

《领导文萃》：当前我们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学习推广产生于55年之前的“枫桥经验”，面临的社会背景有何不同？

顾伯冲：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传统的社会管理的微观基础、党的群众工作所处的经济社会环境和体制机制，都相应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人们的利益需求、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比如，伴随着经济体制转变和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原来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构成的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现在越来越多样化、复杂化了，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现代化要求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正在形成。1978年，在我国4亿多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占17.3%，第三产业占12.2%。到2016年，在全国从业人员中，第二产业的占28.8%，第三产业的占43.5%。其中，进城务工人员成为工人队伍中庞大的新生力量，2016年全国进城务工人员的总量达到2.82亿人；1978年，我国9.6亿人口中，农民占82%，到了2016年，农民只占42.6%，并且呈现高龄化趋势，40岁以下的务农农民已经很少了。这些新的变化，使新时代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更加多样、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工作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同时，老百姓对我们党和政府的认同已经从情感认同逐渐向法理认同、利益认同转变；对党委、政府的诉求不但有着物质方面的，而且有着更多的社会诉求，权利意识、法治意识、监督意识较之以往有了很大增强；对党员干部的要求不仅需要勤勤恳恳，而且对专业背景、领导能力和工作作风等方面有着更高的要求。

《领导文萃》：的确，时代变了、环境变了，在新时代我们学习贯彻“枫桥经验”，让群众工作更加行稳致远，需要从哪方面着手？

顾伯冲：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的讲话中表示：“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要有新作为。”当前，应当紧紧把握好这样几个关键问题。

一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认识新时代学习“枫桥经验”的价值所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闪烁着真理的光芒，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入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工作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学习实践“枫桥经验”，必须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新”字理解本质要义和重要意义。首先，立足新时代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需要审视“枫桥经验”的理论价值。进入新时代，面对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更加广泛多元、工作内容更加丰富、工作环境也越来越复杂。走好新时代的群众路线，需要我们充分认识和汲取“枫桥经验”中所蕴含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党的思想路线、“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观、“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唯物辩证观、“创新发展”“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规律等理论价值。其次，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解析“枫桥经验”的实践价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一个由大国努力走向强国的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涉及经济社会生活各方面和改革发展稳定各领域。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汲取“枫桥经验”中秉持的“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发动、组织群众，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在坚持党委的主导作用的同时注重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把促进发展作为根本目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等实践价值。再次，放眼新时代的战略布局认识“枫桥经验”的制度价值。“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蕴含。要通过社会治理法制化、智能化、专业化，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汲取“枫桥经验”中依靠制度化解矛盾、管理社会；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以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处理村务；将法律精神与乡规民约建设结合起来等制度价值。

二是积极建立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切实使“枫桥经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要求为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更加清晰、完整，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路，进一步指明了社会治理的方向。今天，我们学习、推广“枫桥经验”，要着眼于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变化，树立与开放、动态、信息化社会环境相适应的社会治理理念，使“枫桥经验”不断丰富完善。因为，社会主要矛盾以一种集中、凝练、典型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核心要素、关键问题，是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当前，着重需要构筑这样几个体系：一是立体化的社会治理组织体系。以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突出问题为突破口，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进一步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把党的政治、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服务优势，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二是服务化的社会管理保障体系。依照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要求，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同人民群众意愿和需要?o密结合起来，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期盼为念，充分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寓治理于服务之中，努力实现治理与服务的有机统一。三是动态化的社会矛盾化解体系。树立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理念，发挥好各种社会力量在社会治理中的协同、自治、自律、他律、互律作用，更多地运用民主的方式、群众路线的方式、说服教育的方式，尽可能通过平等地沟通、协商、协调、引导等方法进行社会治理。同时，正确反映和协调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阶段的利益诉求，兼顾好各方面群众的关切，促进社会动态平衡。四是系统化的社会安全防控体系。坚持走全方位、社会化之路，牢固树立整体防控意识，坚持“情报预警、源头管控、动态布防、精确打击、社会参与”的原则，建立以有关职能部门为主体，群防群治辅助力量为补充，社区、社会和内部单位防范为基础的社会治安大防控体系建设，实现街面防范网格化、社区防范物业化、农村防范自治化、场所防范保安化、重点部位技防化。五是数字化的社会管理信息体系。着眼于社会管理、城市运行管理、政务服务以及数据资源管理的需要，推进电子政务业务应用系统在基层的互联互通和资源共享，为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提供数据和应用系统支撑；大力推广民生热线、绿色邮政、网上信访、视频接访等做法，构建快捷高效的群众诉求表达新通道；建立网上岗亭、网上报警体系和地理信息系统，依法规范网络信息传达秩序，推动实现社会服务与社会治理工作的智慧化、精细化。六是规范化的社会公平执法体系。着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教育引导广大执法人员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一步增强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观念。进一步规范执法流程，按照标准化、流程化、精细化要求，从容易发生问题的执法环节入手，对执法具体环节和有关程序做出具体规定，规范执法行为，堵塞执法漏洞。要健全执法办案信息查询系统，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案件、每一项执法活动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

三是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向深入推进。把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向纵深推进，十分重要的就是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具体说，就是要认真把握这样几点：首先，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追求。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学习、推广“枫桥经验”，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必须始终正确把握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群体的特殊利益的关系，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既高度重视又不超越阶段，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公平感。其次，牢牢把握以问题为导向的思想方法。纵观人类发展历史，一切发展进步无不是在破解时代问题中实现的。学习推广“枫桥经验”，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抓住与人民群众利益攸关的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环境等问题，从而使“枫桥经验”更接地气，持续发展。再次，正确处理以创新为重点的“土洋关系”。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当前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利益多元、矛盾凸显的新形势下，推广学习“枫桥经验”，既要传承也要创新。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全国互联网覆盖率达到85%以上，电子通讯网络也已迈入4G时代。充分发挥信息网络的作用，加强民生服务网站、政务微博、民生微信、民情QQ 群等建设，为党和政府了解民意、体察民情、化解民忧提供新渠道，为群众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提供新平台。第四，不断提高以服务为先的群众工作水平。做好群众工作既要政治过硬，又要本领高强。要顺应时代变化、社会变迁，顺应群众的新变化，把握群众的新诉求、新期待，必须提高新时代走好群众路线的具体能力。要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视野，提高理论素养，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盲、无知而乱的困境，从而更加有力、有序、有效地让人民群众带着满满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公平感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领导文萃》：您刚才讲到走好网上群众路线，这很有新意，也是大家面临的一个大课题。请问，如何让“枫桥经验”在互联网上发扬光大？

顾伯冲：前不久，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会上强调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互联网是二十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目前，中国成为全球使用互联网人数最多的国家，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是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这方面的工作要求很多，我在这里不一一列?e了，只是对具体工作提三点建议，也就是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既要从网上了解社情民意，又不能以“网上一时最大声音”作为全部民意，要辩证看待网上舆情，善于全面、准确、系统地号准民意之脉，为走好网上群众路线掌握第一手资料。二是既要经得起网上“点赞”，又要听得进网上“吐槽”，好话坏话都得听，以包容的心态接受批评与监督，对大家的重大关切要及时予以回应，在“时”“度”“效”上精准发力。三是既要定期进行“网络对话”，也要经常“脚板走访”，不能仅仅停留在同网民的信息交流上，而要直观地同民众面对面零距离地交流，形成线上与线下良性互动，解民所需、为民谋利、赢得民心。这是走好网上群众路线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深化发展“枫桥经验”的重大现实课题，千万不可小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