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明读书报告

第一篇：欧洲文明读书报告

《欧洲文明十五讲》 读书报告

这本书前前后后在我手里有近3个月，第一遍从前到后慢慢看，中间停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了要写读书报告的任务，我决定挑选几章重读，分别是第二讲、第六讲、第七讲、第八讲、第十四讲。

读第二讲：希腊——欧洲的精神家园，自由、雄伟、美丽的希腊精神，冒险进取、勇敢无畏的希腊精神，发扬民主、法律的希腊精神，想象湛蓝的海边，一个幼小的儿童在玩耍，正如古代希腊在遥远原始稚嫩的时代里的样子，一切都是新鲜的。

读第十四讲：欧洲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他说中国文化传统的特点是“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和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感觉跟鲁迅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很犀利，在刺痛人心的同时又鞭策着读者进取。不论在政治文化还是精神文化方面，与欧洲相比，中国都是落后的，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对于中国的文明进程，我只是通过一些历史教科书、通史、传记得知，了解得不系统，但始终给我沉淀着的厚重感，然而大气磅礴的五千年历史是否真的在向上走呢？还是仅仅深陷一些怪圈无法自拔？审视中国文明现状，噱头无处不在，荒唐、错乱得不可思议，我不明白整个民族在干什么？而且大家都在趋同一样的生活方式，好好学习——考大学——做官、当老板、当学者，最差也要混个白领阶层，就是没人打算做个普通的劳动者。然而社会上有那么多人，应该各有各的活法，不能只为了跳出自己的小圈子而挣扎拼命、撞破脑袋。也许是因为都在追求表面上物质的东西，密匝匝蚁排兵，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有多少人还聆听内心、追求真理？ 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不在于要赶超她们的经济，而是让人们在文化的熏陶中，回归理性，学会思考与反省。篇二：欧洲文明的进程读书笔记

第四章：“民族国家”——近代欧洲政治文化之一 本章的主题是近代欧洲的“政治文化”。所谓“政治文化”，可总结为两条线：一是近代国家形态的出现，即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普遍现实；二是欧洲人的相互认同感，即欧洲观念。前者通向主权国家，后者通向所谓欧洲统一进程。

一、泛说“民族国家”

“民族国家”指的是基本上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那种国家形态，语族与民族重合在一起，“国家”便有了雏形。这是一个欧洲概念。

1、“民族国家”观念成为普遍的政治现实，是欧洲近代时期的事，但它的观念在中世纪已经自发地存在；

2、“民族国家”观念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宗教、语言）综合观念；

3、“民族国家”观念的普遍出现，结束了神权大一统时期，古典意义上的“帝国”观念从此让位给近代国家观念。

二、近代政治学的创始人：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

马基雅维利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认为国家最重要的是强有力的统治。在当时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君主，君主必须不惜一切可能的手段建立强有力的国家。霍布斯是新时期政治学的开创者，他的理论是按约建国的契约论，他的主要贡献是把政治学从神学的道德人格中解放出来，把政治学变成了人的政治学。马基雅维利着眼于意大利的各个分裂邦国，霍布斯已经着眼于欧洲的普遍现象，从马基雅维利到霍布斯，民族国家的观念产生了一种质的飞跃。

三、从黑格尔的国家学说看欧洲

黑格尔把此前的关于民族国家的学说作了一个集大成的工作。虽然黑格尔有浓厚的日耳曼国家情节，但是黑格尔关于国家理念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哲学，无论如何批评它是“国家主义”或“极端民族主义”，其中的精神——民族要变成“国族”、要变成“国家”——则是近代欧洲政治中的普遍性问题。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即把近代欧洲政治的基本因子抽象为“神”的理念指导下的国家学说。黑格尔将“国家理念”分作三个层次：

（一）直接现实性，它是作为内部关系中的机体来说的个别国家——国家制度或国家法；

（二）它推移到个别国家对其他国家的关系——国际法；

（三）它是普遍理念，是作为类和作为对抗个别国家的绝对权力——这是精神，它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中给自己以它的现实性。

四、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

“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中世纪便已经孕育，但成为普遍现象则在近代，并且出现的时间各不相同。从欧洲整体来看，建成民族国家的道路是曲折而复杂的。西欧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各国签订《威斯特伐里亚和约》，“民族国家”的形成与主权的的观念不仅在条约里，更在人们的观念中显现。从三十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国家的存在不断凸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砧板上打出来的。

东欧的民族问题较之东欧要复杂得多。各民族长期受到异族的压迫，经常在强族的驱赶下东离西散，居无定所，在十九、二十世纪还未建立自己的国家。在独立之后，其自身的特性由于种种原因也未能充分发展，以致于建立享有充分主权民族国家的任务完成的并不彻底，至今东欧地区仍存在频繁的民族冲突。第五章：“欧洲观念”——近代欧洲政治文化特征之一

对于“欧洲观念”这个欧洲的政治文化，可以得出如下两点看法：

“欧洲观念”首先是一个历史哲学问题，它的出发点是欧洲人对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它反映了在基督教文明若干个世纪的浸染渗透之中积累起来的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和“心性”。可以说，“欧洲观念”是反映欧洲的“自性”的，然而“自性”同样应该理解为

复数的，“欧洲观念”具有欧洲的和民族的两重涵义。通常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多侧重它的一致性、普遍性，其实这个观念本身即同时含有民族的因素。“欧洲观念”既是欧洲自性的反映，则必是同欧洲以外的地区相区别而产生的。在同外界的接触、比较、冲突中，欧洲人更加认识了自己，加深了“自我意识”。

第二，“欧洲观念”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它与社会发展的水平、探索某种和平国际结构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欧洲观念”的三个来源：

一个是两希文化，基督教文化；二是因非欧洲文化（非基督教文明）对之形成的对立、对照和压力而增强起来的欧洲自我意识；三是战争频仍，因渴望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

“欧洲观念”的发展历程：

在中世纪后期，尤其是进入近代，由于“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的时代特征，“欧洲观念”的政治内涵便特别突出；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成为普遍流行的理念，许多建立联盟性组织的主张在政要、知识阶层中提出来了；二十世纪下半叶，产生了“欧洲观念”的第一个机制，即欧洲煤钢、原子能和经济三个共同体，后合并为欧洲共同体，最终发展为今日的欧洲联盟。

一、圣-皮埃尔关于“欧洲联盟”的构想和卢梭的评论

圣-皮埃尔在《永久和平方案》中提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思想。首先是把“永久和平”当做一种崇高的理念，只有当所有的国家之凭借纯粹的“理性”相互对待时才有可能。第二，圣-皮埃尔认为，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就是要建立欧洲的“联邦政府”。而要结成这种联盟，须在各个民族间找到共同利益、宗旨、风习和联系，也就是说联盟必须要有两方面的基础：一是共同利益；二是精神认同感。圣-皮埃尔按照理性的推理认为可以把欧洲建立成真正的理念中的各民族的集体。

圣-皮埃尔德方案只是纸上谈兵，它具有的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具有普遍性，提出的是欧洲政治哲学中的一个“永恒问题”，包含了至少三个贯穿在欧洲近代史中的问题：一是民族国家和国家联盟之间的关系；二是拟议中的联盟内部规则问题；三是道德和政治的关系，或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卢梭虽然认为圣-皮埃尔的方案是好的，但同时指出这个方案是不可能实现的。卢梭认为：

一、君主的两大职能在于对外不断扩大统治，对内不断巩固统治，两种职能相互支持。因此君主之间的纠纷不可能诉诸某个高级法庭来解决，法律无力使君主屈从。

二、任何联盟，包括圣-皮埃尔的“联邦主义”，都首先为了自身的利益；一国的国君要做两件事：建立统治和增加财富。建立统治是为了增加财富，增加财富是为了巩固统治，君主行动的最终目的是把财富和统治都抓到手。“永恒和平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君主仍不停地打仗是因为，“永恒和平”与他们眼下的特殊利益有矛盾；如果实现了“永恒和平”也许听他们会失掉既得的利益。卢梭提出要实现该方案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各国的人民主权得到充分的体现。因为要打仗的是君主而不是人民，所以只有人民享有主权，才会有和平。

二、康德的历史哲学

康德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人类是群居的，这决定了人事“社会性”的动物；但人类又具有违反“群居性”的“非社会性”。

（二）人类在总体上是遵从“自然法则”即“理性法则”的。

（三）应该承认“权利”的天然合法性。

（四）政治和道德最终都是理性的，政治应该体现至善，与道德一致，但在现实中却往往不能两全（就像“幸福”与“德性”往往不能两全一样）。（康德的困惑和矛盾是：政治的职能不可少，谁也不能坐视利益受损，但是，道德又必须是政治的基础。）

（五）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是从“恶”向“善”演变，但是人们每日每时所见多是“恶”。

（对于人类能否转向“善”，克服“恶”，康德是不能肯定的）

（六）康德的学说中存在无法圆满解释的矛盾，最终康德借助全能的上帝的力量说明理性原则是无所不能的。康德是个集大成的人物，对近代欧洲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联盟问题，以及对人类社会的远景前途，都是总结了前人而出己意的。康德无法在现实中解决自己所处的深层次问题，但是他的历史观的主要思想却有着长远的影响，以后的欧洲联邦主义或邦联主义，以及各式各样的欧洲统一运动，都要到康德那里去寻求理论依据和灵感。

三、“欧洲联合”的发展

所谓“欧洲联合”问题并没有停留在哲学家的思维里，不是只表现在你欧洲人的文化认同感上；政治和经济的实际利益一旦作为迫切的问题提出，一切观念形态的东西都会出现为这些实际利益服务。这时的“联合”，显然已经超越了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阶段，而是开始走向实际生活了。同时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是基本事实，任何联合也必定是民族国家之间的“联合”，抽掉“民族”（以及国家形态的“民族国家”），便无所谓欧洲了。

第六章：思想解放——人性的解放，理性的解放

近代欧洲在政治经济上的表现是“民族国家”作用的普遍显现，和相伴而来的诸民族间在李斯文化方面的认同。近代欧洲的精神因素，则是人本位的逐渐回归，并且由此导向人性的解放，从世界本身去认识世界。这一章的主题是“人与上帝”的关系问题，它好比是一团线的线头，抓住线头牵拉开去，把线团打开的整个过程，就是十六到十八世纪所发生的思想革命，或叫做精神领域的革命。这些革命就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相继联系、承接起来的“链条”。通过这个“革命链条”，“人”一步一步地从“神”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这种思想领域的革命，至少在两个方面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一是推动了社会革命，最昭著的实例，就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再是进一步推动了实验科学的发展，使技术发明建筑在日益完整的科学体系的基础之上。

