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思考（范文大全）

第一篇：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思考

一、当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的表现立案监督力度不够。一是案源渠道不畅，立案监督线索不多。二是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事实、证据过严。有的检察机关在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时，以事实、证据是否足以定罪批捕、提起公诉来决定是否对某一个案件实行立案监督。三是有的公安机关态度消极，对通知立案的案件“立而不查”的现象时有发生。四是被害人与检察机关认识有冲突时，检察机关是立还是不立，无所适从。如果被害人认为某案属于该立不立，而检察机关认为公安机关对该案不予立案是正确的，法律没有作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有一定难度。五是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侦查而立案侦查的案件监督，缺乏依据。侦查监督效果不明显。一是对侦查人员刑讯逼供行为监督困难较大。二是对另案处理案件监督难。另案处理主要有两种情况：在逃和治安处罚。对“在逃”是否确实，检察机关监督工作不能深入到乡镇一级的基层单位，信息反馈滞后，很难起到有效监督作用。治安处罚是否得当，是否应立案而作治安处罚，检察机关缺乏监督的必要措施，监督效果也不理想。审判监督难以显示出应有的效力。一是有的检察机关往往只重视公诉权的行使，重心放在了公诉的质量上，而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监督职责，出现了一手硬，一手软的情况。二是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仅限于对公诉案件审判的监督，而对自诉案件的审判活动监督基本上没有开展。由于对二审、再审抗诉案件过去采取书面审理和调查讯问的方式审理的比较多，客观上削弱了人民检察院的审判监督工作。三是检察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后，人民法院是否接受改正，没有法律规定，审判监督的效力也就大打折扣，其效果比较差。四是判决、裁定监督效果不佳。近几年来，抗诉案件的改判率一直不高，难以达到有效的监督效果。执行监督不到位。对批准暂予监外执行的决定，检察机关只能提出书面意见，执行机关如果不采纳检察机关的正确意见，检察机关也无其他监督手段；对减刑、假释，由行政机关提出建议，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人民检察院仅得到裁定书副本，很难发现其中的违法之处。即使发现后提出书面意见，人民法院不予采纳而作出维持错误裁定的最终裁定时，人民检察院也就无法再继续实行监督。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没有深入开展。一是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对法院错误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权力，而未将其他的诉讼行为、执行环节纳入监督范围，监督内容上的不完整必然影响监督效果。二是抗诉与再审脱节，形成监督“真空”。上级检察机关对下级检察机关提请或建议抗诉的民事申诉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抗诉条件，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后，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不再过问抗诉结果如何，法院也不将抗诉结果通知检察机关的现象，形成了只管抗诉、不管效果的局面。司法实践中，大量的抗诉案件，上级法院都要发回再审，下级法院不可能将再审通知送达上级检察机关，而下级检察院因无抗诉权，没有上级检察院的指派，便无法出庭支持抗诉，从而造成抗诉与再审脱节，形成监督“真空”，影响了抗诉效果。三是抗诉改判率较低。大量民行抗诉案件都是上级法院发回原审法院自行再审，再审案件久拖不决，难以改判，抗诉效果不能真正得到有效体现。

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弱化原因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监督理论体系还远未形成。目前的法律监督理论研究多致力于检察实践经验的总结，有的就理论而理论，使许多设想和原则流于理想层次，有的则停留在低水平的重复上，成为注释法律条文和具体实践的工具。当然，这些探讨和研究，也是我们所必需的，但法律监督作为当今最丰富、最具实践性和研究性的一项课题，由于缺乏基本的理论构架和引导，使其理论研究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这也是当前法律监督理论整体感不强、系统性不够，导致法律监督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立法过于原则、空泛。如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分别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范围只限于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监督，而且这种监督也只限于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这一形式。对于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生的“暗箱操作”却没有手段进监督、制约。再就目前相对完善的刑事诉讼监督来讲，虽然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但监督范围及程序仍有诸多疏漏和缺陷。如在立案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在立案中发生违法行为提出纠正意见，如果公安机关不予采纳、拒不纠正，检察机关如何处理，法律缺少规定。对通知立案而公安机关不立案的情形，法律也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缺乏刚性的保障措施。如检察机关提出的“立案监督”、“案件退查制度”、“不捕、撤诉跟踪”等，对侦查活动和侦查结果的监督措施，受到公安部门的冷遇；审判监督的“跟踪制度”、“备案制度”、“超期羁押人犯的检查制度”等，法院系统不接受。

