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刊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第一篇：半月刊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 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 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 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 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 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 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 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 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 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 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 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 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 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第二篇：半月时谈：扶贫深处是赋权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 土资源培植现代产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 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 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 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 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 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 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 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 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 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 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 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 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 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 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 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

在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无独有偶，某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曾品尝相似的苦果。县里曾鼓励农民种黄连，高峰期黄连种植面积近4万亩，年产量1万多吨。虽然产业粗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黄连原料被外地企业收购，贴牌销售。加之最近几年黄连价格波动剧烈，种植的贫困户受惠并不多。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政府投了不少钱，可看不到啥效果。”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时，村支部书记说，最近10多年，县里、乡里干部来规划产业发展，先后搞过猕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猪等不下7项产业，但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农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70%的资 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记者采访发现，政府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是认为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还没富起来，是产业没跟上。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有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

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以往产业发展情况看，效果不是太好，农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贫困村农民知识水平、素质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大量外流，产业发展缺劳力、缺人才、缺资金，难度很大。

“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土地是„鸡窝地、巴掌田‟、金融还不配套。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子也空了，10户人家走了六七户。”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 善。有的干部说，由于上级部门硬性划定了扶贫资金流向，“只能往东、不能往西，农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树苗到户、种子到户”就是精准扶贫?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最终可能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因此 这些年，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贫说是有了新思路，办法还是老办法，扶贫资源看似到了人头，效果却不行，依然还是“假把 式”。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这么一个故事，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村里还打印了种植技术指 导，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 犯累，哪有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扶贫“扶强难扶弱”让贫困群众诟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扶贫资金使用照顾情绪、平摊均分。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里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 到100亩。

这个村的干部后来反思说：“基层工作，讲究一碗水端平，平摊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贫效果打折扣。农民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补助像胡椒面一样撒在每人头上。大伙儿都想得，一窝蜂上，却没有真正的积极性，长远看起不了啥作用。”

第三篇：半月刊时谈：劳动法二十年,变革是时候了

1995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正式施行，至今已有二十年。二十 年里，劳动法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维护劳资双方和谐关系、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口红利的消减和新生代农 民工的壮大，劳动法也越来越显出它与时代不相适应的地方。二十年，中国已发生巨变，劳动法或许也到了改变的时候。

提升劳动争议处理效率

“劳动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和劳资关系和谐，劳动争议处理效率应高于普通民事案件，但现实状况不容乐观。”全国总工会法律部劳动争议处处长黄龙说。

据了解，现在不少时候劳动争议与劳动违法相混同。本应通过劳动监察快速有效查处的不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拒付经济补偿金、不缴社会保险、女职工权益受侵害等劳动违法案件，很多未经劳动监察查处而由职工个人走劳动争议处理程序来解决。

而劳动争议处理环节多，一些案件处理周期长，效率低，给劳动者带来极大负担。现行法律规定，普通劳动争议可以经过仲裁、民事诉讼一审、二审三个程序;工伤等特殊劳动争议可以经过工伤认定、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一审、二审、劳动争议仲裁、民事诉讼一审、二审七个程序。

“尽管制度设计考虑到了劳动争议快速处理问题，如简单、小额劳动争议„一裁终局‟。但因为资强劳弱，如果有用人单位恶意穷尽劳动争议„一裁两审‟所 有程序以达到拖垮劳动者的目的，劳动争议处理时间将大大延长，增加劳动者维权的成本，许多劳动者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黄龙说。现实中，这样的案例很多，特别是一些工伤案件拖上三五年，极端的个案有七八年，甚至更长。迟来的正义光芒减损，更何况有的劳动者并没有等到正义。专家认为，现行劳动争议处理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等环节，在此基础上对之进行健全完善，建立一个有机统一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十分必要，也是可 行的。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研究员韩旭说，应提高劳动仲裁的权威，同时加强仲裁和诉讼的衔接，简化流程，高效、便利地处理劳动争议。

黄龙还建议，应设立专门的劳动案件审判机构或审判组织，专业化地审理劳动争议案件。“这既符合审判工作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有国际经验可以参照，也是我国快速、便捷地审结越来越多劳动案件的现实需要。”黄龙说。保障集体协商工资权利

“市场经济中，劳动力是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劳动力价格则是价格体系的核心，因此劳动力价格即工资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黄乐平说，我们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首先完善工资形成机制。

