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刊时谈：腐败校长们的忏悔录看

第一篇：半月刊时谈：腐败校长们的忏悔录看

2013年以来，四川省各级学校中已有98人因腐败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其中包 括多名高校领导干部。高校腐败案件频发，在四川省纪委查办的重点行业腐败案件中居于首位。本应是进行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却为何无法抵挡权钱 交易的侵蚀，而成为腐败高发区?在下面这些忏悔录中可窥见一斑。

高层次人才也能“高规格腐败”

张忠元，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硕士生导师。范昕建，成都中医药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据检察机关指控，二人在2006年至2012年之间，收受工程承包商所送财物共计1280万余元。目前二人已被提起公诉。

曾黄麟，四川理工学院原院长、党委副书记，曾是神经网络研究方面的专家，也是该领域在国内的领军人物。宜宾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2002年至 2013年期间，曾黄麟先后在学院的工程建设、后勤服务等工作中，收受贿赂共计353.5万元。2014年6月26日，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苏智先，四川省绵阳师范学院原党委书记，2004年至2012年期间，在学校新校区扩建中多次批条子、打招呼，先后收受现金860万元。该案涉及学 院多名中层干部，涉案金额均在100万元以上。案发后，四川省纪委责成该学院重新审计涉案工程，仅核减资金就达1.78亿元。2014年2月8日，四川巴 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苏智先犯受贿罪和国有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张忠元：在高校当官没有更多实权，既不是官，也不是僚，只不过相当于封建社会时期的“品”而已。因此，总是想把这种虚名与实惠结合起来。正道不行就走歪道，把权欲变为对利益、金钱占有的欲望，从而走上重大经济犯罪的道路。总是把社会负面消极的东西看得太多，想得过重，自己丢掉了做人的底线，反而还认为天经地义、理直气壮，用流氓理论、强盗逻辑为自己的无耻与荒诞辩护，为自己的心虚与理亏壮胆，但最终必然是受到党纪和法律的严惩，为自己的罪孽埋单。

范昕建：从1994年11月党组织派我到宜宾筠连县任科技副县长，到2005年6月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10年间组织上一直把我作 为“四川省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培养，但我没有正确对待和珍惜。18年间我从没有参加过组织上安排的任何一次党校或行政学院的脱产学习，平常又以忙为由不加 强个人的学习，逐渐产生了骄傲自满和享乐主义的思想。

曾黄麟：在我的脑袋里，总有一个“攀比”和“贪”字在作怪。我以前还公开说过，我的博士同学中任何一个人，不管他在国内还是海外，没有一个人不是千万富翁。而我奋斗了一辈子，夫妻俩合伙的收入存款才不到200万元。

自从当上领导之后，结交的人多了，出入于一些形形色色的社会场所，贪图享受的思想开始蔓延泛滥，以前单纯的学者思维和品性被冲击殆尽，共产党员的党 性修养更是被抛之脑后。在花花世界中，立场不坚定，不辨真善美与假丑恶。事实上，我以各种方式收了钱，还认识不到自己是在收受贿赂，这是贪欲使自己的人生 观、价值观发生了扭曲。

高校基建：一任性就放肆，一插手就堕落

近年来，各地高校相继迎来大发展、大投入时期，一些高校物资采购和后勤服务资金动辄上亿元，大学城的建设投资更高达数十亿元。一些主管基建的高校官员与开发商、承建商互相利用，结成利益同盟，共同侵蚀学校基建项目费用，高校腐败问题在这一领域集中显现。

张忠元：口里讲反腐倡廉，干的却是腐败勾当。对涉及人财物的部门和高层岗位人员，甚至包括校领导，我都注意谈话，提出要求，对自己却放任、放纵、放 肆。在工程项目上来者不拒，甚至连人际关系还不清楚，就敢安心收受。不管金额大小，都敢通吃，也没有想过能否为其办事，也不推辞，没能给别人办成事也心安 理得。