一、告别中古：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它既是古典的，更是创新的。它是古典的，因为它使罗马帝国衰亡前的古希腊、罗马鼎盛时期的光辉璀璨的文明重新获得了生命；它是创新的，因为它体现了一种富于创造力的“时代精神”，它具有一种把中古时期远远甩在后面的前进冲击力。“文艺复兴”是欧洲文明史中所特有的，它预示的是时代的进步与变革。

早期的人文主义者们，为文艺复兴做了准备。他们虽然是社会上少数的“精英分子”，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分裂，与群众接触到并不是很难的事，所以他们能在他们的看法中融入市民的感情。这种普通市民的感情，对未来欧洲社会的发展是有长远的意义的，可以归纳为两点：即民族的认同感和反映这种民族认同性的民族语言。

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是首先把古代文化推向民族文化的最前列的人。在但丁之后有彼得拉克和薄伽丘，人本的色彩更明显了。在彼得拉克的时代，“人”的观念比但丁时期更加进了一大步，更加面向现世，向往人的幸福；认为哲学（其实是神学）应该研究人的目的、人的命运，鞭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薄伽丘以他的《十日谈》等著作无情和尖锐地揭露“神圣的”教会下面所掩盖的贪淫和虚伪；神学在人的精神里的支配作用和教会作为教权组织的种种腐败现象。

在文艺复兴的鼎盛时期，在以达芬奇、米开朗琪罗、马基雅维利、拉斐尔等一大批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标志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古典文化和现实完美结合的新的时代风情，这个时期的巨人们特别看重直接的美学体验。

文艺复兴发源于意大利，但它很快就成为了欧洲现象。在北方出现了与经院哲学托马斯

主义相对立的罗吉尔·培根等学者，他们的唯名论倾向，使他们在本质上成为中世纪神本精神的反对者。随着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应用，到了十六世纪，一种充满生机的空气已经在西欧从南到北地流动起来了。文艺复兴的精神在几百年间渗透到几乎所有人文领域，以最大的威力把社会的各个阶层（首先是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阶层）都卷进来了。

二、向教会挑战权威

文艺复兴是人性与理性的解放，宗教革命的冲击力则在于对社会性的愚昧发起了攻击。把文艺复兴和宗教革命作一番比较，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都促进了欧洲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思想革命的不同表现：文艺复兴提倡人文主义，使宗教及其哲学人化和世俗化；宗教革命是护神的，要回归本源的基督教义。三、十七世纪，沉思的世纪

十六世纪发生的宗教革命在欧洲人当中引起的震动是深刻而久远的，然而，使西欧通过思想界进入精神领域的深入反思则是由十七世纪开始。在这个世纪，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基督教神学的思想统治还十分牢固，另一方面启蒙思想的晨光已经开始闪亮了。这深入反思的一百年，是为“启蒙运动”在思想上铺垫道路的一百年。

十七世纪不能回避的一个头号重大问题，就是“神”的存在。“神的存在”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在宗教革命后，人们的思想禁锢刚刚松动一点点，就对信仰问题产生了某些动摇，以致“神”的存在成为了需要论证的问题。使对于“上帝的存在”问题的讨论大大推进一步的，应推号称“近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他提出用几何学那样精确的方法去处理形而上学的神学。于是他进行了艰难的工作，既要表示他绝对忠诚于宗教，又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驱散世俗对宗教的怀疑。但是，用哲学或科学的方法论证上帝问题实在是“缘木求鱼”，因为神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科学能论证的问题。这个问题直到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的大师们，也没有彻底解决。伏尔泰说认识属于哲学问题，而宗教属于信仰问题；而康德晚年则认为应该把神学和哲学分开。用科学来验证上帝，尽管没有找到答案，但是在反复论证的过程中却为思想的解放、理性的解放开了路。十七世纪也可以说是方法论觉醒的世纪，此前的形而上学关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本体论问题，几乎不存在认识论，方法论的问题。十七世纪则开始由论证神的存在问题而进入了认识的领域。十七世纪在方法论上有两大流派：一是英国的经验派；二是大陆的从思维从内心出发的理性思辨派。经验主义重感官、知觉，重亲身经验；理性思辨重心智推理。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相互影响，只是出发点和侧重点有明显的区别。重要的在于，这两个派别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人的体验、人的独立思维为本位，用“人”的眼光去从世界本身认识世界。

四、启蒙运动：理性之光

正如恩格斯所说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

启蒙运动在法国是批判现实的，在德国则表现为构建：从康德起，几乎每个有成就的哲学家都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启蒙运动在当时的德国更具有理论的色彩。在英国的思想史上，确实没有一段像法国那样的“启蒙运动”，但很早便有了自由主义、经验主义的萌芽，并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具有英国特色的经验主义，所以英国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伏尔泰式的思想运动；英国的思想家由于重视感觉，所以也产生不了德国那样的纯粹哲学。但是启蒙运动，作为开启民智、推动人们自觉地把理性原则作为观察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最基本原则的运动，在欧洲各地都是相同的。

第七章：革命

讲欧洲的文明史不能绕过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政治性革命，因为革命最终是文明的产

物。本章讲的是尼德兰革命、英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十九世纪发生在法国以及中欧的群众革命运动，这些革命的活动形式各有不同，但都反映了这几个世纪社会、经济和人文的变化。反过来说，正是这些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变化，成为革命的“催生剂”。“革命”是十九世纪欧洲欧洲每日都会出现的词汇，折射出这个社会的繁荣和发展、冲突与斗争，超过此前任何时期所不能想象的的惊人变化。人们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以及时空观念，一切的一切，都换了面貌。

一、荷兰革命（尼德兰革命）

尼德兰革命的表现形式是反对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同时又有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对旧教的宗教战争的性质。这场独立战争从1568年起时断时续的进行到1648年，而将1572年北方人民起义到1581年北方各省宣布独立，建立了北方联省共和国，1609年被迫停战，称作尼德兰的革命时期。

有利于荷兰革命的因素：荷兰没有高度的君主集权制，由贵族、教士和平民组成的“三级议会”很早就发挥着政治领导的作用，有了“议会制”的形态；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荷兰没有像德意志那样严重的分裂；1588年英西战争中，英国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革命后荷兰的发展：荷兰在西班牙的海上霸权衰落之后，趁势建立了新的“殖民帝国”；海上贸易方面，荷兰的商船控制了印度洋和大西洋；荷兰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中心；国内的社会氛围自由、宽松，集中了当时众多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

十八世纪荷兰衰落的原因：荷兰国土面积狭小，可用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资源不足；荷兰内部发生内讧；法国人入侵而导致分裂。

二、英国革命

英国革命的目的从根本上来说与尼德兰的革命相同 都是要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创事业、扫清道路，只是英国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要克服的是国内的王权，而不是异国的统治。英国贵族，尤其是商业贵族向王权争取权利的斗争是由来已久的。十三世纪的“大宪章”体现出的与王权分权的精神和原则成为英国的民族传统；十七世纪，王室与国会便分成了敌对的两派，国会甚至拥有自己的武装，以致发生了王室与国会间的内战，国会获得了胜利，废除了国王；1688年光荣革命后商业贵族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国会成为限制和制衡王权的力量。

英国的革命是没有理论准备的，这与法国大革命前的状况很不同，如果真的说有的话，那是英国传统中的经验主义起了作用。英国的整个革命都是“实用主义”的，从共和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从荷兰“引进”相对意义上的“虚君”，国会挟使新君批准一系列限制王权的，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法律，都显示出高度的“实用主义”的特色。

三、法国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背景：

（一）、经济状况“繁荣”：对外贸易增长迅速，工业发展，生产技术进步，工商业繁荣，金融资本飞跃发展；

（二）、君主集权制下的社会结构受到了很大冲击：商业贵族资产阶级化，并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一同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三）、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

（四）、农业生产力得不到解放，地产问题非常严重，需要重新分配；

（五）、长期积累的社会不平等，引起各阶层人民强烈不满；

（六）、启蒙运动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过程：在革命进行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政治倾向，不同色彩的派别出现。在制宪会议和而后的立法会议、国会公会、“巴黎公社”委员会、救亡委员会等第权力机构中，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左中右的立场对立，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从未停止，并且势不两立。法国在推翻王室的统治之后，虽然立即有立宪之举，却无法克服派系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以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多头派系的“无政府状态”走向新的专制。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法国大革命从一开始到拿破仑成为第一执政，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学的大实验。法国的这场革命把全社会都卷进来了，它的原则从此成为不仅是法国，而且是欧篇三：欧洲文明史 读书笔记

读书笔记——欧洲文明史基佐著 第一讲

在第一讲中，他说：“法国是欧洲文明的中心和焦点。”其他地方崛起的文明思想和制度，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在法国接受新的预习，才能从法国出发，征服欧洲。（下划线为引用原文）虽然这么说有夸耀法国之嫌，但从地理上看也确实如此，法国基本处于欧洲中部，我虽不完全赞同地理环境决定论，但无疑，法国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注定他将要在欧洲文明史上扮演重要角色。

他花了一些篇幅以一种极为诚恳的方式来讨论什么是文明，“我们要注意不要陷入纯粹哲学中，不要定下某种推理原则，并由此演绎出文明的本质??我们研究的是这个词一般的通俗的意义。??通常意义来自普通见识??一个词的通常意义是逐渐发展的，在事实的不断出现中形成的。当一个看来是属于某一词的意义范围内的事物出现时，它好像被自然而然地收纳进去了。词语的词义会逐渐伸展??”我非常赞同他的看法，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讨论某个事物时，经常会陷入纠结于定义的怪圈，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看法。即大多数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普通含义，而普通含义就是我们脑海中的普通见识，我们不必每次都要用哲学的逻辑来讨论其普通含义（虽然有时仍然需要，但那是哲学范畴的），否则那会非常地累。他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发展的观点，及一个词语的普通含义也是在不断发展的，它不断吸纳进新的事物（有可能也会去除一些旧的事物），我们在讨论不同时期的同一词语时，不能简单地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含义，这点我也是比较赞同的。

