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产程序中职工利益的保护

第一篇：破产程序中职工利益的保护

破产法实施中劳动者权益保护实务问题研究

综观2006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破产法》）立法进程，劳动者权利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安排，是争论最多也是一直争论到最后的核心问题，以至于法案的通过时间几度延后。从已通过的立法内容来看，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视是《破产法》的一个显著特征，这反映了我国以广大劳动群众为政权基础的国家政治体制，也体现了尊重大多数民众呼声的立法安排。

作为对破产企业最终的集中执行程序，破产程序的适用，在各个方面都会对劳动者的权益产生重要影响。由于此次立法没有充分注意和劳动法的协调，使得破产程序中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诸多实践问题，尚无法直接从现有劳动法律和《破产法》中寻得答案，需要我们结合两类法律之原则和既有规则作进一步的讨论。

一、破产申请受理时未到期劳动合同的处理

如前所述，《破产法》第48条、第113条明确规定了可在破产程序中清偿的劳动债权种类，而根据相关的劳动法律规定，这些债权的计算均与劳动合同关系存续时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因此，劳动合同关系何时结束，对于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数额的确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因素。在企业破产申请受理前劳动合同已经解除或到期终止的情况，劳动债权严格按照相关劳动法律规定计算，应不会产生问题；但对于企业破产申请受理时尚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如何处理则需考虑具体情况。根据破产企业是否继续开展经营活动，在破产程序开始后未到期劳动合同的处理存在两类情形：一是劳动合同继续履行，二是劳动合同不再履行。以下分别进行讨论。

1．劳动合同继续履行。在破产企业因为继续经营的需要而要求全部或部分劳动者继续提供劳动的情形，除破产企业依照劳动法调整劳动报酬或双方一致协商变更之外，原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将继续履行，破产企业应按照约定向劳动者支付破产营业期间的工资和各类社会保险费用。并且，为了特别保障继续提供劳动的职工权益，《破产法》将“为债务人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其他债务”明确界定为破产程序中的共益债务，其清偿无需遵循普通劳动债权在财产分配程序中的顺位，而是在分配前由破产财产按照劳动合同约定的支付时间随时清偿。需要指出的是，破产企业在破产申请前拖欠此部分劳动者的工资报酬等债务，不会因为劳动合同的延续而转变为“共益债务”，而需与劳动合同解除而产生的其他债权等，一起在破产财产分配程序中进行清偿。

2．劳动合同不再履行。如果破产企业已经停产、歇业，客观上无需劳动者提供劳动，而双方又不能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如何处理未到期的劳动合同就会出现争议。对此有两种处理思路：一是适用劳动法进行处理。在此种法律适用思路中，仍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应以破产宣告日为未到期劳动合同终止日，其依据是《劳动合同法》第44条。该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劳动合同终止：……(四)用人单位被依法宣告破产的。有观点则认为，应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0条关于“解除无过错劳动者劳动合同”及第41条关于“经济性裁员”的规定，但需要扩张解释，以赋予破产企业较为宽松的合同解除权。二是适用破产法进行处理。在这种思路中，《破产法》第18条被认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力依据。其认为，《破产法》第18条明确赋予了管理人在破产受理后对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的单方解除权利，未到期劳动合同作为此类合同的一种，管理人可决定是否解除。

在原《破产法》特别是以往的破产司法实践中，由于破产程序仅限于破产清算，且破产受理与破产宣告程序往往被简单地合二为一。因此，以破产宣告日为未到期劳动合同终止日，已足以解决未到期劳动合同的问题。但在此次的《破产法》中，破产程序被区分为破产清算、破产和解与破产重整三类独立的程序。在破产和解与破产重整成功的情形，由于不会进行破产宣告，《劳动合同法》第44条的规定将无法予以适用。而在破产清算程序中，由于《破产法》将破产受理与破产宣告明确规定为破产程序中两个独立的阶段。在破产程序依法正常进行的情况下，破产受理后到破产宣告之间一般会间隔一到几个月；在经过破产和解或破产重整程序而转入破产清算的情况，两者间则会经过更长时间。在此期间，如果破产企业不再开展经营活动、不需要劳动者提供劳务，而破产企业只能消极等待破产宣告才可以终止劳动合同的话，就会使得劳动债权增加或者说破产财产的消耗减少，进而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1］。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第40、41条的观点，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破产企业对不需要留用职工的合同解除，特别是在破产重整时可直接循法进行经济性裁员。但上述规定适用时必须提前一个月通知或支付替代工资、征询职工意见和报告劳动行政管理部门等，与破产程序要求效率的原则和债权的公平对待存在冲突。而《劳动合同法》第42条作为前两个法律条文的补充，限定不得以前两种方式解除劳动合同的几类职工，使得这一思路仍然无法全部解决破产企业需要及时解除劳动合同的问题。关于《破产法》解决思路的问题在于，未到期的劳动合同是否真能够纳入《破产法》第18条规范的合同范围？对此笔者认为，尽管《破产法》第18条对于所谓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类型没有给出明文限定，但对该条文进行文字和整体解释，此类合同应当是破产企业与企业外部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破产法》第42条的立法结构，则对此会有进一步的印证。在《破产法》第42条中，其第一项关于继续“履行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的措辞与《破产法》第18条的表述完全一致，而第四项将因继续营业而应支付的劳动报酬等债务并列规定于第一项的立法安排表明，未到期劳动合同不属《破产法》第18条规定的“双方均未履行完毕的合同”。因此，目前我们尚无法适用《破产法》第18条处理未到期劳动合同的终止问题。