第二篇：检察机关论文法律监督论文

检察机关论文法律监督论文：检察建议的适用现状及完善对

策

[摘要]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其原因是对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存在误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是法律监督行为，而是具有一定约束力的事实行为。可以借鉴行政指导理论，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为检察指导行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改革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程序、提高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理论水平、提供公正的司法救济。

[关键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检察建议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检察过程中针对不宜通过诉讼解决的问题向有关部门提出的建议。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一度被认为是检察机关一般法律监督表现形式，其目的是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因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被检察机关广泛适用。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度至今没有被系统的研究，也没有明确的立法规定，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因地制宜、因事而宜，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因此产生诸多弊端。

一、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第一，无法可依，效力不足。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同于刑事检察建议，刑事检察建议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5条第2项规定，检察人员发现提

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检察建议的，法庭可以延期审理；第174条第1项规定，对依法可能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适用简易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刑事检察建议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对法院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因而刑事检察建议属于法律行为。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宪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检察官法》、《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均未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职权。而仅有的依据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理规则》，该规则只能算是检察解释，其内容却又超出法律明确授权范围，因此对法院而言其法律效力大打折扣。

第二，程序简单，缺乏制约。因无法可依，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提出的依据、审批的程序与权限以及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范围等都没有明确规定，各地程序差异极大。相对于公诉书、抗诉书及纠正违法通知书而言，程序过于简单，并且缺少必要的制约。有的由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有的由检察长或分管检察长决定；有的由业务部门领导决定；有的由办案人员自行决定；甚至有的由书记员决定。

第三，内容粗浅，无的放矢。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事实上履行的是法律监督职能，应该具有明确的目的，或针对安全

防范存在的问题，或针对执法方面存在的问题，或针对人员的表彰或处理方面的问题。但检察实践中，许多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内容粗糙、说理性差，没有说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依据、要求与理由，使人不知所云、无所适从。

第四，数量过滥。由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制定程序缺少必要的监督与制约，制定、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比较随意，结果导致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权的滥用，不应该发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情形也发出建议(如民事纠纷)，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生活。

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定位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弊端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未对其明确定位，产生了相互矛盾的认识，不同地方根据相互矛盾的认识建立了相互矛盾的制度。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理论上的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定位于法律监督，却缺乏相应的法律效力；二是重视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监督作用，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只不过属于建议而轻视制定程序；三是认识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的法定职权，但在造成他人损害时，却认为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并无强制力从而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虽然是事实行为，没有法定的约束力，但具有一定事实的强制力。司法实践中大多数民事行政检察建议都得到不同程度的落实，因而民事行政检察建议具

有事实上的约束力。其效力渊源是:一是检察机关的权威性。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享有强大的权力，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侦查监督权、批准逮捕和决定逮捕权、公诉权、抗诉权、狱所监督权等，对社会各层面具有相当大的威慑力，有关单位或者出于对国家检察机关的尊重，或者基于对检察机关监督权的朴素认识而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二是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实用性。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不乏有针对性强、理论性和实用性也都比较强的例子，能够针对有关单位存在的实际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律解决方案，给有关单位带来实际益处，因此当事人愿意接受。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够解决有关单位的法律问题，对公民、法人有益。

日本法学家室井力说:“由于一切行政活动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所以行政指导也必须合法。因此不允许行政指导超越有关行政机关组织法规定的权限。”[1]民事行政检察建议亦然。虽然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没有明确的限制范围，但根据《民事诉讼法》与《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其范围应限定在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有关的当事人与事项。其他诸如普通民事纠纷、行政违纪等不应适用民事行政检察建议。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路径

民事行政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一种民行检察监督方式，笔者通过调研认为，规范民事行政检