他通过四个假设，提出文明的第一个概念：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然后进一步提出第二个概念：人性的发展与进步。社会的发展未必会立刻带来人性的发展，我总是联想起中国古代的社会（尽管我对古代历史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取得巨大的成就，还有那些看似光鲜亮丽的文化艺术品。但人性的发展似乎并不是如此，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也并不总是停滞不前），甚至有些时候还不如先秦时期。作者认为，人的内心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社会带来了利益，而社会状况的一切巨大发展都给个人带来了利益??也许它们之间已经间隔几百年。如果真的隔这么久，还能够充分证明它们之间确有较为紧密的联系吗？我对作者这点略有怀疑。但也不是全无道理，毕竟如果纵观整个人类历史，几百年也许也只是弹指一瞬。（恕我没有精力与篇幅彻底研究这一巨大的问题，只能随便说两句看法）第二讲

作者认为，古代社会，一种唯一的，或者至少一种强大的胜过一切的势力支配着、决定着一切??绝大部分战争以某一特殊原则的统治而告终??而近代欧洲文明不是这样，各色各样的势力处于一种互相不断斗争的状态，然而没有一个能消灭其他势力而占有整个社会。单一性可能会使社会迅猛发展，但也有可能迅速走向衰落。因为单一的社会统治势力总能最大限度地调用社会各方面的资源，但当他们做出错误的抉择或是不再适应时，灭亡也就不可避免了，作者在这里列举了古希腊的文明。单一性还可能导致另外一种社会结果，那就是社会陷入停滞状态，用作者的话说就是“仿佛冻僵了”。虽然没有举出中国的例子，但我觉得，中国社会似乎就是这样，当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确立后，当思想上独尊儒术确立后，虽然不断出现新的社会势力或社会思想，但都不够强大，难以动摇它们的统治地位。中国文明在经历了突然的早熟后，陷入了建立王朝和再推翻的循环（虽然不完全是这样）。而近代欧洲则是君主政治政体、神权政治政体、共和政体、贵族政体等共存或是轮流占 有绝对优势。这种差别同样呈现在思想感情上。这种多样性既是一个不利条件，因为它在早期使欧洲发展极为缓慢；同时也是一个优越性，它使欧洲的发展从未停止过。构成社会诸阶层的有各色各样的因素，同时他们又处于不能相互排斥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今天盛行的自由。这是我刚刚接受的观点，既然大家都无法使除自己以外的人服从于自己，不如大家相互尊重对方的意愿，这便形成了自由，作为个人如此，作为社会各阶层，各势力也是如此。我想虽然这未必是自由唯一的起源，但至少也是起源之一吧。

罗马帝国的形成：一个城市→诸城市的联盟，罗马的扩张史是征服与建立城市的历史。地方自治的形式和精神占主导地位，这样一种制度极为松散，不像中国的中央集权，最后只能走向分裂与解体。

（下面并非是按原书一讲一讲来写的，有所忽略与跨越。）

宗教

与此同时，罗马内部形成了基督教教会团体。分为三个时期：1.最早时期表现为一个具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思想感情的单纯的团体；2.一批教义、教规、戒律和官吏开始出现；3.教士阶层的产生，是与人民截然不同的一个教士团体??总之是一个完整的政府。教会促进了文明的发展，它引入了一种精神力量，一种依靠人的信念，道德信条和情操的力量。这是一种可以用来对抗物欲的力量，贪婪是人类的本性之一，但给我们印象似乎有宗教信仰的地方，对物欲的渴求似乎是少一点的（我也不知是否正确，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用宗教信仰的力量来对抗贪欲，也是方法之一，但也仅仅是之一而已。它支持和传播了一种关于规则、一种高于一切人类规律的规律的思想。记得有人从逻辑上证明了上帝的存在，而一般我们所理解的上帝只是那种高于一切的存在的拟人化形态。可能作者这里所指的正是那种“无与伦比”的存在。但关于逻辑，关于上帝，我仍还是没有一种清晰而具象的理解。同时，宗教开始与世俗势力分离。

但在5世纪时，教会还是产生了一些不健康原则。统治者想独立于被统治者，试图夺取世俗权力，实行专制统治。

宗教代表的不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感情，还意味着一个宗教的社会，一个宗教的政府会自然而然地形成，而权力则不例外地落到最能干的人手中。

在这里，作者简单讨论了政府。政府不是靠高压手段成立的，也不应该依赖于高压手段维持，而是要探索出每种情况的“真理”——最合适的处理方法，使人们愿意接受，即使不再需要采取高压手段，政府的必要性和它的实际存在还是完全可以想象的。我们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想“专政”一词是否意味着作者所提出的这个理念，并没有为我们的政府完全接受呢？虽然政府似乎正在努力做出改变，但不可否认高压手段从来也没有消失。而良好政府的第二个条件则是对自由的重视。

门阀这个词不适用于基督教教会，因为它基本不存在世袭的情况。教会选择掌权人的两个原则：1.上级选择下属；2.下属选择上级。教会在这个时代里，由于尊重平等、尊重合格的优秀人士，取得了很大的势力。这也是教会受欢迎并取得较大发展的原因之一。然而，坏的原则也如影随行：1.否认个人理性的权力；2.擅自采取的强迫权。我觉得这是由其宗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宗教总是有向外扩张的趋势，总是希望更多的人成为信徒，宗教有权威性，无所不能的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因此它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人的理性的发展。它会告诉你某个事实就是那样，而不是为什么会那样。而那些怀疑者或是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则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这种对自由的抑制其实是违反宗教的原始准则的，其最后也会对宗教本身造成负面影响。

5到6世纪面对新来占领者时，宗教曾试图转变他们的信仰，但暴力最后占了上风，宗教提出：与世俗势力分离和相互独立的原则（客观上为思想独立铺平了道路）。与此同时修 道院制度得到发展。君主有时会尝试摧毁宗教的独立性，而宗教也在尝试取得对世俗社会的支配权。而当他们站在统一战线时，就产生了糟糕的结果——迫害异端。

野蛮时代即将结束时，查理曼做了一次恢复罗马帝国的尝试，但却没能成功。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崩溃，宗教也陷入了混乱状态，虽然教会内部努力寻求统一，但却加剧了分化。

在12世纪前，教士完成了与基督教普通民众的合法分离。但人民在教会中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教士与各种身份的人均有联系，且作为封建组织的一员，难免与世俗社会不断接触。

教会的管理方式以及它对人民的影响

关注对人内心的发展，以温和的思想感情启发权势者，使他们与弱者之间的关系更合乎正义。同时关心教士团体的发展和教士个人的教育。而对于社会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奴隶解放，禁止一些野蛮习俗，改善了刑法、民法。教会的悔罪制度也是有其合理性与先进性的。但仅仅靠这样一种道德上的约束还是很难维持社会的稳定。

对其作一个概括性的论断：宗教对近代欧洲的道德界和知识界，对公众思想感情和生活方式发挥巨大影响，总体来看对人的心智还是有益的但在政治秩序上则不然。

十字军东征

始于11世纪，持续到12、13世纪，这是一个全欧洲的事件，具有广泛性与自发性。精神上的原因是宗教情感与信仰冲动，社会方面的原因：国家、生活、思想都局限在狭窄的天地里，而人们对游动生活带来的刺激和惊险的爱好依然存在。

其最初的目的只是与伊斯兰教的斗争，在第一次东征时，伊斯兰还只是痛恨的对象，但后来则不把他们当做是妖魔一样的存在，毫无疑问，这其中经历了一次真正的思想革命。文明的交流也许最初是以冲突的形式，但十字军的参加者在途中的所见所闻使他们的眼界、思想更加开阔（一些重大发明如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可能是十字军战士带回欧洲的），有利于他们摆脱偏见，心智成熟。可以想象，一个与自己所处社会情况完全不同的文明与世界给人内心带来的冲击有多么的大。同时，许多教众目睹了教廷的政策和生活方式，了解了在宗教争议中私人利益起了多么大的作用。宗教信仰不再是思想活动的唯一领域。到13世纪末，发动十字军的精神原因已不复存在。而欧洲则向着思想自主、自由迈出了一大步。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文化之间的交流是多么的重要。正如我们的国家，不必将所谓的西方的价值观当做洪水猛兽，只有更多的交流才能使相互之间更加了解，才更有利于民众心智的发展，更何况现在的交流也比当初更文明、方便得多。我们要做的不是告诉民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而是应该尽量客观地向他们展示一切，让民众自己做出选择。组织神权政治的尝试

但在一开始就碰上了阻碍：基督教靠单纯的精神力量，没有管理事务的实权。

其他障碍：封建贵族的抵抗；宗教的独身主义，使其不能完全同化继承者（因为不是世袭）；教士集团内部也存在纷争。

其最光辉的时代是11世纪末期，教皇格列高利掌权期间。他的主要思想是：教士掌管世界，教皇掌管教士，一个庞大的正规的神权政府掌管欧洲。虽然直到13世纪中叶，神权思想依然兴旺，但大规模的群众反教会行动在欧洲的大片土地上发生了。15世纪精神领域的变革 15世纪前，未见除宗教外真正影响人民大众的普遍而有力的思想，教会所排斥的思想未能在人们头脑中普遍而长久地扎根下来。而然到15世纪初，出现了公开要求改革的呼声。一方面，宗教会议寻求合法改革，一种明智而又羞羞答答的改革；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教会外的，凶猛而热烈的改革。随着东罗马帝国的覆灭，希腊难民给意大利带来了更高深的古文化知识和大量文稿。我觉得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艺复兴，产生了一批自由的思想者。这也为16世纪宗教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宗教改革

首要效果即是将欧洲国家分为两类：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这一对抗从16世纪初一直延续到17世纪中叶。

作者并未对这一过程进行详细记述，但给予这一运动相当高的评价。

我认为这是欧洲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当然这是一系列事件的集合）。耶稣会取代了原有的教会势力，宗教渐渐被驱逐出政治，神权不再具有世俗的权力。民族意识随之觉醒，以民族为基础的国家逐渐形成，这是政治上非常关键的一步。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是人类心灵争取自治权的一次尝试，废弃了精神霸权，实行心灵的自主。以法国为例，思想独立和自由的原则得以确立。这是向着人类心灵的解放迈出的一大步。这也是我们的国家到现在也没能完成的事业。

