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南京中院2016年涉及未成年人得四个刑事案件
南京中院2016年涉及未成年人得四个刑事案件
1、郑东故意伤害案 关键词：父亲殴打女儿致死
案情简介：被告人郑东与被害人郑某（殁年13岁）系父女关系。郑东于2003年与郑某生母离婚，郑某由其抚养。2014年3月18日晚郑东在家等待郑某放学，郑某于当晚22时许方回，郑东因郑某晚归，加之怀疑其有早恋及交友不慎的情况，遂采用扇耳光、脚踹、用家中晒衣架的不锈钢钢管抽打的方式持续殴打郑某，致其倒地。当晚23时许，郑东向邻居求助，共同将郑某送至南京市第一医院救治，后郑某经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郑某系因全身多处机械性损伤致心、肺、脊髓挫伤并发肺脂肪栓塞而死亡。
裁判结果：生效判决：郑东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本案系被告人殴打其亲生女儿并致其死亡，凸显当前社会教育理念仍存在粗暴、落后的问题，通过本案想社会传递正确的教育理念，呼吁全社会关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认识到未成年子女并非父母的私有财产，倡导科学的教育和沟通方式，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2、李征琴故意伤害案 关键词：继母抽打养子致轻伤
案情简介：被告人李征琴与施某斌于2010年登记结婚，婚前双方各有一女。2012年下半年，李征琴夫妇将李征琴表妹张某某的儿子即被害人施某某（案发时8周岁）从安徽省带至南京市抚养，施某某自此即处于李征琴的实际监护之下。2013年6月，李征琴夫妇至民政机关办理了收养施某某的手续。2015年3月31日晚，李征琴因认为施某某撒谎，在其家中先后使用竹制“抓痒耙”、塑料制“跳绳”对施某某进行抽打，造成施某某体表出现范围较广泛的150余处挫伤。经法医鉴定，施某某躯干、四肢等部位挫伤面积为体表面积的10%，其所受损伤已构成轻伤一级。
另查明，案发后，被告人李征琴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接受调查，如实交代了主要事实。公安机关调取的收养材料显示，“收养当事人无子女证明”所盖印章与有权作出证明的单位印章不一致。被害人施某某的生父母张某某、桂某某与李征琴达成和解协议，并对李征琴的行为表示谅解。
裁判结果：浦口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李征琴有期徒刑六个月。南京中院二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彰显司法对家庭暴力行为的反对态度，体现国家作为未成年人的最高监护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独立利益诉求，通过法律监督未成年人父母的教育惩戒行为，倡导科学的教育理念，充分贯彻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这一国际人权保护原则。
3、周某某猥亵儿童案 关键词：家教职业禁止令
案情简介：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检察院指控：2014年3月至2015年3月间，被告人周某某在南京市秦淮区某住处，利用教授书法与被害人周某（女，时年不满十周岁）单独相处之机，以亲嘴、抚摸乳房和臀部等方式，多次对被害人周某进行猥亵。被告人周某某在实施上述猥亵行为后，哄骗被害人周某不能将猥亵行为告诉家长。2015年6月8日，被告人周某某被公安机关传唤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2015年10月18日，被害人家长与被告人达成和解意见，被告人一次性赔偿被害人精神抚慰金6万元。
裁判结果：秦淮区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周某某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
二、禁止被告人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家庭教育工作。本案系判处被告人缓刑的同时发出禁止令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周某某利用在家中授课之机猥亵儿童，法院审理后认为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童罪，结合其认罪态度好，得到被害人谅解等情节，判处非监禁刑，但法院同时认为其品质和职业素养已不适宜从事家庭教育工作，依法向被告人发出禁止在缓刑考验期内从事家庭教育工作的禁止令，防止其他未成年人因此受到侵害。
4、刘某盗窃案 关键词：非监禁刑挽救
基本案情：被告人刘某，男，1997年11月出生于河南省某市一个农民家庭。2015年5月，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刘某伙同他人多次采用撬车窗盗窃的方法，从被害人停放的轿车中窃取财物。在不到半个月的期间内，从十余辆轿车中窃取现金等财物，价值200余元。
裁判结果：玄武法院判决被告人刘某犯盗窃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三个月，罚金人民币500元（缓刑考验期限，从判决确定之日起计算）。本案被告人刘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非监禁刑。主审法官在案件审理中充分保障刘某的诉讼权利，坚持对未成年人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多次组织心理学专家为刘某进行心理疏导，并专门赶赴刘某河南老家与其父母沟通，并主动衔接好刘某的判后社区矫正工作，充分体现了涉少刑事审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第二篇：南京中院涉及未成年人得6个民事案件
1、王某诉薛某某离婚纠纷案 关键词：归并审理制度
案情简介：王某与薛某某于2012年10月通过百合网站相识，2013年4月18日登记结婚，2014年6月5日生育一子王小某。王某系再婚，婚前育有一子王某乐由王某抚养。双方婚前感情尚可。双方婚后因经济和子女抚养等家庭琐事产生矛盾，致夫妻关系不睦。2014年5月，薛某某因怀孕生产回父母家居住，双方分居至今。
2014年10月22日，薛某某诉至法院，请求判决：
1、王某与薛某某离婚；
2、依法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3、婚生子王小某由薛某某抚养，王某每年支付抚养费5万元。