在现实环境下，相对于资方来说，个体劳动者基本都处于弱势地位，不具有与资方进行对等谈判的能力，因而他们往往选择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自己对工资的诉求。如今随着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减，这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劳方由个体向集体转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黄乐平说，为了适应这一趋势，我国开始推行集体协商与集体合同制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面临一些问题。

当前，作为集体合同协商主体一方的工会力量不够强大，一些企业甚至没有建立工会，影响集体合同的订立。同时，有些企业虽然实行了集体合同制度，但集体合同制定不规范，或流于形式，不具有可操作性，或缺乏针对性，仅是法律条文的生搬硬抄。

与这些现实问题相对照的是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韩旭说，虽然我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工会法都有条文涉及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但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不强，甚至相互之间存在冲突，缺少协商程序、法律责任、争议处理等细节内容。

另外，集体合同的专门立法主要是部门规章，如《集体合同规定》《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等，虽然规定的集体合同体系较为完善，内容较具体，但法律位阶低，效力不够。

“总的来说，我国集体协商、集体合同立法已落后于社会需求，不能有效地解决现实问题，应提高法律规范层次，尽快出台集体合同法。”韩旭说，集体合同 法属于特别法，制定应以劳动法为指导;劳动合同法调整个别劳动关系，集体合同法调整集体劳动关系，它们是劳动法中合同制度的两大基石。以法律全面保障劳动者权益

我国劳动法制定于1994年，当时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数量上仍处于绝对优势。20年过去，企业类型、劳动关系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劳方与资方的矛盾开始显露，一些地方甚至发生集体停工事件。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晓光认为，我国劳资冲突事件频发首先是由于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在刘易斯转折区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转 变、工资水平普遍上涨、就业结构转变，导致工人议价能力提高。而企业雇主长期以来采取的低成本竞争策略和粗放的管理方式，具有强大惯性，这种落差加剧了劳 资关系的紧张。

紧张到一定程度，冲突就可能发生。观察已经发生的一些劳资冲突事件可以发现，工人们在行动中往往既对雇主提出诉求，也对政府提出诉求，且行动常常超出了雇主可控的范围，带来社会性影响。

黄乐平说，劳资冲突频发的现实我们不能不面对、不能不正视。越早完善法律，全面保障劳动者权益，就越能够减少这类事件对经济社会的冲击。

专家们认为，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在劳动法领域，就是要对面临的新情况在法律上有所回应。比如随着经济结构转型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就业模式也发生改变，非正规就业群体逐渐壮大，但他们的社保权利没有得到很好保障。

非正规就业群体往往存在于小微型企业，或本身是独立的服务提供者。与具有确定劳动关系的正规就业相比，非正规就业主要有以下特征：一是劳动关系不固定，二是劳动收入不固定，三是工作时间不固定，四是岗位不固定。

人社部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赵永生说，对于非正规就业人员而言，劳动关系的不明确、非正规就业形式的短期性和临时性特点与现行社会保险基于连续性而进行的制度设计相背离，致使这些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大多处于虚置状态。

“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各方意见比较多的社保、劳动基准等法律条文，应尽快作出调整，以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劳资关系的现状，并以此为契机，对劳动领域的立法进行梳理、整合，制定劳动法典，使我国劳动领域法律更加完备和适用。”黄乐平说。

第四篇：半月刊时谈：环境问题必须依法治理

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要降低3.1%以上，化学需氧量、氨氮排放都要减 少2%左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要分别减少3%左右和5%左右……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治理环境污染明确了一系列量化目标，凸显政府切实整治环境 问题的决心。围绕环境综合整治的相关热点，半月谈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环境保护部原副部长周建。

环境质量的改善需要一个过程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阶段性特征?

周建：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的特征首先是污染负荷严重超过环境容量。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全国大部分省区市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氨氮这几个主要指标的排放总量比环境容量都高出不少，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环境超载现象尤为突出，其中PM2.5的排放总量超过环境自净能力的90%以上。尽管“十一五”以来我们花大力气投入污染减排，但减排成效大都被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新增污染负荷所抵消，造成环境质量没有出现明显改善。

环境质量的改善仍将是一个缓慢推进的过程。说进展缓慢，因为我们治污的进程离公众的要求，还有差距。比如我们的能源结构中煤炭仍然占了66%左右。历史积累的旧账还没还完，新账又来了，现在污染复合型、叠加型、压缩型等新情况不断出现，一些新型污染物进一步增加治污的难度。下一步的环境治理我们将面 临不小的挑战，但我们的决心从未动摇。

还有就是，公众环保意识空前增强，目前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对环境权益的诉求处于不断高涨的阶段。老百姓非常关注环境与健康，这是好事，也是时代的特征。半月谈记者：您刚才谈到能源结构中的煤炭比例问题，如何看待煤炭占比居高不下的问题?