察建议，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作用应从以下四方面入手：

首先，要在立法上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就目前情况而言，民行检察监督

采取检察建议这一非抗诉方式，既可以对民行检察监督进行丰富和补充，又可以体现民行检察广泛的法律监督性质。司法实践证明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简便灵活，行之有效，是对单一抗诉监督机制的有益补充。只有在两大诉讼法中确认民事行政检察建议的法律地位，才能解决上述立法缺陷，从而使检察建议具有不可动摇性和权威性，以达到监督目的。

其次，要明确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检察建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应该是人民法院作出的生效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决定、命令、调解书，包括人民法院的执行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保全裁定等确有错误的，以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不决定抗诉的案件。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如下几条标准：一是标的小，影响不大不需要抗诉的民行申诉案件。二是确有错误的调解书。三是确有错误的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裁定。四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存在的一般违法问题，如违反程序法，但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情况，在执行活动中超范围扣押被执行人财产以及乱扣押、冻结案外人财产等执行违法，宜采取检察建议方式予以纠正。

再次，规范程序，增强检察建议实效性。检察建议的质量是其灵魂所在，检察建议能否被接受并执行，关键要看建议的合法性、针对性和可行性。一要确保建议的合法性。要依据法律法规展开调查研究，尽可能全面地掌握被建议单位的基本情况，做到让事实说话，无论是指出问题、分析原因、总结教训、提出建议，都必须客观实在，既要突出重点，又要有的放矢。二是确保问题的针对性，即要找准问题的原因。在调查事实情况的基础上，还要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理或剖析，务必切中要害，以换取发案单位的共鸣和警醒，抓住问题根源，找准 “症结”，突出建议的针对性。三是确保建议的可行性，即解决措施要具体、可行。找出“症结”所在之后，就必须积极研究预防措施，可以从发案部门或发案人员作案手段或作案过程入手，提出防范措施，防止再发生类案；也可以对尚未发案但确实存在漏洞的薄弱环节提出整改意见，防患于未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建议一定要具体、明确，符合被建议单位的实际情况，同时又是被建议单位通过努力可以做得到的，这种建议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不然就是“纸上谈兵”。[2]

最后，还应通过立法明确人民法院收到检察建议后的相关程序，可以规定允许人民法院通过简易程序或者不开庭审理或者直接以裁定纠正错误。

第三篇：监督的双向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12

监督的双向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

自侦案件、批逮的监督问题。人民检察院除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侦查外，还负责刑讯逼供、徇私舞弊、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等案件的自行侦查工作。检察机关的自侦案件缺乏监督，几乎不受外部力量的制约。虽然，审查逮捕部门和审查起诉部门间有一定的制约关系，但内部的制约监督流于形式，难于发挥实际效果，产生了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的侦查活动，但自己的侦查活动不受监督的怪现象⑤。另外，批捕行为由自己实施监督，自己监督自己，出现了监督的双向性。庭审过程中的监督问题。《刑事诉讼法》第1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开庭审理活动检察机关既是诉讼活动的参加者又是监督者。监督行为与出庭公诉行为合为一体，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来说，都是不应允许的。

审查起诉、抗诉的监督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主体，又同样作为刑事诉讼活动的监督主体，处于一个系统之中，同一身份履行监督和起诉、抗诉职能，容易出现监督的双向性。, 减刑、假释等执行中监督的问题。执行行为也是法律监督中重要的一个环节，特别是司法实践中，有违法减刑、假释的现象，不断的减刑、假释实际上是将裁判权逐步的分化，现在的监督机制当中检察机关对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缺乏监督力度，笔者认为，减刑和假释等执行行为应改由法律监督委员会实施专项监督。