范昕建：最初在一些蝇头小利上尝到甜头，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就像染上毒瘾一样，与社会上各种唯利是图的商人从吃喝逐渐演变为权钱交易。我插手了一些基建工程项目，谋取了私利，以至于学校基建工程建设几年来乱象环生，一些中层干部违纪违规行为较为普遍，校风受到影响。“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次我校一批干部被查处，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苏智先：我作为学校班子的班长，从2009年学校建设工作开始，就被蜂拥而至的金钱利益攻破，冲昏了头脑，进入了怪圈，走向了邪路。另一方面，对家 人也没有管好。我的家人在与一些部门接触过程中，忘掉了自己的身份，在一些不该家人参与的场合也参加了，而我没有及时阻止或者阻止不力，造成了严重的后 果。

独揽大权：拍脑袋决策，拍屁股落马

随着高校自主管理权的扩大，权力封闭运行的趋势也加大。强势的校领导藐视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群英会”变成“一言堂”，权力过度集中，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外部监督机制缺失，尤其是基建部门权力大且缺乏应有的控制，为权力寻租提供了温床。

苏智先：2007年在一项融资过程中，由于对行业不熟悉，对政策不熟悉，对招商引资风险评估缺乏意识，前期调研工作也不深入，只凭拍脑袋去做事，给学校带来了很大损失。

曾黄麟：在新校区建设中，我没有坚持凡事先在党委会上讨论、汇报，常常由基建委员会代替党委进行决策，而且决策过程缺乏民主，导致监审不力，学校的 发展、建设出现问题。我认为自己是学院的法人代表，权力欲望膨胀，集学校的权力于一身，成为行贿受贿的关键人物，成为违反党纪国法、污染清净校园的罪魁祸 首。记者后记

高校腐败不仅对科研发展不利，对人才培养、学风校风也会产生巨大伤害，是对教育公平、公民受教育权的变相侵蚀。采访中，有反腐专家呼吁，应当从坚持 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相分离的原则改革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加强对高校的外部审计和监督，将高校置于社会监督与法定监督之下，并加快建立高校财务公开制 度，让象牙塔多晒晒阳光。维护高校的风清气正，须健全监督制约机制，让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公开健康运行。

第二篇：半月刊时谈：校服背后也有腐败链

校服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是校园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隐形的教育资源。然而，目前这种隐性的教育资源被一些人利用，形成校服腐败利益链。

校服成利益分配“香饽饽”

近期，海口市49名教育系统干部因违法违纪受到查处。半月谈记者走访调查了解到，近8成的涉案校长、副校长、教务处主任均在学校校服采购和订制过程中，按照一定比例提取回扣、好处费。

有近80年历史的名校海南华侨中学，两任校长“前腐后继”，收受商业贿赂两三百万元，虽然大部分来源于校园工程项目建设，但是每逢新学期学校采购校服，必有至少3万元至5万元的提成，仅在校服方面的贪腐金额就达十多万元。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东山中学等学校负责人按照比例抽取校服订制好处费数万元。其中，海南职工秀英子弟学校把校服当做利益分配的“香饽饽”，每件校服按照校长6元、总务处主任3元，班主任1至2元的比例提成。

琼山区、美兰区教育局负责人利用权力与校服供应商构筑起利益链，插手中小学校校服订购。秀英区教育局原局长方小川帮助校服厂老板在区所管辖的学校定 做校服，收受贿赂数万元。一些厂商只是作坊式生产，校服质量难以保障。美兰区教育局原局长谢式文收受贿赂112万元。他认为，利用权力帮助企业获取校服项 目，顺利拿到校服订单，这是朋友之间的帮忙，返还一些好处费是理所当然的事。

“校服高卖低买，不看重企业资质，而在乎有无过硬关系。”海口中院案件主审法官陈立夫告诉半月谈记者，从一些案发学校来看，学校订购校服对厂家的资 质并无过硬要求，主要看和学校负责人关系是否过硬。在校服采购、订制方面，由于很难获得证人证言和有效证据，这部分灰色收入有的很难认定，但仅就一些线索 来看，这方面的隐性腐败是存在的。校服设计、采购、订制制度不合理