周建：能源结构对环境的影响是根本性的，能源结构中煤炭占比高是大气污染的重要成因。能源结构调整是个大事，但也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谈能源结构，目前我们的发展需要煤炭，离不开煤炭。

如何高效清洁地利用煤炭，减少污染排放才是关键。比如，大幅提高煤炭洗选率，加快煤炭就地转化，集中发电后远程输送，加强火电和燃煤锅炉脱硫脱硝除尘设施改造和技术升级。同时，也要不断发展水电、风电、核电和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

雾霾的长距离输送是个重要问题

半月谈记者：如何理解科学治霾、系统治霾?雾霾长距离、远距离输送问题如何破解?

周建：科学治霾就是要根据其构成和产生的原因，分别加以防控和治理。要科学施策，不断加强电厂脱硫脱硝除尘，机动车尾气治理，油品提质，农村散煤整治，也包括居民良好生活习惯的养成等。治霾将是一个艰苦的过程，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这也是“大气十条”所要求的。

科学治霾，必须注重系统性，必须严防严控。雾霾的长距离、远距离输送，是个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比如海南岛，本身没什么工业，但海南为什么会出现雾霾，根据一些机构的研究，远距离输送，对海南雾霾的贡献大概占据了70%。目前雾霾大范围出现，京津冀、长三角已经连成一片，包括山东、山西、内蒙古、湖北、安徽，这是一个大区域，有14个省区市，互相存在输送关系。西南的云贵川渝是一个特定的区域。珠三角、广西、福建，包括港澳地区，又是一个区域。这几个大区域的雾霾长距离输送、大面积覆盖，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状态。所以整个区域的联防联控非常重要，科学治霾，需要相关省份共同施策、目标统一、步调一致、措施到位、调度有序、协调顺畅，对雾霾的系统控制应该进一步实施。地方主要领导要有环境责任

半月谈记者：现在一些地方在试点推进利用干部考核的指挥棒来指导环境问题治理，您如何看待干部的环境责任?

周建：考核是一种行政措施，是一种制度安排，环保考核也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我们淡化GDP考核，强化环保考核，就是要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地方主要领导干部的环境责任。让他们在意识上，理念上加以扭转，不能把GDP作 为唯一的政绩，要把环境、生态、民生等等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也列入综合施政中。环境问题终身责任制在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试点实行。

但是考核也需要一个良纲，政绩考核和环境离任审计等，还有一个科学性的问题，比如指标如何确定，而且环境指标在一些方面量化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们必须增加科学考量的研究。

半月谈记者：这些年除了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的问题也越发引起老百姓的关注，治理土壤污染，重点和难点在哪?

周建：土壤的修复和还原，难度不小，首先是技术上的，全球包括发达国家，也没有找到非常实用有效的技术。其次，成本太高。治理土壤污染目前最有效的措施是把被污染的土壤挖走焚烧、清洗，这样成本都是非常高的。

现在首先要进行摸底、详查，把污染土壤的范围、成因、程度查清楚，对一些污染重的地区，有针对性地采取一些措施。同时，进一步研发治理土壤污染的适 宜技术。土壤污染有各种不同的成因和类型，有砷污染、铜污染、镉污染、汞污染等等。根据各种污染的元素，和污染迁移转化的规律，研究适宜技术，而且，技术 成本要尽量低。

治理的重点，我想首先应该包括会对食品安全产生影响的敏感地区，有些地区就不能再种植庄稼和蔬菜了;其次是跟居民住宅紧密相连的地区;第三就是重化工、重冶炼等老的企业污染场地。

半月谈记者：农村环境综合整治，量大面广，而且对全国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全面小康的实现都有重要影响，您如何看待农村环境问题治理?

周建：农村污染治理，首先要提高当地居民的环境意识，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提高农村居民的生态文明理念。同时加强对乡村重点项目的支 持也非常关键，比如沼气、污水集中治理、规模化养殖的管理、粪便的处理、垃圾的收集转运和处理等项目。我们还要把运行管理的机制建立起来，一般两到三年就 可以见效，就可以长期稳定地推行下去。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实施，一片一片地治理，规模效益就会很快显现出来。环境治理需要法治等综合手段

半月谈记者：环境治理是个综合系统工程，我们应该如何更好地发挥包括法治在内的各种方法和手段的综合作用?

