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定稿）

第一篇：中日人名文化的比较研究（定稿）

邓仁有

（太原旅游职业学院，山西太原030032）

[摘要]人生来就要起名，人名伴随人的一生。人名能体现一个民族的文化形态，人名也是一种艺术载体和镜像。本文通过对中日两国命名文化的探析、研究，试图在一定意义上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日姓名的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问题。

[关键词]日本文化；取名艺术；取名原则；取名忌讳；取名时尚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610（2013）3-0088-02

一、中日人名的渊源及传统文化内涵

人名是代表一个人并区别于他人的符号，是具体的称代对象。人名是以语言文字作为物质基础的。中华民族的命名，在文字创立之前的远古时代就已诞生。那时的人名，仅仅是个人的语言代号。文字产生之后，姓名才具有了个人文字标志的功能。这时，过去人们口头上和记忆中的名字，才被记录下来。比如：盘古、女娲等，这些神话传说中的名字早在文字创立之前就流传在民间，只是到了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神话传说才被整理出来，记录下来。

文字的创立是前人经验和智慧的结晶，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关于“名”的原始意义，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许慎《说文解字》云：“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者，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①这个意思是说，在人类的早期年代，人们本来没有名字，只是到了晚上天黑，彼此看不见对方，无法互相识别，只好用口来打招呼，相互有了一个什么称谓来称呼特定的人，由此便出现了人的名字。文字出现以后，人名可以口传也可以书写，更加方便也更加成熟了。日本人名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的飞鸟、奈良时代（相当于我国的隋唐时期）是日本人名体系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日本人名由于国家的统一以及与周边国家的交往而发生了转变，为了能在更大范围交往，人名变为交流的手段。具体来讲，由于五世纪以来的语言由听觉向视觉转变的技术习得，人名当中又增加了文字这样的新的构成要素。日本的人名从单一的称呼变为称呼兼记录。飞鸟、奈良时代的日本人，受到中国成熟人名文化的刺激，在考虑本国人名传统的同时，也计划引进中国的人名文化，最为积极的是使中国的人名文化与日本的身份制度及家族制度的融合。之后经不断地发展与改进形成了日本的人名体系。

二、中日人名的构成形式及特性

汉民族人名的结构是单名、双名并存。纵观我国人名历史，以双名为主。当今人名有一个明显的趋势：20世纪下半叶单名急剧增加，到90年代双名又迅速回升超过了单名，占据了绝对优势。②

汉族人名讲究语音上的乐感和节奏感。一是注意发音的强度，以此来区别男女性别。在汉文化中，男性常要求刚强、勇敢，女性则要求温柔细腻，人名也有同样的反映。男性人名音色较洪亮、豪放，如：亮、强、浩、超等。女性人名较细弱，如：玉、兰、花、媛、晶、云等。二是具有音乐感。利用声、韵、调的配合，形成很有乐感的人名，如：胡亥、班固、曹操、刘备、张飞等历史上有名的人名。当代更有叠音的人名，如：魏巍、倩倩、豆豆等。

汉语人名还十分讲究寓含的美好意思，这是较为普遍的社会趋同心理在起作用。如：姓名组合起来，具有一定的含义。人们在命名时为了寄托自己某种心绪和含义，使姓名连贯起来表达某种含义，如：成方圆、张帆、王洋等。这种命名方法符合汉语的特点，简便易行，从古到今有很强的生命力。

日本的人名与日语本身的特性密不可分。日语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在谱系上的归属还不很清楚。但日本人名形式却有一个突出特点：可以借用汉字作为人名。除妇女名字可以用“假名”字母之外，一般来说，日本男性人名都是用汉字组成的。日本人名在形式上和我们汉族人名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姓在前名在后，大部分用汉字书写。只是同样的汉字读音却与我们不同，大致有“音读”和“训读”两种方法。“音读”是模仿我国古代汉语的发音，“训读”是把汉字转换为日本固有的意思来发音。不少汉字会有很多种读音。这样，在日本人名字中，虽然使用汉字，但在读音方面却显示出与汉族人完全不同的特点。更有甚者两个人名字的汉字完全相同，读音有时也不一样。以至于日本人自己看到对方的名字时，也担心念不准往往要询问其名字的读音。中国人与日本人在一般社交场合或媒体日本人对中国人名采用日语的音读来念，而中国人对日本人名则按中国汉字的发音来念。对于不懂对方语言的人来说，可以说是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这样一来就给两国人的交际带来一些麻烦。笔者认为最为可取的是记住对方人名的实际发音。

三、中日取名的艺术取向

自古以来，人们就非常重视起名。当人名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时，除了它的符号作用以外，人们又赋予人名许多难以言表的内涵。每当新的生命诞生时，多少喜悦和期望都凝聚在子女的名字上。子女的名字对于父母而言，无异于一次文学创作。日本也同样重视起名，日本人名研究专家渡边三男，在其著书《日本の人名》中这样写道：“人の『名まえ』は、人間の工夫した最短最小の詩である”，人名是人们下了一番工夫创作的最短、最小的诗。

（一）取名的原则

寓意吉利是中国人取名的重要原则。中国人的名字大多蕴含一定的意义，包含一定的文化成分。有些名字琅琅上口、悦耳动听。有个好名佳名本人会引以自豪也令人羡慕。从这点来说中日两国是完全相同的。

日本命名三原则是健康运、家庭环境、金钱环境。起名时首先考虑的是子女能健康成长，其次是要有一个和睦共处的家庭环境，最后就是期冀能发家致富、将来能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可见日本人名取向更为自然现实。

（二）取名的忌讳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讲究命名的忌讳，但忌讳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

中国人取名避讳与历史和政界名人重名，也避讳与家族长辈重名，这是因为中国人恪守上下尊卑与“中庸之道”的缘故。人名避讳原本是指我国古代为回避皇帝、圣人、祖先的名字而改为其他字的一种制度。当今虽然没有这样的法律制度，但这一传统逐渐积淀，已成为汉民族文化的传统内容之一。避讳，是汉族人名系统的特有现象，同属汉文化圈的日本，没有刻意继承、吸收中国的这一传统文化。另外取名还要避免使用生僻字、避免俗套雷同、避免使用禁忌词等。

取名时不注意禁忌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苦恼。使用不雅的字眼儿，无异于自己给自己起绰号，将来进入社会有可能被人耻笑，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1993年东京都昭岛市役所对“恶魔”一名不予受理，其理由是可能有损孩子的福祉，是父母权利的滥用。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媒体的极大关注。2004年，日本“法制審議会人名用漢字部会”决定从人名汉字中删除如“糞”、“癌”、“淫”、“痔”、“蔑”、“娼”、“尻”等含有贬义或者不太文雅的汉字。在日本一般禁用代表四季的春夏秋冬以及花名、植物名，认为四季变化万千，花有开有落，植物有枯萎凋谢。又因在过去没有冷藏设备的年代，常常会发生儿童食物中毒，况且无医村很多，就是有医生的地方，也没有健康保险，贫困儿童得不到及时医治，死亡率很高，老百姓非常惧怕疾病，起名时自然会考虑健康以图吉利，如：千代、久等。日本一般也不用动物名，因为它让人联想到“畜牲”。

