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高度警惕 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高度警惕
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双基堡小学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工作总结
为有效防范非法集资风险，依法从严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校辖区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按照宝鸡高新区文化教育局《关于印发宝鸡高新区教育系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复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宝高新文教发〔2015〕66号）文件要求，根据镇教育组安排，我校开展了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复查活动，现就此项工作开展情况直接汇报如下：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为了有效防范为有效防范非法集资风险，依法从严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维护我校辖区经济金融秩序稳定，我校特成立以校长张振江同志为组长，副校长毛建怀、教导主任罗涛同志为成员排查工作领导小组，组织实施此项工作。
二、广泛动员，及时宣传
接到上级文件，领导小组及时组织教师认真学习宝鸡高新区文化教育局《关于印发宝鸡高新区教育系统非法集资风险排查复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宝高新文教发〔2015〕66号）文件，积极领会文件精神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对非法集资的认识，认清了非法集资的危害性。从思想上和上级保持高度一致。并在校园橱窗和醒目处张贴相关宣传资料，及时由学校领导和教师签订责任书、向学生家长印发宣传资料宣传上级排查精神，形成小手拉大手的良好氛围。
三、周密安排，认真排查
1、我校非法集资风险专项排查领导小组先后对所有教职员工进行了摸底排查。做到“三不”——收入索源不遗漏，调查了解不虚晃，责任承诺不马虎，确保“四清”——政策清、责任清、底子清、处置清。
2、此次排查对各部门在此次活动的职责做了具体分工排查小组组织成员通过实地调查、走访了解等情况动员了各方面参与风险隐患排查工作，确保了应查尽查，不留死角。
3、设立了有奖举报制度，鼓励群众举报，对被举报人情况一经查实立即上报处理。
在此次专项非法集资排查中，未发现我校员工有涉及社会融资行为。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继续做好工作，用有效的手段和措施有效防范和打击非法集资违法犯罪，确保公众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安全稳定。
此次排查虽然已结束，但是在今后工作中我校会继续保持对非法集资的高度警惕，坚持教育为先、预防为主、重点监控、防治结合的工作方针，从源头上杜绝非法集资现象的发生，为学校今后健康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
第二篇：高度警惕意识形态“变态”
高度警惕意识形态“变态”
在阶级社会中，社会意识形态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其存在式样无不取决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存在式样。古往今来，任何民族、国家和政党的兴衰成败，莫不与意识形态的向背离合密切相关。利用意识形态颠覆或夺取政权，放任意识形态的自由发展而丧失政权，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就已经得到最突出的表现。
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反映，是社会主义国家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综合体现，起着凝聚人民意志、抵御腐朽没落思想侵蚀和反“和平演变”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在夺取政权以后，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大力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着力构建以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为核心的、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显著标志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加快发展、巩固政权已经和正在发挥着巨大作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有过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也有弱化意识形态工作的惨痛教训。一个时期以来，体现我党根本宗旨和国家性质、维系国家政权基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度呈现出危险的扭曲和“变态”。国家观念、集体观念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淡化”乃至被抛弃，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狭隘的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小团体主义被强化乃至成为某类人群的意识主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受到冲击和严峻挑战；一些人的美丑观念混淆，价值观念倒置，金钱至上、物欲私欲膨胀……由此导致的“黄赌毒”等旧社会沉渣余孽的泛滥，又加剧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恶化。由于多种原因，这种意识形态的“演变”问题至今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还依然存在，并且呈恶性蔓延态势，务必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
一、意识形态“演变”的主要表现
1、从“心理演变”到“行为演变”，党的干部队伍受到分化和削弱。一是理想信念动摇，心理发生严重倾斜。认为“理想是虚的，目标是空的，金钱是实的”。成都市委组织部在1999年组织的“领导干部心态”调查中，发现64.1%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持否定或“不赞成也不反对”态度，87%的人的价值观念取向发生严重倾斜，傍大款、交结有钱人、热衷于编织个人关系网成为时尚。二是精神颓废，行为怪异反常。一些领导干部生活方式腐朽，工作萎靡不振，“八小时以外”沉溺于灯红酒绿的消费娱乐场所，包养情妇、嫖娼、赌博等现象一度成为某些领导干部的“时尚”。三是大局观念淡薄，小团体意识膨胀。一些领导干部对待中央和上级的决策，口头上讲执行，工作中却以“本地实际”等种种借口加以拒之，将个人和团体利益凌驾于党和国家利益之上；有的领导干部染上资产阶级政客行为和市侩作风，拉帮结派，搞地区、部门“专制王国”，导致正常的党内思想斗争难以开展；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说人话行鬼事”，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甚至阳奉阴违，成为“黑道”势力的“后台老板”。