裁判结果：秦淮法院一审法院判决：双方婚生子王小某由薛某某抚养，王某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每月给付婚生子王小某抚养费1500元至其年满十八周岁时止。南京中院二审加判：上诉人王某可每两周探视婚生子王小某一次，探视时间为周日上午8：00到下午1：00，探视时薛某某及其家人可在旁陪同，薛某某负有配合义务。
本案系南京法院家事审判工作机制中“归并审理”制度在具体案件中的运用，对于双方在离婚纠纷一审审理中未明确提出探视权行使方式，但二审中要求法院处理的，考虑到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依法享有探视的权利，且合理探视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为减少当事人讼累、彻底化解矛盾，采用归并审理制度，在二审中一并处理探视权问题，实现案结事了。
2、王某诉蒋某某监护权纠纷案 关键词：监护权变更
案情简介：李某与被告蒋某某于2009年4月登记结婚。婚后，李某与原告王某发生婚外情。李某于2013年4月22日生育一女蒋小某。后被告蒋某某以父亲身份代女儿蒋小某申报户口。2013年12月22日，李某因病去世。2014年1月8日，原告王某委托鉴定部门做DNA亲子鉴定，鉴定结论为原告王某系蒋小某的亲生父亲。之后，蒋小某随原告王某生活至今。2014年3月，王某作为原告起诉至法院，要求依法确认王某为蒋小某的法定监护人。审理过程中，被告蒋某某主动放弃蒋小某的监护权及抚养权。蒋小某的外婆存在实际困难不愿抚养，并希望蒋小某随原告王某共同生活，原告王某父母均表示愿意协助原告王某抚养。裁判结果：秦淮法院最终判决：蒋小某的法定监护权由被告蒋某某变更为原告王某享有。
本案系蒋小某在其母亲去世后，其生物学意义上的父亲与法律意义上的父亲争议监护权的典型案例。在蒋小某法律意义上的父亲明确表示放弃抚养权的情况下，法院从未成年人现实及将来的利益保护出发，走访蒋小某的外婆、舅舅，确认其生父的抚养意愿，并充分考虑到蒋小某将来的财产利益，确保其继承所得财产不受侵害，建议生父承诺不侵占蒋小某财产，并进行公证，切实保障了未成年人的财产利益。
3、陈某某诉祖父母抚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祖父母抚养义务
案情简介：小明系陈某（男）与毛某（女）之子。陈某某、王某系小明的祖父母，毛某某、汤某系小明的外祖父母。毛某因运输毒品罪于2006年9月被法院判处无期徒刑，2013年9月因患癌症暂予监外执行一年。2013年7月小明之父陈某因患急性脑梗死住院，出院后医嘱需由家属加强看护。现陈某居住于老年康复护理院，无生活来源，其名下的银行存款只有1000余元。
2003年陈某某、王某曾赠与陈某房产一处，后陈某变卖，变卖后于2005年购置夫妻共同房产一处，2006年陈某在毛某服刑期间，将夫妻共同房产变卖。2014年2月，毛某与陈某离婚，离婚协议约定：双方婚生子小明随毛某生活，陈某每月给付小明生活费600元，教育、医疗费双方各承担一半；双方无共同房产；陈某支付毛某10万元。现陈某、毛某名下均无房产。2014年5月，小明诉至原审法院，请求判令陈某某、王某、毛某某、汤某每月支付抚养费1600元，直至小明独立生活为止。
裁判结果：一审法院审理后判决：1.陈某某每月给付小明抚养费600元至小明十八周岁止；2.王某每月给付小明抚养费200元至小明十八周岁止；3.毛某某、汤某每月分别给付小明抚养费400元至小明十八周岁止。二审中，经法院主持调解，各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1.陈某某、王某每月给付小明抚养费共计650元，直至小明年满18周岁时止；2.毛某某、汤某每月给付小明抚养费共计800元，直至小明年满18周岁时止。
本案系未成年人因父母无抚养能力，诉请祖父母给付抚养费的典型案例。本案明确，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义务。本案审理中既考虑保障未成年子女生活需要，又考虑老人年事已高、体弱多病，促成双方就抚养费标准达成调解协议，保护弱者利益，修复亲情关系。法院在案件审结后启动对陈某某的司法救助，联系市民政局为其办理低保，联系市妇联将其纳入“春蕾计划”助学对象，为其提供奖学金。
4、李小某诉李某抚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婚内分居子女抚养
案情简介：原告李小某系被告李某之子。2015年4月19日起，被告李小某的母亲徐某某与被告李某分居，李小某随母亲生活。期间，被告李某未履行抚养义务。原告李小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李某每月支付抚养费2800元。审理过程中，原告李小某以生活困难为由，申请先予执行抚养费8400元。法院审查，裁定被告李某先予支付抚养费5000元。
裁判结果：雨花台区法院最终判决：被告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李小某支付2015年4月19日至2015年7月30日的抚养费共计7400元。本案系未成年子女在父母婚内分居期间向不履行抚养义务的一方主张抚养费的典型案例。本案明确了父母对子女有抚养义务，子女不仅可以在父母双方离婚后主张抚养费，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拒不履行抚养义务的父母一方或双方，均可以请求支付抚养费。
5、陈小某诉陈某抚养费纠纷案 关键词：非婚生子女抚养 案情简介：王某与被告陈某系同居关系。2013年，王某生育一子陈小某。陈小某出生后三个月内，王某与被告陈某租房居住，共同抚养陈小某，并为其办理出生证明。期间，生活费、抚养费和保姆费由被告陈某负担。2014年3月，王某与被告陈某产生纠纷，被告陈某不再继续抚养陈小某。故原告陈小某诉至法院，要求被告陈某支付抚养费。被告对亲子关系不予认可。
裁判结果：浦口法院一审判决：被告陈某自2015年5月起每月给付陈小某抚育费1200元至其年满18周岁止。南京中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系非婚生子女请求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一方支付抚养费的典型案例，明确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父母对于非婚生子女同样有抚养义务，且给付抚养费的义务不因其没有工作而免除。
6、郁某诉南京某公司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 关键词：医疗损害举证责任