在日本也会考虑汉字的本身意义，如“琴”字在中国是取名的常用字，但日本一般不用于人名，因为“琴”中为空洞，会让人联想到“腹中空”没有内涵没有知识的人。

（三）男女取名用字的差异

男女性别各有不同的意义的人名用字。这一差别从本质上说是与传统文化有关的。几千年来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要求男人成家立业，而对女性则要求温柔贤惠、夫唱妇随等。因而取名时男性多用勇敢、刚强、奋发一类的字眼，如：勇、文、豪、志、豪、峰、生、强、光、明、平等。女性则用温柔、美貌、贤惠一类的字眼，如：嘉、欣、莉、丽、琳、玲、贞、晶、悦、珊、娜、诗、美、兰、萍、媛等。中国人取名一般不忌讳花草名，如使用花草名时，一般为女性，如：玉兰、桂莲、金莲等。“贤”在日本一般为男性名用字，但在中国形容女子贤惠时会用“贤妻良母”一词，因此“贤”字在中国是女性名用字。日本过去也有如“栄”、“光”、“忍”、“静”、“薫”等这种男女兼用的名字，但这只是少数例外。日本名字的主流仍然是○男、○子，这样从名字的字面就可以区分男女。日本男性名字常用字如：浩、誠、浩

一、徹、剛、隆、和彦、修、浩二等。日本女性名字常用字如：恵子、由美子、久美子、裕子、洋子、幸子、智子、京子、真由美等。

平成十二年秋，日本发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件。一儿子责问其父亲“你给我起了个女人名字”并将父亲杀害。为此，无论是媒体还是在民事法庭上都在谴责这个不孝的儿子，“父母原本起了一个有意义的名字”。可见起名不当还招来不幸③。

四、当代中日取名风尚与文化迁移

当代人取名注重意义搭配，讲究义雅音美，追求佳名美名，带有强烈的时代特色。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人名用字最多的是“华”字。④经常见到这样的名字，如：建国、建华、国强等。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名用字中“红”的比例很大。如：红伟、红宝、永红、卫红、必红等，我大学的一个同窗叫运生，以纪念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当代人为了追求佳名还有很多创新手法譬如：以父母之姓合起来为名，或谐音、或略有变化。原单位的一位同事的孩子叫：黄楠。就是父母姓的合名。对于父母都是独生子的孩子，这种命名方式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还有姓名合起来表示一个特定的词如：张帆、周密、温静、高原、杨征宇、彭飞等。

随着中国的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人的起名也加入了一些洋的元素，如：王娜、苏姗等。日本过去也是农业国家，大多数人从事农业，代表收获的字眼如：茂、実、豊、稔等多用于男性人名。对于这一点就是日本的年轻人也感到难以置信，但就在半世纪之前，日本还是贫困与饥饿的国家，常常遭受自然灾害的侵扰，因此农业丰收是生命攸关的大事。

过去的日本可以说也是男耕女织、男主外女主内。但是当今的日本这一观念逐渐淡薄，女性也学格斗竞技，男性也化妆、蓄长发，更有甚者还穿耳孔、戴耳环。在这一风潮的影响下，男女名字混同的现象有所增加，有些名字看上去很难区分男女。

五、结语

日本自飞鸟、奈良时代以来，继承吸收中国的人名文化并融合日本的身份制度及家族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的人名文化体系。中国人倾向中庸儒道，取名时注意含蓄谦逊，而日本人更倾向于自然、现实。探析研究中日两国人名文化，有利于解决跨文化交际中由于中日人名的文化差异而导致的问题。

第二篇：中日茶道文化比较

中日茶道文化的比较

摘要：

中国茶文化和日本茶道都是东方文化的奇葩 ,在世界文明史上 ,各显风彩、引人深思。世界的茶道源于中国，打开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几乎每一页都可以嗅到茶香。如今，茶夷发展成为风靡世界的三大无酒精饮料之一，饮茶嗜好遍及全球。在我国，茶被誉为“国饮”。在博大精深的中国茶文化中，茶道是核心。日本人的饮茶习惯形成于8世纪左右，可以说，日本的茶道文化是沿着中国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而来的。茶道是种生活礼仪，是一种精神修养的体现。

关键词: 饮茶，茶道研究，茶道思想，发展历史，精神 引言

中国和日本都是世界上文明的茶道国家。虽说茶道都是两国文明的一方面，但是在茶道上也存在着一些的文化差异。以下是本人对于两国茶道方面的看法。

茶道属于东方文化。世界的茶道源于中国，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思想影响，“茶道”一词从使用以来，历代茶人都没有给他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所以对茶道的解释自古以来也是见仁见智的。大体来说，茶道是以沏茶、品茶为手段，用以联络感情且富有艺术性，礼节性的一种独特活动。与艺术、绘画、舞蹈等艺术形式相比，茶道艺术有许多特殊性。第一，茶道是通过人的眼、耳、舌、鼻、身来同时感受的，茶道艺术中有色、有声、有香、有味、有触感。比如在茶事进程中我们可以欣赏到各色艺术品，可以从风声，雨声，点茶时的水声，主人走动时有节奏的脚步声中体会茶的意境可以闻到花香、茶香和香炉中发出的香气，可以尝到美味的食物，可以把你欣赏的任何一件茶道具拿在手里抚摸。第二，茶道艺术试图包罗万象，并使之艺术化。茶道把山川风月、春夏秋冬、花草虫鸟、历史文学等等都包容进四小时的茶事之中。第三，茶道艺术不是由个人或单方面独自完成的。它要求参加茶事的客人一起参加表演，客人的举止和对茶道的修养程度直接关系到茶道是否成功。最后，第四个特殊性是，茶道艺术是无形的，但又是永久性的。中国的茶道文化的形成有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很多书籍把茶的发现时间定为公元前2737-2697年，其历史可推到三皇五帝。东汉华佗《食经》中：“苦茶久食，益意思”记录了茶的医学价值。西汉以将茶的产地县命名为“荼陵”，即湖南的茶陵。到三国魏代《广雅》中已最早记载了饼茶的制法和饮用：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茶以物质形式出现而渗透至其他人文科学而形成茶文化。主要为以下几个时期

晋代、南北朝茶文化的萌芽

随着文人饮茶之兴起，有关茶的诗词歌赋日渐问世，茶已经脱离作为一般形态的饮食走入文化圈，起着一定的精神、社会作用。

唐代茶文化的形成 780年陆羽著《茶经》，是唐代茶文化形成的标志。其概括了茶的自然和人文科学双重内容，探讨了饮茶艺术，把儒、道、佛三教融入饮茶中，首创中国茶道精神。以后又出现大量茶书、茶诗，有《茶述》、《煎茶水记》、《采茶记》、《十六汤品》等。唐代茶文化的形成与禅教的兴起有关，因茶有提神益思，生精止渴功能，故寺庙崇尚饮茶，在寺院周围植茶树，制定茶礼、设茶堂、选茶头，专呈茶事活动。在唐代形成的中国茶道分宫廷茶道、寺院茶礼、文人茶道。

宋代茶文化的兴盛

宋代茶业已有很大发展，推动了茶叶文化的发展，在文人中出现了专业品茶社团，有官员组成的“汤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赵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宫庭中设立茶事机关，宫廷用茶已分等级。茶仪已成礼制，赐茶已成皇帝笼络大臣、眷怀亲族的重要手段，还赐给国外使节。至于下层社会，茶文化更是生机活泼，有人迁徙，邻里要“献茶”、有客来，要敬“元宝茶”，定婚时要“下茶”，结婚时要“定茶”，同房时要“合茶”。民间斗茶风起，带来了采制烹点的一系列变化。