2、从“信仰危机”到“信仰易位”，党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出现“精神坍塌”。在工人阶级队伍中，不信仰甚至鄙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转而对某种宗教笃信不疑的现象，不仅在普通职工中普遍存在，而且在一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职工中表现明显。这种发生在领导阶级队伍中的意识形态的重大而危险的变化，早在1982年有关部门组织的一次大规模的工人阶级状况调查中就被发现，但却至今也未能得到有效的遏制。在农民阶级队伍中，“信仰易位”的现象也明显存在。农村中的党组织不断老化和萎缩，而宗教组织却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扩张，这种状况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表现得相当突出。1996年，湖北通城县委组织部在对1200名农村青年入党意愿的问卷调查中，发现有入党要求的只有15人，仅占总数的1.25%。而在同一年，河南省的一个中等规模山区县嵩山县，信教人数高达4.8万人，是全县党员总数的3.14倍，其发展教徒速度是当地发展党员速度的13倍！
3、从民族自尊意识淡化到人格丧失，党的后备力量正在发生实质性蜕化。年轻的一代尤其是享受高等教育的大专院校青年学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后备主力，也是党履行“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历史使命、永葆生机与活力的人才保障。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已被形形色色的思想迷雾所侵蚀。时下年轻人中有5种典型病态：一是“麻痹症”。盲目迷信西方的“民主”；追求西方的生活方式；对祖国、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淡忘，等等，正在逐步取代着民族自尊意识和回报社会的责任感。据报道，《我所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去大学演讲，发现大学生对祖国屈辱历史不再有热血上涌的民族正义，竟认为日本侵华推动了中国历史文明进展。有的学生甚至站在政府的对立面上当场向作者发问：“你是否觉得你的作品被政府当局利用了？”在另一所大学，方军演讲不到5分钟，几百名大学生就坐立不安。是演讲水平欠佳？非也。原来这些大学生急着要去跳迪斯科！对此，演讲者迷惑了：这所大学的学生怎么能忘了“九一八”呢？勿须讳言，现在的青少年不乏大批情操高尚、思想健康的姣姣者，但却不能回避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思想麻木问题。二是“癫狂症”。沉迷于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行为癫狂怪异，是时下一些年轻人的通病。媒体报道的武汉“摇头水”走俏、“摆头疯”舞通宵达旦亦是突出的表现。三是“迷外症”。沉迷于自我编织的西方生活梦幻而不能自拔，把嫁娶“老外”乃至出国定居变为外国人作为人生追求。四是“追星症”。痴迷于歌星、影星、大腕、富姐、富婆，其崇拜程度大大超过乃至取代了对领袖、英雄人物的崇拜，把人生理想定格于当“明星”，做“富婆”。五是“无耻症”。为了获取金钱和肉欲，可以出卖肉体和灵魂，什么“人格”、“国格”全抛在脑后。
4、从“逆反心理”到“逆向思维”，党的社会基础发生异化。如果说，从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前期，社会某类人群的意识形态尚处于“信念淡化”状态的话，那么，到了九十年后期，这种“淡化”状态则逐渐演变为某种“逆反心理”乃至“逆向思维”。“逆反心理”是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鄙视和对个体利益的追逐；而“逆向思维”则是这种逆反心理的定型，即不管什么都从反的方面看，用通俗的比喻就是“戴着有色眼镜”观察事物，社会上任何正面的、先进的事物，在有“逆向思维”的人看来都是虚伪和丑恶的。这种善恶不分、美丑倒置的思维模式，近几年来已成为社会某类人群的心理特征，从而在社会上构成了一种具有潜在危险的意识形态，极易被敌对势力利用和煽动，引发社会动荡。具有这种极端化思维定势的人群，不仅多发于相对贫困阶层，甚至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群中也明显存在。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私营业主偷税漏税和暴力抗税案，可略见一斑。值得注意的是，暴力抗税分子居然拥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具有很大的煽动功能。河南长葛市卷烟制假分子暴力抗法，竟有3000多名群众跟着起哄、围攻、殴打国家执法人员，致使10名执法者被打伤，9辆执法车被损坏。
从上述种种反常现象中，我们可以发现意识形态领域的某种“演变”和“失控”征兆。这是一种与苏联解体前夕社会意识形态极其相似的“变态”。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大肆批判“斯大林主义”，形成否定历史、否定苏共、否定社会主义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潮，同时在广泛的“民主”的旗号下，放弃正确的思想引导，放任自流，使否定和污蔑社会主义制度、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书籍、报刊和言论到处泛滥，色情、暴力作品和“美国化”的作品泛滥成灾，并成为主流思想和主流文化，影响人们的视野和是非观念，扭曲了整个社会心理，从而导致全民族意识形态的演变，终使国家解体。这是一种易被“感染”的“演变”。一遇某种社会病菌即可引发“疫情”。一度蔓延全国的“法轮功”亦可为证。这又是一种难以矫正的“演变”。“演变”一旦发生，则形成“抗体”，正面教育往往难以奏效。它还是一种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并往往被敌人利用的“演变”。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近年来，国内非法民间组织政治色彩明显加重，并呈快速发展态势。早在10多年前，仅首都地区就有非法民间组织80个，相对上年的增长率是42%。这些非法组织传播封建迷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成为可供境外反华势力利用的工具。“史上最牛历史教师”袁腾飞对党和国家、对开国领袖、对社会主义等等污蔑诽谤，是当下社会意识形式变态的一个标本。
二、意识形态“演变”的根源分析
导致意识形态发生“演变”现象，具有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的原因。外部原因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从未停止过的、以思想和文化渗透为重点的“和平演变”战略及其“变种”——“西化”、“分化”政治图谋。
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导致“演变”的根本和主要原因是“内污”，是来自我们阵营内部某些领域、某种形式的“倒戈”。
（一）理论研究中的“自由化”倾向，客观上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形成了误导。
在我国政治、经济等理论研究领域，时至今日，仍有“自由化”的阴风鬼火乃至狂妄叫嚣。其中最具迷惑力、危害最大的有下述几种论调：
1、否定社会主义道路的“自由化”论调。有的“学者”通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研究”，“发现”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国民生活水平优于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断定”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而存在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特别是苏东剧变，更为这种“理论”提供了现实“依据”。一些“权威人士”直到现在还“断言”：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难以把经济搞上去，“不可避免”地要交出政权，“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资本主义发展生产力。一些人则进一步“解放思想”，主张放弃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极右论调虽经驳斥，并且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对此从正反两个方面予以否定，但至今仍有存在的市场。据《光明日报》报道，一位“学者”在大学演讲时，竭力推崇个人主义，把集体主义社会称作“封闭社会”、“人治社会”、“乌托邦社会”、“坏的社会”。把大公无私和集体主义说成是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腐意识”，极力贬低和丑化雷锋，把雷锋精神说成是奴性思想，是个人崇拜的现代迷信，是只讲义务不讲权利的道德观，是封建君主要求臣民只讲奉献不讲索取的虚无人生，认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将会造成懒汉，等等。由此可见，某些“理论权威”、“学者”急于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意识，已经是十分顽固和赤裸裸的了。
