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及其公共政策走向
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形势及其公共政策走向
演讲者:张 力
7月15日 8:30—11:30 14:30—17:30 演讲者简介
张 力,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兼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战略学科组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市高教学会副会长、北京市政府专家顾问团教育顾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理事等。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教育政策分析与研究。
主持课题:从“七五”到“十五”期间,先后参与或主持了多项国家级教育科研重点课题,参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调研起草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系《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课题主持人之一,发表论文报告百余篇,论著曾获全国和省部级十次奖励。
同学们:
今天,非常高兴报告我参与国家政策的一些体会。在短短一天的时间内,我将择其重点,分五个方面向大家介绍。分别是教育宏观形势和政策总览、基础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职业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政府责任和促进教育公平。
一、教育宏观形势和政策总览
胡锦涛总书记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是在总书记第34次集体学习和去年接见教师代表座谈时反复提出的。这一判断与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对教育一贯的阐述、看法一脉相承,但它又与时俱进。这个判断把对知识和人力资源提高到(影响)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的高度。
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依赖的资源有一个优先的次序,也就是说,我们人均资源拥有量不到全球的平均水平,除了人口资源我们可以略能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外,其它资源我们很难达到国际的人均水平。尽管在世界500强中,我国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跻身于其中,但是从中国总体的经济实力来看,我们仍然处于一个现代化、工业化、国际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多种因素交织的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应该说比邓小平同志、江泽民同志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时代显得更加突出。
进入21世纪后,世界各国都没有放松对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视。如果中国对这一问题有丝毫放松的话,那么我们就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有可能拉大与世界各国的差距。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需要人力资源的支持。我们描绘了一个非常美好的前景,比如说,到2020年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到那时,整个经济总量能否超过日本是有争议的,但至少能够稳居世界第三。我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了(前三位分别美国、日本和德国)。如果我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的发展态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经济方面的总量有望实现。
与此同时,人口结构对教育需求的压力也是非常之大,而且呈多样化。0~14岁的人口在1964年达到40%,而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计划生育国策展示出全面推进的态势,这种后效在90年代逐步显现出来。所以,(0~14岁)人口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0%左右。估计到2020年也是这样一个态势。在这段时间内,出生率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我们义务教育校舍的调整、教师的配备以及师生比的提高,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更加注重质量的阶段。按照国际卫生组织的提法,如果一个国家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就意味着进入老龄化的门槛。我国(老龄人口)在2005年就接近7%。所以,我国是未富先老,即在尚未富裕的情况下就进入老龄化的门槛。这个趋势到2020年有可能会达到12%,那么赡养比现在就重得多了。但是,由65岁对教育产生的需求尚不特别强烈,我国还未达到欧洲福利国家的水平。引起我们最大关注的还是15~64岁广义的劳动力人口。人口学家认为,总的供给在65%以上就可以享受一种叫做人口的宏利,而这种宏利最突出的体现就是供给相对充足,而且劳动力的比价在国际市场上有优势。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一直处于高端70%左右,在2010~2020年会下降到68%左右。关于提供的就业岗位,广义劳动力人口去年是9.58亿,提供的就业岗位是7.7亿个。到2010年,整个劳动力人口达到9.7亿,2020年会接近10亿,2020年提供的就业岗位至少有8亿。因为如果按照一年新增1000万个就业岗位来算,12年就增加得更多。但是,就业岗位会有波动,如果真是按照一年1000万的增量推算下去,可能要提供9亿个岗位。从现在看来,8亿是一个相对保守的数字。这有一个世界可比的概念。OECD那些发达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是4.3~4.5亿,而他们拥有的GDP的财富占到全球的60~70%。虽然我国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提供的就业岗位的两倍,但是我们拥有的GDP的财富只有世界的10%左右,(与发达国家)每个就业岗位中的含金量是不可比的。所以,在广义劳动力充分供给的这十几年当中,我们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要求的旺盛程度不容低估。因为这种激烈的就业竞争在整个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方面给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从而对教育的需求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当然,城镇化的进程也是显而易见的。从统计来看,去年我国刚达到45%,一年一个百分点,到2020年至少超过55%,有可能达到60%。大家知道,城镇子女对教育的要求跟一个农民子女对教育的要求是不可比的。因为城镇居民没有生产资料,农民还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就需要有更强的劳动力市场竞争能力,尽管我们现在有2亿多农民工在城镇地区和非农产业就业,但是,如果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一个仅仅是初中毕业的劳动力很难在劳动力市场上取得令人满意的工作。所以,以后高中毕业成为劳动力的重要起点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大专毕业生的比重也会显著增加。
我们从地区的差距来看,东、中、西的格局、人口格局分布很不平衡,东部虽然只有30%左右的国土,但是人口居然占70%,而在一个狭长的“S”型东部地带上,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的经济增长集如“长三角”“珠三角”,第一、二个增长集都处在沿海。而且,第三个增长集一直在论证当中,始终没有成型,它叫“黄渤海”。国家现在仅仅是把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和河北)当作龙头来抓。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能否成为第四个经济增长集还要打一个问号。总而言之,即便是今后这三四个增长集一旦形成的话,那么仍然是出于这样一个态势:那些优先开发、重点开发的都聚集在这些地区,而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是在广袤的西部。所以,西部开发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其中,大家也知道,那些不适合人生存的地方再怎么发展,它的“天花板”总有一个GDP的无形的尺度在限制着。在这些地方,整个水环境和其它环境所能支撑的人均生存水平可能是3000美元是一个大关,超过这个,当地的环境就无法承受了。所以,这些地区想要吃饱不成问题,只要国家救济就可以了,但是想要吃好了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这些地区受完更高学历教育的人口逐渐向东部或中部移动将是一个持久的事实,反过来,东部和中部对西部的智力的支持也应该是持久的。这样从东到西是一个人才、资源和资金倾斜的态势,而从西到东则是自然人流动的大趋势。今后在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西部人口越聚越多,而且会向东部和中部(现已开始)迁移。
这就产生了学校的布点问题。前一阶段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所新建的一些校舍因为人口的迁移和出生率的问题都产生了空心学校、空心村的状况。西部的“两会”代表委员经常呼吁:西部的高等教育资源很薄弱,建议能够依靠国家的力量多向西部布点。从其初衷来讲,这样的提法着眼于培养当地高级专业技能人才,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存在一个(资源)统筹、聚集的效应。资源往往丰裕的地区,其培养能力有倍增的效应。所以,在地广人稀的西部重新建立高等学校是需要很谨慎的。我觉得,今后的发展就是一个东、中、西部协调、统筹发展的格局,将来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也应该纳入整个主体功能布局、总体发展战略的框架当中。在谈了这么多教育外部之后,我们现在转向教育内部。
就全国来看,东部教育资源的丰厚程度需要西部花10年甚至20年的工夫才能赶上,西部在很多方面都处在非常落后的境地。就拿不识字和识字很少的人来说,估计西部比东部多一亿人,而在高中、大专以上的学历文化程度来看,东部比西部要多一亿人。这样一多一少就凸显出各个地区经济持续发展的实力。
从国际视野来看,三次革命性的变化是值得注意的。这三次革命性的变化都与宏观教育政策理念相关。第一,70年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的提出实际上是把原来工业化时期的按年级、按班级、按年龄进行熟练劳动力的生产或者某一类专门人才的培养把它批量化了。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后工业社会在知识经济时代在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非正式就业交织的情况下,人谋生所需要的技能、知识往往不是一次性的学校教育所能够完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多次性的、个性化的终身学习就浮出水面。终身学习最先被少数专家所推崇,然后在少数国家进行试验,然后被国际组织大力倡导,最后被一些国家作为法律确认下来。现在作为教育立法的基本是OECD成员国,从90年代到现在,OECD很多教育政策、报告的主题就是围绕如何推进终身学习、终身教育。
第二就是80年代的UICT(新信息通讯技术革命)。UICT对于教育所带来的革命性的变化或影响会持续很久。它尽管从80年代就开始,比如说互联网的兴起,特别是共享数据库的生成,还有E-learning的不断进展。但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推进的策略是很不一样的。一些发达国家把信息化的手段已经非常自然地融入到教育、教学当中,UICT在西方的教育、教学运用已经演化为就像(人们)每天出走(所需)的鞋子一样。但在发展中国家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去印度、墨西哥、巴西、古巴等地考察,他们在农村所实行的并不是最新的技术,广播和电视是他们主打的手段。一到上课的时候,比如说,早上9点钟,全国所有装备电视机的农村小学教室或城市的小学教室都要打开电视机,收听收看全国统一播出的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的教学,老师在(学生)旁边仔细地观察学生的理解状况,根据这些情况及时设计出一些问题。电视机一关,老师马上进行辅导,布置作业,这样就保证了在农村能接受到与城市水平大体相当的语言教学和数学教学。当然,其它一些教学(手段)也在尝试。在整个信息化的进程当中,发展中国家并不排斥一些传统的通讯手段。现在,中国在中小学教育信息化的配备上应该说走了很大一步。国家在“十五”期间花了很大力气,投入了100多个亿,全国36万所学校和教学点全面配备了三种教育信息化的教学手段,初中是计算机教室,即一所初中配备一个计算机教室,并有网络连接;小学是一个多媒体放映,教学点主要是通过卫星接收、调制解调器、电视机和DVD或VCD等设备进行。现在这些设备基本到位。但是,如果有些地区的公用经费跟不上,就出现有设备不敢用、用不起的状况。我们到边远地区经常看到,初中的计算机房已经装备很好了,(计算机)键盘很新。这说明什么?平常如果领导不检查,他们就不用。最后,他们提出一个口号:用坏了有奖,放坏了要罚(学生笑声)。即使这样,如果不解决电费、办公经费等问题,使用起来仍有困难。
第三,90年代对教育产生非常重要影响的就是WTO教育服务贸易。尽管它只是被一些专家们和那些加入WTO政府所关注,但事实上预示着谁来埋单的革命性变化。原来政府包办的教育,现在由于有了留学生服务、远程教育、合作办学,就必须让学习者交付学费才能选择这种服务贸易,也就是WTO在十二个服务贸易框架内把教育作为第五项。
关于教育服务贸易这一块,我多说一句。其实,中国加入教育服务贸易并不是没有争议。因为在150个国家当中,签订教育服务贸易的只有三分之一,而且绝大多数是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制订了规则,他们特别积极地想让自己的教育资源将来能够输出,所以,他们对教育服务贸易特别热衷。发达国家的热衷就引起了发展中国家的疑虑,担心教育的门开得太大,影响到本土教育的安全和教育的主权。这一犹豫使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双方僵持不下,以至于能否把教育作为服务贸易都已经争论不休,最后,还是双方各退一步。怎么退?发展中国家容许在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中,让教育作为服务贸易的一种,而发达国家退了一步,就是这样一项服务贸易是一个可弹性签署的。如果某一国家不具备条件,可以不签这个协议。但是,按照WTO服务贸易的规则,如果不签协议的国家,但如果其他成员国的门是开着的,(该国)仍然可以自由地进出。举个例子,像中国签定了WTO教育服务贸易,韩国没有签定,如果韩国到中国办一所中韩合作办学的学校,(韩国)只需符合中国合作办学的法律法规就可以了,但是中国要想去韩国办学就没那么容易。因为,韩国没有签的话,没有法律法规界定你办或者不办。我们在那里设立的孔子学院,只能经过他们政府的批准才行。
实际上,关于世界教育服务贸易流传着很多说法。那些积极制定教育服务贸易规则的国家实际上是看准了服务贸易的可赢利性。澳大利亚收取中国留学生和东南亚留学生学费的收入每年超过100亿澳元,这个收入是仅次于(该国的)旅游收入。新西兰最多的时候曾招收7万中国留学生就读,现在好像不到1万,因为他们很多留学机构有欺诈行为,中国教育部发布了预警信息,提醒中国公民到新西兰留学要认准资质。结果,新西兰副总理来华访问说,因为中国留学生的减少,使他们的GDP减少一个百分点(学生笑声)。
英国也有一个说法,是针对大学校长的。现在,英国整个年轻人口(比例)下降,原有的大学资源显得有些富裕,愿意上大学的人基本都能够上。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关闭大学又不能遣散教工,那么就把眼光盯在了海外学生身上。有两句话曾在英国本土上流传:第一句话是说,你觉得没什么事可做,那就到中国去教英语吧(学生笑声)。因为,中国引进外教也是良莠不齐,很多不具备外教资质的外国人也在教外语,特别是民办学校引进外教更是混乱。第二句话是说给大学校长的:要想日子过得好一点,要多招中国留学生。因为,每招一个中国留学生,一年的学费是1万英镑到1.5万英镑,而本土学生的学费是1000千英镑到1500英镑。为了把这1500英镑翻番到3000英镑,在布莱尔两届任期中都没有讨论下来。所以,涨点学费没那么容易。墨西哥曾经涨一个注册费,就有一届总统(被赶)下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人就把眼光盯在了中国那些高收入阶层,甚至最近的报道说,哪怕他/她的雅思考得不好,但只要有足够的“实力”,他甚至允许你去英国读预科,预科一年不行就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直到你有去英国学习的能力为止,服务也是非常的殷勤。
回过头来,这三次革命性变化说明了什么?我以为,70年代是教育理念的革命,80年代是教育手段的革命,90年代是教育支付方式的革命。我们现在看世界各国的教育政策,恐怕都离不开教育的理念、教育的手段、教育支付方式这三个要素。
从中国的十六大到十七大的政策走向,也不难发现,其实我们更加看重的除了三次革命对教育政策的影响外,还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第四次教育的革命性变化有可能发生在现在,这个也有国际的共识,像MDG、可持续发展十年都关注了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如用英语的三个介词来说的话,of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教育,in就是在可持续发展当中的教育,而for是为了可持续发展服务的教育,这一点是我们考虑新时期、新阶段教育政策非常重要的参照系,这跟我们以人为本,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因而,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重新得以确认。实际上,我觉得第四次革命性变化应该定位在教育发展模式的革命上,也就是说,我们今后怎么发展?要什么样的发展?为了什么而发展?这些问题实际上也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根本性问题。