明、清茶文化的普及

此时已出现蒸青、炒青、烘青等各茶类，茶的饮用已改成“撮泡法”，明代不少文人雅士留有传世之作，如唐伯虎的《烹茶画卷》、《品茶图》，文徵明的《惠山茶会记》、《陆羽烹茶图》、《品茶图》等。茶类的增多，泡茶的技艺有别，茶具的款式、质地、花纹千姿百态。到清朝茶叶出口已成一种正式行业，茶书、茶事、茶诗不计其数。

现代茶文化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茶叶从1949的年产7500T发展到1998年的60余万T。茶物质财富的大量增加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1982年，在杭州成立了第一个以宏扬茶文化为宗旨的社会团体--“茶人之家”，1983年湖北成立“陆羽茶文化研究会”，1990年“中国茶人联谊会”在北京成立，1993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在湖洲成立，1991年中国茶叶博物馆在杭州西湖乡正式开放。1998年中国国际和平茶文化交流馆建成。随着茶文化的兴起，各地茶艺馆越办越多。国际茶文化研讨会已开到第五界，吸引了日、韩、美、斯及港台地区纷纷参加。各省各市及主产茶县份份主办“茶叶节”，如福建武夷市的岩茶节、云南的普洱茶节，浙江新昌、泰顺、湖北英山、河南信阳的茶叶节不胜枚举。都以茶为载体，促进全面的经济贸易发展。

而相比之下，日本茶道的起步相对晚很多。在公元8世纪，也就是奈良时代（天平文化）绿茶传入了日本。在《茶道入门》中记载道，749年，孝谦天皇在奈良东大寺召集五千僧侣在佛前诵经，事毕以茶犒赏，当时的茶是由遣隋使、遣唐使带回来的，非常珍贵。同时把唐代寺院盛行的“供茶”和“施茶”方法也带回日本。不过，品茶只限于寺院内，并未推广到民间。平安时代，日本高僧永忠、最澄、空海先后将中国茶种带回日本播种，并传授中国的茶礼和茶俗。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兴起品茶风，带头人是曾经留学中国的禅师荣西。1191年，他亲自种茶，还把茶种送给京都高僧明惠上人，明惠把茶种种在栂尾山上，后来这成为日本闻名遐迩的“栂尾茶”。荣西研究中国唐代陆羽的《茶经》，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他认为“饮茶可以清心，脱俗，明目，长寿，使人高尚”。他把此书献给镰仓幕府，上层阶级开始爱好饮茶，随后，日本举国上下都盛行饮茶之风 日本茶道中的“抹茶”也是从镰仓时代开始的。1 4世纪室町时代以后，茶树的栽种已普及起来。把饮茶仪式引入日本的是大应国师，后有一休和尚。品茗大师村田珠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饮茶礼仪，创造了更为典雅的品茗形式，他被称为日本茶道的创始人。后来茶道又不断得以完善，并作为一种品茗艺术流传于世。

现在，日本流行的茶道，是在16世纪后期由茶道大师千利休创立的。他继承了前辈创制的苦涩茶，在环境幽雅的地方建筑茶室，讲究茶具的“名器之美”。千利休集茶道之大成，主张茶室的简洁化，庭园的创意化，茶碗小巧，木竹互用，形成独具风格的“千家流”茶法。

1591年，千利休被武将丰臣秀吉逼迫自杀，他的技艺由其孙子继承下来。到江户时代，建立了“家元制度”，使茶道“传宗接代，不出祖流”。这期间产生了不同的派别，其中以里千家最有名，弟子最多，另外还有表千家，宗宋、石川、织部等流派。虽然各派都有自己的规矩和做法，但各派之间互相学习，和谐共处。概括来说日本茶道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首先是受中国唐朝的饼茶煮饮法影响的平安时代，其次是受宋朝末期的茶冲饮法影响的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时代，最后则是受明朝的叶茶泡饮法的江户时代。其中第二个时期是茶道史上最重要的时期，但茶道的成熟期则在第三个时期。那时茶道普及到了各个阶层，茶道内部也分出许多流派，形成百花争艳的局面。从茶道的发展历史相比来看，中国茶道的发展比其日本来讲更为久远。但在现在的日本，茶道已经成为日本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其次就是茶道精神的比较，茶道精神是茶道的根本所在，虽然日本的茶道源于中国，却具有日本民族味。它有自己的形成、发展过程和特有的内蕴。日本茶道是在“日常茶饭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将日常生活行为与宗教、哲学、伦理和美学熔为一炉，成为一门综合性的文化艺术活动。它不仅仅是物质享受，而且通过茶会，学习茶礼，陶冶性情，培养人的审美观和道德观念。正如桑田中亲说的：“茶道已从单纯的趣味、娱乐，前进成为表现日本人日常生活文化的规范和理想。”十六世纪末，千利休继承、汲取了历代茶道精神，创立了日本正宗茶道。他是茶道的集大成者。剖析利休茶道精神，可以了解日本茶道之一斑。

而中国茶道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统一,其精神是“廉美清和敬”,即指清廉俭朴､平和快乐､清澄寂静､真诚处世､敬爱待人｡

儒家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最大｡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认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要求中庸处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格调是中国茶道的主调,儒家的道德和礼仪为茶道提供了茶礼｡

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它历来推祟饮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同时,随着佛教的发达,唐代僧人煮饮天下,世人争相仿效,于是饮茶之风盛行民间｡还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扬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延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茶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美学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将饮茶习俗和优良茶种传入日本的是遣唐僧人, 茶文化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也是一些高僧,并且从日本茶道产生到完成,起关键作用的村田珠光､武野绍鸥､千利休三人也是禅宗的信奉者｡因此,从日本茶文化的开始直至茶道的完成都与佛有着不解之缘,日本茶道主要受禅宗的影响｡

“和敬清寂”的日本茶道精神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禅宗“慈悲善良,温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刚般若经》的“如如不动”教义｡“敬”指敬爱之心,这与禅宗教义“二部四众､平等互重”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净,它源于禅宗“六根清净”｡“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

日本茶道还讲究“一期一会”的心境｡它源自于佛教的无常观,是指世事无常｡既然没有一样事物是保持不变的,那么人与人的每一次交会也是绝无仅有的,茶事活动亦如此｡只要还原自我,怀着只此一次的信念,无造作､无杂念地投入,就能从紧促短暂的茶事中获得无限的自由｡茶道中还有数寄屋､石缸､茶碗等许多不规则物体,这是因为茶道界以“不对称､不重复､绝无仅有､变化等”为美,如事物太过于正规匀称,则会变得索然无味,只有不完整､富有变化(无常)才更有情趣｡这种审美意识源自以“无常”为美的禅宗美学观,禅宗强调追求完美的过程超过完美本身,让每个人充分地发挥各自的想像力,完善那些不完美的事物,才能得到美的极致,因此有意地避免用完整来表达完美｡日本茶道的主流派有〞千利休〞与〞三千家〞

日本茶道的最高境界是茶禅一味｡禅门认为,喝茶､坐禅都是平凡事,如能在平凡事中找到真实,则表示心已被启发｡例如:日本茶道有单饮和轮饮两种饮茶形式｡单饮是指宾客每人单独一碗茶,轮饮是指客人轮流品尝一碗茶｡不管哪种形式,日语都称之为“お茶を一杯 む”｡“竹田默雷禅师说:„若一碗茶让众人轮流喝,可有说不尽的禅味｡‟他认为一碗茶轮流喝与„经行‟(诵经行走)具有同样的情趣,茶道的奥妙是无法之法,妙在乱中有序”可见,日本茶道已经脱离了饮茶概念,成为了一种无茶亦可的禅宗修行的新形式｡