2、否定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自由化”论调。一是“二元论”。就是哄抬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未必永远是补充”，主张非公有制经济应该与公有制经济平起平坐，平分秋色，不分主次。有人甚至公然对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提出挑战，叫嚷“主体不是自封的，谁有本事谁就应该是主体”，“既然我国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共同发展，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分清谁是主体，谁是补充”。二是“代替论”。认为在我国条件下私营企业的性质已经变了，私营企业主已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了，发展的趋势将是非公有制经济越来越多地代替公有制经济而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主体。三是“根源论”。认为国有经济是旧体制的核心和基础，贡献少，耗源多，是当前困扰国内“很多经济问题”的“根源”；把“重复建设”等问题的帐都算在国有经济的头上，把国家工商业创新活力不足等原因归结为“国有经济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非国有经济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这种以经济体制为研究对象的“自由化”论调，相对于那种赤裸裸地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狂妄叫嚣，则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因而也就更受西方的青睐。90年代以来，西方敌对势力认为，完全可以利用中国搞市场经济的机会来推行私有化战略，进而使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政权同时丧失存在的基础。而来自我阵营内部的这种私有化论调，竟与敌人的图谋如出一辙！
（二）社会实践中的“逆左思维”，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扭曲变形。
党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彻底粉碎美蒋反动派和国内敌对分子的颠覆和破坏，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以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为重点的、并自始至终有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群众性教育运动，使社会主义政权不断得到巩固。但遗憾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末，党犯了“左倾”错误，加之林彪、“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推波助澜，导致肃反扩大化，酿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使一大批老同志蒙受不白之冤。党在粉碎“四人帮”后，对“左倾”风进行了及时的批判，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创造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但是，就在我们抱着正本清源、有利于党和国家健康发展的良好愿望而大力反“左”的时候，一股人们不愿意看到的“右倾”暗流却在聚集着力量，蓄势待发。一是一小撮过去被我镇压的反动分子的后代、遭到沉重打击的极右派分子和地主阶级残余，纷纷以“反左”的面目跳了出来，攻击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为西方敌对势力极力丑化我党领袖、借以毁掉中国人民的崇拜偶像和精神支柱的政治图谋，提供了“社会”基础，发挥了“内应”作用。而国内外敌人的这种险恶政治企图，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仍然存在着宽松的环境。他们不再担心其造谣污蔑的言论会被追究。二是一些同志对党批判“个人崇拜”产生了错误理解：把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实践中形成的对党的领袖的高度认同和崇敬心理，错误和粗暴地斥之为“个人迷信”和“愚忠”，从而使党丧失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凝聚人民意志的精神核心，也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带来了一个极不确定的潜在的负面因素。正是在这种一哄而上的“反左”背景下，一种“逆左思维”模式开始生成，并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形成危害，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社会意识形态“演变”。
“逆左思维”的主要特征是：无论是观察、思考、研究和解决问题，还是制定、执行具体的政策法规，总是有意无意地逆“左”而动，偏“右”而行。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天天讲、月月讲”式的“阶级斗争为纲”，而我们的媒体包括某些党报党刊，则对“阶级斗争”之类的论题“犯忌”，甚至连其字眼也极力回避，给公众的感觉是我国不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了。党提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份可以并存，而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就在发展私有经济上寻求“突破”与“创新”，竞相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出台优惠政策，竞相为私营业主“办实事”。中西部地区的三个百强县之一——安徽省宁国市早在十多年前就做出决定，采取“平稳破产、整体出售、剥离分立、无偿转让、先售后改”等形式，计划用两年时间使国有集体企业全部消失。该市的做法作为“经验”在宣城地区所属县市全面推广。到现在，全国县域公有经济面临“整体消失”的可能。党提出“开放搞活”加快经济发展，就有人忙着开发“红灯区”，不惜以牺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代价，公开为色情业撑腰壮胆当“后台老板”。在这种“逆左思维”的作用下，“红灯区”迅速发展，卖淫、嫖娼、赌博之风愈演愈烈，并由沿海向内地蔓延扩散。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逆左思维”甚至还会影响到法律的制定与执行。如我国刑法的修改，为追求与国际司法“接轨”，一方面弱化对被害人群的权益保护，另一方面强化对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致使法律的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存在明显差异，定刑量罪不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难以对犯罪分子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导致民愤不能通过法律的正常途径得以渲泄，而被演化为对执政党和政府的不满与怀疑。媒体曾报道了一个侵吞2.3亿元巨额公款的犯罪分子邓宝驹，司法机关依照新刑法却只对其判处15年有期徒刑；辽宁丹东民营企业永立集团董事长张一立，侵吞国家资产1亿多元，而执法者却“依照法律有关条款”，宣告张一立“无罪”，使国家亿元损失无法挽回。如果照此执法，“依法治国”将只能是一句永不过时的空口号而已。