周建：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法治的理念。法治的理念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各个方面。新环保法已经出台了，最高法也有了司法解释，环保部把今年定为环保法实施年。这些都是法治的全流程治理，法治的理念全面提升。其次是市场力量要全面介入。我们以往的GDP里，还没有包括环境污染损害和生态退化的成本。我们要把环境成本的代价纳入生产、流通、消费的各个环节，纳入每个公民的日常支出和每一个企业的运行成本。

第三是提升科技的力量，环境问题治理的科技含量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四是加强政府的有效环境管制。简政放权要放管结合，一方面放权，一方面加强监管，没有政府对环境问题的一些强制性措施，环境污染很难得到有效治理。最后就是调动民众、社团、NGO组织、媒体等社会公众的积极性。多一份关注，多一份力量，全民族的生态文明意识、环境道德意识，就会得到全面提升。

第五篇：半月刊时谈：乡村文明在断裂

姥姥今年90岁，是个慈祥的老人。农历腊月二十三，这天是个好日子，因为乡邻商议这一天给姥姥“挂匾”。姥姥以前是我们这一带的乡村接生员，一辈子 接生过的孩子成百上千，在贫寒的岁月里，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会给一个乡下家庭带来新的希望和欢乐。乡邻们不忘当年恩情，在姥姥90岁高龄时，自发送匾以表谢 意。

姥姥在农村做了40多年的接生员，足迹遍布方圆数十里，经她的手而诞生的孩子有的已经当了爷爷，有的还是年轻后生;有的是朴实农民，有的成了社会精 英。姥姥说，过去我们农村的医疗条件不好，产妇都在家生孩子，每次接生她都要在床前一直守候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有时要跋涉数十里路，有时要惊心动魄地抢 救无呼吸的婴儿……

姥姥当接生员是当年组织的安排。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勤劳能干的姥姥被村干部通知去夜校学习，到了之后才知道是学习为妇女接生。她听从组织安排，安 心学习。尽管她大字不识一个，却学得又好又快。学成之后，姥姥便在乡卫生站做了全职接生员。人民公社时代，接生属于集体劳动，劳动工分就是报酬;分田到户 之后，接生不再属于集体事务，可是由于周围十里八乡都知道姥姥会接生，所以人们还总是来请她，只是这时候不算集体劳动，也就没有正式的报酬。物资匮乏的年代，白面汤是月子里的妇女才能吃到的食物，姥姥时常被人留下喝碗面汤，算是对接生的酬谢。乡村里的许多孩子都是她接生的，从村前到村 后，从本村到外村，人们只要见到姥姥，大老远地就打招呼，不是叫奶奶，就是叫婶子。农民没有什么贵重东西来答谢，姥姥也不图这个，一句奶奶的呼唤，一个欢 乐的笑脸，就能使这个逐渐驼背的慈祥老人畅怀多时。

在我们乡村社会还有很多关于爱戴与尊重的故事。我的爷爷去世10多年了，他是个木匠，祖传的手艺。以前，每家每户的门窗家具、桌椅板凳都需要木匠来 做，于是爷爷为他人“帮工”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候几个壮年劳动力帮工一个月，分文不取。直到父亲这辈儿，为乡邻磨镰刀、磨剪刀、做桌椅板凳、做案板、修 理农具、修理门窗等，都是极其平常的事情。长辈们服务于乡村的劳动自然没有什么报酬，却在劳动中积攒了人情与尊重。

我们村的老村医也是这样，他今年已经70多岁，从集体时代便是赤脚医生，几乎给所有的村民看过病。农村的行医条件非常艰苦，对手脚不灵便的老人他都 上门出诊，也有很多半夜急诊的情况。很多时候，为农民看生理上疾病的同时还要进行精神上的慰藉，一番嘘寒问暖，几句儿女家常，就能把村民的病医好一半。而 农民的生活条件有限，特别是一些困难老人，赊账非常普遍，收不回账的情况时有发生。艰苦的付出使村医也收获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