综上所述，上述法律规定均无法作为解决破产程序中未到期劳动合同问题的最优处理依据。从破产法公平保护各类债权的制度功能出发，将《破产法》第18条扩展适用于劳动合同的解除，是未来修法时的一个较好选择。在没有进一步的法律修订之前，从保护劳动者权益和平衡其他债权人利益的角度出发，我们在破产实践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别遵循《劳动合同法》第40、41、44条规定进行区别操作。对于无需继续履行且可以解除的部分劳动合同，企业应在进入破产程序后尽快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0、41条规定处理，劳动合同解除日为企业通知解除之日。对于无法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处理的，则只能等待破产宣告后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及伤残补偿金等与合同结束日期相关的劳动债权，则按上述处理方式中合同的解除日和终止日为截止日进行计算。

二、破产申请受理前超标准支付的劳动者补偿如何处理

实践中，在提起破产申请前，一些企业会以妥善安置职工为名对解除劳动合同后的劳动者补偿作特别安排。在此类安置方案中，除了劳动法律和《破产法》规定的企业应支付给劳动者的各种欠薪、伤残补助、社保费用、补偿金等等，还会出现诸如“签约奖励”或“工龄奖励”、“一次性安置费”等名目的、法律规定之外对劳动者的支出。累计支付的结果是，劳动者获得的补偿数额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范围。对此有论者认为，破产企业利用破产财产超发职工工资、安置费用确实造成了债务企业资产的转移，将一些本应属于破产企业债权人的财产转让至破产企业职工，但这种财产转让并非以侵害债权人为目的，且存在一定的国家法律政策依据，在本质上与欺诈性财产权转让存在差异，尽管属于“不当行为”，但不宜采用破产法对欺诈性财产转让行为的规制手段解决［3］。笔者对此认为，破产清算程序作为清偿债务人全部对外债务的法律程序，应当恪守的首要原则就是债权人的依法和公平受偿。在破产企业财产有限的前提下，除破产法已经明确的债权清偿顺位和债权范围外，某一债权人或债权群体的法外受偿，侵害的是其他债权人的合法利益。从各国关于欺诈性财产转让的一般构成要件来看，劳动者超额受偿部分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欺诈性地转让财产［3］。如果按照所谓不当行为无需规制的观点，就是以其他债权人的利益牺牲和法律秩序的破坏来换取个案中劳动者额外利益的增加，从长期来看绝对是得不偿失的。

那么，在破产程序中应如何处理劳动者超额受偿部分的清偿呢？笔者认为，对此应适用《破产法》第33条关于虚构债务或承认不真实债务无效的规制方法，否认超额部分清偿行为的效力，由管理人依据《破产法》第34条追回，追回后的财产由税款债权人或普通破产债权人受偿；对于无法追回的部分，可考虑由作出不正当清偿决定的决策者承担赔偿责任。

三、破产财产分配前劳动债权垫付款的清偿顺位

实践中，在申请破产前或在破产财产分配程序之前，出于对社会稳定的考虑，一些缺乏流动资金的企业会通过第三人清偿部分或全部的劳动债权。此类情形在国有企业破产时更为常见，垫付款项的第三人一般是其上级主管单位或其他关联企业。在破产财产分配程序中，这部分垫付款能否得到清偿，在哪一顺位得到清偿，是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不管是破产申请受理前的垫付还是破产申请受理后的垫付，除非第三人明确表示垫付属于赠与性质、无需破产企业清偿，否则该笔款项应属破产企业的对外债务。同时，由于此类支付系对破产企业特定债权人进行的清偿，不属于《破产法》规定的为全体债权人利益而产生的共益债务，因此不能在破产财产分配程序之前进行清偿。那么，该部分款项是否属于普通破产债权呢？

对此笔者认为，从第三人垫付劳动债权的结果来看，破产企业减少名义上劳动债权的同时增加了第三人垫付款债权部分。因此，从公平的角度来讲，第三人垫付款债权应当取代劳动债权的清偿顺位，这种处理与不存在垫付的情况相比，不会减损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从《破产法》关于依法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的基本原则来考虑，第三人的垫付有利于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及早实现，如果不给与垫付者以劳动债权同等的清偿顺位，第三人支持破产企业解决劳动债权、维护社会稳定的热情将大受打击，势必会影响职工权益实现。

四、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高管劳动债权调整问题

前文已经提到，《破产法》出于各种考虑，将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限制为“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实践中，对于破产申请受理之前的劳动仲裁或法院判决已确定但未支付的高管工资，是否需要按照上述规定进行调整，存在一定争议。

笔者认为，除了高管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外，《破产法》按照上述规定调整高管工资的认知前提是，调整前的高管工资属于合法债权。同样，在经过争议解决程序的情形，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也是高管的合法债权。两种情形下的高管工资，在性质上不会有任何区别。因此，从公平的角度来讲，与其他高管一样，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高管工资亦应当依据《破产法》规定进行调整。至于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问题，我们完全可以从破产法系包含了执行内容的程序特别法角度加以解释。也就是说，基于破产法的财产分配程序具有终局执行的效果，《破产法》第113条对参与破产分配的高管劳动债权范围的特别法律规定，应优先于已生效的高管劳动债权裁判予以适用。在这种情况下，生效法律文书的既判力应受限制。

五、管理人聘用必要工作人员产生的债务

《破产法》第28条规定，管理人经法院许可后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第41、43条同时规定，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属于破产费用，由破产财产随时清偿。实践中，对于管理人聘用的此类工作人员与破产企业之间存在何种法律关系，以及由此所生债务的范围如何，也缺乏统一的认识。

在这里，首先需明确“必要工作人员”的范围。尽管《破产法》第28条对此并未有直接的描述，但从《破产法》相关条文的规定中，我们可以从反面作一个界定：(1)《破产法》第42条将破产企业继续营业产生的劳动报酬列为共益债务，而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则由第41条确定为破产费用。从两者分别规定的角度来看，为破产企业继续营业提供劳动的劳动者应不属于前述“必要工作人员”范畴。由此，只要与破产企业继续营业相关的各类工作人员，不管是原有的、还是新聘的，都不属于第28条所指“必要工作人员”。（2）《破产法》第41条将“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与“管理人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作并列规定。因此，为“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人财产”而参与破产程序的审计师、评估师、拍卖师、律师等独立的专业辅助人士，亦不属于前述“必要工作人员”范畴。从前述两点来看，这里的“必要工作人员”应限定为协助管理人履行管理人职责的相关人员。