总的来说，中日茶道都是取茶的清心、静气、养神、助智等健康向上的精义。两者之间有颇深的渊源。而说到区别，则有以下几点：

１．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互为补充、绝少抵触，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无论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讲都能做出宏篇大论。而日本茶道则主要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表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充分贯彻了儒家礼、义、仁、德的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标准。日本茶道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主张“和、敬、清、寂”，公开申明“茶禅一位”，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

２．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而中国茶文化则更崇尚自然、随和之美。日本茶道主要源于佛教禅宗，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但其“四规”、“七则”似过于拘重形式，很难让人感受到畅快自然。中国茶文化最初是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的，与道教的追求静清无为的神仙世界颇有渊源，它在艺术层面上强调自然与美学精神，很容易让人感到和谐统一。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往往便道而无道，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故而说起茶道，往往仍首推日本。

３．中国茶文化包含社会层次较广；而日本茶文化则尚未具备全民文化的内容。中国茶文化自宋代便深入市民阶层，其最突出的代表是大小城镇广泛兴起的茶楼、茶馆、茶亭、茶室。在这种场合，士农工商都把饮茶作为友人欢会、人际交往的一种手段，从而使“茶”成为生活本身的内容，而各个民间地区更有极为丰富的“茶民俗”。日本人崇尚茶道，有许多著名的世家。茶道在民众中也很有影响，但其社会性、民众性尚未达到广泛深入的层面，也就是说，相形之下，中国的茶道更具有民众性，日本的茶道更具有典型性。

不难看出两国的茶道虽然有一定的继承，但各有不通。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机地融入,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礼”､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实质,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和一､和谐统一的特色,中国茶道是无愧于世界文明的一朵亮丽的奇葩｡与之相比,日本茶道一开始就是重禅宗精神,已经升华到宗教哲学高度,成为了一种生活禅｡所以它有一套严密复杂的仪式;茶人也都是修禅之人;其目的已不在于饮茶,而在于道,它是“禅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禅的活动”｡在中日文化的不断交流过程中,在弘扬中国茶文化的同时,有必要对日本茶道认真探究,彼此不断地互相学习,使中日茶道向更深远､更广泛的方面发展｡分别在发展史及精神方面做了一定的介绍，自己也从此对中日茶道有了一定的认识，希望中日两国继续将古人的茶道文化发扬。

1参考文献《茶道会馆》《中茶文化》2001年 2.编著者姓名章鱼《文化月刊》出版社

第三篇：中日文化比较心得

中日文化心得体会

这一学期选修了贾老师的中日文化课程，由于课程冲突，好多次没有去成，但我觉得通过这次课程让我认识到了中日文化的区别。

我们为什么总是讨厌日本人，也许是因为日本文化几乎全是中国传过去的，本来就是个蛮夷之地，蕞尔一岛；但它后来却又侵略中国，进行大屠杀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最重要的是那种不认罪的态度——否则，我也说不清中国人为什么要仇日不仇英法美。八国联军烧了我们的圆明园、屠杀了义和团。

其实关于国际关系，国家利益才真正左右一个国家的态度，本来就变得比狗脸还快，翻脸不认人常有。象我们这样持久地排日并不理智。我也无意为日本辩护，它有自己的民族劣根性，但日本文化和众多文化一起冲进中国大门，与年轻一代人紧密融合，再拒绝出去，绝不可能。

日本文化的确在影响这一代人，中国文化必然有比不上它的地方——没有什么文化和制度完美，任何文化都有不如别人的地方，我国改革开放不是去挑别人的毛病，而是学别人的优点，我们必须清醒。

中国人行事以中庸著称，但做道德判断却相当偏激。或者说二元化，不是君子一定是小人，不是好人一定是坏人，不是清官就是贪官；有句迎合皇上的话就是奸佞弄臣，非得抬着棺材死谏才叫忠臣。清官如岳飞、海瑞，要么被陷害死，要么与整个官场为敌。再比如，父母死了要守三年孝，什么事都不准干，一门心思地悲哀。当时，有个“大孝子”倒是守了二十年的孝——在这期间生了五个孩子，传为笑谈，但此人除此之外，没有杀人放火，没有违法勾当，孔融却一声令下就把他杀了，中国人虚伪得可以。孔融还以“不孝”的罪名杀了另一个他认为在父亲坟前哭得不悲的人——最后，曹操仍借着“不孝”的罪名杀了孔融，倒算首尾呼应。

而且似乎日本文化是更为灵活的，从物语文学可以看出，很早就可以抒发个人的情感。而中国，文人似乎永远是不得志的，活象一群怨妇。苏轼和辛弃疾并称苏辛，但辛不如苏，苏是士大夫兼文人，辛的范围就窄多了，几乎是职业“词人”，而填词不是正业，是野狐禅，只有科场和官场不得志，才去搞这种杂学，试想辛的心态会好吗？柏杨先生说：“日本虽然几乎吸收了中国的一切，但没有吸收科举，所以在明治维新可以一下完全崛起。”日本从中国吸收最多的似乎是李白、白居易而不是孔孟之道，可见它是有挑选的，决不接受文化倾销，倒是真的“拿来主义”。他拿到了罗盘，用作指南针，而不像中国人用它看风水；他们拿到火药，做出炮弹，而不像中国人用来放烟花。

说起来，如果日本都是从中国来的，但如今日本显然比中国发达；日本会挑选、会继承、会总结、会发扬。他们比中国更早学会向前看，中国官员在弹劾变法，日本在全民维新；日本没有中国的“利不十，不变法”，虽然也陷入闭关锁国，但立刻清醒，认清形势，抓住一切条件发展。而中国则被侵略得都快不知道自己是被谁侵略的了，还想维护“天朝尊严”，就是自取灭亡。天朝的幻想就和吸鸦片或精神胜利一样，它让我们永远认不清局势、不知道发展。

日本人还有强烈的危机意识，是受东西方文化冲击的产物。日本决不是什么地大物博，主要能源多靠进口。要发展，又不能轻易得罪美国，韩国仇日，俄罗斯强大，中国崛起，日本其实很难熬，居安思危就尤其很重要。空调不低于28℃是潜规则，结果到哪都是28℃；煮鸡蛋也要考虑怎么省一半的天然气。日本地震也很多，他们的孩子必须随时明白在危险中怎么做。

而中国，仿佛是小农意识太久了，没回过神，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杞人忧天的少，莫名其妙枉死的多。安逸舒适一天，不想明天会有什么，不直面问题隐患，正如鲁迅先生打过的比方，只关注烧麦或北极，不看肮脏的桌子和地面。

说了很多中国人的缺点和日本的优点，不是媚外，崇洋和媚外根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柏杨先生明确阐述，崇洋但不媚外。我们要学别人的优点，而不是自我陶醉，日本文化有自己的劣根性，正如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劣根性一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例外。问题在于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懂得批判亦懂得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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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培