当今,世界各国教育的五大走向不必多说,只是点一下题,就是教育更加重视新型人力资本的作用,教育公平把教育作为基本人权,教育对人才本土化的支撑作用特别重视人才竞争的战略,强调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另外,教育的信息化已经方兴未艾,教育的国际化虽在争议当中,但也在不断地推进。我国的政策文本中没有提及教育的国际化,我们提的是教育的对外开放、教育的对外合作和交流。总之,这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是一致的。所以,也请大家密切关注这五个主题词。如果领略了这五个主题词的要义,就不难把握目前世界各国关注教育政策的一些抓手或立足点。并不是中国才搞中长期的战略,像美国,小布什上任以来搞了好几次中长期的教育战略,像俄罗斯、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都在确定自己不同的教育政策的要点。但是,刚才所列的教育的五个关键词会频繁地出现在这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文件中。过去五年我们教育事业迈上新的台阶,这是有目共睹的。详细的数据我就不再多说,我只点一点题。
第一,世纪之交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义务教育全面巩固的新阶段,特别是以“两基”攻坚计划在西部的如期完成为标志,以农村1.5亿学生全面免除学杂费、免除教科书费、寄宿制生活补贴为特征,整个带动了普通高中、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的同步发展。我们有一个基本判断,我国已经跻身于义务教育免费程度较高国家的行列。尽管我们在各个方面发展还不平衡,在素质和学历方面与发达国家还有差距,但是让孩子们有学上可望在近期内得到很好解决。
第二个方面,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在改革、创新方面加快发展。国家在2002年和2005年相继召开了两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对如何发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能力建设都给予了很大关注(后面我会展开)。
第三,注重提高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和创新能力、服务能力。现在我国有几个总量是引人瞩目的。其中之一就是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2700万。现在看来,在短期内很少有国家能够赶上这个总量。美国一直雄踞老大的位置,也不过是1600~1800万持续了很多年。在高等教育总规模上,我国在2002~2003年就超过了美国。
但是,有一份资料表明,我国博士生和硕士生的总量快超过了美国。这里有一个问题,数量是有了,质量怎么样?前年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出了一份报告叫《迎接风暴》,称要提高危机意识。其中有一个数字,拿工程(教育)来讲,中国每年培养60万~70万工程师,美国只能培养7万,而印度是20万~30万。未来的十几年到二十年,美国工程的优势将不在。
这一份报告一出,很多熟悉中国和印度的美方专家和居住在美国的有关人士都提出疑义。道理很简单。第一点,美国需要的不完全是传统的工程学科的人,而中国现在培养的大量工程人才是中国产业结构的需要。而这种产业结构在美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就是说,美国所需的人才与中国所需的人才结构不同,比如说,重工业显然美国就不再去生产了,不再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了,但是IT行业他们却紧抓不放。第二就是数量与质量的对比问题。有人争论,中国虽然培养六七十万的工程技术人才,但对美国的六七万构不成威胁。因为美国这六七万投入到各个企业、各个实验室、各个大学的师资队伍中,他们所能做出的创新成果是中国的多少倍!?比如说,从原创性的专利而不是外观性的专利来看,美国的工程师和科技人员所能做出的创新成果现已占到全球的30%左右,而我国连7%都不到。所以,不难发现,中国虽然数量上去了,但真正在全球的研发领域占很大份额还为时过远。而且,按照相对极端的说法,如果(保持)中国现在培养工科人才的模式不变,美国不但现在没有威胁,今后也不会有威胁。这就是说,中国与美国相比,并不能对它的创新优势造成威胁。同样是计算机,美国计算机教学的教师把握企业技术进展的能力比中国的教授们不知要高多少倍!同样是计算机科学的学生,中国的学生在学校一待就是四年,充其量寒暑假打打工,而美国计算机科学的教学至少有一年或一年在工厂实习,这种实习是自己找工作,也就是(学生)自己按照学校统一的安排,在学校所圈定的这些学校里投放自己的简历,然后去工作半年,再回到学校,过几个星期,再工作半年再回到学校来。学生可将工作经历以及在工作中积累的问题带回学校进行深入探究。从教育制度本身来讲,我没有看到计算机科学的教学在缩短与世界差距方面的光明前景。
我觉得,今后提高教学质量是谁来认可质量的问题,是以学科为本位的质量还是以满足人去创新、去就业的需要为本位的质量?我们见过吹气球或用容器装水的局面。如果气球表面有两三个孔,(如果)不采取超大强度气体的灌入,是吹不起来的。同样,如果那个容器的底部有两三个孔或四五个孔,如果不持续加大水的注入,这个容器也是满不了的。而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系统在某些方面类似于破了几个孔的气球或有漏洞的容器,在漏洞没有弥补的情况下,我们的投入越多意味着浪费越多。我们的投入在增加了我们正面建设的同时,也在强化着体制性的障碍。原来体制性的障碍在小规模、小范围内还是明显存在着。但是,如果有了非常大的投入,有了足够的实力,并没有改变运行的状态,那么,原有的体制性障碍也在同步放大。这样就可以看出我们提高质量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第四,教师队伍建设迈开新的步伐,教师的整体素质在不断提高。2007年我们普通小学和初中的专任教师的合格率达到了95%以上,分别达到了99%和97%,高中接近90%。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高中专任教师曾经的合格率一度仅为70%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在建国以后的一段时间内,高中阶段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达到95%,又是什么原因?其实,高中当时是精英教育,很少一部分人(不到5%)才能进入高中学习。为了教这部分人,当时大学的毕业生主要在高中当教师,没有什么科研,学历的合格率能够达到90%多甚至接近100%。但是,后来我们一度降到70%,就是因为我们在推进农村地区高中阶段发展的时候,没有合格的教师补充上来,特别是大学毕业生不愿到农村高中任教。多年来,我们新增教师补充的起点稳定在,城市基本都是研究生毕业,农村基本是本科毕业的状况。教师质量在缓慢提高,毕竟在普及化阶段与精英化阶段是不好比的,整体的素质适应了普及的要求。
第五,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工作有了新的进展。素质教育的主要抓手是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在中考、高考、阳光体育运动、美育、心理健康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中小学德育和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由于有了中央8号文件和16号文件都有所加强,在这方面我们所取得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的。
第六,财政教育投入力度持续加大,贫困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在过去的五年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比2002年增加了0.11个百分点。这是经济普查以后的数据。大家如果查历史数据会发现,在2003年的统计公布上,2002年的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3.41%。所以,朱镕基总理在2003年换届政府工作报告中很兴奋地向“两会”宣布说,我们这样的指标已经达到历史上最高的3.41%的水平。到2004年经济普查发现,GDP的分母多出了23000亿,但分子不能再调,结果就从3.41%降到了2.87%。后来就在2.87%这个基础上努力啊努力,直至2006年勉强回到了3%,去年(2007年)估计能达到3.11%(暂未公布)。就这样一个水平跟我们上世纪90年代初期确定的4%的目标还是有相当的距离。后面我会详细讲这个问题。不管怎样,我们的GDP增长的幅度太快,教育不能说没有水分,但是总而言之,教育经费增长的幅度显然与经济快速增长不够匹配。中央财政这部分增长的幅度远远高于地方财政增长的幅度,本来是财权事权相分离的财政制度,结果是中央财政反而对义务教育负起了很大责任。其实,《教育法》并未赋予中央财政这么大的责任。最近一段时间内,包括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中央财政负起很大责任,这些都是政策调节的后效。而且,我们中职学校和高校的学生得到资助的覆盖面从原来的中职不到20%增加到90%,高校从原来的5%提高到20%,应该说,贫困学生的资助体系正处于不断健全的过程当中。
总而言之,刚才给大家主要展示了六个方面的成就。我们再把视点放得远一点,可以看到,1993~1997年这段时间我们各级各类的指标进展的幅度还是很快的。1993年,我正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做战略研究室的主任。那时我们测算,虽然新中国成立40多年,但是全国还有一半人口不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现在九年义务教育的覆盖率达到99%,相应地,初中的毛入学率也从73%增加到98%,这是历史性的进步。在人口最多的九个发展中国家中,我们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关于高中阶段,1993年的时候,我相信在座的大家很多都在上幼儿园或小学吧(学生笑声)。那时,如果能进高中的可能性是多少?在全国范围内,高中阶段的毛入学率是28%之多。这包括了中职和普通高中,而且中职比普通高中还多。切一半,1993年一个人能读普通高中的可能性占同龄人口的14%左右,现在一个人读大学和高专高职加起来的可能性是25%。1993年高中是精英教育,只是少数人能够享有的权利。到2007年,这样的权利已经大大地扩展,翻了将近一番。但是还不够,今后我们还要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像这样的入学率也能够迅速达到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甚至是九十。这样,劳动力和专门人才的素质基础就显著提升。大家注意,高等教育扩招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原来的5%一下提高到23%,提高了18个百分点。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跨越式发展,我们同世界各国的差距还要进一步拉大。
2000年,学前教育的入园率在全球大概排在全球第100位。从2000年开始,已经达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下收入国家迈进非常重要的一步,到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基本处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学前的入园率较2000年前进了10步,位居第90位。小学入学率在全世界前30名(这前30名有可能是并列的,因为接近100%的国家还是有的)。高中入学率在2007年已经达到66%,初中达到98%,总的入学率超过89%,这在全球前60位还是有把握的。关于大学的毛入学率,中央领导一直让我们提交材料,他们关心的是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在世界前近了几步。我们后来说,算来算去前进了五步,从原来80位左右上升到现在的75位。这说明什么?中国在扩招,我们的竞争对手也在扩招,而且扩招的幅度不小。如果说我们快马加鞭从精英化高等教育转向大众化,那些已经处于大众化阶段的国家跑到了普及化阶段。后面我会详细展示高等教育的图景。
中国教育两次非常重要的跨越——一是义务教育的跨越,二是高等教育的跨越,恰逢其时。如果我们不是从90年代开始完成这两个跨越,而把这些跨越放在现在,那么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有可能受到极大影响。因为,在紧抓机遇,顺势而上的阶段,在历史上我们已经错过好多次了。但是,90年代这个机遇我们紧紧地抓住了。有时候,这个机遇稍纵即逝。就在国家把土地闸门关紧之前,很多高校在占地方面下手很快,那些下手快的省份为他们高校的发展争得了空间,3000亩地征下来,5000亩地征下来,现在有那么容易吗?现在土地闸门关得很紧很紧,再想占地恐怕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要抓住机遇。
回过头来,2006年的8月29号,我非常荣幸作为专家之一对政治局第34次学习进行讲解,胡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现已全文发表。同样,2007年8月31号,胡总书记在优秀教师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这个讲话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也发表了。在这两次重要的讲话当中,总书记优先发展教育的论断全面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和江泽民同志对教育的论述。在建立人力资源强国这个问题上,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的政治主张,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当中把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作为长期的战略任务进行部署、实施。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立人力资源强国的基调就是总书记定下来的,而十七大报告关于教育部分大约有370个字,分为六个层面而展开。
第一个层面是对教育的基本定位。第二个是如何贯彻教育方针。这里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接到有些校长、教育局长的询问函说,“十七大报告是不是对教育方针有新的表述?”因为十六大已经对教育方针有一个表述,这个表述就是“坚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为人民服务,同生产劳动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言简意赅。将来要修改1995年的《教育法》,十六大报告这一表述将起非常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党的十七大报告并未对十六大报告作出更新,只是说明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通过什么呢?通过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是一个阐释性的、部署性的表述。所以,不要理解为十七大报告对教育方针有新的表述。
第三个层面就是优化教育结构。第四个层面关注与素质教育相关的教育教学改革。在党代会的报告中,第一次这么详细、具体地阐释教学内容、考试招生制度、质量评价制度、减轻中小学生负担等还是第一次。这体现了两点:第一点,2004年胡总书记对老教育部长何东昌同志的一封信做了批示,进行了素质教育调研。这次调研的报告总书记后来也批了,认为反映的问题很全面。另外,素质教育始终被看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只是教育系统的任务,而是需要全社会齐抓共管。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需要把深化教学改革讲得细一点。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得这么具体,完全是由于总书记对素质教育的关注,完全是因为在已经推进的基础上要肯定改革的方向和路径,这是完全有必要的。
第五个层面就是如何促进教育公平的问题。最后,把其他一些重要的举措分别点一下。教育的基本定位、如何贯彻教育方针、如何调整教育结构、如何深化教学改革、如何促进教育公平和其它一些举措等六个方面的要点和前进的方向在十七大报告中很清晰地点出了。这也是我们进行宏观的战略研究和政策研究的重要参考依据。在十七大报告全文发布以后,我写学习体会文章的时也认识到,总书记“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是国家长期战略选择;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是我们始终都要坚持的工作主题;促进教育公平,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我们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带有全局性的任务;最后,优化教育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我们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方向。从十七大对整个教育问题的看法来看,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党建等部分都对教育提出了很多要求,统合起来考察将对整个教育宏观形势的把握都起到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
总书记在报告中对教育结构调整的论述,可以分成不同层次。义务教育将来的政策导向就是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问题,是一个巩固现有发展并实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质量大体相当的过程。至于要不要英才教育,我们后面讨论。但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让那些没有“吃饱”的孩子“吃上饭”、“吃饱饭”。对于“吃好饭”究竟是靠所谓的重点学校、重点班、实验班来完成还是靠其它途径来完成,我后面还会讲。高中阶段的教育发展和普及着重解决人民群众高度关心的后义务教育入学机会的问题。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高等教育质量的提高是人们关心自己受什么样的教育?受这样的教育能否找到工作?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个人回报率高不高?