从逻辑上来讲，既然此“必要工作人员”系为完成管理人承办的破产管理事务而参与破产程序，在《破产法》已明确担任管理人的中介机构（或清算组组成单位）依法可以收取报酬的情况下，管理人完全可自行出资聘请必需的工作人员，而没有必要由破产企业出面聘请并承担费用。然而，查《破产法》第28条关于聘用“必要工作人员”需经法院许可、第41条将聘用费用与管理人报酬并列的立法意旨，“必要工作人员”显然是与破产企业发生特定法律关系的人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呢？分析《破产法》的其他相关规定，笔者认为这应适用在全部不取报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组清算组担任管理人的情形。在这种情况下，兼职的清算组组成人员自身无法直接承担具体而繁杂的破产管理事务，也不可能为破产事务以管理人名义支出聘用费用。从责、权、利一致的角度出发，即应由破产企业出面聘用工作人员、享有工作成果并承担费用。也就是说，《破产法》第28条的“必要工作人员”应作限缩解释，原则上应仅限于管理人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组成时聘请的执行破产管理事务的人员。此时，“必要工作人员”与破产企业之间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

问题随之产生：此种关系的性质究竟属于劳动关系抑或劳务关系，债权债务范围如何。实践中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该关系属于明显的临时性工作，应认定为劳务关系，破产企业只需承担工作人员工作期间的报酬。另有观点认为，应认定为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破产企业需支付劳动报酬及各类社会保险。从更好地保障提供劳动者权益的角度出发，笔者赞同后一观点，管理人应代表破产企业与相关人员签订以破产事务终了为履行期的劳动合同。在这种法律关系中，除劳动报酬外，破产企业还应承担相关人员的各类社会保险费用。

六、从属企业的劳动债权能否在破产企业中得到优先清偿

在审判实践中，有破产企业的下属公司职工以自己企业系壳公司、实际由破产企业控制为由，要求在破产程序中一并申报并受偿劳动债权。这涉及控制企业应否直接承担被控制企业职工劳动债权清偿责任的问题，属目前劳动和破产立法中的空白。

就目前的法律规定而言，关联企业滥用控制权造成被控制企业债权人损失时，一般以公司法中的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来直接追究控制企业的责任。即，在控制企业滥用从属公司的法人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否认从属公司的法人人格，直接由控制公司承担责任。然而，由于法人人格否认制度保护的是具体法律关系、特定交易事实中的债权人，对于被控制公司人格的否认也是暂时性的。因此，对于不属于特定交易关系中的被控制企业职工，能否以被控制企业的法人人格否认为由，向控制公司主张持续性劳动关系产生的劳动债权，显然存在疑问。同样，在对债权人范围作宽泛解释的情况下，尽管从属企业的职工可以根据《合同法》和《公司法》的规定，就破产企业通过关联交易侵占从属企业的财产行使撤销权或宣告合同无效，在从属企业不申报破产债权时甚至可以代位申报。但在此种情形下，从属企业职工获得申报的仅是针对被侵占财产部分的一个普通债权，而不是劳动债权，无法以劳动债权身份得到优先清偿。

在理论上，唯一能够让从属企业职工在破产企业清算中享有劳动债权地位的制度是，由英美法国家判例确立的关联企业破产实体合并规则。所谓关联企业破产实体合并，是指在企业破产的情况下，将与破产企业存在特定紧密关联的其他企业的资产、负债一起合并到破产程序中，使各关联企业成为一个破产实体，各关联企业之间的负债消灭，以合并后的资产统一地对外清偿债务［4］。在这种规则框架下，各关联企业的职工将以合并后的破产财产进行统一清偿。由于这一制度涉及关联企业法人人格的完全、彻底否认，与传统企业法人制度存在很大的冲突，即使在国外目前亦属例外适用，我国目前的《公司法》和《破产法》也未规定这一制度。综上所述，我国目前尚无从属企业劳动债权可以从控制企业受偿的法律制度，司法实践在此问题上一般也严格遵循法人人格独立原则，从属企业劳动者期望在控制企业破产程序中，获得劳动债权清偿尚无法得到满足。

七、劳动者是否有权提起破产申请

对于这一问题，此次破产法未作特别规定。实践中，对此存在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小金额的劳动债权能否提起破产申请［5］。对此笔者认为，因企业拖欠支付报酬而享有债权的劳动者应当享有申请企业破产的权利，理由有二：一是基于债权的平等原则；二是作为企业的内部关系人员，劳动者对于企业经营情况的感受是最真实和最敏感的，何况企业如果连劳动债权都无法及时清偿，则企业的困难情况可见一斑，尽早进入破产程序将有利于全体债权人。

我们注意到，在拒绝劳动者作为破产申请人的意见中，往往把企业破产想象成一件有损劳动者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必须重申，破产程序的重要作用之一在于实现劳动者的债权。同时，除了将导致企业关闭的破产清算程序之外，破产和解与破产重整是面临危机的企业适用破产制度的最好重生之道。在劳动者提起破产清算申请的情形，企业或者其他债权人完全可以根据企业的情况，选择其他的破产程序，兼顾和平衡各方利益的实现。在实务安排中，如果法院受理劳动者的破产申请，法院也可以通过审查企业资产负债状况后视情况协调企业和劳动者各方，推动破产和解和重整程序的适用，争取企业的重生。

八、结语

破产制度是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其健康发展有赖于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破产法律规定的进一步完善，同样也有赖于我们对破产制度的正确认识和破产法律的严格实施。在劳动者权益保护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企业破产对于劳动者暂时失去工作岗位的消极影响，同样也要看到破产制度在保障这一群体权益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此过程中，注意总结破产程序适用中的具体问题，对于促进劳动者权益在《破产法》中的实现，定会产生积极务实的效果。