第四篇：浅谈中日数字文化

中日文化比较论文

李雪

浅谈中日数字文化

一、中日之间与文化

对于中国来讲，日本是最近的邻邦。“一衣带水”这个词几乎成了中国人形容日本时必不可少的词汇。不仅是从地理位置上的亲近，更从古代的文化交流，文化传播上有亲密的联系，古代日本文化主要得益于对中国文化的吸收和融合。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日趋频繁无论是在外经、外贸、外交方面从事对日工作,或者就于日本独资、中日合资企业,随时要跟日本人打交道,所以,在学日语之外了解日本的文化并且进行中日文化的比较是非常重要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个国家越来越关注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学习、了解日本这个经济大国的文化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再者，作为大学生，作为国家未来的接班人，肩负着国家强大的重任，在这样的社会下，要对各个国家有所了解，特别是文化部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博采众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明显地，文化具有很大的魅力。其中语言是文化得以传播的载体，同时文化对语言有着深刻的影响。然而，在语言中，数字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从了解对数字的禁忌，喜好可以了解到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与人民的处世态度。数字不仅可以用于计算方面，而且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还可以具有不同的内涵。

二、有异国风情的数字

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250”，相信大家都熟悉不过了，它代表着“傻子”的意思。关于它的典故，由来，解释有多种多样的，有一种来历传说是：在战国时期，齐王为引出杀死苏秦的杀人凶手，巧施妙计，拿出一千黄金来悬赏杀人凶手，后来还真有四个人前来领赏，当被问该如何分这一千黄金时，有人高兴并自以为聪明地说：这简单，1000÷4＝250，每人二百五。最后，这四人被齐王处死，“250”就因此得名。这虽然是一种传说，但“250”现在确实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引用于我们的生活中，由此可以看出数字的魅力是多么大。中日文化比较论文

李雪

在日本，也有这样一句成语:“谣言不过75天”。意思是说，凡事只要过了75天大体上都会平息，比如酒井法子涉毒事件，估计最多也就是75天的事儿，很快就会从公众舆论中消失。有的语言学家指出，日本人喜欢75这个数字一是因为它是奇数，二是因为两个半月正好可以跨越一个季节，所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体上说的就是这个感觉！数字的影响潜移默化，不仅是日本人记数所用，有更多的引申义，有更多的意义。

三、两国对数字“情有独钟”

数字对于中国、日本这两个东方大国来说来说就有特殊意义，人们对数字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中国的简单一到十，百，千，万这几个数位中其内容就丰富无比。中国人喜欢用很多俗语，成语来赋予它不同的特殊的含义，而文化传统受中国影响的日本也有很多的俗语或成语来表现数字的特殊魅力。同一数字，在同一国家不同的文化领域有吉凶之分，在不同国家可能有相同的忌讳或者钟爱。不同的数字在中国与日本之间往往有不同的含义，有的代表吉祥，幸运，有的确是两国的禁忌，特别地，往往同一个数字在中国是吉祥的数字，在日本却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禁忌数字。

中国的数字从一开始就有：一团和气，一路平安，一帆风顺，一登龙门，双双对对，一双两好，二姓之好，二人同心，三星高照，花封三祝，喜报三多，岁寒三友，四海一家，四远流名，四喜同乐，四艺雅聚，五路财神，五风十雨，五谷丰登，五世齐昌，六合同春，六畜兴旺，六马仰秣，六趣众生，七子团圆，七步之才，七擒七纵，七星宝剑，七具陈，八仙过海，八仙庆寿，八斗之才，八方呼应，九九归真，天保九如，山河九鼎，九鼎大吕，十步芳草，十全其美，寿天百禄，百事大吉，百战百胜，长命百岁，千战一合，千里之足，日行千里，千秋万岁，万里河山，万福来朝，万象更新，万事亨通等等，统统代表了吉祥的祝福语，不仅仅读起来朗朗上口，而且一听就让人赏心悦目，心情舒畅。还有不管三七二十一、二一添作五、三下五除二、八九不离十、十有八九、九牛二虎之力、十拿九稳、十万八千里的俗语，更是浅俗易懂，表达明了。由这些可以看出中国人之于数字，不仅是记数，其中往往包含着更深的意义，分析其中不难中日文化比较论文

李雪

得出中国自古以来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和人民的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更是当今中国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有力的思想源泉。

在中国，经常会听到“买车牌号”、“买电话号”这些话，中国人往往愿意花很多钱来买一个“幸运号码”，中国人往往认为号码“靓”的话，会给他们带来运气，中国人花几十万元买下一个幸运数字最多的电话号码或车牌号，已不是新闻。这种现象已经不仅仅是因为中国人迷信的缘故了，更多的是，对数位的一种信仰，一种自古以来的传承信仰。当然，中国人最钟爱的数字莫过于“六”“八”了，所谓“六六大顺”，“要得发，不离八”，就道出了其中原委。另一方面，中国人禁忌的数字比起幸运数字多得多，总体上说，比较忌讳单数，正所谓“好事成双”。例如，数字“三”，汉语读音接近于“散”，因此在一些做寿，结婚等喜庆的日子里忌讳这些数字，包括送贺礼，贺金的人也要注意不可以是有“三”的数量，这样会被认为故意找茬，不真心祝福他们；数字“四”，被我们视为大凶，因为同音于“死”，因此在一些车牌号，门牌号等不易出现这样的数字，给人很不好的感觉，但“四”也有品“买卖通四海”、“四通八达”等等之说，对于“四”我们应用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意义；还有忌讳“九”，特别对于年龄，以“九”为结尾的岁数时，人们会认为这一年行凶，一些迷信的父母会去求神拜佛，采取“添油”（既是捐钱建造神庙或者买东西求拜神灵，祈求保佑平安）这种方法来保佑这一年的平安，特别是老年人，每当到了以“九”为结尾的岁数时，那一年都特别当心，其一是身体比较虚弱，其二是对这个岁数的害怕，他们会认为自己能够挨过这一年就能获得更长久些，但在中国古代“九”又有把天子说为“九五之尊”之说，“九”有时也代表权利的至高无上，“九五之尊”“九九归一”就证明了这一点；还有号码“七零八六”、“五三五四”之类的数字也忌讳，因为他与“七零八落”、与“吾散、吾死”谐音。

对于日本没有像中国一样这么多的俗语或者成语来表示数字的应用之广泛，但是日本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把数字应用到姓氏上，例如“一丹”、“二井”、“三木”、“四岛一味川”、“六角”、“七条”、“八馬”、“九鬼”、“十石”“百元”、“千家”等等，这些尤其可以看出日本人对数字的敏感和应用的重视，更可以看出日本是一个对数字有着很深信仰的国家。数字被日本人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从侧面反映了日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理。中日文化比较论文

李雪

日本人比较喜欢奇数，他们认为单数为阳，象征吉祥。平时送礼，捆礼品的绳子一定是单数，家里的摆设喜欢用挂一幅字，一幅画，插一枝花等，而双数的数字一般只用在供佛，祭拜死人时才会使用。日本人特别喜欢“三”，他们认为三是吉祥数字，在婚礼仪式上新郎新娘喝交杯酒时各用三只一组的酒杯饮酒，但又忌讳“三”人一起拍照，他们认为中间的人被左右的人夹着，是不幸的预兆。“七”在日本也倍受青睐，日本把“七”用在很多商品的命名上，日本人喜欢这样的商品，他们认为这样的商品会给他们带来信心和好运。日本人对“4”和“9”非常忌讳，因为在日本“4”的发音是“し”与“死”同音，如在日本的医院就没有4号、14、42号病房，由于 “42”的发音是死的动词形，因为医院里的病人最忌讳的就是“死”，出门旅行，日本人对于与“死”发音相同的4号座位也很忌讳。“九”的发音与“苦”相同为“く”，日本人过新年时要在门前立“门松”，也都避免在29日那天，就是因为忌讳“9”即“苦”，这两个数字的忌讳与中国尤为相似。但日本人还对“六”忌讳，在日本，“六”与“无赖”“碌”谐音，“碌”下接否定即为“不正经，不像样”的意思，这个与中国完全相反。“13”也是忌讳的数字，许多宾馆没有“13”楼层和“13”号房间，羽田机场也没有“13”号停机坪。

四、数字文化

数字不仅在中国和日本应用广泛，在世界上各个国家也是一样，它的有趣应用，可以丰富人们的生活，使生活更加有趣，并且渐渐形成一种文化，一种约定俗成的东西，成为人们研究这个国家的重要部分。要了解一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就要了解它的文化，了解它的文化，就少不了要了解数字在这个国家的应用，才可以“投其所好”，更好地与他们相处，与他们互相交流，从而达到文化更好地交流的目的。中日文化比较论文

李雪

参考文献：

[1].冯富荣,杜英起.邻家之眼——中日文化比较学习读本.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南开大学出版社

[2].作者.文章题目.2009-12-3.http://nsljd.yiwu.gov.cn(中国文化网).