最后两个方面就是特殊教育和学前教育,这是小康生活的新期待,而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是学习型社会平台建设的基础。温总理在今年报告当中对普遍实行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教育改革创新,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加大教育投入都提出了新的部署。这里给大家交待一个背景,2007年中央财政用于教育的投入是1076亿元,2008年准备投入1526亿元,一年之内增加480多亿,提高45%,这是历史上罕见的。这里面有几个因素:第一,之所以增加45%,是因为年初安排预算的时候,已经估计到财政超收部分仍然很大,也就是说,总理的金库是鼓鼓的(学生笑声),他所能支配的这部分中央财政是有钱的,可以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但是,这样一个增量并不是一个制度性安排,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的财政性经费每年都能增加45%,这是不可持续的。在某一个年份可以这么做,但是不意味着今后还会这么做或者力度仍旧这么大。第二,朱镕基总理任期内,当时陈至立国务委员是我们的老部长跟他(朱镕基)要了每年财政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政策,结果怎么样?五年增加了480亿,而今年一年就要增加480亿。可见,现在国家财政支付公共事业的能力显著增强。第三,当时预算的时候,冰冻雨雪灾害和5.12汶川地震还没有发生,或者说冰冻雨雪已经形成,但没有影响到中央动用这块钱。由于5.12汶川大地震,中央经常性财政开支已经减少5%,拿出900亿的紧急救灾资金,至于会不会动用这480亿的增量现在尚不清楚。一点不动估计不可能,要是(拿)去救灾,有些学校需要重建,实际上也是划在了教育的帐上,那些重建的学校校舍和教师的安置都是纳入在教育事业经费的“盘子”里的。这是一个现在尚不清晰的图景。总而言之,温总理高度重视通过财政、政策的手段促进教育公平,他希望在新一届政府任期内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的学龄人口波动也是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状况,尤其是大学,今年达到一个高峰期以后到2010年会一路下降,到2020年达到低谷,那时将近9000万人,而高峰期一亿两千万人,减少差不多3000万人。这样一来,升学的压力就有可能缓解。而小学的学龄人口会在2010年出现拐点,再回升到2015年1.2亿左右,然后再往下回落;初中和高中的学历人口会处于相对平稳、略有下降的态势。所以,在巩固九年义务教育成果和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前景方面,在2020年之前至少是相对乐观的。我国正进入后普及阶段,今后发展有质量的九年义务教育需要提到议事日常上来。而且,普通小学的数量在减少,初中的数量也在减少,而高中的数量在显著增多,高等教育的数量也在显著增多。今后,高中阶段(学生数)还要达到初中在校生数的规模,这会在2020年前基本接近。其中,包括了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办出特色的问题。而且高等教育在经历了骤风暴雨的扩招以后,还要稳定向前发展。这样一个稳定发展的态势会一直持续下去,总有一天,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数会超过高中阶段。这是为什么?
无论是中职还是普通高中都是三年制,人口的基数是15岁到17岁,按照国际惯例来讲,大学其实是一个开放系统,(学龄)从18岁开始算起,目前是计算到22岁,以后还要进一步延长,一些高龄或中年人也要进入这个系统。因此,越发展到后来,高等教育的在学人数接近甚至超过高中阶段人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龄入学率很高,还存在一个分子与分母相比的问题。改革开放30年,一个最大的功绩就是把原来一个显著的“金字塔”形的结构逐渐向着“且”字的一半的方向发展,六年制小学就是“且”字下面那一横,“且”字上面部分就是初中、高中和大学(各自)的总规模将趋向一致。
胡总书记对普及义务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也有明确的说法。而我们“十一五”规划的九项任务当中,前一项是素质教育,二、三、四项分别是这三大任务。从“十一五”规划的目标和“十五”期间的增量对比来看,不难发现,在十五项指标中,学前三年毛入学率、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中等职业教育、成人本专科和财政性教育经费所占GDP的百分比等五项“十一五”高于“十五”,其它各项(初中毛入学率、初中三年保留率、在校生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学总规模、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都低于“十五”。所以,“十一五”规划的重点不是数量的增长,主要是质量的要求。
另外,学前三年的入园率预计在“十一五”期间要增加14个百分点左右,要比“十五”期间的四个百分点显著增加,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十五”的10个百分点增加到27个百分点,而中职从原来增加300多万到现在增加500多万。500多万的任务今年到明年就基本完成,中职达到2000~2100万人的“天花板”的规模差不多了。成人本专科的一些增量主要是考虑到普通本专科在“十五”期间的增量是1000万,在“十一五”期间安排增量只是400多万。所以,在大幅压缩普通本专科的情况下给成人本专科的增量留出空间是国家的一个考虑。最后一个大的增量就是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在“十五”期间只增加了0.23个百分点,“十一五”期间如果要达到4%的话,就应该增加1.2个百分点。
二、基础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
大家对“Education for all”一定不会陌生。为什么这些国际组织突然对全民教育感兴趣?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原因是,90年代以前,这些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CSCO)、OECD、世界银行、UNDP等基本是一个吵架的平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吵架,美国和苏联吵架,东方和西方吵架,冷战吵架,1990年苏联突然解体。西方社会便想起原来他们想做但没条件做的事情。当然这还不是最重要的。国际组织突然对全民教育感兴趣,是因为在这样的国际舞台上少了一些冷战和相互对峙的因素,多了一些大家共同研究问题的可能性。所以,冷战后,由于国际组织功能的转变才使他们召开相对具有号召力的国际大会,才把全民教育给推了出来。到2000年这十年间,进展最顺利的是中国,印度最早宣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结果到现在小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普及。当然,还有一些国家像巴西、墨西哥也是人口较多的发展中大国,他们义务教育普及的程度也不错。中国在九个人口大国中可以算在前三甲之内。到了2000年,世界组织就在酝酿第二阶段的任务,在达喀尔召开的大会上推出了《达喀尔行动纲领》,共有六项指标,成为全球千年发展目标的重要依据(千年发展目标2001年制定)。这六项目标是:
1、扩大和改善幼儿,尤其是最脆弱和条件最差的幼儿的全面保育与教育;
2、确保在2015年以前所有的儿童,尤其是女童、各方面条件较差的儿童和少数民族儿童,都能接受和完成免费的和高质量的义务初等教育;
3、确保通过公平获得必要的学习机会,学习各种生活技能,来满足所有青年人和成年人的学习需求; 4、2015年以前使成人脱盲人数,尤其是妇女脱盲人数增加50%,所有的成年人都有接受基础教育和继续教育的平等的机会;
5、在2005年以前消除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中男女生人数不平衡的现象,并在2015年以前实现教育方面的男女平等,重点是确保女青少年有充分和平等的机会接受和完成高质量的基础教育;
6、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确保人人都能学好,在读、写、算和基本生活技能方面都能达到一定的标准。
这六项目标让各个国家做出承诺,应该说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不错。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4年对中国千年目标的评价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确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与此同时,这些政策当中的经济自由化、权力下放和放开人口流动也给环境、公平、和性别平等带来了一些始料未及的负面影响。现在的任务是调整政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消除这些影响固然需要政府在促进教育公平方面付出很大努力,但与此同时,也希望有一些私人部门形成强有力的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建议,一项政策只有取得人民的支持和理解,才能保证其顺利实施,才能保证实施过程中的公平性和可持续性。他们预测,中国在2015年前高中阶段消除两性差异的进展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认为,中国的统计数据和政策在消除两性差异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升,在检测评估方面也需要注意。
这些建议在近年来都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我们专门成立了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很多政府都在关注义务教育免费以后如何提升质量的问题。其实,义务教育免费我们可以拉出一个“光谱”。中国免费义务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应该是从1986年开始的。《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就宣布,免除了学费。大家注意,免的是学费,缴的是杂费。这一点没有太大疑惑。因为按照法律,小学、初中阶段的学费在2006(1986)年立法以后就免除了。如果没有免费就没有必要立这个法。义务教育在国际上有三条原则:第一,强制性(compulsory),第二,免费性,第三,普惠性(无歧视性)。只有这三条都具备了,才立法。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表示要立法,第二年在邓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全国人大迅速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从那时开始就宣布,中国义务教育免除学费。那么,是什么时候开始收杂费的?是1992 年。这一年国务院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实施条例》规定,可以收取杂费,作为公用经费的补充。所以,免除学费是从1986年开始,1992年又开始收杂费,这个杂费后来比学费还高,成为事实上的学杂费,但法律语言说的主要是杂费,现在统称为免除学杂费。新修订的2006年《义务教育法》规定,免除学费不收杂费。而不收的办法由国务院确定步骤,比如说先农村后城市。在世界上已经立法的一百多国家中,只要是立法就没有不免除学费的,但是会收一些杂费。像澳大利亚(杂费)收得比较巧妙。在学区按照法律赋予的权利成立家长委员会,与学校协商,学校那些财政拨款不想列支或不便列支的就与家长委员会协商,收取杂费。当然,这个杂费的收支要在家长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免除教科书的制度包括轮换制度,在世界上只有二十多个国家做到了。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县镇,加上农村有1.5亿的小学生和初中生能够领到国家课程的教科书和地方课程的教科书,使我国很快就跻身于免费水平较高的国家行列的原因。
仅仅免除学杂费不能说明免费水平较高,因为别的国家既不收学费也不收杂费已经多年了,世界上170多个国家都这么做过,只有少数国家像我国收取杂费。另外,免文具和校服是少数国家的措施,博物馆免费,文体演出半价不少国家也在实行,中国也在这么做。免费的早餐、午餐我国也在考虑,但是针对中、西部的贫困地区那些寄宿制学生的比例增高以后,就发现营养不良的比例大幅提高。国家正在考虑给寄宿制提供补贴,不仅对贫困生而且对其他学生都给予补贴,目前在广西、河北、贵州等地进行试点。有些民间组织也积极参与,学校向周围的农户订购,即周围的农户直接给学校供菜。国家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将来还要拨出专项给中、西部地区的寄宿制学校给予补贴。此外,计算机上网的费用在有些国家是免费的,在我国是半价。免费或半价的医疗、体检有些地区也在做。另外,心理医疗在罗马尼亚是免费提供。
这么大的一个“光谱”说明什么意思?只要免除了学费就开创了免费义务教育的起点,免杂费和其它费用只是提升免费的水平和进度罢了。
全球的义务教育并不是单一的模式。欧洲的模式也不一样,北欧、西欧基本是福利化的,在那里基本找不到一所私立的初中和小学,国家基本把所有的费用都包下来了,而且均衡发展。
日本、韩国在义务教育阶段??化。日本的教师五年轮换一次。韩国六年轮换一次,而且校长也定期轮换,前提是按照公务员来管理,不得从事有偿家教,发现就开除,在义务教育不要造成阶层之间的差异,不要(将学校)变成富裕阶层歧视不富裕阶层的场所。但是,这样是需要一个庞大的家庭教师队伍来补充的。当孩子们穿着一样的校服,受到相同的学校教育之后走出学校,家长们就各显神通了。在韩国,专业化、职业化的家教补课、补习已成一种产业,从家长腰包里掏的钱相当于政府对义务教育投入的经费。在日本,想要考上好大学但不上补习班是不可想象的。在这种环境下,仍然是家庭富裕程度的竞争,低收入阶层仍然会处于不利的境地。
澳大利亚的模式基本是均衡发展,但是对某些费用会与家长进行协商。美国的模式是按照学区收税,富人和穷人所缴税额不同,所得的政府补贴也不同。即使富人所得的补贴很少,但是他们所缴的税额足以支撑一所质量上好的公立学校。相反,穷人区、贫民窟的学校虽然有政府的补贴,但是很难聘到高质量的教师。除此之外,还有些富人连自己学区高质量的公立学校都不满意,宁愿把孩子送进私立的、高收费的学校。
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很好的学校既有公立的,也有高收费的私立学校,但是农村学校的教师都是公务员待遇,问题在于,当国家财政拿不出这么多钱时,那么村里就没有教师或教学点了。于是,村民们集资聘请村里识字的青年组织孩子认字、教学。在这地方,政府要是没钱就不办事,有钱办点事,钱多了就多办事。但是,中国农村的校长或贫困地区的校长显然不是这样的思路,我们是,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政府有钱我们要办学,没钱收钱也要办学。所以,有些乱收费是由于学校的生存所迫,并非中饱私囊。当政府没有足够的经费拨下来时,他们就代政府来分忧。我们在西部地区看到,有校长掏出子自己的工资办学,尽管工资有拖欠。
巴西、墨西哥是什么做法呢?巴西和墨西哥的公立学校令我们中西部的农村小学感到羡慕——早餐能够提供免费的面包和牛奶,条件也不错,教师也敬业。但是,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不会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尽管不用花一分钱,而且还有免费的午餐。他们把孩子送到了私立的、高收费的学校,以便孩子考大学时有足够的竞争力。结果,巴西最好的大学、墨西哥最好的公立大学、收费水平都很低的大学中90%都是中产阶级和富人子弟,穷人基本上没有能力再上大学了,只能上其它的大学。
所以,促进公平在发达国家是一种状况,而在发展中国家却是另一种状况。从目前我国实施的义务教育来看,城镇居民对免费的义务教育政策的欢迎程度并不高,他们觉得择校费的负担更重。据调查表明,农民是免费义务教育政策的主要拥戴群体,因为他们始终处于“帕累托”正改进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原来农民们要勒紧裤腰带才能使孩子们上学,一旦上学不缴费,而且还有免费书本时,他们会感到政府非常公平且优惠的措施,他们很感谢政府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所以农民对于免费义务教育的满意程度显著高于城镇居民。