第二篇：职工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评析

职工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的评析

一、破产保护的对象与对企业及劳动关系的再认识

金融风暴、经济危机导致许多企业经营发生了严重困难，甚至开始走向破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企业困难、破产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劳动者失业。这当然是最坏的结果，是所有人都不希望、都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都纷纷大手笔的拿出巨额资金，救市场、救企业，对企业进行破产保护。于是有些人认为资本社会化了，资本主义破产了，资本论畅销了„„。笔者认为这样的想法太简单了，太天真了。资本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救活了的资本、资本家就会有良知了吗。雷曼兄弟等公司破产后，真正端着纸箱子回家为稻梁谋的还是普通职员工人，高管们依然可以拿走巨额“奖金”，依然可以开豪华派对，但是另外一边一些大公司纷纷裁员、减薪，依然是一派典型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做法。社会主义没有回来，社会大同也不会出现，即使是企业再困难，高管还是不愿意放弃高额年薪、奖金，依然还要坐专机、办酒会的。这是不是从反面证明了资本家养活了劳动者呢，还是且慢下结论吧。在中国也是很盛行这样的观点的，即老板养活了工人，“谁投资谁所有谁说了算”，所以企业管理的职工是没有权利参与企业管理的，好好干活就可以了。《破产法》制定过程中的突出争议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第一百三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一百零九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换言之，在本法公布之日后所欠的就不再重要了，也不需要注意到保护了。而困扰破产程序顺利进行的大多是这一问题造成的。在企业破产、重整的过程中忽视职工参与、职工权益的现象也十分普遍。那么是谁养活了资本家呢，华尔街告诉我们原来是普通劳动者，是发展中国家养活了发达国家的金融资本家，当泡沫吹暴以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资本原来还真的是有马克思所说的丑陋的一面。

在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中，政府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企业，更不可能大规模的国有化，否则就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了，企业作为市场的主体还是要自己救自己，进入破产保护特别是实行重整是个选择。目前一些资本方在自救的过程中表现的并不光彩，有的是一边拿纳税人的钱勉强支撑，一边继续享受资本的特权、炫耀资本的威权，有的则是一走了之、一逃了之。在中国这样的活报剧不断在上演。这让我们如何理解谁投资谁所有呢，为什么这样大的一笔资产老板们就扔下不要了呢。另外，应该如何解决企业遇到的困境呢，是让资本继续独断专行，以损害弱势的劳动者的合理利益甚至是合法权益为代价，追逐着资本的暴利；还是让企业承担起社会责任，让劳动关系中资本与劳动这两大要素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答案是很显然的。

既然是市场经济还是应当按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情，在金融风暴经济危机中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我们也需要救市场、救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值得我们警惕的是，政府应当救市场但是应当救大众的市场而不是少数资本的市场，应当救企业但是不是救资本家。资本家则应该不再继续“撒娇”了，赢利的时候是资本的功劳，是管理者的本事，所以可以利润通吃，拿天价的年薪，亏损了则都是市场的责任、都是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错，所以应该政府来解决，降息、减税等等，所以应该由劳动者来承担，裁员、减薪等等举措层出不穷，而且依然感觉还不够到位，最好借此机会把《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等统统废止掉，最低工资、最高工时都取消„„惟独不见的是资本方面的一丝担当，尤其是投资者、管理者的责任担当，更不要说什么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了。金融风暴给我们一个难得的机遇，使得我们看到了资本原来不是万能的，投资者也不是上帝。企业原来并不是投资者的私人财产，否则为什么有那么一些老板一有亏损就弃厂而逃，连破产的程序、重整的机会都不愿意要了，如此大的私人财产怎么就舍得不要了。实际上，我们的确应该好好看看、想想企业是什么了，劳动关系应该如何评价和如何对待了。企业实际上不是投资者的私人财产，投资者拥有的是对投资额的所有权，企业是由资本和劳动两大要素组成的，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经营性的经济组织。企业破产破的不仅仅是投资者的产，更多的是破裂众多劳动者的产，甚至是生存的基本保证。劳动关系不是单一型的社会关系，而是民事关系和行政关系的复合体；劳动关系不是平衡性的社会关系，而是“强资本、弱劳动”型的倾斜性社会关系。改革开放30年来的劳动关系，因为改革开放，非公有制企业大量出现，这样的企业几乎是在绝对的市场条件下发生、发展的，而用工不用签劳动合同，工资完全由企业单方确定，工作每天十几小时，欠薪、欠社保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一段时间，整个社会思潮和对西方管理理念的盲目膜拜，出现了“能人治厂、精英治国”，工人是“零”，没有老板这个“一”，“零”就是没有意义的荒唐的说法，甚至一度影响到了我们的发展政策，如“效益优先兼顾公平”。这样的状况使得市场化的劳动关系成为绝对，因此，的确出现了劳动者被逐渐边缘化和劳动者合法权益屡遭侵害的问题，甚至一度十分严重，劳动关系极度不和谐。是该进行适度矫正的时候了，公平、公正，和谐共赢应该不在存在争议了吧。

理想中的劳动关系，应该是和谐的劳动关系，劳资双赢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和谐的企业才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无论是西方自由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需要对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断矫正的。劳动关系的市场化基本都伴随着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虽然总表现的有些迟滞。

二、依法破产与劳动债权保护在实践中的搏弈

1986年《企业破产法（试行）》实施起来困难重重，新《企业破产法》十年磨一剑的艰难历程，其主要原因就是职工的安置以及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和经济补偿金即劳动债权的清偿问题如何解决。经过十年改革，劳动关系市场化，失业等社会保险制度建立，职工在观念上、心理上和实际承受力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职工的安置问题不再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劳动债权的保护与清偿问题，仍然是新《企业破产法》实施过程中一个深深困扰的问题，也是争议最大的问题，这既有立法的问题，也有执法的问题。