案情简介：原告郁某3岁时，到被告南京某公司下属的医院接种疫苗导致耳聋，当时法院判决被告南京某公司存在过错承担70%的赔偿责任，同时认定原告郁某今后如需更换助听器，应按照普通适用器具的标准选用。后原告郁某又花费6万余元更换进口零件组装而成的助听器，又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南京某公司赔偿70%。审理中，被告南京某公司对更换助听器费用不予认可，并申请对其应当使用的助听器费用标准鉴定。鉴定意见为27000元/付。原告对此提出异议。鉴定机构既不做书面说明，又拒绝出庭，同时以鉴定人不具备助听器鉴定资质为由，要求撤回该鉴定报告。
裁判结果：栖霞法院判决：
一、被告南京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郁妍损失42692元。
二、驳回原告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
本案系涉未成年人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法院在审理中合理分配举证责任，在鉴定人拒不出庭的情况下，认为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对此不予采信，支持郁某的诉请，由南京某公司对其承担赔偿责任，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优先保护。
第三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辩护词2
关于唐实立抢劫案的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员：
广东历维永盛律师事务所接受东莞市法律援助处的指派，安排我担任被告人唐实立的指定辩护人。庭审前，我认真阅读了本案卷宗材料，查阅相关法律规定，并会见了被告唐实立。对本案的案件事实已有了解。辩护人对公诉人对本案抢劫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根据本案事实，从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出发，对被告人唐实立应当从轻、减轻处罚。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唐实立具有应当从轻、减轻的法定量刑情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唐实立于1993年7月4日，案发时未满18周岁。
二、被告人唐实立具有以下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唐实立无犯罪前科属于初犯。
2、被告人认罪态度好，积极提供线索协助公安机关抓捕同案犯。案发后，被告人唐实立充分认识到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如实向公安机关供述了所有的犯案事实，认罪伏法，多次表达悔恨和改过的决心。并且向公安机关提供了自己平时与其他三名嫌犯的联络方式，积极协助抓捕其他同案犯。
3、被告人唐实立悔罪表现好。在羁押期间，积极参加学习和劳动，遵守看守所的规定，并通过书信表达自己的悔恨心情，也希望父母代为赔偿受害方，其父母也是想尽一切办法联络受害方，希望得到谅解并予以赔偿。
4、被告人没有造成严重后果，虽然有携带刀具，但是未使用来伤害他人。第二次抢劫，被告人唐实立起初并不知情，知晓后制止同伴殴打吴周，主张将钱物还给吴周，后也确退还部分钱物。
三、综合以上情节，辩护人认为，根据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和刑事法律政策，对被告人唐实立应当减轻处罚。
被告人唐实立未上完初中即辍学进入社会，案发时尚不满
16岁。其父母又整日为生计奔波而疏于监管。家庭监护的不到位及缺乏学校的管束，加之本身年幼无知，接触不良少年，辨别是非能力差，抵制诱惑能力不强，最终受到他人影响，一念之差而失足犯罪。其本身主观恶性不大，人身危险性小，比较容易感化教育，接受改造。所以应当给予让其吸取教训，悔过自新的机会。
综上，鉴于本案被告人主观恶性小，造成的危害后果不大；犯罪时的年龄未满18周岁属于未成年人；又是初次犯罪，犯罪后认罪态度好，又有悔罪表现。根据上述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本辩护人认为，应当对其减轻刑事处罚，并宣告缓刑。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合议时予以充分考虑。
辩护人：
年 月 日
第四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程序论文
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理解与适用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2012年3月14日修改并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章特别程序中，专门对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了详细规定。在总结以往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经验的基础上，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家庭和社
会环境，受教育程度，成长经历等因素，就未成年人犯罪后接受审判时，人民法院应当如何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行使诉讼权利，得到法律帮助，如何教育和挽救已犯罪的未成年人，从以往的普通规定，转化为特别规定，其立法目的在于优先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让失足的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和社会帮助，教育他们改过自新，为他们解决现实和今后的困难。因此，人民法院在审判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时，应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规定，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充分体现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关怀。