“逆左思维”的本质首先是一种不讲政治的表现。某些学者、某些干部，在“文革”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产生畸变心理，置党的纲领、宗旨、信念于不顾，有意曲解中央精神，以泄私愤，忘了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忘了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对这种人，党应予以高度警惕。其次是一种不讲正气的表现。一些干部在执行政策上所以“逆左而动”、“敢于右倾”，是他们以掮客式的阴暗心理窥测风向，见风使舵，认为党的某些高层领导在“文革”中受过迫害，一定在“个人感情上”不接受“毛泽东的那一套”，因此，他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那一套”对着干，“敢于”甩卖国企制约公有制，“敢于”推进私有化让私企“坐正席”，“敢于”开“口子”搞“色情业开发”，企图以此取悦于上，受到提拔重用。对这种人，党应予以重点教育和整顿。再次是一种不讲学习的表现。一些干部所以“只怕左、不怕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理论上分不清什么是“左”，什么是“右”。他们往往把“左右”的界线放在一个肤浅的层次上，很少有人从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从党的宗旨、从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理论高度上去审视“左”和“右”的问题，不能历史地、辩证地去“防左”和“反左”，执行政策缺乏发展的观点和普遍联系的观点，这种情形，恐怕在一些“学者”、“经济学家”乃至党的领导干部身上，也会不同程度地存在。比如有的搞经济理论研究的同志，不懂得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规律，忽视意识形态对所有制也会提出最起码的比例要求，忽视“黄赌毒”现象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大负面影响，忽视意识形态对于巩固政权的重大作用，以为党允许所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利益主体多样化、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是允许政治多元化、思想多元化，就可以抛开社会效益抓经济效益，就可以抛开精神文明抓物质文明，就可以不择手段地发展经济。存在这些糊涂认识，说明有些干部理论学习严重滞后。对这些同志，党应加强教育，及时纠偏。
（三）文化市场的“黄流黑祸”，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严重腐蚀。
1、非法出版物的毒害和侵蚀。一个时期以来，我国文化市场管理严重失控，宣扬色情、暴力和封建迷信的各种书刊公然摆上了书摊，“花花绿绿”的杂志充塞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腐蚀的对象从天真的小学生到成年人。值得警惕的是，一批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书刊，居然进入书刊流通领域，公开传播反书内容的现象司空见惯。这样“交叉感染”，导致干部群众对党的高层产生鄙视乃至逆反心理，严重动摇了对党的政治信念。
2、音像场所的浊流污染。据《湖北日报》报道，在武汉城郊结合部的一个名叫“马张村”的地方，影视业发达，但传播的却是腐朽没落的文化垃圾，村旁一所学校的学生，看黄色录相不思学习。录相厅的老板不仅掏空了学生们衣袋里的钞票，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掏出了孩子们脑袋里纯洁的灵魂，出色地充当了国外敌对势力实施“和平演变”的内应。这种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极具破坏力的“马张村”现象，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出现了，并蔓延于全国各地城乡，对人们的灵魂造成了大范围的深度腐蚀，并逐渐侵入社会各个领域，派生出“发廊”、“艳舞场”等五花八门的色情“开发业”。值得深思的是，这种丑恶现象虽然受到了“重拳打击”，却是“野火烧不尽”，屡禁不绝。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早在十多年前就对重庆、云南、海南等地的娱乐场所进行调查，发现色情陪侍活动大量存在，卖淫嫖娼相当猖獗。在这些色情场所的背后，公安机关及其它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为不法经营者充当“保护伞”，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势力也渗入其中。这种受到“红黑”两道保护的色情“开发”，可导致全民心理“变态”，危及国家民族生存。值得注意的是，混迹于“黄流”中的“黑流”早已潜入到了我国的音像市场。全国各地在“扫黄”、“打非”所缴获的大批非法制品中，“黑色”的反动制品数量惊人。
3、新闻媒体的明显误导。追求“卖点”而不讲社会良知，这已成为时下某些媒体的通病。某些报刊尤其是那些自费发行的、占全国报纸总量40%的“小报小刊”，或惯于抓住某个社会热点问题反复炒作，信口开河，胡编乱造；或热衷于登载品位低下、格调庸俗的东西，诸如暴力、恐怖、两性关系等等，对某些“名人”、“明星”的隐私更是趋之若鹜，以至美丑不分，不讲社会公德，败坏社会风气。这种“追求卖点”的行为甚至在党的重要新闻媒体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某些党报对大款、大腕、明星乃至所谓的“追星族”的宣传，往往不惜版面，连篇累版，精心炮制；而对劳动模范尤其是普通劳动者的宣传却是“惜版如金”。此外，有偿新闻之风愈演愈烈，假新闻形成“气候”，严重损害了媒体形象，使党在人民群众中失去信誉。
4、文学题材的危险“突破”。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的文学界、影视界相继出现了“两黄”现象。所谓“两黄”，就是低级庸俗的“性爱”题材和“帝王”题材。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国文化领域曾出现了“破爱情禁区”的浪潮。应当承认，这种“破”，对于拔乱反正、解放思想是有好处的，也是及时的和必要的。但遗憾的是，并非很难冲破的“爱情禁区”，被一些人“破”来“破”去，逐渐演变为一种误导。“儿童不宜看”的电影、电视剧越来越多。1988年，全国生产电影故事片158部，其中五分之一的影片竟有裸体镜头或“床上戏”。有人预言，中国的下一代影星将会出现“脱星”。在文学作品里，庸俗下流的性描写更是随处可见。有篇名为《焦大轮子》的获奖小说，写几个劳动者从车上下煤，却偏偏要写上劳动者的男性生殖器官随着挥动的手臂来回摆动的细节。类似于这种“性”描写的作品，连年来竟频频得奖，可见文化领域审美意识的变态！时下少年人群的性早熟现象、中小学生的早恋现象，与这种文化污风的长期薰染有着必然联系。
（四）腐败、贫富悬殊和邪恶势力猖獗等社会问题，加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恶性演化。