第五篇：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中日企业文化比较研究

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企业文化就被提出,自此以后越来越受到企业界和理论界的重视,成为企业加强管理、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内在要求。由于不同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不同,企业文化现象也千差万别。本文将以中日为例，探讨中日企业文化的区别与融通之处,其融通之处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其区别则是互相借鉴、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基础。如果我们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实践中吸取和借鉴日本优秀的企业文化,一方面能为企业文化建设带来新的思想，另一方面也能为中国企业进入日本市场奠定基础。本文也将结合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建设来展开讨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松下和海尔的企业文化就是中日企业文化的缩影。相关结论也为中国企业处理在日本发展时由文化差异引起的问题的解决提供建议。-

关键词：中日 企业文化 比较启示

正文：

1、企业文化的由来、内涵和作用

企业文化这一概念来自西方,企业文化的内容却形成于东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的企业界开始出现了企业的经营哲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萌芽。到了80年代,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裔美籍管理学教授威廉·大内,凭借自己所兼备的日、美两国文化以及心理素质的优势,提出了企业文化理论。大内及其他学者发现一些企业中形成的特殊企业文化成为企业发展的强大动力,经过总结、推广,被视为现代企业走向成功的管理意识革命,从而进入了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管理时代。

何为企业文化?国内外专家学者的说法并不统一。我们认为:企业文化是本国民族文化与现代文化相互影响在企业中的具体反映,是企业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思想、意识、观念等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企业文化以企业精神为核心,由三个层次组成:

(1)最外层:即企业的物质文化层。包括企业生产经营的物质基础。这是企业精神文化的物质体现和外在表现,具有物质特性,构成企业的硬文化。

(2)中间层:即企业的制度文化层。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人际关系及其为开展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制订的各项规章制度。它是企业物质和精神文化的中介。

(3)最内层:即企业精神,属于企业文化的软文化,是企业文化的内核。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和精神文化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企业文化的丰富内涵。

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企业内部的物质、制度和精神诸要素的动态平衡和最佳结合。其精髓是提高人的文化素质,重视人的社会价值,尊重人的独立人格。企业文化对企业和职工的行动发挥渗透、潜移、感染等作用,具有传统的企业管理方法难以相比的管理功能。它通过打破传统观念,树立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新观念,使职工理解经营战略,通过价值观体系的建立和调整,形成强大的实施经营战略的精神动力;通过组织制度的调整,提供战略实施的组织制度保证;通过科学文化技术培训,使职工胜任战略实施的职责。大量事实证明:企业成 功的决定性因素并不全在于拥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企业文化在企业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中国的企业文化的特点

早在企业文化没引进中国以前,不少企业中就存在着类似企业文化的企业精神:如“三老四

严”的“大庆精神”、“鞍钢宪法”等等。80年代中后期引入企业文化理论后,越来越多的企业提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理论,突出了以人为中心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在当代企业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有许多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自强自信、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翻开中国的近、现代史,我们就会发现,中国人民为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一刻也未停止过,中国人民也从未被帝国主义列强下倒过。不屈不挠的斗争,磨练了中华儿女的意志和毅力,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在中国社会及当代企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所以中国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将表现出不甘落后、追求卓越的顽强精神。

（2）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产生于中国,因此在中国发展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论有其得天独厚之处。诸如,儒家文化中倡导人勤劳、爱国、孝敬父母、和为贵、与人为善等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也是企业文化的灵魂。这也启示我们企业的领导者如何不只凭权力建立威信和征服人心,而靠“个人魅力”去影响员工,增强自身的道德、关心员工的成长等，这样才能等去获得职工的服从和信赖。

（3）“人治”、“ 情治” 与“ 法治” 相结合企业文化。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许多企业都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工作, 而且也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效, 但从总体上来说, 我国的企业文化建设活动仍然处在起步阶段, 所以法治化的局面并未真正形成, “人治”的成分仍然 相当多。诸如长官意志,说话随意性的和模糊性的习惯, 裙带关系等行为随处可见,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历程。

（4）个性不明显。如果从作为个体的企业这个角度进行比较, 我国大部分国有企业也并未形成自己有特色的企业文化, 国外许多企业大多有自己的特色鲜明的个性化企业文化, 他们各自的企业文化实质上形成自身的象征和标志。例如美国IBM 公司的“ 服务”文化, 日本SONY 公司的“开拓者” 精神等都是与众不同的很富有个性特点的企业文化实例。

以中国代表性企业----------海尔公司为例。90年代, 建立企业文化在中国企业界被广泛提及。其中最具代表性企业是综合家电厂家海尔集团公司。海尔公司在短短的20年里从一个濒临倒闭的总校企业成长为跃居世界第五位的家电厂家。海尔之所以能实现快速增长,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自己优秀而独特的企业文化。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 海尔公司的经营理念是以人为本、追求卓越、敢于创新。海尔按照广义文化观的要求, 以观念创新为引导, 以制度创新为手段,实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效果, 并以物质文化创新实现“敬业报国“、创世界名牌的企业精神与追求。海尔的文化管理, 是基于中国特有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密切结合社会转型的现实, “兼收并蓄、创新发展、自成一家”(张瑞敏)的中国式管理的典范之一。张瑞敏认为,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主题是人, 因此人的意识和价值就有着特殊地位。海尔把人当作主体, 一切以人为中心的理念, 在企业内部营造信任人、关心人、理解人的文化氛围。你拥有多大的发展空间, 企业就为你搭建多大的发展舞台。海尔的目标是创世界名牌, 振兴民族产业。这一理念与员工个人价值的追求完全一致, 成为企业强大的推动力。在这种力量的推动下, 在创新理念引导下, 海尔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大到强, 从中国走向了世界。

海尔的企业文化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成功代表，海尔摈弃中国企业文化中很多不适应现代化企业发展的因素，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自身企业文化建设相结合，形成自己独特的、适应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文化，是这种文化支撑着海尔的持续发展，我们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往往忽略企业文化建设，认为文化很虚，不如领导的决策、硬制度来得实在，花人力物力去搞企业文化还不如多买几套设备，这在短期看是对企业有利的，但眼光放长远一点，这就行不通，企业也许发展四年、五年后就缺乏发展动力了，到时企业还得花更大的代价去搞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做得好，员工素质就上来了，潜移默化地就按照企