（一）《企业破产法》关于担保债权与劳动债权保护的艰难取舍

新《企业破产法》制定过程中一种意见认为劳动债权应当在破产财产中优先清偿，特别是在破产企业多数财产都已用于抵押担保的情况下，将劳动债权放在有担保的债权之后实际上难以得到清偿。因为《企业破产法》引入了管理人制度，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偿，并对有担保的债权做了权优先清偿的规定，这势必大大削弱劳动债权得到实际清偿的可能性，即使将其规定为第一顺序清偿也无济于事。因为破产费用成为实际支付的第一顺序，有担保债权因优先受偿成为了第二顺序，劳动债权已经事实上变成了第三顺序。这将会引发社会问题，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若劳动债权在有担保的债权之前清偿会使担保权落空，动摇担保制度，危害交易安全，也会使困难企业更难得到贷款。认为不能以《企业破产法》而推翻《担保法》，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打击社会交易信心，影响经济发展。这样的说法是危言耸听，《企业破产法》应当也必须充分地、优先地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和合理利益。

1、劳动债权优先受偿没有推翻《担保法》，也不会动摇担保制度。劳动债权优先清偿是在物权优先于债权原则下极特殊的例外规定。因为，不是所有的破产企业都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以及经济补偿金。因此物权优先于债权一般不存在问题。即使存在劳动债权，若剩余的破产财产仍足以清偿，物权优先依然不受影响。随着政府执法力度的加大，企业拖欠职工的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的现象将会越来越少，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更有保证。

2、优先清偿劳动债权不应当是权宜之计。劳动债权不仅仅存在于国有老企业，事实上在各类企业走向破产的过程中，都会有无力支付工资、社会保险费情形的阶段，只是这样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有些国家在肯定优先清偿劳动债权的同时，将其限制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而这种情况下数额是有限的，一般不会影响物权的优先。因此，不能说劳动债权只是少数国有企业的历史问题，只应由政策解决，《企业破产法》不必做规定。恰恰相反，必须在法律制度上对此做出规定，哪怕实际上不会发生。新《企业破产法》在这个问题上留下了最大的遗憾。

3、优先清偿劳动债权符合国际惯例。

国际劳工组织第95号《工资保障公约》规定：当企业倒闭或判决清理时，该企业的工人，在取得工资方面应享有优先债权人的地位。西方发达国家也不乏对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优先清偿的规定，如美国就规定，破产企业要优先清偿所欠员工破产前6个月的工资，日本是三个月，同时还有破产保护基金制度。可见物权优先于债权并非是不可逾越的绝对真理，优先清偿劳动债权并非不符合国际惯例。

我国海商法也明确规定：船长、船员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船员遣返费用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给付具有优先权。

4、优先清偿劳动债权不会妨碍经济的发展，影响交易的安全。

相反，这样的规定有利于督促投资者和相关交易人必须关注企业的信用和劳动关系状况，对于已经欠薪和社保费的企业要主动规避风险，慎重交易。这反可以促使企业自律、守法，依法及时、足额支付职工的工资、缴纳社会保险费，从而建立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使得投资者和相关交易人放心投资、安心交易，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

5、优先清偿劳动债权符合以人为本的要求。

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优先权的权利人优先受偿的目的是防范风险谋取利益。这与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换取劳动报酬维持生存的动机和意义是明显不同的，与企业为劳动者交纳社会保险费化解其生存风险，在特殊情况下享受社保待遇的性质和作用也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债权不是普通的债权，与投资不同，不是为了获得增值，而是劳动力的一种等价的交换结果。欠薪和拖欠社会保险费本身就是违法的，而欠贷款则属于违约，孰轻孰重是一目了然，孰先孰后清偿也是不难选择的。职工获得工资、社会保险是最基本的生存权、人权。如果说物权优先于债权是为了保证交易安全，促进经济发展，那么生存权、人权优先于一切其他的权利，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应当对劳动债权优先进行清偿。

企业破产受损害最大的是破产企业的职工。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被拖欠，致使部分职工生活非常困难，严重的已经影响了社会稳定，在企业生存的最后关头，仍然对此不予适当解决是难以理解的，也是职工所不能够接受的。企业可以破产但不应让职工破产。

《企业破产法（草案）》二次审议稿曾规定：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劳动债权的部分，“在享有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有权优先受偿权人之前优先受偿”。这是十分科学、合理的，很遗憾这个意见最后没有被接受。这也成为《破产法》在实际执行中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人民法院在众多生活无着而理直气壮讨要企业欠薪、欠社保、欠经济补偿金的职工面前，与被拖欠担保贷款的财大气粗的银行面前，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压力与维护经济秩序的压力面前，在情与法面前，如何取舍其实是十分艰难的。

（二）、《企业破产法》对职工权益保护的积极价值取向和阶段性保护制度

应当肯定的是新《企业破产法》对保护破产企业职工的利益给予了足够的关注，这在条款中多处得到体现，但主要是在程序的保证，而在最为敏感的、实际的清偿顺序上则采取了切割处理的办法。首先，《企业破产法》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破产案件，应当依法保障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依法追究破产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律责任。这一规定是从广义上讲的，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十分广泛的，既有程序上的也有实体上的，既有劳动权益也有民主权利。在企业破产过程中包括作为债权人申请企业破产的权利、监督管理人、参加债权人会议、监督重整和和解、享受优先清偿以及追究相关责任人员责任等权利。人民法院对此必须予以保障。

其次，依然对职工的安置问题做了间接的要求。《企业破产法》第8条规定：债务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要提交职工安置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这实际上是一种监督，如果职工安置预案没有或者不合理，人民法院可以据此做出不予受理的决定。