现在，接生员、木匠等都已经逐渐退出乡村生活的舞台了，可是这些人留给人们的念想却时常浮现。在他们的身上，呈现的不仅仅是某一方面的技艺，更是这 种技艺所代表的守望相助的感情。技艺不断精炼，感情日益积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断增加，乡村社会因而被这种情感之网编织起来。这是一种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人是核心，感情是主导。接生一个新的生命，需要知识与技能，更需要许许多多对于人本身的呵护与关爱。我们出生在一个 充满爱与关怀的乡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又再生产着乡村社会的文化基础。因而，乡村社会的接生员不仅是替人接生，也在无意间形塑了这个关于爱和温情的社会。

然而，如今的乡村社会正在远离那个情感之网的演绎和编织。被“接生”的乡村社会也已经被现代技术和现代理性日益占据。农民发现，迎接一个新生命的到 来，钱就可以办到;互助合作能办的事，钱能够又快又好地办到;治病救人也是钱的交换。一切都可以用钱买到，这在方便我们的同时，也让人与人之间的那份温情 渐渐变淡。

可是，人们怀念这份温情，需要这份温情。于是，一些人便想到了90岁的姥姥多年前的善举。与其说这次“挂匾”是为姥姥歌功颂德，不如说它是乡村社会的“乡愁”，是乡村社会的文化反思。

一个仪式：乡土社会伦理空间

■ 高万芹

我的家乡位于鲁中地区，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孔子家乡比较近的缘故，家里过年的习俗多，规矩也多，每次回家过年都感觉很忙。尤其是大学毕业后，除了 帮助爸妈张罗以外，还要参与各种家门聚会和活动。老妈从腊月二十二开始忙碌，一直到初

六、初七才能空闲下来，其中最忙的是年三十到初二。在家乡，真正的过 年也就是这几天，年三十吃团圆饭、初一磕头拜年、初二送家堂，其中送家堂对一个家门来说是最重要的仪式。按照传统习俗，各家门都要在年三十下午吃完团圆饭后设神位、摆家堂，供祭祀和晚辈敬拜，初一拜年就是跪拜这些神位和灵位，初二送家堂也是送走这些供 奉的神灵和先人。年三十下午，家门内的男丁要去长辈那里帮忙张罗摆设。神位一般是设两个，天地神位和财神神位，天地神位设在庭院，财神神位设在屋内。摆家 堂主要是摆上先人的牌位，一般是去世的三代宗亲。老人抚养儿女长大便是功劳，死后可以与神一样受到家人的敬拜。

初二送“家堂”，家门中的人要通过放鞭炮的仪式送走先人，也意味着过年祭祀活动的结束。初二中午每家每户还要准备一桌子的饭菜，吃完之后，先在自己 家放鞭炮送走天地神灵和先人，然后带上鞭炮去家族内摆家堂的长辈家集合，一起送走先人。我的爷爷在同辈中是老大，因此，爷爷在的时候，每年初二我们全家都 会带上鞭炮到爷爷家集合，五服以内的宗亲也都到他家集合。爷爷很喜欢这样的大家庭聚会，五服以内的亲人到场，看到自家人丁兴旺，听到亲人夸赞他福气好、儿 女孝顺，他就非常高兴。

但是，说不清从何时开始，大家参与的热情有所降低。不只是送家堂，丧葬、先人的忌日，传统的仪式性活动都不再像以前那么隆重。

这些家族仪式会不会随着农村传统伦理的衰落和老一辈的故去而消失?老妈认为不会，送家堂不该取消，应该被传承。每次送家堂，老妈都很累，忙这忙那，还一定要我们姐弟打扮得体去参与，好像就是为了让先人和亲人看看我们三个。在她看来，我们姐弟三个站在一起就是一道风景，虽然现在我们三个都没有什么大成 就，但抚养我们三个不容易，苦尽虽未甘来，却也看到了希望。

老爸也兴致勃勃地参与这样的活动。老爸很早就跟着爷爷做这些事情，他对逝去不久的爷爷奶奶感情深厚，忙里忙外也是尽一份孝心，当然作为家门的一分 子，他也理应尽责。然而，他一遍遍地跑来跑去，尽心尽力，不仅仅是责任的问题，他在摆家堂、送家堂的仪式活动中，很有存在感和意义感。在他眼中，一个年就 是在这些仪式的忙碌中，才有年味。

老爸老妈之所以认为送家堂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相信尘世的幸福生活要靠神灵和先人的保佑，对于神灵和先人，他们不敢不敬，也不敢 不畏，害怕自己的行为触怒他们，把灾难降临到家人头上。他们年年祈求神灵保佑我们姐弟发大财、当大官，年年失望，却仍然年年祈祷，这份希望，强大而坚韧，即使遇到困难也永不泯灭。