义务教育发展到现在,统计指标需要升级了。在改革开发之前,我们有毛入学率(的指标),当时因为有留级、重读的因素,就使小学的毛入学率最高一度达到130%。后来又引入净入学率的指标。这样,整个指标的灵敏程度就好多了。现在初中(净入学率)是98%,用不了几年,初中将超过100%。因为有些是超龄的,不能不让他回来,中途辍学后还要返回学校学习。尽管没有留级的制度,但一些超龄的还要回到学校。所以,当毛入学率超过100%,像上海,就可以统计人口的净入学率。另外,还有一个辍学率。现在小学的辍学率已经降到1%以下,初中已经降到3%以下。现在,又引入了小学五年的巩固率和初中三年的巩固率。在2007年,我国的小学五年的巩固率已经达到97%,初中三年的巩固率达到94%。同时,还引入了性别比(现在小学的女童已经高于男童)。此外,还有师生比、少数民族的学生比、残疾人口的入学率等指标。总而言之,我们粗放型地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今后将朝着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方向进发。
从全民教育的三大政策走向来看,一是Quality Education for All,二是Ensure Basic Skill for All,三是Lifelong Education for All。都是面向全民(for all),但是涵义各有侧重。在全民教育的推进方面,均衡化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公共财政拨款到位,把义务教育经费纳入财政保障范围,扩大免费范围,实行标准化,校长定期轮换,淡化乃至取消重点校、重点班。那么择校的问题怎么解决?需要各地统筹解决。如果当前有什么难点、热点问题的话,义务教育的择校当属其一。保障全民的基本技能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而全民教育、终身学习也不是所有学校、所有地区所能做得到,只能量力而行。
总而言之,我国目前教育政策的三大走向还是很清晰的。具体说来,学前教育的发展是难点之一。国际和国内在探讨政府要不要对学前教育承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保障的责任,政府要不要对学前教育采取强有力的指导。在这种争论尚未得出结论之前,我国政府财政对学前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小,主要是城镇居民受益。对学前教育的办园宗旨、质量水平缺乏统一的规范。尽管我国有一些指导性的文件,但是形同虚设,一些公办幼儿园的园长经常抱怨:如果不让3—5岁的孩子强制性地背诵一些东西,学习一些英语的话,那么好的生源就会流向民办幼儿园。民办幼儿园乃至天价幼儿园无非就是把学前教育小学化,他们所盯住的那些高、中等收入阶层的家长无一例外地让他们的孩子应该多背一些唐诗,多算一些算术,多学一些英语,以便向亲戚炫耀。这就是所谓的早期开发。而且,有一些专家认为,如果早期开发得当,整个中国人的智力资源将有增加的潜力。但问题是,谁能控制好良性开发的“度”?何况孩子的智力发展参差不齐。所以,对学前教育,专家、政府、幼儿园和家长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是非常难以统一的,并非是政府有钱就能办好的事情。我国现在很多地区放任自流的状况仍在延续,良莠不齐的学前教育小学化的势头还在蔓延。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组织不倾向于统计世界各国的入园率。因此,他们认为,不是入园率越高的国家学前教育就越发达。相反,在欧洲一些国家,由于母亲在家带幼儿的比例较高,因而学前教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现在美国申请在家就读的学生(家庭)已经迅速增加到百万之多,而在前20年当中,有些州还因为家长不送自己的孩子上学而被刑事拘留。因为学校和学区联合起来起诉家长,要求履行义务教育的责任。
小学的招生数在持续减少,增量在农村。主要是因为我国“两免一补”的政策首先从西部做起,然后是中西部贫困地区,最后是整个农村,家庭贫寒没有能力上学的都纷纷返校,一部分农民工子弟在流入地入学。现在流入地就学的整个义务教育是760万,小学是590万,初中173万。还有留守子女是2000万左右,其中,小学是1300多万,初中600多万。现在,留守的(就学管理)比较规范,但随迁的尚不规范。
初中招生数首次超过了小学毕业生数。原因在于寄宿制使一些原来没有条件接受小学高年级教育的学生返校。2006年小学毕业生数一度少于初中招生数。
另外,寄宿制的学生比例一直在提高。小学全国已经提高到7%,而西部接近10%;初中全国已达37%,而西部达到47%。同时,寄宿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责任和问题,前面所说的营养不良这是一方面,还有其它方面的问题。
2006年我国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比上年减少,其中2006年比上年减少不到1个部分点,而2007年减少近4个百分点。原因有二:一是中职原来很少得到国家资助。现在,中职可以得到600到2000元不等的国家资助。这样一来,贫困家庭进入中职的力度得到加强。二是整个高中学龄人口在下降。
胡总书记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各级各类教育发展,实施素质教育都提出了非常重要的指示。第一,素质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第二,实施素质教育归根结底要靠高素质的教育。最后,实施素质教育与教育现代化密切联系。教育现代化的理念,从党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倡导以来,许多地区一直在探索实践。这次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地加以阐述,充分反映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教育现代化的高度期望,也是向教育系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更高要求。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分区规划、分步实施。
许多国家都在致力于改革教育结构、体制和方法,从新的发展概念来重新认识教育的作用。中国的素质教育Quality oriented education向国际推介,形成了一定契合点。在2003年第32届UNESCO大会教育部长圆桌会议上,周部长应邀向90多个国家教育部长介绍了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一些国家如埃及、突尼斯等对中国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很感兴趣,认为(这些经验)适合发展中国家参考和借鉴。
我国高考制度改革与素质教育紧密相联。从目前来看,对高考制度的争议集中在怎么改进而不是要不要的问题上,因为作为一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有限及其选拔的本质,高考制度只能继续完善下去。而这种前景有赖于高中学业水平测试的进一步完善、考生多元化评价的探索以及考试科目和内容的进一步改革。本专科将来能否分考?研究型大学能否联考?多批次考试即春季和秋季考试已在安徽、北京等试点全面收缩,原因是招生学校没有足够吸引力的专业。所以,今后多批次考试是否考虑以最高分录取?当然,这样的成本很高。总而言之,任何一种考试的可能性都在被估计当中。完全自学考试也不能忽视,世界各国都关注中国的自学考试为不少青年的成材开了一条门路。另外,欧美国家采用的弹性注册学习在多大程度上能被中国化,也是值得研究的。我们似乎正在迅速推行所谓的大学通识教育。其实,并非没有争议。综合大学在通识教育这方面向西方研究型大学的成功经验学习、借鉴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把所有的专业性的、职业性的、社区性的高等教育机构通识化将是一个什么前景?现在还有待进一步厘清。其实,用人部门很看重(毕业生)对岗位的适应程度,这与研究型大学以能否成为研究人员梯队的后备力量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我们的学历文凭和职业资格的相互衔接(叫资历架构)制度的设计都有可能与高考制度共同向前推进,中国从古至今走考试取向的道路大体是一种线性,正是因为这种线性竞争的传递,才使得岗位的竞争演化为学历的竞争,学历的竞争演化为升学竞争,升学竞争演化为考试竞争,考试竞争又继续延伸。所以,目前的治标之策就是改进或改善考试竞争、考试评价制度,当然,教师素质、课程改革也要进行。如果要描绘一个蓝图的话,就像十六大、十七大提出的终身学习、全民学习、学习型社会的建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以适应我们工业化中期和后期乃至将来知识型社会的(要求),用人单位理性化的需求从原来以学历为本位、学科为本位转向以能力为本位。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关键是,就业结构是不是网状化、扁平化、分散化和弹性化?如果不是,这种线性的竞争仍然会持续很久。所以,这种前景的改变或者新的前景的到来还需要条件。
三、职业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正在发生着两大根本性转变,一是工业化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的转变,这是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二是人们一次性学历教育向终身学习的转变,这是人们学习方式的转变。正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与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国民创新能力密切相关,这两大转变是一个整体,既是制度的变迁,更是文化的演进。
为了适应这种转变,世界银行曾把知识划分为三类:直接为谋生的、物质型的知识,不直接为谋生的、兼顾精神和物质的知识,不为谋生的、精神型的知识。K4D(知识为了发展)所向人们展示的是,并非所有知识都能够促进发展,而是只有经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发挥作用,并且整个社会形成良好的自洽的结构,在这种基础上,知识流和将来谋生的取向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发展。否则,就有会出现两个问题:一是教育不足(under education),二是教育过度(over education)。
美国教育产业界的观点认为,一般的体力劳动能力和非常规的体力劳动能力以及常规的认知能力高中毕业就基本具备,再加上复杂的专业技能,则需要社区学院来完善。30年前,一个美国高中毕业生在超市最可能获得的岗位是收银员,而今天同样的高中毕业生在超市只能做一个搬运工,今天的收银员则是社区学院的女毕业生最受青睐的职业。一个加州理工大学的毕业生甚至诺贝尔奖获得者所教的本科生,如果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大家一定认为是各大公司争抢抢夺的对象。但是,出人意料的是,据报道,这些本科生每年在华尔街各大公司找到工作的不足10人。原因在于,在美国的企业看来,这些学术型的、研究型的本科生应该回到实验室去,回到课堂去。而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的毕业生则受到各大企业人力资源经理的欢迎,因为这些大学培养的学生并不是学究的,而是注重科学本领和综合的管理、沟通能力。以至于,世界银行在招聘中层主管时曾一度规定,以前学过财经、金融的毕业生免谈。当然,世界银行主要是资金的管理。美国的新增岗位,90%是来自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只有10%是高中以下的。但是,中等收入国家就没有那么轻松了,高中毕业的仍然占30%左右,社区学院以上的仍然会占30%左右,而初中以下的则占40%左右。我国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的状况。今后,全世界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分流模式不会有太大的改变,如果应了我刚才所说的变化的话,只能意味着这样的分流继续存在,而不会意味着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分流的减少,(问题)是在什么地方进行分流。据OECD报告分析,世界各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流方式大体有四种:(1)高中后分流的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2)高中阶段(初中后)分流的如欧亚许多国家,但是形式有所不同;(3)初中阶段(小学后)分流,如爱尔兰、墨西哥和菲律宾;(4)混合类型,如智利。相应地,多数国家初中后教育结构有三类:(1)学校型:全日制学校教育是基本教学方式,基本形式是普通高中和综合中学。(2)双元型:普通教育与职业培训交替进行,二者比例大体相当,在企业和学校交互实施。(3)复合型:在正规学校教育所承担的普通教育之外,职业教育基本上由非正规教育完成。
对于双元型,为什么不能在一些地方拷贝过来?当然,我国也拷贝过,如苏州、南京。但是,在强大的英式文化(应试文化)的大环境下,德国的双元制显得很孤立。而且,我们一个显著的问题是,职业教育的好坏寄希望于校内,好像与企业没有什么关系。而德国的双元制有两部法,一个是《企业职业教育法》,专门用以规范企业应负何种责任和义务,如何接纳学生实习,如何免除税费等;另一个是一般的《企业教育法》,是针对政府和学校而言的,用于规范学校和政府如何保障入校的学生完成学业。这两部法共同支撑起职业教育。而我国只有一部法,主要针对学校如何进行规范地办学,没有太多地约束企业的责任。如果关注一下国内外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不难发现,相对择校问题,这个问题不算太难。因为择校也是世界难题,美国多少届总统都希望通过解决择校问题而得到群众的拥戴。从特区学校、教育券等一系列走下来,现在仍处于争论当中。其实,职业教育最关键的因素有三:政府、企业和学校。三足鼎立,缺一不可。政府调控管理职业教育的体制首当其冲,是第一位的。另外,职业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结构比例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政府用看得见的手所拨动的?目前至少我国不是以市场为导向,而是政府的计划安排,即压缩普高的招生指标,确保中职的招生指标达到(与此)相当的水平。公立和私立、投入体制和渠道、行业的参与、职教毕业生的就业等一系列问题,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些问题上各有千秋。我们也在反复考察、学习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特点,同时,我们也有自己的需求。职业教育面临的多岔路口现在看来基本明朗化。目前,我国既不是政府划定普职教的刚性比例,也不是放任由市场决定,而是通过政府匡算普职教的弹性比例,指导职业教育面向市场,办出特色,走的是中间道路。从计划到市场,一多一少,多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逐步完善,少的是政府的指令性计划到指导性计划到没有直接的计划。
正规学校教育有可能贯穿人的一生。因为正规学校教育提供的不完全是学位学历教育,还有可能提供一些非正规的教育和非正式的教育,其中,在工作的场合和其他社会一些的教育机构也都会提供这类的学习机会。人从一出生到生命终结,学习的路径是多样化的。这就牵涉到隐现知识和显现知识。其实,在结束第一份学历或学位以后,一般来讲,高中阶段毕业进入更高级学习或就业以后,隐现知识的传授将会处在相对更加重要的位置。而在这之前,比如说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等阶段还是以显现知识的提炼为主。世界银行区分了知识的类型,他们对不同教育在传授物质性、精神性知识方面的重要性也进行了分析。我觉得,我们不能笼统地去谈一个人是由于兴趣爱好的驱动来学习。像90年代中期欧洲和美国等国家在测量不同年龄组的终身学习参与率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递减趋势。3—5岁的参与率不高,我刚才已经说过,学前教育不一定非要在正规的幼儿园进行。6—7岁、8—12岁、13—15岁毫无疑问(参与率)达到了100%。中国在2005年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年龄分布?,但是越到青年和中年,正规教育的成分就逐渐减少,到29岁时就下降到10%以下。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它后来的成人培训和教育培训是从16岁开始介入,一直处于相对平缓的,参与在50%以下的一个状况来提练的?中国应该说在2020年的时候,能够达到90年代中期正规教育这几个国家的平均参与率,也就是说这12种语言….?但是,我们成人从16岁以后参与率仍然比较低。如果按照十六大、十七大所定的目标,建设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那么成人参与率有可能到2020将有显著的改善。但是,这种显著的改善与25多年前几个欧美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相当显著的。现在连他们自己都没有说,他们已经建设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更何况我们与他们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中国建设学习型社会的路程是非常遥远的。