再次，《企业破产法》第48条规定：“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不必申报，由管理人调查后列出清单并予以公示。职工对清单记载有异议的，可以要求管理人更正；管理人不予更正的，职工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被欠工资及社保费等费用的职工无需申报债权即可作为债权人，这是一种特殊保护，这避免了职工因为不知道、不懂得申报或者逾期申报带来的不利后果，而管理人和法院则对此有着更多的关注义务。这条规定也同时明确了“劳动债权”的内容。

第四，根据《企业破产法》第59条规定：被欠工资及社保费等费用的职工作为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表决权。

第五，《企业破产法》第59条第5款规定：“债权人会议应当有债务人的职工和工会的代表参加，对有关事项发表意见”。这与破产企业是否欠职工工资及社保费等费用无关，也与职工作为劳动债权人参加债权人会议享有的表决权不交叉。这大大增加了职工和工会对破产过程的参与、监督权利。

第六，《企业破产法》第67条规定：债权人委员会由债权人会议选任的债权人代表和一名债务人的职工代表或者工会代表组成。这进一步强化了破产企业职工和工会对破产过程的参与和监督权利。

第七，《企业破产法》第82条规定：“劳动债权人”参加讨论重整计划草案的债权人会议，并单独作为一个组别进行表决。这使得破产企业在欠职工工资及社保费等费用的前提下，能否重整、重整方案是否合理也要接受职工的监督。

第八，《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不尽职导致企业破产的，要承担民事责任；第130条规定：管理人不尽职给债权人、债务人或者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也要承担赔偿责任。破产企业的企业职工无论是做为债权人，还是第三人，都有权依法向上述责任人要求赔偿。人民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支持。

第九，《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在本法施行前国务院规定的期限和范围内的国有企业实施破产的特殊事宜，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办理”，此类企业的职工据此可以享受到政策性破产的特殊待遇。

第十，《企业破产法》第132条对“劳动债权”清偿的问题采取了二元化做法，进行切割处理，即在“本法施行后，破产人在本法公布之日前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帐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依照本法第113条的规定清偿后不足以清偿的部分，以本法第109条规定的特定财产优先于对该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受偿”。也就是说，破产法公布前的劳动债权绝对优先受偿，而破产法公布之后的劳动债权则没有这样的优先权了。

这一规定看似简单合理，历史问题历史对待，但是实际上存在极大风险。就历史而言，依靠并不一定存在的有担保的财产来解决国有企业历史的欠帐，既不合理也不现实，只是将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应当由国家解决的历史欠帐问题，转移给了不一定存在的、有限的有担保债权上，这比政策性破产的保障系数低得多。若该破产企业没有或者用于担保的财产不足以支付，职工的劳动债权则完全没有保障了。

认为加强劳动执法就可以解决劳动债权问题是非常幼稚的。的确，企业不应拖欠职工工资、社会保险费，政府也应当加大执法力度，使企业不拖欠。但是，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劳动债权实际上包括了三种情况：

1、在计划经济时期企业因政策原因而拖欠的；

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因经营管理或者追求效益最大化，不合理甚至是不合法地拖欠的；

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因资不抵债而拖欠的。对于第一种情况，别无它途只能够通过政策来解决，由国家根据财力分别情况处理；对于第二种情况，的确应通过加大执法力度解决企业的违法、违约问题；对于第三种情况，加大执法力度是不可能解决的，因为企业的破产不是突然死亡，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到破产之前必然有一个支付不能的阶段，这个阶段不是企业愿意欠，也不是政府强制就可以不欠。对此，劳动债权绝对、无限地在担保债权之前清偿也不完全合理，但适度优先是绝对必须的，如破产前一年或者六个月拖欠职工工资必须绝对优先而且应当是即时清结，同时还应当建立有破产基金进行保障。

新《企业破产法》在此问题上的处理是不尽人意的，不能说破产法前的劳动债权就重要，破产法颁布后的劳动债权就无足轻重。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对这一规定进行修改，希望《企业破产法》在实践过程中能够解决好这一问题，一路走好。

《企业破产法》第113条第3款规定“破产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工资按照该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这是首次在法律上对高端和低端劳动者做出差异性的规定，非常值得关注。

（三）企业破产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社会责任担当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来越完善，科学发展观越来越深入贯彻落实的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重，强调公平公正，要解决劳动关系中的种种问题，要克服当前的经济困难，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推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善待职工，实行民主管理，企业破产、重整的过程也应当如此。职工不是企业的附属品，建立劳动关系更不是企业恩赐给了职工一个饭碗那么简单。职工是劳动力这个商品的所有人，因此职工到企业工作是以自身劳动力的价值去投资，与资本方的投资只有量的差别而没有质的不同，所以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要决定和规章制度都应当实行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只有这样才可能保证作为弱势群体的职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争取到相对合理的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权利，争取到合理的工资标准和分配方式，争取到合理的规章制度特别是处罚处分职工的制度等等，企业破产职工当然也是债权人，也需要对其合法权益加以保护。如果我们认可这样的观点，那么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方法也就呼之欲出了。一方面企业应当实行厂务公开，把目前出现困难和问题的原因讲清楚，让职工了解不是企业管理有问题，不是企业要赚取超额利润，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是美国的金融危机造成的。这样，职工对企业裁员、减薪等应对危机的举措也会以正确、理性的心态来面对；其次应当充分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群策群力共度难关；第三企业要有长远的考量，有社会责任的担当，可以裁员可以不裁员的时候不裁员是有社会责任的体现，可以减薪可以不减薪的时候，不减薪是有社会责任的担当，能够不破产的不申请破产，进入破产程序的能够重整的尽力重整，这样的企业一定会得到职工的支持和社会的赞许，走出困境的前途也一定是光明的。这一切恰恰是破产重整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保障。