腐败问题是当代的一个世界性问题。这种原本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和我国封建社会上层的社会毒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尤为剧烈。这是因为腐败现象是对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损害，为群众最痛恨。只要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尤其“一把手”的腐朽问题存在，则必然导致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在那里难以贯彻执行，则必然导致国家和集体利益受到根本损害，则必然导致那里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紧张。如果腐败问题一旦成为某个地方的突出问题，那么，任何正面的思想教育都无济于事，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的任何“爱民工程”、“爱民行动”都无济于事，都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群众的逆反心理和抵触情绪。河北省张家口下花园煤矿所属26个单位的3000多名工人卧轨京包线14小时，一个直接和重要的诱因就是煤矿领导腐败。而危及我国稳定的一大棘手的难题---“下岗职工”问题，同样也由腐败问题所致。一项调查资料显示，70%的国有企业亏损倒闭源于“人祸”，而决非一些人讲的设备老化、人员包袱沉重等原因。近几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群众越级上访告状、阻碍交通、冲击党政机关等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恶性事件，莫不由腐败问题直接或间接地引发。
贫富悬殊问题是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恶性演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年来，由于体制转型中存在双轨、多轨乃至无轨运行等弊端，一些人钻“政策”空子，或以极低的交易成本获取巨额利润，成为暴发户；或利用稀缺资源和资源短缺获利，如在土地等的买卖和交易中获取暴利；或以行业垄断非法获利；或通过投资资本中介机构，利用秩序不规范、发育不平衡的市场体系操纵市场，从中获取高额利润等等，从而形成了以侵吞国企资产的“富方丈”、政界的贪官污吏、文艺界和金融领域的非法高额获利者为核心的“暴富群体”。暴富群体的存在，不仅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形成巨大冲击，加剧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而且影响到人们的价值取向，使党群关系不断疏远、冷漠和恶化。
社会邪恶势力猖獗是引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恶性演化的又一重要原因。近二十年来，全国各地黑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各种犯罪团伙频频“出手”；车匪路霸气焰嚣张，特别是那些“南霸天”、“北霸天”式的地痞恶棍把持基层政权，形成“国中之国”，引起基层党员干部和群众的强烈不满。近几年，社会邪恶势力虽被打击，但仍有存在和发展的市场，有些地方的邪恶势力甚至还很猖獗。河北省涿江市码头村十几名党员，因本村恶霸长期作乱至今且受到当地个别领导和执法部门的庇护，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对党严重丧失信心，集体申请退党。邪恶势力的存在不仅严重削弱党和国家的权威，动摇广大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念，而且还为敌对势力在我境内发展地下武装提供了可用“兵源”，直接威胁到国家政权。
第三篇：创造和谐的机关环境
创造和谐的机关环境
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创造和谐的机关环境，对于减少机关工作运作中的内耗、摩擦，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提高整体工作效率，将会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
创造和谐的机关环境需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强机关干部的道德修养；另一方面，培养机关风气的良好环境。
对机关干部来说，首先，要有一个好的道德意识。要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修养锻炼，形成正确的道德观，从而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宽广胸怀；不计名利，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顾全大局，谦虚谨慎的崇高品质；诚实正派，笃守信用的高尚情操。不做有碍团结的事，不说不传有碍团结的话，不参与团团伙伙的派别活动。
其次，要严于责己，宽厚待人。做工作就可能有失误，同事之间相处久了，锅碗碰瓢勺的事情难免发生。同时，人的脾气、禀性、看问题的方式、角度不尽相同，对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机关干部之间工作上发生一些分歧，生活中产生一些矛盾是难以避免的。关键是要及时正确地处理，不要造成隔阂。做到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工
作争着干，利益不伸手；对同事不求全责备，对自己严格要求；出现失误，不文过饰非，勇于承担自己的责任。
第三，要把主要精力倾注在事业上。追求事业的成功和幸福的生活，是人之常情，但作为共产党员和机关干部，只能通过主观努力，用实绩去争取，而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去钻营，也不能变着法子嫉妒他人。时刻把事业作为第一需要，而脚踏实地劳作的人，才会赢得同事们的敬佩和尊重。
第四，讲风格讲方法，也要讲原则。对同事宽容忍让，对部属关心体贴，对领导理解尊重。对同事一时的误会，对部属偶尔的牢骚，对领导暂时的不理解，应该委曲求全，让时间和实践去作结论。但对影响团结的原则问题，则应分清是非，据理力争，而不是妥协退让。同志间的友谊和团结，应建立在正确的思想基础上。
在组织和领导方面，一是要重视维护机关的团结和谐，加强经常性思想教育。要引导大家在正确的原则指导下，自觉地维护团结。同时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在思想认识上划清荣辱界限。经常谈心通气，沟通思想认识，解除隔阂误会。对妨害团结的歪风邪气，要旗帜鲜明地进行纠正，对闹无原则纠纷、专爱拨弄是非的人，要给予尖锐的批评，促其迅速转变。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要及时抓，力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还要经常开展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活跃机关气氛，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和大家的整体意识。
二是职责要明确，制度要健全。机关内的许多矛盾是由于职责不清、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应在机关建立完善的岗位责任制和考评制度，把机关各部门的工作范围、职责、标准用条文固定下来。这样，大家职责分明，工作干得怎样，便于领导和群众的监督、评价，将会避免许多推诿、扯皮的事情发生，在客观上会起到减少矛盾，密切机关人际关系的作用。要为每一成员提供施展才干和做出贡献的机会和天地，敢于让每一个同志挑担子、负责任，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分配工作，使他们有机会和条件施展才干，感到自己的价值和地位。
三是遇事出于公心，努力创造和谐的环境。领导者要从工作全局出发，为每个人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干部的提拔要看能力和政绩，不能论资排辈看关系；组织发展要讲标准和原则，不能先来后到去凑合；评先进要看贡献和影响，不能“轮流坐庄”搞照顾。让每一名机关人员工作生活在一个能畅所欲言，被人重视，并能施展自己才干的集体中，而不是工作生活在被人看不起，忌贤妒能，有压抑感的集体里。这样，机关干部就会一门心思奔正路，使搞歪门邪道的人无机可乘，没有市场。
四是机关领导要事事处处起表率作用，树立友爱互助的良好风气。一个机关的关系紧张，风气不正，一般说领导应负很大责任。领导班子团结，廉洁正派，不搞亲亲疏疏，机