半月谈记者注意到，在浙江、辽宁、广东等地查处的部分中小学校长贪腐案中，普遍存在校服采购、订制等方面收受贿赂的现象，中小学校服在式样、质量、定价等方面也存在较多问题。

仅就海南来看，全省目前在校中小学生有150多万名。不少学生及家长反映，校服普遍存在质量差、工艺差、不吸汗、不透气等问题。“现在的校服没有样式可言，就是一套运动服，袖口、裤腿上总会起球，如果谁喜欢穿校服，那才是怪事一桩。”海口市五年级学生林珂说。

“孩子穿的校服松松垮垮的，显得很没精神，男女款式一样，也体现不出女孩子的特点来。”学生家长郭茂凤说，新学期开学刚给孩子买了四套校服，加一双鞋，花了350多元。

半月谈记者调查发现，校服难以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认可，源自目前校服设计、采购、订制等多方面的制度设计不够合理。

一是适用法律法规缺乏。海南省一位政府采购中心工作人员说，校服招标工作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但 对校服招投标工作并不完全适用。在对竞标单位的资质审查上，只是集中于对企业规模、设备、人员资质、生产水平、承担风险能力等基本审查，其他方面的审查难 以涉及，较难发现领导干部在管辖范围内利用职权之便的牟利行为。海口市检察院的办案人员说，海口市部分学校在校服采购中向提供方要求参数，而这个参数，有时候就会发生倾向性。只要学校负责人提出自己的技术门槛，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确定最后中标人。

二是监管主体不明、监管手段缺乏。各地校服监管的部门不统一，有的放在勤工办，有的放在后勤办，有的放在后勤装备协会，有的放在勤装中心，其上级主管部门不尽相同，也没有明确权责主体，造成管理和沟通上的困难。

三是“价低者得”的招投标制度暗藏猫腻。大多数地方的校服招标都遵循着“低价者得”原则，这往往让中标企业难以收回回本，只能以偷工减料或者以次充 好办法来从中牟利。从事服装加工的企业老板符某说，棉花价格从2.7万元/吨上涨至4万元/吨，用人成本又持续高涨，顺利拿到校服的订单，区教育局、学校 领导、老师都要打点，一些企业就打材料的主意，将成本转嫁到学生和家长身上。让校服穿出文化、穿出特色 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教育主管部门要对各学校征订校服的价格、套数、频次做出严格的细化规定，多部门联动监管，畅通社会投诉和意见反馈机制，让学校没有借此“创收”的空间，切断校服采购可能产生的灰色利益链。部分教育专家表示，推进家委会建设，让学校融通家庭和社会，实施多元共治，切实让家委会参与诸如校服设计、采购等学校重大决策和项目招标。

海口市一些中学老师认为，应该鼓励社会力量设计出有文化底蕴、好看、学生爱穿的校服。校服创新的力量来源于社会，学校对校服设计不能闭门造车，把社会的活水引进来，校服样式才会创新，文化底蕴才能显现。

不少服装企业和中学老师表示，香港和国外的一些校服成功经验值得借鉴。在香港，校服百花齐放，身着旗袍长衫、百褶裙、水手服的女生，以及衬衫西裤、白袜黑鞋的男生，可以充分展示青春年少风采。

在英国，校服的采购会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和学生家庭的作用，其款式需要征得家庭委员会同意。英国对校服的面料、剪裁都有较为严格的要求，不单单考虑价 格。而家长们更关注的是校服款式所展现的学校内涵与精神。在日本，一个校服款式及价格的确定，常常需要提前3个月至半年进行招标采购，招标要求校服供应商 不仅要物美价廉，且设计方面每年都需要有所改进，由家长和教职员代表负责监督招标。

第三篇：半月刊时谈：环境问题必须依法治理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 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治理环境污染明确了一系列量化目标，凸显政府切实整治环境 问题的决心。围绕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热点，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周建。

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周建：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负荷严重超过环境容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氨氮这几个主要指标的排放总量比环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环境超载现象尤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90%以上。尽管“十一五”以来我们花大力气投入污染减排，但减排成效大都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增污染负荷所抵消，造成环境质量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环境质量的改善仍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说进展缓慢，因为我们治污的进程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比如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历史积累的旧账还没还完，新账又来了，现在污染复合型、叠加型、压缩型等新情况不断出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进一步增加治污的难度。下一步的环境治理我们将面 临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的决心从未动摇。

还有就是，公众环保意识空前增强，目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环境权益的诉求处于不断高涨的阶段。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与健康，这是好事，也是时代的特征。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谈到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例问题，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问题?