经济困难和近期一些企业的异常表现，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是企业和企业经营者的心态、管理理念和企业文化问题。破产、裁员、减薪是个选择，但是，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也不符合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企业就是一条船，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都是在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资本、经营、技术、劳动四大要素不可或缺，只有投资没有劳动者加盟的企业无法运营更没有效益。劳动者到企业工作，首先是劳动者以自己的劳动力这个商品进行交换，因此企业必须支付工资，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合法权益；其次，劳动者是以自己的劳动力这个商品的价值进行投资，与以货币或者财产投资的投资人一样都是企业的投资者，因此其有权对涉及自己切身利益的劳动权益问题共同协商确定，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平衡好这一关系，从而寻找劳动关系的最佳状态，维护好企业和职工两方面的合理利益；最后，劳动者拥有的劳动力还是个可以无限开发的资源，企业发展的基础和依托，企业应当最大限度地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企业和职工两个方面的长远利益。投资者、经营者、劳动者应当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实现共赢。努力实现劳资两利、共谋发展才是应对当前经济困难的最佳之道，谋求劳动关系合法、合理基础上的和谐稳定才是企业的长远发展之道。希望所有的企业都能够全面、正确地解读包括《劳动合同法》、《破产法》在内的法律的基本初衷，以积极的心态加以贯彻执行，承担社会责任，与职工同舟共济共谋发展，实现劳动关系双赢，保持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即使遇到了困难，能够不破产尽量争取不破产，进入破产程序的能够重整的尽量重整，最终进行破产清算的也应当尽量保护好弱势群体的劳动债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企业破产对劳动债权人的负面冲击，减少对社会和谐稳定的不利影响。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又不仅仅是企业的事情，社会责任的问题应当是全社会的责任。在企业破产的问题上，破产企业当然应当全力承担社会责任，尽量不破产多重整、少清算多和解、真破产全清偿。而这也需要众多债权人，包括职工债权人的理解、支持和配合，也就是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否则这样的目标很难实现。破产管理人的社会责任问题也是十分突出的，其社会化的身份更是有着更高的要求，确保公开、公平、公正，承担社会责任是责无旁贷的。这一切都对人民法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要把好破产受理关，特别是要引导企业争取重整、和解；要选好、监督好破产管理人；要全面清理债务人财产，包括企业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义务、勤勉义务，致使所在企业破产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所追偿的部分；要严格控制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要确保职工债权人的债权申报；要主导好债权人会议的走向；要鼓励和支持重整，确保重整计划的执行；要严格审查和解协议和监督执行；要高度负责地进行破产清算，力争使其变价效益最大化和分配公平；要严格追究违反破产法的法律责任等等，盖言之，就是要在认真履行法定职责的前提下，掌握好公开、公平、公正的辨证关系，承担社会责任。实际上，社会责任与法定职责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今天做为高标准的社会责任要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成为下一部破产法中的法定职责，而今天的法定义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成为所有相关人的自觉行的，从而成为自觉遵循的社会责任。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时刻尽早到来。

第三篇：通用申请破产保护

通用申请破产保护

美国媒体14日援引知情人士话说，通用汽车公司与工会（UAW）就员工医疗基金的关键谈判于13日晚破裂，美国联合汽车工人工会谈判人员拒绝接受公司方面提出的退休人员医疗基金偿付方案。《华尔街日报》 报道，通用已将申请破产重组作为一个选择开始考虑。

通用1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公司眼下负债高达416亿美元。美国政府要求通用把向社会募集的“高危”债务降低三分之二以上。通用希望债权人拿180亿美元的债权换公司股份。但熟悉谈判情况的人说，眼下债权人也没有 “松口”，希望从通用那里得到更好的出价。

通用如果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1章破产重组，将整合尚具活力的品牌和资产，重组一个新公司，不良资产将在破产法庭监督下清盘或拍卖。通用公司拒绝对此发表评论。

另外彭博社此前报道，为获取优先获偿的债权人地位，美国政府可能逼通用破产。

【分析点评】

1、事情进展到目前的地步，地球人都知道高居不下的人力成本问题是导致通用走向衰弱的“寄生虫”。来自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数据，通用每辆车上分担的医疗保险成本为1500美元，大众为418美元，丰田只有97美元。

根据美国媒体的最新消息，UAW拒绝接受通用方面提出的退休人员医疗基金偿付方案，再次印证“由奢入简难”这一真理。况且，在形势日益艰难情况下，UAW成员也认为自己是此次经济危机的受害者，总不能让受害者承担所有的责任吧！另外，美国严密的法律制度体系下，通用无法借助合理的程序解决历史性的制度问题。曾服务于通用旗下韩国大宇汽车公司的汽车行业资深分析人士钟师表示，“当市场萎缩、开工不足时，它却不能轻易解雇工人、关闭工厂，这使它无法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而这一问题靠它自己的调整几乎是无法解决的。通用汽车正看着自己慢慢被消耗、吞噬。”

2、开发和销售成本是拖垮通用汽车的“癌细胞”。某种意义上，通用汽车正是被它几十年来的骄傲、自大所击倒。美国《财富》杂志这样评论道：通用汽车公司过去一直在闭门造车。它非常自闭，没有人费心去想为什么通用汽车的组织方式与丰田截然不同，而且也不同于福特、大众以及其他所有的汽车制造商。组织方式是导致通用汽车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一个明显的表现是，组织架构的松散、职能的重叠让通用汽车的开发和销售成本面临很大挑战。当丰田只为一两种产品做市场营销时，通用要在世界五六个市场同时给八种中高档轿车做营销。这些，也在逼迫通用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3、1995年，奥田硕刚刚担任丰田总裁后不久，被问到最欣赏哪家汽车企业时，奥田硕坦率地回答：“技术方面是梅赛德斯-奔驰，财务方面是通用汽车，因为它非常善于管理现金与资产。”因为当时，通用汽车的销售利润为98亿美元，每辆汽车的销售利润率达5.8%；丰田只有33亿美元利润，单车销售利润率为3.2%。事实上，此时，丰田的生产效率远高于通用汽车，危机已经在潜伏。高超的财技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掩盖通用高成本的弊端。当其赖以生存的金融系统出问题时，“兵败如山倒”也就来临了，因为它自身的免疫调节能力已经基本丧失了。要解决这一系统性问题，通用唯有置于死地而后生（盖世汽车研究院）。