关自然风气正，人心齐。领导经常听取不同意见，坚持集思广益，看问题就比较全面，决策就少出失误，机关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就会增强。基层同志与领导之间互相理解、关心和支持，建立融洽的思想感情，也是形成凝聚力的重要因素。为此，领导干部一定要放下“长”的架子，甘当集体的“公仆”；要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一事当前，先替他人打算，利益面前手莫伸；要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不搞亲亲疏疏；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
创造和谐的机关环境，需要全体机关人员共同地努力构建和领导干部大力地营造培养，作为机关干部的一员，无论一般干部还是领导干部，都要深刻理解其对工作的重要意义，提倡发扬大公无私、先人后己、克己宽人的精神，以身作则、从己做起，把机关建设成为团结、有力的战斗堡垒。
第四篇：扩大基层民主 创造稳定环境
林青旺 林书设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根据“三个代表”的思想体系，政法机关 作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能作用的表现点是保障社会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社会的稳定，也就没有生产力的进步和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重要时期，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利益的重新定位，必然使得社会道德、价值观念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处于不稳定状态。为此，政法机关必须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观念，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针对社会治安和经济环境的特点，充分运用司法优势手段，依法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稳定、损害经济秩序的各类犯罪活动，尤其是那些当前严重破坏社会稳定的杀人、抢劫、绑架勒索、拐卖妇女儿童、毒品犯罪，严重破坏经济秩序的走私、骗汇、金融诈骗犯罪，以及损害党和政府威信的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经济犯罪。与此同时，政法机关要紧紧围绕国家经济工作的大局，依法调节各种民事、经济和行政关系，规范经济秩序、制裁违法行为、化解社会矛盾、保障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维护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基层基础工作。民主法制建设是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保障生产力发展是政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近年来，大田县各级各部门在基层民主法制建设中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探索和积累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和做法，初步形成了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模式和路子，使我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找到了切入点和突破口，逐步走上制度化、规范化轨道。
当前，广大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税费改革稳步推进，基层党的建设不断加强，治安局势比较平稳，总的形势是好的。这为我们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之后，农村面临着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在经济方面，农民收入增长减缓，有的地方农民负担还比较重，有些地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压力还比较大；一些地方的盗窃、抢劫、杀人、放火、伤害等刑事案件比较突出，不安定的因素仍然存在，由土地延包、园林承包、农民负担、基金会、村委会直选，以及婚恋、家庭、债务、宅基地、矿产资源、林地、边界纠纷等引发的人民内部矛盾时有发生，邪教、非法宗教活动也不容忽视。这对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定要从实践“三个代表”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性、迫切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归根到底就是要实现、维护、发展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目前，农民群众有“五盼”，即盼发展、盼富裕、盼稳定、盼公正、盼尊重。这“五盼”就是群众根本利益的一种反映。每一“盼”都与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密切相关。今后一个时期，全县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就是要以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紧紧抓住“村”这个环节，全面落实民主法制建设的各项措施，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对此，要着重抓好农村社会稳定、农村事务管理、农民教育、农民法律素质提高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个方面的工作：
一，全力维护农村社会政治安定稳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搞好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增加农民收入。要用发展和改革的办法解决农村出现的新问题；要依法、及时、妥善地处理农村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发现、解决影响农村稳定的各种纠纷，防止矛盾激化；要深入贯彻“严打”方针，严厉打击严重危害农村治安秩序的刑事犯罪活动，特别是各类霸头和黑恶势力团伙，要坚决打掉。要坚持“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继续推行定包案领导、定责任单位、定责任人、定办理要求和定办结时限的“五定”制度，建立健全党委和政府负总责、综治委牵头协调、各部门各负其责、基层狠抓落实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排查调处工作要始终注意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着重解决 好改革中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从源头上防止和化解引发矛盾纠纷的各种因素。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的意见》和省综治委《关于县乡两级加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意见》，积极改进干部工作作风，变群众上访为领导下基层接访，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引导群众按正常的渠道反映和解决问题，努力做到一般矛盾不出村，重大矛盾纠纷不出乡镇；对于治安混乱的村庄，党委、政府要坚持统一领导，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对“乱、瘫、穷、愚”综合整治。要高度重视隐蔽战线斗争，树立大情报工作观念，继续抓好原有“FLG”练习者的巩固工作，防止外来“FLG”骨干分子来我县串联、煽动；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坚决查禁和取缔非法宗教活动；认真做好反暴力恐怖事件预案，防止发生暴力恐怖事件。要加强防控体系建设，重点构建三个层面的治安防范网络：在城区重点构建以“110”公安指挥中心为核心、巡警为骨干、各警种密切配合的防范机制，在社区积极推进“11211”工程，在农村广泛开展以落实“一区两会三包”为主要内容的创建文明安全村活动，推动社会治安防范社会化。要强化特殊人口和特种行业的监管，重点做好流动人口、刑释解教人员、闲散青少年、有轻微违法行