周建：能源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结构调整是个大事，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能源结构，目前我们的发展需要煤炭，离不开煤炭。

如何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减少污染排放才是关键。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选率，加快煤炭就地转化，集中发电后远程输送，加强火电和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和技术升级。同时，也要不断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雾霾的长距离输送是个重要问题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科学治霾、系统治霾?雾霾长距离、远距离输送问题如何破解?

周建：科学治霾就是要根据其构成和产生的原因，分别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学施策，不断加强电厂脱硫脱硝除尘，机动车尾气治理，油品提质，农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治霾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也是“大气十条”所要求的。

科学治霾，必须注重系统性，必须严防严控。雾霾的长距离、远距离输送，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海南岛，本身没什么工业，但海南为什么会出现雾霾，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远距离输送，对海南雾霾的贡献大概占据了70%。目前雾霾大范围出现，京津冀、长三角已经连成一片，包括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北、安徽，这是一个大区域，有14个省区市，互相存在输送关系。西南的云贵川渝是一个特定的区域。珠三角、广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区，又是一个区域。这几个大区域的雾霾长距离输送、大面积覆盖，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所以整个区域的联防联控非常重要，科学治霾，需要相关省份共同施策、目标统一、步调一致、措施到位、调度有序、协调顺畅，对雾霾的系统控制应该进一步实施。地方主要领导要有环境责任

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在试点推进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挥棒来指导环境问题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环境责任?

周建：考核是一种行政措施，是一种制度安排，环保考核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们淡化GDP考核，强化环保考核，就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让他们在意识上，理念上加以扭转，不能把GDP作 为唯一的政绩，要把环境、生态、民生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综合施政中。环境问题终身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实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个良纲，政绩考核和环境离任审计等，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比如指标如何确定，而且环境指标在一些方面量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增加科学考量的研究。

半月谈记者：这些年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问题也越发引起老百姓的关注，治理土壤污染，重点和难点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复和还原，难度不小，首先是技术上的，全球包括发达国家，也没有找到非常实用有效的技术。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烧、清洗，这样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现在首先要进行摸底、详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围、成因、程度查清楚，对一些污染重的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时，进一步研发治理土壤污染的适 宜技术。土壤污染有各种不同的成因和类型，有砷污染、铜污染、镉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据各种污染的元素，和污染迁移转化的规律，研究适宜技术，而且，技术 成本要尽量低。

治理的重点，我想首先应该包括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敏感地区，有些地区就不能再种植庄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紧密相连的地区;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炼等老的企业污染场地。

半月谈记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量大面广，而且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有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农村环境问题治理?

周建：农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加强对乡村重点项目的支 持也非常关键，比如沼气、污水集中治理、规模化养殖的管理、粪便的处理、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等项目。我们还要把运行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一般两到三年就 可以见效，就可以长期稳定地推行下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实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规模效益就会很快显现出来。环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综合手段

半月谈记者：环境治理是个综合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综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方面。新环保法已经出台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释，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保法实施年。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其次是市场力量要全面介入。我们以往的GDP里，还没有包括环境污染损害和生态退化的成本。我们要把环境成本的代价纳入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纳入每个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个企业的运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环境问题治理的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四是加强政府的有效环境管制。简政放权要放管结合，一方面放权，一方面加强监管，没有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强制性措施，环境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最后就是调动民众、社团、NGO组织、媒体等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就会得到全面提升。

第四篇：半月刊时谈：乡村文明在断裂

姥姥今年90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接生员，一辈子 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贫寒的岁月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乡下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乡邻们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90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表谢 意。