一、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界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该条款的规定，凡是年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必须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对年满十六周岁的人触犯法律构成犯罪的，就具备了完全刑事责任年龄，理当负刑事责任。同时，该法第二款规定了限制刑事责任年龄，即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律采用列举的方式，对触犯法律规定的行为，虽然行为人不满十六周岁，但因年满十四周岁，对法律规定的犯罪仍然必须承担刑事责任。在刑事处罚上，该法规定了有别于成年人犯罪和年满75周岁的老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既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是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必须遵守，不得滥用。
二、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一般理解
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首先，应当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贯穿到刑事审判的始终。为做好这项工作，必须加强政府有关部门和共青团、妇联、工会、未成年保护组织等社会团体的联系，争取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采取综合治理的方法，共同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最好由少年法庭或者少年合议庭具体负责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人员配备上，应当选拔具有熟悉和了解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具有丰富审判实践经验的审判人员主审或参加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审理，尽量邀请共青团、妇联、工会、未成年保护组织具有熟悉法律和少年身心特点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人民陪审员参与审判，充分听取陪审员的意见和建议。其次，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开庭时，随案通知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不能通知或无法通知时，应当尽量通知他们的其他成年近亲属，所在学校、社区、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行使监督权。提醒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正确履行职责，纠正侵犯未成年被告人权利的行为。经法庭同意，参与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庭帮教等工作。同时，法定代理人到场后，保障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参与举证、质证，进行法庭辩论，对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以及如何恰当量刑发表意见，对被告人最后陈述后，进行补充陈述。第三，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人民法院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发通知和邀请函等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旁听法庭审判。根据案情需要，确有必要通知未成年被害人、证人出庭作证的，应当采取有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措施进行举证、质证。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自移送审查受理至宣判前，人民法院不得向外界披露未成年人的姓名、住址、照片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相关信息，告诫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在查阅、摘抄、复制未成年人案卷后，不得对外公开和传播。被害人是未成年人的刑事案件，适应保密和不公开的规定。第四，不公开审理及公开宣判信息传播限制原则，法律以强制性的规定，公开宣布了人民法院在开庭审理时被告人不满十八周岁的案件时，一律不公开审理。只有经过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未成年被告人所在学校和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可到场，到场人数和范围由人民法院决定。到场的代表经法庭同意，并可以参与法庭帮教工作。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宣告判决则应当公开进行，但不得采取召开大会等形式进行。同时，对依法公开审理，但可能需要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对依法应当封存犯罪记录的案件，宣判时，不得组织人员旁听，有旁听人员的，法庭应当告知其不得对外传播案情，并记录在案卷。
三、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开庭准备程序的适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规定，人民法院在准备开庭时，应当做好
以下保障工作：(一)履行告知义务，人民法院在向未成年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当向未成年被告人讲明被指控的罪行以及有关法律对该罪行的规定，告知审判程序及其法律规定，询问是否委托辩护人，如何行使辩护权，应当享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对人民法院决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告知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关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法律规定，让他们