为青少年和租赁房屋的管理；对手机市场、机动车修理点等公安机关要摸清底数，逐一排查；对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物品也要明确监管责任，防止丢夫、流散。要认真实施对缓刑、管制人员的考察考核工作。要充实一线力量，切实加强乡镇公安派出所、人民法庭、司法所、民政办等基层政法实战单位的建设，配齐警力、配强人员。要高度重视村级党支部为核心的村（居）委会和治保会、调解会的建设，做到组织、人员、培训、工作、报酬五落实。要认真开展政法干警进社区入农户活动，切实做到“进百姓家、知百姓事、解百姓难、交百姓友、暖百姓心、保百姓安”。要大力发展和规范保安服务业，加强保安队伍的建设。年内，县城和国道、省道经过的乡镇所在地要建立由公安机关指导、专群结合的治安巡逻防范队伍。
二，要坚持依法建制、以制治村，民主管理农村各项事务。要不断健全完善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把农村财务、土地承包、村办企业、计划生育、社会治安、宅基地划分等农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务全部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要注意双向制约，不仅要“约民”，更要“约官”。各级各部门都要尊重群众的民主权利，要建立健全村民和村民代表议事制度，规范村级重大事务的民主决策程序，凡是与村民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项，都要进入民主决策程序，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保障群众当家做主。要按照十六大、《依法治省决定》和“四五”普法规划的要求，切实抓好重要法律法规、政策的宣传普及，积极探索流动人员、农村基层干部群众普法教育的新途径。要完善执法制度体系，努力实现执法权限法定化、执法责任明晰化、执法程序公开化、执法行为规范化，全面提高执法水平，在全社会形成学法、守法、护法的良好氛围，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运行环境。
三，开展“四五”普法教育，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要按照“四五”普法规划要求，加大农村普法工作力度，充分运用现代传媒、农村法制夜校、“148”法律服务专线、法制文艺等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广大群众学会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在搞好法制宣传教育的同时，还要按照《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要求，加强对农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教育，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要重点抓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的刑释解教人员的动态管理，落实监管、帮教和安置措施，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要把辍学生、失学生、学校中有不良行为的学生、社会闲散青少年等作为重点，充分发挥学校、社区和家庭的综合教育作用；继续总结推广“青少年维权岗”、配备兼职法制副校长的经验和做法，结合“严打”整治斗争，继续抓好学校及周边环境的清理整顿，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四，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法律素质，开创基层民主法制建设新局面。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应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结合以德治国，以学习宪法和法律为前提，以增强法律意识为核心，以提高法律能力为着眼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同时，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应确定以下基本原则：
（一）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把增强公民民主法制意识同增强公民的自主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和开拓创新意识相结合。
（二）坚持社会主义法律强调的权利义务观。要引导公民在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权利的同时，自觉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积极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三）坚持法制宣传教育与法治实践相结合。要根据法治实践的需要组织人们学法，运用法律知识推动法治实践，再根据法治实践发展提出的新要求进一步深化学法。提高公民法律素质要以让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准则，大力倡导“遵章循律、诚实守信、维权扶正、依法办事、民主参与”的基本法律规范要求。遵章循律。首先要确立宪法至上的观念，遵守宪法的各项原则和规定，维护宪法的尊严和权威。其次是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和规章。再次，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制定的各部门、各单位的规范性文件以及群众自治组织按照法定程序通过的村（居）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之类的文件，公民也有遵守的义务。诚实守信。每一位公民无论是从政、为人、办事、交往，都要守诺言、讲信用、求真诚、负责任，言必行、行必果，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维权扶正。鼓励公民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善于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同时，还要提倡公民见义勇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依法办事。公民无论是参政议政，还是搞买卖、订契约、干工作，都要有规矩、讲规则。民主参与。村民、居民要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等，也是民主参与的主要内容。
五，强化基层组织建设，落实综治各项措施。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建设能不能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干部队伍至关重要。首先，各级党政领导要对“抓综合治理、重基层基础”有一个深刻、清醒的认识，明白在综治的基层基础上投入一定的编制、人员和经费，并不是只投入不产出的“纯消费”，而是惠及百姓、利在发展的有益投资，只有这样，各级党委、政府才能够在机构精简、编制紧张、经费短缺的条件下，舍得在人、财、物方面向综治基层基础方面倾斜；其次，就是基层的综治办事机构和综治基层网络要懂得“有为才能有位”的道理，用自身扎扎实实的行动、实实在在的成绩来证明，综治的基层基础工作对保一方稳定、护一方平安不可缺少，老百姓能够从加强综治基层基础工作中得到实惠，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广大群众赞成、支持和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层基础也就有了最可靠、最深厚的保证。要认真按照省、市关于社区建设和乡镇工作的两个《纲要》、《实施意见》的要求，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工作纳入社区建设和乡镇工作发展的整体规划，在机构改革中进一步加强乡（镇）综治机构建设，配齐配强专抓综治工作的副职和综治办工作人员，确保社会治安 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在基层有人抓，能落实；要大力加强公安派出所