姥姥在农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数十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会精 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产妇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要跋涉数十里路，有时要惊心动魄地抢 救无呼吸的婴儿……

姥姥当接生员是当年组织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听从组织安排，安 心学习。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学得又好又快。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人民公社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田到户 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从村前到村 后，从本村到外村，人们只要见到姥姥，大老远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婶子。农民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来答谢，姥姥也不图这个，一句奶奶的呼唤，一个欢 乐的笑脸，就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关于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以前，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匠来 做，于是爷爷为他人“帮工”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 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什么报酬，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我们村的老村医也是这样，他今年已经70多岁，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对手脚不灵便的老人他都 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很多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慰藉，一番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医好一半。而 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困难老人，赊账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接生员、木匠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更是这 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的生命，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呵护与关爱。我们出生在一个 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会。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远离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理性日益占据。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 来，钱就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地办到;治病救人也是钱的交换。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这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 渐渐变淡。

可是，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岁的姥姥多年前的善举。与其说这次“挂匾”是为姥姥歌功颂德，不如说它是乡村社会的“乡愁”，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一个仪式：乡土社会伦理空间

■ 高万芹

我的家乡位于鲁中地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孔子家乡比较近的缘故，家里过年的习俗多，规矩也多，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很忙。尤其是大学毕业后，除了 帮助爸妈张罗以外，还要参与各种家门聚会和活动。老妈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忙碌，一直到初

六、初七才能空闲下来，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乡，真正的过 年也就是这几天，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磕头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对一个家门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按照传统习俗，各家门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圆饭后设神位、摆家堂，供祭祀和晚辈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这些神位和灵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这些供 奉的神灵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家门内的男丁要去长辈那里帮忙张罗摆设。神位一般是设两个，天地神位和财神神位，天地神位设在庭院，财神神位设在屋内。摆家 堂主要是摆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宗亲。老人抚养儿女长大便是功劳，死后可以与神一样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家门中的人要通过放鞭炮的仪式送走先人，也意味着过年祭祀活动的结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户还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吃完之后，先在自己 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灵和先人，然后带上鞭炮去家族内摆家堂的长辈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爷爷在同辈中是老大，因此，爷爷在的时候，每年初二我们全家都 会带上鞭炮到爷爷家集合，五服以内的宗亲也都到他家集合。爷爷很喜欢这样的大家庭聚会，五服以内的亲人到场，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听到亲人夸赞他福气好、儿 女孝顺，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大家参与的热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丧葬、先人的忌日，传统的仪式性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这些家族仪式会不会随着农村传统伦理的衰落和老一辈的故去而消失?老妈认为不会，送家堂不该取消，应该被传承。每次送家堂，老妈都很累，忙这忙那，还一定要我们姐弟打扮得体去参与，好像就是为了让先人和亲人看看我们三个。在她看来，我们姐弟三个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风景，虽然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大成 就，但抚养我们三个不容易，苦尽虽未甘来，却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家门的一分 子，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就 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尘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保佑，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不敬，也不敢 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触怒他们，把灾难降临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保佑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祈祷，这份希望，强大而坚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泯灭。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生任 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全身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有 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家门聚会，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与此 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舆论场，优秀的家族成员得到褒扬，有过失的受到批评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释放空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心扉，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过度 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丧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家门内所有人灌输道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它们维系家门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世人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后也 应该被隆重祭奠。

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

■ 杨春滋

农历腊月二十一，妈妈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妈妈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腊月十九亲戚们刚去参加他曾孙的满月酒席。当时老人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很快，妈妈就从亲戚那儿得知，老人是上吊自杀的。

母亲的大伯从小居住在村里，靠种地为生，共养育了两个儿子，是夏姓家族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满八十九岁，又喜得曾孙子，成为村中 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腊月十九，夏家的三层楼房张灯结彩，鞭炮阵阵。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带着曾孙回来了，为曾孙办“满月酒”。由于夏家在 村中的影响，亲友、乡邻都赶来贺喜，共摆了43桌酒席。