我不知道他们的力量来自哪里，他们对待生活和压力为何如此乐观，直到大姑的几句话把我点醒。她说人在拉巴(养育)孩子的时候“最有劲”，只要人生任 务没有完成，儿女没有成家立业，父母总是能够使出全身力气为孩子打拼，“心气”高得很，再多困难也不怕，不图别的，就希望自己的儿女过得好，自己脸上有 光。在我们这里时常听到有父母把“任务”和“退休”挂在嘴边——等到儿女成家立业，日子过得安稳，老一辈就算完成了人生“任务”，可以光荣“退休”了。儿女和家族亲情作为他们的堡垒和支撑，让老一辈在经历人事变迁和面对困难时保持乐观和坚韧，让他们在应对现代性冲击时不至于无依无靠，没有了精神家园。仪式是这种人生价值和意义的集中体现，生活也就在这些仪式中铺陈着、舒展着。送家堂就是这些仪式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一年一度的送家堂是一场家门聚会，它维系着生命传承的神圣感，维系着家族血脉的亲情，给人以依靠和温暖。与此 同时，它也在亲人之间形成一种舆论场，优秀的家族成员得到褒扬，有过失的受到批评教育，伦理价值由此潜移默化被传承。此外，它还创造了一个压力释放空间。它让人们在先人和亲人面前敞开心扉，诉说一年的酸甜苦辣，得到安慰和鼓励，对未来重新充满希望。这样的仪式，是一种纽带，一种关联方式，让人们不至于过度 个体化，在适应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不至于无所适从。

送家堂的仪式虽然不像以前那么隆重，却仍然是乡土社会的重要一环。如果连这样的仪式都没有了，年可就真的没有年味了。没有了一年一度与自己的内心，与亲人交流、对话的机会，过年就丧失了作为生活加油站的作用，作为不断向家门内所有人灌输道德和伦理准绳的机会。

农村的伦理生活确实在“日新月异”中走向衰落，但是，只要家庭和生儿育女的伦理价值在农民的生活中仍然占据重要地位，这些仪式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因为它们维系家门的团结和认知，编制农民生活的意义网络，也告诉世人和后辈，生养是一种神圣的行为，为人父母是有巨大功劳的，应该得到后辈的孝敬，死后也 应该被隆重祭奠。

一个字：观念冲突闹出了人命

■ 杨春滋

农历腊月二十一，妈妈突然接到她大伯去世的消息。妈妈觉得很不理解，因为腊月十九亲戚们刚去参加他曾孙的满月酒席。当时老人身体健康、精神也很好。很快，妈妈就从亲戚那儿得知，老人是上吊自杀的。

母亲的大伯从小居住在村里，靠种地为生，共养育了两个儿子，是夏姓家族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人。去年冬，他年满八十九岁，又喜得曾孙子，成为村中 唯一的四代同堂的家庭。腊月十九，夏家的三层楼房张灯结彩，鞭炮阵阵。在外打工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带着曾孙回来了，为曾孙办“满月酒”。由于夏家在 村中的影响，亲友、乡邻都赶来贺喜，共摆了43桌酒席。

当晚，老人向儿子问起曾孙取名的事，儿子告诉他：曾孙姓夏，考虑到媳妇是独生子女，就取了媳妇的姓作为名字的第二个字，代替了家族中本来的辈分 “书”。老人听后非常气愤，当着部分未走的亲戚说：姓夏的生的儿子从来都是依辈取名的，不能乱辈。儿子说：一辈管一辈，只要姓夏，不按辈分没有多大事，现 在好多人都不按辈分起名。由于两人都是火爆脾气，越争越急，互不让步。说到激动处，老人骂起儿子，骂了很多难听的话，儿子觉得没有面子，就推了老人一掌。老人气得要打儿子…… 老人怒气未平，觉得孙子是自己一手带大的，平时最听话，又喊来孙子，问曾孙的名字是谁起的，怎么连辈分都不依。孙子说：爷爷，名字是我起的，不能怪爸妈。老人一听火更大，又提起椅子要打孙子……