知道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条件，征求未成年被告人、法定代理及其辩护律师的意见，是否同意法院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或有无其他意见，如有不同意见或异议，人民法院当尊重他们的意见，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二)履行通知义务，经过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审查，在被告人接受审判时不满十八周岁而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应当依法通知审判法院所在地的人民政府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对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时，人民法院应当主动为其帮助申请法律援助，保障未成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同时，在被告人实施被指控的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开庭时已满十八周岁、不满二十周岁时，人民法院开庭时，一般情况下应当通知其近亲属到庭，经法庭准许，近亲属可以发表看法和意见，在无法通知、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时，应将情况记录附卷;(三)接收社会调查报告或自行调查，对人民检察院及其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人成长经历、性格特点、家庭状况、社会交往、犯罪原因、犯罪前后表现、监护教育等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等书面材料，人民法院应当列表登记。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委托司法行政、共青团等社会团体收集调查或自行调查，形成对该未成年人的综合社会调查报告。同时根据案件特殊情况，必要时，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疏导，经未成年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同意，也可以对其进行心理测评。(四)安排会见，根据案件情况，为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消除恐惧心理和体现家庭亲人的温暖，在开庭前和休庭时，安排未成年被告人与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及有关组织的代表见面。
四、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应当保障法定代理人等席位设置、戒具使用限制、拒绝辩护限制、语言表达、社会调查材料、法庭教育、法定代理人补充陈述以及判决书送达等具体事项依法落到实处，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进行。(一)席位设置，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应当在辩护台靠近旁区一侧为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近亲属等人安排妥善的席位，同时，对可能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或者过失犯罪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为未成年人设置靠椅式座位，在其旁边安放花卉等植物 以减轻未成年人接受法庭审判产生的心理负担，让未成年人在平和的环境里开庭审判。(二)戒具使用限制，对未成年人从适用强制措施开始，法律规定应当严格限制适用逮捕措施，在审查批捕和决定逮捕时，都必须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对被拘留、逮捕和执行刑罚的未成年人应当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管理和教育。法庭审理中，原则上不得对未成年被告人使用戒具。只有被告人人身危险性极大，足以妨碍审判活动的，才使用戒具约束。待现实危险消除后，应立即解除戒具。(三)拒绝辩护限制原则的运用，若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指派律师的，合议庭经评议后，应当准许。被告人拒绝辩护人辩护后，没有辩护人的，应当宣布休庭，仍有辩护人的，庭审可以继续进行。重新开庭后，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再次当庭拒绝辩护人辩护的，不予准许。若重新开庭时被告人已满十八周岁的，可以准许，但不得再另行委托辩护人或者要求另行指派律师，由其自行辩护。现有法律及其司法解释对未成年被告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拒绝辩护人辩护，采取了宽容和限制相结合的原则，一方面保护了未成年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另一方面也防止了诉讼权利滥用，保证的刑事诉讼的合法有序进行。(四)语言表达平和性，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合议庭或者独任审判员必须掌握未成年被告人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况，用简便易懂的语言向未成年被告人表达。任何时候发现有对未成年被告人采取极端的诱供、训斥、挖苦、讽刺或者威胁等情形的，必须有力制止。(五)社会调查参照性，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提出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等量刑建议，必须要求提供有关未成年被告人获得监护、帮教以及对所居住社区无重大不良影响的书面说明或者介绍等材料，明确家庭和社会安全度。