业文化的引导去参与企业的各项任务，而且不用上级领导不停地指示才会去做，这样企业管理成本就下来了，另一方面，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也高。综合来看，企业文化是对企业长远发展百利而无一弊的，我们企业要牢记这一点。

3.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

(1)忠诚精神和“ 家”的 观念

“忠”和“诚”是大和民族价值观的最高境界,忠诚与否成为社会衡量个人人格的最高标准, 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企业考评员工最基本要求。以厂为家, 爱岗敬业, 企业就是员工家的缩影, 员工与企业保持家的血缘, 就是把企业当成家来看业的薪酬制度和激励机制主要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资历等级制, 并通过这些强化企业为家的理念, 使员工与企业合为一体, 使员工对企业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忠诚心, 为企业尽忠, 对家长(企业主)感恩。日本企业广泛存在家族主义、家庭理念, 企业也在有意识地营造“家庭”气氛。在企业内, 员工与管理者、员工与员工之间有着家庭成员般的感受, 把企业看成是“自家的企业”;在企业外, 员工主动维护本企业的利益和形象, 以为企业服务为荣, 以企业为家, 有着崇高的自豪感。一个人一旦选择了某一企业, 其命运就同该企业联系在一起, 企业的成败与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 企业成为员工的衣食父母, 员工的经济地位完全取决于企业的经营状况,甚至员工的社会地位也取决于供职企业的地位。所以, 企业内家族式的人际关系, 使个人对企业有极大的同心力, 每一员工都主动为企业的存续和发展而奋斗。在今天的日本, 一个人全部生活的幸福,实际上仍取决于他是否受雇于一个大企业。员工以“家”的态度来对待企业, 不仅是为了企业发展,同时也是为了自身利益。从企业角度看, 员工对企业的忠诚感、经验与资历对企业的潜在贡献远比其他物质资源、资金、技术重要。企业也把员工视为家庭成员, 努力为员工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动力, 员工不仅是企业的一种生产要素, 也是企业的主人。

(2)集体主义和团队精神。

日本企业虽然等级森严, 但在管理、决策上仍以集体主义倾向见长。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观念外化为团队精神, 员工的团队精神是以个人加入特定企业为前提的, 个人进入某一企业, 成为企业的一员,个人利益与企业命运即成一体并维系终身。日本企业十分重视并充分发挥非正式组织在企业管理上的效能。因此, 企业的团队精神不仅表现外在形式上, 而且也体现在心理感知上。日本企业非常重视集体努力与协作, 推崇团体智慧, 发挥整体优势, 讲究和谐统一, 培育共存共荣的团体意识, 企业认为员工的积极性是企业的重要资源, 企业要为员工营造一个愉快、温馨的环境, 员工也需要一个和谐、互动、认同的集体。个体被融合在团体中, 团体意识被强化, 个体要想在企业中获得成功, 必须与周围同化, 求同的企业文化客观上有利员工的责任感、事业心和团队精神的发挥。日本企业的决策方式是一种自上而平和, 自下而互相结合的集体决策形式, 既能群策群力, 集思广益, 保证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又能调动员工的参与意识, 使计划得到顺利落实。

(3)人本主义精神

日本文化吸收了儒学“人和” 思想, 还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来, 并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 进而升华为人本主义。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 “人和”不仅是人生哲学和伦理观念, 也是企业的管理哲学。在企业管理中, 各项规章制度只是管理的外化形式,而企业员工共同的价值理念、群体意识和精神面貌这些是内在本质的东西。日本企业文化是在“和合”理念基础上, 经过潜移默化逐渐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强调“以人为核心”来培养人和使用人, 在企业生产经营诸要素中, “人”是最重要的资源, 没有高素质人的管理, 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就不能发挥最大效率。“人和” 是一种精神境界, 企业不仅是一个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体, 而且应当成为满足企业全体成员人文需求的精神家园。在企业管理者、所有者与员工之间, 员工与员工之间, 除了在本职工作上的通力配合外, 还需要不断

增加相互之间的亲密感与信任感, 努力创造一个友善、愉快、和谐的氛围, 使员工拥有极大的满足感、归属感, 能在工作中体味出工作乐趣。企业不仅要为员工创造舒适的工作环境, 为员工及家庭提供物质生活保障, 还要尊重员工的精神需求, 特别是为员工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人生舞台,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使员工与企业成为一个集物质利益与精神需求合二为一的命运共同体, 使员工自觉、主动地为企业工作, 为企业发展着想,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 索尼公司总裁盛田昭夫说: “日本企业的成功并无任何秘诀和不可与外人言传的公式。不是理论, 不是计划, 也不是政府政策, 而是人, 只有人才能使企业获得成功。

纵观日本的大量成功的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松下公司的企业文化是日本优秀企业文化的代名词。松下的企业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但其中最具特色、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还是自来水哲学。早在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建立之初,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就以自来水的供给为例,阐述了他的创办企业宗旨及经营信念。他认为,松下公司所生产的产品,首先要价格便宜,广大消费者能买得起,其次要货源充足,保证市场的大量需求,就好比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自来水一样,既价格便宜又源源不断。按照松下的企业哲学,那就是社会培育了企业,企业应该满足社会的需要。而与此同时,企业也将得到社会的酬劳。松下的企业文化中另一重要层面就是以人为本的经营理念，这点正是日本企业文化的最大特点。每当新入公司的员工进行培训时,经营者们都说这样一句话:松下公司是制造人才的地方,也同时制造产品,但在制造产品之前先培育人才。可以看出,优秀的企业文化是企业成功的决定因素。松下公司正是因为拥有了这种优秀、独特的企业文化,才使企业经营获得了成功。

4.中日企业文化比较分析

（1）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

中日两国同在亚洲，并且彼此毗邻，尽管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的渊源存在着诸多的差异,但是,在社会结构、伦理道德价值观等方面仍具有一致性,这使得中日两国企业有着许多共性文化特征。如日本企业所倡导的“工业报国”、“团结一致”、“家庭式的美德”、“人和”与“忠诚心”,以及团队精神、家庭式经营等等,与中国企业所奉行和提倡的“富强国家”、“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爱厂如家”、“识大体、顾全局”、“以诚相待、以信为本”等等,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儒家道德道德的影子。从这点上来看两国企业文化是共通的。

具体来说,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表现为:

1.家族化的特性。中日社会结构都有家族化的共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日企业的经营也都具有家族色彩。日本企业的家族式或泛家族式经营、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下国营企业的“铁饭碗”等等,都带有家族特征。由于家族是一个稳定的整体,不需要流动,是与生俱来的。这就促使企业员工终身全力在企业内部经营,缺乏流动性。员工把企业视为了包含浓厚道德意识的“第二个家庭”企业的经营者被拟化为社会家庭的家长。

2.稳定性。

社会结构的家族化保障了中日企业的稳定,但传统伦理价值观的束缚却使这种稳定走向了极至。中日传统伦理价值观均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较深,诸如仁、义、礼、智、忠、孝、和等行为准则已深入人心。特别是在日本社会中,“忠”被放到伦理道德准则的金字塔尖,是涵盖一切伦理标准的最高美德。员工进入公司,有一种对公司感恩报得,从一而终的感情。另外,这种忠诚还表现为对企业文化存续的认同,使得企业文化持久延续、难以变异。中国企业也有同样的特点,“铁饭碗”的观念长期使职工思想稳定,乐知天命,企业领导“不求无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又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企业文化遵循其应有的模式一成不变。中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平衡”也在引导企业追求平稳、中性的发展，既不激进也不萎缩，这在一