现行职能配制的弊端在于检察机关权力种类多，职权分散，权力重点不明确，内部机构设置不合理。国家法律监督机关意味着，检察机关应全面监督国家法律的实施，而实际上检察机关没有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检察机关拥有的监督权异常重要，责任重大。但现在检察机关权力运用不够，造成监督权行使无力，监督效果不佳的状况。笔者认为，在宪法规定的框架下，可以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适当的调整改造。为改变现阶段检察机关监督权力行使无力的局面，防止监督的双向性，避免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系统中自己监督自己，我们将检察机关的职权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追诉权（侦查权，公诉、抗诉权），另一部分是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职能应该从追诉职能中独立出来，单列设置，可以考虑将这部分职能机构隶归人大履行监督权，负责对司法权进行全面监督。

检察机关权力中，追诉权无疑是关键的权力。笔者认为，追诉权应包括有侦查权、公诉权以及对一审判决的抗诉权。侦查权表现为追诉的准备，公诉权表现为国家追诉活动，抗诉表现为追诉任务的最终实现。从程序意义上来说，侦查是追诉的准备阶段，提起公诉是追诉的实施阶段，抗诉是追诉的实现完成阶段。侦查、公诉、抗诉都属国家追诉活动中的三个不同阶段，三种权力具有内容和性质上的一致性。

监督职能应与追诉职能相分离。监督权不得再处于刑事诉讼系统当中，自己监督自己的活动起不到监督效果。根据监督的双向性理论，监督职能必须单列。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应该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出来，建立专项监督体系。考虑到宪法的有关规定，检察机关可保持名称不变，但应实行职权分离。一部分检察机关称为追诉机关，属于刑事诉讼系统内的司法机关，行使追诉权（侦查权，公诉、抗诉权）；另一部分检察机关则是专项监督机关，隶归人大专门行使法律监督职能，进行全面监督。（1）使监督机关与追诉机关相分离，虽然仍然称为检察机关，但两部分的分割使检察机关实质上分立为两大块。这样的分权设计避免了长期以来侦查、庭审中我国检察机关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局面，有利于充分发挥监督在刑事审判中的中心控制作用，也防止了检察机关处于刑事司法权的系统之中，产生自我监督的强双向制约互动关系。

（2）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法律监督职能位于刑事司法权系统之外，监督其他司法机关的诉讼行为，能够排除系统内的干扰，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监管了刑事诉讼活动的运作，防止监督的双向性，使刑事案件能做到公正审理。

权力分离后，检察机关的职能有了明确的定位：

（2）一是追诉职能；二是法律监督职能。建立法律监督委员会，监督职能单列强化了检察机关职能特性，将不同性质的权力分属不同的机构，使监督机构全心力投入监督工作，有利于刑事案件的公正处理和监督行为的具体落实。从具体细节上来讲，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委员会的法律监督职能仍然是全方位的，包括侦查监督、公诉监督、庭审监督、执行监督以及对法院判决的个案监督和对生效判决的抗诉监督，唯一不同的是不去自己行使追诉、审判、抗诉、执行职能，他的法律监督是通过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完成监督职能，用法律手段控制刑事诉讼行为的产生、行使和运作。被监督者必须对监督机构负责。监督行为具有法律意义，产生特定的法律效果。侦查机关、追诉机关、审判机关和执行机关都必须无条件的对被监督事项做出相应的诉讼法律行为，这也体现了系统外监督的刑事诉讼结构特点。

（3）（3）符合双向制约的机能。把法律监督职能划出后，侦、控、辩、审、执形成多方制约关系，监督权则单独实施监督，实现了刑事诉讼监督与制约的双重机制。

3、具体的制度设计：

（1）追诉部门批捕和提起公诉的决定，必须报送检察机关内设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接受其监督。法律监督委员会不同意批捕和提起公诉的，追诉机关可以报法律监督委员会的上级机关复议，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下级追诉部门必须执行；追诉机关不批准逮捕和不提起公诉的决定，如果法律监督委员会认为必须批逮或必须提起公诉的，追诉机关应当批逮或提起公诉。

（2）对于一审法院判决不服，追诉机关报法律监督委员会后，提起抗诉。法律监督委员会不同意抗诉的，追诉机关可以报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决定，上级法律监督委员会的决定下级委员会必须履行。法律监督委员会对本级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指定追诉机关抗诉的，追诉机关必须抗诉。