虽然不可避免，宗教改革存在许多矛盾与弱点，但还是向所有信徒敞开了宗教的禁区。当信徒重新成为宗教的主人时，宗教也就离开了统治社会的地位。

野蛮时代

开始于5世纪，罗马帝国覆亡后，欧洲文明诸成分不断斗争，但没有一个能成功统治社会，直到9世纪左右。政治上正统的原则就成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一切权力的起源上，我们遇到了武力。作者指的是一切权力，即使起源不是武力，也必然会受到武力的影响。但所有的制度都否认武力是权力的起源，因为他们知道，凭借武力建立的权力不是稳固的，某一天，其他制度也会凭借武力取而代之。所以他们才会自称：他们凭借古老的历史获得了一个不同的资格（建立权力的资格）。这便是政治上的正统性：否认物质力量是权力的根源，而把政治上的正统与公理、正义与理性联系在一起。

个人的状况：四个阶级的人——自由人、leudes（通过伙伴与首领关系承担义务与获得土地）、获得自由的奴隶、奴隶。各阶层的人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会相互转换。

社会状况：贵族、王权与自由政体的并存。

野蛮状态产生的原因

物质上：连续不断的入侵，法兰克人的王朝更迭，东北方向的入侵逼迫着日耳曼人向西，同时阿拉伯人开始了对地中海的征服。

精神上：没有为大部分成员所接受的核心思想。

野蛮时代结束的四个原因

1.欧洲试图从这种状态中摆脱出来的本能 2.辉煌的罗马帝国留下的回忆 3.基督教会的努力 4.伟人的出现

随着南方和北方入侵活动被制止，各族移民居有定所，财产固定，野蛮时代达到了它的终点。

封建时代 10世纪初，作为野蛮状态的第一个产物，封建制度控制了欧洲。是必要的、唯一可能的社会状态，一个有力的证据就是它已被普遍地建立起来（这似乎是存在即合理的逻辑）。

封建制度改变了人口在地面的分布，领地所有者和居住在这片领地上民众构成了一个小的社会，所有者在他周围的人的心目中必然具有惊人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不同于古代贵族，它完全来自于他本人，这将产生一种高傲与自负。五六个人处境优越而又疏远社会中其余的人，这就是封建家族。

作者认为：妇女地位方面的进步应归功于家庭生活方式在封建制度内的发展和必然优势。乍一看与我印象中，中国的封建社会妇女地位低下十分矛盾，其实细想后也不难理解。中国的封建社会与欧洲的封建社会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其实中国的“封建”社会只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欧洲意义上的封建只是有一个共同的名字，而无内在的联系。再加上社会风貌、文化的截然不同，妇女地位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

但两种封建有一点似乎是相似的——世袭的观念。封建制度还是引起了广泛的痛恨，因为它是个人对个人的控制权力，是一个人意志的统治。一旦他看出他的主人也仅仅是一个人，压迫他的意志纯粹是一个和他自己一样的凡人的意志，他便感到愤慨而强压住怒火忍受这种桎梏。封建制度中即不存在高过一切的意志和权力，也不是公众意志和权力的体现，这样很容易产生反抗。

在我看来，欧洲的封建似乎是向君主制的一种过渡，人们由那种极为松散的野蛮状态，一点一点走向集中，先是集中于小的封建领主，下一步即是集中于大的君主，可以说也是为君主埋下了伏笔。

君主制度

几乎与十字军运动发动的同时，君主制开始了它的发展过程。这里的君主制，与我之前脑海中的君主制还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古代，君主制几乎意味着个人意志的统治。但这里的君主制虽然以个人意志的面目出现，然而却是人格化的共同意志。这一意志基本上是合理的、开明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超越个人意志之上的，正是以这种名义，个人意志才取得统治的权利。君主把自己描绘成绝对统治者的代表，因为他们在表面上有着极大的相似。君主制有时能加速社会的形成，因为它比起其他形式更强大地代表并行使了绝对统治权。君主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5到12世纪，蛮族君主、帝国君主和宗教君主同时出现。当封建制度盛行的时候，出现了第四种君主制度——封建君主制，然而此时的实权都存在于地方，国王有名而无实。自12世纪始，欧洲的君王以一种公共秩序的维护者的面目出现。而君王只有以一个英明的执政官的面目出现，才能成为为人民所支持的力量。

到17世纪，欧洲大多国家都实行了君主制。作为社会统一的象征和核心，君主制确实促进了了欧洲统一国家的形成。后记

看完这本书，心中还是有不少感想。首先，如果怀着想了解欧洲具体历史的心态来看这本书，可能会觉得失望。但这本书似乎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来看欧洲文明的历史，还是给我展现了一幅宏伟壮阔的欧洲文明景象。它的立足点非常大，只描写文明的总体发展趋势，对于细枝末节的问题则相对提到较少。篇四：西方文明通论读书报告

西方文明通论读书报告

政管院 查娜 2010405039 说到西方我们从小有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地方，一切都是跟我们敌对的。他们那么“邪恶”。是西方文明通论这门课给我打开了不一样的西方大门，明白了原来我们跟西方有太多的隔阂。西方的宪政制度，西方的自由市场，西方的古典艺术，西方的法律哲学文明，西方的宗教，科学是那么的个性饱满，富有魅力。那么究竟我学到什么呢？ 西方历史轨迹

西方文明源于米诺斯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经过了古希腊，古罗马，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其中中世纪基督教文明发展为拉美文明和现代西方文明。拜占庭文明发展为了伊斯兰和东正教文明。

西方政治文明

西方政治以个人主义，民主，宪政，自由，平等，和多元主义为代表。个人主义是西方 政这治文明的精髓。它的含义有.独立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或基础。个人是社会的终极价值。在西方国家和团体都以个人为出发点，保护个人权利。我们从小受到集体主义的教育，但现实中很多时候个人是牺牲品，我们的的利益总可以被集体或国家占有，这样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显得很被动，我们无法认清自己是谁我们是不是国家的主人？我们有很多困惑我们有太多想改变的价值观。往往我们的集体主义价值引领我们走走向最极端的自私主义，因为长年被剥夺个人力所应得的利益导致公民越来越冷漠，对身边我们该帮助的是秦国越来越麻木不仁。对待战俘的观点上我们和美国有着不同的观点。上届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卡恩在越战时被俘，在监狱里受尽折磨，回到国家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大家认为他是英雄，他保住了性命国家要感谢他。那么这个人如果是中国人呢？我们会如何？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会去接见吗？我 们的cctv会写出欢迎xx战俘成功回国的字样吗？我想不会，我们在朝鲜战争时这样现在更不会改变。因为国人的价值观念比起当年没什么质的飞跃。中国人一再强调集体主义但是为了集体而真心付出的人少之又少。这就是长期压抑的个人主义的后果，变得不伦不类。西方对人类文明最大的贡献在于发明了宪政制度。它的含义是通过宪法的形式规范和个限制国家权利保障人民的权利。就是说国家和个人的所有活动都不能逾越宪法的范围，同样国家和个人的行为被宪保护。无论是总统首相还是普通的人民都秉承着宪法精神。有一次奥巴马想关心孩子们的教育便拨通了一个学校老师的电话说：“你要督促孩子们好好学习啊。”没想到老师立即回答：“这不是您的职责总统先生。”是的，这不是总统该做的事情，在美国政治史不能参与到教育。那个老师拒绝了总统的违宪做法，也证明美国每个公民在宪政规定下生活工作着。这是一个美国普通教师的例子。让我们看看中国外交发言人姜喻在某次记者发布会上怒吼道：“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多么经典的话啊。如果在 一个民主国家宪法法律不是挡箭牌那什么该是挡箭牌呢？这句话应该让所有中国人深思。这样的例子太多，我不是愤青我只是想让我的祖国变得更好，政治更加民主更公开没有那么多躲猫猫没有那么多为违宪政的事情。

再说一下西方的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人把自己的自由女神像看得跟我们中国人看长城或故宫一样重要。因为那是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没有自由平等思想的号召，当年的清教徒，犯人，穷人们就不会承着五月花号到不知的美洲大陆来寻找真正的自由。正因为这种思想美国打败了自己的宗主国，也正因为这样美国人在不断的扫除着自由平等的绊脚石。从美国独立革命，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宣言，六十年代黑人运动，最后到黑人当上总统国家变成多边主义的民族大熔炉。

西方科学文明

科学主要有两个历史根源。首先是技术传统，它将实际经验与技能一代传下来，使之不 断发展其次是哲学传统，它把人类理想和思想传下来并发扬光大。梅森说：“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科学，是人类文明普遍进程中一个比较晚的成果，在近代历史以前，很少有不同于哲学家的传统，又不同于工匠传统可言”。现代科学导源于希腊，同时也导源于罗马。“腊代表着种理论的哲学传统，同时欧洲的母亲，在那里可以找到现代观念的源头。”而罗马人代表着重实际的工艺传统，“在意大利6世纪时有两个未来的时代奠定基础的杰出人物，一个是圣.本杜，另一个是大格黎哥里”。

需要是技术之母，而好奇心则是科学之母。萨顿：“科学从何时开始？它从哪儿开始？它开始于人们试图解决无数的生活问题 的那个时候和那个地方。最初的解决的办法纯粹是权宜之计,但开始时必须这么做。这些权宜之计大概后来逐渐通过比较，概括、合理化、简化、互相联系和一体化，于是，科学之网便慢慢的被编织而成。”与需要和好奇心相对应，构成两种科学的动机和目的，一种是追求实用和功利 ；另一个则是追求知识和理想。到了大学不能说所有都是以功利的目的读书考各种证件，考试。我们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考试的广告。真的是大家为了追求真知而去不辞疲倦的在赶考吗？大学本应该是追求真理，实现梦想的地方。可现实往往让人跌到谷底，在很多人看开大学是通往好工作好生活的途径。昨天送大四的师兄师姐，我们喝到正酣大四的师兄走过来跟我们蒙古的喝酒，其中一个师兄说：“祝我们一起升官发财！”另一个师兄则说：“说得淡一点祝我们一起幸福”。前一个师兄的话让我想了很多，我们经过大学四年的洗礼就是要为了升官发财吗？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年代里忘记了大学对于我们的真正意义。

西方哲学与宗教

“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

——《申命记》

如此的虔诚，如此的智慧，如此的苦难却如此的坚韧。他们失去自己的家园两千年，他们在世界上颠沛流离两千年，他们饱受战火、杀戮和屈辱两千年，但是他们却不可思议的保住了民族的血统、智慧和信仰。他们，就是古老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是与上帝订约的子民，他们来自公元前20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他们带来了上帝和先知的福音，为世界的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很难理解这一切，但这是真的，因为上帝与他们有约定，上帝在召唤他们。西方的文明也可以说是基督教文明，西方人的生活离不开宗教，因为有信仰因为有上帝人们的行为被限制着，他们不能做做出违法自己信仰和上帝的事情。