国家教育政策特别是职业教育政策一共有八个方面。首先是在新世纪新形势下国家宏观政策的定位。这个定位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阐述得很清楚,把职业教育发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第二,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基本方针,有两个“数以”,即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万计的高技能人才。这种定位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的。第三,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这是人才培养模式变革的价值导向与行动基点。第四,加强基础能力建设,努力提高职业院校的办学水平和质量。第五,以改革促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发展的适应性。第六,依靠企业和行业来发展职业教育,坚持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的发展道路。第七,严格实行就业准入制度,完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理顺岗位需求与学校培养之间接口关系的制度环境。第八,多渠道增加经费投入,建立职业教育学生资助制度,改变低成本运行状态,帮助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拥有一技之长。那么,国务院在2005年做出《决定》时,当时还没有拿出足够的财力补贴职业学校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学生,但是,现在逐步做到了,学生的资助体系也在不断地完善。最后,加强党政部门对教育的引导和社会对职业教育发展的关心,共同把职业教育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走的是一个“纺锤形”,先扩大后缩小,缩小的主要动力,上午我已经讲了,不完全是市场需求的拉动,而主要是政府看不见的手在宏观调控。
在1980年,如果计算当时100个高中以后没有能够升学的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结构的话,我们会发现90%多是高中毕业生,我们不考虑初中以下的毕业生,只考虑高中以上的毕业生。改革开放初期很少有大学毕业生。所以我们右边那部分,左边斜纹那部分,也就是说高中阶段的比重是很高的。到了1985年,立刻下降到90%,当然下降到90%主要不是因为高校的扩招,而是由于初中升高中的大幅度的消肿。因为在“文革”时期和在80年代,上高中一度是不需要考试的。所以,文革期间的普通高中在校数最多时接近2000万人,到1985年突然消减一半,也就是500~600或700~800万人。但是,那些高中质量不合格的乡办高中迅速收缩,只有在县城才办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所以,由于强烈的收缩就使得它的比例减少,这种比例一直稳定了10多年,才由于高等学校的扩招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98年普通高中的或中职的毕业生占绝大多数,占90%左右。扩招的后果在2006年显现出来以后,普通高中很快就退到约66%,而预计到2015年有可能会退到50%。也就是说,100个新增的劳动力当中,有50个来自于中职毕业生和那些未能升学而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毕业生,但是比较少。而另外一半就是没有进入研究生和本科学习的高职、高专本科生和其他的没进入高一级学习的人。这一部分比例的显著变化就预示着我们将来劳动力价格会有一个逐渐上升的问题。到2020年,劳动力供给结构中很可能多数是达到大专文凭的水平,而普通高中和中职毕业生整体会下降到40%左右。
接下来就是职业教育的发展走势。任何国家的筹划,只能保持少数人从事研发的和学术行为,面大量广的非传统专业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越来越普及。UNESCO和OECD调查发现,终身学习动力主要来源于终身谋生或就业的需要。随着社会岗位聘用或雇佣趋于理性化,将会形成对职业教育强劲的拉力。职业教育未来将是一个广谱的教育体系,而这种教育不是职业学校可以完全包揽的,职业教育必须跨越学校系统局限,使正规学校提供的“前职业教育”与“职场”学习、社会教育等建立有机联系,将社会岗位群的需求转化为实在而持久的驱动力。
在终身学习制度的框架内,不同阶级和阶层学习者的年龄、身份等差别应当逐渐缩小和淡化。有些人可能由于不同的原因,被动地错过或主动地放弃了某些正规学历教育的机会,但是能够在以后的生涯中获得补偿性学习机会。今后,职业教育办出特色,就不仅面对普通学校应届毕业生需要,而且要把视野拓展到社会上其他人群:不仅要积极为工人转岗培训、农民致富和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服务,还要主动适应六个社会阶层对于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多样化需求。如在美国,已经拿到博士学位后,再回到社区学院读一门专门的计算机语言。因为这样会在谋职方面得到更加的优势。
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生存,以特色求发展不只是针对对职业教育甚至也只针对高等教育。把高等教育职业化、专业化也是我们比较倾向的主张。很难在全球找到一个人口大国依靠四年制的本科教育和多学科性的教育,最后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所以,回归职业教育,回归专业技能的方向是以后职业教育应该牢牢把握的一个趋势。
四、高等教育发展和政策要点
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我们快速从精英阶段跑向大众化阶段之后,我们的竞争对手纷纷地从大众化跑向了普及化。自1998年以来,欧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国家的毛入学率从不足50%纷纷达到50%甚至60%。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非洲没有,南美洲进展也没这么大,亚洲更是进展缓慢?为什么欧洲、北美、大洋洲会出现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加速的现象?原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在这些国家)低技能的技术岗位被淘汰,原来处在这些岗位的人便失去工作,所以他们就念大学。原因之二,是少子化。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年轻人口的急剧下降。这样一来,原有的教育资源和政府的拨款不会显著减少,教师也不能遣散,只能倾向于多招学生。即使在不扩招的情况下,由于整个学龄人口的下降,也就是基数下降了,那么毛入学率就提高了。这是主要的因素。
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再到普及有很多的资料,但我们感觉,能够将(这些资料)精细化的学者并不多。相反,在一些国家的政府文件或是政府首脑阐述教育理念的时候,倒是频繁引用“精英”“大众”“普及”这样的词语。总而言之,高等教育从为少数人服务变成覆盖面更大的服务,师生关系也从原来讨论式的教学朝着更多的课堂讲授和技术信息的教学转变。在扩招的一段时期内,因为大学的教室非常紧张,所以就出现了三百多人一齐上英语大课,三百多人上专业基础课的局面,以至于最后一排的(学生)都预备了望远镜,以便看清老师的板书(学生笑声)。这是我们迈入大众化初期的一个短暂阶段,整个教学条件都不太完善。但是,如果长期是这样的话,那么高校教学评估就不能通过了。而在这个过程中,学术标准从原来比较高的、比较整齐划一的朝着相对多样化的过程发展,入学选拔也是更加多样化,学校管理的形式同社会的分界线也产生了很大变化。我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十年前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宣言,现在我们在所能看到的文献中很少能够找到这次大会的宣言的踪影,只能在一些高等教育同行中找到。比如这次大会认为,应该坚持与市场的一定的距离,不要匆忙地把高等教育推向市场,但是这种警告似乎对一些国家没有太大的作用。在整个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过程中,在某种程度上引入一些市场机制是可以触摸得到的。这次大会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理念和启示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两条或者三条。第一条,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是培养科学家、工程师的后备力量,而且在于培养高素质、负责任的公民。这样功能或者使命的转变,勾勒出在大众化阶段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第二条,我觉得应该把高等教育像职业教育一样,办成让人民能够方便地进入,离开,再进入,再离开的终身学习的平台。最后一条就是,高等教育所负载的使命不仅在于培养人才和科技创新,还在于它的社会服务功能和文化建设功能。在这样一个文化多元化的世界,谁来承担文化建设的使命?高等学校应该责无旁贷,应该在传承、创新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方面勇敢地站起来。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召开已有十年,回过头来看它的主张和理念,仍然有价值。时隔十年,今年马上要召开的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主题将会是什么?OECD在2004年的教育分析中,对终身学习有一个新的定义。终身学习是一个概念,最初指在职前教育(initial education)结束后继续学习。现在表示的是学习贯穿于人一生的过程,包括在校学习。所以,这四项基本原则对我们理解终身学习的理念是有启示的。人们对职前教育的状况不够关心,这也是我们发展终身学习非常强劲的动力之一。在1995~1996年,由十个国家参加的叫做“redefine higher education”的一个小册子(由谢维和教授已经翻译)。在重新定义第三级教育的基点——大众化进程中对教学质量的关注、对教学的关注,对成本和财政的关注,对扩展入学机会的关注——与我们现在讨论的高等教育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些内容也恰恰是我们所关注的范围。
OECD在2002年又启动了一个项目(去年已经结束,报告即将发表),共组织了24个国家。我们中心(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北京师范大学和其他高等学校的专家一起参加了这个项目。总而言之,从“redefine higher education”到“rethinking higher education”,要点有什么变化?环境落入高等教育重新思考的视野,经费也是绕不开的,高等教育的功能除了质量还有公平问题。特别强调了加强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这个以前是没有的。以前有谁在关注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在,OECD国家包括中国都在关注。所以,从一个主要是练好内功,到更多的是着眼于高等教育的生存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将是一个什么主题?这个主题肯定没有在这里头(学生笑声)。今年世界高等教育大会的主题是“寻求高等教育发展新的动力”。总结得很巧妙,不得不佩服这些国际组织的专家们的能力。就寻求整个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来讲,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既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又不是处于同样的发展机制、发展阶段。
欧洲高等教育博洛尼亚进程更是有一个非常革命性的特点。因为原来的欧洲大陆高度分散,存在着十几种高等教育学制。博洛尼亚进程希望能够通过欧洲一体化使他们的学历、文凭、学分、学制能够相互对应,这种对应的路径首先就是建议实施“358”学制。也就是,在高中毕业或者预科毕业以后,上三年就可以拿到本科学位,再上两年拿到硕士学位,就是五年,再三年拿到博士学位。理由很简单,他们希望通过缩短学制,来增加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阶段人们学习的进出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把学制搞得很长像医学那样的学制,五年的本科,三年的硕士,再加上五年的博士,整个拿到一个医学博士就是十三年。而中国现在博士年限相对偏短,硕士年限相对偏长。现在已经很少有国家的硕士是三年,而我们还是三年。即便是变成两年,还是觉得质量不能保证。但是,在很多国家,硕士作为一年过渡性学位。像MBA这种硕士,严格说起来是职业性的,跟学术性的学位没有直接关系。
最近一段时间,国际教育许多人在尝试scenario(设想、方案)的方法来做一些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OECD的专家用scenario分析未来大学,发现,我们从原来高中毕业升入高等教育,在严格限制数量的学校中颁发学位的那种传统模式,可以派生出经营的模式或者叫做类似于企业家掌管的模式,自由市场模式也可以理解为超市自选课程的模式,开放的终身的模式,网络的模式,乃至于师生关系已经开始消失的模式,即无边界学习,无围墙学校。其实,要运作这些模式在一个国家当中的比重还是有风险的,因为在任何一个国家,目前还是以传统模式为主,只能兼顾一些其他模式。它不可能把其它模式的比重放得太大,这需要一些时间来测试和试验。如果把传统的模式比作是海底的海螺的话,那么其它的模式更像章鱼。海螺在它固定的岩石周围觅食,定居,不会游得太远,它有一个非常缓慢的一个生物钟来运转。但是,章鱼就不一样,它会随时藏在某些黑暗角落中,会扩张,把它的触角伸到别的地方,它可以在相当大的一个海域内游弋,躲藏,攻击。总而言之,它是一种非常具有进攻性的海洋生物。而这种海洋生物的模型,按照OECD的说法,就是从原来注重选拔性的、面向高中应届毕业生的学习者朝着开放、终身学习,向所有年龄开放的学习转变,由原来公众资金投资为主转向混合资金、私营资金投资为主,由原来偏重科研、教学科研相结合转向以教学为主和按照职能分工的专业化,从原来满足本国需求为重点朝着适应国际需求、留学生需求、海外的需求演变,从原来人员和结构有相似性朝着极化的方向演变。实际上,中国高等教育海螺化的特征非常明显。而西方很多欧美国家为了适应整个经济的转型,开始向章鱼演变。
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儿子辈能够与他们同龄人有竞争的话,必须从我们的孙子辈开始。因为从现在看来,马上让中国由海“螺变”成“章鱼”,几乎是很难实现。就按照我们现有的制度设计、评估方式、教学组织,还有同国际上同行交往的方式,都不足以使我们的儿子辈和孙子辈能够与他们的同龄人的竞争处于很强的一种位置。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还是在望着人家的背影在追赶。