第四篇：破产和解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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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和解的程序

一)提出破产和解程序的主体

现行破产法规定有权提出破产和解的主体是破产企业的主管部门，而对那些没有主管部门的企业，依此规定就无法提出和解申请。因此，破产法应规定所有破产企业均可向法院提出破产和解申请，且这一申请是企业的自主行为，不受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涉。

(二)提出破产和解的时间

由于提出破产和解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因此必须改变现行法律需在破产后三个月内提出破产和解申请的规定，改成破产和解申请起始于向法院申请破产之日，终于债权人会议作出财产分配方案之前。

(三)破产和解内容、必备条件及其生效要件

1.破产企业在提出破产和解时，必须提出债务的清偿方法等破产和解条件。关于和解条件的内容，要保证债权人之间的平等，这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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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破产和解的提供人或第三人没有遵守破产和解条件而向特定的破产债权人提供特别的利益时，将被视为无效。

3.破产和解方案提出后，法院应对该方案是否由有资格的人提供或是否在规定的期间内提出等合法性进行审查，同时还要判断是否存在法定驳回事由。

4.对于通过了法院审查的破产和解计划，还需交付债权人会议表决。债权人会议的召开日期由法院作出决定并公告，该召开日期必须在一般的债权申报之后。不过，在有特别申请时，法院可以合并会议召开日期和债权申报日期。在会议上有表决权的仅限于一般的破产债权人。

破产和解提供人应在破产和解的召开日期到场提供破产和解方案。这种提供的含义，应是向债权人提供破产和解契约。所以，在会议上由法定多数债权人表决认可破产和解条件的话，可以理解为这是债权人方面对破产和解契约的承诺。认可破产和解的要件是，持有表决权的出席会议的债权人过半数，而且其债权额必须得到持有总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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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了网s.yingle.com 额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债权人的同意。

5.若债权人会议否决了破产和解方案，即意味着要继续进行破产程序;对获得债权人会议通过的和解方案，还需要移送到法院进行确认。之所以在债权人会议上通过的还要得到法院认可，是因为破产和解的效力对少数反对破产和解的债权人也具有强制力的缘故，因此，这种要求的目的是为了确保破产和解的合法性。

[编辑]破产和解的效力

破产和解方案生效后，其法律效力可分为：破产程序终了的程序上效力;对破产企业和破产债权人产生的实体上效力。

1.破产程序的终了。我国现行破产法规定破产和解方案一旦生效后，破产程序中止，并未终结破产程序，这一规定对破产企业是非常不利的。因为企业一旦处于破产程序中，就没有人敢与其发生业务关系，其融资、产品销售等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可以预见，虽然破产企业达成了破产和解，如果只是中止破产程序，那么企业也不可能获得再生。因此，笔者认为，破产和解效力应使破产程序终了，但作为破产债权人会议，仍必须处理此前破产程序所剩下的事务。

2.对破产企业的效力。基于破产和解的生效，在破产程序终了的法律咨询s.yingle.com

赢了网s.yingle.com 同时，破产企业将恢复行使破产清算组所属财产的管理处分权。但是，如果在破产和解条件中对管理处分权设有限制，破产企业就必须服从该限制。比如，破产债权人或第三人对破产企业的经营实施管理、监督等限制。如果破产企业实施了违反限制的行为，将被作为不履行破产和解条件的行为，从而成为后面所述的取消让步或取消破产和解的原因。然而，为了能使各个财产设定的关于管理处分权的限制足以对抗第三人，就不动产设定的处分权限制等，必须具备已进行登记等抗辩要件。

3.对破产债权人的效力。随着破产和解的确定，以前的破产债权将按照破产和解条件进行变更。例如，有延缓期限、免除一部分债权等对破产债权人来说不利的变更，也有提供担保等有利于破产债权人的变更。这种变更的效力，可及于全体破产债权人。所以，参加了破产和解表决的债权人(不管赞成与否)以及没有作破产债权申报的债权人的权利将一律被变更。

4.对保证人等的效力。破产和解的效力不能及于破产债权人对破产企业的保证人、共同债务人或者物上抵(质)押权人等所持有的权利。也就是说，即使破产和解条件中就破产债权人的权利规定有延缓、免除等内容，破产债权人仍然可按原有内容对保证人行使权利。但是，关于保证人对破产债权人实施清偿的结果，即取得求偿权的范围只能是在破产和解条件的范围内认可对该权利的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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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破产程序的诉讼费用

破产程序的诉讼费用

关于破产程序的诉讼费用，在诉讼费用制度中是一个较为特殊的情况。适用破产程序审理案件，债权人或债务人都不需要交纳诉讼费用，这是各国的通例。

审判实践中，在适用该规定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依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还债的，可以不预交案件受理费，破产费用直接从破产财产中拨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不预交，而不是绝对不预交。所以，在审判实践中，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规定的收费标准预收案件受理费。当然，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破产申请系由债务人提出时。其原因在于，法院办案需要适当的经费，并且这也是为了遏制债务人为逃避债务而滥用破产申请权。

2破产费用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时通知当事人预交，一般应参考破产债权的总额和破产财产的总额合理确定。破产费用尽管由申请人预交，但不是一次交清，而且在破产宣告后，它可以从破产财产中优先拨付，和解协议达成后，应自债务人的财产中及时清偿。

3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收费标准是，按照破产企业财产总值依照财产案件收费标准计算，减半交纳，但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而且，人民法院在审理破产企业案件时，可视案件具体情况，适当减收、免收诉讼费用。

第四，人民法院决定受理企业破产案件前，破产申请人可以请求撤回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准许的，在撤回申请之前已经支出的诉讼费用由破产申请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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