西方文学

人于生俱来的是理智、道德还是欲望、罪恶？我们应该崇尚制约还是解放本性？这种对人类灵魂的拷问之声，对人类自身的思考琢磨，自始至终回荡于西方文学之中，也推动着

它的发展和变化。古希腊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源头之一，其中蕴涵的关于“人”的观念，经由古罗马文学的传承对后来的欧洲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古希腊重视人的价值的实现，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崇尚人的智慧（人智）。在这种文化中产生的古希腊文学，就呈现出张扬个性、是原欲型的，虽然其的中也不乏理性精神，但这种精神主要是对人的肯定而并非是与原欲相对的理性意识和道德规范。

我们在读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时，我们能很容易的感觉到这些作品在召唤人的价值人的个性。是他从中世纪宗教的束缚中解救出来。文艺复兴的先导很巧妙的用古希腊古罗马文学复兴的方法诠释了个性的解放，个人理性的追求。

西方文明并不是我们以前误会的那样不堪，他跟我们东方文明一样灿烂。有些对于个人的追求方面的价值是我们东方文明所不及的地方。让我们理解容纳各自的文明，尽量消除隔阂，为人类的明天而奋斗。2011年6月19日星期日篇五：《极简欧洲史》读书报告

浅读《极简欧洲史》有感

约翰·赫斯特的这本《极简欧洲史》是我读过的第一本教科书以外的西方历史读物。因为本人的历史知识积累比较少，书中有些历史事实还需要借助互联网搜索引擎。但读完了这本书之后，确实增加了自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让我对西方的历史产生了兴趣。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希望可以在今后的日子里多读历史，增加自己的文化积累和修养。这本书是本公认的好书，极简却不简单。作者主要通过三大元素——古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日耳曼蛮族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来引出整个古代、近代欧洲史。前部分概述了这样的关系和发展，后部分通过几个主题来展现特定时期的历史风貌。这三大元素的三次连接分别是：罗马帝国变成基督教的天下；教会变成罗马人的教会；基督教会将希腊和罗马的知识成就保存下来。这三点基本算是构成近代欧洲的起源。后面的六章分别涉及到争战、启蒙、政体、神权与皇权、语言和民生。从时间维度看，作者将欧洲史划分包括古典时期、中世纪和近代。古典时期从公元元年到476年日耳曼人入侵，西罗马帝国灭亡；中世纪从476年到1400年。虽然书名叫做《极简欧洲史》，这本书却脉络清晰的将欧洲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剖析和讲解。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最大的困惑就是为什么西方的历史进程和中国的历史发展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直到读到书的最后结语部分，有句话我想是对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属于国王，这是欧洲自由和繁荣的基石”。针对这句话，我也在网络上寻找了一些更具体的中西方历史文化的对比，我的答案是正是西方这种权利的制衡成就了现代的西方文明。欧洲虽然跟东方国家一样有王国专制的朝代更替，但东方国家是将所有权利收归于皇帝一人独裁，并且重农抑商，重视农业经济的自给自足，抑制商人发展的繁荣。而欧洲国家不仅有国王，还有宗教里面的教皇，王权与神权之间互相牵制。而且当时的欧洲继承了古希腊的民主概念，对于财产所有权和私有制非常重视，所以拥有财产所有权的商人地位并不低，商人可以以财富为筹码去决定整个国家的统治者。这样也引发了各种思想变革浪潮在欧洲蓬勃产生，而在东方国家，诸如中国“焚书坑儒”、“八股文”、“禁书”等，从源头上就遏止了思想火花的绽放，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不到两百年也被“独尊儒术”所替代。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四大发明在中国，但经济的繁荣，科技的革新却发生在欧洲，因为那里有滋润各种思想的土壤。

第二个困惑就是宗教为何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中国似乎并非如此。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到中世纪的各种热潮争议都没有离开过“宗教”这个话题，从古典 时期的宗教是上帝拯救人间的桥梁，到后面怀疑宗教是否是迷信，是否是属于私人思想领域的权利。于此种种，而在古老的东方，据我对历史知识的了解，并没有一种宗教可以像西方的基督教一样在社会和文明的变革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个困惑，我同样查阅了相关资料。任孟山老师在对《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本书的书评中写道，“在欧洲、印度和中国这世界三大文明体系中，惟有中国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最为模糊。与欧洲国家不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数时间里，没有强大的、高度组织性的宗教，也没有教会与国家之间长期无休止的斗争。”另一方面，“在西方社会的组织架构中，基督教有着正式的组织性体系，独立于世俗社会之外，而且拥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地位，甚至可以和主权国家分庭抗礼，中国则不是。中国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其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观念与机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对于这个问题，让我想到基督教信奉的是唯一的神，人们所有精神的需要都向惟一真神祈祷。但是中国人是为不同的目的向不同的神明祈祷。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做生意想发财的时候敬财神，想要孩子的时候拜观音，不想挨饿的时候敬灶神，祈求下雨的时候敬龙王。正是这种宗教的分散性导致没有一种权利可以和君权相制衡，也就无法在社会文明的进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第三点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向往西方集理性、科学和浪漫、信仰于一身的文化。从这本书中我也找到了西方为什么能形成这种文化的答案。赫斯特在书中写道，“其他的文明只有单一传统，不是这种具有三重元素的大拼盘，欧洲在道德和智识生活上一直受到煎熬、困扰和瓦解。欧洲的血统来自一种非常混杂的渊源，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家’的地方。”我觉得就是这种矛盾形成了欧洲文化的魅力。法国启蒙运动宣扬理性、科学，而以德国尤烈的浪漫主义运动崇尚感受、情绪以及所有强烈的情感。这点让我想到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崇尚西方的文化和思想，却越来越失去本国的文化和信仰。怎样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文明更好的结合，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个值得思考的课题。以上是读了赫斯特《极简欧洲史》的一些感想和思考，这本书虽不能让我真正走进西方的历史，触及到西方文明的本质。但却是一个很好的开头，让我对西方文化史有了个框架性的认识，也给了我学习英语的一些背景铺垫，同时也让我拥有了继续了解西方历史的兴趣和勇气。

第二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1953年3月19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一举占领南京，自此南京成为太平天国首都。马克思密切关注中国革命，于5月20日写下这篇评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同年6月14日，此文作为社论载于《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都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新一轮的危机即将来临。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马克思敏锐地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起义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这篇文章中，马克思分析问题的方法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对立和统一分别体现了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着的对立面之间相互排斥，相互分离的性质和趋势。矛盾的统一性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相互贯通的性质和趋势。初读此文，有些不理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反复读了好几遍全文，才渐渐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连成一体，中国也不再闭关锁国、与世隔绝，它的一举一动深刻地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马克思在这里用了一个绝妙的比喻，“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在这篇文章中，矛盾是中国和英国及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看来，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英国用战争的方式打开中国市场，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白银大量流出，阻碍了中华民族工业的发展；经济赔款使税收负担加重，导致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中国部分官员纵容贩卖鸦片的恶行，贪污腐败，腐蚀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制。还影响了社会风尚等其他方面，中国社会开始解体，而太平天国运动是推动中国封建社会解体的重要一环。百姓不堪负重，当最终天灾出现的时候，百姓走投无路揭竿而起，接下来便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起义。太平天国，中国几千年农民起义的最高峰，全盛时占据中国半壁江山，坐拥最为富庶的江南。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广阔市场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英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产出没有限制的增加，依靠不断扩张的海外殖民地和市场才能消耗那么多的产出，但市场的扩大人赶不上工业的增长，一场危机潜伏已久。马克思以茶叶为例分析了中国农民起义对英国及欧洲的影响。英国急需扩大市场，于是降低了茶叶税，而这一做法导致中国茶叶涨价，农民革命给当地的政局以压力，茶叶商家决定不给现金不能进行交易，当时正处于金银缺乏的时候，对英国的茶叶进口带来影响。外国势力如果干涉农民起义，那么中国与外国的一切茶叶贸易联系会受到严重的阻碍，英国的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想法也会受影响。

从欧洲的角度，“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工厂主们的市场就要缩小，因为生活必需品每涨一次价，国内和国外对工业品的需求量都要相应地减少。”这些都影响到欧洲社会，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这次农民革命沉重地打击了西方列强，加深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文章中写道，“欧洲人民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决定于现存其他的政治原因,甚至不是决定于俄国的威胁以及其带来的可能发生全欧战争的后果。”西方列强的炮火打开了中国国门，间接引起了中国革命，同时中国革命也间接引起了欧洲一场更大的革命，太平天国既是一场动摇“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统治基础的农民革命斗争，也给予英法等殖民主义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这次革命加深了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引起了欧洲大陆各国的政治革命。这一次的天平天国革命，轰烈并且涉及范围广，其反帝爱国的精神和促中国劳苦民众觉醒反抗的意识力量，不仅仅限制于中国，并且也蔓延到了欧洲大陆，让欧洲大陆在这种摧毁封建腐朽统治和反对列强干涉的氛围下，开展了他们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始终密切地注视太平天国革命的发展，发表了许多热情赞扬太平天国革命的文章，他以鲜明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愤怒谴责外国侵略者的卑鄙和野蛮，对中国人民所采取的海盗政策。他在这里运用了对立统一，两极相连的分析方法。同时，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已经融入了世界市场，尽管是处在提供原料的低级位置，但中国的一举一动，开始受到世界的影响，也将深远的影响着整个世界。

马克思指出，“这次革命对于欧洲的影响一定比俄国的所有战争，意大利的宣言和欧洲大陆上的秘密社团所起的影响大得多„„”虽然说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欧洲大陆并没有出现大范围的政治民主革命和暴力的起义，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不断地酝酿，欧洲大陆与中国革命时期有了共通的一点便是，在人的思想上，对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出现了批判和觉醒的现象。

“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中国与英法美是对立的，但是他们也相互依存与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倘若外国列强对中国农民起义进行干涉，那么会引发危机，阻碍贸易的进行。