OECD最新的报告认为,应付未来挑战有很多方面。但是,在这种学术中心的转移背后,恰恰是结构升级,技术含量增加,全球化中经济的垂直分工产生很大变化,而高等教育如果固步自封,墨守陈规,那么所培养的人才从学科角度来讲是有保障的,但是实际上存在很大风险。有句谚语说,如果你不为后天培养好大后天需要的人才的话,那么你会发现明天你也许仍然生活在前天。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从发展斜率上来看,2000~2004年的斜率比较陡,2004、2005年开始比较平缓,这都是国家宏观调控的结果。原来1998年我们制定第一轮教育振兴计划的时候,预测高等教育在校生数2010年达到1600万人。后来1999年扩招以后,2000年开始进行“十五”计划的起草,又把2010年实现1600万人的计划提到2005年,结果1600万人是在2002年实现。我们在2005年以2004年为基点做了一个预测。如果按照低方案的增长率,每年在校生增加3%,到2010年毛入学率将会达到21%左右,2020年达到38%左右。现在看来显然是趋于保守了。按照中方案5%的年增长率推测的话,2010年达到270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3%,结果发现2007年正好是27%。如果按照高方案测算的话,按照8%的增长率,2010年在校生规模达到3170万人,毛入学率达到27.4%。现在看来,“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计划已经把这个帽封了一下,就是让2010年整个高校在校生稳定在3000万人左右,让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稳定在25%左右。以此测算,整个年入学增长率在6%~7%左右。如果按照特高方案,年均增长10%,结果发现,到2020年高校的毛入学率将会达到100%。显然不行。那么,到2020年什么样的增长率为好?结果发现,如果“十一五”达到25%,而2020年又要控制在40%的话,那么我们的增长率不能再高于3%,2010~2020年之间的增长率应在3%左右。如果高的话,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将在2020年达到50%,哪怕是高于3%一点点的话,2020年毛入学率就有可能达到50%。而根据最初的预测,50%本来是2050年要实现的目标。因为,那个时候如果基本实现现代化,相当于欧洲90年代的水平,欧洲在人均GDP2~3万美元的时候,毛入学率就在50%左右。而我们现在有可能把这一个指标提前到2020年,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将在3000~5000美元,有多少财力可以支持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我们高等教育可能人数、规模不难达到,但是我们花了多少成本?我们跟韩国不一样,他们在汉城奥运会的时候,毛入学率只有30%,现在20年过去了,今年达到80%,在20年中提高了50多个百分点。他们扩招比中国快得多。但是,他们没有通过政府的投入来实现,而是依靠私立大学。老百姓非常习惯高中毕业以后,给孩子们一笔钱,先拼一下少数的汉城大学和公立大学,拼不成了,就到占90%多的私立大学拿一个文凭。这就是韩国的政策。韩国政府投入占高等教育经费的比例不到20%,主要靠民间撑起高等教育的普及化。中国也要走这个路。中国现在90%的资源在公办学校,10%的资源在民办学校。
普通学校的校均规模也很有意思。在扩招之前,全国校均规模是4000多人,现在是14000人,万人大学已不是什么希奇的事情。吉林大学是巨无霸,将近7万人。高职高专的校均规模1998年不到2000人,现在已经增加到7000多人。
关于生均经费。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事业费支出逐年下降:2000年是7300元,到05年跌到谷底(为5300元),06年有所回升,达到了03年的水平(为6000元),但仍然比2000年缩水了20%。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支出2237.57元,连年下降的态势到2006年才有所扭转,达到2513.33元。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问题,财政要保证为了稳定物价,学费不提高,给大家吃了“定心丸”。吃了“定心丸”以后,财政倒是没有多拨款,反而下降了,2006年刚有所回升。这就使学校千方百计地去创收,不创收没有出路。
再回过头来看看毕业生,有三个特点。第一,高等教育毕业生学历(学位)程度与起薪及定薪水平之间基本上成正比关系。这就是追求高学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第二,高等教育毕业生的预期起点月薪水平逐年有所下调,甚至出现了0工资就业。可见就业市场竞争的激烈。《劳动合同法》颁布包括农民工工资上涨以后,拉动了毕业生的起薪点,今年起薪点差不多都回升到5000(2000)块左右/每月。最后,不同发展水平地区高等教育收益率存在着明显差异,开始出现结构性就业问题。
2008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冲破500万人大关,是世纪初的一年毕业生的五倍,不仅对当年一半的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发起冲击,而且对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社会用人等制度提出更高的要求。新增劳动力一年新增多少人?1000万人。这还是我们GDP增长比较快,拉动比较好;如果GDP增值下滑,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的话,一年新增劳动力的幅度还会下降。所以,我们要吃掉当年新增劳动力的一半。但是,从社会调查结果来讲,仍然有百分之三十几的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公务员,14.4%的人希望成为工程师,12%的人希望成为公司职员,成为科学家的7.8%,成为文艺工作者6.8%,自由职业者6.7%,运动员2.4%,希望成为工人的1.1%„„没有人希望当农民(学生笑声)。如果大家接触到管理理论的话,有一个叫作“双因素理论”。赫兹伯格认为,影响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因素可分为两类: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所谓“激励因素”就是,只有少数人拥有,多数人没有,少数人拥有之后,对他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对多数人是一个激励。“保健因素”就是多数人都有,少数人没有,结果少数人感受到了危险,因为多数人感觉到有没有无所谓,不会产生焦虑,有的话也无所谓,产生不了激励。高等学历在OECD国家正好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读大学并不是所有孩子都愿意,但是不读大学状况更糟,读了大学也不见得有高薪工作。而中国现在已经开始那种学历越高,就业越好,起薪点越高,社会地位越高的事实,是人们就学的强大激励因素。总有一天人们会认为,如果仅仅拿到高中文化程度而不拿到大学文化程度,情况就会变得更糟,这种情况在城镇地区已经正在到来。
从专业和职业教育的自然优势来看,OECD和UNESCO国际教育标准分类1997年做了对香港1987年的教育标准分类有一个改进。第一个改进就是,在高等教育和高级中等教育中间加一个高中后教育——第四级。第四级教育没有学历,要么就是职业培训,要么就是预科,是一个过渡性的教育;第二点显著的变化是,把硕士和原来的第六收缩到跟学士平起平坐这样地位,不认为硕士是比本科更高一级的学位,只是认为这两种学位只是年限不同,基本差不多,而且把高专高职和本科与硕士并列为第5级,他们是苹果和梨的区别,不是好苹果和烂苹果的区别。与此同时,把原来第七级的博士确定为研究生教育——第6级,至于那些美国的教育博士、法律博士、临床医学博士那些本科读四年的,都没有算入研究生的学位。中国现在,真正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本科(学术型本科)到硕士到博士,这条很窄的线上来的人数还是比较偏少(多)的。目前还没有完全不分流的国家案例。这些分流的愿因,在职业教育教育已经讲到了。
如果简单地用两维的网格来分析的话,暂且将学术理论性和应用职业性对立起来作为一维的两端,把教学和科研作为一对对立关系(当然这种对立关系不是很科学)。但是,我们就可以把联合国教科文1997年的各种类型的大学给装进来。对于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教学科研型院校和教学型的学院等等,都有一系列运作模式。而这种运作模式,把他摆在一个真正的网格图当中,一端倾向于研究型大学,另一端是高职学院。我们会感到,像高考中钱钟书都有一门功课不及格,他们都可以在研究型大学中找到一席之位。当然我们现在的大学系统还没有做到这些。我一直在呼吁,53所研究生院招收博士生不看出身,英雄不问来路,就考一门专业课,经过专家委员会面试录取。每年不用拿出多少,就拿出2%~3%的名额,不拘一格来选拔人才。最近,我看到了清华大学的人文学院国学部,进来四五位教授什么学位都没有,唯独系主任是个海归。王选、袁隆平就偏向于应用职业型,晏才宏老师(上海交大讲师兢兢业业地教学,深受同学爱戴,怎么会连教授和副教授都评不上?我参加一次国际研讨会时与专家们讨论这个事情,他们问了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晏才宏老师是不是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过?还是他就是没有创新性的学术成果?我说,非原创性的文章发过一些,但是真正原创性的成果没有发过。第二个问题,上海交大是一所什么样的学校,是不是研究型大学?我说是研究型大学。国外同行说,如果按照他们在美国工作经验来讲,教授叫作“publish or punish”,就是说,要不出版要不完蛋。在研究型大学,这样的标准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一个老师,他在研究型大学供职,结果一篇原创性文章也没有发,他拿什么教学生呢?他认为,像这样的老师在研究型大学,不仅教授、副教授评不上,恐怕连讲师也评不上,他不是一个研究型大学的合格的讲师。后来我又问了,“那么他应该到哪里去呢?”他说,“他可以到一个教学型本科院校,把书教好,评一个很好的教授,不需要他发什么文章。”这说明了我们教育的评估问题,习惯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所有的高矮胖瘦的人。北大、清华等一流的研究型大学还要紧张地应付合格评估。
在整个二维网络中,每一所高校都应该有一个向左向右,向前向后的一个战略定位。而我们现在评估的导向就是让所有的学校向右聚集。评估尺度没有给教学型本科院校特别是很精致的教学型本科院校生存的余地。如果我们的评价尺度能够变一变的话,我相信,这种高等学校的定位会更加清晰。越往右上端,资源已经瓜分完毕,重点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这些资源全被右上端的学校瓜分了。那么,后来者怎么办?后来者可干的事太多了,你只要不往右上端挤,你就有干不完的事情。
接下来看看高校重点学科分布的格局。我现在只有2003年的确切数据,其中960个重点学科被181所大学拿走,而全国本科院校是700多所,所以有相当部分的院校一个重点学科也没有。而在这样一个181所大学中,153所大学拿到了重点学科的40%,另外剩下的60%重点学科被28所大学吃掉。所以,北大拿到了81个,清华拿到了49个,这也是文科数和理科数不太匹配的原因所致。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些行业特色相对比较突出的高校。拿到的重点学科实在少得可怜,但是,这些学校在国际上的排名是在北大清华之前的。因为,你要排综合性大学和研究型大学,这些学校根本是不可能的。如果是同行的排名,农大、矿大、林大、地质大和石油大的学科是世界一流的。因为,很多发达国家已经迈过这一步,学科已经萎缩,整个梯队已经解散,我们恰恰现在是整个农业和制造业发达,现在已经跻身世界先进的行列。在石油这块有些专业相对比较薄弱,不如中东石油产出国的大学研究水平高,但是,我们有独到的与石油相关专业的研究。中央美术学院的院长说,他们学院在西洋美术方面,仅有为数不到10个学校与之相媲美。中央民族学院在全球位居第五名,中央戏剧学院排在全球十五名,而北大最好的也不过是被泰晤士报排在全球第十五名。有中国特色的像中医药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中国戏剧学院不拿世界第一也说不过去(学生笑声),对不起老祖宗(学生笑声)。所以,行业特色并不是很多人都关注。我到这些学校给他们鼓劲,保证他们这样一个世界先进的水平,至少在学科领域方面。美国和加拿大也不是按照学校来排名,一个学校排名可以是100名开外,但他的学科可能是在前10名。而这个学科培养出来的学生,到社会上的认可度远远高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举个例子,电器工程在很多不知名的私立大学,学科在前五、六位的,比MIT(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认可度就高得多。
高等学校可能选择的运作模式有A模式、B模式和C模式。当然这也是不科学(我今天跟大家讲的都不完全是科学的,因为我现在所从事的教育政策研究,有科学化的一面,也也有非科学化的一面,有民族化的一面,也有非民族化的一面)。大家不要以学术论文的标准来衡量这个分类。
我们认为,基于学科的“传统/准传统”的模式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还得有,如果没有,反而是危险的事情。清华、北大还有我们的艺术院校,用这样的传统的模式、格局办下去的话,没问题,生命力会始终坚强。像海外的加州理工、学院,并没有因自己只有10个左右的本科毕业生能在华尔街找到工作而惭愧,它仍然把大量的优秀本科生输送到各个研究型大学攻读研究生,向着诺贝尔奖的高峰去攀登。像巴黎高师这样非常精英化的研究型大学,我们还可以列举很多。
处于转型的“现代”模式包括综合性的、专科性的、专业性的大学,像MIT、东京大学、国内不同水平的本科院校。没有太丰厚的历史,但有背着沉重包袱的(不可能轻轻松松地去把他原来已经形成的特色去甩掉,这也是不划算的)。
另外一种姑且称为“后现代”模式。如果现代称为章鱼的话,那么后现代已经进化为别的生物了。职业性的、远程性的、网络性的、社区性的高校和一些新大学都在进化。美国有成功的老大学的案例。但是,如果现在美国的民办教育机构宣称自己要办一所哈佛大学的话,人们会说这是不可能的。哈佛大学、MIT、斯坦福这些大学形成的历史,是一扇非常窄的门,后来者只能选择别的路线。美国的凤凰大学很成功,它在纳斯达克上市,每年向政府交税,所提供的教育带有浓厚的营利性色彩。当然,在美国还能举出很多这样的营利性大学。继美国的先例之后,墨西哥的蒙特雷大学紧接而上,在短短10年里发展了37个校区,以网络教育为主,招生的数额已经超过了原来的公立大学,主要以信息产业、通讯产业为主打,深受学生的欢迎。校长告诉我们,他特别希望在中国也发展这样的分校。
卢森堡的金融学院值得详细说明。他们没有按照传统的大学模式,办一个很学科性的学院。卢森堡的人均GDP是5万美元,算是比较富裕的国家,人口约30万人,原来80%的青年学生到法国、比利时上学。现在的卢森堡大学有人文学院、法律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和金融学院。唯独金融学院火得要命!不仅是本国学生要排队,才能够录取,连外国留学生也要排到好几年,才能够进入。学士、硕士和博士同时提供。原因是什么,他们没有用高薪聘请银行学、财会学、金融学的教授,而是把权力直接交给了卢森堡银行家协会(卢森堡银行是非常发达的,很多银行在欧洲享有盛名)。卢森堡银行协会欣然接受大学的请求,为大学测评、安排指定导师,最后(学生的)论文选题完全与当前的金融业的前沿紧密联系在一起。总之,卢森堡大学金融学院得到欧洲很多青年的追捧。卢森堡大学什么时候建立?2002年建立(学生惊叹)。2002年以后,中国民办大学有没有一所像卢森堡金融学院这样产学合作的模式?在这一点上,我们并不匮乏可以借鉴和学习的先例。继卢森堡这样的大学成立不久以后,卢森堡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到中国访问,提出要跟北大、清华合作。一个2002年建立的大学就这样有魄力。难道说章鱼没有前途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章鱼的案例!
探索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第一,始终坚持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坚持和创新,不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还是研究型大学或教学型大学或高专高职,都有同样使命和任务,只不过分工有所不同。第二,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需要密切关注社会和公民个人谋生需求的职业性和专业性。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与高等教育循序渐进、重点推进的职业化将是一回事。第三,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需要积极探索发展方式和培养模式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我们希望,高校成为一个高效率的终身学习的平台,而不是像原来我们工业化办高校:一到寒暑假,门关得紧紧的,教室腾得空空的,学生放得远远的,教师各自去休假。香港特别行政区高校寒暑假怎么过的?他们的校园有一天晚上锁过门吗?他们的实验室、图书馆有一天晚上关过门吗?那么多学习者哪里来的?不是从地里冒出来的,而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同城的居民和流动人口。所以,我们高等教育体系实在是很封闭,现有的资源还没有完全利用好。改革开放30年,到现在我们很多方面还是停滞不前呀!