当晚，老人向儿子问起曾孙取名的事，儿子告诉他：曾孙姓夏，考虑到媳妇是独生子女，就取了媳妇的姓作为名字的第二个字，代替了家族中本来的辈分 “书”。老人听后非常气愤，当着部分未走的亲戚说：姓夏的生的儿子从来都是依辈取名的，不能乱辈。儿子说：一辈管一辈，只要姓夏，不按辈分没有多大事，现 在好多人都不按辈分起名。由于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越争越急，互不让步。说到激动处，老人骂起儿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儿子觉得没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老人气得要打儿子…… 老人怒气未平，觉得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平时最听话，又喊来孙子，问曾孙的名字是谁起的，怎么连辈分都不依。孙子说：爷爷，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妈。老人一听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孙子……

第二天一早，儿子跑到镇上，请大哥(老人的大儿子)将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气，孙子则驾车办年货去了。腊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发现老人已在楼房客厅穿戴整齐悬梁自尽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亲友们议论颇多。有的说，老人太固执，为争曾孙的辈分，选择自尽的方式，有点极端。有的人也私下指责，儿子、孙子不孝，为曾孙 的辈分闹出了人命，让一个高寿老人不能善终。老人的弟弟们岁数也都不小了，赶来为长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说，“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闹是闹，不能闹出人 命来，这一闹，让侄儿、侄孙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夏家老兄弟们在村里都觉得没面子。

看起来只是姓名之争，其实是家庭中新旧权威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再那么顺从老父亲的严格 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生活，也不想承担宗族责任和义务，只想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亲的眼里，这是忘本、不仁义，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和挑战，心 中难以接受。更深层的问题是，儿孙长期在外打工，接触各种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经和现代生活接轨，他们不再想遵守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明白这些秩序对老人的意义。

这个悲剧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目前在农村广泛存在的观念冲突、情感撞击。传统价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农村尤其 是农村的代际矛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新旧价值的交锋中，人们要面对许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尽快走出这一境地，整合新旧价值，促进代际沟通理解，确实 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处寻找乡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得晚，走得早，过去的乡间文化娱乐活动早已无人问津，什么样的年味才能满 足这些短暂停留的“客人”?摆一张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递烟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扑克，整个待客之道就形成了。旧的文化活动衰败了，村里 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年，而乡村还无法承载城里的文化活动，于是就自发形成了牌文化以消磨时间。

我的村子是单姓村，相对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围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这几年冷清得很。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住在小村子没意思，不好玩，村子没有生气。然而，在我的村子，人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随时都可以聚众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断。村里的旧集体活动衰败后，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以打牌为主的新集体活动。以前的活动，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现在的活动，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参与。打工者过年回家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就是通过打牌实现互动。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会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的、有玩表情 的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流;玩 表情的人，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他方观众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打牌也“分群体”，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个别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来说，男 女不同桌，男的玩得凶狠些，女的玩得温柔些，小孩子玩得随意些。

你在那儿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悔恨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却被封 而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显示了神通，发泄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时 间，获得了谈资。在展示与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舆论场，玩得好的会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观众的笑谈，肯为大家打牌出钱出力组织的人 一定十分受欢迎，这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声誉。

在村里，打牌满足着群体性活动的需求，看起来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但是，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村子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

第五篇：半月刊时谈：大学生创业贵在创新

大学生休学创业?“任性”不可取!

大学生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其创业能力水平高低对激发社会创业热情，带动万众创新，增添社会活力至关重要。但大学生就可以想创业就任性创业吗? 政府工作报告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全国政协委员、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创始人俞敏洪最关心的点。针对大学生创业，俞敏洪则表达了谨慎的态度： “大学生休学创业，一定要深思熟虑，不可草率。对于有创业思想的人，是鼓励休学创业的。但前提是，一定要找到有人愿意给你投资的情况下，理性休学创业。全国人大代表、小米科技CEO雷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大学生创业是值得社会爱护的一件事情，年轻人他们有想法，有梦想，没有拘束，更容易做出一些伟大的东西。但他建议大学生把创业过程当成一种历练和学习的过程，不要借钱去创业，因为大学生创业失败率是非常高的。