但是，读完此文，我对于马克思的看法也并不完全同意。例如马克思对于鸦片的论断，“中国人不大可能戒吸鸦片，就像德国人不可能戒吸烟草一样，新皇帝颇有意在中国本国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鸦片毒害着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而且鸦片作为一种毒品，已经在全世界被禁止。中国人意识到鸦片的危害之后，一定会努力戒吸鸦片。当时，中国禁止鸦片的决心是坚定的，林则徐到广州主持禁烟，拉开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序幕。中国对鸦片的态度是坚决抵制和毁灭，不可能为了收回流失的经济利益而打算自己种植罂粟炼制鸦片。不知马克思为何会做出这样的论断。

另外让我十分不解的一点，是马克思提出的“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一件事。我想是马克思过于高估了经济的力量，或者说低估了其他因素。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鸦片的力量还不足以毁灭中国根深蒂固、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而且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

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对于我，我之前的理解就是：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在中国肆意掠夺，对中国造成了极为深重的影响。而中国在当时除了给他们带去利益之外并不能产生其他大的影响。而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我也是第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内部的矛盾，列强们需要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才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我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世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历史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能把他们从世代相传的愚昧状态中唤醒似的”。中华民族已经被唤醒了，当年被奴役被侵略被压迫的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渐渐崛起。经过数次战争与革命，中国更加紧密的和世界联系在一起，中国对世界有着以往任何时候都没有的巨大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而今后在看待和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应当使用“对立统一”之原则，才能更全面地看待和剖析。

第三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读书报告

十八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资本的世界范围扩张，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世界逐渐连为一体。1840年，英国的坚船利炮打开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中国的国门，从此，中国被迫迈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这一变革的发展也必然带来历史发展的剧痛，不仅是对中国本身，对欧洲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马克思在1853年发表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就用黑格尔的“两极相联定律”来将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巧妙的有逻辑性的联系起来，并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马克思当时的写作背景。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给中国带来的不仅是《南京条约》的割地赔款，还有资本主义世界对半封建社会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致命冲击。在社会制度方面，大清王朝二百多年的寿命将尽，这或许是中国亘古不可改变的历史循环规律，而在华夏走过了漫长的古代之后，终于在清朝迎来了中国封建制度的变异，鸦片战争，使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而就经济来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世界市场的逐步形成，鸦片战争的推动，中国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成为原料输出地和世界最大的市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濒临破产，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政治上，中央集权不断加强，等级差异不断分化，阶级斗争的趋势开始不断加强；文化上，魏源翻译了赫胥黎著作在中国发表为《海国图志》，“经世致用”的思想开启了学习西方的大门，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相继发起了戊戌变法等运动，掀起了爱国运动的思潮；外交上，中国“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被强制打破，《南京条约》等丧权辱国的条约的签订使中国也丧失了大部分关税自主权，通商变得更加开放。让我们再来看一看欧洲这一阶段的情况。欧洲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阶级矛盾日益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日益凸显工人阶级不满的呼声日益增加，被称为欧洲三大工人运动的法国里昂工人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也均在此时爆发；而同时美国的独立、法国的政变、欧洲各国的混战、“神圣同盟”的名存实亡，酝酿着民族起义的爆发。终于，1848年欧洲爆发大革命，民族主义浪潮逐渐在欧洲大陆上蔓延，对封建专制和资本残酷剥削的反对声音迅速在意大利、法国、德意志、奥地利、沙俄等整个欧洲大陆上响起，但是在封建君主的大力镇压和各国混战的压迫下，革命军队均以失败告终。

在正式解读思想之前，先介绍一下1853年6月左右马克思的状况。1848年2月，席卷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导同盟投入革命洪流。3月初，马克思被比利时政府驱逐出布鲁塞尔到达巴黎。1850年，马克思写作《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1851年底至1852年春，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总绍了欧洲、特别是法国1848年革命的经验。据此可知，马克思参与了欧洲革命的亲身实践，而实践是真知的来源。

接下来，让我们逐一解读马克思的思想。

首先，有一点必须明确指出，马克思所指的中国革命正是由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原因有三：一，“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前夕，全国各地连续爆发多次农民起义，较大型的近有捻军起义，远有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而期间小型的农民起义可谓从未间断，最终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终于成为农民阶级不满集中爆发的导火线；二，“不管引起这些起义的社会原因是什么，也不管这些原因是通过宗教的、王朝的还是民族的形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知道，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是拜上帝教，而太平天国运动不论是对腐朽的清王朝，还是对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都产生了强大的打击；三，强调是“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暴力运动，而太平天国是农民阶级发起的起义。综上，可以确定马克思文中所提及的是太平天国运动。

马克思由此看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是不断的量变积累起来导致的质变，并对社会的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而最根本的原因，应该是，中国近十年来起义不断，农民阶级与统治者的矛盾尖锐，而这两者互相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农民生活无以为继，生存受到威胁，不得不反抗。而通过十余年的积累，这场太平天国的农民起义大有将清政府推翻之群众力量基础。接着，马克思以哲学的眼光运用了两极相联规律，论及到欧洲势必会爆发又一次革命，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的问题、激化的矛盾将以中国革命为导火线而最终爆发。

接下来，马克思开始由经济角度切入，列举了从1833年到1853年中英贸易的数据，证明了中国与欧洲各国尤其是英国的紧密联系。而随着中英贸易的不断加深，资本的逐渐扩张，问题也不断显现出来。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学习到的辩证主义以及他《资本论》中的经济学理论。下面让我来引述一下他列举的一些论点和论据。

一，货币方面。马克思阐述了在当时，黄金价格上涨，白银流失，而贸易是循环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英国没有足够的货币对茶叶丝绸等进行采购，导致货物的损失和涨价，棉纺织品市场也因此缩小。

二，西欧农业歉收引发的生活必需品的涨价。马克思通过《经济学家》杂志的调查报道，预言“茶叶这样一种必需品涨价和中国这样一个重要市场缩小的时候，将正好是西欧发生歉收因而肉类、谷物及其它一切农产品涨价的时候”，这样必会导致群众对工业品需求的减少。

三，中国市场紧缩。他描述道：中国就犹如是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在被欧洲列强轰开大门后，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开始解体，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的都受到了破坏性的打击。由此带来一个重大的问题，民不聊生，人民购买力下降。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掀起了巨大的反外浪潮，太平天国运动正轰轰烈烈地进行，许多人据买洋货，砸洋店，在革命爆发的地区，贸易几乎瘫痪。而欧洲各国彼此间的纷争剧烈，对华贸易严重受限。

四，中国本国意欲种植罂粟和炼制鸦片，如此一来印度的主要贸易来源将受到致命的打击，使普遍的金融危机尖锐化和长期化。

从以上论点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都是非常客观的从经济资本的角度来剖析世界的局势，不过从以上我们不免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轨迹的不是什么才华横溢的帝王将相，而是看得见的资本与看不见的市场。

马克思接着又从欧洲本身的情况开始论证。欧洲1789年和1848年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马克思论述道：“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繁荣气息，国君们的狂怒和人民的愤恨同样都会缓和下来。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随后他又尖锐地指出欧洲各国所隐含的巨大危机：

“英国工厂空前扩充，而官方政党都已完全衰朽瓦解；法国的全部国家机器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从事诈骗活动和证券交易的商行；奥地利则处于破产前夕；到处都积怨累累，行将引起人民的报复；反动的列强本身利益互相冲突；俄国再一次向全世界显示出它的侵略野心——在这样的时候，上述危机所必将造成的政治后果是无庸赘述的。”

也就是说，欧洲的革命的内部矛盾己经逐渐酝酿，就只差一根导火线。而中国的这次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必将成为欧洲革命的导火线。

马克思从以上经济方面论述了欧洲发生重大变革的必然性，他每一个论点都有强有力的论据作为支撑，而他列举的众多数据和引用的权威刊物的报道都极大的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而且这是多角度的综合性论证。不过，虽然马克思说得有理有据，但为何世界却没完全按他的预言发展或许是因为他忽略了经济背后的人类社会的复杂性，不论是民族，还是社会，都不能用单纯的经济数字勾勒。

首先，我们应该看出，马克思论证的核心规律是两极相联规律，他用其前瞻性的广阔的视野看到了近代社会的世界一体化进程。在他看来，虽然中英相隔甚远，但其联系是十分密切的，双方某一方面的小小改变必将导致另一方的重大变革。然而，对于他来说，他最大的败笔就是没有认清中国内部社会和对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马克思说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当西方列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送往西方世界。”确实，西方列强于清政府忙于平定内乱之际，趁火打劫，于1956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用暴力的方式，再次大开中国大门，并签订了不少不平等条约来维护所谓的贸易 “秩序”。同时，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互勾结，将开始腐败的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我想马克思最大的失误就在于，如此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居然这么快就被镇压了。马克思过高的估计了中国农民起义的力量，认为它可以推翻那个腐败的满清朝廷．没有想到它自己先腐败了。他没有看清此次农民起义真正的性质，那只是一群农民的绝地反击，一旦这些农民获得了土地，获得了金钱，他们就满足、奢靡了，反而会造成内部争权夺利，最后土崩瓦解。马克思在文中说道“在现在这个时候，西方各国政府进行干涉只能使革命更加暴烈，并拖长商业的停滞。” 然而，事实是，西方的干预使革命很快就被镇压，而且使中国进一步沦落为半殖民地国家，他们也在对华贸易中获得了更多的权利和利益。他们通过对清政府的威胁获得了大量的赔款，从而解决其本国的财政问题，又通过帮助清政府镇压革命，使其贸易能更深入中国，而且各种不平等条约降低了列强贸易的成本，从而实现了把本国的危机转移到中国来。也就是说，中国的这次农民起义，不仅没有引起欧洲的革命，反而加快了欧洲的资本累积，促进了欧洲的工业化，从而使欧洲下一步实现民主的和平过渡成为可能。我想这是大大出乎马克思所预料的。

综上所述，我觉得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肯定的，其一，重大的革命都是由经济危机引起的，只有当经济危机爆发，各方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时，人民才会选择采取行动，在欧洲，他们选择对外侵略，在中国，只是愚昧的农民起义。其二，中国这个原料生产地和市场对欧洲有巨大的影响，中国地大物博，虽然人均少，但总量却很多，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都是欧洲人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另一方面，中国人口众多，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尚未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力。其三，众多偶然叠合在一起必会使某一问题激化而爆发，欧洲的物价上涨，贸易顺差，加速了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列强的侵略，自然灾害，造成了天平天国运动。