五、政府责任和促进教育公平
总书记对教育公平非常重视,认为保证人民享有基本教育是党和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促进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近五年来,我国教育政策有六个特点。
第一,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过程不断得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宏观政策方针的指导,与党和国家对教育工作新的战略部署紧密相关,而且根据不同时期进行相应调整。某些应急性政策措施发挥出长期效应,如随着农村税费改革,义务教育迫切需要“一费制”,在中西部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到近年来逐步纳入财政保障范围,并通过法律固定下来;再如世纪之交的高教扩招,使我国高端人力资源开发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不至于扩大,即使近年来稳定招生规模,由于基数已经做大,我国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也已有明显优势。
第二,政府的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发生显著变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政府直接投资经济行为收缩、财力持续增强的背景下,政府提供公共教育服务、促进教育公平、保障和改善民生的责任得到强化,有可能解决以往多年想解决而没有条件解决的困难问题,如西部“两基”攻坚计划,靠国务院直接抓各地各部门得以如期落实。
第三,教育政策出台的频率空前增大,第二轮行动计划与十五、十一五年计划期间的事业计划相互交织,而且在每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和教育部年度工作要点当中,都要安排一系列教育政策,有的纳入行动计划之中,属于落实行动计划的具体举措,还有不少是新增项目,如教育部直属6所师范大学进行免费师范生试点。
第四,教育政策受法律的影响出现不同的态势,如义务教育法重大修订强化了政府责任,国家推进城乡免费义务教育的步伐明显加快,2008年全国农村县镇1.5亿学生免交学杂费和教科书费,农村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和贫困寄宿生补助的标准进一步提高,城市学生免除学杂费,使我国一下子跻身免费义务教育水平较高的国家行列,还有国家增大中等和高等职业院校的学生的奖助学金覆盖面,均不是行动计划谋划的结果;但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以后,部门间政策不够匹配、体制改革滞后,民办教育发展遇到新的问题,也不是行动计划所预期的格局。
第五,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对一般性的政策方向与号召,不易检查落实情况,其中有不少内容属于国家表态性质的,如果不提可能引起地方疑问和动摇,但是一直坚持提也未见明显进展(保健因素)。而附加经费的项目工程则更能够体现实效(激励因素),其中,有中央财政资金支持的项目更能够调动地方积极性,要求地方自主筹措经费的项目往往发展很不平衡,尚缺乏有效的行动计划执行的监督机制。
最后,探索服务型政府从全能到有限职能转变的新途径,政府开始对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全面负责,对市场不好调节的公共教育服务重点负责。但是,政府在对非基本公共服务委托、托管、购买服务,及对非公共服务按市场机制运行和监管,政策准备尚不充分。
政府促进教育公平政策取向,总结起来有机会公平、过程公平、选择公平。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起点公平,我们在义务教育方面花了很大力气,使农民的满意程度显著提高;第二条,在过程公平特别在贫困生救助方面也做了很大努力。但是,我们在监管规则公平和监护公众选择公平方面,步伐显得有些慢。不是单指哪个地区慢,而是普遍较慢,包括改革开放比较快的地区像广东、江苏也在观望。我觉得,解放思想有两种含义。第一,能够在体制改革上能够再突进一点,另一个含义就是地方强调因地制宜,对中央大政方针有选择性进行执行。
政府和社会投入是社会关注的一个大问题。实际上财政投入一直没有突破3.%,离4%的预期目标始终相差很远。自90年代以来,社会投入主要是学杂费和书本费。由于我们在2000年没有实现1993年《纲要》所提出的目标,陈至立委员曾今说,我们差一个百分点就差1000个亿。到去年,一个百分点差2400亿。如果政府当时能够抓达到4%的话,各级各类教育的面貌将不像今天这样。要想在2010年把这一拖再拖的4%的目标实现,今后几年,至少增加四分之一个百分点,即一年至少要增加700多亿。今年,中央财政做了表率,增加了480亿,地方财政能否跟上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政府投入有很大的潜力可挖,而社会投入呢,看来已经处于一个?OECD国家平均政府投入和社会投入8:2,非OECD国家是7:3,我们是6:4。总的来讲,我们政府负担的责任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
90年代以来,财政性的教育经费从85%(1991)降到65%(2006)。而非财政性教育经费曾经一度达到过39%,现在又降落到30%左右。社会捐、集资办学经费的比例锐减。学杂费的比例剧增,从4%(1991)增到16%(2006),其他收入的比例也在增加,从2.5%(1991)增加到13%(2006)。从财政性经费来看,近几年中央在拨款比例方面花了很大力气,其中农村小学已经达到88%(2006)。
普通中学初中、高中加在一起,预算内的经费仍然不够多。中职还是政府负起很大责任,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到50%(2006)。高校预算内教育经费从2004年到2006年期间一路下滑。而增长较快的是社会力量办学。2006年以行政区划为单位的大、中、小学之间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的差距(最大值最小值)是,普通小学差不多10倍,最低的职业中学差不多6倍,普通高校是8倍。现在,普通小学的最大值将近一万元,是上海。普通高校最低的是江西。不算学杂费和学校创收,江西或者四川公办大学的大学生每年的得到的财政拨款占不到上海的1/4。在世界上找到这样的案例不大可能。《教育法》规定,要使预算内的财政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逐年上升。没有做到的省份在2002年有7个省,2003年17省,2004年19个省,2005年23个省,2006年回落到18个省。也就是说,全国多半省份没有做到《教育法》所规定的。但是,丝毫不影响这些省份主管领导升迁,调任,光荣退休(学生笑声),也就是说,科教兴国到省一级仍然落实不了。所以,要实现胡总书记提出的教育公平任重而道远。
在谈论教育市场化、产业化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尺度?我们显然不能匆忙地把教育推向市场,不能像北欧那些福利国家把教育完全包办下来,我们只能走一条财政性投入逐年增加为主,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社会分担成本的道路。公办学校只能在公益性和准公益性的范围内运作,而民办学校可以在公益性、准公益性、非营利性和营利性等多种模式中进行运作。
公共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基本分为三类:一类是福利国家与保守主义(老左派),一类是市场化/私有化/新自由主义(新右派),再有一类就是“第三条道路”/“社会投资国家”(新左派)。
不同类型的教育系统包括基本公共服务、非基本公共服务和非公共服务。世界银行把政府对公共服务的干预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监管、付费、直接提供。对非公共服务就是监管。
公共教育服务的模型注定,政府要在支持公办学校体现机会公平方面花很大力气。在长线需求方面,政府支持公办教育,扶持贫弱群体,体现机会公平,政府重在公共服务;在短线需求方面,学校面向有支付能力群体,政府把握规则,保障选择公平,政府重在社会管理。
再谈谈教育腐败。教育乱收费可分为生存型、发展型、搭车型、转嫁型、营利型(利益驱动型)和腐败型等六类。基于教育乱收费所产生的教育腐败不是最主要的,这是中国教育乱收费所与国外不同的。其实,如果财政对公办教育的财政拨款如果是正常的话,腐败发生率是很低的。如果公办学校正常收费的话,腐败发生率也是很低的。唯独乱收费是高发区。为什么民办教育收费不叫腐败?腐败是指利用公共的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而民办教育只要没有利用公共权力就不能说是腐败。从影响教育腐败的因素来看,财务制度不健全、拨款不到位、收费界限模糊、监督机制不完备等都会导致教育腐败的发生。只有财务制度健全了,拨款到位了,收费界限明确了,监督机制完备了,教育腐败才能被抑制。
第二篇: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吴启迪
编者按:本文是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在2007年9月24日工程教育论坛上的讲话,本刊选登的是其中主要部分内容。
一、高等教育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经过前几年的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第一、高等教育实现了又好又快的发展
1998年至2006年间,普通高校当年招生数从108万增加到540万,高等教育总规模由不到800万人增加到2500万人,规模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由9.8%提高到23%,进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十五”期间,高等教育向社会输送了1397万毕业生,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已经达到680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基本适应了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较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愿望,促进了国民素质、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高等学校的办学水平不断提高
通过实施“21l工程”和“985工程”,集中力量加强了一批大学的基础设施、办学条件、重点学科、科技创新平台和创新团队的建设,在高校中凝聚了一大批高层次人才,产生了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学科,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争创世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的进程。我国已与世界上178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与包括英、法、德、澳等26个发达国家在内的32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学历学位互认协议。高校在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十五”期间,全国高校累计获得科技经费1700亿元,承担各类课题83.9万项,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75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55%;国家技术发明奖64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64%;国家科技进步奖433项,占全国授奖总数的54%。目前,全国有61.7%的国家重点实验室、35.3%的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建在高校。高校直接参与了神舟号宇宙飞船、三峡水利工程、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等一系列国家大型工程的建设,并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切实把高等教育的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的部署,在“十五”期间,教育部实施了第一期“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2007年,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财政部决定继续实施“质量工程”(二期)。在“十一五”期间,积极推进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调整与专业认证;大力开展课程和教材建设与资源共享;积极开展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设;加强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完善教学评估与教学状态基本数据公布制度;积极开展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通过质量工程的实施,基本形成高等教育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促进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密切结合,切实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二、我国工程教育的现状和主要问题
我国工程教育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历史性跨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已经形成多层次、多类型的工程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截止到2006年,全国开设有工科专业的学校数达到1653所,占普通高校数的88.5%;工科专业在校生为600.5万人,占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总数的34.6%。规模上,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从世界上看,我国工程教育的规模也是最大的。在规模扩大的同
时,我们也一直强调要努力提高教育质量。教育部2001年专门制定了文件,提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教授必须为本科生上课,因为我们认为,高校的科研应该为人才培养服务。从2002年开始,教育部组织进行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工程,目前已经建设l 100多门国家精品课程,初步实现了优质资源的共享。在强化实践教学改革方面,教育部积极推进实验室、工程训练中心和实训基地的建设。为提高高校教师的水平,教育部每年组织教师培训班。同时,教育部积极推动高等学校进行学科专业结构的调整,加大了信息安全、数控技术、汽车维修等紧缺人才的培养力度。
在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在:●投入严重不足。我国高等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只有0.6%,而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包括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在l%以上,有的甚至达到2%。投人不足,直接导致办学条件得不到有效改善。
●工程教育的发展战略和目标定位还不清晰,不同类型学校目标趋同。
●工程教育与工业界脱节,工程设计和实践教育严重不足。
●工科专业课程体系相对陈旧,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相适应。
●工科教师队伍普遍缺乏工程经历,严重影响工程教育质量。
●工程师职业资格制度缺失,工程师培养体系不够健全。
我国工程教育改革不仅要解决上述问题,确保工程教育的基本质量,而且还要应对工程 全球化、工程复杂性的挑战,建立具有大工程观、大系统观、大集成观的工程教育体系。
三、深化工程教育改革的措施
针对工程教育快速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我们将采取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切实把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
第一、以能力培养为核心,加强实践教学,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刨新
今后一段时间,高等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心要放在提高学生的能力上。能力来自于实践,各种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的能力尤其重要。加强能力培养,必须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
建设500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通过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推进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模式的创新,加快实验教学内容、方法、手段改革和实验教学管理机制改革,加强 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建设和师资建设,使实验教学的设备条件明显改善、师资队伍建设明显加强、教学水平明显提高,为高等学校实验教学改革提供可借鉴的模式和示范经验。
资助15000个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和一批有较大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学生竞赛活动。探索并建立以问题和课程为核心的教学模式,体现学生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学生自主性和能动性,给学生创造较大的探索空间。鼓励高等学校探索建立大学生尽早参与科学研究制度,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积极推动大学生参与校外学习、实践和创新,以各项竞赛为平台,激发大学生学习和研究的潜能,培养大学生团队协作意识、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建设500个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支持高校在教学内容、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教学运行和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人才培养模式的综合改革,形成一批创新人才培养基地,满足国家对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和应用人才的需要。
第二、适应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推进产学研合作教育
研制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预测系统。对高等学校各专业人才培养状况数据的分析和人才市场需求的预测,形成各专业人才供需情况的报告,引导高等学校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培养急需人才,为高校科学设置专业和国家宏观调控提供科学依据。
制订指导性专业规范。根据科学技术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高等教育实际,研究建立 适应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的本科专业设置和调整制度,保证基本人才培养质量。
针对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脱节的问题,实施特色专业建设计划。特色专业建设要求在人才培养目标制定、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改革等方面充分考虑行业和产业的需求,要有行业、企业界人士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积极聘请行业、企业的一线专家为兼职教师,选派教师到企业学习,建立“双师型”教师队伍。
为了解决国家重点领域人才紧缺的问题,加大软件、微电子、生命科学、农业、林业、水利、地质、煤矿、核工业、动漫产业等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力度,给予政策和项目扶持,促进高校形成一批急需和紧缺人才培养基地,保证基础学科、重点领域和艰苦行业的紧缺人才培养。比如,国家示范性软件学院就是探索了一种新的办学模式,目的是在较短的时间培养出较多的国家急需人才。
第三、利用信息技术加强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
要充分发挥我们制度上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加大使用信息技术的力度,进一步加强 课程、教材、仪器设备等优质教育资源建设与共享。
建设3000门精品课程。带动形成校、省、国家三级精品课程体系,引导高校进行课程内容改革和建设,形成优质教学资源。开展精品课程集成系统研究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精品课程资源中心,为广大教师和学生提供免费享用的优质教育资源。
建设万种新教材。集中全国高等学校和有关出版社的力量,建成供普通高等学校学生使用的一万种高质量教材,通过推广使用这些新教材,改变高等学校一些教材内容陈旧、单一的现状。
建设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平台。通过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搭建网络教育资源共享和学习支持服务平台,使学生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享受最需要的优质教育资源,并通过大学英语和网络教育考试系统的建设,实现考试的安全、便捷和高效率。
加快高等学校大型仪器设备和优质资游共享系统、高校数字图书馆、数字化学习港系统等优质资源建设,扩大优质教学资源的领域和共享范围。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主要依靠信息化手段,要把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转移到教学应用上来,以优质教学资源应用促进教学信息化。
第四、推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构建我国工程教育质量监控体系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在国际上很多国家已经开展,其对工程教育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证实。加入WTO以后。工程与教育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是促进我国工程技术人才参与国际流动的重要保证。建立高等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对于提高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以及确保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通过专业认证,明确工程教育专业的标准和基本要求,促进各院校和专业进一步办出自己的特色;改善教学条件、增加教学经费的投入,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和专业化发展;发现大学相关专业院系教学管理的薄弱环节,促进建立科学规范的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体系,从而提高大学教学管理水平。(2)通过专业认证,加强高等工程教育与工业界的联系。把工业界对工程师的要求及时地反馈到工程师培养的过程中来,引导高等工程教育专业改革与发展方向,密切高等工程教育和工业界的关系,使工业界参与工程师培养过程中的培养方案的制定、培养过程的改进与培养成果的验收,促进工业界对高等工程教育的了解和支持。改善高等工程教育的产业适应性,促进高等工程教育为工业提供合格的工程师。(3)通过专业认证,推动工程教育改革。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国高等工程教育对质量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近几年在高等工程教育方面提出11项学生核心能力指标(EC一2000),这些能力指标旨在评价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沟通、合作、专业知识技能、终生学习的能力及世界观等等,为教师、教育机构在设计课程上提出了明确方向与要求。(4)通过专业认证,促进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交流,提升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国际竞争力。使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能够公平地参与国
际就业市场的竞争,满足进人国际就业市场的现实要求并获得公平待遇,提升国际竞争力。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已经起步。初步确立了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组织体系。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已经正式成立,拟在机械等10个专业领域成立认证分委员会(或试点工作组)。制定了认证试点工作需要的文件体系,包括认证的标准、程序等。认证试点工作稳步进行。自2006年3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相关工作启动以后,机械工程与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化学工程与工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四个试点工作组先后成立,完成了8个学校的认证试点。今年我们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认证的范围,选择与国计民生、国家安全、人身安全关系密切的专业领域,成立了机械类、化工类2个专业认证分委员会和电气类、计算机类、环境类、水利类、交通运输类、轻工与食品类、地矿类等7个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组,并已确定18所学校开展认证试点。加上去年的4个试点专业和建设部组织进行的土建类专业评估,至今年底总共在10个专业开展80多个专业次认证试点工作。通过完善认证组织体系,稳步开展认证试点,我们将为2009年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做好准备工作。
四、与“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相结合,实施工程教育改革实践项目潘云鹤院长、周济部长共同牵头进行“窗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的研究,我们相信,研究成果一定会对我国工程教育的改革具有指导作用。为探索工程教育的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创新能力,也为了配合“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项目的研究,教育部和中国工程院决定共同实施工程教育改革实践项目。集中力量支持工程教育比较强的若干所大学,深入进行工程教育改革,探索工程教育发展的新思路,构建新的工科人才培养模式。首批我们选择了工科基础较好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10所大学,进行工程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参与高校正在按照要求,在学校内部进行研讨,制订本校的改革方案。我们希望请中国工程院对应专业的学部对有关高校的建设方案提出指导意见,同时确定一些院士具体指导各校方案的实施。我们也希望行业、企业参与高校工程教育改革项目,也请工程院合作委员会介绍相关企业参加到这项改革中来。