第五篇：如何运用新媒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如何运用新媒介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创造和谐稳定环境
下行车间 韩建立
当前，随着互联网和手机的广泛使用，网络传播的大众化、媒体化、数字化日趋凸显，已经深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建设项目遭到网民反对，迫使不少地方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进行说明，甚至被迫延迟或取消了原本拟定的建设项目。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面对复杂多变的情况，基层党员干部要切实提升自身媒体素养，学会利用新媒体应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管理势在必行。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创新基层党建工作，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为重点，加强和改进党员队伍教育管理。党建工作的核心是建设有凝聚力、创造力、战斗力的党组织和党员队伍。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下基层党员教育工作，全面提升基层干部的整体素质和创新能力，是当前值得探讨和思考的课题。作为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就如何利用新媒体抓好基层党员教育谈几点粗浅认识。
一、利用新媒体，充足党员教育的内容。
近年来，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代表的新媒体正在越来越广泛的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对广大党员的思想观念产生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在新媒体条件下，党员信息获取具有很强的自主性。目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基层党员教育工作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观念滞后，跟不上时代发展节拍。在党员教育的问题上缺乏深入思考，虚与实、知与行的关系失重，受众整体满意度不高。在党员教育的过程中党组织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将会使党员学习更多地成为一种自觉行为。如果我们认真建设新媒体平台，增强教育内容的服务性，促使广大党员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上获取的信息与其工作、生活紧密相关，有利于他们思想觉悟的提升和生存状态的改善，广大党员必然更多地关注新媒体信息。党组织要发挥新媒体技术的独特教化功能，加强正面主流信息的更新和引导，避免出现政治信仰迷茫、入党动机模糊、组织观念淡漠、党员责任意识淡薄等问题。
二、利用新媒体，丰富党员教育形式。
党组织应该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立足于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高党支部的战斗力。新媒体平台具备使党员教育多样化的诸多优势，充分开发其潜能，将使教育形式日益丰富。比如组织政治理论学习，可开设网络课堂，授课人与听课人可以微博互动。创新入党积极分子教育的新方式：将上课的内容由较多的理论变成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flash动画、PPT课件，穿插主持人解说和引导；安排看录像、幻灯片、学习讨论、知识抢答作为学习教育活动的形式；把党章知识、党的发展史、优秀党员先进事迹、颁奖晚会等作为学习教育的内容；为党员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探讨的论坛平台，使党课教育具有更多的参与性、针对性、启发性与实效性。
三、利用新媒体，创新党员教育工作信息化管理机制。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员教育的信息内容，改进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党组织需要建立党员教育工作信息化管理机制。如创建红色网站，提供理论知识学习园地。通过图文并茂、形象生动、寓教于乐的形式，开展网上党员教育工作理论研究、党员教育工作论坛、网上党课等活动，形成网上强有力的主流意识形态。同时建设好信息管理队伍。各级党组织应设置专职的信息员，交流、及时准确地沟通各种信息，资源共享。此外还可开设党员网上之家，召开网络会议。开设 “网络组织生活”、“党员论坛”、“网络党校”等，比如这次的网络征文形式就很好，可以让广大党员都积极参与，将无限网络变成日常所需的会议室，与党员及入党积极分子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及时掌握他们的思想动态，解决他们的疑难问题。党员通过网络视频、留言版和网上聊天等功能进行交流和相互学习。针对流动党员难以管理的问题，可专门设立“网络临时党支部”、党员QQ群，及时向党员传递各种党员教育工作信息，完成支部教育和管理工作任务。党总支(支部)书记及信息员可建立自己的工作邮箱，建立联系人电子邮箱地址库，以Email形式传送学习资料和文件，把对教育管理寓于服务之中。
四、利用新媒体，采取平等包容的沟通方式。
新媒体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互动性是新媒体环境下党员教育与传统党员教育的重要区别。传统党员教育更多的是党员领导干部、党建理论工作者对一般党员的教育，往往是一种“我说你听”的灌输式教育。新媒体打破了这种传统教育形式。网络沟通多采取匿名方式，具体身份根本无法确定。即便是党员领导干部或党建学者以实名沟通，如果不能采用平等对话的方式，也将使广大党员失去沟通兴趣。因此，新媒体党员教育必须是平等的互动教育。充分发挥互动优势，将体现党员主体地位，增强教育吸引力，提高沟通效果。新媒体沟通还应该具有一定的包容性。由于阅历、认识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区别，党员对事物和问题的认识必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新媒体沟通应保持较大的宽容度，甚至要尊重他人反对自己的权力。从这个角度讲，新媒体沟通方式有利于提高党员的民主素养。
五、利用新媒体，创建与传统党员教育互补的教育格局。
加强新媒体环境下的党员教育并不否定传统党员教育。而是在传统党员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党员教育的内涵，丰富党员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应努力构建传统党员教育与新媒体党员教育相互配合、紧密融合的党员教育新格局。一是通过传统党员教育提升党员新媒体素养。要在入党教育、日常教育和党内干部教育中增加新媒体素养的相关内容，规范和引导党员新媒体表达内容与方式，增加技术环节的实践培训及考核，提高党员运用新媒体的相关能力。其次，传统党员教育增加向新媒体延伸平台。通过将党员教育内容置于新媒体，日常的党员培训内容完全可以被更广泛地共享；通过网络深入研讨，可以使培训内容进一步扩展，培训的效力将进一步提高。第三，探索新媒体党内会议补充方式。传统党内现场会议具有即时多向交流的特征，如民主生活会，可以取得直接对话的良好效果。而新媒体会议交流可以给党员更宽广的思考空间和更宽松的语言氛围，可以探索作为现实党员交流的重要补充。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