（3）对终审判决不服，当事人和追诉部门可以提请法律监督委员会进行案件监督，法律监督委员会认为案件存在错误，有权要求追诉部门抗诉，或者要求法院再审，法院不提起审的，法律监督委员会有权指令追诉部门提起审判监督抗诉。.（4）（4）法律监督委员会在起诉和一审抗诉阶段对公诉的监督仅限于形式监督，只审查提起公诉和抗诉是否合乎法定条件，对案件进行程序性审查，在终审判决后的审判监督抗诉程序中才可行使事实审查和适用法律审查。我们把法律监督委员会的第一次介入称为程序介入或者是公诉行为监督介入。第二次介入才称为实质介入或者是审判监督介入。法律监督委员会只有在终审判决后才可启动实质性的监督介入。这样，使整个刑事诉讼活动由前往后自始至终受到系统外的独立监督机构的监督。第一次介入使庭审活动依法进行，有利于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运作，第二次介入对终审判决进行审判监督，为案件的查清事实和正确适用法律提供救济手段。法院对于审判监督抗诉必须启动审判程序，开庭审理。

(5）法律监督委员会单列设置，形成公、检、法、司互相牵制，追诉权、裁判权、行刑权权力分立，彼此都有对抗其它部门的合法手段的双向制约、单方监督的刑事诉讼制约机制。

综上所述，监督的双向性理论表明，监督机构只有从刑事诉讼系统中独立才能行使好监督权，才可避免出现刑事诉讼系统中内部监督和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场面。只有保障了监督独立和让监督权发挥实际作用效果，侦查权、公诉权、审判权、执行权才会依法正确行使，我们的司法机关也才不会被外来力量所腐蚀，检察机关才能得到国家、社会和人民的尊重和信赖。

第四篇：关于检察机关加强法律监督的几点建议

检察院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强化诉讼监督，维护司法公正。

检察机关不仅要增强监督意识，还要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全面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认真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问题，更加有效地维护和保障司法公正，在当前更应重视加强公安立案监督和法院民事执行的监督，把监督与查办司法、执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结合起来，以维护司法制度的公正和权威。

1、防止公安机关插手民事经济纠纷。

公安机关超越权限，以查处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为名，直接插手干预一些合同、债务等经济纠纷案件时有发生。这些行为既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是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造成很坏的社会影响，还引发当事人的不满和愤怨对立情绪，有的甚至引发一些不安定因素。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既干扰经济纠纷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又侵犯法人和公民的合法权益。检察机关应拓宽民主渠道，及时受理当事人的申诉，并调查、核实及时作出处理。

2、加强对法院执行不力的监督。

执行权有“主动性”和“单向性”等特征，信息不对称，当事人制约不了，所以只能以“权力制权力”。“执行难”固然有难克服的客观因素，但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过程中表现 1

出来的消极现象仍然突出。检察机关应当变被动为主动，采取定期询访或个案专访的形式，对人民法院执行的情况进行督察，督促执行的及时到位。并及时行使监督意见、暂缓执行建议、检察建议等权力。

二、拓宽预防犯罪的范围。

目前检察机关预防犯罪的范围主要是预防职务犯罪。但随着社会变革和物质繁荣的同时，青少年犯罪越来越多，变成了一大突出的社会问题。检察机关能否利用自身的业务优势，主动与中小学校联系，采取以案说法的形式引导青少年热爱生活，明辨是非，遵纪守法。从而达到保护青少年并减少其犯罪的目的。

三、加强队伍建设，更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加强业务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和执法水平，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开展理想信念、公正执法、热情服务三项教育活动。

加强改进检察队伍的纪律作风建设，坚持对检察队伍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带头公正执法、廉洁执法、文明执法，树立良好的检察职业道德观念和良好的检察形象。尤其对于出庭检察官应作装出庭，注意文明用语，避免刻薄和高高在上的气势。

牢固树立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的意识，完善和落实自觉接受监督的机制和措施，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检察权真正用来