为了使改革项目尽快启动,教育部已从“质量工程”项目经费中先期给与支持。在此基础上,我们正在研究申请设立工程教育改革专项经费的可能性,并希望进一步选择不同类型的工科院校进行改革试点。通过研究和改革探索,形成一批工科专业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更新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推动工程教育与产业更紧密联系,提升工程教育的质量和水平,更好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工程人才的迫切需求。
摘自《中国高等教育评估》2007年第4期3-12
第三篇:我国当前经济形势及其走向形势与政策论文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5%。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进一步提高,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幅达到19.1%。投资过快增长势头继续得到抑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落
3.2个百分点。消费需求增长加快,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加快1.8个百分点。外贸进口和出口双双超过3000亿美元。价格涨幅趋缓,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2.3%,涨幅回落
1.3个百分点。随着供给能力的提高和不合理需求得到有效控制,煤电油运紧张状况比去年有所缓解。些企业的利润空间,更成为了推动国内物价上涨的一股重要力量,被称之为“输入型通货膨胀”2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世界经济,也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危机面前,我国经济理论界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迅速投入相关研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开展学术交流,积极建言献策,努力为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贡献智慧。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我国经济形势,是经济理论界研究分析的热点课题。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形势作出了判断和分析,对如何解决我国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3总体经济形势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经济下滑趋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经济出现回升势头,但增长的基础尚不稳固,仍处于困难时期。今年前几个月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表明扩张性政策尚未完全抵消经济加速下滑的影响。也有专家认为,虽然经济增长的严峻局面得到缓解,但真正企稳回升、进入持续上升通道仍需时日。还有专家认为,我国经济已经触底企稳,但可能不是尖底而是平底,也就是经济发展将呈现U型走势,可能要经过两三年盘整后才能重回快速增长的通道。
经济结构趋于优化。从产业结构看,低端工业增长减速,基础设施、服务业增长加速。高能耗行业增长减速,经济增长回暖与单位能耗下降并存。高新技术产业、高端制造业的投资在增加,高新技术产业带动整体工业回暖的作用在增强。从区域结构看,以往主要依靠东部地区率先恢复的危机应对模式有所改变,中西部地区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速明显快于东部地区。从收入结构看,国家、企业、个人的分配关系有所改变,城乡居民收入呈现稳定增长趋势,这有利于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消费需求。
经济政策效果逐步显现。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央及时果断地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着力调整内外需结构,把政策的着力点放在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农村和中西部地区需求上,促成了经济总体形势的向好。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央刺激经济的政策措施效果已经显现。财政货币政策落实好于预期。货币信贷快速增长,通货膨胀转为通货紧缩的迹象有所改观。有专家测算,如果不采取扩大中央政府投资规模、增值税转型、降低行政性收费、提高居民收入等一揽子经济政策,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可能仅有5%左右。采取了这些措施后,可拉动全年经济增长
2.6个百分点以上。
自去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弊端不断显现,至今没有结束的迹象。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经济状况恶化,美元对人民币一路贬值。这些变化,对于中国这样的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国家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扩大内需的政策受到了物价上涨的严重挑战,物价的上涨抑制了消费,压缩了内需。
虽然面临着这些严重的挑战,但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今年上半年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13061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0.4%,比上年同期回落1.8个百分点。农业形势总体良好,夏收作物喜获丰收。工业生产增速减缓,企业利润继续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稳定较快增长,投资结构有所改善。国内市场销售快速增长,城乡消费同步较快增长。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生产价格涨幅扩大。出口增速有所回落,外商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货币供应量基本稳定,存款余额增加较多。正如温家宝总理所指出的那样,经济形势正在朝着预期的方向发展,而且比预料的要好。这些成绩的取得,坚定了我们做好今后经济工作的决心,也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今后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是适时、适度地调整宏观经济政策,为经济的运行提供良好的政策条件;二是在经济平稳运行的基础之上,适时进行改革,以健康的经济体制与机制,应对不断出现的各种挑战。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稳定始终是压倒一切的重要任务。因为稳定是发展的前提,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也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够得到解决。从上半年经济运行的情况来看,年初中央所确定的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组合,是基本上适合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的。不可否认,在这一政策组合之下,局部地区和一些行业的运行,出现了一定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应当辩证分析。一些问题是我们早就预料到的,比如说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增长受到了压制,这正是我们所期待的状况;有些问题是由于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而新出现的,比如说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暴涨导致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价差扩大等,则需要我们对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总的来看,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能够适应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一政策的基调不应该改变,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保持这一政策基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变化了的形势,适时、适度地对这一政策的部分或局部进行微调。相信在这一政策的组合下,我国的经济能够在今后保持健康的发展,也能够为我们所需要进行的改革提供必要的条件。
为做好今后的经济工作,下一步我们恐怕应该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付出更多的精力。深化改革,创新体制。专家学者认为,应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收入所占比重,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以利于形成经济长期增长的内生动力。应在公开透明的基础上,建立将部分国有企业红利转移至公共支出领域的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拉动消费,还有利于抑制国有企业的投资冲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增强经济活力。将货币政策调整与金融结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避免“开闸放水”产生通胀压力而压缩信贷又会对实体经济造成损害的两难选择。加快金融改革和金融机制创新,提高金融体系效率,改变一方面银行存款非常多、而另一方面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资金需求又得不到满足的局面。调整结构,推进转型。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实现经济真正复苏和持续增长,最终要靠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经济转型。首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继续推动重化工业发展,并将发展新技术产业与发展重化工业结合起来。培育和支持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第三代移动通讯、生物技术等新的经济增长点。发展现代服务业,发展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严格控制低水平重复建设。其次,推动企业转型。通过开展低成本并购,推进企业规模结构优化;促进企业进行组织创新、管理创新;鼓励企业开展自主创新,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促进企业尽快实现从低成本竞争向差异化竞争、从多元化向归核化、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制胜的战略转型。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年来,我国的经济有了长足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经济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这机遇来自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更来自于还有太多的领域有待改革。如同前30年一样,今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要依靠改革。下半年,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基本面不会改变,经济发展总体上仍处于较快增长期。只要我们坚持贯彻中央确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严把土地、信贷两个闸门,投资需求过快增长等不健康、不稳定因素也不会出现大的反弹,国民经济能够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良好势头。关键是必须抓住时机,切实加大改革力度,加快推进结构调整,着力转变增长方式,更好地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促进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全年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期目标
第四篇: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会计业的改革与发展
摘要:随着国际投资、融资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会计,尤其是加入WTO后,会计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其发展将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如何进行创新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会计行业内部执业规范以及行业外部的整体环境上来寻找与国际会计行业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关键词: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会计国际化
本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国际分工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空前提高,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强,出现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在这种新形势下,我国不失时机地加入WTO世界经贸组织,这是我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必然选择。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加入世贸的影响和冲击,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将加快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为国内会计业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国际会计机构的进入和会计业务的开放,将大大增加中外会计机构的接洽、合作的机会,同时会计业也面临严峻的挑战,在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会计业将如何创新和发展,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需要,这将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会计业谋求生存和发展的主题。笔者从行业内部执业规范以及行业外部的整体环境上来寻找与国际会计行业的差距,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会计领域也开始加快了改革的步伐。目前,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已经并将继续颁布我国的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具体准则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会计改革已正式步入国际化的发展轨道。但是,会计的特色问题是任何国家都存在的,这是不争的事实。因为会计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即为经济服务,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情背景的制约。有什么样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历史传统,就有什么样的会计,不同的国情孕育不同形式的会计,这是会计改革必须走国情化道路的基本原因。但是入世后,在坚持会计国情化特色的同时必须及时转变观念,尽快缩小与国际间的差距,使会计改革的国际化与中国特色长期协调,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
首先,仅就我国目前的会计准则的具体条款上来讲,就与国际会计惯例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1)产品成本核算方面。国际通行的做法倾向于制造成本法,而我国多用完全成本法。会计核算方面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产品的定价、关税等,进而影响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2)固定资产折旧方面。我国现阶段考虑到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除了在某些高科技行业外,绝大部分行业都是采取平均折旧法,这使我国固定资产回收期相对较长,不符合会计的稳健性原则、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且难以及时筹集资金,造成固定资产更新缓慢,企业经营风险加大。(3)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方面。我国加入WTO后,国内企业面临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商务交往日趋复杂,信息的不对称性、不完备性以及滞后性都将加大企业的经营风险。为防患于未然,增强企业抵御风险的能力,我国企业坏账准备金的提取方式要改变,应采取账龄法与企业资信评估相结合;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自主权,适当增加坏账准备金提取的范围和比例。(4)无形资产计量方面。从会计的角度看,知识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无形资产在整个社会资产的比重中显著上升;对一些高科技企业来说,它的比重甚至已超过固定资产而位居企业首位。这些情况说明,中国企业在与外国企业进行联营以及合作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empirenews.page--] 其次,由于加入WTO后,我国将逐渐取消对国际会计机构在业务管理方面、数量方面、国外从业人员以及规模方面的限制,使其享有与国内会计机构同等的竞争机会与权利。因此,国际会计机构凭借其丰富的市场经验,先进的技术管理和强大的国际背景涌入我国,抢占国内会计机构的市场份额,与我国还在成长中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进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目前的发展现状不容乐观,势必是受到严重的冲击。新中国的注册会计师行业起步晚,发展时间短,自1981年,上海成立第一家会计师事物所到现在不过是20几年的发展历程,与发达国家成熟的会计师行业相比,还处在初级的发展阶段。其行业内部的执业规模小,业务单一,新的业务领域开拓缓慢。而在执业水平上也普遍存在着人员老化、综合素质偏低;工作方式落后,审计质量偏低,行业规范较差的现象。而行业外部的整体执业环境较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经济签证类中介机构的一种,在我国的现状是过多、过滥,同时不少政府部门直接兴办中介机构的行为使其独立性受到影响,而中介机构的独立性恰恰是其生命力所在,一旦这种独立性受到质疑,必然影响起权威性和责任意识,丧失权威性的中介机构难免有取悦市场的行为,最终使得中介机构执业行为不规范。而依靠政府授权来垄断市场,缺少竞争和监督,执业质量难以保证,造成经济信息的大量失真。
再次,人才培养与流失问题也是制约我国会计行业发展不可忽视的问题。市场竞争的实质就是人才的竞争,会计行业是高智商行业,人才资源是重要的资源,加入WTO后,我国要引进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广泛运用现代信息处理技术和网络技术,这就要求会计人员必须掌握相关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因此一部分会计人员将面临严峻的再学习和再就业的风险。职业道德和专业胜任能力是注册会计师的“两大法宝”,国外的会计师事务所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事务所的管理、人员培训、客户开发等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与此同时,跨国的会计公司为了在我国迅速扩大业务量,将会以高薪、出国培训、优越的工作环境等条件与国内会计行业进行人才争夺战,造成我国会计人才的流失。
上述问题严重制约着我国会计行业的快速健康发展。因为我国目前会计领域的特点是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并存,我国现行会计人员管理体制沿袭计划经济的行政运行模式,与市场经济的许多方面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全面考虑相应的对策,在制定与国际会计标准相一致的准则的同时,必须及时转变观念,采取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在制度和体制层面上进行大胆的改革与创新的尝试。
第一,要建立一套与国际惯例接轨的规范体系。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制定发布了若干具体会计准则,但大部分仅限于上市公司应用,其内容与国际会计准则仍存在一定差距,不利于国际间企业经营状况的比较分析,也不利于来华投资合作的外方了解中方合作伙伴的经营状况。因此,必须按照国际惯例,建立统一的以会计准则为核心的会计规范体系,逐步参与到国际会计准则的制定中去。在目前的情况下,可以在适当时候允许上市公司直接采取国际通行的会计准则,来处理我国会计准则没有涉及或规定不够具体的方面。同时在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其广泛的代表性、权威性和独立性,从会计界公认的客观规律出发,公平反映社会的公共利益,保证会计师在责任和道德两方面保持客观独立,加快会计制度向会计准则的转变。[!--empirenews.page--] 第二,加大开放注册会计师服务市场的力度,提供高质量的注册会计师服务质量。我国现行注册会计师行业数量的扩大与质量的提高不相匹配,很突出的一个问题就是人员老化严重,年轻的合格人才缺乏,行业整体素质不高,执业不规范,独立性与权威性经常受到质疑。这些直接影响到整个行业的发展。入市后,由于WTO运行规则的需要,以及市场开放程度的加大,对会计信息提出了更高的标准,这必然会对会计人员的业务素质和知识结构突出新的要求。因此,必须下大力气,采取多种形式,加快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人才的培养,造就一批具备国际水平的注册会计师,促进我国会计行业尽快走国际化发展的道路。首先,应强化行业的监督,净化行业队伍,吸纳优秀人才。完善监督管理工作制度,加大执法力度,提高现行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遏止违法行为的发生,对弄虚作假者予以严惩。逐步建立事务所执业备案制度,利用信息网络对其执业情况进行监管。再次,必须加快人才培养的步伐,尽快调整我国现有注册会计师的知识结构,加大后续教育和人才培训力度。同时提供优越条件,开通高级人才的引进渠道,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注册会计师行业。积极储备工商管理、电子商务、环境保护、内部审计以及法律等多方面人才,为未来多元化服务打下基础。并通过引导和促进国内事务所之间的合并,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使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发具备与国际同行竞争的能力和优势。通过合并可使事务所上规模、实现所内的专业化分工,为客户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满足客户多方位的需求。同时通过强强联合,能出现一批可以与国际会计公司竞争的大型集团企业公司,不但能进一步其市场占有率和竞争能力,而且将对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的发展带来划时代的飞跃。
第三,加强财务会计软件的开发和应用,加速会计手段的现代化。加入WTO后,电子商务必将得到更广泛的应用,我国会计电算化至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并且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其软件部分主要是模仿手工会计核算方式进行核算处理,缺少企业财务管理与决策功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所进行的商务活动将更多依赖虚拟的网络,网络经济对会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充分利用现代化通讯网络技术,将会计电算化发展成为会计核算的必由之路。前几年,我国在财会软件开发设计中,采取国际先进技术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原则,开发出了适用性较强的财会软件,然而随着一些国外大软件公司进入市场,国产软件的优势开始削弱,而国产软件管理功能不强的弱点日益突出。尽管,国产软件已经加快由“核算型”向“管理型”发展的步伐,但与国外软件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因此,必须在软件开发设计中扬长避短,增强管理功能,解决在预测、决策,控制和分析等方面的不足,这样不但提高软件市场的竞争力,又加速了会计手段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中国加入WTO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会计信息全球共享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的会计应努力排除各种不良影响,积极参与会计国际化的进程,尽快建立一套既借鉴国际惯例又符合我国国情的、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运作的国际会计准则型会计模式,最终实现我国会计业与国际会计行业协调发展的目标。
第五篇: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会计业的改革与发展
新经济形势下我国会计业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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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 excel视频教程下载 编辑:王菲 文章来源:新浪
随着国际投资、融资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应该重新审视我国的传统会计,尤其是加入WTO后,会计业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其发展将受到那些因素的制约,如何进行创新以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本文从会计行业内部执业规范以及行业外部的整体环境上来寻找与国际会计行业的差距,并提出一些可行性措施。关键词:会计准则;注册会计师;会计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