当然，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也许现有的材料能够满足法律的要求，但进入社会考察阶段，情况会千变万化，需要社会治安综合执法部门谨慎行事。公诉机关移送人民法院对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社会调查报告及辩护人提交的有关未成年被告人情况的书面材料，无论社会对未成年被告人作了怎样的评价，均可以作为法庭帮教和量刑参考的内容。(六)法庭教育的特殊性，对人的教育主要分为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这是生活在正常环境下的教育方式，而当一个人失足后，自然会产生在特殊环境里的教育。法庭教育是以上教育形式欠缺后的弥补性和期待性教育。刑事诉讼程序中的法庭教育，是人民法院通过审理未成年被告人刑事案件时，无论适用普通程序或者是简易程序，根据案件的特殊性和该未成年被告人的具体情况，在法庭辩论结束后，依法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法庭帮教，宣判时，判决未成年被告人有罪的，宣判后，应当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同时，法庭还可以邀请诉讼参与人、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其他成年亲属、代表以及社会调查员、心理咨询师等参与。(七)法定代理人有权行使补充陈述权，在未成年被告人作最后陈述后，法庭应当征询法定代理人的意见，是否需要补充陈述，让其行使补充陈述权。(八)判决书送达，一般情况下，宣告判决时，依法将判决书送达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但是，在定期宣告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判决时，遇到未成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无法通知、不能到庭或者是共犯的，法庭可以通知他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基层组织或者学校的代表等到场，待宣判后向未成年被告人的成年亲属送达判决书。法律规定了有关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无法或者不能向其法定代理人送达时，法庭有义务向未成年被告人的其他成年亲属等送达刑事判决书。
五、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执行程序的理解与适用
(一)送达执行，人民法院在未成年被告人刑事判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应当将未成年罪犯送监执行刑罚或者送交社区矫正，并将有关调查报告及其审理中的表现材料，连同有关法律文书，一并送达执行机关。(二)封存犯罪记录，依照法律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对犯罪时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以及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应采取保密措施，特别注明并进行封存。司法机关或者有关单位向人民法院申请查询封存的犯罪记录时，是否同意，由人民法院审查决定。(三)加强与管教所或者社区矫正机构联系，人民法院可以与未成年罪犯服刑场所建立信息联系，随时了解未成年罪犯改造情况，必要时协助做好帮教、改造工作和回访考察，并可以督促已收监服刑的未成年罪犯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时去探视。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可以协助社区矫正机构做好帮教工作，分析制定帮教管理措施，加强协作。同时，适时走访对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及其家庭，了解并听取管理和教育情况，充分发挥判后释明作用，引导未成年罪犯的家庭承担管教责任，努力为未成年罪犯改过自新创造条件，改善管教环境。(四)解决后顾之忧，人民法院对具备就学、就业条件的被判处管制、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裁定假释、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未成年罪犯，可以就有关安置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或者推荐安置。
综上所述，人民法院审理未成年被告人犯罪案件中，应当充分认识到，从审查立案、庭审准备、开庭审理、刑罚适用、判决执行各个环节，均有别于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特殊性，需要未成年被告人审判庭或者少年法庭乃至审判案件的法官严格依照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按照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方法、步骤精心准备，细致操作，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充分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身心健康及诉讼权利，让法律的温暖和社会的帮助普照未成年被告人，最终实现教育、感化和挽救的目的。
第五篇：执行中涉及刑事案件的款项如何处理
执行中涉及刑事案件的款项如何处理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间资本空前活跃，渗透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一方面民间资本促进了地区、行业的发展，尤其是小型民营企业。他们由于规模小、行业冷僻，不为人看好，因此，在银行贷款方面受到不少制约，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小型民营企业发展前景存在不确定性，大起大落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在遭遇全球经济不景气，银根紧缩的情况下，风险就凸显出来。再有一个方面，由于借款人疏于对款项的监控管理，且数额巨大，一旦风险降临，往往不知所措。