为人民谋利益。

四、尊重律师办案，加强与律师沟通，充分交换意见，提高案件质量。

从某种角度来说，律师和检察官的价值取向是共同的，即希望案件能得到公正判决。对于持有执业证的律师来访，取消盘问登记，予以开辟绿色通道，与一般的当事人区别对待。

对于检察机关自侦的案件，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不推诿不拖延不冷漠，更不应设置限制条件。

对于公诉案件，保障律师对阅卷及复制相关材料提供必要的方便，充分听取律师对案件的意见。避免在法庭上的无谓争辩，有利构建和谐司法。

第五篇：包头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条例

包头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条例

2006年08月23日 16时14分 6

包头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条例

（2006年3月13日包头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2006年6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司法公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审判机关的审判活动,执行机关的执法活动以及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实施的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工作以及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活动应当依法进行，并接受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监督。

第四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可以通过调查、审阅案卷、受理申诉等活动对案件进行监督，有关机关应当配合。

第五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应当以提出抗诉、纠正意见和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违法行为的，应当通知被监督机关纠正；被监督机关应当将纠正情况书面通知人民检察院。

被监督机关对纠正意见有异议，可以在规定期限内向提出纠正意见的人民检察院说明理由，人民检察院应当在七日内作出答复。

人民检察院提出的纠正意见不被接受的，应当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报告，依法履行相关程序进行监督。

第二章 对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

第七条 侦查机关应当按季度将刑事案件的发案、立案、破案、撤案等方面的数据及有关情况通报同级人民检察院。

第八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或者被害人向人民检察院提出侦查机关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人民检察院应当要求侦查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要求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七日内书面说明不立案理由。人民检察院认为侦查机关不立案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立案，侦查机关应当在收到通知立案书十五日内立案。

第九条 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法介入下列案件的侦查活动：

（一）重大、疑难、复杂或者影响大的案件；

（二）通知侦查机关立案的案件；

（三）自行发现或者当事人反映侦查人员违法的案件。

第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

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犯罪嫌疑人刑讯逼供、诱供的；

(二)对被害人、证人用体罚、威胁、诱骗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的；

(三)伪造、隐匿、销毁、调换或者私自涂改证据的；

(四)徇私舞弊、放纵、包庇犯罪嫌疑人的；

(五)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

(六)在侦查活动中利用职务之便谋取非法利益的；

(七)在侦查过程中不应当撤案而撤案的；

(八)贪污、挪用、调换所扣押、冻结的款物及其孳息的；

(九)违反刑事诉讼法关于决定、执行、变更、撤销强制措施规定的；

(十)违反羁押和办案期限规定的。

第三章 对审判机关审判活动的监督

第十一条 人民检察院对审判活动中下列违反审理程序的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受理案件违反管辖规定的；

(二)审理案件违反法定审理和送达期限的；

(三)法庭审理案件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法庭组成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五)侵犯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利的；

(六)法庭审理时对有关程序问题所作的决定违反法律规定的；

(七)违反证据审核认定规定的；

(八)其他违反法律规定的审理程序的行为。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申请人民法院收集或者调取有关证据，审判人员故意不予收集或者调取的；

(二)依职权应当对影响案件主要事实认定的证据进行调查、鉴定、勘验，或者依当事人申请应当采取证据保全措施而不作为的；

(三)涂改、隐匿、伪造、偷换或者故意损毁证据材料，指使、支持、授意他人作伪证或者以威胁、利诱方式收集证据的；

(四)接收证据材料，不出具证据收据的；

(五)依法应当开庭审理而未开庭就作出裁判的；

(六)不符合缺席判决条件而缺席判决的；不符合公告送达条件而公告送达的；

(七)调解活动不符合法律规定和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的；

(八)民事、行政审判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事判决、裁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一)认定事实或者采信证据错误，导致定性或者量刑明显不当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罪刑不相适应，量刑明显不当的；

(三)严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影响公正判决或者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案件审理期间，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影响公正判决或者裁定的。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一)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

(二)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

(三)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

(四)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发生法律效力的行政判决、裁定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依法提出抗诉。

第十六条 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执行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民事和行政判决、裁定生效后依当事人申请不在法定期限内执行的；