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文化的稳定性特征。

3.情感性、微妙性和亲密性。

由于中日企业文化都有视企业为大家族的特点,所以其中必然存在家族内部“和为贵”、“仁爱”、“礼让”等特征。具体来说,中国企业文化以儒家伦理为核心,以情感为基础,注重感情投资,倡导诸如“关心职工生活”、“互尊互信互助互谅”等等。日本企业常向员工昭示“礼貌谦让”、“感恩戴德”、“待人亲切”等信条,企业主、厂长、经理等扮演着严父慈母的角色,并通过自身示范和讲解,向员工传播企业经营哲学和人生价值观。

当然，作为两个相互毗邻的国家，其企业文化的共性特征远不止以上所列举的几种，只不过它们是两国企业文化中最具特点、最为明显的共性特征。这种共性特征是中日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日本有丰田、松下这样的大公司，中国也有联想、华为、海尔这样成功的企业，有这样的企业文化共性基础，中国企业到日本发展或者说日本企业到中国发展就更有成功实现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华为到日本发展，派出中国的员工，招聘日本员工，建厂生产产品，两国员工或管理者需要交流、沟通，由于有一些共性文化的基础，沟通起来就方便自然很多，减少很多管理成本，我们很容易理解日本企业的家族化特性，因为我们中国企业也有这种特点，这样，日本企业的终身雇佣制、家族式经营我们中国公司就可以继承，完全没必要引入新的机制，同时在与其他企业的交流中，我们也能根据其文化特点推断它们的一些经营战略，这样对于中国企业参与与日本企业的竞争或合作都有利。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正是这个道理。

对于中日两国更多的中小型企业来说，出口进口是中日两国企业最重要的交流方式，这貌似与企业文化没什么关系，其实不然，产品设计、产品促销往往也体现着一个企业的文化，以产品促销来说，从本质上讲，产品的促销沟通过程也就是帮助顾客认知产品、改善产品形象的过程，从而也是提升产品竞争力的过程。在沟通过程中，准确地对目标顾客的文化心理的把握，以及对其意识深层中的愿望的迎合，往往可以使产品在广大沟通受众的心目中形成夺目的晕轮，从而使本企业产品轻而易举地抢占到顾客心灵位置的制高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到日本，因为有企业文化的共性根基在，所以我们企业设计产品、在日本进行促销就有优势，产品卖得好，企业就能发展更好。当然，这种优势在在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也同样体现。日本贸易振兴机构16日公布的“2011年上半年（1~6月）日中贸易”数据显示，贸易总额为1631亿5101万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9%，创上半年贸易总额的历史新高。这么大的中日贸易额也暗示这两国企业文化中强劲的共性特征。

研究中日企业文化的共性，以这种共性为基础，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为两国企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两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契机，积极需求与对方的交流，追求企业的长远发展，实现两国企业的双赢。

（2）中日企业文化的差异性。

尽管中日企业文化深受传统文化中家族化、儒家伦理价值观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相似特征。但是由于企业文化渊源上的诸多不同,也导致两国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差异。具体表现为：

1.个体与群体

中日社会结构都表现出家族化的特点,其企业文化理念中群体意识都很强。但是在企业内部,个体价值观、个性自由的体现却差异明显。日本人很早就注意到个人主义在某些方面的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极端的个人主义将会导致社会和组织协调的困难。只有将个人主义融入群体和谐之中,个人在群体中的价值才能得以充分的发挥。于是,他们将个

人主义与东方文化巧妙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既重视个人表现,又讲究群体和谐的独具特色的日本式“个人主义”。在对待群体与个体的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强调整体和谐统一,但却忽视个性价值表现。特别是在传统的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氛围中,中国企业“集体主义”中的统一、整体的一面被无限夸大,群体与个体被对立起来,对外缺乏竞争与协作精神,最终形成中国企业内部活性的不足。

2.物质与精神。

中日均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两国对儒家思想的认识却并不相同。中国把“仁”作为核心,常有“重义轻利”之举,即过分的追求名分道德,正当的物质利益要求被视为“利欲熏心”。这种轻视物质利益的传统观念导致了我国企业管理的激励结构失衡,管理者一味重视“精神激励”,而轻视“物质激励”对发挥员工能动性的作用。当西方现代物质利益观念流入中国时,“传统文化中提倡伦理中心的原则又与之发生了冲突,又出现了片面追求物质刺激的倾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反映出中国企业文化中对“义”和“利”理解的不足。日本人习惯于把外来文化加以“日本式”的改造。在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方面,他们既看到了儒家文化中“重义轻利”思想对企业发展和员工激励的局限性,也认识到在一定条件下中国儒家文化中节欲、勤奋的观念,对企业发展壮大和员工激励的积极作用。他们巧妙的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双重性,把获取物质利益视为人的正常需求,用物质利益激励员工去努力工作,同时教育员工应勤俭节约,不必奢侈浪费。这样,“他们既接受了中国儒教崇尚简朴、勤劳的美德,又巧妙地避开了中国文化中抑制物质欲望的观念”。二战后,日本工人的生活水平远远低于欧美国家的工人,但个人储蓄率却远远高于其他发达国家。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帮助了日本战后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于中日企业文化差异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企业文化中的局限性，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并不成熟，日本经历二战后迅速崛起，已形成了成熟市场经济体制，其企业文化也相对中国更为成熟，这使我们应该认识到的。认识到这种差异是中日两国企业文化相互学习的基础，特别是对中国而言，这种差异为我们的企业向日本企业学习提供了契机，我们要学习日本企业如何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结合来发挥企业文化巨大的引导作用，将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来发挥巨大的激励作用，学习如何将西方先进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国内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都是我们企业想进一步发展必须去做的，去学习改进的。

5.结语

企业文化的机能就在于给予企业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据此能够统一企业内部,形成巨大的“合力”,发挥出“整体效应”，企业文化的建设是现代企业走上长远发展道路的基石，企业文化不是一朝一夕能形成的，它需要企业的长久积累，通过学习先进的企业文化企业可以为自己企业注入新的文化基因，不断升级改造原有文化中不足的方面，以此支撑为企业的长久发展。通过中日企业文化的详细比较，一方面，我们能看到两国企业文化中共性的特征，这些共性使我们两国企业交流的基础，也是交流的机会，它能促进两国经济上的发展，为双方企业提供契机，我们中国企业要把握好这样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发现两国企业文化中的差异要素，差异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也有其要性，因为它可以增进双方的优势互补，只要运用得当，对方优秀的企业文化完全可以用来完善自己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不足。整体上看，日本的企业文化建设更有其先进之处，日本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形成日本独特的企业文化，是这种企业文化支撑着日本企业的长足发展。所以才有了世界著名的丰田、索尼、松下……..中国企业最缺少的还是学习力，企业文化建设尤为如此，我们很多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固步自封了，没有学习的动力了，企业文化没有新的基因注入，老的模式不能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样的企业必然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中国的企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也能从日本文化建设中学习来，要将这种学习力融入到企业文化中，这是根本，这种学习能力注入企业文化中，必然引导企业积极寻求与外界交流，这样才能学到先进的管理经验，将其引入企业文化建设中，让企业文化保持一种“动态平衡”，动态是相对于外界环境变化，平衡是相对于企业已建立的文化。只有如此，我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才能适应新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只有如此，企业文化才能成为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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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丽华,等.透视日本企业文化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东北大学学报,2003,(3)

（5）潘承烈.中日企业文化荟萃[M].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6.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