第二天一早，儿子跑到镇上，请大哥(老人的大儿子)将老人接到家里消消气，孙子则驾车办年货去了。腊月二十一中午回到家中，发现老人已在楼房客厅穿戴整齐悬梁自尽了。

安葬完老人，村里人、亲友们议论颇多。有的说，老人太固执，为争曾孙的辈分，选择自尽的方式，有点极端。有的人也私下指责，儿子、孙子不孝，为曾孙 的辈分闹出了人命，让一个高寿老人不能善终。老人的弟弟们岁数也都不小了，赶来为长兄送行。老人的七弟说，“小事打破大缸”，吵是吵，闹是闹，不能闹出人 命来，这一闹，让侄儿、侄孙在村里抬不起头来，夏家老兄弟们在村里都觉得没面子。

看起来只是姓名之争，其实是家庭中新旧权威的冲突，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儿子外出打工挣钱后，成为家里的经济支柱，不再那么顺从老父亲的严格 要求，想用自己的方式来经营生活，也不想承担宗族责任和义务，只想过好自己家的小日子。但在老父亲的眼里，这是忘本、不仁义，这是对他的不尊重和挑战，心 中难以接受。更深层的问题是，儿孙长期在外打工，接触各种人和事，思想和生活都已经和现代生活接轨，他们不再想遵守传统的规则和约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 为可能产生的后果，也不明白这些秩序对老人的意义。

这个悲剧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它只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表现出目前在农村广泛存在的观念冲突、情感撞击。传统价值受到巨大的冲击，在农村尤其 是农村的代际矛盾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新旧价值的交锋中，人们要面对许多矛盾、困惑、痛苦，如何尽快走出这一境地，整合新旧价值，促进代际沟通理解，确实 引人深思啊!

一副牌：何处寻找乡村新文化

■ 冷波

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打工了，只有过年的时候，人才是满满当当的。他们回得晚，走得早，过去的乡间文化娱乐活动早已无人问津，什么样的年味才能满 足这些短暂停留的“客人”?摆一张桌子，有人端茶倒水，有人递烟分瓜子，有人陪聊陪玩，再加上一副扑克，整个待客之道就形成了。旧的文化活动衰败了，村里 人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年，而乡村还无法承载城里的文化活动，于是就自发形成了牌文化以消磨时间。

我的村子是单姓村，相对其他村子要大一些，人口也多一些。周围的一些小村子，人口少，这几年冷清得很。走亲访友的时候，我听一些人说，住在小村子没意思，不好玩，村子没有生气。然而，在我的村子，人们就觉得很好玩，因为随时都可以聚众打牌，哪怕在平常，村中也是打牌不断。村里的旧集体活动衰败后，人们自发地形成了以打牌为主的新集体活动。以前的活动，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现在的活动，男女老少依然都可以参与。打工者过年回家最多一个月的时间，主要就是通过打牌实现互动。

牌桌是个舞台，有主角有观众。男女老少皆会打牌，不同的牌桌是不同的舞台，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技术流的、有玩刺激的、有生马子的、有玩表情 的等。技术流的人能掐会算，火眼金睛，一眼就能洞穿别人的牌;玩刺激的人，出手狠，不琢磨就砸钱;生马子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不按常理出牌，很克技术流;玩 表情的人，有好牌装可怜，没好牌装牛气，和他方观众眉来眼去获取信息。打牌也“分群体”，也需要“志同道合”，除了个别女的和男的一起打牌，一般来说，男 女不同桌，男的玩得凶狠些，女的玩得温柔些，小孩子玩得随意些。

你在那儿看他们打牌，喜怒哀乐一览无余，有拿了一手好牌沾沾自喜的，有出错一张牌悔恨难当的，有一手烂牌捋不顺而唉声叹气的，有封人之牌自己却被封 而愤怒不已的。打牌者精神抖擞地奋战，观战者更加有劲头，叫喊声、数落声不绝于耳。主角在自我展示中，显示了神通，发泄了情绪;观众在围观中，打发了时 间，获得了谈资。在展示与观看的过程中，牌桌周围形成了一个舆论场，玩得好的会得到观众的赞许，玩得差的会成为观众的笑谈，肯为大家打牌出钱出力组织的人 一定十分受欢迎，这也会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声誉。

在村里，打牌满足着群体性活动的需求，看起来既有凝聚力又有影响力。但是，这就是新的乡村文化吗?旧的乡村文化衰落了，新的乡村文化真的应该是这副模样吗?农村究竟应该有怎样的文化和娱乐?像我村子这样的牌文化是对旧文化的正常替代，还是一种畸形文化?