(二)违反法定程序执行的；

(三)违法执行第三人或者案外人财产的；

(四)重复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财产的；

(五)超标的查封、冻结、扣押、变卖被执行财产的；

(六)鉴定、评估、变卖被执行财产时，指使有关部门压低或者抬高价格的；

(七)违反法律规定，暂缓执行、中止执行、终结执行的；

(八)贪污、挪用执行款物尚不构成犯罪的；

(九)执行中的其它违法行为。

第十七条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或者检察长委托的副检察长可以列席同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应当及时与人民法院协商，要求列席。

人民法院认为需要人民检察院列席审判委员会会议的，应当邀请列席。

第四章 对执行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第十八条 刑罚执行机关拟提出减刑、假释意见的，应当在报请人民法院前十日抄送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应当在十日内将审查意见告知刑罚执行机关。

人民检察院认为刑罚执行机关的减刑、假释的意见不符合法律规定或者符合法律规定而未拟呈报的，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第十九条 人民检察院对刑罚执行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死刑执行活动违反法律规定的；

(二)收押罪犯违反法律规定的；

(三)释放刑满人员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四)没有严格执行收押罪犯分管分押的制度和规定的；

(五)使用武器、械具、禁闭处罚不合法的；

(六)暂予监外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第二十条 人民检察院对看守所监管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收押、释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超过法定期限而未报告的；

(三)违法使用械具或者殴打、体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未造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体伤害的；

(四)利用职务之便为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传递信息或者私自安排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亲友或者其他人会见的；

(五)被判处有期徒刑，余刑在一年以上，应当交付执行而留所执行的；

（六）留所执行不符合保外就医条件而保外就医的。

第二十一条 执行机关在执行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拘役、缓刑、罚金、没收财产判决以及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裁定时，应当将监管和考察等材料报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有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公安机关对被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执行期满没有通知本人和公开宣布解除管制或者恢复政治权利的；

(二)人民法院对罪犯判处罚金、没收财产的，没有依法予以执行，或者执行不当、没收的财物未及时上交国库的；

(三)公安机关对被判处拘役、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罪犯，未落实监督管理和考察措施的；

(四)执行机关怠于履行职责或者违法执行的。

第二十三条 劳动教养执行机关收容劳动教养人员后，应当在三日内通知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人员提前解教、减期、延期、所外执行、所外就医的，应当提前七日将有关材料抄送人民检察院。

人民检察院对劳动教养机关管理、教育活动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接收劳动教养人员不符合法定条件或者法定手续不全的；

(二)劳动教养决定执行的变更不符合法定条件和手续的；

(三)所外执行和所外就医不符合规定的；

(四)解除劳动教养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五)对劳动教养人员打骂、体罚、虐待、侮辱人格的；

(六)管理教育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章 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活动的监督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案件作出移送决定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内按照管辖规定移送。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的同时向同级人民检察院备案。

第二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对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中的下列行为，应当依法提出纠正意见：

(一)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办理程序不合法、超期限移送的；

(二)没有妥善保存与涉案有关的证据材料的；

(三)违法拒绝移交涉案物品或者隐匿有关证据，私分、销毁涉案物品的；

(四)移送涉嫌犯罪案件中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二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案件，应当移送而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建议行政执法机关移送，行政执法机关仍不移送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通知侦查机关。

第二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不因人民检察院的监督行为而停止。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被监督机关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活动中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致使认定事实、适用法律错误、造成后果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行政或者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对被监督机关的违法办案责任人，应当根据其违法事实、法定职责和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后果，由人民检察院建议被监督机关追究相应的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违法办案责任人的行为造成国家赔偿的，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向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条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于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侦查机关不立案侦查，发现后应当通知侦查机关立案未通知的；

(二)对于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三)对于审判活动中违反审理程序的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四)对于人民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应当依法提请或者提出抗诉而不提请或者不提出抗诉的；

(五)对于刑罚执行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应当提出纠正意见未提出的；

（六）违反法定监督程序，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

(七)其他违反法律监督职责的行为。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9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