另一方面，马克思有几个观点是值得质疑的。其一，世界发展改革的方法不是只有革命，欧洲民主制度的建立告诉我们，只要有一定的基础，改革是人民更愿意采取的和平演变方式。其二，中国的国情与欧洲大有不同，若类似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运动发生在欧洲的工人阶级或农民阶级身上，很有可能是会取得成功的，至少会持续很长的时间，从而出现像马克思所说的中欧贸易的瘫痪而带来重大经济危机。然而，中国固有的愚民政策所带来的中国农民的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而清政府的妥协软弱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列强对中国侵略的需要，使得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地转移到了中国。另一方面，美国独立后的迅猛发展也是出乎马克思意料的，而它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缓解了危机。

综上所述，从这篇文章中，了解到马克思全球化的视野以及对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清晰的认识，但毕竟马克思不是中国人，所以其对中国的解读很有缺陷，但是其对欧洲各国的剖析确实是非常到位的。马克思试着从中国的角度对欧洲的发展提出些许建议，而我们为何不试着从欧洲的角度对中国的发展提出建议呢。应该说，如果当时有人能深刻的认识欧洲的发展历程和规律，中国的近代化就不会那么坎坷了，如今，中国也存在不少问题，如，马克思在文中所提到的，清朝制度的腐朽性导致鸦片轻易就侵蚀了整个政府，权钱交易以及利益相关的裙带关系使得这一问题更加严重，官员的目光的狭隘性以及思想上的愚昧使得他们日益沦落为鸦片的奴隶，也逐步丧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权。而如今中国这种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依然大行其道，仍未有根本的解决办法。这也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

历史的发展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又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果说，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的话，那么中华民族的觉醒也是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寻一条更适合中国的道路，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是如此。在这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充分活用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元素。就像读马克思的这篇《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样，我们始终要怀着一种批判的心态，还要尝试从新的角度解读发展他的理论。

总而言之，批判地看问题，并遵循客观规律，再加以拓展分析，或许是解决和分析问题的最好方法。

第四篇：《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读书报告

《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读书报告

——火车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及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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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读书报告

——火车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及感悟

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似乎从未中断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各战争时期的武器也不断进化，参加的人数少了，但战争的影响却大了。此书概述了从中世纪开始的欧洲的骑士战争到核时代的战争的发展与变化，概述了在这一时期内战争，技术，经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读完此书，我深刻理解到技术发展对战争的影响之巨大，我将就工业革命时出现的火车对军事力量的影响做一点讨论。

首先我们来搞清楚什么是铁路军事运输和铁路运输的特点：铁路军事运输是指军队利用铁路设施和运输工具，运送人员和物资的行动。按其性质主要分为部队调运、供应、后勤运输、动员、蔬散运输。按运输对象是指人和物的运输。军事运输利用铁路运量大、速度快，不受季节天气影响的特点，作为军事运输的主要手段。具体体现战时物资因素、部队机动重要手段、后勤保障的中心环节、经济的重要支柱。

第一辆火车头是英国工程师理查德·特里维西克于1801年造出来的，是为煤矿的运煤车而设计的。它一开始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1812年，他设计的这种火车头在纽卡斯尔的威兰煤矿工作时，引起了当时担任机械师的乔治·斯蒂文森（1781—1848）的兴趣。这位机械师得到许可，要在煤矿与港口之间的通道上建造一个“运行牵引机”（火车头）。他取得了成功，而且证明是有利可图的。接着，他又去说服准备建造斯托克顿——达灵顿铁路的设计者，希望他们采用蒸汽牵引力以代替马匹。设计者们采纳了他的建议。1825年9月27日，第一条真正的铁路出现了。工业革命中的任何发展对和平与战争前途的影响，都没有比这一点更深远的。

拿破仑战争结束的1815年至克里米亚(Crimea)战争间的四十年中，陆地与海上运输都使用了蒸气引擎。陆上，火车的发明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取代了有时需长达数周的长途徒步行军。英国1830年有一团军队由曼彻斯特开拔到利物浦(相距三十四英里)，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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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了两个小时而不再是从前的两三天。而在这之前，只有单纯依靠徒步行军来作战，徒步行军的速度太慢是军事做战的一个大问题，长途行军不仅速度慢，还会影响士兵的体能，从而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减(即使指挥英明也会在途中损失十分之一的人)。在火车首次用于军事运输的同时，莱茵兰的德国人开始领悟到，法国复兴后，他们可以迅速集中大量军队，重演拿破仑式的入侵，这是无法预测的。

火车头的发源地虽然是在英国，但是那个产生出克劳塞维茨的国家却首先认识到了铁路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最初，英国与法国对铁路感兴趣是因为可以迅速调动军队去镇压大城市中的暴动；而对普鲁士来说，其实早已有人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军事意义了。1833年，F.W.哈科特就曾指出，如果在科隆到明登之间和美因茨到韦瑟尔之间建造铁路，将能大大加强莱茵地区的防御；C.E.庞尼茨也主张普遍地修建铁路，以便于普鲁士对来自法、奥、俄三方的威胁进行对抗。她处在强大的潜在敌国之间，处在敌国包围的中央位置上，铁路的应用能使她从一个二等的军事国上升为强大而难以对付的国家。一位具有特殊天才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曾说：“如果邻国的铁路比我们早完成一英里，或是比我们的长一英里，都是对我们不利的„„现在，该是我们来决定，看看是否应用工业进步给我们提供的新式防御武器，就象我们的前辈要决定他们是否应用枪以取代弓箭一样。” [ 作者注：《近代战略的标志》，第150页。] 通过铁路的运输，日尔曼可以成为欧洲心脏中的一个防御堡垒。动员的速度，军队从国内的中心移向边界的速度，以及处于‘内线’地位的其他显著利益，使得日尔曼比其他欧洲国家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铁路将给他们带来省钱的军事力量，他们四散在欧洲的领土如今可以用铁路网与新的运输制度有效地连结起来了。

1846年，即李斯特逝世的这一年，普鲁士的一个军；共计12000人，连同它的骡马与火炮，被运到了克拉考。这是第一次通过铁路的大规模部队运动。这次尝试性的运动，使普鲁土的总参谋部开始了对铁路的军事价值进行综合性研究。以后，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的革命**期间，普鲁士在铁路运输方面又进一步获得了经验。1859年，当拿破仑三世介人意大利战争时，法国人尽可能地利用了铁路。当时法国约有十二万人，只用了十一天便到达战场，而从前越过这一距离需要两个月。普鲁士总参谋部饶有兴趣地研究这两个最大假想敌的战略，抓住这一教训，设立一个专管铁路运输的部门，在1870年的法国 —普鲁士战争中却获得不曾预料到的效果。在这期间，美国南北战争提供了更加辉煌的例子说明铁路运输对战略家提出的新问题与各种可能性。

从那以后，铁路也就变成了战略中的主导因素，甚至可以对战场上的几百万军队进行补给。所以，“全民皆兵”制的真正始祖，不是拿破仑，也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乔治·斯蒂文森。

1836年，约米尼伯爵（1779一1869）在他的《战争艺术概论》中写道：“最近二十年来的新发明，似乎已经使军队的组织，装备和战术，都有发生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这其中火车的出现对战争的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的确，快速运转是铁路向军事提供的一个有利条件。同样重要的是，它给了战地军队长驻的力量。不再需要为一场战役预先在战场附近设立供应军需的仓库；如今，全国的经济实力可以转为军用，持续不断地提供军需。其次，军队到达战场时，精力充沛，体态良好；军队中大部分人能否既从平民生活中保持体力，又经艰苦的行军跋涉后还能勇猛地投入战斗，不是一项不重要的考虑。第三，军队可以保持良好条件：伤病员可方便转送到基地医院，并补充上新的力量；如果战役延长，军队可以调换。这些都从根本上提升了军队的作战实力，也一定程度上的改变了军队的作战方式，有了铁路军事运输后，兵力的部署将加快，使战争的节奏变得更加紧凑，使军事效率大大加强。

通过火车对军事力量的影响，我们可以反观一下历史，技术上的革命。我们已见到，技术创新与国际关系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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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与19世纪之间，在欧洲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中多么缓慢地改进着武器系统；渐进的、小步小步的改良，使大炮运转较灵活些、命中率稍高些；把火绳枪变成燧火枪，长枪变成刺刀，火枪的射程提高。1815到 1914年间，正如交通通讯革命导致战略的转变一样，武器技术的革命改变了战术。从冷兵器时代到枪炮出现，从生畜运输到蒸汽动力出现，从人力通信到无线通信，从陆战到空战，从常规武器到核武器···可以得出：每一次的科学技术革命都将带动军事革命。当然，我认为军事技术的发展，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军事需要。即技术进步带动军事进步，而军事需求带动技术进步，两者相辅相成。

技术影响军事在今天其实表现得更明显，当代的军事力量的强大基本上完全依靠先进的军事技术的发展。我们都明白落后就要挨打，当代谁的军事通信技术强大，那么他的军事力量才可能强大，各种高新武器，如精确制导炸弹，高新战机，空天力量都依赖通讯技术的发展。

战争不会停止，军事发展更不会停止，只有掌握了技术创新发展的先机，才能在国际复杂关系中站稳脚，才能在不可预见的战争中获得优势。

i参考书目：【英】迈克尔.霍华德著，褚律元译：《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3版，第102页。

【英】J.F.C富勒著，绽旭，周驰译：《战争指导》，解放军出版社2006.1版，第五章 工业革命的影响。

第五篇：欧洲文明十五讲读书笔记(分享)

书名：《欧洲文明史十五讲》

背景：去年在北大读历史期间，偶然读到陈乐民先生的《欧洲文明十五讲》（北大出版社的“名家通识讲座书系”中的书）。陈乐民先生是原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毕生观察和研究欧洲（夫人是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美国研究的权威，最近出版系列文集）。本书看似是为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讲的欧洲文明史概论（近来我原本是不愿读概论类的书的），但读罢方知，先生对欧洲史博大精深的研究都通过这小小的概论体现出来，读来有种酣畅淋漓、意犹未尽的感觉。对我而言，至少有三个好处可以强调：

1.系统地了解欧洲史的“大脉络”和环环相扣的演进，每一讲不是关注具体的历史细节和事件，而是透过历史事件看到背后的“文明的进程”，思想颇为深刻且将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关系演绎的非常透彻；