全国政协委员温思美在政协大会发言中说，我国大学生创业扶持工作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处于较低水平，主要表现为：创业率较低，2013届大学 毕业生创业比例仅为2.3%;创业层次较低，2010年硕士生和博士生创业仅占所有高校毕业生创业的4.3%;创业成功率较低，大学毕业生创办企业5年内 存活率仅有30%，比社会平均水平低20个百分点。

温思美认为，大学生创业是一项极其艰苦的事业，他们有梦想无资金，有勇气无经验，有知识无能力，走过千山万水，经历千辛万苦，最终能够登上成功之巅者毕竟是少数。但大学生创业也是一项充满希望的事业，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他们付出努力，建设创业型社会也需要他们积极参与。

俞敏洪表示，虽然有时候大学里学的东西和创业表面上看起来关系不大，但是课程上的很多学问联合起来，会形成一个融汇贯通的思维状态，对创业是有帮助的。“我认为中国未来30年都是创业的机会。所以创业真的不是那么着急的一件事情。”俞敏洪说。

大学生创业最缺什么?创新!

“我这几年一直做天使投资，在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共接触了500多个创业项目，只投资了30多个。我发现，这些项目中有95%都没有创新因素。”俞敏洪对当前的创业潮有所担忧。

“创新是什么，不能说爬上喜马拉雅山就是站得最高，你还必须带着梯子上去，比别人走高一步，才是创新。”俞敏洪的认识来自于他自身的创业实践：若干年前，他也正是凭着这种信念，先人一步抓住出国热，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教育市场。大学生创业故事中，有不少摆地摊、卖烧烤的例子。代表委员则认为，应鼓励大学生用专业知识创业。全国人大代表、河北农业大学校长王志刚认为，在经济新常态下，鼓励大学生创业是符合当前我国国情的一个重要举措，但一定要把握好方向，必须具备创新 基础，“我们学校也有学生说要去创业，我就跟他们说，如果是搞个小卖部、搞个小饭馆，那就要慎重考虑了，还是先打好学习基础”。

造成当前大学生创业不振局面有许多原因。温思美委员认为，创业教育普遍滞后是原因之一。创业教育引入高校的时间较短。高等学校普遍缺乏创业教育理 念，缺乏创业课程设置，缺乏创业实习场地，缺乏创业教师指导，造成大学生创业意愿薄弱、能力较低。一份针对17所高校近6000名大学生的调查显示，“大 学教育对创业帮助”在10分制的评分中仅获2.96分，在所有考察项中得分最低。大学创业教育如何开展?接地气、贴市场!

创业是一项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课堂必须要引入创业教育，这是很多代表委员的共识。

俞敏洪认为，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应从教育开始抓起。在大学中加入创新创业的课程，特别是能系统性培养大学生商业常识和创业创新能力的课程。

“引领大学生创新创业，在学校教育方面要有所改进。”全国人大代表、宜宾丽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易家祥自称也是创业者，他表示，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创新创业的课程，但是深度和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改善。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认为，创业人才的培育要更接地气、更贴市场，由市场的主体企业来开设内容和课程是最合适不过的。可以让企业制 定课程，这样就能知道哪些内容对创业者是有用的，哪些是可以剔除的。另外，还要开展大学生创业培训，以贴近实战的项目培养大学生的创业意识，提升大学生创 业能力，帮助大学生积累创业经验。你想，一个旱鸭子要下海，总不能直接“扑通”跳下去，咱得先进游泳池试试水不是? 王志刚认为，高校进行创业教育有一定的先天不足，“老师们不是企业家，在创业方面都不是什么高手。让一批没有搞过企业的、自己没有创业的人去搞创业教育，怎么能搞好?”

对此，2014年11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明确提出高校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要聘请创业成功者、企业家、投资人、专家学者等担任兼职导师。

全国人大代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洪宇建议，讲授创业教育课程的教师，要引入第三方力量，邀请在企业一线、有实践经验，又有一定理论知识的人来授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