在民间资本空前活跃的前提下，各地小额担保公司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借款利息节节攀升，有的甚至达到百分之十。虽然民间资本短期内繁荣了社会经济，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表面上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但在这虚假繁荣的背后潜伏了巨大风险，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刑事案件。如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信用卡诈骗等。
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下半年，人民法院受理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大幅度增长。此类案件的共同特点就是涉案人数多，标的大。少则一、二人，多则数十人。一旦处理不好极易影响社会稳定。
本文需要释明的是执行中涉及刑事案件的款项如何处理，供大家参考。
简要案情如下:卢某等四位申请执行人与被执行人曹某民间借贷纠纷一案。该案执行标的近50万元。执行中，被执行人曹某提出其伙同范某、阮某共筹集资金3000多万元借给了邱某、何某，其中就有在卢某等四位申请执行人处借的款项。前不久，被执行人曹某向法院陈述，邱某因涉及刑事案件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冻结了涉案款2000多万元。卢某等四位申请执行人请求法院到公安机关协调返还被骗的款项。
一种观点认为，公安机关可以返还被骗的款项。理由是 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冻结了涉案物品、款项，理应返还被害人。在实践中，公安机关曾经多次开展返还被害人被盗的车辆的活动。以及犯罪嫌疑人盗窃、抢劫被害人物品被当场抓获的情况下，都是及时将被盗、被抢物品返还被害人的。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安机关是否能够返还涉案款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涉案人数众多的情况下，尤其要谨慎。正确的方法是在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向人民检察院移送起诉，包含移交相关证据材料以及涉案款项。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且证据确实充分，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附带民事赔偿。在人民法院判决后，各被害人依据人民法院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判决书领取涉案款项。如涉案款不足清偿全部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则应当由人民法院主持分配。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
在当前涉及刑事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信用卡诈骗等情况下，受害人的情况也有所不同，比较复杂，不仅有个人也有单位。在不同的案件中，每个受害人的具体情况也有千差万别。有的有抵押担保财产，有的没有抵押担保财产。有的抵押担保财产被重复抵押等。因此，公安机关在侦查处理此类案件时，就无权处分涉案的款项。从刑事诉讼法的法律规定上看，公安机关只是负责刑事案件的侦查，收集犯罪证据，公安机关所采取的冻结保全措施是保证案件最后的权利归属，类似于人民法院诉前保全措施。不同于简单的刑事案件，如车辆被盗、个人财物被盗、被抢。这些案件的被害人人员少，案情简单明了，不涉及到财产的分配。因此，公安机关可以立即将涉案款物立即返还被害人，这也是便民利民原则的体现。
在本案中，据公安机关调查的信息情况看，犯罪嫌疑人邱某、何某涉嫌多个罪名，分别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票据诈骗罪，涉案标的达一亿元之多。被害人有个人也有单位。本案因涉案人员较多、数额巨大，且分别在不同的地点，侦查活动刚刚开展，需要多个公安机关联合办案，本案尚未侦查终结，故不可能返还被害人款项的问题。
那么，如果犯罪嫌疑人假如不构成犯罪，涉案款项如何处理呢？
根据法律规定，如果经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对于在侦查过程中冻结的银行账户应当解除冻结，对于查封的其他财产也应当解除查封。
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冻结、查封的财产是返还犯罪嫌疑人还是转交给其他部门，或是受害人？
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应当撤销案件，解除对涉案款物的查封、冻结。公安机关无权将涉案款项提交给任何单位或个人。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发生了变化，不再是刑事法律关系当中的犯罪嫌疑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转化为普通的民事法律关系。我们知道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平等的主体，双方的权利义务是对等的。平等主体之间因侵权行为产生纠纷受民事法律关系调整。
在本案中，如果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人民法院因执行案件需要，可以向主办案件的公安机关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请求公安机关扣留上述查封冻结的财产。对于其他尚没有起诉的债务人，可以告诉他们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即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并提交财产保全申请。人民法院根据原告人的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向公安机关发出财产保全裁定，从而保证债务人的权益得到实现。这样做，才能有效防止因返还财产给债务人，导致债权人利益无法实现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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