2.“十五讲”中将欧洲史方面的经典书籍都做了推荐或介绍，如果想系统了解欧洲的历史或文明史，可以将“十五讲”作为一个导读并进一步深入钻研；

3.十五讲本身是一个书系，已经出了差不多50种书目，每个领域都是大家驾轻就熟将所研究的领域的课程用十五讲的方式概要向读者介绍，有兴趣了解其它学科的知识可以按图索骥。

思考：对于欧洲史，陈先生指出，他终生研究的一个问题，“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他提到，贺麟教授（贺麟，四川省金堂县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提出“应全面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学问，应该全面系统地研究西方的学问”。还有一位老先生说到“如果不读中国的历史，你就不知道中国为何伟大；你如果不读世界历史，你就不知道为什么中国近代落后”。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究竟我们的国家发展要选择哪条道路，用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价值观体系作为指导？我们个人就像应该选择哪个理论体系、哪个价值观体系去作为我们个人的信仰和精神依托？在中西马、儒释道之间我们要如何去权衡取舍？是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普世价值（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的精神/资本、市场经济、宪政法治）？还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光大？儒家是“游魂”吗？儒家能焕发新的生命力吗？道家和佛法的现代意义？„一系列问题等着我们去思考、研究和讨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我想，我们只有不断地学习、再学习，思考、再思考才能深化自己对文明的理解，形成自己的认知体系，前提是先要沉下心来做些基本功，即中、西方面的历史、哲学和文明的系统了解。在北大历史班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导读，今年开始在北大哲学系对国学做一年的研究，之后计划在北大乾元西学再学一年，对各方面的知识有个系统的了解和补课，然后再谈我们的选择、甚至是这个国家的选择吧。

原文摘录：

（第一讲-希腊）顾准对古希腊文明的总结：希腊古代学术文化，首先兴起于小亚细亚，那里是史诗、抒情史、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的故乡，现在（雅典时期），雅典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动吸引了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来到了雅典，在它的内部，兴起了渊源于诗又超过了诗的戏剧。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议事会、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说话的艺术即雄辩术的广阔用武之地。雄辩术可以使得一个普通公民成为民众的领袖，这是讲它的民主生活。在这种情况下，雅典总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雅典公民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希腊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也群趋雅典，在伯利克里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学学派的哲学家、与偶雕刻家也有历史学家，都来自外邦。著名的诡辩学家都到过雅典，为富豪子弟当教师。在伯利克里的下一代，就在战乱频繁的伯罗奔尼撒内战时期，雅典的苏格拉底兴起为一代哲学宗师，此后希腊哲学的四大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斯多葛都起于雅典，学派的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罗马时代。

（第二讲-罗马）自从皇帝们当政的时候起，历史就要更加难写了，因为一切都变成秘密了；行省的一些公文信件都送到皇帝的办公厅，人们能够知道的只有暴君们的愚蠢和大胆所不愿隐藏的东西或者是历史学家们所能够猜到的东西而已。“，没有比在法律的接口下和装出公正的姿态时所做的事情更加残酷的暴政了，因为在这样的情况下，可以说不幸的人们正视在他们得救的跳板上被溺死的”

（第三讲-罗马到封建时期）基督教文明史从东方来的，从耶路撒冷来的，但是逐渐地受到阿拉伯人的排斥和压迫，基督教徒越来越往西集中，所以它虽然生在东方，但扎根在西方，成长在中世纪，中世纪的西方。“西方的文明礼貌从哪里来的？中世纪来的（《文明的进程》）”

（第四讲-中世纪）中世纪或者叫做欧洲的封建时代，对欧洲历史有一个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就是促使欧洲在近代时期成为民族国家的欧洲。（有国家形态的民族才叫Nation）。民族国家的意思就是大体上一种统一的语言、一种基本的文化、一种大体上统一的领土。然后一个国家的主权（民族国家-市民社会-工商业）。“基督教的神学和哲学史混在一起的，到了近代，哲学才从神学里面发展出来”。

（第五讲-文艺复兴，14-16世纪）文艺复兴的影响：1）人生态度：人与神剥离，以人为本；2）社会活跃-市民社会和中产阶级；3）思想文化批判意识加强；4）教育学院制度；5）科学思维。中世纪的 精神是人们的眼睛总是想着彼岸、天国、地狱，理性是由上帝掌握的，文艺复兴后，想着此岸、现世，理性从神性回归到人性中，信仰不再是唯一的人生态度。

（第六讲-宗教改革，14-17世纪上半叶，科学思维、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

“文艺复兴所产生的影响基本是在知识分子当中，知识分子在西方是一个社会的酵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知识分子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文化就没有了脊梁。”

“宗教宽容问题实际上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理性主义发展过程中俄曲折。为什么我们在欧洲包括美国，谈起自由主义或者理性主义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太难理解的。而在我们国家，为了一个自由主义，可以有那么多的争论。我想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历史经历没有这些曲折。我们的历史非常简单，就是朝代更替。19世纪以前全部是朝代更替。而西方这方面的俄曲折，给西方人一个教训，有希腊式的理性传统，求知式的传统，再加上这些曲折，西方就成熟起来”

（第七讲-启蒙，17-18世纪）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的自由。

培根（新工具）有三句话：1）读书使一个人丰富；2）讨论可以使一个人成熟；3）写作使一个人精确。

英国的经验主义加上法国的理性主义汇成了18世纪启蒙时期的全盛时代，最终形成德国的古典哲学。

（第八讲-英法革命）：凡是我们做事，都得有两个过程，一个叫做“build up”就是把事情做起来；另一个叫做 “break through”，就是打破原来的格局，不断去撞击那层天花板，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主权在民的普遍意志：英国12世纪 大宪章-洛克的思想-权利法案-宗教宽容-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联合国的人权宣言”

（第九讲-欧洲文明的辐射，16-19世纪欧洲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三个转变：1）君主制到民主制；2）农业国家、文明到工业国家、文明；3）思维模式的变化。

（第十二讲 欧洲文明与世界历史）

 黑格尔《历史哲学》“世界历史归根到底是精神的而非现世的”，现世多要受人的主观意图和不由自主的客观形势的控制和左右，而精神则是恒久有效的，精神便成了人类的理念或理想，如理性、自由、正义等。 陈先生思考的“两条线”，一是了解欧洲，通其三史：1）欧洲通史；2）欧洲思想史、社会史、哲学史。科学史；3）艺文史。二是了解中国何以为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广大而精微，刻着悠久历史的沧桑痕迹，它深邃、幽远的哲理，独特的美学价值以及某些可以抽象继承的道德操行都是可贵的精神财富，但是在涉及现代化以及人类社会发展前途的问题时，我们的传统文化和它所形成的“道德”无论如何却是无能为力的，中国没有也不可能从自己的土壤中生发出近代文明。

 欧洲精神或西方文明，在实质上点出了“世界历史的走向”，五四时期提出的“德赛二先生”说到极处是对欧洲精神的高度提炼。

 “17实际的作用是启蒙的启蒙时期，是方法论的革新时期。英国的实证哲学、法国的理性哲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形成欧洲近代的思维体系”

 “这个精神世界，照我看，就是从两希文明发端，经过罗马-基督教文明，至英国的实证经验、而后衍变为“英美传统”的自由和民主精神。在欧洲大陆，古典的文化传统加上英国的经验，经过启蒙的法国汇成了自由、平等、博爱、共和等近代的民主思想”。“总之，自由精神和民主精神在19世纪已经在理论上日渐羽翼丰满，概括地说可以叫做“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的基本点：1）自由与人：自由主义是以个人主义（不是自私主义）为基础和前提的；2）自由与法律：法律部仅仅是对违法者的惩罚，尤其是对人的权利的保护（康德：法律限制我们的自由只是为了使得我们的自由可以和他人的自由及全体的公共利益相一致；这种自由随带着这种权利，那就是把我们自由还不能处理的各种思想和疑惑公开付诸讨论而且这样做时不会被人污蔑为捣乱的有危害性的公民，这是人类理性原有的权利之一，而人类理性除了从在其中都有发言权的那种普遍人类理性之外，并不承认其它裁判者，而且既然我们的状态多能有的改善要得自这种来源，所以这样的权利是神圣的而且必不可剥夺的，他把自由、道德、幸福串在一起了，视为纯粹理性的“”最高目标）；3）自由与平等：自由和平等终其极是一致的；4）自由与民主：以自由为精神，以民主为制度。

（第十三讲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化的自主性）

 “中国的历史同西方的历史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中国不变，西方总在变，西方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在变，中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地循环”

 “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文化传统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治的或者道德性的‘道统’，即政治文化。“中国史从上到下的‘专制主义’，从下到上的‘臣民主义’”。 三本书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1）围城 20世纪20-30年代；2）洗澡 50年代；3）干校六记

文革

 我们的新文化是什么样子？属于中国自己的新文化应该是既有科学又有民主，同时保存了传统文化中的好东西，什么是传统文化的好东西？中国的哲学、中国的美学、中国的伦理中可以抽象继承的那部分，应该是一种融合，而不是一种拼凑。

陈先生提到的书：

陈衡哲.《西洋史》（经典推荐）《西方的遗产》

黑格尔.《历史哲学》（比较难，至少读导读概论）德尼菲.《欧洲史》 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

《荷马史诗》（远古时代各部落和邦国的战争）

希罗多德．《历史》（两河流域、埃及公元前6世纪以前的远古时期，波斯文化通过两河流域、通过埃及流入希腊，希腊文明的源头）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面有一段著名的伯利克里讲演词，是欧洲古代精神的精彩诠释）

孟德斯鸠．《罗马盛衰原因论》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

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 但丁．《神曲》

马基雅维里．《佛罗伦萨史》、《君主论》（国际关系首先是利益问题，首先不是道德问题）薄伽丘．《十日谈》 伊拉斯谟．《愚人颂》

马克思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茨威格．《一个古老的梦：伊拉斯谟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

恩格斯．《论日尔曼人的古代历史》和《法兰克时代》（收录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书目待续，3月26日记）

狄德罗．《达朗贝的梦》，载《狄德罗哲学选集》 伏尔泰．《哲学通信》（《英格兰通信》）

伏尔泰．《论宽容》、《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 培根．《新工具》

康德．《答复一个问题：“什么叫启蒙？”》，载《理性历史批判文集》，何兆武译 约翰·密尔．《论自由》 卢梭．《社会契约论》 托马斯潘恩.《论人权》 洛克.《论政府》 雨果．《九三年》 福泽渝吉．《文明论概略》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经典推荐）弗雷德里希.赫尔 《欧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